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岗
一次次呼唤你，我的1997、、、、、、
《公元1997》的歌声在我耳边回荡，那如痴如醉般的旋律，仿佛在不断呼唤着我遥远的记忆。2017年报春的竹声，始终没能把我从歌声中唤醒，没能把我从遥远的记忆里拉回到现实——歌声似乎令我穿越到了20年前那个充塞着困惑和迷惘的岁月。20年前的经历，充满了太多的无奈！仿佛那就是一场噩梦，噩梦中的我，突然接到工会主席卞宗平打来的电话，卞宗平说，“柏方，你明天来玉器厂一趟，领导找你谈话。”
卞宗平在电话里夸我有正义感，夸我敢说真话，说我是有能力的好同志，不应该被下岗。要不是卞宗平在电话里说了一堆赞扬的话，我就不会产生错觉。我以为厂领导要给我恢复工作，这下可把我乐坏了。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97年的春节过后，我特别高兴地去了玉器厂。来到玉器厂，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眼前的变化让我非常震惊：昔日的工厂大门和收发室没有了！厂房没有了！办公楼没有了！托儿所没有了！食堂没有了！曾经停放汽车的车库、连同汽车也都没有了！玉器厂被夷为了平地！那些用巨额贷款进口来的高档玉石原料，被遗弃在大墙外边的垃圾堆里！一人多高的砖墙把整个厂区围得严严实实。载重汽车拉着建筑材料，隆隆地开进敞开着的大门。顺着大门往里望去，扑进眼帘的是钢筋、水泥、砂子、红砖、木料等建筑材料。最惹人注目的是离大门不远处的搅拌机，它们就像张圆大嘴的怪兽，虎视眈眈地立在那里，一副要吃掉整个工厂的架势。
南大墙那边有一条甬道，甬道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不少铁架子，从锈迹斑斑的样子来看，这些铁架子已经被遗弃在这里有好长时间了。后来是牛书记告诉我的，说这些铁架子是王厂长用二十一万美元从国外引进的那些高级先进设备，由于发动机是国外的，和国内的不匹配，派不上用场，王厂长就叫人把这些价值二十一万美元的进口设备随随便便地堆放到了仓库里。现在仓库被扒掉了，没有地方放，只能堆放在这里。胆子大一点的职工，一有机会就会偷偷地弄出去几台，当成废铁卖给收购站，换些零花钱。
顺着甬道往里走，是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房。这些低矮、破乱不堪的简易房，由于缺少建筑材料，好多都是半成品，那些没有木框的窗口黑洞洞的，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为了防寒，凡是有木框的窗口，都钉上了塑料布。由于塑料布老化变质，凛冽的寒风刮上去，那些破损的地方就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这就使得本来寂寥的院落，平添了几分恐惧。
一次次地呼唤你我的1997
1997我悄悄地走进你、、、、、、
瞬间，缥缈的歌声仿佛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只见载重汽车卷着飞扬的尘土，隆隆地开进北疆市玉器厂宽敞的大门。
车上卸下来的，是从加拿大进口的高档玉石原料，这种原料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玫瑰玉。进口这些原料，花掉了近千万元的银行贷款。王厂长说：“有了这些高档玉石原料，会大大提升北疆市玉器厂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牛书记不这么认为，牛书记说：“国内各种档次的玉石原料应有尽有，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为什么要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这么多玉石原料呢？万一有个闪失，整个玉器厂就会面临破产。”牛书记对王厂长从国外进口原料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由于工人和领导之间的思想水平不一样，因此工人关心的和领导关心的也就不一样。面对堆积如山的洋玉石，工人关心的是这些洋玉石是不是像王厂长说的那样很值钱？如果很值钱，用这些值钱的原料雕刻出来的产品也就会很值钱，产品值钱了，工人得到的奖金自然就会很丰厚。
工人们兴奋地涌出车间，来到院子里，用充满激动和好奇的神情，瞧着从载重汽车上不断卸下来的洋玉石。好像这些载重汽车给北疆市玉器厂运来洋玉石的同时，也给北疆市玉器厂运来了希望。
洋玉石在北疆市玉器厂院子里堆得像座山，职工们好奇地围着这座宝山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他们想要知道，外国的洋玉石到底比中国的玉石好在哪里？开始人们的表情是喜悦和兴奋的，但是，看着、看着表情有了变化，倒不是这座宝山放出了让人惊喜的耀眼光芒，而是有人看出眼前这堆洋玉石的质量问题。
玉石应该是细腻的，有光泽的，无绺无瑕的，尤其是高档玉石，更应该是这样，而眼前这些洋玉石，不但没有这些高档特征，表面还布满许多裂痕。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下一块玉石原料的表皮，暴露出来的是浑浊不清的质地，这就使得一些人疑惑地摇起头来。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地低声说道：“不像是玉，好像就是普通的石头。”
“即便是玉，也是很低劣的那一种！” 我看过之后，直言不讳地大声说道。这席话，说得王厂长额头直往外渗汗珠。王厂长一边下意识地往上推了推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金丝框架的眼镜，一边解释说，他让外商给骗了。
“你是让外商给骗了，你还是跟外商联手把企业给骗了？！”接下来我又不客气地说道，“你是内行人，何况你还是北疆市宝玉石协会的高级理事，好玉坏玉应该一目了然，你怎么能会在玉和石头的辨认上搞不清楚呢？”
这番话牛书记听了高兴，牛书记一高兴，就夸我，说我敢说真话，有正义感。牛书记一高兴，王厂长就不高兴了，王厂长一不高兴，就给我下岗了。

（二）上访
我上访，牛书记也在上访，牛书记上访倒不是为我下岗鸣不平，他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牛书记经常抱怨说厂长做事不和他商量，不把书记放在眼里。厂长负责制似乎给了厂长们无限大的权力，厂长想干啥就干啥，没人能阻拦，也没人敢阻拦，除非你不想干了，不想干了好说，那就名正言顺地下岗吧。过去的北疆市玉器厂是书记说了算，书记说出的话相当于“圣旨”，没有敢不听的。不听书记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可不是小问题。现在不同了，现在讲的是经济效益，讲的是钱，因此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听从权的话，听从钱的话。在王厂长眼里，牛书记是一块绊脚石，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哪个厂长敢公开把书记给弄下岗的，但是，敏感狡黠的牛书记已经嗅到了这个危机。
别看牛书记个头不高，矮墩墩的身子把他显得有些愚蠢，其实，牛书记是很聪明、很有心计的人。每次上访，牛书记都不跟着去，而是躲在幕后鼓动职工们去，这样一来，上级领导要是怪罪下来，牛书记就会说，那都是职工们自发的，他没参与，跟他没关系。
“成群结队上访，影响社会稳定，违反了治安管理条理，不听劝阻，就要抓人了。”听上级领导这么一说，胆小怕事的人就纷纷退出了上访行列，成了局外的看客。
牛书记不甘心，就串通办公室主任关素萍和质检科科长张秀明等九名职工，联名把王厂长告到了区检察院，要求检察院对王厂长依法立案侦察。检举材料上说：
1989年，王厂长在任职期间，擅自、单独与外商罗道安洽谈进口价值90万美元玫瑰石的业务，于是从中行贷款90万美元汇给加拿大外商，而进口的所谓玫瑰石却是一堆没用的石头。由于王厂长的玩忽职守，致使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每次与外商谈判，达成协议，都是由王厂长个人单独接触。我厂广大职工对王厂长这种徇私舞弊、渎职的犯罪行为非常气愤。
1994年8月，全厂资金严重紧张，连付给职工的丧葬费都没有的情况下，王厂长擅自到泰国等地游玩，花费了单位一笔巨款，还带走一批珠宝玉器，总价值为25，3500万元。王厂长回国后，既没交货款，也没交回一件玉器产品，致使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近三年来，王厂长很少联系销售业务，但经他个人报销批准的招待费数额却是惊人的。93年全年招待费为4万多，94年为4万多，95年1月到5月中旬，短短的几个月就花掉3万多餐费，而且现在还欠附近饭店餐费1万多元。
仅在1995年，王厂长就先后从企业账面上私自转走了15万元现金。95年4月8日转走5万，95年4月13日转走10万。现在全厂职工一致认为，王厂长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情节严重。
综上所述，我厂全体职工希望区检察院能依法惩处王厂长的贪污行为。
为了更有说服力，牛书记让质检科长张秀明专门出具一份“关于玫瑰石材料的介绍”。介绍内容说：
我厂和外商合资后，在加拿大进口了100多吨玫瑰石，对石头的材质和质量没派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考察和研究，王厂长就自作主张，把玫瑰石原料从加拿大以7、5美元一公斤的高价买来，没经过技术和质量部门的检查和验收就入库投产，更没有做市场调查，就盲目生产出一些小动物和项链产品，结果产品全部积压，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了生产玫瑰石产品，还从国外进口了价值21万美元的专用设备，由于玫瑰石没有销路等诸多原因，致使进口设备全部停用，给国家和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接到举报，检察院还真来人了，不过检察院的人并没把王厂长带走，而是和王厂长做了一个交易——检察院的人从王厂长那里拿走了玉器厂两万元的赞助费。至于赞助的是什么？只有王厂长和检察院的人心里清楚，别人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只知道，检察院拿走了玉器厂的赞助费，王厂长的问题检察院的人也就不再来过问了。
破财免灾，别说是两万元，就是十万、二十万的，也不是从自己腰包里往出掏，王厂长当然很高兴，王厂长一高兴，牛书记就不高兴了。有人说，王厂长要是对牛书记施舍点，兴许牛书记就不会和王厂长这么较劲了，不过还有一种声音同时在说：牛书记受党多年教育，觉悟高，他不是那种人。
牛书记让职工们团结起来，坚持上访，一些职工就一窝蜂地去了文体美术工业公司。
我上访是想找回自己的工作，因此从美术公司出来，我只身一人去了北疆市二轻局，因为当时的二轻局是文体美术工业公司的上级。
二轻局一楼接待室里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就都聚集在走廊里，焦灼不安的面孔，门里门外随处可见。
接待室里仅有的几把旧木椅上坐满了年岁大的人，多数人都是站在那里，尤其是那些靠墙站着的人，会让人联想到拘留所。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聚在那里大声地喧哗，喧哗声中夹杂着不满和谩骂。他们有的因为工厂连续几个月开不出工资的，有的因为被无辜下岗的，更严重的是，厂长把工厂廉价卖掉，结果工人分文没得到，钱却没了去向。尤其是那些老工人，在工厂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现在让他们光腚滚蛋，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于是这些人带着焦虑和愤怒，集体来到这里要求局领导解决问题。
负责接访的是一位银发飘逸的女性，从她松弛的皮肤来看，她已经到了快要离休的年龄。这位老女人让屋里人都别吵吵，耐心地等着。老女人说问题复杂，她解决不了，她说她已经用电话把问题反映给了楼上的局领导。老女人说没别的办法，只能耐心地等，因为局领导工作忙。
等，对老女人来说无所谓，她不用担心拿不到工资和奖金，因为局里边的人是国家干部，财政拿钱养活着她们，来访的下岗职工就不一样了，家家都在等米下锅，等急了的人，不顾老女人的一再劝告，不停地大声嚷嚷着。看来老女人也不耐烦了，老女人冲着上访人群大声地吼道：“急啥！急也没用！”
老女人觉得喊累了，就给自己倒上一杯水，坐在那里不再吭声了。接下来，老女人漫不经心地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件半成品毛衣，旁若无人地织了起了。
我好不容易挤过喧嚣的人群，来到办公桌前开口说道：“请问，您是负责接访的吗？”
老女人瞟了我一眼没吭声，老女人继续忙着织她手里的那件毛衣。只见两根银针在老女人手里欢快地飞舞着。我以为老女人耳朵背，没听见，就加大音量，重复问了对方一遍。老女人用眼睛狠狠剜了我一下，没好气地说道：“小声点行不！什么事？说吧！我耳朵不聋！”
看来我的出现，丝毫没能影响老女人手里那两根银针飞舞的速度。当我把要说的话说完之后，老女人慢条斯理地开口说话了：“中国面临的改革，是前所没有的，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嘛。改革就像分娩，新生事物的诞生，总免不了要经历阵痛的过程嘛！另外，现在企业改革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难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应该给予理解。改革出现的失误是很正常的嘛，改革是允许失误的，大家不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 局领导这番话，把我气够呛。
在有些人那里，“初级阶段”似乎就是遮羞布，或是垃圾桶，把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扔进这个桶里似乎就没事了。厂领导明明是利用采购设备和原料的机会侵吞企业财产，却被说成是改革中的失误，厂领导明明是在利用下岗来打击报复职工，却被说成是正常的减员增效，纯粹是一片胡言，愤怒让我挥起了拳头。老女人以为拳头是向她那张老脸砸过来的。其实，我的拳头并没落在老女人的那张老脸上，而是重重落在了老女人面前的办公桌上。拳头把办公桌上的那个茶杯吓得蹦了个高，冒着热气的茶水溢到了桌面上。老女人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咆哮着吼道：“你要干什么？嗯？要造反吗？！”
“来这里还能干什么，”我也没好气地回答了她，“上访呗！”
“上访要守规矩！懂不？！”老女人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怒气冲冲地用手指向门旁的一个地方。门旁那个地方张贴着上访注意事项。前边的内容我心不在焉地看上一眼就掠过去了，因为前边无非写的是什么热情服务、礼貌待人、依法办事、文明接访等一些好听的话。于是我把目光落在了下边的内容：
自觉遵守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德，应该遵守法律、法规，不得侮辱、威胁、要挟、谩骂、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无理取闹，不得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 我不耐烦地把目光越过那些“不得”，接着往下看：
对违法犯罪行为应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依法从严查处 、、、、、、看到这里，我无心再看下去了。本来抱着很大希望来到局里反映问题，没曾想局里人竟然会是这样态度，我失望地离开了二轻局。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很烦躁，也很复杂。我需要上岗工作，我家里有上学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需要我来供养，上岗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哇。没了工作，就没了经济来源，没了经济来源，就如同人断了血脉。我很想上岗工作，可是我还能有上岗工作的机会吗？

