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这几代人总体成就太低，才显出金庸的高明。
有网友，以为：

“金书瑕疵甚多，作品可以流传百世，但是说经典就够不上了，一个没有西方文化认知的大仲马而已。说武侠宗师可，说文学大家则未必，……当然，如果批评金庸的艺术成就，不如先批当代的大多数作家，等把半吊子们批完了，再来说金庸不迟。”

说金庸“没有西方文化认知”，我不赞成。金庸受西方文化影响甚大，只是被他采用的传统语言与章回体形式给遮盖住了。梁羽生竟目之为“洋才子”，这话走到另一极端（似乎金庸沾溉于中国古典文化甚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过：“我有两位表弟马幼垣教授、马泰来教授，他们是研究中国小说有名的亲兄弟学者。”我最近正读马幼垣先生《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谈及的许多漏洞都是我自己读《水》时没有发现的。于今看来，《水浒》一书，“瑕疵甚多”，但不妨害它成为第一流的小说，中国第一流的小说。
再其它，我跟这位朋友的观点没有太大差异。但有一问题，我之前没说清楚，而这位朋友似乎也没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金庸小说在中国是最好的，放到世界上不是；金庸小说在世界上不属于最高层级的作品，但在中国，它是。
身在庐山，反倒不知庐山的真实高度，如此，正不妨看看、侃侃其它的山。
具体不了解，不妨猜想：越南、泰国各自也有它最好的小说，拿到世界上不算什么，在他们本国，即是“经典”。——他们的“经典”，只能是这路货色。
一个问题，留给您猜：越南、泰国他们最杰出的小说家，其水准，比大仲马更高？更低？
大仲马在西方，是仅次于最高，但不是最高层级的小说家。但把他搁在中国，他是！并且，不仅放在当代是，放在中国的任何时代都是！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几部写得比《基督山》、《火枪手》更好？我不觉得《水浒》、《三国》更高明，基本上就是同一层次的东西。
二十世纪，国人看到洋鬼子把小说抬举得那么高，见贤思齐，这才想起：我们也要重视小说，我们自己也有小说。翻箱倒柜，总算找出几本比较像样的东西，尊之为“四大名著”，供上神坛。
中国诗歌不寒碜，至于小说，难与西方各文学大国争胜。
《红楼梦》，真是奇迹，可与任何世界名著（非唯小说）并立而一无惭色。其它古典小说名著，不见得比大仲马作品更差，可也没高出多少啊。
1919—49年，哪部中国长篇小说达到了世界最高层级？一部没有嘛！
钱谷融先生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家，非出本愿。他晚年回顾：

“原来我说让我教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行，就现代文学我不教，学校却要我教现代文学。我是最不喜欢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差多了，也比外国现代文学差。”（李怀宇《访问历史》326页）

很赞同钱先生的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被夸大了。不过呢，也得看跟谁比，比较我们自己后来60年的“当代文学”，那可是高出太多。正如九斤老太所预言的，“一代不如一代”啊。
因为大仲马在法国小说界不是一等，就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国仍是二流。却忘了细数，从古到今，除了《红楼》，有几部中国长篇小说比大仲马作品写得更好？我们有何凭藉，可以轻视仲马公？自己家里，有什么好货色，拿得出手，能以压低《火枪手》？
西方人可以把大仲马列为二等，中国人没资格，当然，越南人、泰国人，（应该）更没资格。
在世界背景下，审视中国小说，我很认同鲁迅的意见：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上小学的时候，背过一份“世界十大文豪”的榜单，末两位居然是高尔基与鲁迅，呵呵。后来才想明白，这份单子就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莫说“十大”，就是世界二百大文豪，鲁迅也未必排得上，然而，鲁翁又确实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几个文学家中的一个。
西方“纯文学作家”看不上大仲马、司各特这样的“通俗作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当代中国的、据说很“纯”的小说家们贬低金庸、高阳这样的“通俗小说家”，怕是有些时空错乱，真以为自己已经“纯”到托尔斯泰、福楼拜的高度了。
别人写得“通俗”，就一定不及阁下的“纯文学”？靠，这也太便宜了！怎么也得先看看彼此各自写出了何等水准何等成色的“纯”与“通俗”作品，再判优劣罢？
每一时代，都会同时产生“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虽然不一定都用这两个称呼）。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代表某一时代最高成就的，可能是“纯文学”作品，也可能（更可能？）是“通俗”作品。不分中外，皆是如此。
当代小说家中，宗璞先生的旧学根底，算得很深。她“看了好多金庸的书”，“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我们”，当指内地的“纯文学圈子”。宗璞的话，说得仍很含混，不彻底，事理可是对的。
大仲马今已归葬“先贤祠”，他的小说，在西方，仍是“经典”。只是，在“经典”中，处于较低的位置。
假如金庸成就可以媲美仲马（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时说起，与大仲马“各拿十五部小说来平均比较，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其作品必然成为经典，并且，在“中国经典”中，占据相当高的位置。
有些人，就会套公式。雨果、福楼拜地位高于大仲马，然后，有人就把这法国“公式”，“套”到吾国，由此认定金庸必然不及巴金、茅盾。这样的高见，真是好玩。金庸成就或不差似仲马，巴金与茅盾，可就刚有资格给雨果福楼拜提鞋，罢了。
大仲马，算神马？
大仲马在法国，算“中驷”罢，但比起中国“上驷”巴金与茅盾，堪称“神骏”。

2011、12

补记：




于最近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中，获睹木心先生之宏论：

“《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法国妇孺皆知，就像旧中国的关公、武松，家喻户晓。我常以旁观者看这些通俗小说：如果没有《三剑客》，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人们谈什么，何等无聊。”（《文学回忆录》564页）

在木心先生，亦将《三国演义》、《水浒传》与《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量齐观，正与鄙见相合。

2014、2

金庸还说过，他写小说意在“自娱娱人”，与“娱乐读者”的说法相通，而更周全。他的海宁同乡前辈王国维先生则认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是因为“元剧之作者，……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连曹翁雪芹，都不肯说他写小说完全不想“娱乐读者”，《红楼梦》第一回就说：“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


博尔赫斯也说,他写的故事“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布罗迪报告〉序言》)。


文学天才，不因有“娱乐读者”的想法，而明显降低其文学品质。

通过“新文化运动”，小说在吾国，终于获取文学上的“正统”地位。


其中，胡适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胡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初读《侠隐记喟叹，大仲马“伟矣哉，小说之王也”！对于《侠隐记》《续侠隐记》《基督山伯爵》等大仲马小说，胡先生一直叹赏不置，似乎并不以为它们低于中国那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