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老子的反智论与法家思想
先秦诸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而诸子散文里又以老子最为形而上.《老子》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甚至影响波及海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东方哲学的根基源于《老子》.但令人惋惜的是与同时代的的西方哲学相比,东方哲学中看不到那种令人陶醉的明晰的逻辑,热情的性情,明亮的心胸,健全的人格和“对知识如饥似渴的的探索”.相反的,以老子为基础的东方哲学在他的骨子里表现的却是一种阴暗的,猥琐的,世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所触及到的核心体系方法论是一种基于暴力下的求生手段,而非如西方哲学的鼻祖——古希腊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智慧的崇拜,对理性批判的迷恋与对以人为中心的普世价值观的呼喊.而这一点,从作为东方鼻祖的《老子》中鲜明的反智论色彩中可以得到有力而准确的验证.
先秦时代如果用一个准确的字来概括其风貌,莫如一个“争”字.几百年的腥风血雨，几百年的几家争霸,在这种现实的打压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当然这种哲学并非内里一脉相成的“庸人哲学”与“生存哲学”.《老子》的形而上,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泥沼不能自拔.余英时先生认为,“《老子》讲无为而不无不为,事实上他的重点在无不为,不过托之与无为的外貌而已”.在生存成为首要前提下,哲学便也无可争议的沦为权利的婢女.而这婢女的地位,便使他不得不更注意主子的喜怒哀乐.“明哲保身”从来就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最高级,最隐晦,最无奈的方法论.“保身”的前提是“明哲”。关于“保身”亦即生存,《老子》认为,“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其爱必大费,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必可长久.”在这里,《老子》以为生存在先秦乱世的首要条件是“无知无欲”.“欲”使人“自遗咎也”,而对于“知”,《老子》认为“绝圣弃之,而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复孝慈…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五色使人目盲,驰骋使田猎使人新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生存的前提是“弃知”.而知识使人产生了欲,欲使人想着办法占有.在这里,老子把无知与有知对与善恶仁义的影响片面的抽象化,建立起极其迷惑性的二元对立.将“知”的哲学夸大了起弊处,而否定了其处.同时夸大了“不知”的益处,否定其弊,为自己的反智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为自己的济世思想确定了立国之本——“以知治邦,邦之贼也”.
《老子》的反智论的主体是统治者,这一点是不难发现的.通览《老子》有几篇不是站在君主的利益上的“谏言”呢?只不过这种形式的上书更巧妙的以学理之名,托圣人治世之形而具有迷惑性罢了老子眼中的圣人统治者应当如何治民呢?老子说:“以不知治邦,邦之德也”.“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一再的向统治者宣扬自己的愚民之术,因为来自深喑事世,明查世道,知道以治民而谏统治者,他抓住了统治者思想的核心部分,如何人从根本上控制人民.治理之说从来都是治前而理后,况此理也是在治而控的前提下进行的.老子的民“无欲无知”,而圣人却无所不知。余英时先生认为老子的圣人已窥破了政治艺术的最高隐私,因为圣人已与天合德了已经成为在政治顶端的挥舞权仗者,代之而治民.因此,“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进一步将圣人—统治者人民化了,进一步侮辱了人民的智慧.此后的几千年,这一再成为驭民术的根本,最后被证明不过是一句谎言罢了.
反智论的客体自然的就是被统治的人民.《老子》一书,抱着王晓明称为“绝非超脱”的心肠向统治者谏言,公开宣言愚民.余时英先生认为“它深切的了解，人民一旦拥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没办法控制了.”那当如何治民呢?老子提出了愚民,但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如何实行?他提出了被余杰先生称为东方专制主义最高机密的六字真言—“虚其心,实其腹”.虚其心是愚民,但是在愚民之后给人民一碗饭吃.这种治民手段在中国从古沿用至现代,成为统治者屡试不爽的专制手段。偌大一个中国,悠悠五千年文明史,又有几人没有在皇帝赐了一碗奴才饭后磕头大呼万岁呢?
