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长安】生态视野下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
十三朝古都的长安作为都城前后长达1077年。长安在唐和唐以前作为都城，有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地理条件和军事地理条件。[1]但为何唐以后却逐渐衰落，以致1000多年以来没有成为历代王朝择都的城市，是否这些地理因素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经过对历史时期长安周边生态的考察，除却显见的战争、政治等原因外，我们认为导致长安唐以后失去都城地位的内在原因之一是因为长安经过1000多年的长期都市化发展，周边人口长期过载，引起长安及其周边生态贫困，水资源短缺、土地承载力下降，导致长安失去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优势。本文将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时期人口、森林、水资源变化、气候和自然灾害等生态因素进行分析。
一、长安及周边人口的变化对生态的影响
人类作为生态环境中积极活跃的因素，通过智慧的积累对自然生态的主动适应性越来越强，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就必然引起自然生态中其他系统的波动与反击。都城是一个朝代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统治者为了繁荣京畿地区的经济，采用强制移民方式增加都城人口，往往使得都城地区人口过载。
西汉和唐代的长安是当时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比较稠密的都市。西汉关中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4.09％是东汉1.07的4倍，唐代关中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6.34％是宋代3.85％的近一倍。当关中不再成为京畿之地后，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显著变小。时至今日，关中人口比例仍低于西汉、隋唐的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出，历史时期关中作为京畿之地时候人口十分密集，隋唐最甚，西汉次之。
西汉王朝看重了长安的有利的军事地理、经济地理条件。“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①随后通过多次人口迁移、投资农业水利等手段着力经营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关中人口迅速增长。“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②“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入城长安，三十日罢”③“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先是，发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是岁城乃成。”④到西汉元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尹人口达到682468，左冯翊达到917822，右扶风达到836070，关中三辅设县57个。⑤整个关中人口达到243万多，仅次于唐代。
隋唐时期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长安城最为辉煌的时期，但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一方面关中地区人口大幅度增长，到唐天宝初年，京畿道人口近300万余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⑥“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狭，计丁给田犹不足，于是分诸司官在都者，给职田于都畿，以京师地给贫民。”⑦唐朝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一边大量开垦荒地，砍伐森林，特别是对泾水、渭水和北洛河进行过度的开垦以扩大耕地面积；一边发展漕运，调运关东粮食接济京师。
关中人口在其作为京畿之地时超载人口有多少呢?人口超载是现代人口地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一定面积的土地资源上生活的人口数量大于其土地承载量，即这一土地资源所生产的食物不能够供养所生活的人口。要计算超载人口数量要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减去这一时期土地适量承载人口。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计算方法去计算唐代关中的人口超载量比较困难，因为唐关中某一时期的耕地质量、数量、亩产、复种指数、确切人口等因素难以确指。但可以使用倒推法做大致计算。我们知道，唐代长安每年都有漕粮，漕粮主要是弥补京师地区粮食的不足，而且长安城的粮食有用尽的时候(皇帝去洛阳就食说明长安粮食已用尽)。可以说，每年的漕粮数所能养活的人口即大致为关中地区超载人口。唐初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也不过二十万石，到了中叶，最高曾经达到四百万石。其后时有损益，大致总在百万石上下。⑧人均口粮最低每月按15公斤，每年则180公斤即4.3石(按唐代一石粟米重约42公斤计算)，[2](p370-372)每年100万石漕粮养活的人口是23.2万人，400万石漕粮养活的人口是93万人。可以说唐代关中人口超载数量大约在23万人左右，超载最高达到93万人。
