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内地首次披露59-61年的故事
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性命，就那么瘫倒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本刊记者 刘洋硕 发自河南信阳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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