@新昌仁慧 2015-09-09 15:58:51
对罗章龙等人的这些活动，米夫、王明等经与共产国际汇报后，商议之下，即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措施。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的决议案》。几天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将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韩连会等“罗派骨干”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中共各省、市、区委也纷纷采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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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这些工人党员哪里理解得了？

@饭桶饿死鬼 2015-09-09 18:55:44
@zhaoyu1027 西方党史专家把主席称为“革命企业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出身农商世家，8岁学习算盘，13岁管账，是一个小商人，1910年17岁那年外去读书才没干了。主席有搞经济搞商业的天赋，却没有多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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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得对，从毛主席政治运作中精于计算看，他应该是有经商天赋的。

第三十章 柳暗花明
总理和汉卿峰会，从1936年4月9日，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3时，持续近6小时。由于参加会谈者只有总理、汉卿、克农、王以哲和时任汉卿秘书的刘鼎五人，但王次年2月即被杀，周、李二人又未留下关于会谈个人回忆，所以会谈大致内容，只能从总理给中央报告（也就是正统党史），以及张、刘二人回忆里了解。
正统党史说，中央之前已电告汉卿，会谈内容共有：停止内战、红军全部集中到河北省、组建国防政府步骤、派员赴莫斯科及红军与东北军停战通商五项。会谈结束后，总理向中央报告双方共识共八项：（1）汉卿同意组织国防政府是中国唯一出路看法。（2）汉卿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二、四方面军北上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汉卿愿任斡旋之责。（3）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代表由汉卿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4）汉卿同意停止内战，并认为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5）在汉卿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老蒋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准备派王以哲军入肤施（即延安），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6）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汉卿代办，子弹可由汉卿供给。（7）双方互派代表常驻。（8）汉卿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然而，汉卿在1956年奉老蒋之命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里，却说该次会谈只是谈如何使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改编问题。尽管当时他被老蒋控制，有出于保命免灾动机编造嫌疑，但实为因被捕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刘鼎，在1975年的回忆笔记里，除重述正统党史内容外，也说汉卿曾劝说过中共联蒋抗日。
笔者据此认为，总理和汉卿都没有捏造事实，只不过各自表述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内容。把他们表述放在一起，再加上刘鼎佐证，基本就是延安会谈全貌了。其中，汉卿坚持要谈联蒋抗日，是因为他深知通过中共寻求苏援是招险棋，万一谈不成而中共又去老蒋那里离间，自己对老蒋也好有个交代（这个交代日后果然派上了用场），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而主席显然也看到了汉卿这一苦衷，故早在克农与汉卿接触时，就定下了不能因汉卿不同意反蒋就与他争执的谈判原则。
由于被授予了这个灵活性，总理便能在会谈中，用相当坦诚态度与汉卿交换意见，并很快凭着诚恳热情的人格魅力（总理甚至表示，如果汉卿仍然怀疑中共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用意，他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征服了汉卿。再加上红军已通过解除甘泉之围、协助东北军换防和向延安城守军运送粮草等行动，表达了合作诚意，汉卿对中共有了相当程度信任。双方终于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形成若干条共识。主席和总理奠定的这种谈判风格，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很好地发扬和传承，至今仍是我国外交谈判风格主基调。
汉卿对会谈结果还是比较满意，他当即以个人名义向中共捐赠银元5万块，还送总理一本《申报》出版的精确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可用于指挥军事作战），作为留念。
收到总理汇报后，主席为考验汉卿诚意，也提出了多项要求，主要有允许红军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及无线电兵工厂器材、中西药品等战略物资，刘鼎身份由汉卿秘书转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允许戴季英借道去陕南红74师处巡视等。而转换刘鼎身份这一妙招，为汉卿很快向中共吐露实情，提供了可行途径。
果然，刘鼎刚刚重新以中共党员身份，向洛甫等中央领导汇报完工作回到西安，汉卿就找他谈话。谈话内容相当惊人。大意是，汉卿已不能忍受老蒋压迫，准备应东北军将士要求，以抗日爱国为旗帜，把整个西北地区全部拿到手，可能的话还要获得东面豫冀两省，为此不惜与老蒋一战。不过，他眼下先要在部队中培养新型骨干，还得把虎城和马家军这些西北实力派、山西阎锡山以及蓝衣社派驻西安特务，都拉到自己一边来。因此，他还要准备半年，等11月份就能付诸行动了。此外，汉卿还给了刘鼎一本在东北军内部发行、名叫《活路》的小册子，里面记载了这些思想，以说明他早有此意。
汉卿在短短半个月里，就扯掉拥蒋面纱，露出反蒋真面目，是有原因的。据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红军东征不利，正在全部退回陕北，而老蒋调兵遣将，企图围剿陕北苏区紧张形势有关。在汉卿看来，如果再不向中共挑明自己意图，万一红军在老蒋逼迫下远走高飞，则拉苏援自强战略规划就要落空，不如赶紧把事情挑明。当然作为东北人，汉卿很在乎社会评价，在挑明反蒋意图之前，必须找到是老蒋有负自己而非自己有负老蒋的依据。而恰在这时，汉卿向老蒋申请抚恤死在红军手里的东北军110、109两师师长家属各十万元之事，有了“碍难照准”结果。于是，他便找到了自己面子还不值二十万元的理由，心安理得地向中共露了底，以共图大事。当然，汉卿选择刘鼎这个两面人透底，也有深意。因为刘肯定会向中共汇报，中共如果赞同，进一步前来接洽，那是好也不过了。中共即使不赞同，那也只是他与部下说的私房话被中共偷听去了，他本人并未向中共提什么，并不担心画虎不成反类犬。
果然，刘鼎一面劝汉卿直接把这些想法告诉总理和克农，请他们出谋划策；一面于4日27日和29日，用隐语分别给总理和克农写信，详细汇报了汉卿谈话内容。刘鼎可能还把此事告诉了已被派到西安做统战工作的朱理治，朱也在5月7日将此事电告中央。与此同时，急不可耐的汉卿也按刘鼎建议，于5月5日直接致电中共，要求与总理再度会面，共商抗日反蒋大事。
汉卿终于露出底牌，既在主席预料之中，又给东征遇阻的他雪中送炭。此前，主席已建议中央在延川县交口太相寺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盘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于是，他就在会上以这个题目做了长篇报告，及时向中央核心成员通报了汉卿表态反蒋这个重大利好，并站在全国政治形势高度告诉大家，革命形势非但不悲观，而且因中共高举抗日统一战线大旗，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目前策略应该联合东北军，接通苏联、外蒙，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为此，主席在军事策略方面，建议红军野战部队先西征，把老蒋部队调到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在统战方面，同意总理尽快去延安，与汉卿举行二次会晤。
会议同意了主席提议，决定会后派总理去延安会晤汉卿。总理于5月12日赶到离延安20里的川口，在当晚入延安城与汉卿连夜会谈。13日晨结束会谈后，总理又马不停蹄回到延川，向仍在那里筹划西征事宜的主席、彭总，口头汇报会谈过程，故这次会谈没有留下书证。根据以后双方往来电报可知，会谈至少涉及四方面内容：（1）东北军反蒋行动具体准备；（2）双方向各地方实力派统战的办法；（3）红军与东北军今后共同行动方针；（4）为应付老蒋剿共指令，红军应允许东北军在苏区修筑碉堡（在此之前，两军曾因在直罗镇一带筑碉堡，发生过冲突）。而笔者认为，在这四方面内容里，总理应该又给汉卿灌了不少米汤，肯定着重强调了苏援可靠性和中共对汉卿的拥戴。

