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满语在语言学上虽被归于北方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却有不少和其他同语系相差较远的特征。例如，辅音l,r不出现在语头本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但满语却没有这个特点。满语里有不少以l开头，发音和汉语拼音的l相似的单词（形容词、名词、动词都有），例如：
labdu（多），lamun（蓝色），langgv（南瓜），largin（繁杂的、错综的），lashala-（决断/动词），lefu（熊），lempi（少白头），leole-（议论/动词），leose（建筑物，楼阁），lifahan（泥泞），liyeliye-（发呆，意识模糊），loho（刀剑），lorin（骡马）。
阿尔泰诸语中以r或l开头的词，都是借自他族语言。例如，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诸语（含蒙古语、布里亚特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等）中以r开头的词主要是借自汉语。具有鲜明阿尔泰语特点、曾被一些学者划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和日语也是一样，它们原本也无l,r的语头，凡是有l,r语头的，起初都是来自汉语，只是汉语发音的借用词，时间久了，这些词汇连同发音方法就成了其体系的一部分。日本人、朝鲜人不但用这种发音方法去吸收他民族的词汇，还用于创造其民族的新词汇
满语和日语、朝鲜语是一样，有大量以辅音l做语头的非借词。这一事实表明汉语辅音l也是满语语音“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辅音l，不但用于名词等文化性质的借用词的语头，还能用来创造动词、形容词之类的本民族语言词汇。这说明l早就在满语语音中根深蒂固，早就是很多满语民族词汇读音的祖先。由此可见汉语语音对满语语音体系“破坏力”之大。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除了入声k，t，p以及鼻音m,n,ng做韵尾外，大多数汉字音都是以元音做韵尾，因此汉语被认为是开音节语。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如蒙古语、突厥语等因语尾多为辅音，所以这些语言被认为是闭音节语。具有阿尔泰语系语法特征，但不属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也是闭音节语，理由就是朝鲜语有27个辅音韵尾，且变化多，即有大量闭音节，闭音节大约占了朝鲜语音节总数的80%。
满语则和汉语一样，是以元音为韵尾的开音节占多数，只有少数以辅音k,r,m,n,ng为韵尾。例如：
baksan（一队、一群、一束），eigen（丈夫）,eihen（驴），fangkala（低的，矮的），fempi（封印，封皮），fiyanggv（末子），forgon（时期，季节），hamgiyari（野猪），honggon（铃），sargan（老婆，妻），sampa（虾），semken（手镯），tampin（盛饮料的壶），xatan（白砂糖），yamji（晚，日没后），yamun（衙门，政府机关）。
由上面的例子还可知，现代满语中有类似於古代汉语的-m韵尾，而-m韵尾在现代汉语（包括不少现代方言）中已经消失。
满语中的r韵尾只出现在语中（满语是多音节，和汉语不同），不在语尾。即使是原本有语尾为辅音r韵的借用语，当它进入满语时，其r韵尾就会被去掉，变成元音韵尾。例如：“镰”在蒙古语中读hadugur，r为语尾，满语借去后就把它的读音转成鼻音韵尾的hadufun；又比如满语的“巴图鲁baturu”，这个词想必有不少人听说过，意思就是勇士、勇气、勇敢的，它是三个音节、语尾为元音的开音节语。baturu来源于蒙古语的r韵尾的闭音节语bahatur。满语在借用它时，为了适合自身的语音特点，就把r韵语尾去掉，使其成为元音u为韵尾的开音节语。
另外，满语中的l不做词头而作为单个音节发音时，确实与汉语的儿化音相似，如：elden--音读“额尔登”，意为“光”；ildun—音读“伊尔蹲”，意为“方便、顺便”，但这里的l是独立音节而不是与前一个音节的韵母结为一体作韵尾。