实际上，唐代长安的漕粮很有限，长安城中的市民粮食消耗主要靠关中的粮食供给。唐代长安城人口估计在100万左右，[3]这个数字有些略高，仅按其一半50万常住人口计算，100万石的漕粮平均每人只能分到2石，不到6月的口粮(每月口粮按15公斤计算。2石粟米大致为84公斤)，其余6个多月的粮食消耗都要以关中所产粮食为主。唐代关中“以4．7％的人口负担31．3％的政府用粮，关中提供给政府的粮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至7倍。”[4]这样在当时科技水平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使得关中土地严重超载。因此逢关中大旱，连皇上有时候都得就食洛阳。“是岁(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①另外，唐代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非常沉重，大大超过了全国各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唐朝建都于长安，因之粮食的供应与徭役的需要，都超过较远的地区。[5](p127)关中地区也是唐代和籴的重点地区，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和籴粟米113．953万石，而关内道就承担50．9347万石，占全国的近一半。[5](P131)赋役从另一方面加重了关中有限资源的消耗，使超载更为严重。
关中固然富庶，然而怎能长期承载过量的人口呢?过量的人口垦殖使地力下降，森林消耗加大，必然会扰动自然生态的平衡。“唐中期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就明显趋向恶化……黄土丘陵山原地区的水土流失也严重起来，致使耕地贫瘠，沟壑增加，河水中泥沙含量加大，也变得混浊”。[6]程民生在论述唐宋北方经济时说到，“唐宋以来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后果。在经济地理学中叫做消聚性衰退，即经济活动出现过度的聚集，造成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减少。这就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其既不能全面发展，更谈不上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难以继续承载经济重心的地位，既促使了经济重心南移，又使之难以重振雄风，走向衰落。”[7]这一观点对于关中而言也是恰当的。
人类作为生态环境中积极活跃的因素，通过智慧的积累对自然生态的主动适应性越来越强，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就必然引起自然生态中其他系统的波动与反击。都城是一个朝代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统治者为了繁荣京畿地区的经济，采用强制移民方式增加都城人口，往往使得都城地区人口过载。
西汉和唐代的长安是当时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比较稠密的都市。西汉关中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4.09％是东汉1.07的4倍，唐代关中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6.34％是宋代3.85％的近一倍。当关中不再成为京畿之地后，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显著变小。时至今日，关中人口比例仍低于西汉、隋唐的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出，历史时期关中作为京畿之地时候人口十分密集，隋唐最甚，西汉次之。
西汉王朝看重了长安的有利的军事地理、经济地理条件。“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①随后通过多次人口迁移、投资农业水利等手段着力经营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关中人口迅速增长。“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②“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入城长安，三十日罢”③“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先是，发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是岁城乃成。”④到西汉元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尹人口达到682468，左冯翊达到917822，右扶风达到836070，关中三辅设县57个。⑤整个关中人口达到243万多，仅次于唐代。
隋唐时期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长安城最为辉煌的时期，但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一方面关中地区人口大幅度增长，到唐天宝初年，京畿道人口近300万余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⑥“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狭，计丁给田犹不足，于是分诸司官在都者，给职田于都畿，以京师地给贫民。”⑦唐朝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一边大量开垦荒地，砍伐森林，特别是对泾水、渭水和北洛河进行过度的开垦以扩大耕地面积；一边发展漕运，调运关东粮食接济京师。
