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洪秀全：不走寻常路】

洪秀全与曾国藩、左宗棠年龄相仿，三人前后也就相差了一两岁。这样说来，在他们童年和少年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三个人应该同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上学读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些有趣的并列镜头画面：

每天早上，三个小男孩同时背起书包走出各自的家门，迎着同样的朝阳，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向他们各自的学堂（私塾）。

然后，在三间不同的教室里，他们同时在摇头晃脑地读着课文，为的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考取秀才，然后接着考举人、考进士，金榜题名，快意人生。

散学了，回家的时间还早，他们同时欢快地奔向各自的乐园，跟小伙伴们一起嬉戏：或是在草地上忙趁东风放纸鸢，或是在小河边钓鱼，或是爬到树上掏鸟蛋。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他们三人是邻居，是同学，那他们应该会是很要好的小伙伴，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一起放学玩游戏。那该是多么美好纯真的童年友谊啊……

可是，上天也许觉得这样的剧情不够刺激，偏要让他们天各一方，各自快乐地成长，然后让他们的命运开始转向和分化，多年以后再让他们狭路相逢，你死我活，成王败寇。

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天是个很优秀的导演。

说到读书，洪秀全的天赋也许不及左宗棠那样的天生奇才，但应该比曾国藩的笨拙愚钝要好不少。

史料记载，洪秀全幼时天资聪颖，7岁入私塾读书，表现优异，老师们都说他将来获取功名就像捡拾草芥那么容易，必能显父母、光宗族。

老洪也非常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儿子，经常在别人面前夸耀。虽然家里比较穷，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节衣缩食也要供他上学读书。要知道，全家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

不过，洪秀全读到16岁时就再也上不起学了，只得辍学回家帮忙干农活。两年后，村里的族人见他的学识还不错，不应埋没于农活之中，于是聘他担任本村的私塾老师。这样，洪秀全就有机会一边教小孩读书一边自学。

大致从16岁起，洪秀全开始考秀才，一直到29岁那年，先后考了四次，全部落榜。清朝时，考秀才一共要参加三轮考试：县试、府试和院试。洪秀全每次县试都名列前茅，但却就是通不过后面的府试或院试。

个人推测，洪秀全的天赋应该还是不错的，不然不会每次县试都考得很好。很可能是因为在整个府（地级市）里面，他老家那个县的总体教学水平比较落后，所以在县里算是尖子生，但拿到全府一比试，差距立现。

再加上家里比较穷，他也没机会像曾国藩那样转到城里的好学校继续读书，辍学后只能自己自学。这样不利的学习条件，考不上秀才也很正常。

（13）

可是，洪秀全从小就被老师夸奖，被父亲夸耀，因此自我感觉良好，向来很自信，自我期望也很高。这其实跟左宗棠的心理和性格很相似，只是还没到自大狂傲的地步而已。

因此，尽管考不上秀才也许确实是因客观条件所限，但这对于非常自信的洪秀全来说，心理打击是很大的。要知道，秀才只是最低的功名，连秀才都考不上，还谈什么金榜题名。

前两次落榜，他还能承受。到了第三次落榜（1837年），多年的失落和压力导致他身心崩溃，看完榜就病倒了，不得不雇顶轿子请人抬回老家。

这一场大病持续了四十多天，期间他有时候昏睡不醒，有时候大喊大叫，有时候手舞足蹈，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家里人只好把他关在屋子里。

病好了之后，洪秀全说自己做了一个异梦：天神封他做人间的君王，来拯救苦难的世人。其实，屡次落榜的他做这样的梦也比没什么奇怪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逆反反应，符合落榜综合症的病理特征。

这个时候的他，虽然愤愤不平，但应该还没有产生造反的明确念头。不过，这个异梦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入了洪秀全的心中，五年后终于开始生根发芽。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前往广州参加院试，结果仍然是落榜。这次他没有再病倒，而是默默地回到家，在书房里静坐了半天，然后大喊一声：我再也不考这破科举了，我要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

