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满清入关前最高权力传承所实行的是汗位推选制，它是由努尔哈赤所创建的，以八王共治国为基础的具有浓厚氏族军事民主制和部落联盟色彩的最高权力传承方式。他的创建解决了当时日益复杂的汗位继承问题，巩固了后金政权。然而，随着女真社会的封建化及绝对皇权的确立，它在内容上也有了一些新变化。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封建大一统中央王朝的皇位传承，是统治世界古代人口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疆域辽阔的封建大国的最高权力传承。在封建社会，皇帝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皇权的传承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王朝的治乱兴衰。自中国西汉起，历代汉族中央王朝都实施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他依然是世界各个封建国家主要的皇位继承方式，对于中国皇权长达两千年的发展演变，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而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是以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形式建立的，这使得它在皇权继承问题上，有着与中原王朝的不同之处。在入关前，它的皇(汗)位传承方式为汗位推选制。即由八旗旗主共同推选汗位继承人，皇太极和福临的皇位继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本文就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时期的皇位继承来论述汗位推选制确立与实施，以及其伴随女真社会封建化而发生的变化。

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出身于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父祖遗甲起兵，历时33年，基本统一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汗国，定都赫图阿拉，年号天命。后金是努尔哈赤以其家族为核心，以八旗制度为基础创建的地方性政权。努尔哈赤本人在后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操生杀予夺之权。他既是后金汗，也是后金全体臣民的父家长“汗非一二人之父，乃举国之父也”。
努尔哈赤在其起兵后期，在原有的狩猎组织牛录的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建了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八旗制度，作为后金统治的基础。努尔哈赤将八旗作为私产，赐予其子侄，以其各子侄担任各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旗主与旗下全体人员为主奴关系，各旗负责随军作战，负担劳役及各项财政支出，供养旗人等，八旗实力基本相当，各自独立，使之能够在议政时具有较大发言权，同时，后金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诸贝勒大臣议政会议，由努尔哈赤4位子侄，即四大贝勒代善、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为核心及诸小贝勒所组成，议政大权集中在努尔哈赤家族手中，确立了努尔哈赤的绝对统治。在确立了八旗制度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后，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巩固后金政权，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开始着手考虑继承人问题。

含有以之为继承人之意，褚英自少年时代就随父作战，屡建战功，曾被努尔哈赤赐予“洪巴图鲁”和“哈尔哈土门”的称号，前者为勇士之意，后者为谋略之意，可见褚英是有勇有谋之人，而其父之所以委以重任，除去他的才干及其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外，还因为他是长子。对此努尔哈赤亦直言不讳，他曾公开表示褚英心胸狭窄，没有一国之君的宽宏气度，可是，“倘令其第当政，但焉能弃其兄而令其弟当政”？表明他有浓厚的重长意识。但应指出，这与汉族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是有区别的。褚英的继承人地位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在当时的后金，仍残留着氏族民主制的思想，努尔哈赤私下指定继承人的做法，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而当时的四大贝勒的权势，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壮大，因此，先不论褚英个人资质，单凭这些因素，他也很难坐稳这个位子，更在后来，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阿敏与五大臣联名控告褚英，称其扬言，在其即位后将诛杀于己不睦之诸弟与大臣；其后又被揭发他诅咒其父诸弟及五大臣；努尔哈赤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褚英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家，危及众人，为了维护女真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努尔哈赤将其囚禁，并在明万历十三年将他处死。选立褚英失败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意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仍然坚持立长子的做法。在褚英死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独领两旗，军功卓著的次子代善。努尔哈赤曾言在他死后将“诸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代善）抚养。”代善在此时被视为了汗位的继承人。但在此后不久，即传出代善与努尔哈赤的一位庶福晋有染的传闻；以及代善偏听后妻之言，虐待其子硕托等不利于代善的一些谣言。这些传言有可能是其他汗位觊觎者，比如皇太极等人在嫉妒心理的驱使下，为角逐汗位而对代善别有用心的迫害，努尔哈赤听闻后；立即审明此案，并怒斥代善：“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代善也就由此失去了继承人的资格。

