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封我GB周畅 2013-09-12 21:44:15
济南惨案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guWBW_-ldGtAVzre60rBJ_JDbE2waZUeH9ebcfRiCjqewn2rHkhqsOI5fqOG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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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妖。
查南京事件。
万恶的英国炮击。万恶的米国准备悍然干涉某怪内正，痛打歌名菌。
是日本人给拉住的。
后来日本侨民也被杀害。在济南。
这事背后是某老大哥，你懂的。
屠杀外国侨民和中怪贫民。

@不要封我GB周畅 2013-09-12 21:44:15
济南惨案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guWBW_-ldGtAVzre60rBJ_JDbE2waZUeH9ebcfRiCjqewn2rHkhqsOI5fqOG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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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申或许无辜，蛋是，当时的寡民档揍。
歌民军人在长江一线大肆骚扰甚至杀害外国平民和基督徒。
到南京，彻底激怒万恶的英国。

@曹立仁 2013-09-12 21:54:35
@不要封我GB周畅 2013-09-12 21:44:15
济南惨案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guWBW_-ldGtAVzre60rBJ_JDbE2waZUeH9ebcfRiC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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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说背后是老大哥，因为有整举。
而且有离大照他们被处死的罪证，老大哥的文件，离大照的中文指令。

@不要封我GB周畅 2013-09-12 21:44:15
济南惨案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guWBW_-ldGtAVzre60rBJ_JDbE2waZUeH9ebcfRiCjqewn2rHkhqsOI5fqOG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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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怪的不要脸历史一粗现＂为名＂，就要注意。
人家说的，就叫＂为名＂，自己造谣的，就是人家的内心阴谋。
屠杀日本侨民的事实，就消失尿。
就剩下一个为名！

@红安土匪 2013-09-12 22:41:31
孙中山最急迫的革命目标，是为他的革命筹钱。
孙中山重复多次地接触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他的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他所开出的条件是非常慷慨的，以大幅度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力作交换。孙中山所开出的条件，甚至超出了段祺瑞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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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要脸的是他骂民四条约卖怪！嘿嘿。
所以说，中国人自己选的道路。
袁世凯也活该，日本说好是密约，他泄漏。
他是爱国乐，自己声誉臭乐。
无能卖怪！

@曹立仁 2013-09-12 22:57:32
@红安土匪 2013-09-12 22:41:31
孙中山最急迫的革命目标，是为他的革命筹钱。
孙中山重复多次地接触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他的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他所开出的条件是非常慷慨的，以大幅度的经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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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条日本也吃亏。英国觉得这娃太欺负中国，简直是流氓恶霸，当时是调动军队的。
英国也不和日本好乐。。。
作坏事欺负人都有代价，你懂的。

回复第13437楼， @曹立仁
正文10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可惜，此时他的筹款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孙中山缺乏一个明确的革命战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和运作更像一个传统会党，而不像一个有着明确意识形态的现代政党。
孙中山甚至试图通过帮助土匪的方式，造成中国的混乱，为革命事业创造条件。
孙中山联系了白郎，并且要求效忠于他本人的革命党人，加入白郎的匪军。
除了反袁这个口号之外，白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匪武装，就像当年的捻军一样。白郎的土匪武装最后被中华民国军队所剿灭，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这期间，白郎的匪徒祸害了河南，安徽，山西，四川等省。
孙中山的个人领导力，也遭到许多原来的支持的挑战。黄兴，李烈钧，陈炯明这些老革命党人都对孙中山加强个人权威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觉得孙中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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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herox 13467楼 2013-09-12 23:28:01
不是庆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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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錯樂，真對不起。。。。是宋慶齡。
寡民襠都不叫她“孫夫人”哦，宋先生，你懂的。
小三一般來說，地球人不叫“夫人”啦。
哥認真看不懂孫中山一生干的這些破事，嘿嘿。
他其實像個小丑，前門貓，那是信樂邪教。哥覺得，前門貓其實還比孫胖胖靠譜些，前門貓有他自己的理想。

@红安土匪 2013-09-12 23:41:02
回复第13437楼， @曹立仁
正文10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可惜，此时他的筹款能力越来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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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追求他的理想。追求个人权力和那个不矛盾。他是大揪心，要街坊全人类闹。