开科取士，是皇帝和朝廷才拥有的权力。看来，洪秀全是想要自己当皇帝了。

这就有点像现在某人去应聘求职，屡次被无情拒绝，倍受打击的他最后拍案而起：我还不稀罕给你们打工了，我要去创业开公司，自己当老板去！

对于那些求职不成愤而创业的人，我们一般都很佩服他们的豪情壮志。更牛的是，求职被拒的洪秀全，他想开的公司全国只容得下一家，他想当的老板全国只能有一个。

现在某人要是创业没成功，还可以接着去找工作。可当时的洪秀全要是创业（造反）不成，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等待他的很可能将是万劫不复的满门抄斩。

风险如此巨大，所以一般嚷着要造反当皇帝的大多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很少有人会当真去行动。可是，洪秀全还就当真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洪秀全的造反动机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首先，屡次落榜产生不满情绪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是洪秀全也像曾国藩那样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他还会造反么？（实际上，会试屡次落第的左宗棠后来也产生过不小的造反倾向，后面会提到。）

不过，光是因为科场不顺就去造反似乎也说不通。其实，自从有科举制度以来，真正考得功名如愿做官的毕竟还是少数，剩下的读书人大多数都是科场失意者，也没见有多少人真敢去造反。

再说了，考不上秀才的洪秀全也不是无路可走，他还可以继续当私塾老师，与干农活相比还算体面和轻松，应该也能勉强养家糊口。总之，从客观环境上讲，他没有必须得冒杀头的风险去造反的客观压力。

这一点就与历史上很多造反者不同。比如陈胜吴广，他俩因大雨误了行程，按律当斩。逃亦死，反亦死，横竖是个死，还不如反他娘的，于是才有了那句有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比如朱元璋，本来当乞丐当和尚都是难求一顿饱饭，还被人告发自己暗通起义军，很可能会被抓起来杀头，被逼入绝境的他，心一横，也只好反他娘的。

（14）

可洪秀全没有被逼入绝境。只要他愿意，他应该还可以本本分分、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因此，真正逼他造反的，是他自己的内心。

不难猜出，他应该有着极大的抱负（或者说是野心），正常的科举途径却实现不了，所以不甘平庸的他，宁愿冒着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冒的风险，也要玩命一搏。

类似这样的主动造反者也不少见，他们一般都是抱负远大却又怀才不遇，其中很多人都是科举落第者，比如唐末的黄巢也是如此。

除了抱负（野心）极大和怀才不遇两个因素外，个人所处的时代局势也很重要。要是正逢太平盛世，那么想造反并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就很少见，即便有极少数脑残不识时务地揭竿而起，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下场可想而知。

而到了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天灾人祸频发、民不聊生的时代，各种被动和主动的造反者就会涌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乱世英雄起四方。

洪秀全是读书人，应该也见过一些世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趋势应该看得比较清楚，用他们造反者的行话来说就是：此诚丈夫得志之秋也。

当然，你也可以相信这样的解释：

洪秀全看到当时的黎民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冒着杀头乃至满门抄斩的风险，毅然组织和率领贫苦百姓举行武装起义，去推翻腐朽黑暗的满清王朝，然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美好新世界。

这样大公无私的动机很高尚很伟大，但不真实。古今中外，大公之人，这个可以有（虽然不多）；无私之人，这个真没有。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他就不可能没有私欲和私心。

我们不排除普通百姓出身的洪秀全刚开始造反时可能带有一部分朴素的公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私欲远大于公心，或者说膨胀的私欲完全掩盖了那一丁点儿公心。

当然，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私欲过大和动机不纯，并不影响农民起义本身的正义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千年来，正是那些勤劳善良的农民，在他们被压迫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暴政，才推动了封建王朝的新陈代谢，换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太平盛世。

不管动机如何，重要的是，洪秀全真的开始实施造反行动了。马上就到而立之年的洪秀全，创立了一个中西杂交的新宗教：拜上帝教。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原来的名字“仁坤”改为“秀全”，拆开就是“禾乃人王”，也就是“我乃人王”之意。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一心想当人王的洪秀全，主要活动就是传教，发展信徒，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他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前面布满了荆棘，也充满了诱惑。他究竟能走多远呢？

作者：tao2099　回复日期：2011-05-26　10:20:39

国然笔力独到，继续留意，不过好像少了胡林翼和彭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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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呵呵，后面会说到的

（15）

【李鸿章：意气风发】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与曾国藩、左宗棠、洪秀全三个人比起来，小他们十来岁的李鸿章是要天赋有天赋，要运气有运气，什么好事都摊上他了，不服不行。

