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后期的两种取向
进入70年代，随着边际主义的兴起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计划的推进，方法论的区分越来越清晰化，也逐渐带有意识形态的“高下之辨”。综合方法论渐成异端，而科学方法论逐渐成为了主流。
综合方法论在马克思（1818-1883）那里得到了最为深刻和主动的贯彻，马克思似乎成为了这种方法论的代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被卢卡奇（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称作“总体主义”而推崇为“辩证法的支柱”。对于卢卡奇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以至于“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而无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可见总体主义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卢卡奇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他认为，而那种无关历史、不涉及表象与本质联系的科学分析，也注定是不科学。
综合方法论在马克思（1818-1883）那里得到了最为深刻和主动的贯彻，马克思似乎成为了这种方法论的代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被卢卡奇（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称作“总体主义”而推崇为“辩证法的支柱”。对于卢卡奇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以至于“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而无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可见总体主义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卢卡奇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他认为，而那种无关历史、不涉及表象与本质联系的科学分析，也注定是不科学。
但事实上，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取得了胜利，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瓦尔拉斯（1834-1910）是边际革命中的代表，他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花了一章的篇幅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这可以说是对经济学做出的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方法论总结，他提醒我们去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以及亚当·斯密与萨伊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瓦尔拉斯的解释非常接近现在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是实证的。他这样评价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并使政府获得充足的岁入，这无疑都是崇高的目的。……但在我看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门科学的目的。实际上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全然不计及成果好坏的情况下不断追求纯粹的真理。”瓦尔拉斯的批评对于当代经济学者而言很好理解，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科学”与“艺术”的区分、“实证”与“规范”的区分等等思考，在瓦尔拉斯这里就已经存在。
瓦尔拉斯的解释非常接近现在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是实证的。他这样评价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并使政府获得充足的岁入，这无疑都是崇高的目的。……但在我看来，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门科学的目的。实际上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全然不计及成果好坏的情况下不断追求纯粹的真理。”瓦尔拉斯的批评对于当代经济学者而言很好理解，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科学”与“艺术”的区分、“实证”与“规范”的区分等等思考，在瓦尔拉斯这里就已经存在。
此外，在瓦尔拉斯看来，萨伊所犯的错误在于，将政治经济学看成了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割裂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这比斯密的错误更坏，斯密充其量只是将政治经济学看成一门“技术”而已，方向还是对的，但是萨伊却使用割裂的观点看问题。瓦尔拉斯之所以这样评价萨伊，主要是由于他自己主张一般均衡的分析思路，但是，他的方法论取向与萨伊比较，在本文的意义上是一致的。
我们会发现，在瓦尔拉斯这里，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再是限定主题范围那么简单，它彻底重塑了古典学派的“提问方式”，用我们现在称为“实证经济学”的“问题”与“规范经济学”的“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起来。这也是边际革命兴起的另外一层意义：发迹于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风格被英格兰和法国的实证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我们会发现，在瓦尔拉斯这里，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再是限定主题范围那么简单，它彻底重塑了古典学派的“提问方式”，用我们现在称为“实证经济学”的“问题”与“规范经济学”的“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了起来。这也是边际革命兴起的另外一层意义：发迹于苏格兰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风格被英格兰和法国的实证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五、总结
本文按照历史顺序，梳理了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近一百年间，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演变历程。本文认为，贯穿始终的方法论之争的主线，在于“科学”倾向与“综合”倾向的竞争。最终“科学”倾向的方法论成为了主流，而“综合”倾向的方法论则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说，成为了异端。本文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仅仅是增益了以往的一些正确见解而已。
