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受大湿看到我的批判德三FXS政权的文章，立刻发出黔驴技穷的哀嚎，宣称苏联“制造”乌克兰饥荒，“更胜一筹”。

在批判他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搞农业集体化？
在1927年12月的联共（布）十五大上（也就是批准将托季联盟众骨干开除出党的那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加速推进农业集体化，并不顾布哈林派的反对将农业集体化列为党的基本任务。此后由于形势的推动而转入全盘集体化（实际上直到1929年4月，联共（布）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还认为“鉴于即使竭力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产品的增加在最近几年内主要还是要依靠贫农中农个体经济，而且小农经济还远没有用尽并且不会很快就用尽它们所有的潜力”呢）
另外，不管后世的布尔乔亚砖家如何做文章，也不管FXS分子、滋油敏珠派如何大加诟病，全盘集体化的开展在根本上仍然是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下的结果，否则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只会有非常措施。农业集体化进程会有所加快，但仍然不会有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而消灭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正是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富农的疯狂反抗和贫农的奋起）导致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开展。

看看1974年的美国毛派对此怎么说：
农业集体化是苏维埃人的迫切任务，这倒并不是因为它是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东西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方法（这是受到许多布尔乔亚学者附和的托洛茨基的“SH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它之所以最重要，既不在于它比小规模耕种制度效率更高（虽然它的确是这样），甚至也不在于它是一个把陷于破产的贫农从富农手里解放出来的方法。最重要的还在于，集体化是向消灭城乡矛盾、消灭阶级这个GC主义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在集体的队伍里，参加根据科学方法组织的、机械化的、农业劳动，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们首次尝到了社会化劳动的滋味。集体化既涉及到土地所有权杖问题，同样也涉及到劳动过程问题，从而为农民的逐步“集体化”思想意识铺平道路——用无产阶级合作、团结的品质来代替小生产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性。…
——《ZB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

至于这段时间内苏联农业建设之中发生了什么？
有必要摘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关于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描述，以正视听：
第三章 农业GM
在SH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里，农业GM也同样迅速地发展着。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大约有一千四百万块细小和缺乏效率的农民土地合并成为约二十万个大农庄，这些农庄为集体所有和由集体管理，并用拖拉机和机器耕种。为了农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安全，这样的改变是需要的。因为在1928年，旧式的俄国农业甚至不能供养城市；它当然永远无法为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供给粮食。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需现代化。
1928年的时候，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初期的方法耕种。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很长的路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十英亩到二十英亩土地常常分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成连钉耙都无法转过身来的可笑的长条子。四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半数以下的农民只有一对马或牛。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通常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耕种。播种是用手的，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常常被鸟吃掉或者被风刮走很多。很少有机器；我为伏尔加河岸的一个“儿童国”弄到的一架福特逊牌拖拉机，获得了二百英里以内唯一的拖拉机的荣誉。

社会生活同样是中世纪的。家长统治着家庭。儿子结了婚，就把妻子接到父权制的家里，并且耕种仍旧属于他们父亲的田地。因此耕作方法保留着老样子，没有被年轻一代的观点所改变。它在很多方面是由宗教决定的。宗教节日固定了耕种的日期，宗教的行列把圣水洒在田里来祝福土地肥沃，雨也是用宗教行列和祷告来祈求的。最虔诚的信徒把拖拉机看作是“魔鬼的机器——有时神父甚至带领农民向拖拉机掷石块。这样，任何为农业现代化的斗争便成了“反对宗教”的斗争。我还记得在伊凡诺夫省，共 青 团 员为保证早期播种而反对圣海伦娜的巨大的运动，在那里多少世纪以来，圣海伦娜节的聚餐规定了那一天。
1928年，农业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但是运给城里的粮食却少得多了。在沙俄时代，尽管人民在挨饿，还是把谷物运出口。苏维埃时代的农民比以前吃得好了，但是出售的谷物就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的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的田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从拥有磨房和以收作成抵押的贷款来得到谷物。他们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

GCD内的right翼主张应该让富农发财致富，而且认为SH主义可以通过工业国有化而取得胜利。left翼分子则主张强迫农民迅速加入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实际的政策在党内不同派别的压力下摇摆了好几年。最后通过的政策是用提供政府贷款和拖拉机来引导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用高税政策来挤掉富农，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在理论上，假如集体农庄是自愿的；实际上，有时候是使用了压力的，有时甚至发展成为过火的行为。

