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汉堡首饰街的一块纪念牌，上有关于汉堡唐人街和纳粹对华人迫害的简介】
本帖原作者：51师
德国从未侵略过中国？德国从未杀害过中国人？
某些人别忘了：当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德国也在其列。而八国联军的统帅，正是德国人瓦德西。
抛开以上，我们再来说说，纳粹德国对于中国人的迫害。
尽管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德国境内的华人华侨在从1933年到1945年的纳粹德国时期，还是遭到了纳粹党政府对其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迫害。尤其在中徳关系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破裂后，纳粹德国政府原本对华人的监控和打压最终升级为了直接的迫害。绝大多数华人都被迫离开德国，剩下的则被悉数关入了纳粹劳改营或集中营，遭到残酷虐待。截止到二战结束，位于柏林、汉堡和不来梅所有的华人社区均被清除，德国境内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华人的存在。

华人移民德国的历史已有百年，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大量华人因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欧洲大陆，德国成为他们的落脚地之一。德国并非没有唐人街，事实上，20世纪初汉堡就出现过唐人街，在圣保利区首饰街(Schmuck Strasse)一带曾聚居了2000多位华人，被当地媒体称为“汉堡小中国”。
最初到达德国的中国人多是来自广东和浙江的船员水手，这些人在抵达德国后，通常会在船只维护、装货的时候上岸休假一段时间。久而久之，在汉堡和不来梅这样的德国北部港口城市便开始出现了中国人的聚集区。位于汉堡中区圣保利的汉堡唐人街最终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华人社区。汉堡唐人街位于圣保利的主干道绳索街旁，从首饰街到大自由街的一片区域。
当1921年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设立时，此处已有超过2000名华人居住，除了职业水手，绝大多数华人都以餐饮业和娱乐业为生，经营着大量的中餐馆、酒吧、咖啡馆和歌舞厅，除此之外也有诸如鸦片馆和赌场之类的非法场所，管理着鸦片和武器的走私贸易。虽然规模远不比同时期国际著名的伦敦与洛杉矶唐人街，但结合了中国饮食和西方娱乐的汉堡唐人街依然很受德国当地人的欢迎。到1920年代，混乱神秘又热闹非凡的汉堡唐人街已经成了享誉全德的著名景点，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和路德维希·于尔根这样的著名德国作家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充满东方异域风情的唐人街有过生动的描述。

自1920年代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则开始出现在柏林，这些学生大多具有左翼的激进政治倾向，其中不少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比如朱德和廖承志，以及专门前来柏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周恩来）。除此之外也有许多人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在柏林建立了名为“中文语言圈”（Zirkel für chinesische Sprache）的左翼知识分子沙龙。当地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一些德国人对唐人街内暗藏的黑帮和走私犯深感不安（虽然唐人街内的确存在非法活动，但事实状况被种族主义者们的偏见严重夸大），1925年右翼保守的的《德意志报》甚至还将中国移民称之为“黄祸”。
不过，因为20世纪初如火如荼的中德合作，德国官方并没有对华人采取太过份的制裁手段。随着1920年代初中国总领事馆在德国的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方面也得以通过官方渠道为德国华人提供法律保护。德国的第一个正式华人协会——“水手馆”——便由德国华侨陈纪林于在1929年的双十节在汉堡唐人街成立。

【20-30年代，汉堡唐人街的各式招牌】
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后，最初并未对中国人进行太多的迫害，希特勒本人也对中国文化颇为赞赏，并没有认为中国人属于“劣等人”（虽然也没有像对日本人那样赋予其“荣誉雅利安人”的待遇）。更何况中德合作此时正处于蜜月期，华人在德国的生活一开始并没有多少改变。
然而随着纳粹党对反对势力的清洗愈演愈烈，拥有大量左翼情绪的德国华人便成为了政府打压的目标。尽管大多数普通华人平民在政治上并不积极，政府还是对华人社区展开了监视与威胁，再加上德国民间传统的种族歧视得到了纳粹党的煽动与承认，华人在德国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自1936年起，盖世太保、汉堡警察和海关人员对汉堡唐人街的突击搜查越来越频繁，华人只要被发现违反了纳粹当局外汇调查办公室严苛的经营条例就会被逮捕。1938年1月25日，隶属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的党卫队国家安全总局中国人中心（Zentralstelle für Chinese）在柏林、汉堡和不来梅成立，专门负责控制中国移民和阻止德国华人数量的增加。此时纳粹政府对德国华人的各种刁难就已经不仅仅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了——中国人中心在成立后便公布了多条带有明确种族主义色彩的法令，比如“与德国女人同居或产生私生子女的中国人”一律会被禁止续签签证并逐出德国。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搜捕行动发生在1938年的10月13日，共69名首饰街的华人被拘捕并带到了盖世太保的汉堡警察总部，其中10人因没有携带证件被关押，其余59人因为实在找不出犯罪证据，最终被释放。
在如此的压迫下，大量中国留学生和华侨选择回国，一些左翼激进人士甚至还前往内战中的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根据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的报告，截至1935年仍留在德国的华人数已降至约1800人，到1939年二战前夕则仅剩1138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德合作开始逐渐终结。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遂与德国断交；1941年12月9日，中国最终对德宣战并正式加入同盟国。中德宣战意味着中国领事馆为德国华人们提供的最后一层法律保护也被剥夺，纳粹当局对德国华人的迫害随即进入高潮。