论天赋，李鸿章显然要比曾国藩强得多，应该不在左宗棠之下。小时候的曾国藩同学算是个笨小孩，可能经常会因为答不上来老师的提问而被同学们嘲笑。而李鸿章自幼非常聪明，属于那种在课堂上对答如流而被老师和同学啧啧称赞的尖子生。当然，他也很勤奋好学，这就很难得了。

要是说起李鸿章在科场上的运气，左宗棠和洪秀全恐怕就会嫉妒和眼红了。李鸿章17岁时就考中秀才，21岁考中举人，24岁考中进士，和曾国藩一样入金榜、点翰林，都属于那类祖坟冒青烟的幸运儿。

想当年，年龄相仿的曾国藩、左宗棠、洪秀全他们先后开始考秀才的时候，李鸿章小朋友估计还在穿着开裆裤骑竹马玩。没想到这小子后发制人，求取功名之路很是顺畅（只在会试落榜一次），刚到第二个本命年（1847年），风华正茂的他就已实现了金榜题名。

而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和洪秀全，此时都是三十多岁的大叔了，也都早已绝意科场，一个蛰伏乡下，坐观天下大势以待时机，另一个则正在全力传教，为日后的宏图大业积蓄力量。

李鸿章不仅有好天赋、好运气，还有一个好爹，而这个好爹又给他带来了一个好老师。

在他的童年时期，父亲李文安还是个秀才，一边办私塾教书（顺便也教自己几个儿子读书），一边不断参加乡试考举人。到李鸿章11岁那年，李文安终于考中举人。四年后（1838年），他又幸运地考中进士。

李文安高中进士，不仅光耀门楣，也使得整个家族从此进入官僚阶层，社会名望和地位大大提高。有了李文安做榜样，几个儿子读书做官的热情和信心大涨，后来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都是青云直上，官居一品。

除了带来榜样的力量，李文安还带来了人脉的力量。

（16）

就是在李文安考中进士这一年，有一位牛人正好也考中进士，他就是曾国藩。在科举时代，会试（后来也包括乡试）同榜登科者称为“同年”。可别小瞧这同年关系，它可是当时官场中非常重要的人脉资源。大家同榜登科，以后做官了一般都会互相照应，形成利益关系密切的人脉网络和官僚集团。

正是李文安和曾国藩这非常巧合的同年关系，造就了晚清政坛上最为耀眼的一对师生——曾国藩和李鸿章。

早在1843年，在京当官的父亲就让李鸿章进京备考乡试和会试。在父亲的引荐下，他以子侄辈之礼拜访了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曾国藩非常喜欢和赏识这位才华横溢又谦恭好学的晚辈后生，两年后正式将他收为自己的门生。

这次拜师，给李鸿章日后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老师曾国藩后来的提携和扶持，他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崛起于政坛。如此看来，年轻的李鸿章真是好运不断啊。

24岁的李鸿章，风华正茂，高大帅气（长身玉立），一表人才，再加上年纪轻轻就已金榜题名科场得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那意气风发的样子。

此时的他，自信洒脱，儒雅风流，气度不凡，前程似锦，而且志向远大，让人没法不羡慕。早在四年前进京备考前夕，踌躇满志的李鸿章，挥毫写下《入都》十首，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也最能反映他的抱负和胸怀：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这是何等的气魄！就算是隔了一百多年，我们也能感觉到一股壮志豪情扑面而来。

上天似乎也特别垂青和厚爱这位青年俊杰，后来给了他一个又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让他拥有绝佳的机会来主导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复兴宏图。

那么，他到底把握好这样的机会了吗？

（17）

【慈禧：飞向皇宫】

前面说过，慈禧出生于满族官宦世家，她爹惠徵刚开始虽然只是当了一个八品的芝麻官，但后来逐年升迁，历任主事、员外郎和郎中，1849年又升任山西归绥道（正四品）。

慈禧她爹升官快，她自己长得快。短短十余年，慈禧就从一个天真可爱的小萌女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少女。16岁那年，她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参加选秀。

所谓选秀，其形式和内容跟今天的选美差不多，但是目的和性质大不一样。清代规定，全国每隔三年举行一次选秀，选中的秀女首先供皇帝挑选做后妃，皇帝挑完了，剩下的再赐给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族近支宗室。参加选秀的必须是八旗官员（满蒙汉八旗）的女儿，年龄限定在13岁至17岁之间。