第三十章 柳暗花明
总理和汉卿峰会，从1936年4月9日，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3时，持续近6小时。由于参加会谈者只有总理、汉卿、克农、王以哲和时任汉卿秘书的刘鼎五人，但王次年2月即被杀，周、李二人又未留下关于会谈个人回忆，所以会谈大致内容，只能从总理给中央报告（也就是正统党史），以及张、刘二人回忆里了解。
正统党史说，中央之前已电告汉卿，会谈内容共有：停止内战、红军全部集中到河北省、组建国防政府步骤、派员赴莫斯科及红军与东北军停战通商五项。会谈结束后，总理向中央报告双方共识共八项：（1）汉卿同意组织国防政府是中国唯一出路看法。（2）汉卿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二、四方面军北上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汉卿愿任斡旋之责。（3）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代表由汉卿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4）汉卿同意停止内战，并认为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5）在汉卿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老蒋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准备派王以哲军入肤施（即延安），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6）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汉卿代办，子弹可由汉卿供给。（7）双方互派代表常驻。（8）汉卿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然而，汉卿在1956年奉老蒋之命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里，却说该次会谈只是谈如何使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改编问题。尽管当时他被老蒋控制，有出于保命免灾动机编造嫌疑，但实为因被捕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刘鼎，在1975年的回忆笔记里，除重述正统党史内容外，也说汉卿曾劝说过中共联蒋抗日。
笔者据此认为，总理和汉卿都没有捏造事实，只不过各自表述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内容。把他们表述放在一起，再加上刘鼎佐证，基本就是延安会谈全貌了。其中，汉卿坚持要谈联蒋抗日，是因为他深知通过中共寻求苏援是招险棋，万一谈不成而中共又去老蒋那里离间，自己对老蒋也好有个交代（这个交代日后果然派上了用场），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而主席显然也看到了汉卿这一苦衷，故早在克农与汉卿接触时，就定下了不能因汉卿不同意反蒋就与他争执的谈判原则。
由于被授予了这个灵活性，总理便能在会谈中，用相当坦诚态度与汉卿交换意见，并很快凭着诚恳热情的人格魅力（总理甚至表示，如果汉卿仍然怀疑中共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用意，他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征服了汉卿。再加上红军已通过解除甘泉之围、协助东北军换防和向延安城守军运送粮草等行动，表达了合作诚意，汉卿对中共有了相当程度信任。双方终于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形成若干条共识。主席和总理奠定的这种谈判风格，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很好地发扬和传承，至今仍是我国外交谈判风格主基调。
汉卿对会谈结果还是比较满意，他当即以个人名义向中共捐赠银元5万块，还送总理一本《申报》出版的精确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可用于指挥军事作战），作为留念。
收到总理汇报后，主席为考验汉卿诚意，也提出了多项要求，主要有允许红军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及无线电兵工厂器材、中西药品等战略物资，刘鼎身份由汉卿秘书转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允许戴季英借道去陕南红74师处巡视等。而转换刘鼎身份这一妙招，为汉卿很快向中共吐露实情，提供了可行途径。
果然，刘鼎刚刚重新以中共党员身份，向洛甫等中央领导汇报完工作回到西安，汉卿就找他谈话。谈话内容相当惊人。大意是，汉卿已不能忍受老蒋压迫，准备应东北军将士要求，以抗日爱国为旗帜，把整个西北地区全部拿到手，可能的话还要获得东面豫冀两省，为此不惜与老蒋一战。不过，他眼下先要在部队中培养新型骨干，还得把虎城和马家军这些西北实力派、山西阎锡山以及蓝衣社派驻西安特务，都拉到自己一边来。因此，他还要准备半年，等11月份就能付诸行动了。此外，汉卿还给了刘鼎一本在东北军内部发行、名叫《活路》的小册子，里面记载了这些思想，以说明他早有此意。
汉卿在短短半个月里，就扯掉拥蒋面纱，露出反蒋真面目，是有原因的。据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红军东征不利，正在全部退回陕北，而老蒋调兵遣将，企图围剿陕北苏区紧张形势有关。在汉卿看来，如果再不向中共挑明自己意图，万一红军在老蒋逼迫下远走高飞，则拉苏援自强战略规划就要落空，不如赶紧把事情挑明。当然作为东北人，汉卿很在乎社会评价，在挑明反蒋意图之前，必须找到是老蒋有负自己而非自己有负老蒋的依据。而恰在这时，汉卿向老蒋申请抚恤死在红军手里的东北军110、109两师师长家属各十万元之事，有了“碍难照准”结果。于是，他便找到了自己面子还不值二十万元的理由，心安理得地向中共露了底，以共图大事。当然，汉卿选择刘鼎这个两面人透底，也有深意。因为刘肯定会向中共汇报，中共如果赞同，进一步前来接洽，那是好也不过了。中共即使不赞同，那也只是他与部下说的私房话被中共偷听去了，他本人并未向中共提什么，并不担心画虎不成反类犬。
果然，刘鼎一面劝汉卿直接把这些想法告诉总理和克农，请他们出谋划策；一面于4日27日和29日，用隐语分别给总理和克农写信，详细汇报了汉卿谈话内容。刘鼎可能还把此事告诉了已被派到西安做统战工作的朱理治，朱也在5月7日将此事电告中央。与此同时，急不可耐的汉卿也按刘鼎建议，于5月5日直接致电中共，要求与总理再度会面，共商抗日反蒋大事。
汉卿终于露出底牌，既在主席预料之中，又给东征遇阻的他雪中送炭。此前，主席已建议中央在延川县交口太相寺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盘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于是，他就在会上以这个题目做了长篇报告，及时向中央核心成员通报了汉卿表态反蒋这个重大利好，并站在全国政治形势高度告诉大家，革命形势非但不悲观，而且因中共高举抗日统一战线大旗，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目前策略应该联合东北军，接通苏联、外蒙，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为此，主席在军事策略方面，建议红军野战部队先西征，把老蒋部队调到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在统战方面，同意总理尽快去延安，与汉卿举行二次会晤。
会议同意了主席提议，决定会后派总理去延安会晤汉卿。总理于5月12日赶到离延安20里的川口，在当晚入延安城与汉卿连夜会谈。13日晨结束会谈后，总理又马不停蹄回到延川，向仍在那里筹划西征事宜的主席、彭总，口头汇报会谈过程，故这次会谈没有留下书证。根据以后双方往来电报可知，会谈至少涉及四方面内容：（1）东北军反蒋行动具体准备；（2）双方向各地方实力派统战的办法；（3）红军与东北军今后共同行动方针；（4）为应付老蒋剿共指令，红军应允许东北军在苏区修筑碉堡（在此之前，两军曾因在直罗镇一带筑碉堡，发生过冲突）。而笔者认为，在这四方面内容里，总理应该又给汉卿灌了不少米汤，肯定着重强调了苏援可靠性和中共对汉卿的拥戴。

总理的汇报应该让主席断定，对汉卿的忽悠已取得决定性成功，接下来是扩大战果的时候了。对此，主席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落实西征，5月18日，主席、总理、彭总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3000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总任司令员兼政委（对前途持悲观态度的林总，则调离野战部队，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军，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第二件事是加大统战力度，从5月25日开始，主席先后给阎锡山、高桂滋、杨虎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蔡元培等国民党地方中央实权人物写了信（均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试图或成功地与他们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至于第三件事，则是促成二、四方面军北上，帮助兵力单薄的一方面军，作打通国际线努力。5月20日和25日，主席以中央名义两次致电国焘，向他通报游说汉卿成功的消息，以及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设想。以此敦促国焘整合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力量，迅速北上甘肃、宁夏，与一方面军共同打通国际援助通道。为打消国焘疑虑，主席还称“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大局面”。当然，此话其实是实中带虚。所谓实，国际确实前后派了6批次的人，回国找中共中央。其中，张浩、阎红彦、刘长胜三人次，都在此电以前到达陕北，三四次派人来找事实存在。但所谓虚，国际派人来找的目的，只是恢复与中央联系而已，至于与汉卿联盟、在西北成大局面这些事，他们闻所未闻，更谈不上什么“希望”。
那么，之前一直视北上为畏途的国焘，接到电报后又采取怎样态度呢？出乎意料之外，他这次同意北上。原来，他在南下过程中，吃足了缺衣少粮苦头。自从百丈战斗失利以后，四方面军不再有力量攻取康定、泸定，因而当不成红色刘文辉，只能一面巩固夹金山以北懋功、丹巴牧业区，一面在夹金山以南天全、宝兴、芦山农业区，乘敌军尚未进攻之时，加紧通过打土豪筹集粮食运往牧区。果然，到1936年2月初，老蒋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加上刘湘部主力，开始向天、宝、芦三角地带进攻。国焘既然一贯以向边远地区退却为基本战略，当然好汉不吃眼前亏，遂制定出《康道炉战役计划》，让红军于2月21、22两日退出农区，重新翻越夹金山，到西康高原上攻城（其实那里只有寨）掠地去了。
国民党军在道孚、炉霍一带根本就没什么力量，从红30军于3月1日占领道孚起，只用了一个多月，红军就占领了东起懋功、西到金沙江、南至瞻化泰宁、北界草地广大地区（基本囊括了现在四川省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但最大战果只是俘虏了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及电台一部而已。此后，无论东面刘湘，南面刘文辉，还是西面西藏噶厦军队，都未对红军发动进攻。国焘在理论上可以安做甘孜王了。
但是，红军所占之地虽大，人口却极为稀少（即使在13亿人的现在，也不过170万人口，按此比例推算，当时人口充其量不过六十多万），而且还是游牧区，所产口粮甚少。没奈何，国焘只能不停地带着红军将士，翻过这个雪山，去那片草原。这倒不是在敌人进攻下撤退，而是眼看一处牛羊快吃光了（从农区搞来的粮食在更早时就吃光了），就赶紧转移到下一处再吃。这么个吃法当然严重损害当地藏族人民利益，以至于国焘自己也不得不在回忆录里承认，甘孜活佛曾对红军说，“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可就算藏民已经吃不消了，牛羊肉还是不够红军吃，他们不得不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至此，国焘才深切体会到，不跟着中央北上有多么失策。
当然，国焘也不是傻瓜，收到张浩来电，了解到《八一宣言》精神以后，也依样画葫芦（他其实本来就有此创意），派人经康定与四川（想必就是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之流）、云南（应该就是龙云）军阀，接洽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接济（至少允许通商）。但这种努力不是落空，就是毫无反应。这也难怪，尽管刘湘等川中军阀也和汉卿一样，有获取苏援强烈愿望。但他们从1933年开始，跟国焘从四川北边打到西边，对国焘底细摸得一清二楚。在他们眼里，国焘此时来谈抗日，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也是西康不能留的原因之一），哪会理睬。至于龙云虽与国焘没打过交道，但他离苏联很远，离越南很近，除非跟他谈法援才会有兴趣。
正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时，却见张浩从陕北来电建议，双方都放弃中央名号，由他暂时担任联络人。国焘遂借坡下驴，跟本来要通缉的主席他们重新称兄道弟起来，并不断互通绝密信息。故此时，他看到中央真的在西北搞出了名堂，不禁也动了北上念头。至于到了陕北会不会遭主席报复，国焘一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二来自认为吓走中央之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看上去还是自己占理。只要此事内幕不暴露，充其量就是个“人民内部矛盾”，官司打到国际那里都不害怕。有此想法壮胆，国焘决心率四方面军北上。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得先留在原地，等二、六军团前来会合，然后一起出发。
说到这里，就必须回到1934年10月24日，原原本本叙述一下红二、六军团战斗历程了。当时会师后当务之急，是确立军事指挥体系。随六军团到来的中央代表弼时，担任编有二师四团的二军团政委，贺帅为军团长，关向应（以后简称向应）为副政委；六军团则被编为三个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由于任、贺、关资历远远高于萧、王，故虽未成立统一指挥体系，却在实际上已形成了任、贺、关为主的领导核心。
新形成的领导核心经商议后决定，两军团集中进军湘西，开辟新根据地。他们于1934年10月27日，致电已在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在次日从今重庆市秀山县境内南腰界出发，向湘西进发（留下的黔东独立师八百多人于11月在敌人进攻下失败，政委段苏权负伤后突围归队）。然而，当时三人团还指望六军团继续给中央红军打前站，他们抢先在26日致电任、萧、王（二军团无电台），要求两个军团按中央指示分开活动。但这两个吃尽苦头的军团，深知合则存分则亡道理，遂以包括以夏曦在内的六人联名回电中央，要求先集中行动，等打开局面后再分开。之后，他们不等中央回电，便取道酉阳、保靖，于11月7日占领湘西北要地永顺城。