美国的评论员们常常讲到集体农庄是斯大林强迫组织的；他们甚至硬说他故意让成百万的农民挨饿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不真实的。那几年我在农村里跑来跑去，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当然推动和知道了这个变化。但是集体化运动发展得远比斯大林所计划的为快，以致于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农庄使用，也没有足够的会计和管理人员。徒有希望而缺乏效率的情况，加上富农所教唆的对牲畜的乱加宰杀，再加上两年的干旱，造成了1932年的严重粮荒，那是所谓的斯大林的强迫措施以后两年的事。莫斯科实行了严格的全国的配给制度，使国家渡过了难关。
我在1929年秋天看到集体化运动象暴风雨一般席卷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那是一次比1917年的GM更深入的GM，它是1917年GM的成熟了的果实。贫雇农采取了主动，希望靠政府的帮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富农想尽各种方法以致用纵火和谋杀来拼命地反对这个运动。作为农村中真正的骨干的中农，曾在升为富农和从国家得到机器这两种希望之间形成分裂。但是现在五年计划既已答应供给拖拉机，这一大阶层农民群众便开始整村、整乡、整州地加入了集体农庄。

阿特卡尔斯克集体农庄协会的主席向我摇晃着一大迭电报——六个月以前这个组织还不存在。“11月20日，我们州集体化的比例是50%，”他非常兴奋地说。“12月1日，达到了65%。我们每隔十天收到一次数字报告。到12月10日，我们预计可以达到80%。”
早几个月，人们曾平心静气地辩论集体农庄的事，讨论播种面积的增加，能够得到拖拉机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整个农村好象大地复生一样地来了一个突然的改变。一个村庄组织成为一个单位，然后又投票决定同二十个村庄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合作市场和磨房。头几天，萨摩伊洛夫卡地方创造了一个“农庄”拥有三十五万英亩土地的纪录。过了几天巴拉科夫宣布了六十七万五千英亩；接着叶兰合并了四个大农庄，共计有七十五万英亩。巴兰达的农民听到了这个消息，在会议上大叫道：“胆子大点嘛！把我们两个乡合成一个一百万英亩地的农庄吧。”在巴兰达一千匹马同时下了地，举行了“播种预演”。一个七十高龄的老人跑到照相机面前说道：“给我和那些马一起照个相吧；现在我可以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天。”

党的组织者加入了这些讨论，有时候农业专家提出了意见，有时候还有那些对农业毫无知识而只是充满集体化热情的工人。“一千匹马在一块田里不是太多了吗？这可能很壮观，但这是好的耕作方法吗？”讨论时热烈而对立的。后来，莫斯科谴责了“贪大狂”。但是在最初，热心分子把所有的谨慎都称之为“反GM”。家庭分裂了；青年跟随着热心分子跑，追求新的方法。老年人则表示怀疑；他们看到自己对家庭的控制权随着土地一起失去了。妇女们担忧家里的母牛的命运。什么样的牲口将成为公共财产是不太清楚的；因为有着好几种集体化的方式。
富农和神父散布谣言来混淆问题，利用sex问题制造恐怖。我到处都听见集体农庄的所有男男女女将睡在“一条大毯子”底下。到处都谣传婴儿将被“SH主义化”。有些地方，富农加入了集体农庄——为了取得统治权或者为了破坏。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被当作讨厌的人而开除出集体农庄。有些集体农庄接受了富农的马，但不接受富农，就像在GM的时候对待landlord的财产一样。富农用烧毁集体农庄的仓库甚至用暗杀来进行反攻。在阿特卡尔斯克，一件十二个富农谋害一个D书记的审判案就要结束了。“他代替我们大家死了，”起诉书写道；农民听众都哭了。当农庄以烈士的名字命名以后，集体化的浪潮更加高涨了。

在我离开这个地区的时候，我问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件事，对于那件事，莫斯科说了些什么？”他匆忙地但是骄傲地回答说：“我们等不及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市根据我们做的事制定它的计划的。”
当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听说莫斯科正在制定计划。来自所有的主要谷物区的消息都被综合到计划里去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曾提出到1933年集体化要发展到全体农户的20%；但是由于这个运动，到1930年某些地区就已经发展到60%。根本没有设想到需要在这种规模上计划拖拉机和机器的生产。所以莫斯科尽可能消减了原棉的进口，让人民多穿几年破烂衣服。莫斯科取消了低价向巴西购买咖啡的一宗订货，因而得罪了巴西。莫斯科增加了农业机械的进口，而且很快地和亨利-福特交了朋友。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尔科夫决定了要建立起自己的“计划之外”的拖拉机厂，来应付乌克兰的需要。
仲冬，我来到敖德萨地区去参观第一个拖拉机站。一个名叫马科维奇的农业专家设计了一个用拖拉机为农庄服务的有效而经济的方法。他没有把拖拉机卖给既不会使用也不会修理的农民，而是集中几十架拖拉机在一个中心站，配备了整套的机器设备、一个修配车间和一所训练驾驶员的学校。这个站同半径二十英里以内的集体农庄签订合同，供应拖拉机替他们做各种所需要的工作，收取谷物作为代价。这种安排是灵活的。一个相当富裕的拥有很多马匹的农庄，只有在开垦处女地的时候才租用拖拉机；而一个新近从国家得到土地但是非常缺乏牲口的第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农庄，大部分的耕作都是由拖拉机站完成的。国/营的拖拉机站被证明为如此有用，因此迅速地推广到了全苏联。它们今天还是供应机器的主要方式。