由上亦可知，汉语中的儿化音不可能来自满语的l或r，因为现代汉语，例如北京话中的儿化音是词语后缀的“儿”不自成音节，而是和前头的音节合在一起作韵尾，使前一音节的韵母成为卷舌韵母。事实上，汉语中的儿化音，其形成不可能晚至清代，因为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徐孝编辑的，与现代北京音已相当接近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把“儿”列入影母之下；由旅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所著，天启六年（1626年）刊行，反映了明末官话音系的《西儒耳目资》把“儿”列入ul韵；1674年赵绍箕所著《拙庵韵悟》中“姑儿”、“瓜儿”、“格儿”等字就要拼为一个音节；另外还有明代俗曲，如赵南星的《芳茹园乐府》中也都有儿化韵脚。

满语中还有类似于古汉语的入声k,t做韵尾（因为音系不同，而入声又是汉语里的一种重要语音现象，所以这里只说是“类似”）。除上面所举例子外，再以一些例子佐证：bokson（弓的一部分，门阀），buksin（伏兵），dethe（矢或翼的羽根），doksin（粗暴的、暴虐的），dukdure-（突起，突出/动词），faksi（工匠，巧妙的），fatha（蹄），haksan（阴险的，凶暴的），hethe（皮带，折痕，花蒂），huthe（疮盖），maksin （舞蹈），makta-（称赞，扔弃/动词），sakda（上年纪了，老了），saksaha（喜鹊），sekte-（铺/动词），sektefun（布团），sukdun（空气、气），tak（咯噔咯噔，喀哒喀哒），taksi-(存续，活得长久/动词)，tokto-（决定/动词），tuttu（这样的）。
这是其同类蒙古语中没有的现象，因此只能说满人不但没有消灭汉语入声，其语言的语音反而有可能受了从前的中原汉语中才有的入声韵尾的影响。
这里顺便说一下，汉语语音中入声消失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现象。语言大师王力指出，早在《诗经》之前就有入声消失现象，例如“岁”字，在《广韵》中为去声，直到现在仍是去声，但在《诗经》里却是和“发”“烈”“褐”等字叶韵，属韵尾为t的入声。上古声调中的入声有长短之分，而长入声（促而长的声调）到中古时代，大约是五世纪或更早时期，就转为去声而消失，只剩下了短入声。中古汉语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入声，实际上就是短入声。入声和韵尾p,t,k有密切关系，如果p,t,k消失，入声就会跟着消失。在宋代，入声p,t,k已经普遍相互通用，显然应转化为喉塞音韵尾。成书于十三世纪末（1292年）之前的《古今韵会》中只有k,t入声，而p的入声字已收到t的入声字里。大约是到十四世纪或更早时期，中原汉语中的p,t,k韵尾就已经消失，字音也就成了开音节，例如“哭”kuk->ku，“扑”puk->pu，“独”duk->du，“酷”kuok->ku，“答”dap->da，“八”bat->ba，“辣”lat->la，“劣”liwεt->lie。
入声消失的过程现在仍在持续。一些有入声的现代汉语方言，如闽北方言的入声韵味，现在一律变成了k；江西的客赣方言，虽保留入声，但一般只有一个或两个塞音韵尾；吴方言，已不再是p,t,k收尾，入声也就只有一个喉塞韵。 也就是说，它们正处于向入声消失的过渡阶段。因有人以上古无轻唇音f为由，认为轻唇音f也是受满语的影响，现再用王力等学者的论证结果来说说这个问题。
由唐末的守温三十六字母（这是传统说法，依据敦煌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只有三十字母）以及唐末宋初期间成书的《韵镜》可知，唇音（也称双唇音，声母分别为帮p,滂p’,并b’,明m。p,p’,m相当于汉语拼音的b,p,m）分化为重唇音（仍称双唇音，初期仍是p,p’,b’,m，到十二、三世纪浊音清化时代，b’分别变为p,p’和f）与轻唇音（也称唇齿音，初期分别是f,f’,v,mv，到十二、三世纪浊音清化时代，v变为f；mv由明母m分化而来，其发音方法与m同，发音部位与v同，故在北方话里就演变成了v，后又变为半元音w，最后变成了u。） 应该是在守温三十六个字母诞生之前，即应该是在唐末之前。甚至可以认为远在九世纪或更早，就已经产生了轻唇音，因为白居易琵琶行已把“妇”字押入遇韵（虞 韵去声）。所以，轻唇音的产生与六七百年后才发展起来的满语没有关系。由《韵镜》还知，至少在唐末宋初期间，就有了舌上音（知系“知、彻、澄”等字的声母），而舌上音的音值，就是卷舌塞音（近似于现代普通话的zh,ch,sh，也有人认为是舌面塞音，但都是有标音，与前中古音不同了）。所以，汉语卷舌音的产生也肯定与满语无关。 隋代601年编撰的韵书《切韵》中尚无轻唇音，也无舌上音。因此可以断定，轻唇音和舌上音的产生与曾占据过北方的五胡以及鲜卑等异族也无关。在此想指出一下，把现代汉语中有而古代汉语中没有，或者把现代汉语中没有而古代汉语中有，当作是胡人语音或者满人语音影响的结果，是很不正确的，而一味地认为汉语越古越好的观点也是非常不对的。如上所述，上古时期只有一套唇音，既只有重唇音，如(p,b’)，到了唐末（最迟在北宋）就多了一套轻唇音(f,v)与之对应，这对区别同音字有极大帮助，否则“滂pang”与“帮bang”都是bang，“谱pu”与“补bu”都念b’u，那就难分辨了。