正文105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和上海的许多金融家建立起了联系。
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金融家，和地下社会的强人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孙中山在上海的地位是不高的，他在中国的政界已经没有一个清晰的前途。
虽然在中国的许多政治事件上，他会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段祺瑞内阁对德国宣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事件上，他也言辞激烈地发表了言论。
他还试图通过创办“建设”杂志，来扩大他的影响力。
在建设杂志1919年8月的创刊号上，孙中山简述了他早年激情燃烧的革命火焰。接下来，孙中山说，1911年，中国见证了世界上最为文明的革命，但是革命的成果却已经消失了。
因为目无法纪的军阀们，腐败堕落的官员们，还有一大群对国家建设毫无了解的民众，他们一切葬送了革命的成果。
孙中山充满激情地写到，全国各界的民众应该团结起来，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把中国建设成为这个世界最为富有，最为幸福的国家，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国家。
从青年孙中山，以一个美国留学生的身份向李鸿章介绍自己，试图报效清国朝廷，追求国家富强，开始算起，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
尽管孙中山言语里依旧充满了勇气和激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自己也看的很清楚，此时的中国，比二十五年前弱小了。
追求一个统一的，富强和民主的中国的道路，看上去，越来越漫长了。
但是孙中山令人惊叹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有着惊人的执着和乐观精神，他从不放弃。这就是他强人性格的体现，他总能够有足够的追随者，为他的梦想去献身。
工商业的黄金时代
20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经过遭遇了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国内政局动荡，中国的进出口额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更为重要的是，进出国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从1917年开始，鸦片从进出口贸易中完全消失啦，当然我们不要很傻很天真地以为，鸦片消失了，鸦片产业一直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个大产业。
中国进口物资的最大宗物资是棉花等纺织品原料，然后主要有面粉，工业设备，煤油，电话电报设备，科学仪器设备，钢铁材料和纺织染料，这些进口物资，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迹象，纺织业此时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大产业。
出口物资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过程。
原本出口的大宗物资，茶叶，此时还是以传统方式进行，因为缺乏标准化流程和产品质量标准概念，此时已经丧失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额一直在下降，到1928年的时候，还占总出口额的3.7%。当年可是超过50%的出口产品啊。
另一个因为产品质量缺乏竞争力而丧失出口市场的是瓷器。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瓷器产地，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瓷器产业和茶叶一样，已经明显失去了竞争力，到军阀时期，已经完全退出了出口大宗物资名单。
丝绸和丝绸制品的出口比重也在下降，到1928年，还维持着18.4%的份额。
这个时期中国的出口产品，除了丝绸，主要是大豆，菜油，猪鬃啦这些廉价的生产原料，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产品，出现了，纺织品。而且逐年攀升，到1928年的时候，纺织品已经占到3.8%的比重。
在军阀时代，中国的纺织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已经超越了日本的纺织工业能力。从产品质量和市场售价作标准来说，国货是中档货，东洋货是廉价货，这是当时的市场地位。
1916年，中华民国的煤炭，铁矿，生铁和钢铁产量分别为9,483千吨，629千吨，199千吨，和45千吨。
到了1927年，这组数据分别是，17,694千吨，1,181千吨，258千吨，和30千吨。
从中华民国创立的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化增长速度，平均年化增长率保持在13.8%。
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几个促生这个黄金时代的条件，
1. 中国现代企业家已经开始成熟。
2. 自由的市场发展空间。
3. 外国贷款所兴建的铁路网络此时已经扩大了覆盖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出口进入萧条。但是当时世界市场的投机行为，造成白银价格暴涨，白银对黄金比值大增，中国货币购买力也因此激增，中国实业家们从欧洲和美国订购了大批生产设备和工业原料。
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主要是是生铁厂，纺织厂，纺纱厂，香烟，发电，水泥，以及搪瓷这一类日用品产业。
中国企业家投资的棉纺行业迅速增长，仅仅在上海一地的华界里，在军阀时期，就有超过10万的纺织工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受雇于本土企业家，其余的则主要是在英商和日商工厂里上班。
武汉，长沙，广州和天津也形成了各地的纺织工业中心。
北京则成为地毯制造工业的中心，有六千多工人受雇于206家企业。
除了纺织业之外，另一个爆炸性增长的行业是搪瓷制品行业。仅仅在1924一年里，天津和上海两地就开办了14家搪瓷工厂。这些中国资本的搪瓷厂，垄断了中国市场，并且在东亚市场扩张。
中国企业家们另一个活跃的投资方向则是现代化的内河运输业，除了长江运输以为，他们已经向中国西部和华南寻找市场。
如果以投资来作衡量，发电厂是这个期间中国资本的最大的新增投资去向。到1927年，中国资本兴办了273家电厂，总资本额为6000万元左右，仅次于纺织行业。
伴随着发电企业的增长，中国实业家也开始进军当时的高科技行业。
通过对美国通用电气等公司产品的模仿和改造，1925年，上海实业家开办了华生电风扇厂和亚普尔电器厂，开始进入家用电器领域。
一个崛起的新兴行业是香烟行业，原本的“洋烟”。来自广州的简氏家族所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引入美国和日本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他们从1919年的年产920亿根香烟，到1920年一年，产量就翻倍了。
他们是中国消费品行业中学习西方市场营销技术的先行者，大广告牌，免费试抽，带收集趣味的香烟卡，吸引人的广告口号，当时所有西方的广告营销手段，他们都熟悉并且运用成功。他们而且还学会了特殊的营销手段，赞助许多爱国，宗教活动，甚至会利用当时的种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思想，大打爱国牌，对英商和美商进行打压。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市，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募集了15百万元的股本；简氏家族保留60%的股权。
这里有一个有喜感的事实，打爱国牌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不是什么对外宣传的完全中国人，完全中国资本的企业。而且他们的产业链的上游，就是美国烟叶公司。
随着工厂的增多和发展，机械修配行业，在这个期间出现了。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外国生产的配件无法得到，中国本土的工业品配件行业和维修服务行业开始增长。
另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是中国本土的现代银行业。在1914年的时候，中国有十七家大银行，总资本为124百万元。到1918年，中国本土大银行的数量达到37家，总资本为179百万元。这其中有一些银行是不规范经营的，甚至有的根本就是流氓银行，他们和地方军阀勾结，大量发行纸币，而却根本没有足够的硬通货作支撑。