1929-30年的冬天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集体农庄的确切形式还不清楚。斯大林也是根据农民的行动制定计划的，他在1929年12月27日说，“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只是正式批准了贫农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有了正式的授权以后他们开始做得更多了。揭掉富农的屋顶、大批流放富农的残酷消息传来了。同时，有一些组织者，因为急于要创造纪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威胁他们如果不加入就要被当作“富农”而放逐；他们把母牛、羊、鸡，甚至碟子和衬衣都“GC”起来。富农大大地夸张了这些过分的事情并且煽动农民杀掉和吃掉他们的牲口，然后“光着身子加入集体农庄，反正国家会供给你一切”。
“为什么斯大林不加阻止呢？”我问一个GCD党员朋友。“富农就没有权利吗？这太混乱了！”
“真是太安纳奇主义了，”他回答说。“这是由于党内的分歧而产生的；我们GCD员必须引咎自责。斯大林已经指明了‘路线’，——‘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可是那些控制了政府机构的right翼分子”——我知道他指的是李可夫——“拖延了法律的规定。这样我们地方上同志们中的left翼分子，没有法律作指导，就按照他们自己和贫雇农认为对的去做了。这是安纳奇状态。我们期望当局的法令很快就会下来；那时秩序就会好一些。”

1930年2月5日颁布了第一项法令，规定在“完全”集体化了的地方，当农民大会进行审讯并决定要求驱逐某些指名的富农时，可以准许予以流放。可是名单须经省一级的政府审核，而且必须安排好富农应该迁往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建设工地或者西伯利亚的处女地。法令颁布以后，无正府状态减少了，但是似乎仍旧有很多错误和偏差。为什么斯大林不管呢？
我的GCD员朋友说：“在集体农庄的种子收进集体农庄的仓库、保证了播种以前，我们不能打击我们地方上的同志们。否则可能发生广泛的饥荒。”他的意思是说：已经吃掉了牲口并且盼望国家来养活他们的农民，也可能吃掉他们的种子。他补充说：“我们像一个穿着雪鞋在很陡的斜坡上滑雪的人。我们不能够停止也不能够控制速度和距离。我们只能够注意我们的跳跃和使我们在落地的时候站住脚跟。假如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一切都完了。”我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因为当我到里加去换护照的时候——那是美国在苏联还没有大使馆——我发觉美国领事馆的人员在用全部时间从几十种苏联地方报纸上收集关于苏联集体化的资料。他们送了上千页的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外国人预言饥荒将是苏联崩溃。据说不止一个邻国的军队已经准备好开进苏联去。

1930年3月2日。当主要谷/物/区完成了“种/子/收/集工/作”以后，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著名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他说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速度使得“一些同志冲昏了头脑”。他提醒每一个人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自愿的，而且适合于现阶段的集/体/化形式应该只把土/地、牲/口和较大的机/器SH主义化，而把牛、羊、猪、鸡等家/畜保留为私/人/财/产。

先洗个澡，然后再写。

快到3月底的时候，我到南方去迎接春天。在到斯大林格勒去的路上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路程的地方，我遇到了春天。半夜以后，当火车把我载到时，成群的农民把我吓坏了，他们包围住我，向我诉“斯大林说集体农庄是自愿的，但是他们不还给我们的牛。”
第二天早晨在乡镇的中心，从天亮到深夜我听见类似的怨言都堆在一个疲倦的书记身上。“chairman不在这里，”他解释道。“他到一个村庄帮忙去了，昨天晚上富农烧掉了那里的一所养有二十七匹马的马房，而村里是要依靠这些马来播种的。他必须组织紧急的援助。”同时书记对所有来找他的人疲倦地重复说，如果他们决定退出集体农庄，他们当然可以收回他们的耕牛，但是他们不能够仅仅在头一天下通知，就要把牛从远在二十英里以外进行春耕的生产队里夺回来，从而破坏播种的工作。特别是，他们在一个星期内改变着好几次主意。