【唐人街的“新中国楼”海报】
1942年春，被德国扣押的中国船员水手共165人被集中到汉堡，被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强制劳动。同年，柏林中国人中心以“通敌”“间谍”“在英国军舰上做事”等捏造的罪名将依然居住在柏林唐人街的最后323名华人全部逮捕，并最终将其统一押往位于汉堡中区威廉堡的明日劳动营。
1944年5月13日，盖世太保针对汉堡唐人街展开了代号为“中国行动”（Chinesenaktion）的大规模抓捕。尽管“水手馆”的领袖陈纪林通过在纳粹当局内部的眼线事先探听到了风声，并组织了超过100名华人逃离，但还是有129名华人和少数与华人同居的德国女人留在了首饰街。[4]这次中国行动由阿尔伯特·施韦尔姆（Albert Schwelm）的汉堡盖世太保负责，从封锁周边道路到挨家挨户的搜捕共动用了超过200名汉堡警察和盖世太保人员，比首饰街最后剩下的居民总数还要多。在这次行动中，最后的这一批129名德国华人们被以“通敌罪”集体逮捕。押送到著名的汉堡第15号戴维警局后，这些人又被送到了位于霍尔斯滕格拉斯大街的汉堡拘留所，最终被关进了福尔斯比特监狱（该监狱的一部分被改装成为了纳粹集中营）。[8] 华人囚犯们在这里受到了盖世太保的残酷虐待，不少人都死于狱中。

【汉堡明日劳动营原址，营房早已无影无踪，如今只剩下一小块纪念牌（后方树荫下）证明其过去的存在】
1944年9月，约60至80名华人囚犯被从福尔斯比特监狱转到了威廉堡的明日劳动营，使得明日劳动营成为了纳粹德国最大的华人囚犯集中地。在纳粹监狱体系中，劳动营（Arbeitserziehungslager）不同于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专门负责为德国公司和军方提供劳工。虽然如此，明日劳动营的生活条件相比纳粹集中营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劳动营内的政治犯们被强迫参加汉堡和附近地区的劳动，或在工厂中从事低等工作，或在郊外为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挖掘工事，实际上就是被当作奴隶使用。根据纳粹官方文件可以确认，因虐待和劳累过度在劳动营中遇难的华人为17名，然而由于在战争末期德国动荡，记录混乱而且大量档案丢失，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福尔斯比特监狱里的剩下华人囚犯们，一少部分在几个月后被释放，不过更多的则被作为奴隶苦工转送到了其它纳粹劳动营或集中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最后都到了臭名昭著的诺因加默集中营，具体数量不详，是否有人最终活到了被盟军解放也不得而知。在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时节，新华社记者曾走访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各大集中营档案馆进行调查采访，确认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曾有至少5名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来自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华裔）被囚禁；德国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也有至少3名中国人；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则发现了至少有一名中国人幸存到了被苏军解放。这些人到底是被纳粹从柏林、汉堡或不来梅的华人社区抓来后转送至此，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在德国其它地区被抓，已然不得而知。
在中国行动中被捕的与华人同居的德国女人（她们或是华人的女友或妻子，或只是华人的朋友）也被纳粹当局冠以“中国荡妇”的名号，以“种族亵渎”罪将其送往集中营，这些妇女的具体姓名以及人数已经无从查找。[6]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盖世太保之所以会发起中国行动，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

【汉堡唐人街最后的遗迹：“香港饭店”（Hong Kong Bar）小旅馆】
当中国国民政府在战后开始收容在德华人时，只确认了148名中国行动中的幸存华人。这些幸存者们绝大多数都选择回到中国，仅有少数人依然决定留在德国。其中之一便是的张天林（音译自德语Chong Tin Lam），他在中国行动后被关在福尔斯比特监狱，后又辗转多个劳动营和集中营。在与1945年4月18日从位于德国北部基尔的劳动营被释放后，张天林回到了已经没有了华人的汉堡唐人街，并开办了战后德国的第一家中餐馆（战前德国所有的中餐馆和华人旅馆都已被纳粹摧毁）。张天林在1983年（也有一说1981年）去世后，这家名叫“香港饭店”（Hong Kong Bar）的小旅馆由其女玛列塔·张（张与德国女友的私生女）继续经营，一直营业至今，是当地不少老水手们喜欢聚集的地方，也是曾经在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汉堡唐人街所留下的最后痕迹。