正文106
1920年，中国本土的银行家们成立了一个银行公会，开始制定行业规则。
1921年，它颁布了流通货币改革规定。行业规范的确立，给了行业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各种小的储蓄银行，邮政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开始出现，为中国迅速扩张的现代化经济提供服务。
山西孔家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中国银行现代化的过程。
他们家最早是开当铺的，清国的时候，山西就出了不少旧中国的票号啦，钱庄那些的，那时候，孔家倒还不是大老板。
随着时代的发展，孔家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到清末的时候，开始在华北不少地方开始网点，从事汇款买卖，那时候商业流通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啦。
他们家真开始上一个台阶，是搭上了一个英国的石油公司，一方面替他们作石油批发买卖，一方面替这家石油公司提供银行服务，两头赚钱，嘿嘿。
孔家服务好，信誉好。慢慢地，就又开始有了别的大客户。
1914年，孔家的长子，孔祥熙，在耶鲁读完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娶了宋霭龄。
这件事，给一个金融帝国奠定了基层。
宋霭龄的三个兄弟，两个从哈佛，一个从范德比尔德毕业之后，都回到了中国。
他们或者直接成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者运营国民党关联银行。
政治和金钱的勾结，是中华民国时代存在的一个的丑恶现象。尤其是到国民党军队夺取中国政权之后，银行家们就更是只能在国民党政府的恩赐的空间里挣扎。
同样是美国教育背景，却和孔祥熙走上相反一条的道路的，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职业化银行家，陈光甫。
1881年，陈光甫出生于江苏镇江，幼年家境并不好，也没有接受过高深的教育。他在洋行作学徒的时候，因为诚实和勤奋，引起了洋人大班的注意。洋大班决定资助这个娃去美国读书，这娃是个有前途的好孩子，他所缺乏的只是现代的教育。
1909年，陈光甫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毕业，回到了上海。
在陈光甫早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忠诚和诚实为他积累了信用资本，而最让他在业界获得尊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在当地军阀的威逼之下，他依旧拒绝透露银行的大客户名单，遵守了一个银行从业人士的职业操守。
1915年，几个老板出资，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任总经理，创办之初，银行只有八万元的资本，因此有人取笑其作“小上海银行”。
小上海银行志存高远，以“服务社会，支持实业，促进国际贸易”为其发展方向。上海银行的职员，并且接受现代标准的职员培训，成为当时员工素质最为标准化，最为优秀的的一家银行。
在军阀割据的商业黄金时代里，小上海银行迅速崛起成为一家大银行，依靠对外汇市场的洞察，现代金融手段的运用，以及陈光甫个人的关系网络，上海银行击败了渣打银行和澳华银行的恶意商业挑战，成为当时中国外汇业务买卖最大的私人银行。渣打银行通过居中人调解，和上海银行结算了商业敌对行为，进而成为合作伙伴。
陈光甫也在军阀割据期间崛起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业领袖人物。
虽然中国的政局动荡，前景不明朗。但是外国资本并没有停止向的中国企业发放贷款。
和以往一样，最大的贷款都是用于铁路建设上。
从1912年到1920年，又有一千英里的铁路被建好，到此时，中国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七千英里。在这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满洲，由日本资本投资建设。另外一条的主要铁路是徐州往东修到了开封，在规划中，还要一直修下去，连接西安在进入甘肃，这条铁路是由欧洲银行团投资的。
1918年，武汉到长沙的铁路完工，这样铁路就一直连到广州啦。
1922年，铁路从北京，经过张家口修到了包头，这样，一度隔绝的内蒙古也和首都连上啦。这两条铁路的投资方，是日本和美国的银行团。
但是在所有这些外国投资项目中，都有好大一部分被挪用了。要么是中国中央政府给挪用了，要么是被当地的军阀给挪用了。
比如著名的西原秘密贷款，其中有一亿两千万注明是用于投资铁路建设，段祺瑞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却拿去了作军事和政治用途。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这本来就是用来贿赂段祺瑞，换取在华特权的。可是我们不仅要感慨，这么大一笔钱，要是没有这种腐败行为，而是真的用在铁路建设上，那么，中国又有好长好长的铁路线啦。
中国铁路网络建设的发展，为中国商业流通顺畅提供了服务。其中55%的铁路网络是属于国家铁路系统的，共有大约七万三千多工人雇员。
在黄金时代里，外国资本在其熟悉的行业里加大了投资，改变着中国经济的面貌。
当时的工业强国，都把中国视为一个有着无比潜力的市场，同时又有着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加大投资的努力。
比如，从1912年到1923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外国资本持续加大投入，一直到1923年，外资比重依旧占据着77%，而纱锭的比重，依旧是45%为外国投资。
1914年的时候，外资在煤矿行业的比重是90%，在这个中国资本大批涌入的产业，到1923年，外资依旧维持着78%。
原本在中国市场占有近乎垄断地位的一些老牌外资企业，在这个时期表现仍然令人瞩目。
靠鸦片贸易起家的英商怡和洋行，此时在银行，运输和纺织行业，依旧实力强大。
德商礼和洋行，他们在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中国市场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同时是克虏伯军工在中国的总代理。
日商三井商社在保险和运输业，有领先地位。
英美烟草公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美商胜友缝纫机公司，在各自的行业里处于绝对领先者地位。
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市场强者的地位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市场日趋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
根据一份1918的统计报告，当年外资公司在华的公司和分支机构，已经将近七千个，进入到中国的许多经济领域，并且在地域覆盖上也在加大。
尽管外资比重，还不到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量GDP的10%，但是他们已经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尤其是在工业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外资产值比重在1933年，达到了33%，而产业工人中，有27%受雇于外资企业。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资本主义在试图霸占中国市场所作的指控，是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依据的。
在这个期间，除了上海之外，武汉，天津，青岛，广州和奉天，崛起成为现代的工业中心，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速度在加快，有学者推测，在1922年之前，每年有25万左右的农民或者手工业着，放弃了原有的职业，进入新兴的工业，铁路行业和码头行业谋生。
到1921年，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左右，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西方模式的劳工组织。
还是在那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依照苏联政治路线进行了改组，开始致力于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推广。

@不要封我GB周畅 13473楼 2013-09-13 00:00:29
作者：波菜3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3-09-12 22:01:01
回复第13431楼(作者: @不要封我GB周畅 于 2013-09-12 20:03)
作者：波菜3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3-09-12 19:34:49
大学问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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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的是朝鲜和韩国，不要转移话题，日本怎样跟我不搭界，我不仇视日本，我只反思他为什么强大。再说一边不要转移话题，这个是楼主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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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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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菜3 13487楼 2013-09-13 11:54:50
那就是说什么样的国民出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成立的了。楼主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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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嫩一上來的話，哥就選擇樂無視鳥。
記住，許多拜物教徒，已經習慣樂各種流氓腔調，什麽打耳光啦，什麼爹媽啦。
哥是地球人哦，哥遵循地球人的文明標準，嘿嘿。
哥觀察一段，如果嫩不是潑皮無賴，哥會和農對話的，嘿嘿。
好好去看前面的回覆和正文。
哥寫了這麼多，就是要毀滅唯物主義愚昧迷信邪惡世界觀。
記住，什麽樣的國民，什麽樣的國家。
嫩一上來就說的那些話，哥不覺得，海關之外，是普遍存在的。
地球人嘛，有自尊，有孝心。你懂的。

回复第13437楼， @曹立仁
正文10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可惜，此时他的筹款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孙中山缺乏一个明确的革命战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和运作更像一个传统会党，而不像一个有着明确意识形态的现代政党。
孙中山甚至试图通过帮助土匪的方式，造成中国的混乱，为革命事业创造条件。
孙中山联系了白郎，并且要求效忠于他本人的革命党人，加入白郎的匪军。
除了反袁这个口号之外，白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匪武装，就像当年的捻军一样。白郎的土匪武装最后被中华民国军队所剿灭，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这期间，白郎的匪徒祸害了河南，安徽，山西，四川等省。
孙中山的个人领导力，也遭到许多原来的支持的挑战。黄兴，李烈钧，陈炯明这些老革命党人都对孙中山加强个人权威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觉得孙中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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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herox 13467楼 2013-09-12 23:28:01
不是庆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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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仁 13468楼 2013-09-12 23:37:54
寫錯樂，真對不起。。。。是宋慶齡。
寡民襠都不叫她“孫夫人”哦，宋先生，你懂的。
小三一般來說，地球人不叫“夫人”啦。
哥認真看不懂孫中山一生干的這些破事，嘿嘿。
他其實像個小丑，前門貓，那是信樂邪教。哥覺得，前門貓其實還比孫胖胖靠譜些，前門貓有他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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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yabinooo 13490楼 2013-09-13 13:23:41
是不是前門貓体系内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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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剝削農民，補貼城裡人，他也有他們自己的理論鬧，也一致鬧。
農民街機愚昧鬧，落後鬧，所謂“農民意識”鬧。
公人街機萎大鬧，縣進鬧，蛋是力量太小。
通過補貼，把中怪的公人街機發展壯大鳥，再回頭去幫助那些愚昧落後的農民。
物質極大豐富鳥，忍民覺悟揍高鳥。。
他作的地球人看來邪惡的罪行，其實都是不違背拜物教的。
包括雙非那娃剛開始還說他搞女人，自油的愛鬧，自油的交配鬧，腫摸錯啦？
讀過拜物教么？嘿嘿