能嫁给皇帝，自然是很多女孩子的梦想。慈禧正好符合选秀的资格，她自己，包括她爹，应该会非常重视这样的机会。

参加选秀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慈禧最终被选入宫中，封为“兰贵人”。清朝的后妃共有八个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可见慈禧刚进宫时级别是很靠后的，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家世并不算显赫。那些一入宫就级别很高的女孩，一般都是很有家世和血统背景的。

作为一名级别较低的新秀，慈禧首先要应对的就是后宫里面残酷的生存环境。这里看起来很光鲜，实际上却异常凶险。争风吃醋倒也罢了，弄不好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宫，命运可想而知。

虽然慈禧的门第背景不算显赫，但她拥有一个最简单却又最关键的优势：美貌。参加选秀的满族少女人数众多，慈禧能通过层层筛选，闯关成功，可见她的姿色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天生一副标致的好容貌，是慈禧能够飞向皇宫的首要前提，也是她不久后很快受宠的关键因素。但宫里面从来不缺漂亮的女人，如果仅仅是漂亮，慈禧不可能登上政治舞台，并主宰朝政近半个世纪。

与大多数美貌的后妃不同的是，慈禧自幼聪明机灵，又有机会读书学习，不仅知书达理，而且还粗通经史，见识不俗。

因此，慈禧最终能一步步走向这个帝国的权力中心，美貌、机遇、智慧、见识，一样都不能少。

很快，慈禧就会让我们领教她的权谋和手段，令我们不得不为之折服。

不好意思，今天有事比较忙，发晚了，以后正常情况下8点左右发上来。另外，明天要出差一个星期，下周我会回来接着发，我一定会坚持发下去的，多谢各位的支持。

（18）

第二章：悲剧的伏笔

【第一次机遇】

亮完相后，五位主角很快就要相继登台演出了，不过还有一段前奏我们得先品品，这对于了解后面的历史剧情非常重要。

这个前奏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英军开始封锁珠江口，到1842年8月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整个战争打打停停持续了两年多，但真正交火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原因很简单，清朝军队根本不具备抵抗英军进攻的实力和意志，战场形势完全一边倒，这样的交火当然长不了。

比如，1840年7月5日，英军进攻定海，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战前的几天里，当地守军已经加强了战备，但战况却仍是惨不忍睹：

战斗于下午2点半左右打响。刹那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但没过一会儿炮声就弱了下来。原来，清军海岸炮台和战船已经基本上被英军舰炮打哑了，而此时才刚开战了十分钟左右。

仅仅十分钟！

基本上丧失了还击火力的清军，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抢滩登陆。英军陆战队很快就抢占了海岸附近的山头制高点，并架设临时炮兵阵地，定海县城已直接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下。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因极度恐慌而大量溃逃。第二天，定海即告失陷。

定海首战，反映出这样的残酷事实：清军在武器装备和火力上与英军相比差距巨大。

来势汹汹的英军，早已全部装备了先进的舰船和火炮火枪。反观清军，还处于冷热兵器混杂的时代。权威资料显示，至少一半左右的士兵，手上的家伙还是几千年前就已发明的刀矛弓箭。

那清军不是也有枪炮吗？不错，但相比于英军先进的火枪火炮，清军那些玩意儿只能称作是鸟枪土炮。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当时英军的火器性能整体水平至少比清军领先了200多年。

英军的枪炮比清军的枪炮打得远，打得快，打得准，弹药杀伤力也大很多。这就好比说，我能打得着你的距离上，你却打不着我；我每发射三发炮弹的时间，只够你发射一发；我每打中你三次，你才能打中我一次；我的炮弹一次能炸倒一大片，你的炮弹就像实心铅球，不能爆炸，威力很有限。

到了这份上，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虽然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不乏高级将领亲临前线顽强抗敌直至壮烈殉国，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但英勇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毕竟还是无法阻挡侵略军的坚船利炮。

战败，终究无法避免。

随之而来的，就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拥有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挨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此，历史教科书的官方表述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很沉重也很学术化的论断，我们姑且不去探讨它。能不能有形象些的说法呢？

