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家们为何会“集体地”出现对于陶寺“中晚期”文化及人种的这种很明显的判断错误呢？


因为在中国人（无论专家与否）的大脑思维里，仅仅只存在有一种最常见的思考模式----本地“连续型”的变化模式；而缺乏另外一种其实也比较常见的思考模式----外来“覆盖型”的变化模式

或者，还可以这样表述，

在中国人的大脑里【只接受】一种思考模式，

——-“文化的发展 = 本地文化的自我不断提高”


而完全缺乏“拒绝”接受另外一种思考模式，

——-“文化的发展 = 本地的文化 + 外来的文化”

（也即，不同族属的人群是可以【覆盖】的，而不同性质的文化却是可以【叠加】的！）

由此导致了一个恶劣的结果：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已经狭隘到，无论楼主怎么劝说，都在主观上拒绝接受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文化/文明”的演变模式存在！

正是在这种“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僵化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任何古人群的“覆盖性现象”，也即【“人种更迭现象”】，基本上都被绝大多数中国专家强行解读成是本地的“连续性现象”，即便被考古证据证明是一种错误性的解读，以十匹马那也是拉不回头的，也即，一定要将错误进行到底～～

而中国专家们的这种“将错误进行到底”的固执精神，究竟是在搞学术，还是在玩政治呢？


难道让中国人大方地承认“大中原”地区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曾经发生过【“人种更迭现象”】，就这么困难吗？


当然了，对于中国专家而言，的确是困难啦～～

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国人众望所盼的“民族任务”，就是要把“华夏文明”的时间长度硬拉长到超过四千年，甚至要达到五千年之悠久！

当带着明显的“民族利益”之心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时候，还能保证得到所谓的“公正客观”的历史真相吗？

如果还有国人不愿意相信，“大中原”地区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曾经发生过【“人种更迭现象”】

——-也就是，楼主曾经在很早以前就多次提到过的【距今四千年前的“东亚大变局”】！


楼主就不妨再回忆一遍河南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演变过程

来考察一下，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人种更迭现象】，是否与山西晋南“陶寺文化”的表现如出一辙呢？

（关于对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具体解说，楼主将在节后继续更新）

山西晋南的“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总共延续了大约400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河南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35-前1530年）总共延续了大约200年，可以分为一二三四期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晋南“陶寺文化”与河南“二里头文化”【并不相重叠】；

并且，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165年，【也不直接衔接】

更重要的是，自晋南“陶寺文化”的中期，热爱“陶鬲和红铜器”的北方体质人对陶寺存在着“和平演变”现象；而在“陶寺文化”晚期，则更是存在热爱“陶鬲和红铜器”的北方体质人对陶寺的极为暴力的入侵事件

——晋南“陶寺文化”中晚期明显存在着“外来的北方陶鬲+红铜器人群”的现象！也即，【“陶寺文化”变天了】～～

我们同样会惊讶地发现，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在惊人相似地重复着山西晋南“陶寺文化”的【变天】覆辙：


从河南“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开始，就有热爱陶鬲的“外来青铜工匠”（北方先商人）进入到二里头；直到“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非常热爱“陶鬲和青铜器”、且来自于北方的商人，索性联合了山东“岳石文化”人群一起灭了夏朝（商夷联合灭夏），建立起了商朝

——-河南“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明显存在着“外来的北方陶鬲+青铜器人群”的现象！也即，【“二里头文化”也变天了】～～

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或之后，东亚的“大中原”地区（河南+晋南）的两个最重要的“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竟然相继地【变天】了，而且，变天的人群和模式还颇具有“相似之处”呢

如此重要的考古学现象出现，居然并没有引起中国的专家们的高度重视！

这又是为何呢？

因为在中国人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中原地区”还能变天啊？

就算变，又能变到哪里去呢？

其实更客观一些来讲，中国的专家们对于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变天】过程，倒也并没有像对待山西晋南“陶寺文化”变天过程的那般“含糊不清”的态度～～

