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托先知”系列 | 先知上台会更好吗？
2017-02-15 马列之声
【编者按】托派们一个常见的不良嗜好是：喜欢化历史为一系列简单假设，再附上自己的美好愿望，然后在自我陶醉自我催眠中达到对先知膜拜的高潮——比如，他们喜欢假设说：“如果当年成为列宁接班人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如果继续由托洛茨基来主持共产国际、如果苏联按照托洛茨基的方案发展，那么就会……”诸如此类。在他们看来，托洛茨基就是救世主，就是钦定了的“当代列宁”，反之对斯大林的所谓“变节”“蜕变复辟”大加批判；托先知的书和讲话都是一剂剂能瞬间化腐朽为神奇的药方，托先知给出的道路将使得苏联避免“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一切历史苦果，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在他们看来，一旦“不断革命”理论付诸实践，共产主义的天国就将降临人间。充斥于这些论调背后的是一种“历史由领袖创造”的逻辑。
这种逻辑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了。今天我们暂且把这些逻辑放到一边，先来看看托洛茨基的一些基本主张：比斯大林更激进的农业改造、随意照搬俄国模式、否定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反抗运动……若是它们得到实施，其后果也恐怕不比托派们一直热衷于攻击的斯大林政策好到哪去。固然，斯大林体制问题很多，但它毕竟是那个历史环境和时代里唯一现实的选择，其性质和历史作用不是托派们靠点看似深刻实际干瘪的“阶级分析”“官僚堕落”就能够涵盖的。
当然，托先知似乎指出了一条道路，但那无疑是一条只会比斯大林模式更糟糕的死路。
问题不该是“本应是什么”，而应该考察历史造成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判断托派主张的标准也不应该看他们对“工人民主”“民主计划经济”的描绘多么美妙诱人，而是看这些主张是否具备可行性和政治经济的合法性。
■托洛茨基：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由于，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工业化和未来的农业政策是苏联左派反对派的关键问题，所以当斯大林接过反对派的所有政策并使用强化的形式推行之后，托洛茨基处于尴尬的地位。托洛茨基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宣布斯大林的确完成了反对派的目标，但却是以官僚的、不适当的方式完成的。“左派反对派是起始于为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得胜，也就是说，自1928年以来，苏联政府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官僚方式歪曲的应用了左派反对派的原则。”[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3——1934），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2年版，第274页] 执政的逻辑“迫使”官僚政府为其自身利益执行这些措施；尽管它是以歪曲的方式完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但这些变化本身还是“进步的”，而且是左派的压力强迫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在革命的创造力量与官僚政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假若斯大林主义的机器在某些限度上不断停止发挥作用，假若这部机器发现自己甚至被迫突然转向左倾，那也首先是在无组织、支离破碎但仍然强大有力的革命党的成分的压力下发生的。”[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224页]至于集体化，托洛茨基批判了急于求成和经济准备不足的情况。强调斯大林主义者把集体农庄当作社会主义组织是错误的，说集体农庄不过是一个过渡形式。更有甚者，集体化结果成了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步。
在《被出卖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通过把土地交给集体农庄而废除了土地国有化；他还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作为副业，这样做又加强了“个人主义”成分。这样一来，在苏联农村遍地荒芜、成百万的农民正在饿死，或者仅靠最终得到的准许保留的自留地才得以生存的时候，托洛茨基主要关心的却是这件事情代表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甚至认为对富农的斗争不够彻底，斯大林给了富农一个机会，使其在集体农户中组织起来；而且在第一次粛反运动后还做出了更多的实质性让步，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这是托洛茨基1935年的路线，当时他察觉到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倒向右倾”，因此便在苏联国内事务中寻找类似的转向迹象。）
在《被出卖的革命》和其他著作中，托洛茨基几次谴责苏联工业引用“残酷的”计件工作制。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很难看出，他认为对于生产率的物质刺激是应当由警察强制所取代呢，还是应当由革命热情所取代？在后一种情况下，革命热情又怎样才能激发起来？
由于，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工业化和未来的农业政策是苏联左派反对派的关键问题，所以当斯大林接过反对派的所有政策并使用强化的形式推行之后，托洛茨基处于尴尬的地位。托洛茨基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宣布斯大林的确完成了反对派的目标，但却是以官僚的、不适当的方式完成的。“左派反对派是起始于为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得胜，也就是说，自1928年以来，苏联政府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官僚方式歪曲的应用了左派反对派的原则。”[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3——1934），G.布莱特曼、B.司各特编，1972年版，第274页] 执政的逻辑“迫使”官僚政府为其自身利益执行这些措施；尽管它是以歪曲的方式完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但这些变化本身还是“进步的”，而且是左派的压力强迫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在革命的创造力量与官僚政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假若斯大林主义的机器在某些限度上不断停止发挥作用，假若这部机器发现自己甚至被迫突然转向左倾，那也首先是在无组织、支离破碎但仍然强大有力的革命党的成分的压力下发生的。”[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224页]至于集体化，托洛茨基批判了急于求成和经济准备不足的情况。强调斯大林主义者把集体农庄当作社会主义组织是错误的，说集体农庄不过是一个过渡形式。更有甚者，集体化结果成了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步。
在《被出卖的革命》中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通过把土地交给集体农庄而废除了土地国有化；他还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作为副业，这样做又加强了“个人主义”成分。这样一来，在苏联农村遍地荒芜、成百万的农民正在饿死，或者仅靠最终得到的准许保留的自留地才得以生存的时候，托洛茨基主要关心的却是这件事情代表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甚至认为对富农的斗争不够彻底，斯大林给了富农一个机会，使其在集体农户中组织起来；而且在第一次粛反运动后还做出了更多的实质性让步，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这是托洛茨基1935年的路线，当时他察觉到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倒向右倾”，因此便在苏联国内事务中寻找类似的转向迹象。）
在《被出卖的革命》和其他著作中，托洛茨基几次谴责苏联工业引用“残酷的”计件工作制。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很难看出，他认为对于生产率的物质刺激是应当由警察强制所取代呢，还是应当由革命热情所取代？在后一种情况下，革命热情又怎样才能激发起来？
■对其他国家的革命总能给出“现成答案”
