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生被称为近来“引起公众注意”的一位“老左派”。海内外多家媒体称其为“毛派思想家”。

“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逝世



2016-04-20 16:22:19|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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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从多个可靠信源处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今晨（4月20日）7时58分在上海因病去世。

今天午间，有消息称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于今晨7时58分在上海因病去世。两个熟悉戚本禹但不愿具名的独立信源向搜狐新闻弧度栏目确认消息准确。

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也表示已于今早获悉。他告诉搜狐新闻弧度栏目，戚本禹今年年初在深圳被确诊癌症晚期。阎长贵说，自己上次与戚本禹见面是在2013年，“当时是受人之托去上海看望过他，他身体还挺好。”



1990年，戚本禹在天安门城楼上（资料图）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右四）等人与毛泽东（右五）、周恩来（左三）合影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三人沙发，他自己坐三人沙发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自己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主席如看到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在单人沙发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 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嗳，这杯麦片马奶和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2014中国社会思潮观察简要

南云楼


尽管中国的社会思潮并不能对政治产生直接作用，但随着互联网及移动终端的普遍应用，影响力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进入2014年，中国社会思潮发生激烈而深刻的变化，在此仅以个人角度对这些思潮做点简单的归类和总结，期待方家批评和指正。

一、左派逐渐式微

中国政治谱系中的左派，是指希望恢复毛时代全面管制的政治主张者集合。由于毛时代的全面管制，配合的是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二十余年之后，已经失去了推行全面管制的的经济制度基础，难以获得官方的实际支持和认同。

左派打着福利旗号鼓动了一些社会基层支持，但这些诱人的口号，很容易被前苏联、东欧阵营的转变历史及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前后现实对比击破。总体上，左派的领袖人物多是体制内政治失意者，希望以“红色基因”的合法道统裹挟社会基层实现其个人政治理想。

由于左派的“红色基因”事实上曾被利用为政治图谋工具，随着薄党的倒台，左派迅速凋零。以市场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改革列车无法刹车，无论今天的执政党团遭遇怎样的困境，也似乎再不可能以左派的政治主张为自己解套。林治波、司马南等人“春江水暖”式的转调，意示着曾经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国政治谱系中的左派已经开始被边缘化。

——现在看来这个变革远没有完成。但是很有幸，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实战演习。关于那次演习我觉得有必要做一次深刻的总结，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竟没有意识到。我深感四五十年前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比现在的许多思想家把问题分析的更透彻、认识的更完善。关于经验我觉得有几条可能是正确的：第一，左派领袖被彻底消灭，右派也就失去了制衡，于是右派的对手只剩下中间派了。进而，随着斗争的深入，中间派也在右派面前失败，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右派独享了大权。当左派遭受重大打击，正在进行重新整合的时候；当中间派正在进行自我反省、懊悔不已的时候，右派已经是高歌猛进，在中国上演了一场独角戏。左派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过分信任中间派，疏远大众，而中间派失败的原因是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打击左派。——面对这一切人民大众似乎仅仅是一个看客。这也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反复强调“面向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必须三五年搞一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一场演习”。毛主席曾含泪说：“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死以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了。”毛主席其实早已经预见到了他去世以后大约50年的历史，他也深知他领导的那场运动仅仅是一场“演习”而已。既然是演习，言外之意就不是“实战”。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恐怕是叫真正的毛泽东主义信仰者深刻总结“这场演习的利弊得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进行最终的实战。第二，“假革命”的巨大危害性。总结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假革命”的危害不比“反革命”的危害小。在历史上，慈禧太后曾经准许开设“议会”，她还准许进行“预备立宪”，甚至在晚清时期清政府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等等，俨然一副“革命先锋”的面孔，其实他们是假革命。同样，我们也看到袁世凯曾经在表面上坚定地拥护共和，支持民主，俨然一副“共和功勋”的面孔。我们也看到段祺瑞极力维护民主，把自己装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在这些假革命的蛊惑下，竟然有很多人情愿被忽悠，分化了革命阵营。假革命的危害在中国历史上屡屡上演，时至今日。第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于大众。我看到有些人企图通过一小部分“精英人物”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也看到了一些人企图通过冒险的方式走向最终的胜利，没有大众的支援，任何正义都不会持久。第四，我们要善于利用一切旧形式为现实的斗争服务。第五，我们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此外，关于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我觉得其提法本身就显得有些逻辑混乱。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的，就是自由的。毛主席倡导的“四大自由”就是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最简单最直白的表达方式。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倡导自由民主的，所以毛泽东主义信仰者从来不反对自由民主，只不过这个“自由民主”不同于西化派所称的“美欧自由民主”，毛泽东主义者主张“大民主”。西化派中的很多人往往认为毛泽东主义者是反对自由民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此存在隔阂，了解的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分化、混淆视听的结果。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大民主、大自由”的内涵，所以在“社会主义”前面再加上个“民主”无疑是重复了。恐怕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对“社会主义”的内涵认识不足，也许他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身就具备了自由民主的品格。