王力还指出，现代的f是从中古的合口三等的p,p’,b’演变而来的，并非只是从双唇音p’（即ph）演变而来，当然就不是其变形。现代方言中，只有闽方言（闽北、闽南）仍无唇齿音，凡是普通话里的f声母的字，在闽方言中都念p,p’或h。其他方言都有唇齿音。客家话只於“非敷奉”的字保留了点双唇的痕迹，而吴方言，只有极个别字、如“访”才保留了古读。语音发生变化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情。语言学告诉我们，历史上越是远离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当地方言就越保守，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保存的古代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因素就越多。又因为语言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即使是偏僻地方的语言，也还是有变化的，只是速度慢一些而已。偏僻的程度不 同以及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交流的程度不同，语言的演化速度就会不同，各地方言所保留的上古、中古汉语的程度也就不同。福建和广西一些地方方言中保留的古汉语 成分比较多，其因无非是境内大都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地理条件相对封闭，古代交通工具贫乏落后，人们之间的来往极为不便。例如广西白话与历史上一直是南 方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广州的白话虽同属粤方言，但广西白话中保留的古音古词就比广州话多得多。广西桂北平话所保留的上古汉语（秦汉时期）的语音词汇也比较 多。但各地方言也不是自古不变，也同样在演化，只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方向不一样而已。比方说，上古汉语语音只有舌头音而无舌上音，所以，知组字“知彻澄”组字的声母归入舌头音“端透定”三母t,t’,d’(t,t’相当于相当于汉语拼音的d,t)。在现代闽方言和广西桂北平话中，只有“知彻”声母仍保留着上古读音t,t’，而“澄”声母就不再是d’，而是分化成了t,t’。 所以，各地方言并不等于就是上古或中古时期的汉语共同语，它们反映的是汉语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的演化历史。这对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一些地 方的人们以母语中保留了较古老的汉语成分而自豪，也是很正常的。但语言并不是越古越好，语言越古，也不一定就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否则不但大多数中国人， 世界各国人都要复古，都要使用几百年前、乃至几千年的语言了。况且，如上所述，各地方言保留的上古、中古汉语痕迹的程度是不同的，要确定哪里的方言才是最 古老的“标准汉语”，恐怕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
也正因为各地交通情况不同，各个历史时期各地都有汉人迁入，而人们迁入各地后彼此再难相互交流，只能各自发展，于是便形成了各地方言不同，相互难以沟通的语言现象，因此就需要有一种适合社会变动（或者说发 展）需要，又易懂易学，因而能为全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民族共同语。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的语言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有政治文化经济的撑腰，当然就比其 他地方的语言更容易为全民族所接受，也更容易推广。而且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容易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人的来往、物的交流也比较频繁，社会环境、政 治文化经济的变动也较快，语言自然就变动得较快一些，或者说演化的较快些，这也是民族共同语较少保留古代语言因素的重要原因。
其实，今天的民族共同语言是经过千百年的长期演化，不断吸收其他方言乃至其他民族语言中的优秀成分才形成的，想往回走，想去掉长期岁月中的积累，回到千百 前，是很困难的，也是极不现实的。话题有些远了，还是回到现代汉语语音是否为满语语音或是否被满语或被其他通古斯语语音、如被蒙古语破坏的问题上来。