（三）无奈
牛书记说我不该去二轻局，去了也没用。牛书记说，局领导想把北疆市自行车厂搞破产，有求于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帮忙。刘实答应了局领导的要求，但是刘实也想让局领导帮他一个忙，刘实想以联建的形式吃掉北疆市玉器厂。北疆市玉器厂在局领导眼里毕竟是个卒子，失去这个“卒子”局领导虽然不是太情愿，但为了各自的利益，把手下一个“卒子”牺牲给刘实院长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一桩投桃报李的交易。从那以后，无论玉器厂职工再怎么去找二轻局，局领导不是搪塞，就是说一些改革方面的套话，并且还能讲出一堆动听的大道理来。
我上访是想找回自己的工作，没有别的野心，对王厂长构不成多大威胁，而牛书记上访就不一样了，牛书记上访让王厂长坐立不安。王厂长心里明白，照牛书记这样折腾下去，他肯定会出事，于是在不久的一天，王厂长以联建的形式，把北疆市玉器厂廉价卖给了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然后经刘实转手，北疆市玉器厂这块地皮又被倒卖给了北疆市电业局，接下来，北疆市电业局就在这块地皮上心安理得地建起了电业家属住宅楼。虽然在后来，刘实、以及北疆市市长等一大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等问题被“双归”，但是在当时，刘实是北疆市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只要他跺上一脚，似乎北疆市都会颤动。结识这样一位大人物做靠山，无论牛书记再怎么折腾，王厂长心里觉得有了底气。
这样的现实，牛书记不能接受，牛书记对职工们说：“珠宝玉器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一直是很畅销的，而现在的北疆市玉器厂却要倒闭，这是不正常的、、、、、、”在牛书记的鼓动下，一些职工又开始成帮结伙地去上访。
上访的结果让牛书记很失望，正当牛书记煞费苦心地筹划下一步该如何去行动的时候，王厂长却提前有了行动。一天，王厂长突然提出辞职不干了，牛书记坚定地回答说：“现在你不能辞职，你必须对玉器厂有个交待，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不是牛书记不让王厂长走，王厂长就不能走。王厂长不但轻轻松松地离开了北疆市玉器厂，而且还和上级主管部门里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一起下海经商去了，他们合伙干起了个体生意，这样一来，王厂长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颇有实力的个体珠宝商人了。再后来，有人说王厂长拿到了绿卡，定居在了国外，过上了安逸的生活。这样的现实，牛书记更不能接受了，他就反复鼓动职工到市委市政府去上访。
市领导让职工们去找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说直接找市领导是越级上访，违规了。主管部门的领导说：“玉器厂的问题公司领导很清楚，作为玉器厂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所管辖的企业发生这么大失误，公司领导肯定有责任，但是玉器厂用巨额贷款进口劣质玉石原料，以及王厂长以联建的形式廉价卖掉工厂的问题，有局领导和市领导的直接参与，因此上面的责任要比公司的大，解铃还须系铃人嘛，所以你们还应该去找局领导和市领导解决你们玉器厂面临的问题吧。”
看来这位公司领导也有怨言，接下来他发着牢骚地说道：“现在，局里和市里的一些主要当事人有的离休不在位了，有的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去了，很难找到他们，就算是找到了他们，哪个人又敢碰他们呢？现在的领导是什么？是一方的神圣！无论是大领导还是小领导，只要是领导，就能遮住一片天。听说公司要改革，要被砍掉，公司的人也面临下岗，别说你们一家集体企业要倒闭，就连你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北疆市文体美术工业公司将来能否生存下去，都难以预料哇。”那意思分明是在说，面临改革大潮的冲击，各个领域都有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危机。
在局领导眼里，玉器厂的现状仅仅是改革中的失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玉器厂惨遭的厄运，仅仅可以归结为改革中的失误吗？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外向型企业会像漂泊的娼妓，可以随随便便让掌握权力的人摆布、蹂躏、欺辱、瓜分，而无任何人干涉？致使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外向型企业，沦落到谁都可以占了便宜之后，不负任何责任地一溜了之，从而把它遗失在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中呻吟？更让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近几年，玉器厂的主要领导人像走马灯似地连连换任？为什么都如春风得意而来，似秋风裹着秋实而去？难道改革中的企业，在掌握权力人的眼里就是一桌免费大餐妈？他们可以轮换着吃，能吃上多少就吃多少，从不考虑撑破肚皮的后果。当他们吃得满嘴流油、吃到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 味道好极了！扔给职工们的却是一桌残羹剩饭。职工们要面对这个现实，要为这个现实承担买单的无奈，这是为什么？！
不久的一天，刘实手下的人放话说：上访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治安，再上访，他们也有抓人的权力。由于多年上访无结果，另外担心被抓去拘留，或被“劳教”的风险，全厂三百多名职工，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下了牛书记和办公室主任关素萍，以及质检科科长张秀明他们三个骨干人物，牛书记成了光杆司令。
“上访还应该坚持！”看来牛书记很绝望。牛书记鼓动职工们说，“王厂长廉价把集体企业卖掉，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王厂长的行为侵犯了全厂职工们的利益，是非法的，尤其是王厂长把企业廉价卖给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更是别有用心，里面肯定有猫腻、、、、、、”
王厂长的突然辞职，给扑朔迷离的玉器厂增添了一层难以揭开谜底的面纱。这样一来，厂内很快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牛书记为首的，另一派是以财会科长张凤兰为首的。牛书记主张把王厂长私下卖厂的问题弄个明白，牛书记不想让王厂长像逛商场那样从玉器厂一溜了之，张科长却坚决反对，两派之间闹得剑拔弩张。
牛书记说王厂长串通财会科长从企业账面上划出大量现金贿赂了上访职工，所以一些职工一反常态，不再主张去上访了，并且还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张科长一口否认。
张科长的年龄和王厂长相仿，在上级领导眼里，她们都属于年轻干部。按理说，张科长有着阳光的年龄，阳光的职务，同时也应该有着洋溢着阳光的笑容，然而张科长那张脸却总是阴沉沉的，缺少女人特有的温情，看上去让人感觉不舒服。张科长好发脾气，一旦发起脾气来，就是一个地道的泼妇。