关中人口在其作为京畿之地时超载人口有多少呢?人口超载是现代人口地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一定面积的土地资源上生活的人口数量大于其土地承载量，即这一土地资源所生产的食物不能够供养所生活的人口。要计算超载人口数量要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减去这一时期土地适量承载人口。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计算方法去计算唐代关中的人口超载量比较困难，因为唐关中某一时期的耕地质量、数量、亩产、复种指数、确切人口等因素难以确指。但可以使用倒推法做大致计算。我们知道，唐代长安每年都有漕粮，漕粮主要是弥补京师地区粮食的不足，而且长安城的粮食有用尽的时候(皇帝去洛阳就食说明长安粮食已用尽)。可以说，每年的漕粮数所能养活的人口即大致为关中地区超载人口。唐初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也不过二十万石，到了中叶，最高曾经达到四百万石。其后时有损益，大致总在百万石上下。⑧人均口粮最低每月按15公斤，每年则180公斤即4.3石(按唐代一石粟米重约42公斤计算)，[2](p370-372)每年100万石漕粮养活的人口是23.2万人，400万石漕粮养活的人口是93万人。可以说唐代关中人口超载数量大约在23万人左右，超载最高达到93万人。
实际上，唐代长安的漕粮很有限，长安城中的市民粮食消耗主要靠关中的粮食供给。唐代长安城人口估计在100万左右，[3]这个数字有些略高，仅按其一半50万常住人口计算，100万石的漕粮平均每人只能分到2石，不到6月的口粮(每月口粮按15公斤计算。2石粟米大致为84公斤)，其余6个多月的粮食消耗都要以关中所产粮食为主。唐代关中“以4．7％的人口负担31．3％的政府用粮，关中提供给政府的粮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至7倍。”[4]这样在当时科技水平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使得关中土地严重超载。因此逢关中大旱，连皇上有时候都得就食洛阳。“是岁(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①另外，唐代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非常沉重，大大超过了全国各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唐朝建都于长安，因之粮食的供应与徭役的需要，都超过较远的地区。[5](p127)关中地区也是唐代和籴的重点地区，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和籴粟米113．953万石，而关内道就承担50．9347万石，占全国的近一半。[5](P131)赋役从另一方面加重了关中有限资源的消耗，使超载更为严重。
关中固然富庶，然而怎能长期承载过量的人口呢?过量的人口垦殖使地力下降，森林消耗加大，必然会扰动自然生态的平衡。“唐中期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就明显趋向恶化……黄土丘陵山原地区的水土流失也严重起来，致使耕地贫瘠，沟壑增加，河水中泥沙含量加大，也变得混浊”。[6]程民生在论述唐宋北方经济时说到，“唐宋以来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后果。在经济地理学中叫做消聚性衰退，即经济活动出现过度的聚集，造成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减少。这就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其既不能全面发展，更谈不上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难以继续承载经济重心的地位，既促使了经济重心南移，又使之难以重振雄风，走向衰落。”[7]这一观点对于关中而言也是恰当的。
二、关中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
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对于湿润空气，控制水分有重要作用。对于人类生存而言，森林是生态系统优劣的主要因素。秦汉以前，毁坏森林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必要的条件。英国学者伊懋可指出，“周文明是建立在毁坏森林的基础上的”。[8]秦汉以后，黄河中游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引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经历了三次破坏。[9]从秦汉一直到明清，长安周边地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清末时候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已经是童山濯濯，很难寻觅到大面积原始森林。
长安周边森林的破坏主要由人类生活薪炭消耗、宫室营造和农牧生产等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所引起。
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对于湿润空气，控制水分有重要作用。对于人类生存而言，森林是生态系统优劣的主要因素。秦汉以前，毁坏森林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必要的条件。英国学者伊懋可指出，“周文明是建立在毁坏森林的基础上的”。[8]秦汉以后，黄河中游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引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经历了三次破坏。[9]从秦汉一直到明清，长安周边地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清末时候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已经是童山濯濯，很难寻觅到大面积原始森林。
长安周边森林的破坏主要由人类生活薪炭消耗、宫室营造和农牧生产等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所引起。