也即，中国的专家们基本上还是承认河南“二里头文化”曾经发生了【改朝换代】的事情，不然，就不会出现“夏商分界难”的学术争论问题了！

可问题是，请注意措辞区别：

楼主用的词是“变天”，专家们用的词则是“改朝换代”，这两个词含义可以等同吗？

当然不能等同！

楼主用的词是“变天”，比专家们用的词“改朝换代”，性质要严重的多呢～～

能和“变天”的含义基本上相等同的词，就是楼主之前提到的“人种更迭现象”

而“改朝换代”这个词，并不具有“人种更迭”的含义的！

这就是两个词的根本区别所在呢


也就是说，专家的那个用词是把“大事化小”了呀，好狡猾的一个用词哦～～～

究竟什么是“人种更迭现象”呢？


从“北方汉族”（以O3为主）变成了“南方汉族”（仍以O3为主），这算是“人种更迭”吗？——当然不算啦！因为无论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在父系基因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从而导致了文化和语言也具有相近性，应属于同一个民族“华夏汉族”，也就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性噢


但是，如果从偏古代南方人（以O2和O1为主）的【古中原类型】，变成了偏西北/北方人（以O3为主）的【古西北类型、古华北类型】，这就属于【“人种更迭现象”】！因为古南方人和古西北人属于父系基因有明显差别的两个族属，因此导致了文化和语系上的差异，在融合之前更不会存在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感”

中国人为何不愿意相信，东亚的“大中原”地区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曾经发生过【“人种更迭现象”】？

因为中国的专家们自己就在掩盖历史事实！

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被中国的专家定义成了“改朝换代”

可实际上呢，是“变天”了，意味着，中原地区要开始发生【人种更迭现象】了

——-这就是楼主曾经在很早以前就多次提到过的【距今四千年前的“东亚大变局”】！

一个标志着“华夏文明”从此登上了东亚历史大舞台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

也即，“华夏文明”诞生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华夏文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商文明”是何时出现于中原二里头的？


为何“夏文化”无法代表“华夏文明”的诞生？——因为它不配！夏朝哪有这个资格噢

国人千辛万苦地寻找“夏文明”，别费这个力气了，“夏人”并不是华夏民族的真正直系祖先！

华夏文明的确是始于“商文明”，也即，是始于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

【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正是“华夏文明”的肇始诞生地，也即，是“最早的中国”的所在地】！

关于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问题


本来，河南“二里头文化”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这是国内专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不休的一个学术问题


不过，现在的国内多数专家们还是比较认同【前夏后商】，问题只是该如何进行“夏、商分界”而已

比如，现在流行的一种比较认同的分界方法就是，【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开始夏商分界】，也即，“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期是夏朝，而四期则是商朝！

而河南“二里头文化”在三、四期之间分界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楼主也是倾向于这种夏商分界法，原因在于：

”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为白陶、原始瓷、绿松石、玉器等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奢侈物品，体现中原文化对周边文化精华的主动吸收，而且经过王朝官工的提炼、加工，赋予王朝礼制的内涵以更高的文明成果，再辐射于四夷。虽然一些普通日用陶器也时而闪现，【例如三期的陶鬲】（也属于“商式鬲系统”），并非完全仿自其发源地的同类器形，而是按照本地的制陶工艺及审美观念，对其进行了一番改造，充分体现出本地文化的强势地位。

【三期之前的外来文化因素向二里头的传播属于“浸润式”，当是和平交流的产物】。二里头文化约在第二、三期时，其文化因素广泛地传播到了周围的文化区。”（二里头一二三期年代为公元前1735年-前1565年）


“及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普通的日用陶器（比如【典型的商式鬲】），不仅有一定的组合，而且其形制特征与来源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强势。【四期时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其传播方式当属“嵌入式”，很可能是大规模军事入侵和人员迁徙的结果】。四期以后的二里头文化对外的影响已消失殆尽。”（二里头四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65-前1530年左右）”