总理的汇报应该让主席断定，对汉卿的忽悠已取得决定性成功，接下来是扩大战果的时候了。对此，主席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落实西征，5月18日，主席、总理、彭总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3000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总任司令员兼政委（对前途持悲观态度的林总，则调离野战部队，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军，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第二件事是加大统战力度，从5月25日开始，主席先后给阎锡山、高桂滋、杨虎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蔡元培等国民党地方中央实权人物写了信（均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试图或成功地与他们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至于第三件事，则是促成二、四方面军北上，帮助兵力单薄的一方面军，作打通国际线努力。5月20日和25日，主席以中央名义两次致电国焘，向他通报游说汉卿成功的消息，以及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设想。以此敦促国焘整合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力量，迅速北上甘肃、宁夏，与一方面军共同打通国际援助通道。为打消国焘疑虑，主席还称“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大局面”。当然，此话其实是实中带虚。所谓实，国际确实前后派了6批次的人，回国找中共中央。其中，张浩、阎红彦、刘长胜三人次，都在此电以前到达陕北，三四次派人来找事实存在。但所谓虚，国际派人来找的目的，只是恢复与中央联系而已，至于与汉卿联盟、在西北成大局面这些事，他们闻所未闻，更谈不上什么“希望”。
那么，之前一直视北上为畏途的国焘，接到电报后又采取怎样态度呢？出乎意料之外，他这次同意北上。原来，他在南下过程中，吃足了缺衣少粮苦头。自从百丈战斗失利以后，四方面军不再有力量攻取康定、泸定，因而当不成红色刘文辉，只能一面巩固夹金山以北懋功、丹巴牧业区，一面在夹金山以南天全、宝兴、芦山农业区，乘敌军尚未进攻之时，加紧通过打土豪筹集粮食运往牧区。果然，到1936年2月初，老蒋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加上刘湘部主力，开始向天、宝、芦三角地带进攻。国焘既然一贯以向边远地区退却为基本战略，当然好汉不吃眼前亏，遂制定出《康道炉战役计划》，让红军于2月21、22两日退出农区，重新翻越夹金山，到西康高原上攻城（其实那里只有寨）掠地去了。
国民党军在道孚、炉霍一带根本就没什么力量，从红30军于3月1日占领道孚起，只用了一个多月，红军就占领了东起懋功、西到金沙江、南至瞻化泰宁、北界草地广大地区（基本囊括了现在四川省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但最大战果只是俘虏了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及电台一部而已。此后，无论东面刘湘，南面刘文辉，还是西面西藏噶厦军队，都未对红军发动进攻。国焘在理论上可以安做甘孜王了。
但是，红军所占之地虽大，人口却极为稀少（即使在13亿人的现在，也不过170万人口，按此比例推算，当时人口充其量不过六十多万），而且还是游牧区，所产口粮甚少。没奈何，国焘只能不停地带着红军将士，翻过这个雪山，去那片草原。这倒不是在敌人进攻下撤退，而是眼看一处牛羊快吃光了（从农区搞来的粮食在更早时就吃光了），就赶紧转移到下一处再吃。这么个吃法当然严重损害当地藏族人民利益，以至于国焘自己也不得不在回忆录里承认，甘孜活佛曾对红军说，“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可就算藏民已经吃不消了，牛羊肉还是不够红军吃，他们不得不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至此，国焘才深切体会到，不跟着中央北上有多么失策。
当然，国焘也不是傻瓜，收到张浩来电，了解到《八一宣言》精神以后，也依样画葫芦（他其实本来就有此创意），派人经康定与四川（想必就是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之流）、云南（应该就是龙云）军阀，接洽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接济（至少允许通商）。但这种努力不是落空，就是毫无反应。这也难怪，尽管刘湘等川中军阀也和汉卿一样，有获取苏援强烈愿望。但他们从1933年开始，跟国焘从四川北边打到西边，对国焘底细摸得一清二楚。在他们眼里，国焘此时来谈抗日，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也是西康不能留的原因之一），哪会理睬。至于龙云虽与国焘没打过交道，但他离苏联很远，离越南很近，除非跟他谈法援才会有兴趣。
正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时，却见张浩从陕北来电建议，双方都放弃中央名号，由他暂时担任联络人。国焘遂借坡下驴，跟本来要通缉的主席他们重新称兄道弟起来，并不断互通绝密信息。故此时，他看到中央真的在西北搞出了名堂，不禁也动了北上念头。至于到了陕北会不会遭主席报复，国焘一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二来自认为吓走中央之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看上去还是自己占理。只要此事内幕不暴露，充其量就是个“人民内部矛盾”，官司打到国际那里都不害怕。有此想法壮胆，国焘决心率四方面军北上。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得先留在原地，等二、六军团前来会合，然后一起出发。
说到这里，就必须回到1934年10月24日，原原本本叙述一下红二、六军团战斗历程了。当时会师后当务之急，是确立军事指挥体系。随六军团到来的中央代表弼时，担任编有二师四团的二军团政委，贺帅为军团长，关向应（以后简称向应）为副政委；六军团则被编为三个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由于任、贺、关资历远远高于萧、王，故虽未成立统一指挥体系，却在实际上已形成了任、贺、关为主的领导核心。
新形成的领导核心经商议后决定，两军团集中进军湘西，开辟新根据地。他们于1934年10月27日，致电已在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在次日从今重庆市秀山县境内南腰界出发，向湘西进发（留下的黔东独立师八百多人于11月在敌人进攻下失败，政委段苏权负伤后突围归队）。然而，当时三人团还指望六军团继续给中央红军打前站，他们抢先在26日致电任、萧、王（二军团无电台），要求两个军团按中央指示分开活动。但这两个吃尽苦头的军团，深知合则存分则亡道理，遂以包括以夏曦在内的六人联名回电中央，要求先集中行动，等打开局面后再分开。之后，他们不等中央回电，便取道酉阳、保靖，于11月7日占领湘西北要地永顺城。