一些篇章需要审核才予通过，所以内容里的一些情节发展没有及时跟上。

（四）诱惑
王厂长一走，玉器厂成了群龙无首，上级领导打算再给玉器厂派来位厂长，结果始终没能找到合适人选，没多大油水可榨取的玉器厂，谁还愿意来这里当厂长啊。没人愿意来玉器厂当厂长，对牛书记来说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牛书记不但在玉器厂照样是书记，而且还多了个厂长的头衔，这在张科长眼里，不是个好兆头。
不久的一天，牛书记公开说：“张凤兰是王厂长手下的会计，王厂长把玉器厂糟踏成现在这个样子，身为财会科长的张凤兰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言外之意，牛书记怀疑张科长和王厂长有勾结。后来牛书记又说，他查出张凤兰擅自截留了一张十万元的企业转帐支票。接下来牛书记就以此为借口，解除了张凤兰的财会科长职务。张凤兰似乎也握有牛书记什么把柄，于是她涨红着脸，气呼呼地骂牛书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多了个厂长头衔，牛书记当然很高兴，但是突然接到的一个电话却让牛书记的兴致一扫而光。电话那边又一次警告说：再上访，真的就要抓人了！
来自警方的警告，牛书记不敢置若罔闻，牛书记虽然嘴上不服，心里却发软。牛书记知道，告王厂长廉价卖厂的事，就相当于告刘实，因为刘实是直接受益人，想从刘实那里讨回被侵占去的企业利益，相当于虎口拔牙，弄不好，不但书记和厂长当不成，还有被弄进去坐牢的风险，就在牛书记一筹莫展的时候，工会主席卞宗平向牛书记推荐了一个人。卞宗平说：“集体上访上边不让，咱们不好只派一个人去吗？”
“派谁?”牛书记问道。
“派柏方。”卞宗平回答说，“柏方敢说真话，有正义感。”
抓个炮灰出面跟王厂长和刘实他们去正面较量，牛书记求之不得，不过，牛书记担心这个“炮灰”不会顺从。卞宗平说他有办法。
一次次地呼唤你我的1997
1997我悄悄地走进你、、、、、、
多么熟悉的歌声啊，它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瞬间，仿佛让我又回到了走进玉器厂甬道里的那一时刻。
走到甬道尽头，也没能发现一个人影，只是在角落里，我见到一块熟悉的木牌，木牌上赫然地刻着“北疆市玉器厂”这几个醒目的大字。大墙这边的玉器厂如同死一般寂静。玉器厂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呢？正当我迷惑不解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卞宗平的声音：“噢，柏方来了！”卞宗平笑脸相迎，我却被突然冒出个人来吓了一跳。卞宗平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拉住我的手。能感觉出来，卞宗平对我充满了期待。卞宗平把我带到一间凉得像冷库似的屋子里，卞宗平介绍说，这是玉器厂临时办公室。
办公室里没有取暖设备，虽然窗户同样是用塑料布遮挡着的，但是许多地方都在透着飕飕的凉风，我的到来，似乎给这间凉冰冰的办公室带来了暖意。牛书记，马副厂长，办公室主任关素萍等几位厂领导都早已等候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表达着对我的欢迎。一阵寒暄过后，牛书记变得沉痛起来。牛书记拿出一堆材料翻给我看，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王厂长是如何进口劣质设备和劣质原料，又如何以联建的形式廉价卖掉企业的全过程。最后牛书记一副痛心的样子说道：“联建没有救活企业，而且使企业失去了很多，如果再没人关注，玉器厂就有倒闭的危险。”接下去牛书记又说道，“王厂长和刘院长签署的联建协议是王厂长背着全厂职工私下达成的，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合法的。王厂长利用职权和法院领导搞‘联建’，变相出卖了企业利益。”
牛书记一边把那些证据摊给我看，一边气愤地说道：“王厂长把玉器厂以二百万的价格卖给了刘实，由于价格低，知道消息的房屋开发公司闻讯赶来主动要出三百万，还有出更多一些的，开发商认为玉器厂地理环境好，卖二百万实在是太便宜了，可是王厂长非要把玉器厂以二百万的价格卖给刘实。由于职工不断上访，刘实有压力，为了息事宁人，刘实口头上答应也给玉器厂三百万，当刘实把开发权弄到手之后，仅给玉器厂二百万就不再给付了。”
“既然刘实答应给玉器厂三百万，不给没有道理。”我沉不住气了，就开口说道，“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就算是要卖，也应该是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嘛，怎么能有出三百万的不卖，偏偏要卖给出二百万的呢？少卖的那一百万，应该能讨来个说法。”牛书记听我这么一说，就夸我有思想，有头脑，说我是人才，不应该被下岗。牛书记夸完我就夸工会主席卞宗平有眼力。牛书记说，“起用柏方没有看错人、、、、、、”
让牛书记这么一夸，卞宗平当然很高兴，卞宗平一高兴，就口若悬河地讲起了大道理。什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职工要爱厂如家，家难当头要以家为重等等。正当我越听越糊涂的时候，站在一旁的牛书记又开口说话了，牛书记说：过去是集体上访，上边说集体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经厂领导班子多次讨论研究之后，决定把挽救企业命运的上访任务光荣地交给柏方来完成，这是领导和组织对柏方的信任。
牛书记这番话，让我很意外，因为解决玉器厂和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联建”引发的经济纠纷，是玉器厂领导和法院领导之间的事，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岗工人，恐怕没有这个权利。
“这个问题好解决。”牛书记一边说，一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委托书和协议书征求我意见，经过简单修改，由办公室主任关素萍亲自盖上了北疆市玉器厂的公章。牛书记把盖有大红印章的两张纸拿到我面前说道：“有了委托书和协议书，你就可以以玉器厂领导的身份，放心大胆地参与解决玉器厂面临的问题。”牛书记表示，如果玉器厂能在我的工作配合下起死回生，他不但会批准我上岗工作，而且还会安排我进到玉器厂领导班子里面来。
能上岗工作，我当然很高兴，但是面对协议，我就高兴不起来了。协议内容确实很有诱惑力。协议涉及三个重要内容：一、如果柏方同意自筹资金，自担风险，代表玉器厂出面解决玉器厂目前存在，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从即日起，在玉器厂获得利益的前提下，柏方个人投入的资金，玉器厂将会以补偿的形式，按百分之五十进行返还。二、通过柏方工作后所得到的利益，不分多少，甲乙双方均按百分之五十进行分配。三、对柏方进行重重地奖赏。
我觉得让我自筹资金的规定让我接受不了。
“下岗在家生活本来就很紧张，让我上哪去弄自筹资金呢？”
“想办法去借呗，”卞宗平说，“比如和亲戚朋友们去借——你可以和亲戚朋友们这样去说——其实这也是一项投资，准确地说，是一项风险投资，风险大，利润也大嘛。玉器厂价值三百万，王厂长卖了二百万，如果通过你的工作努力，把企业损失的那一百万挽救回来，那么你就会从中得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哇。”接下来，卞宗平似乎在向全屋人说：“如果柏方工作有了成绩，柏方的投入资金按百分之五十进行返还也是公平合理的，因为还有利益按百分之五十进行分配这一块嘛。玉器厂和柏方签署的这份协议，其实就是一份风险委托合同，风险大，利润也大嘛，你们说是不是。”最后卞宗平一副领导的口气，庄重地对我说道：“领导相信你，这也是组织对你工作能力的一次最好考验。”
从玉器厂出来，我咨询了一位姓赵的律师。赵律师说“这个活儿可以接。一、有利可图，二、你可以上岗工作了，你就是投上个十万八万的也划得来。”听赵律师这么一说，我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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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神奇柏方（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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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临危授命
其实，玉器厂领导把我当成了击打王厂长，击打法院院长刘实的一块石头。牛书记之所以要把应该玉器厂领导出面完成的工作委托给一名下岗工人，有人看出来了：牛书记既想通过别人把他要干的事干了，他又不想承担风险。出了事，那是别人干的，不是他干的；不出事，牛书记可以坐享其成。而我当时正沉浸在上岗工作和利益按百分之五十进行分配的幻想之中。百分之五十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我没弄明白。当时的玉器厂除了有欠银行的，值钱的仅有几间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平房，另外还有堆在甬道里的那些报废了的进口设备，其它值钱的东西就一无所有了。要说玉器厂还有财产的话，那就是被遗弃在垃圾堆里的，用上千万元的银行贷款从国外进口来的高档玉石原料。可以说，向法院院长刘实讨回欠玉器厂的那一百万，可谓是虎口拔牙。牛书记紧握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道：“柏方同志，领导相信你！组织相信你！全厂职工相信你、、、、、、”那场面，那感情，真有点像首长欢送战士上战场去的味道。面对岌岌可危的企业，面对全厂379名职工的利益，面对一副副焦虑的面孔，面对一双双祈求的目光，强烈的集体责任感使我没能多留下一个心眼，就接受了牛书记的委托。大概是为了给我鼓劲，接下来牛书记又说：“柏方同志在企业处于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敢挑重担，柏方同志是为玉器厂做好事，为大家做好事，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亏待了柏方、、、、、、”牛书记的肺腑之言，实在让人感动。当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媳妇问我有什么心事瞒着她？我不敢把去玉器厂的事情告诉媳妇，更不敢把我的决定告诉给媳妇。第二天上午，我带着牛书记交给我的上访材料直接去了市政府。那天来市政府上访的人特别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都不为过。上访群众把政府门前围得水泄不通，那些情绪激愤的下岗职工高举拳头，呼喊着口号。十多辆警车鸣着刺耳的警笛迅速来到现场，从警车上冲下来的武装防暴警察很快在政府门前形成一道人墙，接下来，警车上的高音喇叭就响了起来，喇叭里用严肃的口吻，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上访群众赶快离开。那架势，好像不离开，他们就要动武似的。眼前这种气氛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省里去上访。当时的省信访办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门前是一堆破乱不堪的民房，院落不但狭窄，而且肮脏，进到这里来，乍看上去仿佛进到了贫民窟，没来过这里的人，这地方还真挺难找的。 在这个不大的院落里，聚集了好些从外地来这里上访的人。一位身穿黄军装，胸前挂着军功章的老人，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愤愤地大声喧哗着，好像他有多少冤屈要倾诉似的。门口有个收发室，里面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上访的，玻璃窗下边一个不大的窗口就塞出一张“来访人员登记表”。我很快填好了那张登记表，然后顺着窗口塞了进去。“在外边等着吧。”窗口里的人这样说上一句就把我撂在了窗外。