二、汗位推选制的确立与皇太极继位
两次立储失败，虽与褚英、代善自身存在问题有关，但是，四大贝勒及诸小贝勒的攻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势力不断扩大的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觊觎汗位，意图扩充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分权倾向日益增长。而所立新汗不能够驾驭八和硕贝勒，行使有效汗权。这成为努尔哈赤立禇道路上的阻碍。所以努尔哈赤在后来将立储问题与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相联系，确立了八王共治国制度。通过使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以及八和硕贝勒之间相互监督与牵制的方式，以集体权威取代个人专断，防止八旗分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并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这实质上是在保持分权现状的前提下，对后金最高权力结构所进行的部分调整。
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提出在他身后实行八王共治国政制度(八王共治制)。其主要内容有：
（一） 以各掌旗贝勒即八和硕贝勒为八王。
（二）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八王共议必然无失。而八王中择其能受谏者而好善者为国君，若不受谏所行非道，而八王即更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据此，后金新汗将由八王中产生，八王具有选举、更换后金新汗的权力。这表明努尔哈赤将自己对汗位人选的决定权，转交给八王，以集体决策方式选立新汗。
（三） “八王面君时，毋一二相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即八汗与国君共治国。
（四） 强调八王间的相互监督与牵制。试图通过集体力量，抑制八王分权。

八王共治制的出台，表明努尔哈赤创建了后金第一个汗位推选制，即汗位推选制。在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下，虽然后金新汗的权利被削弱，八王的权利与作用被进一步突出，但是，由于确定了后金新汗与八王之间。八王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八王不断增长的分权被遏制，后金新汗的统治，也将因此得到保证。这是努尔哈赤精心设计的两全之策。然而，在后金社会加速向封建制转化之际，竟出现带有浓厚氏族军事民主制与部落联盟色彩的八王共治制度，这一矛盾现象，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作用下出现的必然结果，但是，脱离了这个背景因素后，这一政策就开始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在皇太极时期，对于绝对皇权的确立、巩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

在八王共治下，八王集体决策，共同处理后金军国大事，当然也包括汗位的推选。前面讲到，八王拥有汗位的选举与被选举权，但是，我们细分析，在八王之间实力有很大的悬殊，实际上只有四大贝勒才有这个实力。他们都是“年长且才”拥有一定的资历和威信,并且在后金的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后金八旗中，努尔哈赤自领俩旗，四大贝勒占有五旗，诸小贝勒只领有一旗，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具令值月贝勒掌握”，这使得四大贝勒始终处于权利的核心。而且在辈分上，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为父兄辈与子弟辈之分。当然，八王共治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小贝勒的地位，分散、削弱了四大贝勒的实力，反映出努尔哈赤欲使八和硕贝勒相互牵制的意图。可是，事实上四大贝勒的权利仍然凌驾小贝勒之上，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四大贝勒中出现继承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在四大贝勒中谁更有机会胜出呢？首先，大阿哥代善性格“宽柔”，不适合作为一国储君，况且他在1620年已丧失了继承人的地位，在政治上严重受挫。二贝勒阿敏为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子，他性格乖张，很难与人相处，亦非储君的合适人选。三贝勒莽古尔泰，性情残忍暴虐。而四贝勒皇太极则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与其他三位相比较而言综合素质比较高，机敏果敢，英勇过人，深受努尔哈赤器重。另外，诸小贝勒也因自身利益的原因，纷纷拉拢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的皇位继承人——皇太极，而后者也借助他们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势力，为承大统作着积极准备。综上所述，如果皇太极不出现重大失误的话，很有可能成为汗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三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次日皇太极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及诸小贝勒的拥护下继位，年号天聪，是为清世宗。

三 、绝对皇权的建立与皇位继承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由于努尔哈赤的个人绝对权威，实行的是家长制的绝对统治，八王共治国对于考察，锻炼，新汗位继承人有一定的效果，同时也缓解了四大贝勒对于汗位的争夺，维护了后金的内部统治，巩固了后金的政权，但是皇太极即位后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皇太极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必须经过众贝勒的同意，才能执行。然而，在这一时期，女真社会加速向封建化过渡，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因此，确立封建皇权的统治，摆脱八王共治国政策对于皇权的束缚，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后金的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所必需。
所以在皇太极即位后，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各种措施，逐步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势，天聪六年元旦，皇太极南面独坐，接受朝贺，从此三大贝勒并坐受礼之制不复存在。八王共治制度逐步瓦解。尤其是在蓝旗事件后，进一步集中了皇权，在天聪六年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及其弟德格类叛乱谋反，皇太极得知后，展开了调查，最终，因为当时莽古尔泰及德格类已亡，所以将其子，具降为民，将两贝勒之人口财产，全部归皇太极所有，并以其所愿，赐给贝勒大臣，“以正蓝旗附入汗之旗”从此，皇太极对于八旗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此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是名存实亡。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国号大清，这是清朝皇权诞生的标志。
从整体上看，皇太极即位以后采取的集中皇权的措施，旨在以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取代父家长制的汗权统治，逐步削弱家族血缘关系及氏族民主制思想的残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建立皇权绝对统治下的官僚政治体制。在皇太极的改革推动下，清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有了长足发展。为其入主中原，进一步建立大一统的全国性政权奠定了基础。

