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家们对于晋南“陶寺”金属文化的外来性，一直是持一种“迷糊不清”的态度呢。或者楼主这么表述吧，中国的一些专家门更强调山西晋南的“陶寺文化”在本地发展的一贯连续性！

可实际上是这样的吗？～～

另外，还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晋南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文化”，而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

可问题是，在绝大多数专家们对“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问题重新思考后，一般都认为，河南二里头文化应分界成——前期是夏朝、后期是商朝！

而“晋南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发生文化异变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陶寺文化特质于晚期变异的结果是，并不是更接近于“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前期）夏朝，反而，是更接近于“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后期）商朝！

显然，晋南陶寺这种文化变异的结果，与上述的另一些专家的观点却是不相一致的～～

楼主在仔细研究了晋南“陶寺文化”的变异现象之后，并不十分赞同国内学者以下的这两种常见的观点——

要么，“晋南陶寺文化”的早、中、晚期均应为“唐尧文化”，其隐含的意思是，“陶寺文化”在晋南本地发展的一贯连续性，从未发生过任何的文化变异；

要么，虽然承认“晋南陶寺文化”从早期至晚期的确是发生了文化异变的现象，但是，对于“文化变异”却是这么进行解释的，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文化”，而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

而国内专家的这两种常见的观点，其实，都不是完全符合“陶寺文化”的考古现象的！

在楼主下面将具体地阐释国内专家们对于晋南“陶寺文化”的解读，所存在的一些“模糊或矛盾”的现象之前，

不妨先再让大家重温一遍山西晋南“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的三个分期：

陶寺文化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延续了200年；

陶寺文化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延续了约100年；

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延续了约100年



顺便，我们再对比一下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35年-前1530年）的四个分期：

二里头文化一期，公元前1735年～前1705年，延续了30年；

二里头文化二期，公元前1705年～前1635年，延续了70年；

二里头文化三期，公元前1635年～前1565年，延续了70年；

二里头文化四期，公元前1565年～前1530年，延续了35年

从客观考古证据上讲，陶寺文化（及出土人骨特征）早、中、晚三期发生“异变”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有一些专家极力否定陶寺文化（以及出土人骨）的“变异”现象，而一定要坚持晋南“陶寺文化”在前后四百年的时间里的发展具有当地的“一贯连续性”，楼主只能说，学术研究能达到这么“粗糙”程度的专家，专业水平实在是有点儿不够称职哦

无论是“陶唐氏”，还是“夏后氏”，或者是“商族”，根据现代中国人的“各民族大融合”的理论（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那就是一家子人嘛，何必分出你我来呢？

然而，学术研究不是在搞政治，必须客观如实和足够细致，“华夏民族”的最初真正来源究竟是“陶唐氏”，还是“夏后氏”，亦或是“商族”？或者，虽然是三者的融合结果，但又以谁为“主导”人群呢？

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学术问题呢，哪能含糊不清呢？而含糊不清的历史结论，全国人民皆会脱口而出呢，这种“脱口秀”式的表演就不劳请中国的专家了～～

既然是中国的专家，说话就得具备“很专业”的水准，岂能随意出漏洞呢？

楼主不妨再次概括总结一下国内专家们的常见观点，以加深观众们的记忆，大家可要记住了哦


中国专家们对于晋南“陶寺文化”的定位：

一种猜想是，【陶寺文化全部是“唐尧文化”】；而另一种猜想则是，【陶寺文化的前期是“唐尧文化”，后期则是“夏文化”】


中国专家们对于河南“二里头文化”的定位，意见则更多地趋向于一致，那就是，二里头文化应该分界成两个不同的阶段—--【“前夏后商”】；而只有极少数国内专家的观点例外，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全夏”或者是“全商”

现在，我们就来更为仔细地考察一下山西晋南的“陶寺文化”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变异”现象吧，

请大家特别地需要留意并记住，“陶寺文化”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新现象”！

属于“大中原”地区的山西晋南”陶寺文化”遗址分早、中、晚三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一，【“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发生了异变】