农庄处在重重压力——富农的暴力，神父的攻击，工作人员的缺点以及那些纯粹是中世纪俄国的低效率——之下，似乎要崩溃了。然而，当我已离开铁路到了内地的时候，这种混乱被一种惊人的、群众性的播种场面所代替了。于是我了解到那些靠铁路沿线和乡镇中心的情况判断事情的journalist们是一定要判断错误的。所有的怨言和冤屈都涌到铁路上来了，想从乡镇上寻求调整方法。没有一个能够耕地的农民到铁路上去——因为他正在耕地。在离开铁路的地方，人们正在为创造收获量的新纪录而斗争，因此来确定他们使用土地和机器的权利。
他们称这为“第一个bolshevik春天”，集体农庄的第一次播种。一块田里就有着几英里长的肥沃的黑土，对这整片土地只要一个轮种计划就够了。每隔一定的间歇就有田间工作队——马、牛、或者拖拉机——有节奏地穿过土地，进行着这片土地所从未见过得最迅速、最深入的耕作。晚上，土地上的营火星罗棋布，处处想起三弦琴的音乐和男女的歌唱声。又从莫斯科来的歌剧演员；他们带领了欢乐的人群到田里去，代替了旧式的religion行列。一位从列宁格勒来的白发苍苍的天文学教授走遍了宿营地，用幻灯片向大家讲解星辰；对田间工作队来说这是“文化”，对GC党员来说这是“anti-religion”。城里的机工们志愿地来到这里修理农具。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播种。千百万农民，第一次自觉地同城市生活，同工人、农业专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混合在一起，大家被一支伟大的洪流卷着往前走，在一个春天里建立起SH主义的农业基础。

在那次伟大的播种中，有三个人突出在我的记忆中：集体农庄庄园乌斯提娜，新闻记者梅尔尼柯夫，乡D委书记科瓦列夫。
乌斯提娜是一个叫做“GC主义堡垒”的大集体农庄的养鸡员。从八岁起她就做了女仆。GM后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艰苦斗争过来的公社。她是如此地贫穷，以致只能用报纸来包裹她新生的婴儿。逐渐地，那些公社社员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农庄，有拖拉机和一个孵卵器——这是乌斯提娜因为工作优秀从莫斯科得到的奖品。过了两年比较舒适的生活以后，公社社员又闹了饥荒，因为很多饥饿的、分文不名的雇农涌进了农庄，而他们必须在收获以前供养每一个人。有些人说，允许加入农庄的应该限于那些带着口粮的人。乌斯提娜坚决地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战争。第一次是杀人的战争。这次不杀人，可是这一样是战争。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所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人。”

有一种在三节火车车厢里出版的名叫“旅行斗争者”的报纸，从斯大林格勒出发开始工作。要在整个春天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调查和公布弊端，甚至从城市里请来法官设立特别法庭。梅尔尼柯夫，这份报的最活跃的记者，每天能够消化十桩使人震惊的案子而不感到沮丧，反而更积极地投入斗争。他谈到了匪徒佐节夫，这人设法be elected为同部落村庄的chairman，然后企图把一个曾经揭露他的匪徒身份的红军老战士当作富农驱逐出去。他谈到了一位热心的组织者，他在七个卡尔梅克人村落里一阵风实行了集体化，把村民的财产登记下来，在七天之后，告诉他们说现在他们已经是一个农庄了。对于目不识丁的卡尔梅克人说来，政府的一纸命令是魔术和权威，他们甚至不敢把饥饿的羊群赶去进行夏牧，唯恐说他们“偷了当局的羊”。当斯大林的论文“胜利冲昏头脑”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所有的七个村庄一夜工夫全逃到沙漠里去了。

所有美国的反苏报纸和在一起都编造不出比梅尔尼柯夫在日常工作中胜利地记录下来的更多的“bolshevik暴行”。这张“旅行斗争者”报在那一季内使得二百多名工作人员遭到逮捕，罪名从贿赂到盗匪行为都有。但是当我问其是否会由于这些骚乱而使收获减少的时候，梅尔尼柯夫惊讶地瞪起眼睛，好像我是一个疯子。
“少些？一定会多得多！你没有看见拖拉机使播种面积加倍了吗？你没有看见，即使没有拖拉机，雇农和农民怎样利用富农的马匹增加了70%的播种面积吗？富农破坏收获，害怕纳税，憎恨Soviet政权。但这些新的主人像疯子一样长驱前进。”

贫农渴求生活的欲望是“第一个bolshevik春天”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这支力量是GC党员领导的，而GC党员虽然没有经验并且要出偏差，但是却是有纪律的、不知疲倦的集体。我可以根据他们关心一切事情是否顺利那种紧张的神态，从田间工作队中把他们拣出来。我就是以这样的印象记得斯大林格勒南方一个小鞑靼区的区委书记科瓦列夫，以及他同时个没有办法的、想开小差的农民的谈话。
那些农民要离开集体农庄了。一个说：“我没有厚的衣服，而他们还要我在雨里牧羊。”另一个说：“他们让我的骆驼饿着肚子干活，让它死在我眼前。”第三个说：“自从我加入了集体农庄，我的妻子都不愿和我同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