正文107
1922年有一份报纸作了一个统计，当年的一个季度里，发生了41起工人罢工。这其中大约71%的罢工诉求是为了增加工资，12%是为了抗议监工，12%是为了表达自己同情性罢工，比如支持菜农要求加价啦，比如支持学生要求爱国啦，5%是为了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力。
但是由于缺乏有执行力的劳工法规，罢工行为并不能对劳工们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变。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中国劳工的处境是令人同情的，他们要忍受着低工资，不卫生的工作环境，雇主所提供的居住环境，一样有着令人担忧的卫生问题，超长的工作时间，甚至女工和童工，也一样遭受到这些伤害。而更糟糕的是，由不道德的犯罪团伙所操控的劳工合同，是当时的常态，没有受到会党压迫的劳工合同，反而是例外。
在这个时期，虽然有国民党员或者共产党员的组织策划，工友们发动罢工的代价，还是非常高昂的。他们有的会被雇主们在事后解雇，有的会遭受威胁甚至暴力袭击。
这其中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在一次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者身上。
地盘内的京汉铁路是军阀吴佩孚的主要财源，另一个利益关联方是英国投资者，京汉铁路为他们在河南投资并且营运的矿山服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组成策划之下，原本十六个独立的工友组织，合并成一个工会组织，他们在1923年2月2日，成立为统一的总工会。
1923年2月4日，为抗议警察对他们组织工会行动的骚扰，总工会发起全面罢工，有效地使得铁路运输限于瘫痪状态。
罢工工人无视吴将军要求他们复工的多次命令。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将军命令属下的将军们，动用武力压制罢工者服从命令。
在这个过程中，有35个罢工工人被杀害，有许多人受伤。
也是在这一天，总工会武汉分支机构的领袖，林详谦在自己的家里被逮捕。林详谦出生于福建，他和他的福建同乡们，移居武汉寻找工作机会，他成为京汉铁路的一名机械工人。
当局命令他，必需下达命令给他下属的工会成员，停止罢工，恢复工作。
林详谦拒绝服从这个命令。
许多工人被召集到了现场，当着这些围观工人的面，拒绝服从当局命令的林详谦被砍去了脑袋，他的头被悬挂在一根电话柱子上。
尽管各地工会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的同情性罢工，铁路工人们还是在1923年2月9日，恢复了正常工作。
林详谦是一个已经有了革命觉悟的工人领袖，对权柄的顺服这个原则，在革命者看来，是万恶的封建传统，是剥削阶级的谎言。他已经不再是顺民，他是这个新时代的革命觉悟者，他怀着对“万恶的剥削阶级”的仇恨，他愿意为他的革命事业奉献生命。
这是一种全新方式的战争。
中国布尔乔亚的崛起
布尔乔亚起源于一个法语单词，原本的意思是城里人。
中世纪后期，民主意识兴起，城里的暴发户们要和封建贵族老爷们讲民主啦，讲平等啦，要开议会啦，于是议会里，就有了三个团体，贵族，教士，和布尔乔亚。
初期议会的参政门槛是比较高的，虽然放弃了世袭贵族的血统门槛，但是在财富状况和教育要求这些高门槛的存在，造成了议会里的布尔乔亚那都是有钱人。
布尔乔亚这个词，在政治学，在历史学，在政治经济学中都会得到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中文里被翻译成资产阶级。
在本文中，是完全不认同，不认同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本资产阶级这些伪概念的。
所谓民族和买本资产阶级的区别，是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定义，更是模糊不清的。
布尔乔亚是精英政治中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的背景有钱的各行业大老板们，也有着社会地位的学者们。
中华民国军阀时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中国迅速现代化的时代，也是布尔乔亚崛起并掌握地方政治话语权的时代。
在军阀时代里，大学的自治和城市政治生活的自治，是同步发展的。
上海布尔乔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士绅们组织起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组织洋商进城，广州的对外贸易在长时期内一直是在萧条衰退。原本熟悉对外贸易的广州茶商们，开始移民上海，来这里继续他们的进出口买卖。
同时，来到这里的洋商们也带来了他们熟悉信任的广东买办。
买本们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有的会选择自立门户，开始自己的事业的。
随着上海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浙江和浙江乡亲们开始涌入上海。初期许多在洋行里服务的买本，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靠着聪明学会些必需的洋径浜英语和洋老板交流，靠着自己的忠诚和才干得到洋老板们的信任和重用。
这些原籍广东，浙江和江苏的买办，成为上海的新富人群。
晚清这个时代，一个非常有代表型的大买本叫虞洽卿。
1867年，虞洽卿出生在浙江宁波，父亲去世的早，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娃，而且是个孝顺母亲的好孩子。
家里穷，这娃就只读过三年私塾就读不起了，他帮助妈妈养家。
妈妈对他的教导，包括要节俭啦，要诚实啦，要帮助人啦，对他的成长帮助很大。
他初到上海作学徒的时候，刚到上海就遇到下雨天，他就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跑去找老板，他爱惜鞋子。
凭着诚实和勤奋，他从学徒被提拔成为了跑街先生，就是今天说的销售代表啦，你懂的。
他觉得在上海要有出息，会说英语很重要哦。
工余他不去鬼混，他就去找洋教士学英语，然后跑去给外国游客作导游练习英语口语，他最后还信了洋教。
比较有喜感的是，他信的是东正教，虽然他交往的俄罗斯人和希腊人非常少。
学会了洋径浜英文之后，他进入了德商洋行，并且凭着工作业绩和忠诚，被从跑街提拔成为买办
从此开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成为大富豪之后，虞洽卿没有忘记母亲的教导，一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表彰和承受他对上海所作出的贡献，曾经将闹市去的一条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路后来叫作西藏路。
买办们一般都会把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后辈亲戚。洋老板们也都相信他们的忠诚，信任他们的推荐。
早期的买办已经表现出来了和旧中国传统富商的区别。他们虽然也会花钱买个功名，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同，但是他们不热衷于买地，也不热衷于参与清国的官督商办那些官商合作的企业，他们更喜欢把钱投资在洋老板们的企业里，他们觉得这样的投资不会受到官员们的欺压剥削，而且有更好的回报。
我们看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家们，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半殖民地主义”的剥削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论在清国时代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在租界内，资本的竞争是有着充分的自由的，并没有找到偏袒外国资本的法规和制度。
汉学者Marie-Claire Berere对晚清到民国初年的现代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在1989年发表了她的论文。