政治经济学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当然是人类的幸福，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哪些议题才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不同的思想家的思路是不同的——他们的方法论存在差异。科学倾向的方法论是一种“有耐心”的方法论，它把学科的视线限定在某些可以研究的领域内，压制自己的表达欲，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而综合取向的方法论则是一种“有信心”的方法论，它把最重要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并不局限在纯经济的领域，很显然，持有这种方法论的学者认为通过系统的研究，社会的真相是可以触碰到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对不同的方法论做出一些评判，那么，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不同方法论之间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事实上，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方法论都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和成熟的自我辩护的逻辑，也都有各自的短板。
本文按照历史顺序，梳理了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近一百年间，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演变历程。本文认为，贯穿始终的方法论之争的主线，在于“科学”倾向与“综合”倾向的竞争。最终“科学”倾向的方法论成为了主流，而“综合”倾向的方法论则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说，成为了异端。本文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仅仅是增益了以往的一些正确见解而已。
政治经济学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当然是人类的幸福，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哪些议题才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不同的思想家的思路是不同的——他们的方法论存在差异。科学倾向的方法论是一种“有耐心”的方法论，它把学科的视线限定在某些可以研究的领域内，压制自己的表达欲，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而综合取向的方法论则是一种“有信心”的方法论，它把最重要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并不局限在纯经济的领域，很显然，持有这种方法论的学者认为通过系统的研究，社会的真相是可以触碰到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对不同的方法论做出一些评判，那么，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不同方法论之间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事实上，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方法论都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和成熟的自我辩护的逻辑，也都有各自的短板。
但是，在熟悉了方法论的演变历史和自我辩护逻辑之后，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究竟哪种方法论更加可行？此外有没有这种情况，两种方法论都将最终走向失败？
科学方法论具有这样的危险：它过分忽视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极容易被人当成是精致的艺术品被遗忘在图书馆的陈列架上。在科学方法论的语境下，如瓦尔拉斯所言，经济学要寻求纯粹的真理，而不追求现实中的应用。从穆勒开始，经济学就面临这样的困惑：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诸多现实，它必须要寻求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帮助——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并不明显。我们绝不应该像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批评地那样，将整个科学原则说成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安慰的现代性神话，因为当代科学化的经济学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可避免要质疑科学化的危险，当一个学科被社会普遍归类于“学院派”的“自娱自乐”，它也就离死期不远了。
科学化的经济学的自救措施，是为我们画了一张有深意的地图。Krugman(1993)这样描述科学化的经济学的历史意义，正如我们应该用精确测绘的方法来绘制整张地图，而不应该像15世纪欧洲的那些地图学家们那样，把各种神魔鬼怪绘制在尚未知晓的角落。当我们翻开15世纪探险家们的地图时，会发现那些地图异常丰富多彩，充满了神秘的传说，引人向往，但是当我们打开18世纪的地图时，却发现，非洲大陆变成了一片空白——它的轮廓更加清晰了，但是它的内部那些神秘的东西全都消失了，留待精确制图者们去填补。科学化的经济学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是一点点用精确的测绘去填补那篇空白的大陆。到了19世纪，非洲大陆的内部再次丰富了起来，这一次是精确的图标和位置、详细标注的山川与河流。但问题是，社会并不是那些不变的山川与河流，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我们不能期待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去填补过时了的东西，还要为这个东西赋予多么伟大的意义。
科学方法论具有这样的危险：它过分忽视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极容易被人当成是精致的艺术品被遗忘在图书馆的陈列架上。在科学方法论的语境下，如瓦尔拉斯所言，经济学要寻求纯粹的真理，而不追求现实中的应用。从穆勒开始，经济学就面临这样的困惑：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诸多现实，它必须要寻求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帮助——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并不明显。我们绝不应该像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批评地那样，将整个科学原则说成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安慰的现代性神话，因为当代科学化的经济学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可避免要质疑科学化的危险，当一个学科被社会普遍归类于“学院派”的“自娱自乐”，它也就离死期不远了。