（19）

放眼整个近代史，我们中国挨打的次数不少，如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如果把咱们中国看作是一个人，把近代史看作是历经坎坷、挫折和伤害从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人生历程，我们就会发现，这第一次挫折与其说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倒不如说是一次最好的机遇。

与后面的历次挨打比起来，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损失和灾难无疑是最小的。这就好比坎坷人生路上经常摔跟头一样，鸦片战争就是摔的第一个跟头，虽然摔得鼻青脸肿，但好在还没有伤筋动骨或是半身不遂。这样的跟头可以说是最恰到好处的。

首先，鼻青脸肿肯定会很痛，但正是这疼痛感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跟头长记性，让我们警醒，反思，改变，成长。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伤筋动骨而需要休养好久才能缓过劲来，从而错失良机。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此。如果，当时的中国能因为鸦片战争的刺激而全面迅速地觉醒，就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落伍了这么多、处境有多么严峻，就会为此做出改变和革新。而正好当时我们的敌人还不多，外来侵略的压力还不算大，自强革新有着很好的时机。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中国面临的机遇甚至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好，我们可以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并正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进化也会随之加快，整个国家和社会就会进入到近代文明的发展轨道，综合国力就会迅速增强，在19世纪末就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后面的那些挨打就不会发生……

一句话，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就要改写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鸦片战争的惨败，确实曾令陶醉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道光帝和文武百官极为震惊。战争结束后，也有一些大臣上奏建议仿造西式舰船和火器。而魏源在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中，更是阐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战略，并提出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建议。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极具远见的建议和著作，竟然没有引起朝廷和军队的重视，在整个知识阶层中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和关注，绝大多数读书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着圣贤书啃，包括前面提到的曾国藩。就像一颗石子投到死寂的潭水中，只是激起几圈微弱的涟漪而已。

惊雷过后，迷梦依旧。鸦片战争的炮火，竟然没有将沉睡的中国轰醒，这第一次机遇就被这样错过了。

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为何会这样沉睡不醒呢？

谢谢各位的捧场！就冲着大家的期待，我会坚持写下去。至于出书，那是后话了，现在才刚开始写，说这些还为时过早，一本书至少要二三十万字吧，如果写到那时，还能得到大家的捧场和认可，出版商肯定会找上门来的呵呵

今天回乡下老家过端午节，下周再来更新。最近工作比较忙，好久没更新了，抱歉啊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0）
【不合时宜的王朝】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落后与沉睡，和满清王朝的统治有很大关系。

大家都知道，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虽屡经朝代更迭，也曾多次出现过分裂的混乱局面，但总体而言，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一直延续了2000余年。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大一统王朝里面，强汉、盛唐的地位最为重要，泱泱中华挺立千秋的尊严与自信，辉煌与荣耀，就是在这两个朝代奠定的。

国际史学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政治制度先进，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思想文化和科技都很发达。

然而，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三个多世纪里，在地球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开始逐渐崛起，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连串的化学反应：

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贸易与殖民扩张，重商主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资本主义萌芽，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启蒙，君主立宪和共和制的确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业革命……

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关键词，熟悉世界史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是展开说的话，每一个关键词都可以另写一本书。简单来说，西方诸国的崛起，标致着人类文明步入了全新的近代文明时代。

对比中国和西方（主要是西欧）的历史，就像观看一场漫长的接力比赛。中国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双方的鼎盛时期也是各有千秋，不分伯仲。如果把这看做是中西接力赛的起跑，那么双方的第一棒队员都表现得很不错。

到了唐朝这一棒，中国队的表现异常炫目，相比之下西方队的表现就黯然失色了，他们困在黑暗的中世纪里苦苦挣扎，中华文明也因此将西方文明远远甩在后头，巨大的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明朝晚期。

风水轮流转，到了16世纪，西方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持续加速，越跑越快，迅速拉近了与中国队的差距。当然，此时中国队仍然占有一定优势，也有充足的调整应对时间。

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作为西方队的主力队员正式接棒。巧合的是，几乎与此同时， 1644年满清入关，随后满清王朝代表中国队接过了这关键的一棒。

（21）

对于领跑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国队来说，这次交接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接棒的满清王朝就像棒槌（陕西方言，傻瓜白痴之意）一样，竟然完全无视西方队的加速和超越（这里不是指GDP的超越，而是指综合实力），直到二百年后的鸦片战争，被人家给了当头一棒。