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有人来搭理我，我沉不住气了，就来到收发室，用力敲打玻璃窗，问里面的人：“还需要等多长时间？”里面的人隔着玻璃窗，不耐烦地说道：“叫你等，你就等——你没看见外边还有那么多人都在等么——不得一个个去接待吗！”被对方这么一说，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反正一天的时间快过去了一上午，既然来了，就耐下性子等吧。走廊里的一个房门上悬挂着“接待室”字样的吊牌，于是我推门走了进去。用一片狼藉来形容这个空荡荡的接待室都不为过：旧沙发，破桌子，一条老式的木制长凳被随随便便地搁置在那里。 我打算坐在那个沙发上，由于沙发太脏，就来到木桌前。木桌上落满了灰尘，我打开抽屉找出一张旧报纸，打算垫在桌面上，这时我突然感觉木桌不是很稳，原来是木桌的一条木腿坏掉了，我没敢再靠近它。我在这间阴冷的屋子里徘徊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不见有人来接待，就不太情愿地把报纸垫在了木凳上。又过去了好长时间，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我就把垫在屁股底下的报纸拿上来一遍遍地看，当把报纸反复看过几遍仍然不见有人来接待，我开始着急了。我很想再到收发室击打玻璃窗问个究竟，当一想到收发室里那个人的态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安慰着自己：着急有什么用呢，等着吧，院子里不是还有那么多人也都在等么，何况人家比我来的早，这么一想，我就恢复了常态。在又凉又硬的木凳上坐久了，屁股底下实在是很难受，这让我突然想到“坐冷板凳”这句话，记得这句话在哪部小说里曾经看到过，但是始终没能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今天我领悟到了。木凳越坐越凉，我不得不离开木凳，很不情愿地坐在了沙发上。沙发面料虽然是深颜色的，但是沙发上的两个扶手仍然会让我一下就联想到食堂伙夫多年也不洗的衣服，尤其会马上联想到这件衣服上的前大襟和两个袖头——感觉再坐下去就要呕吐了，我立刻起身离开了那个沙发。 走廊里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是那位胸前挂着军功章的老人自己在那里大声说话。老人也是来上访的，我索性走过去问老人为什么生恁大气？老人说他过去是起义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兵，他说他经历过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老人边说边搂起裤脚让我看。老人说他腿上的伤疤是在战场上留下来的，他说他身上其它地方还有这样的伤疤，老人说他命大，没死在战场上。老人说他的耳朵就是在战场上被炮弹震聋的、、、、、、老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话越多，我劝老人想开点，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气会气坏身体的。大概老人以为自己耳朵聋，听不清，别人的耳朵也听不清，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要大声去喊。收发室里的人不耐烦了，他冲着我大声地说道：“老头有精神病，别理他！”接待室里的北墙上悬挂着一些用镜框装裱着的规章制度。第一个镜框里写着这样几个大字：“玉东省文明接待公约”。反正待着也没事，我就从头到尾认真看这个公约。第一条写的是：认真接待来访群众，热情为群众服务。第二条写的是：认真听取群众申诉，耐心解答问题。第三条写的是：认真执行法律政策，秉公处理问题。第四条写的是：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第五条写的是：认真遵守纪律，不收群众馈赠。第六条写的是：认真听取群众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看到这里，我看来气了：群众监督？群众怎么监督？权力都在你们手里，让没有权力的群众监督你们，这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来耍戏吗！难道那些负有监督责任的部门都是摆设？再说了，我们哪敢监督你们呢，只求你们把反映上来的问题不推诿，不刁难，尽快给合理解决了，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公约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好听的话，什么态度要和蔼、认真、热情、主动、等等。更可笑的是，在结尾那个地方还留有监督电话，我按那些电话号码打过多少遍也打不通。要是负责接待上访的官员们能按墙上写的规章去做就好了、、、、、、、就在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哪位是上访的？”我心里合计，这间屋子里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呀，这不是在明知故问吗，因此我没马上理睬身后那个人。我装做没听见身后有人在说活，继续扬着脖子往墙上看，直到身后那个人很文明地拍了一下我的右肩，我装做醒过神儿来的样子把头扭了过来：“哦，是在叫我吗？”身后的人随口说声是，我这才把身子完全转过来。 看面相，这位官员的年龄在三十左右岁，他脚踏皮鞋，身穿笔挺的深色西装，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我一眼就认出对方手里拿着的登记表正是我在收发室填写的那一张。 这位官员说话挺温柔，也挺客气。他说：“上访要懂规矩，要遵守逐级上访，归口解决的原则。”最后他强调说，“基层问题，最后还得回基层解决，你应该回去找你们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这是政策。”“政策都是你们制定出来的，你们怎么说都有理，关键是基层不给解决，或解决不了怎么办？如果问题都能在基层解决，那么你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对方没有因为我的态度发脾气，更没有和我争辩，看来对方是个好脾气。对方越是这样，我越生气，因为我在这里等了一整天，好不容易等来了接访人员，结果问题没解决，就被人家轻而易举地给打发了。一整天的时间就这样毫无收获地过去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沮丧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的我，又冷、又饿、又疲倦。历经数月的上访，不见任何效果，我既失望又着急。赵律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让我似乎看到了希望，赵律师说：“中国的贪官最怕曝光，新闻媒介曝光最好使。”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索性去了省报报社，开始，一位姓盖的女记者对我反映的问题挺重视，当提到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与玉器厂的事有牵连，省报记者的态度就有了微妙的改变。大概由于我实话实说了，盖记者就再没和我联系，我知道是泡汤了，就把问题反映到了《当代工人》杂志社。这家杂志也是省级刊物，如果能关注，也算没白费心血。牛书记让我吸取经验教训，先避开刘实不谈，只和记者谈王厂长是如何把一个好端端的外向型企业给糟蹋掉的。先让记者曝光玉器厂，然后再曝光法院。 姜还是老的辣，牛书记这一招还真好使，1997年10月，《当代工人》在208期的期刊上以“三次改革失误毁了一个厂”为题目，对北疆市玉器厂进行了披露。看来编辑部对玉器厂发生的事件很重视，在文章的开头还加上了编者按。编者按是这样说的：当前，一提到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亏损、开不出工资、倒闭。好像这些便是改革开放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必然结果。看一看北疆市玉器厂由盛而衰的实事，我们不能不说，有一类企业陷入困境，是由企业法人代表的腐败——贪污、受贿，用各种手段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以及胡乱决策造成的。而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明显的不胜任却一直得不到处理，反映出我们目前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严重不适应企业状况的现实。 文章还说，读了柏方的来信，整个编辑部都被震撼了。牛书记说文章发得好，看来牛书记很高兴。牛书记赞扬我工作有成绩。牛书记说他正准备和法院那边谈判，希望我能配合他再发表一篇更有力度的文章，给刘实施加压力。没过多久，北疆市玉器厂得到省里一家晚报记者的关注。这家晚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披露文章。题目是“百万美金玫瑰玉，一钱不值大石头”。见报后，牛书记高兴，我高兴，然而记者却不高兴了。记者埋怨我没跟他说实话。记者说报导发得太草率了，要是知道玉器厂问题的背后牵扯到法院院长刘实和其他政府官员，这篇稿件肯定不会发出去的。看得出来，这位记者一定是因为真实披露了玉器厂事件，受到了他们领导的批评。 刘实对玉器厂的态度有了改变，开始是寸步不让，现在是主动接触，这就给牛书记创造了机会，牛书记心中暗喜。牛书记鼓动我去电视台，牛书记说，多方位披露玉器厂事件，刘实就会坐立不安。1998年2月，虽然是早春时节，改革的春风在早春的伴随下频频吹来，但是对于北方的北疆市来说，仍然是冰封地冻，寒风料峭。我冒着凛冽的寒风去了省电视台。电视台领导看过材料后说道：“玉器厂问题很有代表性。”就派出两位记者去玉器厂采访。大概是自负盈亏的关系，走出电视台大门，记者说台里车紧张，没有车，我就招手叫停一辆出租车。记者是我请来的，车费理所当然应该由我来承担。司机说不打表，我按司机的要求把钱预先付给了司机，司机很高兴地把钱收下了。 走进北疆市玉器厂，似乎走进了坟墓，周围被荒芜和寂寥笼罩着，玉器厂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墓地。我带领记者顺着那条被积雪和枯草覆盖着的甬道往里走，找了好长时间没能找到一个人，这时的牛书记也不知去了哪里？我很着急。就在这时候，副厂长马虎和财会科长张凤兰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突然钻了出来的，他们一前一后地迎面走来，我急忙迎上前去做介绍。马厂长拒绝采访。马厂长一边摆着手，一边说道：“玉器厂的事儿我回避。”接下来，马厂长头也不回地溜走了。我急忙上前又拦住了张科长，张科长学着马厂长的样子，也摆着手说道：“玉器厂的事儿我也回避。”接下来，张科长紧随马厂长，一路小跑地溜出了玉器厂。两位领导的态度，弄得我好尴尬，好没面子。 送走了记者，我急三火四地去了牛书记家。牛书记没在家，是牛书记媳妇开的门。牛书记媳妇说，牛书记一整天都没着家了，她也挺着急的。“都这么晚了，也该回来了。”牛书记媳妇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很客气的让我进到屋子里来等，于是我坐在了屋内的一个沙发上，慢慢品尝起牛书记媳妇端过来的那杯茶水。当茶水喝到要见杯底的时候，只听“吱嘎”一声门响，牛书记回来了。牛书记一副醉熏熏的样子对媳妇说，是刘实院长请他去喝酒。看样子牛书记还想要对媳妇往下继续说些什么，牛书记见我坐在屋里，就叉开话题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牛书记媳妇不高兴地说道：“都让柏方等半天了。”我客气地说“没等多长时间。”接下来牛书记兴奋地说：“刘实有妥协迹象！”牛书记让我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准备进京都上访，说进京都上访力度大。我把今天的情况向牛书记做了汇报。牛书记一副生气的样子说道：“厂长不在家，副厂长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嘛！”

