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问题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否与他早年的思想相矛盾？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也不例外。但人的思想变化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一个人后来的思想是他以前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前后一贯；另一种是一个人后来的思想与他以前的思想判然不同，是对以前思想的彻底否定，前后矛盾。马克思一生中的思想变化显然属于前一种。但有些人却总是热衷于制造“两个马克思”或“三个马克思”，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是对他早年或中年思想的否定。这方面的表现很多，下面举两例加以剖析。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也不例外。但人的思想变化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一个人后来的思想是他以前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前后一贯；另一种是一个人后来的思想与他以前的思想判然不同，是对以前思想的彻底否定，前后矛盾。马克思一生中的思想变化显然属于前一种。但有些人却总是热衷于制造“两个马克思”或“三个马克思”，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是对他早年或中年思想的否定。这方面的表现很多，下面举两例加以剖析。
例1马克思早年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具体情况如何， 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了晚年，马克思才认为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种认识是肤浅的、表面的，没有掌握马克思思想变化的深邃。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发现唯物史观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看似矛盾、实际上完全一致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按其本性，它要开拓世界市场，把它的触角伸到世界上的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愿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13〕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版序言中指出，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14〕。又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这是不是说，马克思当时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毫不例外地都要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当然不是。
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凯歌行进的同时，也创造了它走向灭亡的条件。一是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的巨大生产力，二是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则要为人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6〕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以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是像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是指那些控制着世界市场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运动”〔17〕。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造成的普遍性的世界交往，足以使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把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也带到新社会中来，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时候，甚至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的时候，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和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他们认为要等到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了。
这种认识是肤浅的、表面的，没有掌握马克思思想变化的深邃。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发现唯物史观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在他们的头脑中，就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看似矛盾、实际上完全一致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按其本性，它要开拓世界市场，把它的触角伸到世界上的每一角落，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愿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13〕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版序言中指出，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14〕。又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5〕这是不是说，马克思当时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毫不例外地都要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当然不是。
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凯歌行进的同时，也创造了它走向灭亡的条件。一是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的巨大生产力，二是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则要为人类创造一个共产主义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6〕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以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是像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是指那些控制着世界市场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运动”〔17〕。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造成的普遍性的世界交往，足以使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把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也带到新社会中来，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时候，甚至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的时候，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和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他们认为要等到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了。
把马克思、恩格斯这两种思路（也许说同一种思路的两个方面更确切）统一起来，就不难看出，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从来没有认为只有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中期的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已经蕴育或包含了有些国家和民族、甚至是相当多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们在晚年提出的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他们以前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他们以前已经蕴含在头脑深处的思想直接表达出来，前后一贯，并没有什么矛盾。
例2 马克思、 恩格斯在早年寄希望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晚年由于“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因而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上来，并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看法同样是肤浅的、片面的，没有透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深处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有两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起着作用。一种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抱乐观态度。尽管他不断总结西欧革命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上。他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确实曾经讲到：“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18〕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把这个经验教训上升到更加一般的理论高度，成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丧失信心。他坚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0〕恩格斯同样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于厚望，并对它抱乐观态度。就在马克思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不久，恩格斯写了《1877年的欧洲工人运动》一文，他满怀豪情地指出：“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发展着，而且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21〕
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还那么关心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并希望它尽快取得胜利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想，即资本主义的扩张会在前资本主义民族中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腐朽，但它如果在西欧以外的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则是新生的，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他担心在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西欧以外的广阔地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坡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2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晚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希望俄国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种看法同样是肤浅的、片面的，没有透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深处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有两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起着作用。一种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抱乐观态度。尽管他不断总结西欧革命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上。他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确实曾经讲到：“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18〕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把这个经验教训上升到更加一般的理论高度，成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丧失信心。他坚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0〕恩格斯同样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于厚望，并对它抱乐观态度。就在马克思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不久，恩格斯写了《1877年的欧洲工人运动》一文，他满怀豪情地指出：“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发展着，而且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21〕
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还那么关心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并希望它尽快取得胜利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想，即资本主义的扩张会在前资本主义民族中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腐朽，但它如果在西欧以外的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则是新生的，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他担心在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西欧以外的广阔地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坡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2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晚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希望俄国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至于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面已经讲过，这是把列宁的思想加到马克思头上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来没有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先于西欧取得胜利，而且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思想，说明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是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
