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西周以礼制为国本起，历朝历代的皇宫建设、祭神祀祖、官阶服饰等都有严格的礼法规则，各朝政权在都城的规划布局上也同样如此。《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反映了古人最理想化的都城规划。然而，当理论与现实相冲突之时，都城的建设者们又往往因地制宜，城市在布局上也就不那么整齐划一了。本文拟透过两座代表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极高成就的都城——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就地形与气候对城市布局的影响做一番探讨。

一
在隋唐以前，礼制功能并不是城市布局首先考虑的因素，而居住和防御功能则显得更加重要，换而言之，都城的适居性是都城建设者们更为看重的要素。汉长安城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汉长安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除东城墙比较平直外，其他三面城墙都有不同程度的曲折，其中尤以北城墙为甚。北城墙西端比该城墙西段第一座城门——横门偏南约500米，横门比北城墙中门厨城门偏南约200米，厨城门比该城墙东段第一门洛城门偏南约800米，而洛城门又比北墙东端偏南约300米。整面城墙呈西南—东北方向曲折，北城墙西端比东端偏南近2000米。南城墙中间一段向外突出，西段整体比东段偏南，中门安门比东门覆盎门偏南约900米，西门西安门比安门又偏北约200米。西城墙南段则比北段偏西约200米。[i]这种曲折，与宇宙中的南斗和北斗星座十分相似，有“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之说，汉长安城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斗城”。

关于汉长安城城墙曲折的原因，《史记》《汉书》等涉及汉长安城建设的早期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学术界研究汉长安城最为重要的著作、成书于魏晋时期的《三辅黄图》也语焉不详，只道是建成时有意而为。直至元代，李好文在《长安图志》中这样说道：“盖长乐、未央，酂侯（即萧何，笔者注）所作，皆据冈阜之势，周二十余里，宫殿数十余区。惠帝始筑都城，酂侯已没，当时经营必须包二宫在内。今南城及西两方凸出，正当二宫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其西二门以北，渭水向西南而来，其流北拒高原，千古无改，若取东城正方，不惟太宽，又当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者，言其委曲迂回之状，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以是言之，岂后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与？”李好文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也十分富于科学性，他“第一次将汉长安城的形状与周围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ii]。
李好文的解释触及了汉长安城“斗城”形成原因的实质，即主要受到了地形的影响。李好文认为，汉长安城南城墙之所以曲折，是由于未央宫、长乐宫两宫建造在先，而城墙夯筑于后，因而势必迁就二宫南墙位置，故形成了南城墙中部凸出的形状。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放在汉长安城这里，便可以说成是“先有长乐宫，后有长安城。”公元203年（汉高祖五年）刘邦灭楚，听从戍卒娄敬的建议，决意定都关中。刘邦首先修复了秦朝兴乐宫，改名为长乐宫，并以此为基础建设都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iii]。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元年）至公元前190年（汉惠帝五年），修建了长安城垣。由此可见，汉长安城城墙修建之前皇宫已然筑毕，也就是说，该城乃是先有宫城，后有郭城，那么城墙只得依宫城形状而曲折。而事实上，未央、长乐两宫的建设便受到了地形的影响。萧何曾这样对刘邦说道：“夫天下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iv]萧何一言，道出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帝王营造宫室的黄金法则，即通过高大的宫殿和精美的装饰来展现天子的权力和威严。未央宫和长乐宫均建于龙首山顶部，居高临下，雄伟壮丽。以未央宫为例，《三辅黄图》记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水经注》也说：“高祖在关东，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龙首山在汉长安城南部呈西南—东北走向，因此未央宫和长乐宫便一个偏南，一个偏北，由此相应地造成了南城墙西段要偏南于东段。此外，在汉长安城南城墙外，还有一个长约6000米的积水洼地，南城墙的修建也绕过了这一洼地，这也是南城墙东段向内收的原因之一。西城墙的走向主要是受到了古泬水走向的影响。该河流故道现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西部的皂河基本一致。
汉长安城北城墙是该城市四面城墙中最为曲折的一面城墙，达七处之多。根据李好文的解释，其原因是顺河流走向，后世学者亦多随此说。然而，根据近年考古发掘显示，在北城墙西门横门以北发现了长达1200米的横桥大道。[v]横桥大道类似于现在的桥梁延伸段，而横桥之下即是滔滔渭水。这说明，西汉初年的渭河至少在汉长安城北城墙以北1200米开外，如此，汉长安城北城墙走向便很难说是和渭河流向有关。根据王社教先生的分析，“北墙的弯曲主要受渭河一级阶地北缘的制约”[vi]。从今日西安市地形图上可以看出，汉长安城北墙基本与渭河南岸一级阶地与河漫滩分界线一致，这应不是偶然巧合。事实上，也许早在汉代，都城的建造者们便考虑到渭河河患和城墙地基的稳固问题。为了避免城市遭受渭河河水泛滥侵袭，城市北墙距离渭河距离较远，另外，城区范围也不能越过渭河南岸一级阶地与河漫滩的界限，如若越过，建筑物地基恐有不稳而导致坍塌。应该说，古人的智慧是令今人敬佩的。
综上之言，汉长安城城墙在建造时十分注意因地制宜，三面城墙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地形地貌的影响，北墙最是如此。城墙的修造并不刻意追求平直整齐，却很注重安全因素，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
汉代以后，曹魏邺城开启了中国都城布局注重礼制的先河。至隋唐时期，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修建便已十分注重依礼制布局。城池方正，四周城墙笔直，街道朝向均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因而形成诸多十字路口，将城市切分成一个个整齐划一的坊。朱雀大街纵贯城市南北，整座城市皆以此为轴，对称分布。皇宫太极宫居于北部正中，其正南为皇城，即国家机关、政府衙署所在地。隋唐长安城“完全改变了自汉至南北朝以来，都城之内中央官署与居民住宅杂处的布局”[vii]。