红军在永顺休整了七天，期间召开召开了两军团领导人会议，批判了夏曦逃跑主义和取消主义错误，并致电中央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和分革军委主席职务。不过，还没等中央回复，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派出十个团共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要按贺帅以往打法，无非是有把握就正面硬顶，无把握就撤退。但六军团颠覆了这一切，萧克在一方面军虽非出类拔萃将领，但却给这里的红军带来了新战法。于是，红军于11月13日主动撤出永顺后，以区区八千之众，采用诱敌深入、伏而歼之再乘胜追击战法，于11日基本上消灭陈渠珍部三个旅，俘敌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多支，取得了龙家寨大捷。就在同一天，长征中的中央复电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由弼时任书记。复电虽基本同意对夏曦错误定性，但仍主张夏曦担任省委委员。
自此，陈渠珍部遭遇毁灭性打击，无力威胁红军。红军乘胜占领大庸（也就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张家界市）、桑植等地。之后，根据按中央11月25日指示，红军以弼时、王震率一部留守新区，主力随贺帅、萧克于12月初南下，并在7日袭击了沅陵。但由于多达四个团的守军早有准备，攻击未能得手。红军不顾中央阻止，迅速转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常德方向。结果在16日浯溪河战斗中，歼敌一个团另两个营，击溃一个团，并乘胜于17日包围常德。迫使何键从追击中央红军部队里抽调三个师，老蒋从江西抽调一个师驰援常德。此外，鄂敌三个师两个旅，以及老蒋两个师，也停止围攻中央红军，转往湘西。至此，二、六军团为减轻中央红军压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进军贵州，对二、六军团配合要求不再那么高了。贺帅便率主力于1935年1月初，回到大庸、永顺一带休整。乘敌人暂未发动围剿，根据地内部通过党和政权建设，将土地革命、扩红和剿匪进行得有声有色。到2月初，两军团兵力已达11700多人，此外还有地方武装3000多人，后方人员1150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在此期间，又举行了丁家溶会议，对夏曦进一步批判。按会议定的调子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但中央在3月31日来电中，认为会议夸大了夏曦错误，强调他必须留在领导机关内工作。这样到了5月，夏曦被惯于烧冷灶的王震（此公去中央苏区开会时，曾特意提大公鸡看望失势的主席，让主席终生难忘。日后，他还将烧下放江西的小平冷灶），请到六军团当了政治部主任。
2月初，刚刚完成内部整合的二、六军团，又面临敌人重兵围剿。老蒋这次调集的兵力，光正规军就有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一万人，分六路而来。面对十倍于己敌人，红军在最初两个月里发挥并不理想，连连与敌军打成对峙消耗战。正当他们准备突围北渡长江时，意外地发现鄂军58师处于孤立位置。从4月13日凌晨到15日，红军主要在萧克指挥下，以一方面军拿手的运动突袭战法，将58师基本歼灭（只有一个团逃脱），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大捷。这次大捷不仅歼灭了敌师部，而且还缴获两门山炮（因为贺帅的珍视，其中一门山炮在历次战斗一直保存了下来，建国后陈列于军事博物馆）。贺帅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打过这么漂亮的仗，简直欣喜若狂，指挥水平在萧克示范下从此上了台阶。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胜利，使敌人认识到，贺帅部队已非昔日只知硬顶硬打的吴下阿蒙，各路纵队纷纷回缩。红军则频频向敌驻守的据点发动袭扰，并又在6月上旬，通过包围鄂西宣恩县城并打援战法，于6月14日在忠堡，歼灭鄂军41师一个师部、一个旅加一个特务营，生擒41师师长兼纵队司令张振汉（张归顺红军担任教员，长征到延安后获释。后于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但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紧接着，红军于6月23日，对位于湘鄂边界上龙山之敌，进行了长达三十五天围困，又把鄂军三个师调动到了鄂西。8月3日，红军在龙山西北板栗园，伏击鄂军85师，最终歼灭该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击毙师长谢彬。红军随即返回根据地，于8月8日在芭蕉坨，击溃陶广纵队十个团。至此，老蒋终于认识到二、六军团已经与中央红军一样难对付，遂命令湘、鄂敌军转入防御。乘此有利时机，红军于8月20日发起东出战役。到27日，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控制了其间广大地区。
然而，老蒋很快又在9月初策划再次围剿，他的基本方略与对付中央苏区一样，以原有86个团湘鄂地方部队修筑碉堡封锁线，调嫡系半嫡系部队42个团，到五峰、溧州、石门、慈利一线准备进击。此时，恰逢中央与国焘在草地斗法，和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和密码都转到了国焘控制的红军总部，但国焘又不知道二、六军团频率。因此从7、8月间起，二、六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只能自行决定反围剿战略。但堡垒战术是红军运动战克星，故撤离澧州、津市地区回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不再能找到打歼灭战机会，活动地域日益缩小，形势渐趋危机。
到了9月29日，已经到达榜罗镇的中央，在确信无法继续与二、六军团实现有密码联络后，以总理名义用明码电报呼叫他们，让他们按国焘红军总部频率回电。弼时收电后，当即用密码致电红军总部，要求对方报出湘川黔边省委委员姓名以辨真伪。该电中央与国焘同时收到，但中央无密码译不出。而因老总在国焘处，国焘对省委委员名单了如指掌，遂以老总和自己名义于30日回电，称中央已任国焘为总政委，以后应密切联络。弼时误以为已与中央恢复联系，从此在战略上接受国焘指导。
不过，因为老总对敌堡垒战术体会颇深，经他指点后，国焘的指点大致还是有道理的。他于10月15日、19日，两次电示二、六军团离开苏区，打到敌人堡垒后面去。军分会接电连续开会讨论，最终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的省委和军分会联席会议上，决定突围远征，争取在贵州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创建新根据地。11月19日，贺帅代表军分会下达突围命令。红军向南突破敌两道封锁线，到28日控制了辰溪、澉浦、新化一带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
对此，老蒋赶快变围剿为追剿，令樊崧甫、李觉两纵队共七个师，实施追击。11月30日，李纵队赶到辰溪附近，出现有利于红军的分散、突出态势。但红军自己也没收拢，遂坐失良机。到12月7日，敌军越聚越多，红军决定按原计划去贵州。在国焘、老总来电指导下（实际指导者是老总），他们先连续向东南急进九天，把敌军全部吸引了过来，然后于21日转身向西。但在做这个类似于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去云南动作时，必须从敌人追击部队间打开缺口。22日，红军想从瓦屋塘打开缺口，但敌陶广纵队62师早已做好防守准备。红军在付出三百多伤亡和红5师师长贺炳炎失去右臂代价后，被迫南行绕过陶纵队后，再北上。终于在1936年1月1日，到达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把敌人甩在身后。

红军在永顺休整了七天，期间召开召开了两军团领导人会议，批判了夏曦逃跑主义和取消主义错误，并致电中央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和分革军委主席职务。不过，还没等中央回复，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派出十个团共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要按贺帅以往打法，无非是有把握就正面硬顶，无把握就撤退。但六军团颠覆了这一切，萧克在一方面军虽非出类拔萃将领，但却给这里的红军带来了新战法。于是，红军于11月13日主动撤出永顺后，以区区八千之众，采用诱敌深入、伏而歼之再乘胜追击战法，于11日基本上消灭陈渠珍部三个旅，俘敌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多支，取得了龙家寨大捷。就在同一天，长征中的中央复电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由弼时任书记。复电虽基本同意对夏曦错误定性，但仍主张夏曦担任省委委员。
自此，陈渠珍部遭遇毁灭性打击，无力威胁红军。红军乘胜占领大庸（也就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张家界市）、桑植等地。之后，根据按中央11月25日指示，红军以弼时、王震率一部留守新区，主力随贺帅、萧克于12月初南下，并在7日袭击了沅陵。但由于多达四个团的守军早有准备，攻击未能得手。红军不顾中央阻止，迅速转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常德方向。结果在16日浯溪河战斗中，歼敌一个团另两个营，击溃一个团，并乘胜于17日包围常德。迫使何键从追击中央红军部队里抽调三个师，老蒋从江西抽调一个师驰援常德。此外，鄂敌三个师两个旅，以及老蒋两个师，也停止围攻中央红军，转往湘西。至此，二、六军团为减轻中央红军压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进军贵州，对二、六军团配合要求不再那么高了。贺帅便率主力于1935年1月初，回到大庸、永顺一带休整。乘敌人暂未发动围剿，根据地内部通过党和政权建设，将土地革命、扩红和剿匪进行得有声有色。到2月初，两军团兵力已达11700多人，此外还有地方武装3000多人，后方人员1150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在此期间，又举行了丁家溶会议，对夏曦进一步批判。按会议定的调子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但中央在3月31日来电中，认为会议夸大了夏曦错误，强调他必须留在领导机关内工作。这样到了5月，夏曦被惯于烧冷灶的王震（此公去中央苏区开会时，曾特意提大公鸡看望失势的主席，让主席终生难忘。日后，他还将烧下放江西的小平冷灶），请到六军团当了政治部主任。
2月初，刚刚完成内部整合的二、六军团，又面临敌人重兵围剿。老蒋这次调集的兵力，光正规军就有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一万人，分六路而来。面对十倍于己敌人，红军在最初两个月里发挥并不理想，连连与敌军打成对峙消耗战。正当他们准备突围北渡长江时，意外地发现鄂军58师处于孤立位置。从4月13日凌晨到15日，红军主要在萧克指挥下，以一方面军拿手的运动突袭战法，将58师基本歼灭（只有一个团逃脱），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大捷。这次大捷不仅歼灭了敌师部，而且还缴获两门山炮（因为贺帅的珍视，其中一门山炮在历次战斗一直保存了下来，建国后陈列于军事博物馆）。贺帅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打过这么漂亮的仗，简直欣喜若狂，指挥水平在萧克示范下从此上了台阶。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胜利，使敌人认识到，贺帅部队已非昔日只知硬顶硬打的吴下阿蒙，各路纵队纷纷回缩。红军则频频向敌驻守的据点发动袭扰，并又在6月上旬，通过包围鄂西宣恩县城并打援战法，于6月14日在忠堡，歼灭鄂军41师一个师部、一个旅加一个特务营，生擒41师师长兼纵队司令张振汉（张归顺红军担任教员，长征到延安后获释。后于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但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紧接着，红军于6月23日，对位于湘鄂边界上龙山之敌，进行了长达三十五天围困，又把鄂军三个师调动到了鄂西。8月3日，红军在龙山西北板栗园，伏击鄂军85师，最终歼灭该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击毙师长谢彬。红军随即返回根据地，于8月8日在芭蕉坨，击溃陶广纵队十个团。至此，老蒋终于认识到二、六军团已经与中央红军一样难对付，遂命令湘、鄂敌军转入防御。乘此有利时机，红军于8月20日发起东出战役。到27日，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控制了其间广大地区。
然而，老蒋很快又在9月初策划再次围剿，他的基本方略与对付中央苏区一样，以原有86个团湘鄂地方部队修筑碉堡封锁线，调嫡系半嫡系部队42个团，到五峰、溧州、石门、慈利一线准备进击。此时，恰逢中央与国焘在草地斗法，和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和密码都转到了国焘控制的红军总部，但国焘又不知道二、六军团频率。因此从7、8月间起，二、六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只能自行决定反围剿战略。但堡垒战术是红军运动战克星，故撤离澧州、津市地区回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不再能找到打歼灭战机会，活动地域日益缩小，形势渐趋危机。
到了9月29日，已经到达榜罗镇的中央，在确信无法继续与二、六军团实现有密码联络后，以总理名义用明码电报呼叫他们，让他们按国焘红军总部频率回电。弼时收电后，当即用密码致电红军总部，要求对方报出湘川黔边省委委员姓名以辨真伪。该电中央与国焘同时收到，但中央无密码译不出。而因老总在国焘处，国焘对省委委员名单了如指掌，遂以老总和自己名义于30日回电，称中央已任国焘为总政委，以后应密切联络。弼时误以为已与中央恢复联系，从此在战略上接受国焘指导。
不过，因为老总对敌堡垒战术体会颇深，经他指点后，国焘的指点大致还是有道理的。他于10月15日、19日，两次电示二、六军团离开苏区，打到敌人堡垒后面去。军分会接电连续开会讨论，最终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的省委和军分会联席会议上，决定突围远征，争取在贵州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创建新根据地。11月19日，贺帅代表军分会下达突围命令。红军向南突破敌两道封锁线，到28日控制了辰溪、澉浦、新化一带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
对此，老蒋赶快变围剿为追剿，令樊崧甫、李觉两纵队共七个师，实施追击。11月30日，李纵队赶到辰溪附近，出现有利于红军的分散、突出态势。但红军自己也没收拢，遂坐失良机。到12月7日，敌军越聚越多，红军决定按原计划去贵州。在国焘、老总来电指导下（实际指导者是老总），他们先连续向东南急进九天，把敌军全部吸引了过来，然后于21日转身向西。但在做这个类似于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去云南动作时，必须从敌人追击部队间打开缺口。22日，红军想从瓦屋塘打开缺口，但敌陶广纵队62师早已做好防守准备。红军在付出三百多伤亡和红5师师长贺炳炎失去右臂代价后，被迫南行绕过陶纵队后，再北上。终于在1936年1月1日，到达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把敌人甩在身后。