（六）进京都
进京都上访需要经费，由于和单位领导签了协议，协议规定是自筹资金，我只好瞒着媳妇向朋友借钱去京都。媳妇问我去京都干什么？我谎称说是单位安排我去京都出差。

赵律师说他在京都有熟人，要是他跟着去京都事儿能好办些，我就邀请赵律师和我一同去京都，不过赵律师提出的一个条件让我很为难，赵律师要求我先把律师费付了。我说，“玉器厂和我有约定，事成之后利益按百分之五十进行分配、、、、、、”我想和赵律师也照这样去做，但是赵律师不干，赵律师说他没有赊账的习惯，看来我只能再去借钱了。

早春二月的北方城市是寒冷的，那种寒冷会把你呼出的气体瞬间变成浓浓的白雾，然后白雾很快就会在胡须和睫毛上变成白色的霜。在我进京都的那一天，似乎比起冬天里的任何一天都寒冷，那种寒冷给人带来的痛苦，就像无数根刺骨的钢针扎在你的皮肤上。

进到候车室，我感觉暖和多了，这时我肚子突然疼了起来，而且疼得挺厉害。赵律师说：“是不是这些天累着了，或者是着凉了？”我说没事，过一会儿会好的。走进车厢我后悔了，后悔没买卧铺票，乘夜车，硬座是很遭罪的，尤其身边还跟着赵律师，不该省那几个钱。

到京都是第二天早晨，刚一走出车站，就被一群热情的旅店接站人员给围住了。都说自己旅店条件好，价钱便宜。我相信国营的，认为国营的可靠，就跟随一位服务员上了接站车，到了地方我后悔了，服务员把我们安排在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价钱也不像介绍的那样便宜。正当我和赵律师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迎面突然出现了两员虎视眈眈的彪形大汉，大汉无声地告诫进来住店的客人：进来欢迎，要是不掏钱住下来就离开，肯定会对你动粗的。不知是赵律师害怕了，还是不想惹事生非，赵律师说：“凑合着住下来吧，我们出来的任务是工作，又不是游玩摆阔来了，不需要讲究。”

为了节省开资，我对自己有个要求：能走的不乘车，能乘公交车的不乘地铁，能乘地铁的不打的士。只要认为应该去的地方，无论多偏远，气候多恶劣，需要花去多少经费，我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别看平时我省吃俭用的，但是招待那些说是能帮上玉器厂忙的朋友们，我从不吝啬。为了拯救玉器厂于危难，为了能上岗工作，看样子我是豁出去了。

京都住宿贵，吃饭也贵，时间长了我承受不了，我就和赵律师做了分工：赵律师负责去国家反贪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我负责去检察院，信访办，以及中国法制报社等单位。赵律师赞成我的想法，说两人分头工作会提高效率。

去检察院那天，我以为自己从旅店出来的挺早，当我刚一走进东郊民巷那条街，立刻知道来晚了，因为上访的队伍已经顺着高大的围墙排出去很远。有人告诉我，要想把材料递上去，半夜就要来这里排队，因为每天接待的人数有限，即便你来了，也不见得被接待。想上访，就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队伍里，有人带着行李躺在那里等，还有的把当事人用轮椅，或者用担架抬到那里等，这些等待在瑟瑟寒风中的人们，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上访的艰辛和无奈。

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我高兴地得到了一张用白纸做成的卡片。为了有个良好的秩序，最先来到这里的人，随身带来白纸做成卡片，按先后顺序写上号码，发给来这里上访的人。我虽然没排在队伍的前头，但是我卡片上的数字不算是很大，我就放心地排在队伍里，耐心地期盼着黎明。

接待室是一间不大的小屋，门刚一打开队伍就乱了，不大的小屋里立刻挤满了人。屋的正中间有一张长方形的旧桌子，大小和两三个写字台拼凑在一起相差不了多少。桌子两边各有一条老式的长条木凳。来访者并不在乎桌子和木凳的简陋，能在这张简陋的桌面上挤占个地方是来访者的渴望，不然，站在那里填写上访登记表，或整理材料，是很不方便的。

接待窗口用蓝色的布帘遮挡着，听说拉开布帘的时间分单双日和上下午，初来乍到的人弄不准，天没亮就来这里等，结果等到了时候才知道今天里面不办公，结果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这里。

随着布帘的拉开，人群立刻躁动了起来，挤在最前面的，双手紧紧拽住固定在窗外的铁栏杆，一刻也不敢松开，好像松开就会被踩踏在脚下。我在整理材料和填写登记表上耽误了时间，当我好不容易挤到窗口，把材料塞进窗口的时候，窗口里传出一个让人最不爱听到的声音：“下班了！”

人们聚在那里发着牢骚，倾诉着不满。有了去检察院的经验，在去信访办那天，我一宿没敢睡觉。我请赵律师在街头吃过夜宵，就带上材料出发了。为了不走冤枉路，我在白天买来了地图，我合计，按图去找，应该不会找错地方。由于人生地不熟，虽然手里攥着地图，我还是走懵了。有人告诉我，信访办就在京都南站那个地方。当我来到京都南站一问才知道，还要顺着大街往东走。

那是一条挺宽阔的大街，大街一边是一条护城河，另一边是一堵挺高的红色大墙。我沿着护城河向东走了半天也没见到信访办的招牌。路上行人稀少，想找人问问都是件很困难的事，即便老远看到了行人，也不能贸然靠过去，因为我试过几次都没成功。深更半夜的，人家会加快脚步，像防备强盗那样防着你。如果不得不找路人问问的话，也要尽量去找外地人，因为很多来京上访的外地人不但上访路线熟，而且他会准确、热情地告诉你要去的位置。当地的京都人就不一样了，白天的时候，我打听过一位京都人。信访办的位置明明在东南，对方却很肯定地告诉我说要找的地方在西北。事后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京都人会这么坏呢？现在我想明白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京都人坏，其实是京都人的觉悟高，何况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京都人还不好说呢。

我手拿地图，东瞅西瞧地往前走，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人主动问我是不是上访的，我先是一愣，然后很快说了声是。外地人让我跟他走，外地人说：“信访办就在这条大街旁边的一条胡同里，来过一两次的人都很难找准地方，初来乍到的人就更难找准了。”

那是一条没有任何标记的胡同，胡同两旁是高高的青砖大墙，墙上随处可以见到用粗大的黑笔或者红笔涂写的叫冤标语。那些住不起店的人，用陈旧的塑料布在高大的大墙脚下罩起一遛简易的窝棚。看上去，这些人来这里的时间比较长了，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

天刚一见亮，这条胡同里就弥漫起炊烟，长期逗留在这里的人，显然把这里当成了家。他们用两块砖头搭成个炉灶，然后点柴取暖、做饭。这样一来，挺好的青砖大墙，被这些人用炊烟燎烤得黑黢黢的，很不雅观。

胡同尽头有个不大的院落，当院落里的铁门被打开的瞬间，侯在这里的人们就疯狂地向里涌去。涌进信访大厅，秩序有了明显好转，因为大厅里宽敞明亮，接待的窗口也很多，来这里上访的人几乎都能自觉有序地排在各省接待的窗口前，等待接访。

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年轻男子接待了我。从对方那张稚嫩的面孔判断，这位接访官员跨出校门的时间不会很久。他虽然很年轻，我还是很尊敬他的，因为他代表的是政府，代表的是国家，传递的是党的声音。我很认真地把情况反映给了这位年轻的政府官员。年轻人问我：

“你是党员吗？”

我说不是。

“你在单位是什么干部？”

我说我什么干部也不是，就是一名普通的下岗工人。

“你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单位的事儿也不该归你来管呐！”

听这么一说，我着急了，但是我还是很有底气地说道：“不是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吗！面对蛀虫蛀空企业，该管的部门不管，难道我们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蛀虫把企业蛀空，而无动于衷吗？！”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年轻人这样说道，“你管的事，不是你的职权范围，你越权了！”

对方观点我不能接受，就反驳他说：“你说的不对——不是提倡路见不平一声吼吗！”

“那也轮不到你吼哇——你单位的党员干部都干啥去了？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吼呢？”

这样的问题让我很难回答，我被问住了，但是我听明白了年轻人的意思，他分明是在说：你这不是在多管闲事吗！

再理论下去肯定不愉快，我失望地离开了信访办。一路上我很伤心，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后应该怎样去做人？是继续做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勇士？还是做一个麻木不仁的看客？一时间我没了主意。

不久的一天，我去了中国法制报社。印象里的中国法制报社是很偏远的，从周围环境来看，很像是郊区，得换乘好多次公交车才能到达那里。

那天我从法制报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由于上午从旅店出来没顾得上吃早饭，中午又颗粒没进，我被饿得头重脚轻。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最近的、最便宜的饭店，吃上一顿最便宜的饭菜，就急忙往回赶。由于人生地不熟，换乘几次公交车就把我换转向了，这时道路两旁的华灯已经通明。

不知不觉中，天下起了雨，我好不容易赶到一处立交桥的下面，被雨水湿透了的衣服已经贴在了我的身上。四月初的京都，虽然天气乍暖，树木含绿待发，但是在夜里，尤其是在雨夜，习习凉风吹拂在身上，让人战栗不已。我找到一个既能避雨，又能倚着点的地方坐了下来。为了减少热量散失，我把身体缩成了一团。

现在我感觉饿了，饥饿的信号就像早春时节里的蛙鸣，不停地从我肚子里发送出来。我想站起来走动一下，大概这样会好一些，结果尝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我眼前一阵眩晕。

我心想，现在的面孔一定很苍白，形象也很落魄，现在这副样子会把认识我的人给吓着的。接下来我又想，这是在京都，不是在北疆，不会有人认识我的。我一边这样胡乱地想着，一边不知不觉地想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中那位擦亮火柴的小姑娘。我心想，如果现在我也有几根小姑娘手里那种火柴该多好哇！我会迫不及待地点燃它，分享幻觉给人带来的温暖，分享幻觉给人带来的幸福和慰籍。突然，火柴熄灭了，当火柴再次燃亮的时候，眼前伫立的竟然不再是刚才手拿火柴的小姑娘，而是满身寒气逼人的白雪公主。我惊恐地往后退却，突然，一步踏空，跌落在了无底的冰川，一个巨大的冰凌横在那里，我被重重地摔在了上边。我感觉腰部很疼，后来把我给疼醒了，这时，我发现身下积了好些雨水。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感觉很冷，冷得我直打哆嗦。我想到了妈妈，记得在小时侯，如果着凉了，妈妈会做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心痛地说：趁热喝了吧，姜汤祛风寒！