一是生活薪炭消耗。在煤等现代燃料未发现之前，森林和农业废弃物是人类取暖烧饭的自然燃料。人类的生活薪炭消耗用量是很大的，尤其是古代都市市民，由于没有农作物的废弃物作补充，其消耗量更为巨大。
其二是营造宫室。中国古代的建材不同于西方，木材是最主要的材料。无论门窗、檐梁、椽、墙柱均以木头建造，且欲是豪宅宫室所用木材越是需要长时期生长的精良木材。长安城的宫殿苑囿“四时祀太吴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①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唐杜牧《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关中地区自周以来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尤其是秦汉以来，皇家以宏大威严著称，皇家宫殿和城池官宅对于木材的消耗非常巨大。隋唐统治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别苑，如隋之大兴城，唐之大明宫、兴庆宫等，规模都非常宏大。为此，统治者对关中地区的原始森林进行了掠夺性的砍伐，至唐开元年间，秦岭北坡已是“近山无巨材”。然木质的房屋易于老化，尤其是每逢雷电或者战乱，遇大火便毁于一旦，就得重新建造，又需大量木材支持。项羽入咸阳，“后数日，羽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②在唐代因黄巢、李茂贞、安禄山和朱温等引发的战争使长安城的宫室遭到四次大的破坏，往往宫室俱焚，毁于一旦。“自贼(指李克用——笔者注)破长安，火宫室、舍庐十七，后京兆王徽葺复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荣反。命火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③
除此之外，长安城外的京畿三辅地区修庙建祠、修城建寨、造船建桥对木材的消耗也十分巨大。据《长安志》记载仅兴平(今陕西兴平市)一县在汉代就记载的各种宫、观、庙、祠十处，乾佑(今陕西乾县)一县就有各种宫、庙等九处。“汉黄山宫在县西南三十里，隋仙林宫在县西十八里，文帝置登真观在县西南一里半，唐垂拱元年置天兴观在县东北一里，景龙元年置要册庙在县北一里，露膊将军庙在县西北五里，商汤祠在县西北二十里，汤祠乡汉武帝龙渊故庙在县东北一十七里，龙渊庙在县东北二十四里，武帝庙在汉武帝茂陵，在县东北十七里。”④“秦望夷宫在县东南八里，汉池阳宫在县西北八里，长平观在县东南九里，赫连台在县北宜善乡，龙泉庙在县城西门外街北，泾河庙在瑞宁乡，显圣庙在广吉乡，五齐神庙在会仙乡，白鹿神庙在瑞宁乡，邓太尉庙在河池乡”。⑤这些建筑当有一定的规模，比较知名，因此人志。
其三是农业的扩大使得森林地区不断缩小。[10](p446)长安周边地区农业一直比较发达。由于人口的增长，农业技术的提高，尤其是铁制农具的推广使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为扩大生产必然要毁林垦殖，造成了森林面积的减少。从周秦到唐代，黄土高原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农牧区域的转换，到唐代黄土高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农耕文化区域。[11]这样，伴随着农牧转换，这一区域的天然森林草原系统向人工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尤其唐代“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⑥“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畲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污莱，有稼穑不增之病；”⑦张波先生指出：“隋唐在西北的经营也是以农业为主，以土地垦辟为先导，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基本达到秦汉时期的水平。开垦最为深入的是黄土高原南部和中部丘陵沟壑区。这一区域北朝时已成为内附民族稽胡全力经营的农业区，唐代更有大批趋逐免租之利的汉民流人，极尽掏挖垦种之能事。”[12]
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流的含沙量大增，许多人工河渠淤浅，水利灌溉能力减弱，土壤沙化和盐碱化日益严重，致使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关中地区难以支撑起长安都城的繁荣。
其二是营造宫室。中国古代的建材不同于西方，木材是最主要的材料。无论门窗、檐梁、椽、墙柱均以木头建造，且欲是豪宅宫室所用木材越是需要长时期生长的精良木材。长安城的宫殿苑囿“四时祀太吴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①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唐杜牧《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关中地区自周以来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尤其是秦汉以来，皇家以宏大威严著称，皇家宫殿和城池官宅对于木材的消耗非常巨大。隋唐统治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别苑，如隋之大兴城，唐之大明宫、兴庆宫等，规模都非常宏大。为此，统治者对关中地区的原始森林进行了掠夺性的砍伐，至唐开元年间，秦岭北坡已是“近山无巨材”。然木质的房屋易于老化，尤其是每逢雷电或者战乱，遇大火便毁于一旦，就得重新建造，又需大量木材支持。项羽入咸阳，“后数日，羽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②在唐代因黄巢、李茂贞、安禄山和朱温等引发的战争使长安城的宫室遭到四次大的破坏，往往宫室俱焚，毁于一旦。“自贼(指李克用——笔者注)破长安，火宫室、舍庐十七，后京兆王徽葺复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荣反。命火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③