敌军当然返身再追，又是李觉纵队一马当先。这次，红军想乘李纵队16师先渡沅水之机将其歼灭，并于1月5日十四时开始攻击。但到次日三时，李纵队另两个师竟星夜赶到，而陶纵队也从背后的晃县包抄过来。红军被迫在伤亡一千余人以后，继续向西北转移，于9日和12日，先后占领江口、石阡。与此同时，留在根据地担任掩护任务的红18师，也历经艰险，经北路来到江口，归还六军团建制，此时他们还剩一千二百人。
按原计划，红军应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因沿路并未给敌重大打击，军委分会最终在国焘、老总来电指示（此时，他们又接到在陕北的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明码电报，得知中央已到陕北，但仍无法与中央直接联络）基础上，于1月19日在石阡开会，决定继续西进。从1月21日起，红军依然采用佯攻贵阳招数，结果还是调动了敌人，确保自身于2月2日从鸭溪河渡口渡过乌江，进入黔西地区。之后，红军连占黔西、大定、毕节诸县城，前面提到的莫雄，此时正担任毕节专员，自然不会认真抵抗（当然认真抵抗也没用）。
看到有可能站稳脚跟，弼时他们将湘川黔边省委改成川滇黔省委，并把席大明等受中共贵州工委影响的地方武装，组建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八一宣言》精神经国焘中转，已传达到位），开始根据地建设。但老蒋岂容红军做活，他立刻把对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了过来，加上原有四个纵队，一起发动围攻。看到敌人未修筑碉堡直接进攻，萧克便想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一部，以此巩固根据地。然而，由于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加上敌军兵力强大且集中，红军基本像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末期，进攻没能打出效果，全都打成了消耗战。
面对现实，红军再次撤离原地，向西进入乌蒙山区，打算通过类似于四渡赤水的频繁运动调动敌军，然后往东南去安顺地区创立临时根据地，再等时局有大变动（国焘来电时语）时，重回湘黔边界活动。行军刚开始的3月2日，夏曦在前往说服席大明部一起行动时，不幸溺水牺牲。有人按惯常思维说，那是被他迫害的人怀恨报复或见死不救。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六军团官兵并未受他肃反之害，与他无冤无仇，就知这种传言缺乏依据。
这时，由于顾祝同决心消灭红军，将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军虽然英勇奋战，曾突袭万纵队司令部，迫使万耀煌只身逃跑，却始终无法实现预定计划。经过近一个月搏斗，他们从西北方向突出包围圈，再穿过昭通、威宁间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在3月22日攻宣威未克后，又于28日进到南北盘江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而依然保持着从桑植出发的实力。期间，国焘在23日来电，表露出要二、六军团去西康草地与他会师意向。弼时等接电后经反复研究，29日去电探问确切意图，国焘这才于30日吞吞吐吐表明，二、六军团与他会合为好。
那么国焘这样干目的何在呢？笔者认为，他已经看到呆在西康草地是慢性自杀，决心北上了。但他依然觉得，北上军事和政治风险都很大，军事风险来自敌方，而政治风险来自中央。于是，他需要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以降低这两类风险。
平心而论，二、六军团在老蒋频繁追剿下，的确有点力不从心。见直接领导出面邀请，他们也就不客气了，决定北渡金沙江。红军在盘县休整三天，3月31日继续西进，在平彝附近冲破孙渡纵队封锁线以后，分两路经曲靖、马龙直趋普渡河渡口。但等4月8日红军赶到时，渡口已被滇军张冲部控制，红军虽一度冲过普渡河，但始终无法击破当面之敌。
当日下午，任、贺、关、王四人紧急磋商后，决定放弃原计划，改从滇西渡过金沙江。在摆脱敌军纠缠以后，红军于10日凌晨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间隙直扑昆明，并于11日夺取了离昆明仅四十里的富民县城。这一来，孙、张二部赶紧回援昆明，红军迅速于12日在富民、赤鹫渡过普渡河。由于河西敌军空虚，分成两路的红军一路横扫，畅通无阻。而且，因为龙云为防止红军得到物资，事先将其集中到城镇和碉堡里，红军反而通过攻破防御薄弱的城堡，丰衣足食。4月24日，两路红军齐聚现在的旅游胜地丽江，并于次日到达金沙江上游重要渡口石鼓。红军在这里找到七只渡船，又自制了大批竹木筏，到28日，除一船人翻落江中外，全军17000人全部过江。
之后，红军从4月29日到5月3日，陆续翻越哈巴雪山，抵达中甸县城以附近地域。在这片现在被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红军通过执行正确民族政策，从归化寺为首的当地上层势力那里，筹集到了一批给养。5月5日，二、六军团同时从中甸出发，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目的地都是四方面军所在地甘孜。此后一个多月，除了小股藏族地方武装外，红军要面对的就是一座座险峻雪山。但他们不畏艰险，勇敢前进。6月17日，六军团在新龙与四方面军红4军会师；6月30日，二军团在绒坝岔与红30军会师。7月1日，二、六军团齐聚甘孜。
二、六军团到来后，国焘也不愿继续留在西康高原，7月2日，四方面军就开始北上甘肃。而在此之前，国民党粤桂地方实力派于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主席乘着老蒋调中央军南下对付两广之际，将对汉卿的统战工作更推进了一步。欲知详情，请看第三十一章《错综复杂》。
尽管关于策反汉卿，很有点评价值，但在结束本章之际，想谈的是二、六军团的作战能力。因为围绕汉卿的内容还有好几章，有的是机会。前面已讲过，贺帅的二军团，除了硬顶和巧躲两下子之外，别无所长。因此，起家以后就没歼灭过敌人师级单位，连一部电台都没缴获过。是萧克指挥的六军团，给贺帅带来注入了新生命力。但萧克毕竟只是一方面军次要将领，虽然掌握了运动战要领，要他像林总那样达到军事艺术高度，毕竟勉为其难。而敌军经过对一方面军长征追剿“锻炼”，却渐渐熟悉了红军运动战套路，并有了略有效果的对策。因此，即使在老总电报指导下，二、六军团打出了类似四渡赤水时的妙招，但仍出现围歼李觉一个师不成后招来三个师，连续九天战术佯动后却返身撞在陶广坚固阵地之上，这样一些危险战局。
二、六军团最终也与一方面军一样，有惊无险地摆脱敌军，胜利完成了长征。但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客观地反映出红军运动战绝技已呈招数用老之相。如果中共不采取政治手段，继续单以军事手段与国民党周旋下去，前景确实堪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主席的政治谋划，就没有中共未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写，“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非但不是溢美之词，而且还远远未评价到位。