在分布范围上，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

陶寺早期，陶器组合以釜灶、斝、缸、鼎、罐、扁壶、甑等为主，基本上都是手制

陶寺早期没有任何“铜器”（无论是红铜器还是青铜器皆无）

陶寺早期也没有任何的“陶器雏形字符”出现

精美华丽的木器一部分出自陶寺墓地早期的一些大型墓和中型墓

从陶寺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来看，陶寺早期人骨特征也的确非常偏“古南方人”（请注意不是指现代的“南方汉族“，而是指“古代南方人”，这两者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

陶寺早期墓葬的体质特征属于“古中原类型”（偏于“古南方人”），其低眶阔鼻等特征和“古西北类型、古华北类型”（而这两者方才最接近于现代的“北方汉族”）都不一样，显然陶寺早期居民是属于【山西晋南土著人群】

“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到了“中期”以后，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

陶寺遗址的“中期大城”取代了“早期小城”，这是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异变的最为重要的标志

陶寺观象祭祀台位于陶寺中期城内，精美华丽的木器也有出自陶寺墓地中期的一些大型墓和中型墓

陶寺中期还新出现了一种新的主要炊具【陶鬲】，而一期的釜灶、缸和鼎的数量大大减少，以手制为主，兼用模制，烧制技术有所提高。外来文化因素增加明显！

自中期起又有一个新现象出现，那就是中期出土了一件铜口沿残片（砷铜容器） ，代表着陶寺文化自中期开始进入到了“红铜时代”

但中期没有任何的陶器字符出现

就墓葬来看，陶寺文化中期较早期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异，陶寺中期墓地远离陶寺早期墓地，但未见到中期人捣毁早期大墓的情况

从陶寺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来看，陶寺中期“北方因素”在人骨证据上体现的更为明显

二，【“陶寺文化”晚期与中期相比较，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异变】

从分布范围来看，陶寺文化“晚期”范围比中期更加扩大，文化遗存遍布临汾盆地及其周围地区，陶寺文化进入鼎盛时期

陶寺晚期，【以各种陶鬲的大量出现为标志】，最早的釜灶和夹砂缸已经绝迹，器类较前两期明显丰富，制法有轮制、模制和手制，陶器制作规整，火候较高。陶寺中、晚期明显的存在着“外来人”现象！


从晚期地层出土的“红铜器或砷铜器”数量开始明显增多，“红铜铃、齿轮形砷铜器、红铜环、铜蟾蜍”，均属于礼仪红铜器；并且，全部的红铜器（或砷铜器）都是以“范铸法”制成的

陶寺晚期还出现了璇玑、瑗、钺、圭、璧、琮等高规格玉礼器

陶寺晚期出土陶壶上还有十分罕见的“朱书陶文”

陶寺文化晚期的墓地布局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陶寺文化晚期这种数座或数十座相对集中而穴位错落的小规模墓群、墓组成为墓地布局形式的主流，与陶寺早期相比，无疑是埋葬制度的重大变化。（而这类布局特点与“殷墟西区商代墓地”的小区布局类似，应属于家族墓地）

陶寺晚期文化遗存中充满了暴力色彩

陶寺遗址毁墓现象只发生在陶寺文化晚期，而且陶寺晚期人不但捣毁中期王族墓，还捣毁早期大墓，甚至还存在晚期捣毁晚期重要墓葬的情况

在陶寺文化晚期，陶寺中期建造的大城城垣被有目的的毁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

（“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变异，无法用同一族群内部政治斗争或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侵入、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行为。”）

从陶寺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来看，陶寺中晚期“北方因素”在人骨证据上体现的更为明显

