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驳蒋耘中对共产主义者的“工联主义”污蔑

【马列之声五一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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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重要论点摘编，主要摘自第三节。

刚才还看起来无比革命的蒋耘中，现在却已经狼狈地现出了自己反革命的原形：蒋耘中在第一句话中不遗余力地假装高唱革命，只是为了在第二句话中取消革命。蒋耘中为中国工人开出的空头支票，就是等着一个全知全能的“党”的降临，乞求着这个神灵从它的口袋中掏出医治阵痛的灵药妙方，怜悯地赐予工人们；顺便得到一张官府签发的开往“共产主义社会”的火车票。蒋耘中炫耀着他这套施蒂纳“消极的群众”和“积极的批判”的再版，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妙分析来向我们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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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耘中为了恐吓读者而举起的这根表面刷有“马克思主义”油漆的大棒，其实是用无政府主义的材料制成的。当年，巴枯宁分子根据其貌似革命、实质阻碍革命的理论，便“多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在1889年标志着第二国际成立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围绕“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参与改良斗争，争取劳工立法”的问题，马克思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梅尔利诺（此人反对劳动立法，宣称应该把一切主张劳动立法的建议视作是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欺骗性的而予以摒弃）、工团主义者威廉·莫里斯、纽文胡斯、弗鲁尔等人，也正像今天的蒋耘中一样嚎叫着要反对任何实际的工人运动，反对任何改良的尝试。他们采用的借口和理由也是相近的，诸如“不能降低革命的水准”“拒绝堕落”“不参与一切国家事务”云云。不过，看似同样的论调，这其中也有区别：梅尔利诺等人是诉诸立即革命，不要国家；而炫耀一通革命空话的蒋耘中则是为了否定一切革命和革命的萌芽，以便论证现存国家制度的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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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丝毫不排斥争取改良的斗争的。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为我们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在罢工过程中独立地实现着自我教育和阶级发展的条件的积累。与咒骂罢工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蒋耘中不同，恩格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将罢工盛赞为工人阶级的军事学校，认为“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五章“罢工和工人同盟”一章则辛辣地讽刺了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们关于工人不要建立同盟的伪善劝导。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揭示了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的不彻底性，但同时强调了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限制工作日的改良斗争的意义：“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马克思的若干类似指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改良斗争问题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八小时工作制的确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则的胜利，围绕着工作日进行的斗争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共产主义者虽然积极地支持和参与改良斗争，但不因此放弃革命原则，并坚持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去组织和领导改良斗争，使之成为通往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有机的环节和过渡阶梯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不把改良本身看做目的，而只是将改良看做是加速、推动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的手段——虽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手段。正是这一差异，划出了他们与改良主义者的界限。本来关于改良和革命、手段和目的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明白无误的、毫无争议的，只是别有用心的蒋耘中不幸用自己那笨拙的表演使之成为“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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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耘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学说是根本一窍不通的。喜欢自诩结合实际的蒋耘中恰恰最不懂得结合实际。所以，他才会蛊惑工人不加分析地抵制一切改良努力，放弃一切斗争。在蒋耘中那里，改良始终只有一种解，一个色彩——可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却认为，改良的具体效用和意义，完全取决于这些行动所展开的具体历史环境以及它实现的阶级目的。它因场景和内在力量的不同而不同，既有为革命服务的改良，也有为反革命服务的改良。只要一项改良运动或目标，有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斗争地位，加强了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和力量，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不断扩大的总体斗争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就要坚决地支持、参与并且力求领导这类改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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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改良有局限性。改良之所以为改良，就在于它比起最后的阶级决战和社会革命而言，工人现今所进行的每一次斗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部和不彻底的性质；比起工人阶级所要完成的最终解放而言，每一次斗争的直接目标又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暂时和阶段的局限。但是，念对了前半句不等于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蒋耘中恰恰忘了：他所假装呼吁的“革命”、“政党”决不是一个从无到有、无需任何基础和先决条件的空中的飞跃，它是由一系列由运动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一整个阶级搏斗的历史结果。而改良斗争的意义正在于——它构成了工人阶级觉悟和行动的一个个阶段的里程碑，它实现工人物质条件和精神状况上的改善，使得工人群众在其中增强自己的组织和团结，为阶级的最终解放积蓄条件。

我们可以把蒋耘中和共产主义者的对立归结于下：


蒋耘中认为，z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仍然是“领导阶级”；而我们共产主义者认为，z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


蒋耘中认为，工人阶级的觉悟来自某个神秘的党派（蒋还不许人们追问它的具体性质）或教义，而我们共产主义者认为，觉悟只能来自他们亲身经历的运动和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本身。


蒋耘中要求放弃改良运动，因而也就是要求放弃当前无产阶级所能使用的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而共产主义者则致力于改良运动与革命目标的衔接，致力于改良运动的革命化和组织化。共产主义者很清楚，没有这种连续的运动、不间断的鼓动、组织、斗争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一切过程中获得的教育，就谈不上任何社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蒋耘中的药方，人们必然“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放弃变革世界的现实力量，转而“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例如，醉心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神圣救赎，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则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抛开关于上层改良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立足于现实运动、建立自己的组织，独立地去争取自己的解放。


蒋耘中一通关于“警惕工联主义”的高论的真实目的是使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好让资产阶级继续沉湎于他们的独断的统治欲望；而共产主义者懂得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gc党宣言》），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为阶级解放夺取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