现在远离亲人，孤身在异地它乡，到哪儿去讨姜汤喝呢？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周围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

（七）无获而返
京都复印比北疆贵多了，我后悔没在北疆多复印点材料带过来，因为到哪个部门都得递上一份厚厚的材料。每复印一份材料，感觉就像在我身上剜下一块肉来，虽然是这样，我也要挺着往下剜，而且还要尽量多剜，因为来京都一趟不容易，应该去的地方尽量都去到，不好找的地方就用挂号信邮寄。我认为：无论土地怎么贫瘠，多撒种子总会有希望的。

种子播下去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发芽和收获了。播种需要投入，等待收获同样需要投入。我正做着一种特殊的投入，这种投入，不但需要体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而且还需要精神上的投入，那就是待在旅店里，天天等，夜夜盼，承受着精神上的煎熬。

信息发出去不少，回音却始终没有盼来，我很焦急。更让我焦急的是，随身带来的钱在一天天减少，这让我不得不有了返程回北疆的打算。

来到火车站，我翻遍自己的全身，也没能凑够两人的返乡路费，情急之下，我给赵律师买了张硬座票，我给自己买了张站台票混上了开往东北方向的列车。

列车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启动了，我心里说不好是高兴还是紧张，登上列车我就顺着车厢匆匆往后走，好像越往后走越安全似的，一直走到了最后那节车厢，前进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验票了。

列车途径几个大站就能到北疆，因此只要挨过去几站，回家就有希望了，正当我这样忐忑地合计着的时候，验票的过来了，列车长让我出示车票。

我说“没有。”

列车长不客气地说“补票。”

我说“没钱。”

瞬间，整个车厢里的眼睛几乎都朝我这边看了过来，弄得我无地自容。列车长叫来了乘警。乘警问我到哪站下车。我说家在北疆，是来京都上访的，钱在京都花没了。乘警让我在自己身上好好翻翻。乘警见我翻了半天也没翻出钱来，就用狐疑的目光注视着我。

“没钱？真没钱吗！？”

我可怜巴巴地回答说：“不信你来翻，真没钱了。”其实，我不是没有钱，钱在一个保密的地方藏着呢，我之所以不拿出来，是拿出来也凑不够到北疆的。

“车停下来就下车吧。”乘警说。

“车停下来是什么站？”我问。乘警说是“大厂”。

“大厂”？这个站名听起来很陌生，我心想，从北疆来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这个“大厂”啊？列车从京都开出来的第一个大站应该是天津才对劲呀，怎么能是“大厂”呢？如果列车停下来是天津，我心里就有底了，因为天津是大站，途经天津开往东北方向的列车有很多，即便在天津被赶下车也无所谓，大不了晚到家几小时罢了，让我弄不明白的是，乘警说这趟列车不走那个线。不走那个线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乘警在骗我？“大厂”这个站名也许是乘警编造出来的？正当我这样琢磨着的时候，列车进站了。要不是看到窗外一位身穿铁路制服，手拿两面旗子的人，笔直地站在那里接车，我还以为列车是停靠在一个偏远的公交车站，因为站台上的人寥寥无几。

我被连推带拽地弄下了车，眨眼工夫站台上的人就都走光了，空旷的站台上，孤零零地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茫然地伫立在这个陌生的站台上，一时间，我不知应该去哪里是好。

风，在我耳边嗖嗖地刮过，让我好凄凉，好心酸。

“大厂”，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车站，当时我弄不明白——京都是个大地方，从大地方发出来的列车怎么会在这么小的小站停靠呢？我不想滞留在这个鬼地方，就走进票房，我想弄明白，今天什么时间还有途径这里的列车。

这座票房好像荒郊野外的孤庙，静悄悄的票房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条长木凳。售票窗口被遮挡得很严实，我无法透过蓝色的布帘看到里面的情景，细听听，里面没动静，我在大玻璃窗上很客气地敲击了几下，还没动静，我就抬头查看墙上的列车时刻表。列车时刻表告诉我：被赶下来的那趟列车，是午后途经这个小站的最后一趟列车。

看来今天是走不成了。

我沮丧地坐在木凳上，打算在木凳上过夜，不过在木凳上待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我担心在又凉又硬的木凳上过夜会生病的，我决定去找旅店。

走出票房，眼前呈现的是一条阡陌的小路，小路两旁是庄稼地，星星点点的几处平房正被暮色笼罩，周围死一般寂静，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让我心中燃起了希望。我寻着声音往前走，没走出多远，眼前赫然出现一条公路，我立刻兴奋了起来。

公路上跑的是长途汽车，这让我看到了回家的希望，当冷静下来一想，我就失望了，因为兜里没有那么多钱，没钱是上不了车的，另外，附近根本就找不到停车的站点。在这条公路上跑的车都很快，像风似的，嗖地一下就从身边掠过去，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失望地沿着公路往家的方向走。我知道，从这里走回家是件不容易的事，不走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横下心来走，就像当年红军长征那样往前走。当年红军长征是没有路的，雪山、沼泽都能走过去，现在脚下是平坦的公路，为什么不能走回家去呢？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打起了精神。不过走出没多远，公路旁边就出现了旅店，进去一打听，十元一宿，不算贵，还能住得起，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在旅店住下来。旅店条件很差，我却很满足，房间里虽然摆放了十多张床位，但是始终没有人来住，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花十元钱住包房了。

第二天，我用不多的钱买了一张短途车票，登上了开往东北方向的列车。还好，虽然一路上忐忑不安，最终还是挨到了北疆。

（八）曙光
1998年初夏里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李晋鸿从京都来到北疆，在北疆日报社的北墙外，一个叫“醉友饭店”的地方，我和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会面了。记者说我写的材料他看过了，很有代表性，记者说要面见北疆市玉器厂领导，详细核实一下情况。我高兴极了，如果人民日报关注了北疆市玉器厂，那么发生在北疆市玉器厂的问题就有希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人民日报，中央首长和江主席应该天天看，各级领导也都在看，听说人民日报还有海外版的，这样一来，发生在北疆市玉器厂的龌龊交易，就会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兴奋地挂通了牛书记的电话，把人民日报社记者来到北疆，关注北疆市玉器厂的好消息告诉给了牛书记。我催促牛书记尽快来“醉友饭店”。开始牛书记挺惊讶，牛书记说：“是真的吗！？”我肯定地回答了他。

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牛书记应该马上赶过来才对，可是牛书记却令人费解地去了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牛书记打来电话让我别着急，牛书记说他会尽快赶过来的。

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不见牛书记身影，我和记者都很着急。

记者让我放心大胆地讲，记者说，无论玉器厂发生的事情涉及到北疆市哪一级政府官员，都不要有顾虑，因为他是从京都来的。我明白记者的意思，就毫不掩饰地，把我从牛书记那里知道的，关于王厂长如何利用权力，把一个好端端的外向型企业糟蹋掉，然后又如何与北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勾结在一起搞联建，最后玉器厂又如何跌进倒闭深渊的全过程，对记者进行了讲述。

“联建”，让玉器厂得到的卖身钱，没有合理地筹划就都用在了补发拖欠职工的工资上，以解燃眉之急。就是说，玉器厂以“联建”的形式，从自己身上割下来的肉（固定资产），以合情合理的心态，换成了可以流通的货币。然而，这些货币在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筹就坐吃山空了。了解玉器厂的人会清楚地知道，当时北疆市玉器厂的处境，犹如伸着可怜巴巴的手，四处乞求别人施舍的乞丐。如果再不做一番彻底整顿，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企业财产就会通过“黑洞”无情地流失，从而使本来就失血过多的企业，挣扎在今昔不保的死亡线上。当前，我国许多企业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期，旧的东西没完全淘汰，新的东西正在建立，但又没完全建立起来，固然有很多漏洞存在，这样，一些手中控制权力的蛀虫，因此就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挖空心思对国有财产，或集体财产进行肆意糟踏，疯狂地瓜分，致使一些本来不应该亏损的企业亏损了，不应该垮掉的企业令人痛心地跨下去了。如果按照实际来评估北疆市玉器厂，那么，玉器厂所欠下的巨额贷款，和多年滚存下来的巨额利息，以及所欠下的其它外债，北疆市玉器厂早已超过了破产的警界线。如果说“联建”能按照人们初衷所愿望的那样，摈弃欺诈，摈弃占有欲，那么北疆市玉器厂就会有一个良好的转机。然而，现实无不充斥着尔虞我诈，砸锅卖铁，自己割下自己的肉，与别人一起来分享的意味——北疆市玉器厂，正在进行着这种尝试、、、、、、

听了讲述，记者很震惊，记者表示：只要反映的问题得到玉器厂领导的证实，玉器厂就会得到媒体的重点关注。

天，渐渐黑下来了，还不见牛书记身影，记者着急，我更着急。我反复给牛书记挂去电话，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让人困惑，一个似乎要喝醉了的声音在说：“不要着急，再、再等一等再说、、、、、、”

又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牛书记终于打来了电话，牛书记在电话那边说，记者他就不见

了。我急忙问为什么？牛书记兴奋地说：“刘实做出了很大让步！”

后来是牛书记说的，当时牛书记和刘实院长正在一家高级酒店里进行谈判。

刘实是个聪明人，他一定会知道，玉器厂发生的事，如果被记者盯上了，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于是刘实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接下来，牛书记又在电话里说：“柏方啊，你的工作胜利结束了！你把我给你的所有材料尽快送回来，或者销毁，记者我就不见了，你告诉记者，对不起了，让记者回去吧，你就说玉器厂的问题都解决了。”

牛书记这番话，气得我火冒三丈。人家记者为咱北疆市玉器厂从京都大老远的地方赶过来，出于礼节，你牛书记也应该来见记者一面才对呀，在电话那边说声对不起了，就挂断电话，让我怎么跟记者交待呢？牛书记的态度让我很没面子。