天聪十年，皇太极在建立皇权后，就开始着手建立各项有关规制，崇德元年（1636年），“五宫并建，位号即明，等威渐变”。清朝宫闱之制自此初具规模。五宫的建立，意味着清帝妻室中出现了嫡庶之分，相应的清朝皇子开始有了嫡庶之别。这在其皇位继承过程中已有体现。在皇太极称帝一年后，即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初八夜，宸妃生子(排行第八)，这是五宫后妃所诞下的第一位皇子，皇太极十分欣喜，并向群臣讲述自己在当日梦中见到了祥瑞奇景，“此非常之贵征也”，借天命来显示这位皇子的非凡地位，并破例颁布大赦，这是清朝因皇子出生而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昭告天下“今蒙天眷，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清太宗实录》）。

皇太极通过次举，确定该子为皇嗣，而不与诸王贝勒商议，这是对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推选汗位制的公然违背。可以看出，在崇德初年，皇太极已拥有很大的权力，在诸贝勒大臣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因此，皇权的传承才能由皇太极本人确定，表明了崇德绝对皇权已经基本确立，虽然并未明确宣布废除汗位推选制，但皇太极已显示的立禇意图表明，他将抛弃汗位推选制，而由依照自己的意志从皇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此时的汗位推举制已形同虚设。皇太极拟立宸妃之子为储，除了宠爱宸妃外，还因为以贵显而论，因中宫皇后无子，而长子豪格之母不在五宫之列，所以，皇太极诸子中，宸妃之子应排首位。
然而，皇太极的这一立禇意图并未实现，宸妃之子早卒，这一立禇计划只持续了数月而已，但他却开创了清朝以皇子生母身份高低为取舍，可立幼子为皇嗣的先例，这成为了后来幼子福临能够顺利继位的原因之一。之后一直到皇太极突然去世，都没有再立禇。也未建立新的立储制度。这为汗位推选制的实施提供了历史舞台，但清朝最高统治成员在用汗位推选制时，也为这一过时的最高权力继承制度加入了新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性质。 皇太极去世后，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长子豪格展开了皇位的激烈争夺，在立禇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的宗室成员共有六人，即四位亲王：代善、多尔衮、豪格、济尔哈朗和两位郡王：多铎、阿济格，多铎与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弟，支持多尔衮继位；代善和济尔哈朗主张立帝之子；豪格身为皇长子，积极谋求皇位。多尔衮也想自立为帝，但是又顾虑重重。他深知立帝之子已成共识，大势所趋。所以不愿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在顺治三年(1645年)底，多尔衮曾回忆“昔国家有殤时，英王、豫王皆跪于前，请即尊位。予端坐不动，尔等若如此，予唯有一死而已。”在多尔衮拒绝了二人的劝请后，多铎曾一语道破多尔衮的顾虑“汝不继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这段资料反映了当时多尔衮顾虑重重，只能忍痛放弃皇位的争夺。
最终，多尔衮和豪格各让一步，由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共同推举，最终，在皇太极诸子中地位最为显贵的五宫后妃庄妃之子，皇九子福临继位。

福临的继位从形式上来看，是由诸王大臣议定，但与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八和硕贝勒推选汗王的做法，已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八王共治制规定，新汗是在分任八旗旗主的八王中产生，八王皆有被推选的资格，然而在皇太极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当他去世后，人们已开始注重父死子继的皇位传承原则。并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形成了立帝之子的共识。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的继位除去他是先汗之子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 “勇力绝伦”“才德冠世”“众皆悦服”而诸王贝勒在推选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时，显然没有从这些方面考虑，因为论功绩的话，皇太极诸子中豪是最为突出福临的继位，既不符合努尔哈赤确立的八汗推选嗣汗的宗旨。也并非以才德资历继位，只是由于他是皇太极诸子在最为显贵者。 其次，在皇位的争夺过程中，两黄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皇权的有力捍卫者。 两黄旗之所以在皇位继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当时皇权已较为集中，皇权基础较为牢固的体现。同时两黄旗是皇帝的自领旗，两黄旗的切身利益与皇权联系紧密。两黄旗的权势来源于皇权，必须以皇权作为支持。所以在皇位争夺过程中，两黄旗没有支持豪格，因为如果立豪格为帝，正黄旗在上三旗的地位将大大上升，这是两黄旗大臣所不愿看到的。而拥立福临继位，则没有这个顾虑。最终，在两黄旗力主下，争取到了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的支持，并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之间的矛盾，成功的将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推上皇位。孝庄之子福临的继位是通过汗位推选制而实现的，实质上是皇权力量已高于诸王势力这一政治形势使然。清朝继位危机圆满解决，表明清朝皇权的最初历程。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奠基阶段自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