初中未毕业

笔者在“郑州思想沙龙”认识了袁庾华先生，有了采访他的机会

《意大利历史随笔》这一节中，葛兰西对底层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六点研究规划：“一、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作用下，下层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已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二、它们积极或消极地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做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三、旨在保住下层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四、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下层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五、那些维护下层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六、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的阶层。”
从这六点问题研究规划中，我们似乎可以概括出“subaltern”概念的几个特征：一是葛兰西所研究的“下层社会集团”不是永恒范畴，而是历史范畴，它们是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衍生出来的特定群体，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数量变化；二、它们虽然作为一个异质性很大的群体甚至无法定义，但是却有作为群体边界而存在的特定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三、它们具有与统治阶级互动的政治诉求，且具有改变或影响统治阶级纲领的群体目的；四、具有保持该群体持续存在并根据社会状况渴望并实现社会不同层次步骤化变革的精神能量。结合葛兰西提出六点问题研究规划后，所论述的语言：“下层集团的政党史也就极其复杂。它必须包括政党活动的所有影响，对于全球范围下层集团自身的影响，以及对于统治集团态度的影响”“下层社会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无疑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趋势（至少是暂时的阶段）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而且，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时也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下层集团甚至在胜利的时候，也急于自卫（至少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无疑看到诸多马克思的影子，但这样的影子显然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

2014 年3月21日、4月23日下午和晚上。正式访谈。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两种策略》）

以上引用可以看出，改良式的民主是有利于有产阶级的，革命的民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民主实现的越彻底，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有利。比如一院制和两院制，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一院制，而资产阶级往往喜欢两院制。一般地，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参议院，无产阶级集中在众议院，两个议会之间的斗争还取决于二者的法定权力，如参议院有对众议院的否决权，我们从前面介绍的法国民主历史的材料中可以看到1875年法国宪法规定：“众议院由普选产生，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参议院由间接选举产生,有权否决众议院的决议。”这样，参议院对众议院具有极大的牵制作用，这种民主无疑是极其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那么如果实行一院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处一室，由于无产阶级人数多，那主动权岂不是就在无产阶级这一边了？

同样，充分的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的。以言论自由为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同等自由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害怕这种自由吗？无产阶级之所以没有形成力量，主要是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一旦放开自由，宣传的范围就会加大，无产阶级觉悟就会迅速提升；而资产阶级本来觉悟就比无产阶级高，有松散的大型组织，放开言论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力量增强的速度远不如无产阶级，增强的持久性也不如无产阶级。

所以无产阶级不是害怕民主，而是嫌民主不够多。保救派害怕民主，是对红色招牌依附性的强烈“情感”，一旦红色招牌落地，谁来保护他们呢？他们又去保谁呢？但革命派害怕民主就奇怪了，是他们不敢于在实际行动中去革命吗？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或者有人说，这是以革命口号促左转，而不是真正要靠工人的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我想也确实有些道理，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很高明的策略呀。

确定了革命路线之后，在革命形势还没来临之际，需要采取各式各样的斗争方式。有人提出依据宪法来斗争，落实宪法第35条的内容。这种提法在目前阶段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与此类同的提法还有如：支持民众依据宪法独立选举人大代表、支持工人成立独立直选工会、支持农民成立农民委员会、基层民主的扩大和真正落实等。这些都是发动群众的切入点，在经济斗争的同时要把这些政治斗争的内容融合进去。

四、强大的公民社会：权利与责任

我们追寻多元而包容的社会，在公认的规范中，鼓励宽容，促进公民行动主义（CivicActivism4)，以辅助（而非取代）现代政府。在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中，个人、父母以及整个社会都必须负起责任。而当今最重要的挑战便是如何在个人及父母承担责任时，提供更好的国家及民间支援，这项挑战就在於我们以何种方式处理教育，福利及降低犯罪率。强大的社区有赖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了解——非仅纳税和守法，还包括扶养孩子成为有能力、负责的公民，并支持受雇於政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例如：老师。过去我们通常视上述责任为理所应该，一旦遭到忽略，我们应该立刻鼓励，甚至强迫履行，就像我们正在尝试的一些作法，例如，父母与学校间的「家庭学校契约」（home-school contracts ）。