当然，如果把中国队被西方队赶超的历史责任全部推给满清王朝，似乎也不太公正。比如，君主专制的悠久传统，重农抑商的传统，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度，海禁政策，这些阻碍中国引进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因素，并不是满清王朝带来的。

诚然，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就给予它额外的歧视和攻击。但不得不说，满清王朝的极度保守和内敛，与它的少数民族政权属性有很大关系。而正是这种保守和内敛，葬送了中华文明在第一时间引进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机会和可能。

当年满清入关的时候，曾对汉人抵抗运动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虽然后来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民族关系也没有元朝那么紧张，但直到灭亡之时，它没有一天不担心汉人的颠覆，哪怕是在最鼎盛的时期。

一个天天担心被颠覆的部族政权，内心深处是极度不安和不自信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期间，还会出现文字狱大行其道和闭关锁国日益加重这样的反常现象。

文字狱虽并非清朝首创，但清朝文字狱的泛滥程度却是空前的，而且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这是很反常的。康熙，雍正，乾隆，他们在很多电视剧里面被鼓吹成英明神武、千古一帝，但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阴毒和残酷，只能说明他们的内心非常脆弱和恐惧，唯有通过残暴的镇压才能维持表面上很强大的假象。

清朝的文字狱对于中华文明的伤害，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首先，它扼杀了明朝中晚期以来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的势头。

王阳明的心学突破了程朱理学对于人性的桎梏，肯定了人欲和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这与西欧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时江浙一带繁荣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下，以唐伯虎为代表的江南才子，开创了新时期城市市民文化的繁荣景象。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和“众治”的主张，大胆怀疑君权，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如果这些代表着新兴阶层的思想文化能够顺利发展下去，那么咱们中国未尝不能像西欧那样孕育出近代文明。遗憾的是，满清统治者的思想高压政策，无情地绞杀了这种可能。

另一方面，文字狱的盛行禁锢了整个知识阶层的思想活力。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但在清朝，这种传统被严重压抑。鸦片战争结束后，知识阶层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警醒和反思，这不能不说是文字狱造成的恶果。

（22）

文字狱扼杀了中国进步和求变的内在思想动力，而闭国锁国则更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对外接触和交流。

事实上，古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大气的国度，唐、宋、元、明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虽然自宋朝起历代都有海禁政策，但也是时紧时松，且并未严重阻碍中外贸易和交流。

清朝的海禁则非常严厉，直接到了闭关锁国的地步。满清王朝最担心内陆的汉人与海外势力联合起来反清，即使是在台湾平定之后，这种担心也未随之消失，满清王朝把戒备的对象移到了西方商人身上，严厉限制进出口贸易和人员往来。跟王朝的安全相比，海关税收的损失算不了什么。

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者曾认为英夷不善陆战，因此一度怀疑英国陆军是所谓的通夷汉奸，他们对汉人的戒备远甚于外来威胁。

清朝的闭关锁国，不仅抑制了国内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接触和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等近代文明成果。所谓的天朝上国，成了夜郎自大的反面案例。

鸦片战争惨败后，满清王朝为何仍然反应如此迟钝呢？合理的解释是：一方面他们防范的重心仍然是统治下的广大汉人，英国军队已经撤走，好了伤疤忘了疼；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满清王朝此时已是日暮西山，没有做出积极反应的活力了。

王朝也是有保质期的，满清王朝在度过了二百年后，保质期也差不多到了，于是开始腐朽变质。从嘉庆开始，皇帝的能力和进取心一代不如一代，国家吏治日益腐败，社会黑暗，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当然，这是所有王朝的必然宿命，我们不会去苛求满清王朝能一直长治久安。可是，在最需要这个王朝励精图治之时，它却腐朽变质了，真不是时候。

总的来说，满清王朝对于中国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在西欧赶超中国的关键时期，它投机取巧统治了中国，它的保守和内敛让中国损失了二百年的黄金时间；挨了英国不轻不重的一顿打后，本来指望它能够迅速警醒和振作起来，它却已经半截入土，整天混日子，不思进取。

从这个角度来看，满清入关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悲剧，而满清王朝的腐化没落，则更是悲剧的悲剧，算是悲剧的平方了。也许，咱们中国一千多年的好运气，此时都用完了。

可气的是，此时半死不活的满清王朝，还将拖累中国几十年，几乎把曾经的泱泱中华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此埋下悲剧的伏笔。