尤其是陶寺晚期群体和陶寺早期群体的体质特征差异很大，可以推测出，陶寺人群早期以“晋南土著人”为主，后期则为来自于古西北/北方长城地区的“热爱陶鬲”的外来入侵者

陶寺中晚期吸收了“北方文化因素”形成的，中晚期人骨Y-DNA测到的3例O3*，1例M134

从山西晋南”陶寺文化”分早、中、晚期的文化及人骨的“变异”现象，可以得出几个比较明显的推断：

㊀ 陶寺中期和晚期都有“外来”的北方文化因素，中期因素虽不单一，但绝对不是自然演化，只不过中期过渡比较平和，晚期则极为暴力

㊁ 陶寺早期人群的体质特征偏于“古中原类型”（仰韶人骨和陶寺人骨还有很强的类聚型，但同时也受到了西进的东部“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其低眶阔鼻等特征，和“古西北类型、古华北类型”（最接近于现代的“北方汉族”）都不一样，显然陶寺早期居民是属于【山西晋南土著人群】

㊂ 从陶寺中期开始新出现一种炊具—-“陶鬲”，到陶寺晚期“陶鬲”最流行，完全取代当地传统炊器—-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这一改变现象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习俗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当地居民族属结构的重大变化，应当与使用“陶鬲”的北方部族的文化强力影响有关

㊃ 陶寺文化的“红铜文化”及铸造技术虽始于陶寺中期，但更多出现于陶寺晚期，并且，还出现了红铜礼器文化

㊄ 陶寺文化的“朱书陶文”出土于陶寺晚期的陶壶上，而早中期皆无

㊅ 陶寺晚期发生的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暴力事件，不像是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更像是来自于北方异族的入侵事件

㊆ 陶寺早期和中晚期人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中晚期人骨带有更明显的北方种系因素

㊇ 陶器炊具“鬲文化”，最早显然是标记于北方长城地带的西北/北方戎狄系族群，而不是古中原土著居民习惯于使用的“鼎釜罐”之类的陶器炊具

㊈ 在进入到新石器晚期和金属时代，古西北人群氐羌开始不断扩张，逐渐为黄河中游地区的人群加入了更多的Y-O3成分

中国专家们的水平也分三六九等的～～～

其中，有些所谓专家的水平，在楼主看来，实在是不够资格登上央视的历史节目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以民族主义自豪的错误观点来“误导国人”呢

由于较多国人具有那种“因不理解而易忘记”的记忆，楼主不妨再重复强调一遍：


是印欧人R1a（而不是印欧人R1b）自“青铜时代”起率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印欧人R1b是于后来的“铁器时代”方才活跃于历史舞台的～～


无论是“闪族人还是印欧人R1a”都是西方古代的“青铜人群”，而旧大陆上的青铜技术的发明和传播，是与这两者直接相关的呢，其中，印欧人R1a还是古代华夏民族的青铜老师！

印欧人R1a其实就是“雅利安人”，广泛分布于东欧及巴尔干、欧亚草原（南俄草原、中亚草原、蒙古草原）、伊朗东部、印度北部及阿富汗、中国的西域和甘肃河西等地。而活跃于欧亚大草原上的“印欧人R1a”（也就是“雅利安”印欧人）对于青铜技术的向东传播，最终【间接地】导致了“青铜文明”在东方世界（新疆以东地区）的出现，功劳甚大不容否定！


而印欧人R1b（现代英美人的直系祖先）则是古代的“铁器人群，并不是古代的“青铜人群”哦，请不要混为一谈了呢

楼主对于山西晋南“陶寺文化”的简单总结：

1。晋南“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并非是晋南中原土著人“一贯连续性”的文化，而是其间发生了文化性质和人群族属的明显变异，从中期开始出现了北方人的和平演变，到晚期则出现了北方人的极为暴力事件

2。热爱“鬲文化”的古西北/北方体质人群最终【覆盖】掉了晋南中原地区的陶寺土著人群的“釜鼎罐文化”

3。无论是陶寺中晚期出现的“红铜器文化”，还是陶寺晚期出现的罕见“朱书陶文”（非真正文字），应该都与中晚期北方体质人群不断迁入晋南陶寺的结果

4。陶寺文化的“早期”人群和二里头文化前期爱用“鼎和罐”的【夏人】相差不算多；而陶寺文化的“晚期”人群则更接近于二里头文化后期也同样热爱“陶鬲”并崇尚武力的【商人】