敌军当然返身再追，又是李觉纵队一马当先。这次，红军想乘李纵队16师先渡沅水之机将其歼灭，并于1月5日十四时开始攻击。但到次日三时，李纵队另两个师竟星夜赶到，而陶纵队也从背后的晃县包抄过来。红军被迫在伤亡一千余人以后，继续向西北转移，于9日和12日，先后占领江口、石阡。与此同时，留在根据地担任掩护任务的红18师，也历经艰险，经北路来到江口，归还六军团建制，此时他们还剩一千二百人。
按原计划，红军应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但因沿路并未给敌重大打击，军委分会最终在国焘、老总来电指示（此时，他们又接到在陕北的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明码电报，得知中央已到陕北，但仍无法与中央直接联络）基础上，于1月19日在石阡开会，决定继续西进。从1月21日起，红军依然采用佯攻贵阳招数，结果还是调动了敌人，确保自身于2月2日从鸭溪河渡口渡过乌江，进入黔西地区。之后，红军连占黔西、大定、毕节诸县城，前面提到的莫雄，此时正担任毕节专员，自然不会认真抵抗（当然认真抵抗也没用）。
看到有可能站稳脚跟，弼时他们将湘川黔边省委改成川滇黔省委，并把席大明等受中共贵州工委影响的地方武装，组建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八一宣言》精神经国焘中转，已传达到位），开始根据地建设。但老蒋岂容红军做活，他立刻把对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了过来，加上原有四个纵队，一起发动围攻。看到敌人未修筑碉堡直接进攻，萧克便想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一部，以此巩固根据地。然而，由于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加上敌军兵力强大且集中，红军基本像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末期，进攻没能打出效果，全都打成了消耗战。
面对现实，红军再次撤离原地，向西进入乌蒙山区，打算通过类似于四渡赤水的频繁运动调动敌军，然后往东南去安顺地区创立临时根据地，再等时局有大变动（国焘来电时语）时，重回湘黔边界活动。行军刚开始的3月2日，夏曦在前往说服席大明部一起行动时，不幸溺水牺牲。有人按惯常思维说，那是被他迫害的人怀恨报复或见死不救。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六军团官兵并未受他肃反之害，与他无冤无仇，就知这种传言缺乏依据。
这时，由于顾祝同决心消灭红军，将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军虽然英勇奋战，曾突袭万纵队司令部，迫使万耀煌只身逃跑，却始终无法实现预定计划。经过近一个月搏斗，他们从西北方向突出包围圈，再穿过昭通、威宁间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在3月22日攻宣威未克后，又于28日进到南北盘江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而依然保持着从桑植出发的实力。期间，国焘在23日来电，表露出要二、六军团去西康草地与他会师意向。弼时等接电后经反复研究，29日去电探问确切意图，国焘这才于30日吞吞吐吐表明，二、六军团与他会合为好。
那么国焘这样干目的何在呢？笔者认为，他已经看到呆在西康草地是慢性自杀，决心北上了。但他依然觉得，北上军事和政治风险都很大，军事风险来自敌方，而政治风险来自中央。于是，他需要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以降低这两类风险。
平心而论，二、六军团在老蒋频繁追剿下，的确有点力不从心。见直接领导出面邀请，他们也就不客气了，决定北渡金沙江。红军在盘县休整三天，3月31日继续西进，在平彝附近冲破孙渡纵队封锁线以后，分两路经曲靖、马龙直趋普渡河渡口。但等4月8日红军赶到时，渡口已被滇军张冲部控制，红军虽一度冲过普渡河，但始终无法击破当面之敌。
当日下午，任、贺、关、王四人紧急磋商后，决定放弃原计划，改从滇西渡过金沙江。在摆脱敌军纠缠以后，红军于10日凌晨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间隙直扑昆明，并于11日夺取了离昆明仅四十里的富民县城。这一来，孙、张二部赶紧回援昆明，红军迅速于12日在富民、赤鹫渡过普渡河。由于河西敌军空虚，分成两路的红军一路横扫，畅通无阻。而且，因为龙云为防止红军得到物资，事先将其集中到城镇和碉堡里，红军反而通过攻破防御薄弱的城堡，丰衣足食。4月24日，两路红军齐聚现在的旅游胜地丽江，并于次日到达金沙江上游重要渡口石鼓。红军在这里找到七只渡船，又自制了大批竹木筏，到28日，除一船人翻落江中外，全军17000人全部过江。
之后，红军从4月29日到5月3日，陆续翻越哈巴雪山，抵达中甸县城以附近地域。在这片现在被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红军通过执行正确民族政策，从归化寺为首的当地上层势力那里，筹集到了一批给养。5月5日，二、六军团同时从中甸出发，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目的地都是四方面军所在地甘孜。此后一个多月，除了小股藏族地方武装外，红军要面对的就是一座座险峻雪山。但他们不畏艰险，勇敢前进。6月17日，六军团在新龙与四方面军红4军会师；6月30日，二军团在绒坝岔与红30军会师。7月1日，二、六军团齐聚甘孜。
二、六军团到来后，国焘也不愿继续留在西康高原，7月2日，四方面军就开始北上甘肃。而在此之前，国民党粤桂地方实力派于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主席乘着老蒋调中央军南下对付两广之际，将对汉卿的统战工作更推进了一步。欲知详情，请看第三十一章《错综复杂》。
尽管关于策反汉卿，很有点评价值，但在结束本章之际，想谈的是二、六军团的作战能力。因为围绕汉卿的内容还有好几章，有的是机会。前面已讲过，贺帅的二军团，除了硬顶和巧躲两下子之外，别无所长。因此，起家以后就没歼灭过敌人师级单位，连一部电台都没缴获过。是萧克指挥的六军团，给贺帅带来注入了新生命力。但萧克毕竟只是一方面军次要将领，虽然掌握了运动战要领，要他像林总那样达到军事艺术高度，毕竟勉为其难。而敌军经过对一方面军长征追剿“锻炼”，却渐渐熟悉了红军运动战套路，并有了略有效果的对策。因此，即使在老总电报指导下，二、六军团打出了类似四渡赤水时的妙招，但仍出现围歼李觉一个师不成后招来三个师，连续九天战术佯动后却返身撞在陶广坚固阵地之上，这样一些危险战局。
二、六军团最终也与一方面军一样，有惊无险地摆脱敌军，胜利完成了长征。但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客观地反映出红军运动战绝技已呈招数用老之相。如果中共不采取政治手段，继续单以军事手段与国民党周旋下去，前景确实堪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主席的政治谋划，就没有中共未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写，“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非但不是溢美之词，而且还远远未评价到位。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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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果张善于团结留苏派，争取到多数，并一同北进，到达延安，可还有右倾分裂的口实？

你没看《我的回忆》？两军会师后，留苏派对张国焘连连谴责，一心想按到江西架空毛主席的先例，架空张国焘。张国焘怎么可能和他们搞团结？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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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果张善于团结留苏派，争取到多数，并一同北进，到达延安，可还有右倾分裂的口实？

你没看《我的回忆》？两军会师后，留苏派对张国焘连连谴责，一心想按到江西架空毛主席的先例，架空张国焘。张国焘怎么可能和他们搞团结？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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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0 14:52:04
再如果张善于团结留苏派，争取到多数，并一同北进，到达延安，可还有右倾分裂的口实？
你没看《我的回忆》？两军会师后，留苏派对张国焘连连谴责，一心想按到江西架空毛主席的先例，架空张国焘。张国焘怎么可能和他们搞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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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0 15:13:05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博古的铁杆支持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泽东的权力时所施展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的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作风的指责。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泽东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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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是这情况。张国焘不可能去团结二十八宿，而只能逼他们与毛主席团结。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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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0 14:52:04
再如果张善于团结留苏派，争取到多数，并一同北进，到达延安，可还有右倾分裂的口实？
你没看《我的回忆》？两军会师后，留苏派对张国焘连连谴责，一心想按到江西架空毛主席的先例，架空张国焘。张国焘怎么可能和他们搞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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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0 15:13:05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博古的铁杆支持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泽东的权力时所施展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的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作风的指责。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泽东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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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是这情况。张国焘不可能去团结二十八宿，而只能逼他们与毛主席团结。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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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0 14:52:04
再如果张善于团结留苏派，争取到多数，并一同北进，到达延安，可还有右倾分裂的口实？
你没看《我的回忆》？两军会师后，留苏派对张国焘连连谴责，一心想按到江西架空毛主席的先例，架空张国焘。张国焘怎么可能和他们搞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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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0 15:13:05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博古的铁杆支持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泽东的权力时所施展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的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作风的指责。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泽东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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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0 15:56:39
是的，就是这情况。张国焘不可能去团结二十八宿，而只能逼他们与毛主席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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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0 16:31:42
毛泽东对张闻天怨恨较深，当着人们的面却说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张闻天对刘英有意怎能逃过毛泽东的眼睛。1935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由李富春亲办，一纸调令便将刘英调到中央队接替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说秘书长职责主要是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照顾中央领导人在行军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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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毛对张闻天怨恨深。毛原先比较欣赏张闻天战略头脑，对其在洛川会议上的表现满意。原打算委以重任，特地用以江青结婚试探洛甫，看他是否唯命是从。洛甫耿直，反对毛江婚姻，从此跌入冷宫。

@新昌仁慧 2015-09-09 12:19:46
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如何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成为当务之急。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遣的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与宋庆龄建立了电讯联络，但由于当年极其严格的保密原因，当事人刘三源与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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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9 14:33:21
28宿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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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09 15:13:11
没有二十八宿，对共产国际来讲朱毛不过是土匪军阀。二十八宿才是被认可合法的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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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朱毛张也都认，但没二十八宿亲。

@新昌仁慧 2015-09-09 12:19:46
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如何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成为当务之急。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遣的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与宋庆龄建立了电讯联络，但由于当年极其严格的保密原因，当事人刘三源与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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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9 14:33:21
28宿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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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09 15:13:11
没有二十八宿，对共产国际来讲朱毛不过是土匪军阀。二十八宿才是被认可合法的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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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朱毛张也都认，但没二十八宿亲。