【“香港饭店”的墙上，仍挂着创始人张天林先生的照片。法国《欧洲时报》德国版提供照片】
“我们的前老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抗争者！”原来的女店员布基特说道。战后，曾经以来往汉堡的中国旅客为主要客源的旅馆生意，因中国人的离去变得举步维艰。张先生顶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将“香港饭店”的生意坚持下来，并操持得有声有色。旅馆曾经过数次翻修，内部格局没做什么变化，以尽量保留“小中国”当年的印记。而旅馆前台悬挂的一张张在“小中国”时代，各国旅客留下的旧钞和明信片，继续向人们述说着那段有关“消失的唐人街”的历史。
之后，以张天林为首的一些中国行动的华人幸存者战后曾向联邦德国政府申请赔偿，或者至少退换被盖世太保和纳粹当局没收的个人财物，却被赔偿办公室（Wiedergutmachungsamt）拒绝，理由是中国行动并非纳粹大屠杀的一部分。法院最终也判定盖世太保和汉堡警察在1944年针对中国人的大规模抓捕有着非纳粹种族主义的正当政治理由，所以中国行动只是一次“普通的警察行动”，德国政府没有义务为受害者赔偿。尽管张天林有着德国前政治犯委员会和纳粹政权受害者协会的正式会员身份，此事最终仍然不了了之。

附上纪录片《陌生的家乡》的土豆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B-k8V0r5Ig

参考文献
^ Lars Amenda（拉尔斯·阿梅达）. 《从中国到大自由街：20世纪汉堡的中国移民》. 汉堡国际. 2013年6月6日 [2016年5月5日].
^ 2.0 2.1 Benton, Gregor（格雷戈尔·班顿）. “德国”. 《中国移民与国际主义》. 罗德里奇. 2007年. ISBN 978-0-415-41868-3.
^ 3.0 3.1 3.2 Huhtasaari, Hanna（汉娜·霍塔萨里）. 《汉堡被遗忘的唐人街：鸦片与比尔森生啤》. 明镜在线. 2008年6月9日 [2016年5月5日].
^ 4.0 4.1 4.2 凤凰网历史频道综合报道. 《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年：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集中营？》. 凤凰网. 2015年1月27日 [2016年5月4日].
^ 阿道夫·希特勒. “2月13日”. (编) François Genoud（弗朗索瓦·哲努）. 《希特勒的遗嘱：希特勒-鲍曼文件》. 由Stevens Colnel（史蒂文斯·科内尔）翻译 . 伦敦: Cassell & Co.（出版社）. 1961年. ASIN B001CGPDSA.
^ 6.0 6.1 6.2 Amenda, Lars（拉尔斯·阿梅达）. 《陌生人的海港城市：中国移民及汉堡对其的态度1897-1972》. 慕尼黑: Dölling und Galitz Verlag（出版社）. 2006年. ISBN 978-3-937904-36-8.
^ Gütinger, Erich（埃里希·居丁格尔）. “德国华人社区简记：过去与现在”. (编) Benton, Gregor（格雷戈尔·班顿）; Pieke, Frank N. （弗兰克·N·皮克，中文名彭轲）. 《欧洲的中国人》.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 1998年. ISBN 978-0-312-17526-9.
^ 8.0 8.1 首饰街唐人街纪念牌. 维基共享资源. 2013年3月17日 [2016年5月4日].
^ Amenda, Lars（拉尔斯·阿梅达）. “‘中国行动’：国家社会主义汉堡的种族政治和迫害”. 《汉堡历史协会期刊》 (汉堡: 汉堡历史协会). 2005年, 91. ASIN B00KQ4PEWE.
^ Hücking, Renate（雷娜特·赫金）; Launer, Ekkehard（埃克哈特·劳纳）. “‘唐人街——并不很自由”. 《嘟嘟吹吹：八个世纪的汉堡港湾游》. 汉堡: Galgenberg Verlag（出版社）. 1989年. ISBN 3-925387-42-0.
^ 陈磊. 冉文娟, 编. 《德国唐人街：汉堡“小中国”的兴起与衰落(组图)》. 中国侨网. 2014年9月19日 [2016年5月5日].
^ 《陌生的家乡》. 汉纳斯·罗斯概念设计. 2011年 [2016年5月5日].

德国《明镜》文章，有关汉堡唐人街的，德文。
发不出链接，只能发原博客文章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cf5980100awo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