除此之外，长安城外的京畿三辅地区修庙建祠、修城建寨、造船建桥对木材的消耗也十分巨大。据《长安志》记载仅兴平(今陕西兴平市)一县在汉代就记载的各种宫、观、庙、祠十处，乾佑(今陕西乾县)一县就有各种宫、庙等九处。“汉黄山宫在县西南三十里，隋仙林宫在县西十八里，文帝置登真观在县西南一里半，唐垂拱元年置天兴观在县东北一里，景龙元年置要册庙在县北一里，露膊将军庙在县西北五里，商汤祠在县西北二十里，汤祠乡汉武帝龙渊故庙在县东北一十七里，龙渊庙在县东北二十四里，武帝庙在汉武帝茂陵，在县东北十七里。”④“秦望夷宫在县东南八里，汉池阳宫在县西北八里，长平观在县东南九里，赫连台在县北宜善乡，龙泉庙在县城西门外街北，泾河庙在瑞宁乡，显圣庙在广吉乡，五齐神庙在会仙乡，白鹿神庙在瑞宁乡，邓太尉庙在河池乡”。⑤这些建筑当有一定的规模，比较知名，因此人志。
其三是农业的扩大使得森林地区不断缩小。[10](p446)长安周边地区农业一直比较发达。由于人口的增长，农业技术的提高，尤其是铁制农具的推广使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为扩大生产必然要毁林垦殖，造成了森林面积的减少。从周秦到唐代，黄土高原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农牧区域的转换，到唐代黄土高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农耕文化区域。[11]这样，伴随着农牧转换，这一区域的天然森林草原系统向人工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尤其唐代“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⑥“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畲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污莱，有稼穑不增之病；”⑦张波先生指出：“隋唐在西北的经营也是以农业为主，以土地垦辟为先导，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基本达到秦汉时期的水平。开垦最为深入的是黄土高原南部和中部丘陵沟壑区。这一区域北朝时已成为内附民族稽胡全力经营的农业区，唐代更有大批趋逐免租之利的汉民流人，极尽掏挖垦种之能事。”[12]
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流的含沙量大增，许多人工河渠淤浅，水利灌溉能力减弱，土壤沙化和盐碱化日益严重，致使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关中地区难以支撑起长安都城的繁荣。
三、关中河渠水量减少
由于森林的减少，关中河渠水量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减少。史念海通过一系列的考证分析了西安诸河流量历史时期水量变化后指出，“上面的论证说明了西安周围诸河的流量显著减少的变化。促成这样的变化和旱旸灾害以及地震等皆无任何关系，惟一的原因乃是由于秦岭山上森林的破坏。”[10](p173)
关中有些河流在宋代就已经干涸。宋朝人宋敏求的《长安志》记载，“升原渠在县南一十五里，西自武功县流入县界，凡六十里。溉田七十余顷，东流人咸阳。其原出淠水，自夙翔虢县城西北原流至武亭，合流数里西南至六门堰东与成国渠合流。西南出县界以其升原而流，故名之。唐垂拱初连岐陇水，今涸。”又记载，“普济渠在县南一十里，自武功县流入县界，凡六十里，溉田七十余顷，东流人咸阳，今涸。”①“经统计，关中地区历史上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等现象的记录共有22次……从l7世纪中叶关中河流断流的记录增加，清代康熙22年(1684年)至雍正5年(1728年)45年间，渭河及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有六次之多，平均7～8年一次，19世纪中叶清同治元年、二年(1862、1863年)渭水连续二年出现干涸，本世纪渭河断流已出现四次，以1928年最严重。”[13]17世纪正好是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是否与关中水量的减少有某种关系呢?但从总体上说，秦汉及以前时期渭河的水量是比较大的，渭河的水量从西周以来呈逐年减小趋势，而且呈现出某种加速度减小的趋势。
长安周边河渠水量的逐年减少对于长安作为都城来说主要有两个威胁。其一，河渠水量减少使得长安地区的气候波动较大，旱涝灾害严重，直接影响到关中的农业生产。“贞元元年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浐将竭，井皆无水。六年春，关辅大旱，无麦苗”。②农业是历史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进步。同时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人类克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低，这就使得长安作为政治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其二，长安的漕运受到极大限制。长安作为都城，人口众多，粮食的消耗主要靠漕运维持，一旦漕运有问题，影响巨大。唐时期的几位皇帝就因为长安没有粮食而不得不移至洛阳办公。长安的地理环境有险可凭，但同时也带来了交通的不便，运输成本很高。如果没有水运的支持，漕粮很难运到长安，直接危及到政治集团的利益。
由于森林的减少，关中河渠水量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减少。史念海通过一系列的考证分析了西安诸河流量历史时期水量变化后指出，“上面的论证说明了西安周围诸河的流量显著减少的变化。促成这样的变化和旱旸灾害以及地震等皆无任何关系，惟一的原因乃是由于秦岭山上森林的破坏。”[10](p173)