科学化的经济学的自救措施，是为我们画了一张有深意的地图。Krugman(1993)这样描述科学化的经济学的历史意义，正如我们应该用精确测绘的方法来绘制整张地图，而不应该像15世纪欧洲的那些地图学家们那样，把各种神魔鬼怪绘制在尚未知晓的角落。当我们翻开15世纪探险家们的地图时，会发现那些地图异常丰富多彩，充满了神秘的传说，引人向往，但是当我们打开18世纪的地图时，却发现，非洲大陆变成了一片空白——它的轮廓更加清晰了，但是它的内部那些神秘的东西全都消失了，留待精确制图者们去填补。科学化的经济学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是一点点用精确的测绘去填补那篇空白的大陆。到了19世纪，非洲大陆的内部再次丰富了起来，这一次是精确的图标和位置、详细标注的山川与河流。但问题是，社会并不是那些不变的山川与河流，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我们不能期待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去填补过时了的东西，还要为这个东西赋予多么伟大的意义。
综合方法论会不会比科学方法论表现地更好一些呢？很可惜，并不会更好，甚至还会更加糟糕。所谓的综合视角会不会成为一种因果之间的错误连接呢？毕竟何为重要因素，何为次要因素，这一点难以判断，并且受到不同的立场在话语势力上的左右。那么，我们还能够通过此类分析把握到真正有价值的规律吗？现实本来就已经纷繁复杂了，通过限制问题，将讨论的内容局限在可讨论的范围内，不是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吗？否则，我们极容易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毫无意义的无休止争论之中。
诚然，西斯蒙蒂的经济学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表达了非常感人的人文关怀；巴师夏凭借出色的修辞才能四处宣扬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马克思的理论探究社会社会关系的深层秘密，将一群人的命运放在一套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之下加以理解，其深刻性令人印象深刻。所有这些容易使人亢奋的理论家都隐藏着另一种危险：他们的理论使得人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社会的真相，进而急切地去响应“改变世界”的口号。
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综合视角分析和机械化的结构分析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将那些诱人的话题纳入讨论，极有可能得到毫无意义的结论，因为人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全面”等于“综合”，结构分析就是“总体主义”，而二者之间区分的程度又的确很难把握。如果真的陷入这种漩涡之中，机械化的思维方式将比小心谨慎的科学方法论更加危险，因为它的“全面性”使得人们过度自信，它的“批判性”又使得人们过于盲目。
诚然，西斯蒙蒂的经济学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表达了非常感人的人文关怀；巴师夏凭借出色的修辞才能四处宣扬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马克思的理论探究社会社会关系的深层秘密，将一群人的命运放在一套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之下加以理解，其深刻性令人印象深刻。所有这些容易使人亢奋的理论家都隐藏着另一种危险：他们的理论使得人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社会的真相，进而急切地去响应“改变世界”的口号。
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综合视角分析和机械化的结构分析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将那些诱人的话题纳入讨论，极有可能得到毫无意义的结论，因为人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全面”等于“综合”，结构分析就是“总体主义”，而二者之间区分的程度又的确很难把握。如果真的陷入这种漩涡之中，机械化的思维方式将比小心谨慎的科学方法论更加危险，因为它的“全面性”使得人们过度自信，它的“批判性”又使得人们过于盲目。
参考文献
Coleman, William Oliver. Economics and its enemies: two centuries of anti-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Castles, Ian. “Economics and Anti-Economics.” Measuring and Promoting Wellbeing: How Important Is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Andrew Podger and Dennis Trewin, ANU Press, 2014, pp. 39–106.
Ekelund, Robert B. “A British Rejection of Economic Orthodoxy.”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7, no. 2, 1966, pp. 172–180
Finn, Daniel Rush. What are economic explanations persuasive? A view from so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45, no. 1, 1987, pp. 1–13.
Krugman, P. The Fall and Ris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onymous, 1993, pp. 39-58.
Maclachlan, F. Cameron. The Ricardo-Malthus Debate on Under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in Economic Convers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31(3), pp. 563-574.
Stewart, Ross E. "Sismondi's forgotten ethical critique of early capitalism."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3, 1984, pp. 227-234.
Waterman, A. M. C. "Economics and its Enemies: Two Centuries of Anti-Economics." Economica 72. 286, 2005, pp. 365–366.
Yonay, Yuval P. “Conclusion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Institutionalist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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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罗·斯拉法.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商务印书馆,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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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 商务印书馆, 1964.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上卷[M]. 商务印书馆,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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