最近的工作安排就像天气一样变化无常，平时很少出差盼出差，最近却连续出差，完全是旱涝急转，分布也太不均匀了。这个第二章也因此写得断断续续、磕磕碰碰，感觉跟前面的风格不怎么搭调。

快刀斩乱麻，第二章就写这么多，就此打住，下面开始写太平天国的事情了，相信更有可读性一些。

期待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

@许八个 2011-06-12　23:21:08
清朝选秀只求端庄，慈禧太后那也叫美貌？
清朝的皇后妃子每一个美貌的，美貌妖艳的第一个被刷掉，再说了，旗人就几百万人，能选出什么美女来？
禁娶汉女是清朝皇帝的最大损失，也是清朝皇帝勤政的重要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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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的观点很有意思，也是一种解释吧。

关于慈禧年轻时期的美貌，史料是有记载的。可惜那时候还没有照相技术，不然留下个倩影，给大家评一评，就好说多了。

再说了，几百万人里选美女，你都觉得范围小了，你眼光也忒高了点吧……

（23）
第三章：烽火狂飙

【书生造反】

话说洪秀全开始自主创业了，而且目标定得有点高：当皇帝。

以当皇帝为目标的创业，通俗的说法就是造反。也许是天意，洪秀全还真碰上了适宜造反的好年代，此时的满清王朝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前后持续了九年之久，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也把满清王朝折腾得元气大伤，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此终结。从此，满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衰落的具体表现就很俗套了：朝政昏聩，官场腐败，军备松弛，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这简直就是每个王朝故事结尾的固定情节。随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虽然没再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暴动却是此起彼伏，只不过这些暴动都还没闹大就被扑灭了。

历史似乎在等待主角洪秀全的出场。

1843年，雄心勃勃的洪秀全第四次落榜后，终于绝意科场，创立了拜上帝教。他早年间在广州得到过一本宣传西方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受此启发，他把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糅合在一起，如众生平等、天下一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只要扬善抑恶、守正去邪就能得到上帝的庇佑等等，整出了一套半洋半土的新教义。

这个山寨版的基督教，对当时社会底层的广大贫苦民众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因此，拜上帝教对于洪秀全早期的造反事业帮助很大。只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也跟洪秀全死死抱着拜上帝教不放有很大关系。

其实，中国历史上借助秘密传教来聚集力量的农民起义模式并不少见。上面的白莲教姑且不说，大家熟悉的《倚天屠龙记》里面就提到，朱元璋的起义军和明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可不是金庸瞎编的，历史上确有其事，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一穷二白的洪教主，靠着非凡的忽悠能力，第一次出手就网罗到了两个很了不得的骨干信徒——老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看来不管是传教还是传销，都很少忌讳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

这两个骨干信徒先后对洪秀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壮大信徒队伍的第一桶金就是冯云山独自在紫荆山区挖到的，而太平天国后期的烂摊子也主要是靠洪仁玕等人苦苦支撑。

洪教主刚整出拜上帝教，感觉影响力太小，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想扩大本教的知名度：一举砸了自己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他想告诉大家，上帝才是唯一的全能之神，大家只能膜拜上帝，其他的神灵偶像，包括孔老夫子，都别拜了。

太幼稚了，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天地君亲师儒家道统，岂是你洪教主一砸了之的？果然，他这一砸，不仅没砸出多少信徒，反倒把自己私塾先生的饭碗给砸掉了。

（24）

在村中父老的舆论压力下，洪秀全在本地的传教收效甚微。1844年初春，洪秀全只得带着冯云山等三个信徒离乡赴外地传教。家人以洪仁玕太年轻为由，不许他远行。半路上，两名信徒又因厌倦漂泊自行离队回乡，这样就剩下冯云山这名铁杆信徒和洪秀全一起外出传教。

两人在粤湘桂三省交界的区域翻山越岭，爬山涉水，一路上艰难传教，却只感化了很少的人入教。没钱了，他们只能靠贩卖笔砚以及接受零星的馈赠来维持生计。

这无疑是洪秀全创业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岁月，但他没有对眼前的穷途末路感到绝望，没有放弃，依然坚定前行。

抛开情感上的好恶，我们不得不对这位落魄而又顽强的书生心生敬意。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没有足够的韧劲，就别整什么创业，更何况造反。