正文108
中国最初的本土资本现代企业，不论是公开的“官督商办”，还是民间自办的企业，在自强运动时代，都是受到官府官员的操纵的。官府官僚机构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时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而是官员资本主义时期。通过对投资人的剥削，官员们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得了个人的利益。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清国面临着极大的制约。这个事情中国的工商业现代化是靠着个人的私交关系，以及投资人和官员间的利益分配在推动的。
1903年，清国朝廷开始采取行动，提供商人们的地位，赋予法团以法律地位，试图改善清国企业家们的处境。
从1903年到1907年，清国朝廷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且颁布了现代化的商业法律，加强投资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地位。
到清国灭亡之前，中国各地已经有了794个商会组织，723个教育联合会组织，以及各省都有的议会。这些组织开始横行的联系和合作，组成全国性的联盟，表明了中国绅商阶层力量的兴起。
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政治局面，国家政权权力削弱，绅商阶层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开始向着独立的布尔乔亚演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1914年8月，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重金属市场发生剧烈震荡波多，白银价格长期走强，银元购买力大增，中国企业家们向欧洲和美国的厂商下了很多机器设备订单。同时欧美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也大为减小。
中国本土企业家开始进入自由的高速发展期。
和晚晴的自强运动不同，这一轮企业现代化浪潮的主要投资方向，是民用消费品行业，带有非常明显的短期资本利润回报目的。
与此同时，银行业也开始大步走向现代化。许多现代化的银行在这个时期崛起。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个中华民国政府背景的银行开始扩大了规模，许多省政府背景的银行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这些政府背景的银行之外，更出现了十几家完全民间资本的商业性大银行。
上海的城市人口，到1927年，包括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已经达到了2.6百万。海外华人资本也开始涌入了中国市场，因为这里有着更好的发展机会。
香港来的资本开设了先施百货公司，来自槟城的资本则开设了永安百货公司。他们得到上海富裕市民的欢迎，获得很大的商业成功。
在上海和香港，赚到大钞票的银行和公司开始兴建现代化的大建筑，展现自己公司的经济实力。
从1925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董事。在上海市郊的中国人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开始出现，实现了多多少少的自治。直到1927年，北伐军的到来。
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市民们组成了华人纳税人协会，同时各行业的商人们也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商会。
在所有这些市民自治组织里，最有地位的是上海总商会。这些通过兴办大型纺织企业，面粉企业而崛起的企业家们，他们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他们就是中国的布尔乔亚中的成员。
他们和上海的地主士绅们有着关联，但是却不是同一类人。他们追求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今流，资本回报，资金周转这些经济原则，和地主士绅们有着观念上的不同。
上海的新兴布尔乔亚，刻意和中国政府保持了距离，他们自己从当地的学者中挑选县长这些的地方行政官员，当地的行政官僚选拔，也有自己的一套制度。
在他们迫切追求自治的进程中，这些新兴的企业家们和学者们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
企业家们喜欢，欣赏新的教育模式，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背景。他们推崇现实主义，推崇个人主义，他们对北大蔡元培时代的革命思想深深不以为然。
1886年，蒋梦麟出生于浙江余姚。
1917年，他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习之后，回到上海。他的博士导师，是当时美国的教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创办“新教育”杂志。
1919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
蒋梦麟校长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得到了上海企业家们的大力资助。
拥有强大资金的江苏教育协会，一直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持蒋梦麟校长所推动和鼓吹的新教育运动。
到192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中国新兴的企业家们和学者们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着许多相互间的通婚关系。
比如，曾国藩的女儿嫁给了聂缉規，一个官商。而他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就都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其中的一个儿子，叫聂云台，他曾经当选上海总商会的总会长。
聂云台热心于推动教育事业，他所资助的赴法留学生中，有一批学生，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
上海新出现的布尔乔亚们热衷于创办属于他们的自己的组织机构。
1917年，他们创办了银行家周刊。
1918年，他们成立了上海银行家协会，开始讨论明确市场游戏规则。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和哈尔滨的银行家们也追随这股潮流，在各地组织了银行家协会。
1920年，全国各地的银行家协会组成了中国银行协会，对银行业的各项规则进行讨论和制定。
中国纺织业者协会也成立了，他们研究学习世界市场走向，研究讨论市场，他们轻视赚钱了，买地作大地主的旧传统富人追求，他们追求周转率，追求高增长，轻资产。
这一批新兴的企业家们有着国际的视野，也有着现代的思维。此时他们中的领袖人物，许多有着留学日本或者欧美的背景。
他们中外国人最为熟知的，是银行家陈光甫K.P. Chen。
尽管他们的资本主要来源还是由家庭关系所决定，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公开化，市场化的公共股份制公司。
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信奉了基督教，或者是不可知论者，但是Bergere还是把他们定义作孔夫子主义的布尔乔亚。他们有现代的企业家精神，自由主义思想，普世价值的理念，但是整体而言，从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念，他们的行为处事准则，被称作孔夫子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推动者，或者更为适合。
在1920年代早些时候，这些生意人们开始回应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们所发出的呼召，中国的精英们必需要行动起来，发展中国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现代职业素养的教育。他们大声呼吁，一个好的政府，首先是有责任感的政府，一个有着财务感的政府，一个为自己的财务作好良好计划的政府。
胡适作为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代表，和上海的企业家们有着许多共识，他们有着广泛而真诚的交流和讨论。
比如，他们也支持当时流行的中国必需施行联邦制度的观点，尽管他们的论述，在后人看来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他们都喜欢各地自治，他们都喜欢联邦主义。有些地方的布尔乔亚们甚至开始组织商人武装。
但是他们的各种公开诉求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们追求自治，追求国家不要干预他们的经济活动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渴望能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维持全国的社会秩序。
从1923年3月开始，来自中国各地商会的生意人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正文109
大家主要关心讨论的议题，是中国政治结构的重组，中国政治的合一，还有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武装军队。
1923年六月的时候，上海总商会通电独立，虽然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军队，他们还组织一个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军阀们进行交涉和谈判，降低对方的敌意。
但是，上海的企业家布尔乔亚和北京的知识份子布尔乔亚一样，他们似乎只能担当起政府中“文”的责任，生意人们不能够肩负起军事力量的责任。
在上海，他们马上就遇到了他们所反对的新兴起的，左翼劳工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人替他们解决了问题。
许多年后，陈光甫回忆说，当年他们出资帮助镇压劳工运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推翻军阀主义，能够结束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权。
和胡适一样，陈光甫是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里承担起领袖的责任，但是却没有能力控制政府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些中国的布尔乔亚领袖们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摆脱不平等条约的中国。
但是他们都落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境中，一方面他们追求自治，另一方面他们却渴望一个强力的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不愿意面对问题。他们难道不知道，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可能走向暴政的么？
在北京的内城里，居住着大量的前清时代的旗人，现在他们被称作满族人。1900年日军占领北京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北京建立起现代的警察制度，并且招聘当时的旗人，训练他们成为现代化的警察，他们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一批警察，他们领工资，他们是公民的服务者。
袁世凯主导晚清新政改革的时候，他把新的警察制度推广到了许多地方和各大城市。
1989年的时候，汉学者David Strand发表的论文说，就算被稀释过了，孔夫子主义的传统，本来就容易让他们喜欢干预，喜欢介入百姓的纠纷，喜欢作个仲裁者，他们很容易成为高效率的现代警察。是啊，谁不喜欢管闲事？还是正当的方式哦，为市民服务哦，嘿嘿。
当然，Strand又说了，孔夫子传统里的人们，也有容易贪污，推卸责任的陋习。
但是无论如何，1901年之后的北京，是开始向着现代化的城市发展了，除了警察制度建立起来，日本占领军留下来的公厕制度也得到了推广。
1907年的时候，北京成立北京商会，当时全北京城有25千家各种类型的买卖机构，但是只有17%的商业机构，参加了商会。
北京商会为会员们服务，包括出面和官府交涉，商会一个主要工作是采取措施，避免纸币贬值。进入军阀时代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纷乱的政治纠纷中去啦。
自古以来，北京就有着各种旧式的行业公会，比如说书盲艺人公会，他们有至少五百个的会员。墨匠公会，有着两百多熟练会员，和三百多不熟练会员。五四运动的时候，进步学生们要在北京寻找“能够接受激进政治主张的无产阶级”，学生们失望了，北京的这些传统艺人或者工匠们，对新概念，毫无兴趣。
从日本传入的黄包车行业，是北京迅速崛起的一个大行业。在192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约有六万多黄包车夫，他们在1929年发起了一场骚乱，砸坏了北京有轨电车公司的60节车厢，人家总共才有90节车厢啊。
在1920年代的北京，宣传自治思想是个时髦的事情。各种自治市民组织都出现了，有的追求政治自治，有的追求避孕自治，反正就是要自治。
军阀混战的时代，乡村被骚扰破坏的坏消息，不断地提醒着北京市民们，俺们得干些什么，保卫自己的安全。有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出面，组织了一个保障和平协会。协会会负责给逃进城里的难民们发放食物，最高的记录是，一天为八万左右的难民提供了食物。也会给战败的军阀军队士兵们一些遣散费，送他们回家，免得他们留在城里，成为社会隐患。
北京和汉口的这些现代市民自治活动，都可以从旧的儒家传统里找到根源依据，
对民生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渴望，本来就存在在市民们的心里。如果没有外来武力的压制，或许这些各地的自治组织，都会慢慢演变到现代的公民社会。他们的道德价值体系，显然还是孔夫子主义的。他们基于自己的道德良心，组成各种的自治组织，追求一个稳定而美好的社会。
但是当他们遇到政府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未来他们将要遇到的，是不同的。在这场未来的冲突中，双方没有共同认同的标准。未来会出现一个以带领国家走向民主富强为追求的军政府。他们会有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会用暴力训导这些封建传统的人们，训导他们走向民主宪政。