至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喋喋不休的谈论，由于实现“一国社会主义”而世界革命正在被放弃，正因如此，德国、中国和西班牙的革命相继被出卖了。（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西班牙内战“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他没有说在1923年是否应该派遣红军去支援德国共产党人（像他自己曾于1920年徒劳地尝试过的那样），或者在1926年去支援中国共产党人。总之，托洛茨基反对支持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削弱资本主义大国方面常常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托洛茨基却认为它有害，理由是：殖民地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共产党会使革命持续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例如，提出印度能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以其他方式获得独立就很荒唐，这是被历史规律绝对排除的。俄国的例子表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始就由无产阶级即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不断革命”。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模式绝对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所以不管他是否了解那些国家的历史及其具体情况，对于那里的一切问题他总有现成的答案。
托洛茨基并不否认处在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在能够完全控制局势之前必须采用过渡性目标。所以，在1931年8月给中国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建立一个国民议会的思想，决不能从纲领中撤掉，因为在争取贫苦农民的支持时，“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召集一次国民议会，这是为了不引起农民的怀疑和不给资产阶级留下煽动的把柄”[（《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128页）。而在别处，我们却读道：重复列宁在1917年以前使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
俄国革命开始时，政府被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写道：“的确，在那以后，我们称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但是，这时无产阶级专政早已成为事实，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这样工农政府的名字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或恐慌”（《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308页）总之，共产党人一旦掌权，虚假骗人的名称也不会有危害了。
至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喋喋不休的谈论，由于实现“一国社会主义”而世界革命正在被放弃，正因如此，德国、中国和西班牙的革命相继被出卖了。（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西班牙内战“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他没有说在1923年是否应该派遣红军去支援德国共产党人（像他自己曾于1920年徒劳地尝试过的那样），或者在1926年去支援中国共产党人。总之，托洛茨基反对支持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削弱资本主义大国方面常常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托洛茨基却认为它有害，理由是：殖民地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共产党会使革命持续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例如，提出印度能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以其他方式获得独立就很荒唐，这是被历史规律绝对排除的。俄国的例子表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始就由无产阶级即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不断革命”。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模式绝对适用于世界所有国家，所以不管他是否了解那些国家的历史及其具体情况，对于那里的一切问题他总有现成的答案。
托洛茨基并不否认处在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在能够完全控制局势之前必须采用过渡性目标。所以，在1931年8月给中国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建立一个国民议会的思想，决不能从纲领中撤掉，因为在争取贫苦农民的支持时，“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召集一次国民议会，这是为了不引起农民的怀疑和不给资产阶级留下煽动的把柄”[（《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128页）。而在别处，我们却读道：重复列宁在1917年以前使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
俄国革命开始时，政府被称为代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写道：“的确，在那以后，我们称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但是，这时无产阶级专政早已成为事实，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这样工农政府的名字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或恐慌”（《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308页）总之，共产党人一旦掌权，虚假骗人的名称也不会有危害了。
■如果“先知”上台后对外政策会怎么样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像多伊彻）常常强调他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把这件事当作他的殊荣。他确实批判过这个口号，因为它割断了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但就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他似乎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政策。他写道，与那些不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寻求恢复社会民主制的组织之间不可能有持久的合作。正是在同一时期，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同时指责斯大林主义者谈论“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向社会民主党人投降。1933年6月，纳粹刚刚获得胜利后，他宣称不能想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统一战线，他们是希特勒的走狗。然而，托洛茨基真的发怒是由苏联在1934年至1935年改变政策引起的。斯大林主义者最终露出了其右倾面目，他们正在使自己与第二国际的叛徒结成同盟。更有甚者，他们还在谈论什么和平、国际仲裁以及把国家分为民主的与法西斯的，好像这是重要区别似的。他们讲法西斯主义有发动世界战争的威胁，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必须懂得，帝国主义战争是有“经济基础”的。他们甚至在日内瓦还接受了一个公式，在术语上把侵略者定义为可以同样用于一切战争，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是对资产阶级绥靖主义的投降。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不能反对一切战争，他们把那类应时口号留给贵格会教徒（Quakers）和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的观点评判战争，对资产阶级所划分的侵略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区别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战争不管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是正确的战争，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则是犯罪。