关中有些河流在宋代就已经干涸。宋朝人宋敏求的《长安志》记载，“升原渠在县南一十五里，西自武功县流入县界，凡六十里。溉田七十余顷，东流人咸阳。其原出淠水，自夙翔虢县城西北原流至武亭，合流数里西南至六门堰东与成国渠合流。西南出县界以其升原而流，故名之。唐垂拱初连岐陇水，今涸。”又记载，“普济渠在县南一十里，自武功县流入县界，凡六十里，溉田七十余顷，东流人咸阳，今涸。”①“经统计，关中地区历史上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等现象的记录共有22次……从l7世纪中叶关中河流断流的记录增加，清代康熙22年(1684年)至雍正5年(1728年)45年间，渭河及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有六次之多，平均7～8年一次，19世纪中叶清同治元年、二年(1862、1863年)渭水连续二年出现干涸，本世纪渭河断流已出现四次，以1928年最严重。”[13]17世纪正好是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是否与关中水量的减少有某种关系呢?但从总体上说，秦汉及以前时期渭河的水量是比较大的，渭河的水量从西周以来呈逐年减小趋势，而且呈现出某种加速度减小的趋势。
长安周边河渠水量的逐年减少对于长安作为都城来说主要有两个威胁。其一，河渠水量减少使得长安地区的气候波动较大，旱涝灾害严重，直接影响到关中的农业生产。“贞元元年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浐将竭，井皆无水。六年春，关辅大旱，无麦苗”。②农业是历史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进步。同时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人类克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低，这就使得长安作为政治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其二，长安的漕运受到极大限制。长安作为都城，人口众多，粮食的消耗主要靠漕运维持，一旦漕运有问题，影响巨大。唐时期的几位皇帝就因为长安没有粮食而不得不移至洛阳办公。长安的地理环境有险可凭，但同时也带来了交通的不便，运输成本很高。如果没有水运的支持，漕粮很难运到长安，直接危及到政治集团的利益。
四、关中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自然灾害从客观上看，是生态系统中种种波动的表现，其根本原因除偶然之外，主要是系统中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另一种因素的调整，使得整个系统得以平衡的过程。人类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员，与其它动物和植物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生态的平衡过程往往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
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灾害，而最为常见、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的是旱灾和水灾。
关中地区的旱灾和水灾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增加的，呈明显上升趋势。公元8世纪竟有37次旱灾，平均2．7年旱灾一次。这样频发的旱灾如何支持一国之都城巨大的消耗。据研究，陕西省从公元前2世纪到1949年共发生旱灾600余次，按陕北、陕南、关中三个地区分别统计，陕北发生了271次，陕南发生了250次，关中发生了326次，以关中发生旱灾为最多。公元6世纪到公元l0世纪是一个干旱时期，旱灾频繁发生，8世纪共发生37次达到峰值；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又进入一个干旱时期，旱灾又频繁发生，到15世纪达到最高峰，超过了8世纪，共发生38次；本世纪到1949年发生旱灾19次，不亚于前两次峰值。1470年～1949年480年期间，持续3～5年的旱灾全省发生8次，陕北、陕南、关中分别为7次、5次、10次。持续干旱年数以关中最长为l5年，旱灾的持续性以关中最强。[14]干旱既是恶劣生态的原因，也是恶劣生态的结果，可以说互为因果。关中干旱趋势和关中生态环境13趋恶化相吻合。
水灾方面，西汉时期，长安水灾2次，东汉时期水灾2次，隋朝无水灾，唐代水灾32次。唐代长安的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12月份，其中以6月份为最多，占全年总数的39％。长安的32次水灾记载中，有8次是只记为“水”“大水”的水灾，未记载其原因，有1次因山洪暴发的“山水”；有23次水灾直接由降雨造成，多是因雨势较猛造成的水灾。尤其是元和年间(806-821年)的水灾比较集中，共有8次，平均近两年一次水灾。唐代的降水量比以前有所增加，造成严重的水灾，不仅较以前次数多，而且灾情十分严重。[15]
在《新唐书》卷36《五行志》当中记录了唐代多种自然灾害，除过水灾外，还有冻灾、蝗灾、雹灾、疫灾等。自然灾害除与人类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有关外，还与全球气候的波动相关。关中地区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之间有紧密的关系，灾害高频发生时期对应为气候波动期。据多位学者研究，唐代整体上是我国历史上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唐代中期即8世纪转冷。科学证明，在全球气候变冷期，中纬度变得更加干旱。长安正好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这一干旱带上，再加上秦岭阻碍了暖湿气流北上，使得关中气候更加趋于干旱。“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了我国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向南退缩，干旱和半干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缩短，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频率增大，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北方水稻种植萎缩，粮食单产量下降，同时也使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南迁”，[16](p7)使得关中农业经济呈现出衰退的趋势。