刘实对玉器厂做出多大让步？开始我不清楚，直到牛书记在职工大会上公布了一份《关于联建后厂房搬迁协议》，我才知道，刘实那边不但答应如数归还玉器厂一百万欠款，而且还答应多给出五十万作为赔偿金。另外刘实还承诺给玉器厂一个院落，并且在院落里建造一间面积不少于十平方米的收发室，和一个五十平方米以上的车库。另外，工厂的院落还可以向西延长出十米。过去有争议的七楼综合楼，也都无条件地交付给玉器厂做厂房和办公场所。协议规定，如果违约，对方将奉A2011切诺基和奉A41649皇冠车归玉器厂使用。此协议一式六份，双方各执三份,签字盖章后生效。

刘实凭什么做出这么大让步？是缓兵之计？还是柏方进京都上访捅到了刘实的要害？大家都在猜想，更多人的猜想是牛书记究竟从刘实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不然，牛书记不会把柏方和记者撂在一旁，与刘实私下达成默契。至于牛书记从刘实那里究竟得没得到好处？得到多少好处？只有牛书记和刘实他们心里知道，要说还有人知道的话，那就是上帝了。

牛书记对外公布说：刘实第一笔款给了二十万。牛书记说他用这些钱买了些办公用品，简单装修了一下办公室，剩下的就都给职工补发了工资，他说他没往自己兜里多揣一分钱，他是廉政的，谣言不能相信。

牛书记让我把工作支出的收据交到财会。会计粗略拢出的数目近十万元。牛书记说，这些账目他都认，不过单位一下拿不出这些钱来，只能挂帐一点点报销。接下来牛书记又对我说：“先解决你垫付资金的补偿问题，至于利益按百分之五十进行分配，和奖赏的问题，等刘实那边的资金全部到位时再谈。”

按理说，牛书记应该按协议约定，把我支出的费用首先返还给我，装修办公室急什么，什么时候装不可以，非得现在吗？我为玉器厂工作支出的钱，多数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不及时归还，会失去朋友的信任。我心里着急，但我又不敢催得太紧，催紧了怕牛书记翻脸，一旦牛书记翻了脸，找个借口不再履行承诺，那就更惨了。我对牛书记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是在牛书记面前，我又不得不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黑夜过去应该是黎明，但是属于我的黎明，消失得实在是太快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接下来，迎接我的却是漫长的黑夜！

（九）溅上血迹的民主选举
自从张凤兰被牛书记撤去了财会科长职务，张凤兰的办公室就换了主人，于是张凤兰纠集一伙人整天待在收发室里。显然，张凤兰这伙人把收发室当成了伺机反扑的据点，她们觉得在这地方监视牛书记那伙里的人很方便，就赖在了那里。

我知道我哪伙的也不是，可是张凤兰她们认定我就是牛书记那伙里的人。在张凤兰眼里，我是牛书记的马前卒，就是因为有了我，才使牛书记如虎添翼，所以我就成了张凤兰她们重点监视的对象。

当初牛书记要是把张凤兰挪用企业十万元转帐支票的事儿起诉到检察院，不给张凤兰留下反扑的机会，也许牛书记就不会在后来栽到张凤兰手里，不知牛书记有什么把柄在这个女人手里握着，牛书记始终没敢这样去做。如今的张凤兰，就好像老虎扑食猎物之前，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那样，煞费苦心地等待机会的到来。

1998年盛夏里的一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二轻局把榨不出油水的北疆市玉器厂当成多余的包袱抛给了区工业局。为了迎合形势，区工业局接收北疆市玉器厂之后，就催促玉器厂转制，说上面有精神，集体企业都得变成股份制企业，不管是真变还是假变，不变不行。

张凤兰借助区工业局接手玉器厂的机会，迫不及待地向局领导揭发了牛书记的经济问题。张凤兰说，牛书记曾经利用职权，贪污了职工集资款的全部利息，另外他还背着全厂职工，把单位的锅炉当成废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钱全被牛书记贪污了。为了不被知情人揭发，牛书记就施舍出一部分来，作为封口费，分给每个知情人五百元。当时张凤兰是会计科长，也是知情人，因此张凤兰说她也分到了一份，现在张凤兰把她得到的那份赃款主动拿出来，作为揭发牛书记腐败的证据。经过局党委和局纪委核实，局党委和局纪委对牛书记做出了严重党纪处分的决定。

张凤兰虽然主动上缴了赃款，并且还揭发出了牛书记，她的行为应该算是坦白自首。国家有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张凤兰的坦白和揭发应该算是有立功表现，这并不意味她没触犯法律，然而工业局领导却把张凤兰的罪过看成是功劳。由于张凤兰揭发牛书记有功，因此张凤兰不但很快篡夺了牛书记的领导权，并且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荒谬的事实，让很多职工都无法理解，难以接受。

牛书记被处分，张凤兰高兴，张凤兰让职工在企业转制选董事长那天都投她的票。张凤兰对职工承诺说，如果她当上了玉器厂董事长，她会按时给职工发放工资。

民以食为天，听了张凤兰的承诺，站在牛书记那边的职工，也就纷纷背叛了牛书记，站到了张凤兰这一边。

不久的一天，区工业局副局长张凤琴带领一批局里的干部来到北疆市玉器厂。张局长说：“上面有精神，集体企业必须全都实行转制，这是深入改革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接下来张局长就郑重地宣布，北疆市玉器厂从今天起开始转制，进行民主选举，然后张局长就大声地问职工：“都听懂了吗？”

下边没有人回答。于是张局长又问道：“有人还想要说什么的吗？要是没人想说什么的，下面就开始选举了！”张局长话音刚一落下，就有人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张凤兰定神一看，是柏方！这让张凤兰吃惊不小，张凤兰担心我出来搅场，因为她心里清楚，如果我真的出来搅场，这次民主选举就会流产。

张凤兰示意手下人把我拦住，但为时已晚，我大步流星地来到主席台上，大声地说道：“我有个问题！”这一嗓子让张凤兰的心跳骤然加快了不少。此刻的张凤兰，肚子里就像装着乐队里的架子鼓，咚咚咚地乱敲个不停。因为在昨天晚上，张凤兰的丈夫在电话那边威胁我说，工业局长是他老婆的老同学、、、、、、

有人怀疑张凤琴和张凤兰沾亲带故，但张凤兰不承认，张凤兰说张凤琴只是她中学时期的老同学。虽然张凤兰是这么说的，有些人还是不相信，要不是关系特殊，张局长凭什么那么卖力地为张凤兰撑腰？不管她俩是什么关系，反正没有张凤琴的鼎力相助，一个被免职的会计，怎么可能不费多大气力，很快就篡夺了牛书记的领导权呢？

张凤兰的丈夫让我看清形势，不要不识时务，如果在明天的民主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他老婆，他就会让他老婆批准我上岗工作，并且还会封给我一个官职，如果把选票投给了牛书记，那么就考虑一下后果。电话那边说黑道白道他都有，言外之意，他认识黑社会的人，让我掂量着点。

现在的人也不知是怎么地了，标榜和黑社会沾边，似乎脸上就添彩，就荣耀，就能提高自己的身价，别人就会畏惧他。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听到威胁，我被激怒了，我和电话里的人吵了起来。大概对方吵不过我，电话里的声音有了缓和，电话那边无奈地说：“明天是我老婆当选玉器厂董事长的日子，不投我老婆的票没关系，只要不搅场就行，要是不给我老婆的面子，就小心你的脑袋。”对方说完这些话，咔嚓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让张凤兰感到意外的是，我并没有抖搂出这些幕后新闻，让她当众出丑，而是开口向张局长提出个问题。我说：“政策有没有连续性？”

会场上的人都愣住了，他们显然没能听懂我话里的内容。张局长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与前任领导签署的协议，企业转制后是否还有效？也就是说，转制后产生的新厂长对前任厂长签署的协议还承认不承认？”

张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前任领导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有效，政策应该有连续性的嘛。”

“好吧，有局长这句话，选谁当厂长我不反对。”说完这番话，我转身走下主席台。接下去张局长宣布开始民主投票，随着话音的起落，会场立刻躁动了起来。一块黑板很快戳在了主席台上。工会主席卞宗平和工会干部马明慧负责统计票数，每念到谁的名字，就会用粉笔在谁的名下划上一道。开始，划在牛书记名下的笔道比张凤兰的多，于是得意的表情就洋溢在了牛书记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不过到了后来，划在牛书记名下的笔道却出人意料地少了起来，而张凤兰名下的票数就像有庄炒作的股票，在直线上升。炒过股票的人会有体会，只要有庄炒作，即便是垃圾股，也会有人去跟风，那些本来不想跟风的人，却抵挡不住诱惑，于是就改变立场，纷纷割肉，盲目地跟过去。

一位上了岁数的老职工，他哆里哆嗦地拿着一支笔在犹豫，站在身后的一个人告诉这位老职工，在发下来的那张纸上写下张凤兰的名字。这位老人大概不识字，在纸上划拉了半天也没能把张凤兰这几个字划拉上去。后面那个人着急了，就把住老人的手，离了歪斜地写下了张凤兰这三个字，写完之后，这个人用手向前推这位老人，让老人快点把写上字的选票交上去。这些动作，近在咫尺的张局长看得一清二楚，但她啥话也没说，好像在这位局长的眼皮底下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不知是老人身后那只手推出的力量过大，还是老人脚下被什么人给有意绊了一下，老人一个跟头栽倒在张局长面前。老人的脑袋重重磕在了水泥地上，张局长脚下很大一片水泥地面被鲜血染成了红色，会场顿时乱成一团。有人嚷嚷着快掐老人的人中，让老人苏醒过来；有人嚷嚷着快叫救护车，把老人弄到医院去抢救。“意外”的发生没能影响玉器厂的民主选举，张局长宣布选举有效，就匆匆离开了现场。

有人议论说，民主选举其实就是走形式，谁是企业转制后的董事长，工业局早就内定好了，于是厂长、董事长、总经理这些炫目的头衔，自然就都归属到了张凤兰的名下。如果当时张凤兰是党员，那么书记的位置很可能也都是张凤兰的了。在北疆市玉器厂，虽然书记仅仅是个摆设，但是没有书记说不过去，局领导就派来一位名叫王铁成的年轻干部来北疆市玉器厂当书记，这样一来，牛书记就彻底靠边站了。牛书记精心装修的办公室成了张凤兰的办公场所，收发室则变成了牛书记的栖身之处。牛书记整天沮丧地躲在收发室里，垂头丧气地等待着张凤兰的发落。