现代汉语（这里指普通话）能区别意义的元音音素不多，只有十个，满语就更少，只有六个，即a,e,i,o(发音与汉语拼音的o不同，与英文top的o发音相近）,u,ū（注意u的上面是-，不是汉语拼音的ü，发音介于o和u之 间），无长短音。与满语同属通古斯语族的一些语言，如蒙古语，其元音就比较丰富，例如蒙古语的元音除了有开口度、舌位、唇形的对立外，还有元音和谐规律或 称母音和谐（阳性和阴性元音字母不能混用在一个单词中），发音有长短，有七个长元音，长短元音还有区分词语意义的作用。蒙古语中的长元音，在满语中都要变成短元音或复元音。

满语有22个辅音字母b,c,d,f,g,h,j,k,l,m,n,p,r,s,t,w,x,y, k’,g’,h’和ng。这里的r不做声母。此外还有10个专门用来拼写来自汉语外来音的借词辅音。这说明满语语音体系受到了其他语言的严重“破坏”，而使用这种满语的人们大都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周边也没有多少汉人，因此，不可能是因为居住地汉人多，满人少才导致了这样的满语，只能说是因为那时的满语不成熟，所以才容易被其他语言语音影响，不成熟的满语当然就不可能破坏得了早就相当成熟的汉语的语音体系。
蒙古语的基本辅音字母为：b c d g h j(dз)k l m n p q(tf)r s t x(f)y(j) z(dz) ng(η)也无卷舌音声母r(r只在借词中做声母，和满语的r一样，在其民族语中只做韵尾，不做声母)。蒙古语也有专门用来拼写外来音的借词辅音：f v w zh ch sh gh kh lh 。其中的舌尖后音zh ch sh是专门用来表示来自汉语的卷舌音借词，如汉语地名和人名的读音，例如Zhou YingYing(周莹莹)。
由此可知，汉语中的zh ch sh这三个舌尖后音是蒙古语的固有音素，因此这些汉语舌尖后音也不可能是受蒙古语语音系统的影响才产生的。另外，蒙古语的有些辅音有腭化现象。如果说汉语中的卷舌音或翘舌音以及“腭化”现象是受胡人的胡语，即受蒙古语或其亲戚语言的影响才产生的，就不知道本是胡人语言的这蒙古语中只用于表示借词发音的卷舌音或翘舌音，以及辅音腭化现象又是受什麽人的语言的影响了。
因见主张汉语普通话为胡语普通话或为满式普通话的人说“汉语普通话六元音无[e]的元音系统构成与满语十分相似”，为避免误导网友，觉得也有必要说明一下。先班门弄斧地简单介绍一下与此相关的语言学基本概念。
不同语言音系的国家或民族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其语言时，一定会进行一番改造加工，使之尽量适合自己的语言音系，因此，即便是形体相同的字母，在不同的具体语言中，代表的音素不一定相同。例如拉丁字母e表示的日语读音，就与它所表的汉语读音不同，而拉丁字母i， 所表的汉语读音也与它所表的日语音不太一样。又由于音位只属于特定的具体语言而无跨语言的音位，即使是相同的音素，在不同的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定相 同，所以，表面上相同的音位在不同的具体语言之间不存在对等的关系。因此，不同的语言，语音系统的结构也就不会相同（如果相同，那就是同一种语言了）。
汉语拼音是用拉丁字母做符号系统。在设计汉语拼音时，考虑到经济简便和通用性等因素，做了一些变通。例如用一字多音的方法，即用同一字母i分别表示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并用前接声母的不同去体现字母i的不同音位变体；e表汉语音；对ê，则用两个字母来表示，即ie和üe。所以，虽然只用六个拉丁字母符号a o e i u ü表示汉语拼音的主要元音，但[–i]（舌尖前音）和[-i]（舌尖后音）。汉语普通话元音格局等级的划分，即从一级元音到四级元音的划分，依据的就是这些汉语主要元音跟韵母中其他成分组合关系（音节结构）的情况以及是否为单字音，所以北京话中有七个一级元音，而o,ê因只能用于像声词、语气词和叹词中，属边际音不是单字音，因此不是一级元音。总共只有六个元音的满语中的o却不是这样。满语中的o可以做单韵母例如：cohotoi（特别的），coro（后天），doso-（忍耐/动词）等等。
满语元音还分阳性a,o,ū、阴性e和中性i,u三类。满语具有元音和谐（又称母音调和）这一阿尔泰语系的共同特征，即满语有阳性元音a,o,ū和阴性元音e不能并存于同一个词内的规律。在同一词内，各音节的元音只能是a，o ，ū以及与之并存的中性元音i,u，或者是e以及与之并存的中性元音i,u；或者只是中性元音i,u。汉语则没有这种元音和谐现象。
所以，如果不了解具体语言，即如果不了解汉语和满语的语音系统结构，只从表示两者元音的拉丁字母的形体大致相同，字母数也相同（何况还不相同呢），是看不出各自语音系统结构的本质的，更不能以“汉语普通话六元音无[e]的元音系统构成与满语十分相似”来断定汉语普通话语音是受了满语语音的影响，断定现代普通话已经被满语破坏了。