另外，寒冷期与干旱气候结合，造成崛起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少数民族因无法放牧而南下，引起民族冲突及社会的动荡。蓝勇先生研究认为安史之乱就是在唐中期冷湿的气候特征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下发生的。[1](p13)可以说，8世纪气候转冷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政治矛盾。安史之乱后，关中经济遭到破坏，长安的城市经济也遭到很大程度的打击，加速了关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衰退。
自然灾害从客观上看，是生态系统中种种波动的表现，其根本原因除偶然之外，主要是系统中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另一种因素的调整，使得整个系统得以平衡的过程。人类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员，与其它动物和植物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生态的平衡过程往往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
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灾害，而最为常见、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的是旱灾和水灾。
关中地区的旱灾和水灾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增加的，呈明显上升趋势。公元8世纪竟有37次旱灾，平均2．7年旱灾一次。这样频发的旱灾如何支持一国之都城巨大的消耗。据研究，陕西省从公元前2世纪到1949年共发生旱灾600余次，按陕北、陕南、关中三个地区分别统计，陕北发生了271次，陕南发生了250次，关中发生了326次，以关中发生旱灾为最多。公元6世纪到公元l0世纪是一个干旱时期，旱灾频繁发生，8世纪共发生37次达到峰值；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又进入一个干旱时期，旱灾又频繁发生，到15世纪达到最高峰，超过了8世纪，共发生38次；本世纪到1949年发生旱灾19次，不亚于前两次峰值。1470年～1949年480年期间，持续3～5年的旱灾全省发生8次，陕北、陕南、关中分别为7次、5次、10次。持续干旱年数以关中最长为l5年，旱灾的持续性以关中最强。[14]干旱既是恶劣生态的原因，也是恶劣生态的结果，可以说互为因果。关中干旱趋势和关中生态环境13趋恶化相吻合。
水灾方面，西汉时期，长安水灾2次，东汉时期水灾2次，隋朝无水灾，唐代水灾32次。唐代长安的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12月份，其中以6月份为最多，占全年总数的39％。长安的32次水灾记载中，有8次是只记为“水”“大水”的水灾，未记载其原因，有1次因山洪暴发的“山水”；有23次水灾直接由降雨造成，多是因雨势较猛造成的水灾。尤其是元和年间(806-821年)的水灾比较集中，共有8次，平均近两年一次水灾。唐代的降水量比以前有所增加，造成严重的水灾，不仅较以前次数多，而且灾情十分严重。[15]
在《新唐书》卷36《五行志》当中记录了唐代多种自然灾害，除过水灾外，还有冻灾、蝗灾、雹灾、疫灾等。自然灾害除与人类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有关外，还与全球气候的波动相关。关中地区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之间有紧密的关系，灾害高频发生时期对应为气候波动期。据多位学者研究，唐代整体上是我国历史上温暖湿润的一个时期，唐代中期即8世纪转冷。科学证明，在全球气候变冷期，中纬度变得更加干旱。长安正好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这一干旱带上，再加上秦岭阻碍了暖湿气流北上，使得关中气候更加趋于干旱。“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了我国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向南退缩，干旱和半干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缩短，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频率增大，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北方水稻种植萎缩，粮食单产量下降，同时也使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南迁”，[16](p7)使得关中农业经济呈现出衰退的趋势。
另外，寒冷期与干旱气候结合，造成崛起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少数民族因无法放牧而南下，引起民族冲突及社会的动荡。蓝勇先生研究认为安史之乱就是在唐中期冷湿的气候特征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下发生的。[1](p13)可以说，8世纪气候转冷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政治矛盾。安史之乱后，关中经济遭到破坏，长安的城市经济也遭到很大程度的打击，加速了关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