然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隋唐长安城在注重礼制方面也并非无可挑剔。依周礼营都之制，政治中心即王宫府衙重地应位于城市正中，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而隋唐长安城宫城、皇城均位于城市北部居中之所，其实，这也正是隋唐长安城在布局上充分利用地形的表现。隋代初建大兴城时，城内恰有六条东西走向的高坡，都城的设计与建造者宇文恺经过精心构思，利用《周易》中乾卦的“六爻”学说，对都城建设做出了这样的规划：“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坤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与兴善寺以镇其地。”[viii]宫城位于九二之位，皇城位于九三之位，故而建于此二坡上。偏于正中的“九五贵位”，只得以宗教神地占据之。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长安城在建设上固然十分注重礼制，但其适居性却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忽视。根据竺可桢“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的理论，隋唐时期正处于中国自仰韶文化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种种证据表明，当时的长安城气温偏高于今日的西安市，夏季也就更加炎热多雨。每逢盛夏时节，夏雨袭来，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便闷热潮湿不堪，非常不适宜居住。唐高宗身患风痹，厌恶太极宫的潮湿，便迁居于位于长安城北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史料记载：“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新驾，新宫成也。”[ix]大明宫之所在地龙首原地势较高，气温略低于市区，小气候更加适宜居住，这也反映了唐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居高避湿”的建筑理念。“在此情况下，隋代长安城初建时过分注重礼制布局，忽略地形缺陷的做法被部分修正”[x]。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长安城的布局，尤其是城墙的建设受到了地形的极大影响，造成了汉长安城未央、长乐两宫的分布及城市的不规则形状。而隋唐长安城的布局则在地形、气候两个因素上各有反映：依据《周易》乾卦“六爻”学说规划城市各不同区域的分布，大明宫的修建以及后来逐渐成为政治中心，都是源于龙首原地势较高、气温较低，气候与地形的关系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i] 王社教：《汉长安城》，西安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ii] 同上，第35页
[iii]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iv] 同上
[v]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考古》1987年10期
[vi] 王社教：《汉长安城》，西安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vii] 刘安琴：《长安地志》，西安出版社，2007版，第89页
[viii] （宋）程大昌：《雍录》卷三《隋唐都城龙首山分六坡图》
[ix]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〇《大明宫》
[x] 于庚哲：《唐人疾病观与长安城的嬗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申请吧主

顶

汉高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