其实，托洛茨基早先所有要改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的呼吁都是迷惑人的，即使他掌权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他似乎想象能够面对（vis-à-vis）社会民主党人而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纯洁”，同时在特殊情况下请求后者给予帮助。为防止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斯大林提出“人民阵线”的政策，与社会党人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这时，他意识到其政策若想成功，他无论如何要在宣传方面付出代价。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可以与社会党人组成反纳粹战线，同时在每一关键时刻斥责他们为骗子、资产阶级代理人、工人阶级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唯一的禁忌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很明显，若是他那时负责第三国际，他的方针甚至会远不如斯大林的政策。
列宁认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多次重复这个观点）依靠国际条约、仲裁、裁军等等是无用的反动饶舌，托洛茨基完全、彻底地拥护这种观点。谁是侵略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阶级发动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任何战争中都是“正义的”，不论战争是谁挑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真的以为自己被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所束缚住。斯大林关心的是苏联国家的安全，不是世界革命，所以在各种场合下不得不把自己扮成和平的倡导者和国际法与民主的维护者。然而，托洛茨基则相信时局的主要因素仍像他在1918年所看到的那样：一边是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边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无产阶级等待着正确的口号以发动革命。斯大林这位实力政策的倡导者不信任“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把欧洲的诸多共产党作为推行苏联政策的工具。托洛茨基提倡不断发动“革命战争”，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础是确信从事物的本质和历史规律来看世界无产阶级是倾向于革命的，只是由于斯大林官僚政府的错误方针才使得这种内在的倾向不能奏效。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像多伊彻）常常强调他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把这件事当作他的殊荣。他确实批判过这个口号，因为它割断了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但就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他似乎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政策。他写道，与那些不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寻求恢复社会民主制的组织之间不可能有持久的合作。正是在同一时期，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同时指责斯大林主义者谈论“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向社会民主党人投降。1933年6月，纳粹刚刚获得胜利后，他宣称不能想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统一战线，他们是希特勒的走狗。然而，托洛茨基真的发怒是由苏联在1934年至1935年改变政策引起的。斯大林主义者最终露出了其右倾面目，他们正在使自己与第二国际的叛徒结成同盟。更有甚者，他们还在谈论什么和平、国际仲裁以及把国家分为民主的与法西斯的，好像这是重要区别似的。他们讲法西斯主义有发动世界战争的威胁，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必须懂得，帝国主义战争是有“经济基础”的。他们甚至在日内瓦还接受了一个公式，在术语上把侵略者定义为可以同样用于一切战争，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是对资产阶级绥靖主义的投降。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不能反对一切战争，他们把那类应时口号留给贵格会教徒（Quakers）和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的观点评判战争，对资产阶级所划分的侵略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区别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战争不管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是正确的战争，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则是犯罪。
其实，托洛茨基早先所有要改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的呼吁都是迷惑人的，即使他掌权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他似乎想象能够面对（vis-à-vis）社会民主党人而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纯洁”，同时在特殊情况下请求后者给予帮助。为防止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斯大林提出“人民阵线”的政策，与社会党人组成反法西斯联盟。这时，他意识到其政策若想成功，他无论如何要在宣传方面付出代价。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可以与社会党人组成反纳粹战线，同时在每一关键时刻斥责他们为骗子、资产阶级代理人、工人阶级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唯一的禁忌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很明显，若是他那时负责第三国际，他的方针甚至会远不如斯大林的政策。
列宁认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多次重复这个观点）依靠国际条约、仲裁、裁军等等是无用的反动饶舌，托洛茨基完全、彻底地拥护这种观点。谁是侵略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阶级发动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任何战争中都是“正义的”，不论战争是谁挑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真的以为自己被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所束缚住。斯大林关心的是苏联国家的安全，不是世界革命，所以在各种场合下不得不把自己扮成和平的倡导者和国际法与民主的维护者。然而，托洛茨基则相信时局的主要因素仍像他在1918年所看到的那样：一边是帝国主义国家，另一边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无产阶级等待着正确的口号以发动革命。斯大林这位实力政策的倡导者不信任“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把欧洲的诸多共产党作为推行苏联政策的工具。托洛茨基提倡不断发动“革命战争”，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础是确信从事物的本质和历史规律来看世界无产阶级是倾向于革命的，只是由于斯大林官僚政府的错误方针才使得这种内在的倾向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