正文110
巴黎和会
1918年11月，德国承认战败，和平重新回到欧洲。
战胜国们聚集在一起，召开巴黎和会，商谈解决战争产生的问题，以及战后和平秩序重建的问题。这是一次战胜国的会议，战败各国和中立国都没有被邀请参加。
美国威尔逊总统出席了这次巴黎和会，威尔逊是这次和平会议中比较不受欢迎的人，他和法国代表，意大利代表和日本代表都直接有过激烈的争论。
1918年2月，威尔逊发表和平十四点宣言，表达美国对战后国际社会的观点，其中比较主要的内容有，
1. 停止一切外交秘密谈判和秘密条约，国际间外交公开化。
2. 无论是否处于战争状态，海洋航行自由。
3. 各国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国际间自由贸易。
4. 各国减少军备，减到足够保障国内安全为界限。
5. 各国对于殖民地的主权要求，要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决原则。
6. 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国民，自决归属去向，这是民族自决原则。
7. 国际无论大小，主权平等，成立国际联盟，和平协商解决争端。
作为战胜国，中华民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巴黎和平会议，他们有着很高的期待，他们希望能以战胜国的身份，要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各项权益。
但是他们马上遭遇了一个打击，日本代表告诉他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在当初就和日本签署了秘密协议，日本出兵攻打德国，这三国承诺在战后支持日本继承山东半岛德国一切权益的主张。
更糟糕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公开了日本和中华民国政府所签署的一系列秘密约定。根据这些约定，日本在济南和青岛可以驻军，可以部署警察。
从会议现场的反应来看，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对此完全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之间的秘密约定，这些都是段祺瑞内阁时期的事情。
之前曾经支持中国讨回山东半岛权益的威尔逊总统，在这些密约面前，改变了立场。威尔逊说，根据国际法，日本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完全合法，是毋庸置疑的。
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同意英国和法国代表之前的提议，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由日本继承。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和北京之间，急迫地进行着电报往来交流。
中国的公众从原本的狂欢情绪中一下跌落了下来。
在法国的留学生，华侨开始围攻中国代表团，不允许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
1919年5月1日，消息传回北京，中国代表团认为，因为有这些先前的约定存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抗争，是徒劳无效的。
这条消息触发了北京五月四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中国各地各界都开始跟进，举行抗议示威游行。
中国政府不知所措，没有发出明确指令。而在法国的中国人，则毫不留情地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
最终中国总统发出电报指令给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但是其实这个姗姗来迟的指令来的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早已经过了6月28日这个最后期限。
中国学生和华侨们则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并且使用暴力手段，阻止代表团参加和约签署。最后的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团并没有签署。
美国也没有签署这个和约，因为美国国会认为凡尔赛和约是未来欧洲和平的隐患，而且显然对于德国太过压迫。美国国会不仅拒绝了凡尔赛和约，而且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这个由美国发起倡议的国际组织。