第三十一章 错综复杂
1936年6月的中国政局可用错综复杂来形容。从中华民族当前利益出发，应该按老蒋“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削平地方政治军事集团，使全国力量掌握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中，然后全力抗日。但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就应该允许各集团继续进行充分竞争，将抗日作为各集团的联合行动。持后一种看法的不止中共一家，所有地方实力派都是如此，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不例外。于是，当老蒋借胡汉民于5月12日去世之机，提出取消广东半独立地位五条建议后，陈便联合李、白，以出兵抗日为旗帜，反过来要求老蒋停止对地方实力派进逼，这就形成了两广事变。
两广兵力合计三十多万，还有一百多架飞机助阵，老蒋不敢掉以轻心，遂从各地抽调中央军前往镇压。在西北、四川负责进攻红军的胡宗南等部也被抽调一空，这便给红军及汉卿留下了更大活动空间。在有些激进人士看来，这正是红军与汉卿联手反蒋良机，似乎这样一来，老蒋首尾不能相顾，统治崩溃指日可待。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老蒋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形成了以他个人为政治核心、黄埔军官团为军事支柱、孔宋家族为金融支柱、二陈为党务支柱、戴笠军统为特务支柱的紧密型集团。即使全国实力派一起反水，他照样能够利用内线作战优势，将反水者各个击破。况且，两广事变背后有外人支持，这个外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要抗的日本鬼子。（鬼子支持口头和实际都反对自己的两广，目的在于想让中国永远一盘散沙，团结不起来，以便它在中国横冲直撞）。而红军与汉卿，尚未掌握获取苏援可靠途径，背后无人。若跟风的话，善于分析形势的老蒋，一定会暂时对两广取守势，集中主力攻击汉卿和红军，那就糟了。对于这一点，虽非政治高手的汉卿搞得很清楚，故坚持要等打通国际线，苏援大批到来之后，才肯公开反蒋。
主席也很认可汉卿这种态度，但着眼点不同。在他看来，即使苏援能够运到，也不宜立刻与汉卿联手对老蒋作战。这是因为经过直罗镇等战役测试，主席对东北军战斗力嗤之以鼻。这样一支不堪一击的军队，与其让它做友军，还不如让它暂时以敌军之名行掩护之实，对红军更为有利些。套用一句网游名言，红军怕的不是“神一样的对手”，而是“猪一样的队友”。而且，当时中共只与汉卿、王以哲二人达成默契，红军与东北军前线部队并不通气。只要汉卿不在西安，不要说立刻携手反蒋不现实，就是双方互不侵犯默契也难保证。
事实就是如此。6月10日，汉卿离开西安，先送邓发借道兰州去苏联，后去南京探听两广事变后政局走向。老蒋派驻西北剿总指挥人员随即于11日，命令东北军前线部队向陕北苏区发动进攻。由于红军主力出发西征，苏区空虚的兵力竟无力对抗东北军这个“猪队友”。6月12日，重要后勤补给基地蟠龙镇（11年后，此地又被胡宗南看中，也做了补给基地）失陷，大批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几乎来不及撤离，苏区首府瓦窑堡随之面临严重威胁。主席并不想在此关键时刻与东北军重起战火，于15日决定,瓦窑堡所有中央机关随主力西撤，索性将该城作为顺水人情，送给东北军。不料，双方还未商议妥当，榆林敌高双成86师（原井岳秀部）一个营乘虚袭占了瓦窑堡。
看到统战工作还存在此等纰漏，主席立刻决定，不能因为对东北军进行了上层统战，就忽略了传统下层兵运工作。从6月11日起，他和总理不断打电报给刘鼎，要其来苏区讨论对东北军下层工作。随后，中央又迅速成立了以总理为书记，叶帅、朱理治和边章五为成员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打算在东北军内大规模建立党组织。其目的既是为了防止瓦窑堡失陷事件重演，更是着眼于用革命思想把东北军官兵武装起来，从而在联合反蒋时，能使他们由“猪队友”变为“神队友”。
中央要吸收入党的是东北军下级官兵。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汉卿在南京打听到对反蒋有利的信息、于6月20日回到西安后不几天，就向刘鼎提出成为一名光荣共产党员的申请。汉卿申请入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是突然产生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信念，而是他加入国民党成为中执委的故伎重演。按他想法，既然总理明确告诉他，与中共联手反蒋以后以他为主，不如未雨绸缪携，先把党票抓到手，届时就能在中共内部分得政治红利，坐常委而望总书记了。
刘鼎于6月30日向中央电告汉卿入党申请，主席听后，立刻就清楚了其非份之想。那主席是否会真的答应汉卿所请呢？笔者认为不会。试想，国焘作为中共创始元老级人物，尚且没有资格以枪分红。汉卿说好听点，也就一统战对象；说难听点，整个一对国家民族犯下过大过错的军阀；有何资格成为中共权力层中大佬？不过，中共当时是一家在竞争对手强力挤压下濒临倒闭的小企业，求生存第一位。如果因回绝汉卿入党而导致两家反目，不要说宏图大业难成，就是陕北这块立足之地也不易守住。为此，主席、洛甫等一面原则答应汉卿申请，一面又表示兹事体大，须得到国际批准才行。
7月2日，洛甫向国际发电，请示吸收汉卿、王以哲入党问题。中央与国际电报联系是在6月16日恢复的。之前，张浩和阎红彦（1935年12月到陕北）都“带来”了密码，但因为密码是记在脑中的，稍有一点偏差就失去了效果。5月间，刘长胜“携带”一套立三编制的密码到陕北。细说起来，这立三虽说犯左倾盲动错误时，冲动之举颇有诗人气质，却不想在数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国际派他到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靠近新疆）建立恢复与中央联系的交通站，他竟利用数学好的优势，自编一套密码让刘带回。可能是因为立三兼通文理，密码编得特别好记缘故，中央6月16日电发得非常顺利。不过，国际因无密码，当时无法译出。于是，康生带电报去高加索，找到正在那里疗养的立三完成了翻译。
7月2日这份电报已无须再劳立三大驾，但国际收到后却整整延迟了13天，才在15日发出回电。回电批准王但否定了汉卿，这显然是老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思。有人说，这是老斯记了中东路事件旧恨。但笔者认为，老斯不可能如此浅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和主席一样，对汉卿入党动机洞若观火，决不能让汉卿非份之想得逞。而这恰恰是主席所希望的结果，有了这份电报，主席尽可对汉卿以“同志”呼之，让他产生已经入党错觉（事实上，汉卿晚年在美国还对人说自己是共产党）。但若万一两家必须合股时，只要把国际这份电报一亮，汉卿心里做的常委、总书记梦，就会立刻化为泡影。

第三十一章 错综复杂
1936年6月的中国政局可用错综复杂来形容。从中华民族当前利益出发，应该按老蒋“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削平地方政治军事集团，使全国力量掌握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中，然后全力抗日。但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就应该允许各集团继续进行充分竞争，将抗日作为各集团的联合行动。持后一种看法的不止中共一家，所有地方实力派都是如此，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不例外。于是，当老蒋借胡汉民于5月12日去世之机，提出取消广东半独立地位五条建议后，陈便联合李、白，以出兵抗日为旗帜，反过来要求老蒋停止对地方实力派进逼，这就形成了两广事变。
两广兵力合计三十多万，还有一百多架飞机助阵，老蒋不敢掉以轻心，遂从各地抽调中央军前往镇压。在西北、四川负责进攻红军的胡宗南等部也被抽调一空，这便给红军及汉卿留下了更大活动空间。在有些激进人士看来，这正是红军与汉卿联手反蒋良机，似乎这样一来，老蒋首尾不能相顾，统治崩溃指日可待。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老蒋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形成了以他个人为政治核心、黄埔军官团为军事支柱、孔宋家族为金融支柱、二陈为党务支柱、戴笠军统为特务支柱的紧密型集团。即使全国实力派一起反水，他照样能够利用内线作战优势，将反水者各个击破。况且，两广事变背后有外人支持，这个外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要抗的日本鬼子。（鬼子支持口头和实际都反对自己的两广，目的在于想让中国永远一盘散沙，团结不起来，以便它在中国横冲直撞）。而红军与汉卿，尚未掌握获取苏援可靠途径，背后无人。若跟风的话，善于分析形势的老蒋，一定会暂时对两广取守势，集中主力攻击汉卿和红军，那就糟了。对于这一点，虽非政治高手的汉卿搞得很清楚，故坚持要等打通国际线，苏援大批到来之后，才肯公开反蒋。
主席也很认可汉卿这种态度，但着眼点不同。在他看来，即使苏援能够运到，也不宜立刻与汉卿联手对老蒋作战。这是因为经过直罗镇等战役测试，主席对东北军战斗力嗤之以鼻。这样一支不堪一击的军队，与其让它做友军，还不如让它暂时以敌军之名行掩护之实，对红军更为有利些。套用一句网游名言，红军怕的不是“神一样的对手”，而是“猪一样的队友”。而且，当时中共只与汉卿、王以哲二人达成默契，红军与东北军前线部队并不通气。只要汉卿不在西安，不要说立刻携手反蒋不现实，就是双方互不侵犯默契也难保证。
事实就是如此。6月10日，汉卿离开西安，先送邓发借道兰州去苏联，后去南京探听两广事变后政局走向。老蒋派驻西北剿总指挥人员随即于11日，命令东北军前线部队向陕北苏区发动进攻。由于红军主力出发西征，苏区空虚的兵力竟无力对抗东北军这个“猪队友”。6月12日，重要后勤补给基地蟠龙镇（11年后，此地又被胡宗南看中，也做了补给基地）失陷，大批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几乎来不及撤离，苏区首府瓦窑堡随之面临严重威胁。主席并不想在此关键时刻与东北军重起战火，于15日决定,瓦窑堡所有中央机关随主力西撤，索性将该城作为顺水人情，送给东北军。不料，双方还未商议妥当，榆林敌高双成86师（原井岳秀部）一个营乘虚袭占了瓦窑堡。
看到统战工作还存在此等纰漏，主席立刻决定，不能因为对东北军进行了上层统战，就忽略了传统下层兵运工作。从6月11日起，他和总理不断打电报给刘鼎，要其来苏区讨论对东北军下层工作。随后，中央又迅速成立了以总理为书记，叶帅、朱理治和边章五为成员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打算在东北军内大规模建立党组织。其目的既是为了防止瓦窑堡失陷事件重演，更是着眼于用革命思想把东北军官兵武装起来，从而在联合反蒋时，能使他们由“猪队友”变为“神队友”。
中央要吸收入党的是东北军下级官兵。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汉卿在南京打听到对反蒋有利的信息、于6月20日回到西安后不几天，就向刘鼎提出成为一名光荣共产党员的申请。汉卿申请入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是突然产生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信念，而是他加入国民党成为中执委的故伎重演。按他想法，既然总理明确告诉他，与中共联手反蒋以后以他为主，不如未雨绸缪携，先把党票抓到手，届时就能在中共内部分得政治红利，坐常委而望总书记了。
刘鼎于6月30日向中央电告汉卿入党申请，主席听后，立刻就清楚了其非份之想。那主席是否会真的答应汉卿所请呢？笔者认为不会。试想，国焘作为中共创始元老级人物，尚且没有资格以枪分红。汉卿说好听点，也就一统战对象；说难听点，整个一对国家民族犯下过大过错的军阀；有何资格成为中共权力层中大佬？不过，中共当时是一家在竞争对手强力挤压下濒临倒闭的小企业，求生存第一位。如果因回绝汉卿入党而导致两家反目，不要说宏图大业难成，就是陕北这块立足之地也不易守住。为此，主席、洛甫等一面原则答应汉卿申请，一面又表示兹事体大，须得到国际批准才行。
7月2日，洛甫向国际发电，请示吸收汉卿、王以哲入党问题。中央与国际电报联系是在6月16日恢复的。之前，张浩和阎红彦（1935年12月到陕北）都“带来”了密码，但因为密码是记在脑中的，稍有一点偏差就失去了效果。5月间，刘长胜“携带”一套立三编制的密码到陕北。细说起来，这立三虽说犯左倾盲动错误时，冲动之举颇有诗人气质，却不想在数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国际派他到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靠近新疆）建立恢复与中央联系的交通站，他竟利用数学好的优势，自编一套密码让刘带回。可能是因为立三兼通文理，密码编得特别好记缘故，中央6月16日电发得非常顺利。不过，国际因无密码，当时无法译出。于是，康生带电报去高加索，找到正在那里疗养的立三完成了翻译。
7月2日这份电报已无须再劳立三大驾，但国际收到后却整整延迟了13天，才在15日发出回电。回电批准王但否定了汉卿，这显然是老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思。有人说，这是老斯记了中东路事件旧恨。但笔者认为，老斯不可能如此浅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和主席一样，对汉卿入党动机洞若观火，决不能让汉卿非份之想得逞。而这恰恰是主席所希望的结果，有了这份电报，主席尽可对汉卿以“同志”呼之，让他产生已经入党错觉（事实上，汉卿晚年在美国还对人说自己是共产党）。但若万一两家必须合股时，只要把国际这份电报一亮，汉卿心里做的常委、总书记梦，就会立刻化为泡影。