如果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

1。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2。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矿料来源，一到三期是大致相同，但是在三期、四期之间，却发生了突变，四期的青铜器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矿料来源则大致相同

3。鼎、斝这类二里头文化“纯日用陶器”，在二里头四期居然被作为青铜礼器铸造使用。这与第三、四期铜爵、盉仿自同类陶礼器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这应是“伤筋动骨”的大事

4。四期遗址中的铜鼎和圜底铜斝，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冈文化

5。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以“陶罐和陶鼎”为主要炊器，虽然从第三期开始出现了鬲（属于“商式鬲系统”），但数量很少。然而，从第四期开始，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商式鬲”，且数量明显增多

6。进入四期后，偃师商城开始新建；二里头四期结束的时候，偃师商城猛然扩张。时间上看又大体上“一兴一废”这一现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言下之意，由于偃师商城是商人的城市，如果夏朝不灭，没有人能在距离夏朝首都仅六公里的超近距离地方，新建一个军事堡垒）

7。上古众多民族都有把一个方向当作吉向尊位的传统，而这个方位正是指向其民族的直接来源地。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的第一、第二号宫殿建筑基址的朝向是北偏西的，说明夏人是尊西北方位的；而偃师商城的朝向是北偏东的，商人是尊东北神位的具体反映

8。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奢侈物品，属于和平交流的产物；而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普通的日用陶器，不仅有一定的组合，而且其形制特征与来源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强势嵌入，包括了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因素，很可能是大规模军事入侵和人员迁徙的结果

9。1号基址的年代：这座宫殿建筑是二里头遗址三期的，建于三期之初，使用于三期之际。发展到第四期被毁，上面堆积着灰土坑、烧陶窖址、小型墓葬和散乱的人骨。这座宫殿是经大火焚烧之后废弃的，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之间。把1号基址的废弃，看作是王朝更替的一个重要标志

10。进入四期后，新建了新的宫殿，新增了新的作坊，器物式样发生了变化

其实，亦有一部分的国内专家们是支持“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是在二、三期之间，也即，“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是夏朝，而三四期则归入商朝


原因在于，“二里头文化”自第三期起，出现了鬲、斝、甗、簋等“商文化”因素。而四期遗存较之三期遗存，陶鬲（典型的商式鬲）和卷沿圜底盆的数量大大增加，簋的数量和型式都明显增多，陶器的型式，已同商代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另外，“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三、四期猛上台阶，不仅出现了青铜礼器，而且，三、四期的青铜器数量也明显大增！

既然楼主也是倾向于支持“二里头文化”在三、四期之间（而不是在二、三期之间）夏商分界的，那又该如何解释上述的考古现象呢？


其实这很好解释，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指的应该是第四期的商人联合东夷人以武力变天（大规模军事入侵二里头），而不应包括四期之前的先商人不断地和平渗透（比如以“外来青铜工匠”的身份）少部分地进入夏朝的二里头都邑

（这就颇类似于晋南的“陶寺文化”自中期起，有来自于北方的陶鬲人群和平地进入陶寺；但是到了陶寺晚期，则出现了北方陶鬲人群对于晋南陶寺的极为严重的暴力捣毁事件，而陶寺晚期方才算真正“变天”了）

河南“二里头文化”在三、四期之间分界，但并不意味着，与它邻近的豫北和冀南、冀中的“先商文化”（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也是始于四期，实际上，二里头在四期以前的三期，就已经出现了鬲、斝、甗、簋等“先商文化”因素

只不过，到了二里头的四期，“商文化”元素，比如典型的商式鬲和卷沿圜底盆的数量大大增加，簋的数量和型式都明显增多，而陶器的型式已同商代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

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是【早商文化】，二里岗文化是【中商文化】，殷墟文化为【晚商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