正文111
新的革命道路，是这样形成的
社会进化论者的危机感和呐喊
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身后四分五裂的国家现状，年青的共和国的失败，在巴黎和会上遭遇背叛，这些事情，一桩一桩，都让许多中国人心里产生了恐慌，那个晚清时代已经存在的恐惧感，进入民国之后，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有着四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眼看就快要亡国亡种了。。。
要理解他们当年心里深深的恐惧感，我们又要回到严复所翻译的那个社会进化论。
1859年，达尔文在英格兰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这本科学论文，是日后的生物进化理论的起源。
英国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斯班赛则创造性地吸收了生物进化理论。
1864年，他喊出了一个口号，“适者生存”，这个口号，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1873年，他出版了“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书里，他用生物进化论理论去解读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这也是就是所谓的进步历史观的起源。
赫胥黎，是英国的生物学者，他在1893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进化论和伦理”，用以分析和驳斥斯班赛的社会进化论观点。
严复是中国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军学校的产物，后来他曾经在英国留学过。
清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战争的时候，他读了赫胥黎的这本论书并根据自己理解，加入自己的评论，再根据需要删除一些，“翻译”出了一本天演论。
严复事实上是把自己所解读的斯班赛的观点，塞进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
严复是这么总结达尔文的进化论的，
“人和生物为生存而竞争，最初的时候，是不同种类间的竞争，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展，一个社会群体和另一个群体之间开始了竞争。弱者不可避免地沦为强者的猎物，愚蠢的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聪明的统治。。。”
在书中，严复甚至更进一步说，进化论解释清楚了各种人类之间关系，和各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起源。
严复的天演论，影响了许多学习西方思想的人们。
1898年，梁启超读完了之后说，中国人应该加强人种，才能在这个竞争中存活下来。他说，所有要有强壮的士兵的国家，都希望让国家的女人们接受体操训练，这样才能让生出了男孩子们强壮有力。
随着社会进化论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开始从人种，种族力量这些角度去思考中国的问题。
邹容的革命军，就是这个思考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人如果没有种族精神，就不能存活下去了，就要灭亡了。但是皇汉人种的种族精神又是什么？
鲁迅在日本翻译了大量俄罗斯和德国的诗歌和小说。他希望能够唤醒中国读者们“超人的刚强意志”。但是鲁迅这个事情的努力，收效却是令人沮丧的，1908年这一年，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上海和日本两地出版，每个城市的销量都不过只有二十本。
严复却出现了完全的转变。之前他一直努力在推广他的天演论，适者生存啊，要强大起来啊，否则中国人就要被淘汰灭绝啦，亡国亡种啊！可是进入民国之后，严复却写到，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失败，和欧洲战场的残酷厮杀，表明，过去三百年的人类社会进步，一无所得，所的只有四个东西，自私，屠杀，无耻，和堕落。
严复不再是一个社会进步论者，但是他的天演论已经广为流传，许多读者并不会随着他思想的转变而改变。
陈独秀在1916年写给友人的信里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实在是麻木无知，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道德，政治，技术，甚至日常用品，都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竞争么？再这么下去，中国要在自然选择的社会进步过程中被灭绝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一样是社会进化论的坚信不疑者。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发表了他个人的第一篇论文。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造反了，造了他父亲的反。他拒绝回到家乡继续父辈那样的农村生活，他也拒绝了父母为他安排好的婚事，对象是一个邻居家的女儿。
从1911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了在长沙的漂泊生活。他通过自学，阅读了好多好多各种西方书籍，小册子，各种类型的都有，有政治的，历史的，科学的。。。
和更早的许多中国政治思考者们一样，他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米勒。。。
之后他被长沙的一个有声誉的职业学校录取，他进入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的专业是伦理学。
随着专业课程的学习，他关于斯班赛和卢梭的知识加深了。学校的学习还带领他知道了一个哲学家叫康德。青年毛泽东知道，这些西方思想家，就想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旧思想家一样，将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历史。
毛泽东对中国的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思索，他的初步思考是这样的，中国弱，因为中国人弱。中国人体质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思想，而却忽视了加强人的体能。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文章，“论体育”。
毛泽东说，体育不仅能让人心情和谐，而且可以锻炼加强人的意志力。中国传统排斥剧烈的体力运动，所以造成了中国人的文弱。这个传统必需完全颠覆掉。体育锻炼应该是野蛮而粗暴的，要让我们能够飞跃上马背，同时开枪射击。要让我们从一个战斗到另一个战斗而不知疲倦。一个人的呐喊，就可以震撼山岳，一个人的愤怒呐喊，就可以让天空变色。中国人应该追求这样的体育。
两年后，毛泽东在一份湖南省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汉族人民的光荣”。毛泽东迫切地呼吁，中国人作为一个人种应该团结一致，毛泽东引用了15年前邹容革命军中的一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毛泽东说，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抵抗潮流的必然灭亡。中国必须团结起来，顺应时代的大潮。只要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官僚们，不需要害怕军阀们，不需要害怕资本家们。
1919年11月，毛泽东又在当地一张新闻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毛泽东的文章题目叫作“论赵小姐的自杀”，在那个月，长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
一个赵家的女人，在没有征得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许配给了一个武家的男人。
这种包办婚姻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着许多这类的包办婚姻。但是赵小姐却采取了一种极端暴烈的反抗方式，她在去未婚夫家的花轿里自杀了。她死后，武家和赵家又为谁应该负责安葬赵小姐起了争执，彼此指责。
毛泽东的文章有激情但是又有理智。他说，如果有下面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存在，这个悲剧都可能被避免，
1. 赵小姐的家庭更有同情心些。
2. 武家如果不是坚持要这门婚姻。
3. 长沙的社会风气更开放和勇敢些。
毛泽东控诉说，赵小姐的死，是因为可耻的包办婚姻制度，是因为这个社会体系的黑暗，对个人意愿的否定，一个人居然没有选择自己配偶的自由。
毛泽东说，就算在赵小姐的绝望处境下，她的自杀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如果中国人拒绝抗争现实，那么中国人就不能改变现实。
毛泽东说，就算在毫无希望的绝境下，我们也要和这个社会搏斗，只有这样我们失去的希望，才不会完全消失，后来人还有希望。
我们应该战斗而死！
我们应该战斗而死！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口号。但是口号是容易，现实的问题却是困难的。
主要的敌人是什么人？战斗的对象是谁？是这个冷漠的当地社区？是控制湖南当地的军阀？还是在北京的腐败政客？还是那些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外国资本？
毛泽东和许多他的同时代年青男女们，他们信奉社会进化论，他们恐惧，他们害怕亡国亡种的大祸。他们要团结一致，他们要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但是，和谁作斗争？如何斗争？
他们在寻找出路。

