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出土的粟末靺羯石俑

“女真渤海本同一家”

十世纪初,定居于辽水上游的契丹族兴起。公元916年,契丹责族阿保机在统一旁近部族基础上,建立契丹政权,国势日渐强盛。辽天显元年(926),.阿保机亲征渤海,一举灭亡了雄据东北边睡二百余年的“海东盛国”言渤海末帝大諲撰与其妻被迫更名为“乌鲁古”，“阿里只”(3),举族迁至辽上京临横以西。许多渤海遗民不甘忍受契丹贵族的统治,有的西入中原王朝,有的亡入女真,有的南奔高丽。辽将大部遗民强行迁至辽水以东,设渤海州府治之,并严密控制,多方加以防范。自此至金兴前的百余年间,广大渤海遗民以其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推进着契丹、女真及东北各族历史的发展,同时,为了摆脱契丹街族的担役和压迫,进行了长期的抗辽复国斗争,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渤国以何种方式进行抗辽复国斗争,女真人始终与其一道,并肩作战,为恢复靺羯族的旧国而战斗。

据《宋史》、《辽史》、《高丽史》等记载,渤海遗民据地立国者有在今浑江市一带的定安国和“枕枕混同江湄”的兀惹国。定安、兀惹都不止一次地委托女真贡宋使向宋求援,希望宋由南路出兵与其南北夹攻契丹,宋朝也表示愿遣发大军,帮助他们收复失地,摆脱契丹贵族的压迫。如宋开宝三年(970),定安国王烈万华因女真使贡宋，遂托其“附表贡献方物”(4)。宋朝也想措助渤海遗民的抗辽复国之力,收复燕云失地，“因降诏其国,令张椅角之势。”(5)定安国王“得诏大喜”(6），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因女真使贡宋,定安国王乌玄明再次“托其使附表来上”,自称：“本以句丽伯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臣祖考首节不降，与众避地，仅存生聚,以迄子今。而又扶余府昨背契丹,并归本国，灾祸将至，无大于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画,率胜兵而助讨，必欲报敌，不敢违命。”
（7)宋太宗亦赐诏答复“付女真使,令赉赐之。”
（3）其后,于端拱二年(989)、淳化二年(”玉),定安国均因女真使贡宋而附表贡方物，重申前请,女真使四次代安定国向宋进表,渤海、女真的关系极为密切。

此外,渤海亡后,尚有乌姓遗民据守兀惹城,即《辽史》中的兀惹国,《松漠纪闻》中的温热国、《宋史》中的乌舍。太平兴国六年,宋朝在答复定安国王乌玄明时,亦赐诏于“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瑛府王”(9)。其内容与赐定安国王诏相似,亦表示宋将出兵伐辽,令其“尽出族帐,佐予兵锋”(10)。`然而,由于宋朝对契丹的战争没有一次取得胜利,所以在雍熙三年(986)的歧沟关惨败之后,宋朝便放弃了收复燕云失地的打算,对契丹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政策。契丹则因此得以集中兵力,加强对女真、渤海的镇压。淳化二年(991),女真使泛海入宋。其“首领野里鸡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故泛海入朝,求发兵。:.…太宗但降诏抚慰，而不为发兵”。(11)宋朝不但拒绝女真的请求,反而以兀惹“不通朝贡”为由,“令女真发兵攻之,凡斩一级,给绢五匹。”(12)宋朝这种欺弱惧强、屠杀无辜的政策,当然不能为女真所接受。他们看清了宋朝不会帮助他们的抗辽斗争,于是将“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之事报告于辽,绝贡于宋,“遂属契丹”(14)。兀惹亦随之“始修辽贡”,不久,定安国也合并于辽。渤海、女真的据地立国斗争,由于得不到中原王朝的有力支援而失败。

渤海遗民的抗辽武装起义,在金建国前,见之于史的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辽景宗保宁七年(975),以黄龙府卫将燕颇为首的渤海遗民起义。起义群众首先杀死辽都监张据,据守黄龙府。辽派敞使耶律易里必率军镇压。数月后,起义者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燕颇兵败后退保兀惹城,并与定安国取得联系,向宋朝求救(事见太平兴国六年定安国王上宋表)。辽朝镇压起义后,将燕颇“余党千余户城通州”(15),以进一步分化,削弱渤海遗民的反抗力量。
于此前后,女真人也发动了反辽斗争。如辽景宋保宁五年(973)五月,“女真侵边,杀都监达里迭、拽刺斡里鲁”,保宁八年(976)八月,“女真侵贵德州东境。”九月,“女真袭归州五寨”。可见,渤海、女真的抗辽武装斗争是彼此呼应、密切相通的。

当辽发大军加强对女真、渤海镇压时，他们也曾向邻国高丽求援。但当时的高丽王畏俱契丹强势,不但没给予积极的支援,反而同意契丹取道高丽,攻击女真、渤海。甚至将逃至高丽避难的二千余名女真人交给契丹。为此,女真曾以木契向宋告急,控告高丽勾结契丹,加害女真、渤海。宋雍熙三年,高丽王就这一问题回答宋朝的责备时,借口“女真、渤海,本无定居,从何径路,以通往复?”(,6)为其求而不救的行为辩解,证明其与契丹没有什么勾结。