首先，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取得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自身缺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只能来自西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会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拱手让给东方落后国家去搞社会主义，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取灭亡。所以在西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 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是，“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又说：“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一些，如果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23〕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讲得更加清楚。他指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走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24〕。
其次，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为东方落后国家做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样板的时候，东方落后国家才能仿效这种样板，对本国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对这一点讲得非常透彻。他说：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先后顺序具有普遍性。他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25〕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仅丝毫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反而证明他们坚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并取得胜利。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是根本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相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在这之前取得胜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本来是一回事。
首先，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取得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自身缺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只能来自西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会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拱手让给东方落后国家去搞社会主义，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取灭亡。所以在西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 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是，“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又说：“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一些，如果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23〕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讲得更加清楚。他指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走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24〕。
其次，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为东方落后国家做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样板的时候，东方落后国家才能仿效这种样板，对本国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对这一点讲得非常透彻。他说：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先后顺序具有普遍性。他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25〕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仅丝毫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反而证明他们坚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并取得胜利。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是根本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相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在这之前取得胜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本来是一回事。
■能否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我国理论界有些人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生动例证，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正确的。例如，《东方社会之路》一书的作者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落后国家是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证明”〔26〕。“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完整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被证实。”〔27〕该书作者在“结束语”中更加明确地说：“历史已经证明，俄国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则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都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证实”〔28〕。
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而且和他们当时的设想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上面引证的这些话拖泥带水，附加因素太多。我们需要先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附加因素，然后直接了当地分析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第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跨越”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么俄国和中国在革命胜利以前，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恩格斯在其逝世前夕，已经明确讲过，“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29〕，“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30〕。到20世纪初，列宁更是多次明确肯定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无需赘述。既然俄国在革命前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中国革命前的社会性质问题比较复杂，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第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先决条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西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联合起来向它们进攻或搞各种阴谋颠覆活动，妄图把它们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第三，列宁提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先于西欧取得胜利，但他从来没有说过首先取得胜利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列宁一向认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这个基本条件。如果谁说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那他就是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在列宁看来，让前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和让没有结婚和怀孕的妇女生出小孩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是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既可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也可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就目前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少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有些甚至相当落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民粹派借口俄国生产技术落后，否认当时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对此，列宁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等等情况而把我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31〕由此可见，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混为一谈，是对列宁思想的严重误解。
我国理论界有些人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生动例证，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正确的。例如，《东方社会之路》一书的作者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落后国家是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证明”〔26〕。“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完整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和被证实。”〔27〕该书作者在“结束语”中更加明确地说：“历史已经证明，俄国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则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都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证实”〔28〕。
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而且和他们当时的设想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上面引证的这些话拖泥带水，附加因素太多。我们需要先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附加因素，然后直接了当地分析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为什么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第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跨越”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么俄国和中国在革命胜利以前，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恩格斯在其逝世前夕，已经明确讲过，“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29〕，“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30〕。到20世纪初，列宁更是多次明确肯定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无需赘述。既然俄国在革命前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了。中国革命前的社会性质问题比较复杂，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第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先决条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在西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联合起来向它们进攻或搞各种阴谋颠覆活动，妄图把它们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第三，列宁提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先于西欧取得胜利，但他从来没有说过首先取得胜利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列宁一向认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这个基本条件。如果谁说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那他就是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在列宁看来，让前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和让没有结婚和怀孕的妇女生出小孩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是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既可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也可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就目前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少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有些甚至相当落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民粹派借口俄国生产技术落后，否认当时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对此，列宁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等等情况而把我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31〕由此可见，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过渡到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混为一谈，是对列宁思想的严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