人生如戏。这位落魄的洪教主，仅仅九年之后就住进了南京天王府，饮着美酒，揽着美人，好一个天上人间。谁能知道，那时穷奢极欲的洪天王，是否还能记起当年传教途中的艰难岁月，是否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喷着唾沫星子，向贫苦无依的乡亲们宣扬众生平等、有福同享的美好天国。

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相信救世主的民众，比如当年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贫苦的山民们就是如此。他们大部分是客家人，由于当地耕地太少，大多以伐木烧炭为生，或在小矿窑里当苦力，不仅饱受官府苛捐杂税的压榨和土豪劣绅的欺凌，还经常被当地的土客械斗侵扰。

这些民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为了最基本的温饱而苦苦挣扎，无依无靠，备受欺凌，他们迫切需要救世主的降临。正好此时冯云山辗转来到紫荆山区传教（洪秀全此时刚返回家乡埋头进行宗教理论创作）。冯云山给贫苦的山民们宣讲全能又仁慈的上帝，宣扬众生平等、有福同享的美好天国，一时间大家踊跃入教，信徒大增。

1847年8月，洪秀全也来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粗略统计信徒，洪教主心里乐开了花：好家伙，短短三年，你老冯不声不响给我鼓捣出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啊！

有过白手创业经历的人都知道，掘到第一桶金就意味着整个事业前景豁然开朗了，很多创业者往往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因为迟迟未见这第一桶金的影子。

（25）

有了这第一桶金做本钱，洪秀全就把大本营扎在紫荆山区了。洪冯二人联手发展信徒，拜上帝教迅速向周边州县扩散传播。三年间，历经种种艰难险阻，洪教主的队伍发展到了上万人。

更为重要的是，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一干民间豪杰在此期间先后入教，很快脱颖而出并得到洪秀全的赏识和重用，成为骨干头领。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太平天国的重臣名将。

这里面最牛的当属杨秀清和石达开。杨秀清自幼贫苦，以伐木烧炭为生，基本属于文盲，但他有胆有谋，果敢机警，在烧炭山民中很有号召力。石达开更是文武双全，豪侠仗义，志向不俗，在家乡一带也是影响力非凡。几年后，满清王朝就将被这两位不世出之奇才给搅得天翻地覆，苦不堪言。

虽然定都南京后的洪天王表现得很昏庸，但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早期的洪秀全算得上是个优秀的创业者。当年白手起家的洪秀全，也许在个人能力上并不突出，但从他选拔出的这批牛人能看出，他很有识人之明，而且能充分发挥属下的才能。

一流的老板，比如刘邦，自己本事不大（文武都不行），也不怎么干活，但重用的属下（萧何、张良、韩信等）本事都很大，而且把活干得很漂亮。

二流的老板，比如项羽，自己本事很大（力拔山兮气盖世），经常亲自动手干活（冲锋陷阵），却不愿重用有本事的属下（如范增），或是根本看不出谁有真本事（所以韩信才跳槽去投奔刘邦了），因此累死累活也敌不过自己一向看不起的无赖刘邦。

如此看来，一名优秀老板的最大本事就是四个字：知人善任。

队伍组织起来了，骨干帮手也有了，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但洪秀全还在耐心等待起义的最好时机。

时机说到就到。从1848年起的两三年内，湖南广西等地连年天灾，先是两年大旱，接着又是涝灾，一场大饥荒随之而来。1849年底，天地会（又称洪门，著名的地下反清会党）在湖南广西等地率先发难，特别是广西的农民起义来势汹涌。清廷只得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广西提督向荣等率兵镇压。

洪秀全这时候显露出了他狡猾的一面，他采取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等到天地会和官军两败俱伤之时，再独树一帜揭竿而起。1850年8月，洪秀全向拜上帝教信徒发出了“团营”的号令，开始集结紫荆山周边各地的会众。一场更猛烈的起义即将来临。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虽说只算半个秀才，可谋划起造反来一点都不含糊：从1843年开始创立拜上帝教，数年间队伍一步步壮大，人才一个个加入，直到1850年吹响集结号，整个过程中他意志坚定，百折不挠，方向明确，计划合理，步骤清晰，时机和火候的把握也很老辣。

不得不说，这位落第童生能闹出个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