上任后的张厂长，对职工的承诺抛在了脑后。玉器厂三百多名职工，张厂长只留下二三十人，其余的全下岗，人手不够，她就从社会上招来亲朋好友，本单位有人她不用，用社会上的，下岗职工对张厂长有了不满情绪。张厂长则神气十足地说，这是改革的需要，她是厂长，她说了算，她有这个权利。

牛书记似乎窥到了搞垮张厂长的机会，就伙同质检科科长张秀明，笼络那些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下岗职工反复去工业局上访。

过去的张秀明，是一位出色的业务干部，他既不站在牛书记这边，也不站在张凤兰那边，他潜心钻研他的业务，下岗的危机让张秀明和牛书记站在了一条战线上。现在的张秀明，整天跟在牛书记屁股后上访状告张厂长，说张厂长手脚也不干净，也存在经济问题。于是张凤兰那伙人就骂张秀明是条狗。其实，说张秀明是条狗不算太准确，因为他力气大，体态魁梧，所以还有人说他像狗熊。

开始，牛书记并没把张凤兰放在眼里，因为张凤兰必定比他小十多岁，经验没他丰富，牛书记自以为他老谋深算，认为张凤兰不是他的对手，让他没想到的是，张凤兰一个大胆的行动很快就瓦解了他的阵营。

在张凤兰眼里，张秀明就是一条狗，谁扔给他骨头他就对谁摇尾巴，就会跟谁走。张秀明的秉性张凤兰摸得清楚，于是张凤兰对他进行了施舍。张凤兰不但恩准张秀明上岗工作，恢复原职，并且还封给他一个保卫科长的职务，这下可把张秀明乐坏了。在张秀明眼里，现在的张厂长不再是他要四处状告的昏官，而是他的干娘。张凤兰心中暗喜，有了张秀明这个门神守在身边当保镖，她感觉安全多了。

张秀明的倒戈，牛书记很快就被孤立了。每月到发工资的时候，张秀明可以从张厂长那里拿到工资和奖金，而牛书记分文拿不到，靠工资养家吃饭的人，拿不到工资意味着什么?牛书记心里十分清楚，为了自己工资的事，牛书记没少单枪匹马去上访，可他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能折腾出个结果来。牛书记显然被张厂长打败了，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样一来，在张厂长眼里，新来的书记王铁成就成了张厂长的心腹之患，成了她最重要的敌人了。这个敌人，和战场上的敌人还不一样，要是战场上的敌人，张厂长就可以用枪，或者用战刀把对方杀掉，现在不可以，现在杀人是要偿命的，张厂长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她只能用软刀子去杀，于是张厂长想方设法让王铁成在她手下变成有职无权，变成厂长权力下的附庸。

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党领导一切，党的书记就是天，再大的权力也不能凌驾在书记之上。而到了改革开放的现在，尤其是重点强调经济效益的今天，无论承不承认，党的概念，在有些人脑袋里淡化了，扭曲了，甚至在有些地方，被人贬得一钱不值。

不知是王铁成怕被张厂长下岗丢了工作，还是另有其它原因，无论张厂长怎么挤兑他，他就是闷不吭声。王铁成的沉默，让张厂长找不到施展淫威的借口，于是张厂长就示意她手下的心腹——严辉和于娟等人，野蛮地踹坏了王铁成办公室的房门，接下来张厂长明目张胆地赶王铁成走。张厂长声嘶力竭地吼道：“玉器厂不缺书记！王铁成是多余的人！”

（十）困惑
欠下外债还不上，是让人闹心的事，债主三天两头来我家讨债，我无脸面对他们，就往出躲。媳妇见这情景又哭又闹，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哪有在外面借那么多钱不告诉媳妇的。我说我是被单位骗了，不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不管怎么解释，媳妇就是不肯原谅我。

我心里很矛盾，好多次都想用过激行为来发泄我的愤怒和不满，等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过激行为会把有理的事弄成没理。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报社寻求帮助，向记者倾诉我的无奈和不平。

在一次采访中，牛书记对记者肯定地说：“柏方的行为是正义的，柏方的精神应该得到弘扬，柏方是北疆市玉器厂的功臣，没有柏方的工作配合，没有新闻舆论的压力，玉器厂早就倒闭了。”接下来牛书记又说，“既然柏方用行动履行完协议规定给他的任务，那么玉器厂就应该按协议约定兑现承诺。”

牛书记说这套话，表面上是对我成绩的肯定，其实他是在给张凤兰施加压力，因为张凤兰是玉器厂现在的法人，要是兑现玉器厂对我的承诺，钱就要从单位出。张凤兰不想出这笔钱，因为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张凤兰想赖掉玉器厂当初对我的承诺，于是张凤兰就对记者说：“柏方精神不正常，前任厂长和不正常的精神病人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是无效的、、、、

记者说：“柏方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不畏风险，挺身而出，维护了集体企业的利益，凭这一点看，柏方是一个好人，在利益分配面前，强调柏方是一个不正常的精神病人，是不妥的，即便柏方真是不正常的人，人家拿着自己的钱，给你单位去办事，事办成了就应该兑现承诺，否则是不公平的。”

张凤兰看记者说话不站在她那边，就声嘶力竭地对记者说道：“前任厂长把柏方这个不正常的精神病人推给了现任领导班子，分明是别有用心，是在刁难我。”说到这里，张凤兰竟然不顾及脸面地撒起泼来，她带着哭腔说道，“你们都看我是女人，好欺负，是不是、、、、、、”

张凤兰以为她这样表演就能阻止记者的报导，没曾想，记者在维权一线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好人！一个病人？”的文章。这下可把张凤兰气坏了，张凤兰威胁记者说，她要去法院告记者。

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是问题却没得到解决。记者说他只能做到这里了，要想解决实质问题，只能通过法律。在记者的指点下，我带着材料去了劳动仲裁。

负责仲裁的是一位身穿制服的中年女性，她看过我的材料之后说道：“玉器厂和你签署的协议是委托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不适合劳动法，因此你应该去找法院，请求法院依据合同法受理此案，或者去找政府协调解决。”

打官司就要经得起立案的折腾，立案法官总能挑出折腾你的理由。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对，发现不对还不一次告诉你，就像猫玩老鼠那样，不折腾你几个来回，就别想把案立上。要是赶上法官不高兴，或者把他问烦了，他就会不搭理你，或者会对你吼上一声——不知道！你要是和他争辩，他就会愤怒地说——这里不是咨询处，想咨询找律师去——和你说这些话都说多了！

我还算走运，立案庭的法官虽然还像往常那样，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说出的话也是冷冷的，但是我还是被接待了。一位叫闻法官的人，一边草草翻动我递过去的材料一边说道：“你应该先去找仲裁，不经过仲裁立不了案。”接下来闻法官又说道，“立案得交诉状，交这些上访材料没用！”说完这些话，闻法官不耐烦地把材料扔给了我。

我没打过官司，不知诉状该咋写，就问闻法官。闻法官不耐烦地回答说：“这事别问我，问律师去！”

“到哪儿找律师？”我懵懵懂懂地问道。

“门口找去——门口有都是！”闻法官仍然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法院门口确实有不少代写文书，代理诉讼，以及法律咨询的事务所。事务所里的人都说我的官司能打赢，都说不打这场官司太冤了。他们的话让我充满了信心，但是提到咨询费和代理费的时候，刚刚鼓起来的信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都让我先把咨询费和代理费交了。我问需要交多少钱？都回答说“不多”。这些人里有要五十的，有要一百的，还有说按标的额收费。一位自称是律师的人，一边翻看材料一边说道：“你至少应该向被告索赔一百五十万，因此你的代理费怎么也得交个十万八万的。”

这个数字让我惊愕了，已经欠下那么多外债，再让我拿出十万八万的，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律师不高兴地说不是他在逼我，律师说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没钱就别来打官司。

我不想放弃眼前的机会，就急切地说道：“你们不是说我的官司肯定能打赢吗，那么等赢了官司再给你们钱，而且多给你们一些也可以呀！”

对方肯定地回答说“不行，没钱哪家也不能接你的案子——法律不相信眼泪，更不同情弱者。”

律师这番话，把我给难住了。不过，在报纸上意外看到的一条消息让我眼前一亮。报纸上说：市法院在学习《讲话》、办实事迎国庆活动中，结合自身实际，设立司法救助日，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救助和诉讼服务，以促进司法公正，树立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最后还公开两部司法救助热线电话。一部是227630XX另一部是227635XX。我立刻去拨这两部电话，让人遗憾的是，第一部电话拨通没人接，第二部电话干脆就打不通。在一位好心人的指点下，我还是抱着极大希望去了区司法局，请求法律援助。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孙的女性局长。开始这位孙局长对我挺热情。对方的热情，让我觉得有了希望。当孙局长知道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与北疆市玉器厂的问题有牵连，孙局长态度有了改变。孙局长那张脸本来就挺长，这下她那张脸变得更长了。孙局长冷冷地说道：“玉器厂领导和你签署的97年协议是有毛病的——按理说，单位应该按约定履行承诺——但是，你的案子复杂，区里管不了，你应该去找市法律援助中心。”

我抱着极大希望来到北疆市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主任石春平接待了我。开始，石主任热情的态度和区法律援助中心孙局长的态度几乎是一样的，当石主任知道我反映的问题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有牵连，石主任就把我往政府那边推。我说我去过政府了，于是石主任就问政府是怎么说的？

我对石主任说：“政府的人说了，本着依法办事的原则，就应该去找相关法律部门，不应该来找政府。”

石主任听我这么一说，就把我往劳动局推。石主任说他帮不了我，“还是去劳动局申请仲裁吧”。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道。

石主任深深叹了口气，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回答说：“老柏呀，不是我不帮你，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哇。”接下来，石主任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无可奈何地说道，“要是直接接了你的案子，我的饭碗兴许就保不住了，我建议你还是去劳动局找找看吧。”

细想想，石主任说的不是没道理。现在的社会，是凭关系的社会，凭权力的社会，刘实有权力，刘实的势力范围盘根错节，和刘实较劲，会断送仕途，石主任的意思我明白，我不想为难石主任，就决定再去劳动局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