满语本属阿尔泰语系，与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语言，特别是与蒙古语有着比较紧密的亲戚关系，满人居住地与蒙古人居住地重叠或相邻，两者自明末起关系又非常密切， 满语中有大量与蒙古语音义相似的词汇（既有借用蒙古语的，也有蒙古语借用满语的，也有同源词），蒙古语等其他亲戚语言的一些语音特征也应该是满语固有的语 音特征。按常理就不该出现上述的偏离、甚至拒绝接受其亲戚语言语音而接近汉语语音特点的现象。可事实上这些现象确实出现了，那麽其原因应该是满语本身尚未 成熟，历史上又长期深受文明程度更高、内涵更丰富的汉语的影响而吸收了包括基础词汇在内的大量汉语成分，其语音系统因此深受影响，因而就有了汉语的一些语 音成分和语音规律特点。这也说明，文明程度更高的语音一旦被吸收到文明程度较低的语言的语音体系中，就会变得非常牢固，所以，当满语在借用其亲戚语言蒙古语的词语时，就不得不改变蒙古语语音以适合它这套带有汉语语音特征的语音体系了。
这应该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世界各族语言的元音体系中，既有安定性好的语音系统也有安定性差的语音系统。文明程度较低的人们的语言，不但词汇贫乏，决定词 汇读音的发音系统也肯定不太健全，即该语言的语音系统的安定性也不如文明程度较高的人们的语言语音系统，因此，当遇到文明程度较高的，词汇量和表现力丰 富、语音系统健全的语言时，受其影响，甚至语音系统都可能为之改变，而不是反过来，即，不会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词汇量和表现力丰富、语音系统健全的语言被 尚未成熟的语言“破坏”。当然，如果持这种语言的人们人数较少，则情况可能不同。事实上，已经有原本具有阿尔泰语特点的语言，因其自身的不成熟（如词汇不 丰富、语音体系不健全）以及深受已经高度发达的汉语的影响，其元音数目，辅音在语中的位置等起了变化的历史先例。由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大晋野教授的对日语的长期研究成果（如其著作《`日本语は如何に成立したか》）可知，日语原本只有四个元音a（前舌广元音）,u（舌窄元音）, ö（中舌半窄元音）,i（前舌窄元音）。当然以辅音r,g,z,d,b为声母的音节也不会位于词头而是中间或末尾。
到了八世纪的唐代，由于大量汉文资料和汉人流入日本，也由于日本积极向中国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再加上日语本身尚未成熟，因而深受汉语的影响。例如，因受汉文资料中的语音以及移居日本、拥有强大势力、能直接影响日本社会上层的汉人的语音的影响，日语新增了四个元音：
e（前舌半窄元音，由ia->e）,
e:（字母e的上面点点¨。中舌窄元音,由ai->e:）,
o（舌半窄元音，由ua->o）,
i:（舌半窄元音，由i->i:）。
这样，日语元音由四个增加到了八个，但不稳定。此时，辅音l也开始出现于词头了，例如“老”lao，“落”laku。日语由此失去了l不出现在语头这一阿尔泰语系的特点。到九世纪前半，l行音（l声母）和浊音也出现在语头，而元音数目减少到六个。又过了一百年，大约在十世纪前半，元音减少到5个，语音系统才因此变得稳定，因此持续到今天。
由以上事实可知，满语虽为阿尔泰语系中的成员，但它的一些语音特点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不同而与汉语的相似，因此，若说语音有影响，应该是汉语语音影响了满语语音，使满语丧失了其本来的语音特点而接受了汉语的语音特点。其他语言，如蒙古语，也有l,r开头的词语，但大都是借词，因此可以推知，如果蒙古语仍继续从汉语里借用词语的话，势必会受汉语语音系统的影响，本来只用于汉语借词音的l,r， 也会像日语、满语那样，成为其语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在的蒙古语语音正处在向汉语语音特点过渡的阶段，换言之，蒙古语正在走满语曾走过的 汉化之路。当然，这对蒙古语来说决不是坏事，因为包括词汇、语音语法在内的汉语成分成为蒙古语的组成部分，就意味着给蒙古语输入了新鲜血液，补充和丰富了 蒙古语，因此就能促进蒙古语的进一步发展。
一些人之所以一见到满语语音中有和汉语语音相同或类似的特征，就当作是汉语语音被满语语音影响的根据，哪怕就是不了解汉语发展历史，哪怕不具备满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最基本知识，仅凭现代普通话与某些地方的汉语方言有些区别，就大叫“现代普通话被满语破坏了，现代普通话不是真正的汉语而是满式汉语或汉式满语”，恐怕是因为有一种很奇特的逆向思维方式或心理因素在作怪吧。

本主帖作为语言学术资料帖申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