刑事司法制度对「第三条路」非常重要。工党有必苗n 跳脱「社会责任会削弱个体对犯罪与失序应负之责任」的观点。因此，我呼吁政府要严厉对付犯罪及其根源。新工党政府将采取此种路线——给罪犯贴上电子标签（EectronicTagging ）严格立法对付种族暴力，投入两亿五千万英镑推动犯罪预防计划并以新罚则处罚失序行为。

老左派经常认为国家应取代公民社会的绝大部分功能；新右派则相信如果国家放弃了社会责任，公民行动主义会自动填补这个缺囗。而「第三条路」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中有其局限性，但也了解在有限的范围内，仍需要政府与自发性团体建立新夥伴关系。不管是在教育、健康、社会工作、犯罪防治或是孩童照顾等各方面，大有为的政府都要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而非削弱之，并帮助家庭和社区改善其表现，志愿工作、学校的监管、养育和收养、公共卫生、青少年犯罪矫治计划全都展现出政府，自发性团体和个人的通力合作。而新工党的工作就是要强化这种夥伴关系的范围和品质。

包以上这些是维持和促进新世纪健全公民社会的基石。福利国家为本世纪创举，业已帮助多人脱离贫穷并给予数百万人新的机会。就某些方面而言，提供基层民众所需系优质社会的要素。然而，协助方法必须有所改变。重要的是，给予适当的帮助，而非只是发放金钱；我们要更强调公私部门的夥伴关系；我们认为有需求就应该予以补助，特别是那些机制失灵而造成整体机会降低与品质低落的部分，例如，大学学费。我们也必需更了解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形态的转变，对福利国家的潜在影响。例如：对於经常性或长期失业者是否应发放失业救助金就存有许多争议。另外，也有新的需要产生，如老人长期看护等。

像我这样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非表示我相信能够重新创造出五○年代的家庭生活、这就好像说要回到烟囱工业时代一样不切实际而且误导。传统的家庭结构（男主外，女主内）已不能符合两性平权时代的需求。家庭和社区生活皆有赖我们接受与承担彼此应尽的，正式及非正式的义务。「我们」而非「私我」政治要求的是责任与权利兼顾的伦理观。这是社会连带的基石，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功均有以赖之。某些婚姻和人际关系不会永远持续，但人们许下承诺并奉行不渝的需要，并未改变。

近十几年来，被外媒称为“海德公园”式的政治广场已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各种思潮、观点在这些地方的传播、争论经久不衰

法国当代解放哲学的代表人物高兹认为，将经济增长视为政府施政的最高价值，这其实是官商合谋的产物，最后形成形同人民绞肉机的国家机器。如果，我们要求“压倒一切”的稳定，就是要维护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沿着“新权威主义思潮”的思路，会不会走向“法西斯化？”！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我也看到马先生在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学者对“新权威主义思潮”的批

“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各种社会运动的人们，在这种“中国特色”面前都目瞪口呆。

下面我就不再说国际国内了，按中国标准一直说下去。

有一个标准的左派就是以社科院为代表，传统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部分思想有一个对应的政治方面的解读，当然过度解读别人也不好，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对应，好像和重庆走得比较近。当然分析重庆也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还参与了重庆的《共富大家谈》电视节目的策划，我还给当过一期主持人去谈这个事，重庆的经济政策等各方面政策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大家观察跟它比较一致的部分是因为重庆两次，中间还有很多次请他们去作为主要的智囊团，这是事实，以陈奎元、程恩富、房宁、崔之元这样一些人，现在成为重庆主要的思想智囊。开多次会，过往很密，他们也以重庆作为未来一个新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土壤，认为重庆模式走好了，是未来中国一个新的出路，这是社科院的主流思想就是这样判断的。

重庆方面当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跟他们对应的，就像乌有之乡一样，乌有之乡是那样期待的，但重庆不一定这样做，马研院他们想要把重庆塑造为新的红色的东西，重庆最后的实际走向也可能不是这样，但从现在看出的各种苗头看是有高度重合性的，我的判断可能在座有不同的意见，至少给社会上思想界的感觉是这样子。这一派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就是我们传统的左派，特别传统，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主张、政治主张、文化主张都是这样的。

被外媒称为“海德公园”式的政治广场

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里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2

（毛泽东与戚本禹、王力、 关锋， 左侧第一人为戚本禹）

李锐就一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

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有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前些年，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写的回忆录里，第一次把这件事说了出来。周惠所写的情况和当时林克跟我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众多学者对中国（本文仅指大陆，下同）当代思潮的著述。

重要的是一些思潮已经不是停留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而是直接进入了广泛的基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