《老子》的反智论从一开始就找到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李振刚先生认为“老子将文明异化和文明价值分裂归罪于智慧,这不能不说他看到的仍是历史的表象,尚未透过历史和文明异化的本质.”我认为李振刚先生还是太善良或是太“迂”。聪明如老子者又怎么能只看到的表象.老子也并非只将文明异化和文明价值分裂归罪于智慧,他对智慧的排斥,更多的是以一种圣人治民的心态来看的.他更多的将自己定位于谏者的地位,上书言政,辅助君王.不排除他也从文明,价值的着眼点排斥智慧,但通览《老子》,我总体感觉阴风惨惨,令人不寒而栗.对于文明的异化、文明价值的关注远远小于对于圣人如何治民的关注.先秦时代,策士纵横,游土纷争.这些客观的大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个时代既是一个尊重智慧的时代,又是一个排挤智慧的时代.只不过尊重智慧和排斥智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君主需要治国良才,于是策士纷纷献书立说以显智慧.但君主并非需要举国之人皆有知识,都是有智慧的人.因为那样他的君主之位恐怕也就保不住了.他只需要一两个有智慧的策士来帮他治理一国无智慧的国人.老子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反智论便是他向君主统治者坦白而大胆的上书.历史的土壤培植了阴暗而猥锁的东方哲学的怪胎.哲学本来是以追求智慧为目的的,以智慧的发觉为快乐,但在东方一个“智慧出,有大伪”的论调使“驭奴术”披着哲学的外衣,横行几千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悲哀.
自老子以来,道家的反智论一再的被运用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为帝王将相提供了教科书般的驭民术.当然,与老子形而上的谏言相比,进入帝王生活的反智论是被赋予了一种学说形态的.这其中又首推法家思想.法家之初,在治国形态中确立以“法”为中心,但这种法全是帝王统治民众之法,与现代社会中的法治之法相去甚远.法无定法,其核心仍旧是人治披着法治的外衣.上升到反智色彩,法家仍旧承袭了老子之论.《管子·法禁》中认为“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而在《任法》中则认为“圣君任法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失道的君主则是“合法而任智”.治国在这里一概的排除智的色彩,以任智来说明君主的失道.法家的反智之始则披上了帮助君主治理国家的教化外衣.相比与老子带有玄学色彩的形而上,更加拥有其推行的权利平台与手段.法家思想发展到商鞅,反智的色彩更加鲜明.商鞅提倡“弱民”.而民何以弱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使民无知.他明白“民弱国强,国强则民弱”的道理,他一再的将“军士不战，农民流徙”的原因归结为“今世之君,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商君书》的反智,余时英先生有着精辟的分析“人民都普遍的愚昧无知,这样他们就可以俯首贴耳的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的领导”.”“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换句话说也是反智论思想的推行集大成者.他主张“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秦始皇拜读韩非著作,也照着韩非的主张去做,一把秦火,使自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唾骂的对象.韩非的《奸劫弑积臣(五)》,我认为是他对反智论最明目张胆也是最毒辣最尖刻的论述.智慧成了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有智之士则成为胡乱的搅扰国家稳定之人.韩非侮辱智慧“不足以避阱井之险”.相比起他,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知黯然失色到了何种地步.法不成为法,成为了驭民的缰锁.即使法成为了定法,也要打破智慧的神坛,把智慧打入永劫不复的深渊.中国,便走在这条反智的道路上.一走就是二千多年.
时间前进二千多年,本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中,反智论仍旧是大行其道,不管社会制度如何改变,反智的幽灵总是不断的变换着外表.在这新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我们能见到的是一个人在高高的城楼上振臂一呼,便有千白万人丢下了书本,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集体活动.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人没有征兆的一句话,就让千万颗优秀的智慧头颅热血长流.这是一股流在我们民族血管中的反智的幽灵之血.二千年来,他一直这样的流淌着,又如何一时祛除的干净呢?
一个拥有创造反智论祖先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着文化原罪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