当然，要让汉卿死心塌地按主席意图行事，光给一张假党票还不行，还必须让他看到苏援希望。6月16日电所做的就是这项工作，该电在汇报统战汉卿成功以后，接着要求国际每月至少提供300万元现款援助，以及大批飞机、重炮、机步抢、架桥器材、弹药等等。笔者查了查1927年老蒋拉拢老冯时开出的加码，也不过每月军费250万元，主席一下子就要这么多，真可谓狮子大开口。因此，国际当时并未当真，也就没有及时回复。
不过，二、四方面军此时尚未北上，国际即使答应援助，单靠彭总这万把人，也无法打通国际线拿到援助。事实上，彭总一直打到7月底，也只俘获了马鸿宾部人枪各2000、战马500匹，开辟纵横200余公里新根据地而已，并没有力量对宁夏之敌实施毁灭性打击。
于是，向汉卿做过姿态以后，主席并没有既催国际答复，也没有敦促汉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耐心等待二、四方面军北上，并积极做东北军下层官兵工作。在此期间，主席忙中偷闲，接待了一位名叫斯诺的美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斯诺是经庆龄介绍，于6月来到陕北的，并一直逗留到10月，期间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10月底，他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介绍陕北见闻报道（后来编成《西行漫记》一书），从而把中共事业首次展现于全世界面前。斯诺也由此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1939年他再访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又三次来访，一直到他去世，与主席保持了三十六年的友谊。
这时，国焘与弼时、贺帅会合后，也开始离开甘孜北上了。北上之前，国焘为了到中央后不孤立，很想把弼时他们争取过来。为此，他让老总以中革军委名义，把二、六军团和红32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重新组成二方面军，增强了弼时他们政治、军事实力。但从现有回忆材料看，二方面军主要领导拿了国焘的手没短，吃了国焘的嘴没软，顶多就是保持中立而已。这也难怪，弼时、向应虽未名列二十八宿，但都是国际看中之人，如何会与想和国际对着干的国焘有共同语言？贺帅对国焘阻扰南昌起义十分不满，最佩服的是总理；而王震向来只烧冷灶，不烧热灶。所以，国焘争取了半天，似乎只争取到了萧克。这位八月失败时站对立场的萧营长，放着主席这尊现成真神不拜，却去拜国焘这尊歪神，可谓有眼无珠，结果自然是断送大好前途。当然这同样难怪，国焘身上毕竟笼罩着党创始者之一、中央常委光环，稍微放低点身段嘘寒问暖，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萧营长感动之余把持不住，也属正常之事。
就这样，国焘惴惴不安踏上北上之路。因为要分散就粮缘故，四方面军当时在甘孜草原上散得很开，但北上通道却只有一条，就是十个月前中央红军所走的路。所以，从7月2日到10日，各路红军陆续出发，第一目的地全都是包座。尽管吸取前两次过草地经验，红军准备了较多粮食，但在8月1日到达包座前，指战员仍免不了要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好在此时，虽说陈济棠已被老蒋平定，中央军仍被李、白桂系所牵制，西北敌军力量相对较弱。8月9日，红30军88师强占腊子口；10日，89师攻占哈达铺，随即包围岷州。熟悉中央红军北上之路的网友肯定清楚，到了哈达铺，前路四通八达，可以展开机动作战了。为此，西北局（国焘已在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在此后出任与二方面军领导联合组成的西北局书记）于8月5日，在包座附近的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二、四方面军共同发动“岷洮西战役”。
与此同时，奉行国际拖延战术的小开，也总算在8月8日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前面说到，小开于7月7日到南京与二陈接上头，但老蒋正受两广事变压力，不愿在此时与中共谈判，二陈遂以小开不能代表国内中央和红军为由，让他先去陕北取得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谈判条件以后，再来南京谈。小开随即在上海通过冯雪峰找到刘鼎，在刘鼎安排下到了陕北，向中央汇报了老蒋要求谈判意向。不过，小开不是第一个带来消息的人，在此之前，中共党员张子华已三到陕北，传递国民党方面和谈意向，最近一次就在7月28日。
至此，主席凭借陕北和一方面军这个小规模政治军事实体，“买空卖空”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国焘、国际和敌方阵营的老蒋、汉卿、各地实力派之间。尽管他只是第一次处理如此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却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主席依然紧紧抓住利用汉卿这条主线，而把老蒋三心二意的和谈先放在一边。在他推动下，8月10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先由二、四方面军在一个半月内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马步芳从甘凉肃三州调兵增援，以帮助东北军控制三州。然后，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并在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另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黄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打通国际线。之后便与汉卿携手，实现西北联合反蒋计划。会后，中央让小开于12日去西安，向汉卿通报情况。至于老蒋那边，暂时不予回复。
可仅仅过了三天，国际于15日发来一封重要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共放弃正在实施的“抗日反蒋”方针，转而实施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国际突然否定西北大联合计划，是老斯一以贯之的苏联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具体表现。以当时苏联东西两面分别遭受德日威胁的状况，老斯非常希望与中国结成同盟，在远东共同对付鬼子。但之前，他对老蒋政权稳固度并不看好，为此也把西北大联合，作为万不得已时控制中国西北、与鬼子瓜分中国的备选方案。可随着老蒋巧妙运作，两广事变平息已成定局，老斯转而看好老蒋统治能力，当然就愿意把中国捏成一个整体对抗鬼子侵略了。于是，他又拿出中山舰事件时，硬逼陈总向老蒋屈服故伎，要中共向老蒋屈服，以配合实现苏联国家利益。
这事要放在陈总身上，肯定又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有主意的主席却不这么干，当然他也不会像二十八宿那样，唯国际之命是从。套用一句现在流行语，主席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的对策是继续忽悠汉卿反蒋，而且不反则已，一反就要反大的，要让蕴藏在汉卿身上的巨大政治能量，在特定时期爆炸开来，炸得国民党当局支离破碎。因此，他决定向汉卿隐瞒西北大联合遭国际否决事实，但设法推迟实施进程，以免穿帮。
让主席喜出望外的是，汉卿也在这时打起退堂鼓来，直到8月19日，他仍称病不见小开，而原因竟和中共方面大同小异。原来，汉卿在7月间，又去南京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老蒋在会议期间，向他明确表示了联苏决心，让他感到苏联更看重的是老蒋而不是他，此时反蒋恐怕未必能得苏联支持。再加上两广事变失败已成定局，他就更加犹豫不决。在装病思考多日以后，汉卿终于在21日和24日晚，两次接见小开。谈话中，他一面原则上继续赞同西北大联合计划，一面表示宁愿部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受损，也不愿因配合红军行动而使联共秘密泄露。真实意思就是，红军不打通国际线拿来苏援，他是不会起兵反蒋的。但为了让红军能为他火中取栗，当小开提出红军继续向他借款时，他毫不犹豫地又借出五万元，用作补充给养，还表示愿意多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