高丽王朝对渤海遗民的抗辽复国斗争的态度,在后来的渤海大延琳起义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渤海遗民因不堪忍受契丹统治者的重税剥削和贪官污吏的鞭楚榜掠,而“民怨思乱”。辽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人大延琳发动起义,先率领起义群众杀掉了辽东京税务长官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云又囚禁了东留守、验马都尉萧孝先和南阳公主,榜杀军政长官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建立了渤海政权,“国号兴辽,年为天庆。”(,7)大延琳在起义前曾与副留守王道平谋划,并遣使去保州、黄龙府等地联络渤海军将,共同行动。结果,王道平和派往黄龙府的使者向辽告密,出卖了他。
辽廷先杀掉戍保州渤海兵八百人,断其东路,然后派大军包围东京。在兴辽政权危机时,延琳曾五次遣使向高丽求助,然而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只有女真人无条件地参加了这次起义：“南北女直皆从延琳”（18）。

关于大延琳起义的情况,《东国通鉴》和《高丽史》皆有记载。《东国通鉴》谓:“显宗元文王二十年九月,契丹东京将军大延琳遣大府永高德吉告建国,兼求援......十二月,兴辽国太师大延定引东北女真与契丹相攻,造使乞援。王议诸辅巨,侍中崔侍威、平章蔡忠顺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利我耶!但可修城池,谨烽健,以观变耳。王从之。”当高丽王得知兴辽国为辽剿灭后,立即“遣金奇如契丹,贺收复东京”。《高丽史》所记与此略同。


事实清楚表明,对渤海遗民的抗辽复国斗争扩高丽、女真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前者是坐山观虎斗,以待两败俱伤,从中渔利。可见,当时的高丽臣民并不承认渤海遗民是自己的“同族”兄弟,也不尽认渤海是“我们祖先的国家”,更不想充当渤海遗民抗辽复国斗争的同盟者。


与高丽相反,女真人始终如一,不分彼此,甘冒风险为“渤海遗黎”上表求援,无条件地同渤海人一起“与契丹人相攻”。其所以如此,金太祖阿骨打有个确切的解释“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9)。

“金伐辽,渤海来归”


十二世纪初,生女真完颜部兴起。“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从此,女真、渤海的抗辽复国斗争进入了一个合力破辽，共兴金之大业的新时期。
生女真本系黑水靺羯未系辽籍者。完颜部在始祖函普时“居僕斡水之涯,(21)。僕斡水,《大金得胜陀碑记》作布尔噶水,即忽汗河,渤海故地,今之牡丹江。至四世祖绥可时,逐渐迁徙,定居于按出虎水之侧。按出虎水流域曾是靺羯族七部之一的安车骨部故地。完颜部定居于此后与安车骨部遗民融合为一。
完颜部在渤海经济、文化影响下,发展很快,农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贫富迅速分化,出现了保护私有制的习惯法。十一世纪中叶六世祖乌古乃时,“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海、统门、耶懒、土骨伦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22)辽之边民,因不堪契丹贵族的统治,亦“有逃而归者”。“及辽以兵徙铁勒、乌惹之民,铁勒、乌惹多不肯徙,亦逃而来归”。（23）完颜部势力更加强大。辽朝为了加强对女真各部的控制,委派乌古乃为节度使。但他只做辽的属国,不做辽的巨民,拒绝“受印系籍”(24)。并由此,完颜部首领凭借节度使之职权,对内并服女真诸部,外拒辽兵进扰,从而保护了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乌古酒以后,历世祖劫里钵、肃宗颇刺淑、穆宗盈歌、康宗乌雅束,十传至阿骨打的数十年间,完颜部进一步统一了“东濒西渤二海部”(25)等旁近部族,“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突。”〔26)女真族摆脱契丹贵族奴役,建立国家政权的历史条件已基本成熟。

与生女真完颜部日渐强大的同时,契丹政权却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天柞帝耶律延禧,“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政,信用谗诌,纪纲废弛,人情怨怒”(27)。契丹贵族对各族人民征索无时,岁岁侵扰不已。他们对生女真掠索压迫尤甚。.女真人不但每岁以北珠、貂革、名马、’良犬及俊鹰海东青贡于契丹,还要以“未出室女”为辽之银牌天使“荐枕”。“由是诸部皆怨叛,潜附阿骨打,咸欲称兵以拒之。”(28)


阿骨打身材长大,弓力过人,沉毅寡言而有大志。他顺应女真各部抗辽要求,于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集诸部二千五百人于来流水传裤誓师伐辽。及至辽境,长期遭受契丹责族统治的女真人,怀着对契丹统治者的深仇大恨,个个“勇气自倍”(29),打死辽将耶律谢十,辽派来应援的渤海军也逃亡殆尽。女真军接着攻取了辽边境重镇宁江州,再败辽军于出河店。经过几次较量,辽军便“士无斗志,望风奔溃”(30),而女真的军士却迅速增至万人。