看起来，

晋南“陶寺文化”的早期，似乎是与河南“二里头文化”前期的“夏朝人”比较相近（但又有差别）的唐尧氏，毕竟两者的人群都属于“古中原类型”（偏古南方人体质特征），但在主要炊具上既相近又有些许的差别，比如，夏朝人爱用“鼎罐”，唐尧氏则爱用“釜灶和鼎罐缸”之类的

而晋南“陶寺文化”的中晚期，则更像是【低配版】的河南“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来自于北方地区（直接来源地是冀南燕辽，间接来源地是西北甘青）的商朝人！尤其是，晋南“陶寺文化”中晚期的红铜器铸造方法和红铜礼器群，那不就是“低配版”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范铸法和青铜礼器文化嘛！

故而，楼主判断：

晋南“陶寺文化”----前期是“唐尧氏的釜鼎罐文化”，后期则是“北方戎狄人的鬲文化”

河南“二里头文化”----前期是“夏朝人的鼎罐文化”，后期则是“商朝人的鬲文化”


无论是晋南陶寺前期的“唐尧氏的釜鼎罐文化”，还是河南二里头前期的“夏朝人的鼎罐文化”，都属于“古中原类型”的炊具文化

无论是晋南陶寺晚期的“北方戎狄人的鬲文化”，还是河南二里头晚期的“商朝人的鬲文化”，都属于”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的炊具文化


（一般来说，主要炊具发生了明显改变，人群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因为民以食为天，“主要炊具”就属于一种很难改变的顽固文化！）

关于【“鬲文化”】的分布范围

只要一提到“陶鬲“，第一反应就会立马联想到“商人和周人”！

陶鬲，出现于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时极为盛行，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方才消失，存在了大约2000年的时间

陶鬲在“早期”主要分布于【古西北/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属于农牧交错地带，而并非是传统的中原农耕区），属于西北/北方地区“半旱作半畜牧”人群的主要炊具（也即，非中原、东部、南方等地的主要炊具）

当来自于西北/北方的商人和周人入主中原之后，陶鬲在“商周时期”成为中原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器物，因为商人和周人都是典型的“陶鬲爱好者”哦～～


（而古中原、东部、南方等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流行用的主要炊具，一般是鼎、釜、罐、缸、盆之类的，而非“陶鬲”！而东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前”则长期流行的是平底筒形罐）

山西晋南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而当“仰韶文化”没落之后，晋南居民的底层属于仰韶文化人，而上层则可能是西进的“大汶口文化”人

由于“古中原类型”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像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这些都是。因此，“晋南陶寺土著人”自然也就会具有“古中原类型”的相貌特征！


但是，山西这个地方自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属时代早期（红铜时代“，却是属于西北/北方地区的戎狄人高度活跃的地区，而同样爱好“陶鬲”的西北/北方戎狄人，则很可能是商人和周人的近亲，他们都属于很接近于现代“北方汉族”的古西北人、古华北人的那种长相～～



这就是说，在山西晋南这个地方自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属时代早期（红铜时代）时，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那就是，在“大中原”地区相继地发生了“人种更迭”现象！，竟然从“古中原人”的偏南方人的长相，逐渐地变成了西北戎狄商周人的那种偏北方人的长相哦

这可是在东亚历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性改变～～～

而中国的专家们对此重大历史性的改变，要么持“基本无视”的态度，要么持“轻描淡写”的态度，反正是能模糊就模糊呢，权当“忽略不计”的结果！

为了验证楼主的上述说法，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专家们对于山西晋南“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是如何进行定位推测的？

专家的一种猜想是，【陶寺文化全部是“唐尧文化”】；而专家的另一种猜想则是，【陶寺文化的前期是“唐尧文化”，后期则是“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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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内专家的哪一种推测，都并不完全符合陶寺文化的考古出土证据，尤其是对于“陶寺文化”中晚期的那些推测，出现了很明显的偏差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