@再说2009 2013-09-14 11:10:34
@不要封我GB周畅 13556楼 2013-09-14 10:44:26
人“可以”能够拥有“中焦”，动物“不可能”拥有中焦。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不同。
是否证明人“天生”就和动物有“本质”不同？
人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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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又被带回去阴沟里鸟，哈哈哈。中怪的洗脑毒害真的可怕。

@不要封我GB周畅 2013-09-14 12:54:30
作者：被封小号 时间：2013-09-14 11:26:54
@再说 2009 2013-09-14 11:10:34
@不要封我GB周畅 13556楼 2013-09-14 10:44:26
人“
-----------------------------
别扯DNA。
拜物教徒自认是高级猴子。蛋是地球人一样认为拜物教徒是人。一群疯狂，愚昧的人，也是人，嘿嘿。
人的价值，是没有附加条件的，要记住。
要小心点。不q着说着，又跟黑白妹这样的拜物教愚民钻回阴沟里去。
在地表下的愚民，是看不懂历史，和现实世界的。
因为拜物教徒是从下面往上看。

正文112
新文化运动
二十一条事件，可以算一个分水岭。在这个事件以前，日本是中国改革者们的老师，从晚清开始，绝大多数学习追求现代化思想的人们，都是追随着日本老师的脚步。
这个事件以后，中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在进一步成熟，反日思想开始形成，而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有了新的角色，他们不再满足于学习日本老师们的，他们开始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和各种制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批判，他们要为中国寻找一个新的文化发展方向。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在北大。而北大能够幸存下来，则有着严复的贡献。
1912年的时候，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已经是个很穷的政府，有过想法要大幅度缩减政府支出。北大校长严复说，在今天的世界，每一个文明国家都有许多大学，有的有几十个，有的有几百个。如果我们连一个都保存不下来，尤其这一个是已经存在多年的大学，那么实在是国家的不幸。
严复成功地保存住了北京大学。但是在中华民国时期，他经过自己的思考，思想开始转为保守，和反动。
1912年之后，随着共和国的失败，保守反动思想开始抬头，康有为等学者开始呼吁大家要尊孔啊，要有规矩啊。袁世凯也恢复祭孔典礼，并命令学校里必需坚持教育孔孟之道。
在政治上，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两次失败的反动政治努力，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帝制。
1917年，蔡元培校长入主北大。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追求，开始大手笔改革北大体制。在蔡元培校长任内，大批进步思想的学者，进入北大任教。其中有两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领袖人物，一个是陈独秀，另一个则是胡适。
胡适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位哲学家，散文家和外交家，他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先驱者。
1891年，胡适出生于上海。
1910年，胡适考上了公派的庚子赔款留学生计划，去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后改为哲学专业。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胡适表现出优异的学习能力，被邀请加入Phi Beta Kappa,美国最古老的学术精英团体。
1914年，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这段学习期间，他受杜威教授影响巨大。他的毕业论文课题，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历史，在毕业论文完成之前，他就回到了中国。
1917年，蔡元培校长聘请胡适为北大哲学教授。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领袖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三个学者。
之后加入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有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郭沫若等人。
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主张对旧中国文化传统作全面而彻底的批判，主张全盘西化，用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改造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文明。因为当时还有“新学”“旧学”的说法，这批新学学者所发起文化运动，被称作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之间有着各自的不同和相互间的争执，但是他们却都有着以下几个共同之处，
1. 他们都强烈地憎恶帝国主义。
2. 他们都推崇民主和科学。
3. 他们对旧中国传统都持否定态度，主张中国文化应该更进一步，全盘西化。
4. 学术标准应该全盘西化。
有喜感的是，就像胡适后来所指出来的，大家喊同一个名词，喊的内容是不同，有的人今天喊的，和过些日子喊的，同一个名词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了。同样是民主，帝国主义，这些名词，大家的解读都是不同。
新文化运动有几个主要的具体方向，
打倒孔家店。
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全面批判和否定，陈独秀认为，现代文明是基于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儒家思想则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因此应该彻底否定。在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之下，对于传统伦理的批判中，出现了非常激进的观点，包括当时在欧洲兴起的无政府主义的废除家庭，公妻主义主张，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宣传和鼓吹。胡适则主张个人主义，全面学习美国伦理价值体系。
白话文运动
学者们认为中文应该去精英化，走向平民化，日常生活的用语，就应该是中文的标准。这个主张，有些类似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各国学者反对再使用精英化的拉丁文，主张推广平民化的各国语言文字。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领袖，大力鼓吹语言的日常生活化。
白话文运动对中国语言文字是革命性的颠覆，不仅是去文言，写白话这么简单。白话文运动依照西方科学标准，对中文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中文从此开始引入了语法概念，中文教育开始讲究“主谓宾，定状补，标点符号分清楚”。他它她，的地得这些新的中文字，开始进入中文，以便中文有明确的语法结构。
1924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中文教学，使用白话文。从此之后的中文，就已经是西化的中文。在西方语法结构下，使用中国文字。
汉字拉丁化运动。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汉字，还是象形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写，而且字义含糊，文法也无法精密。这种文字，是无法适应二十世纪的新时代的。
钱玄同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们的认同。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汉字拉丁化的改造，对于社会进化论来说，从象形文字向音符文字的进化，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1935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发起，联署近七百位当时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我们对推行新型文字的意见”，宣言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应该加快废除方块汉字，赶紧推行拼音文字。语言学家吕叔湘说，中国只有使用拼音文字了，才能走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