阿骨打兴兵伊始,就十分重视联合渤海遗民共同抗辽问题。宁江州之役后,他便阴纵渤海人宁江州防御使大药师奴,使招谕辽人归降,并“召渤海梁福、斡答刺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31)渤海遗民热烈响应阿骨打这一号召,或“率众归附”,或在辽境内举行武装起义,很快形成了一个渤海遗民抗辽归金的热潮。两月后,渤海遗民聚居的“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32),辽东北一隅之地尽为女真所有。一一一五年一月,经渤海人杨朴、宗室吴乞买、撒改等劝进,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国,都会宁,国号金,改元收国。收国者,收复旧国也。

金朝的建立,震动了辽廷,大大鼓舞了渤海遗民的抗辽斗争。
收国元年(1115)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称大王”(33),连败辽将萧谢佛留、陶苏斡的军队。古欲起义,有力地支援了金人的抗辽斗争。在辽军攻击古欲时,金人迅速攻下辽北方重镇黄龙府。
黄龙府失陷后,辽廷大为惶恐。是年十月,天柞帝“自将七十万至施门”(34),辽军倾巢而出。然而,未及与金军交锋,辽军先锋、副都统耶律章奴率部叛归上京,并到渤海遗民迁徙地“庆、饶、怀、祖等州,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35),章奴板归,从辽统治腹心率领渤海遗民造反,给天柞帝当头一棒。辽军不敢再与金兵交战,立即班师西还。而金军却乘辽军撤退之机,穷追猛打,于护步答岗大败辽军,使辽军“死者相属百余里”(36),“尽亡其轴重”(37)。此役之后,辽军主力损失殆尽,再也无力发动对金人的进攻。
收国二年(1116)一月,辽的东北军政重镇东京,爆发了以高水昌为首的大规模武装起义。“高永吕,渤海人,在辽为裨将,”二“见辽政日败,太祖起兵,·一乃诱诸渤海,并其戍卒入据东京,旬月之间,远近响应,有兵八千,遂僧称帝。(““)《大金国志》载:“渤海人高永昌杀共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称大渤海国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辽主遗其宰相张琳讨之。”(”)但腐败的辽军,连吃败仗,“精兵锐卒,十无一存”(」。)。与此同时,辽贵德州守将耶律余靓“以广州渤海叛附永昌”(41),章奴的余部也“皆奔女真”。

高永昌起兵后,曾遣使求救于金,表示愿与金人“并力以取辽”(`2)。阿骨打立派大军前往支援,攻取了永昌久攻不下的沈州。但阿骨打坚定地表示:“同力取辽固可”,但不能“僧称大号”(43),立国称帝。阿骨打这一要求,完全符合女真、渤海合力破辽、共兴金之大业的利益。在金朝政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高永昌在反辽阵营中,另立山头,再建渤海政权,不但为金人所不许,同时也遭到了渤海人的反对。因此,当高永昌企图以假称藩、去尊号为缓兵之计时,渤海人高祯立即向阿骨打报告真情,“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缓师茸。”(`魂)不久,渤海人挞不野、恩胜奴等执永昌及其妻子,“以城降”(45)金。接着,为永昌所据的“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46)。


以高永昌为首的渤海人反辽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辽的统治,加速了辽的灭亡,其历史作用是肯定的。但高永昌政权的消亡,对渤海、女真共同抗辽斗争同样有着积极意义。据此断定女真人破坏了渤海遗民的抗辽斗争,是渤海遗民“狡猾的同盟者”,这是强加于女真、渤海的错误结论。下面的事实,`亦可旁证上述结论是错误的。
高永昌为金所败,辽廷曾以为:金据有辽东,一定会引起渤海人对女真的仇视。因此,招募了战乱中流亡到辽河以西的二万渤海、汉人为军,使之报怨于女真,故号为“怨军”。然而怨军却从未报怨于女真,前后两次发动叛乱,怨叛于辽,以致怨军统领耶律余貌无可奈何地哀叹:“所谓怨军,未能报怨于金人,而屡怨叛我家。”(47)可见,渤海、女真结成的抗辽统一战线,是无法使其破裂的。

辽东归金以后,阿骨打即“诏除辽法,省租税”,“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从便安居”,对来归之渤海人,命“择膏胶之地处之”。自此,不但渤海纷纷来归,其他各族也纷纷归附。如宁江州伪亡去的渤海人斡答刺,“因招降者众,命领八千户”(50)。在辽东失守,广大渤海、汉民等归金形势下,辽廷在军事上更加被动,“东北面诸军皆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51）。至此,南达鸭绿江,东极日本海,西抵辽河,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均属于金。
为了挽救覆灭命运,辽朝频繁遣使与金议和。在与辽进行十三次议和谈判的同时,阿骨打做好了灭辽的准备工作。天辅四年(1120)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迅速攻克辽之上京。
上京失陷后,辽廷一片混乱。某些与渤海遗裔有关的辽官、贵族,谋立天柞帝文妃大氏(渤海人)之子晋王为主。谋泄后天柞帝先后杀死文妃、晋王及其亲眷。文妃之妹丈、辽南京都统耶律余胡“率千余骑叛入金”伟2)。余银降金后,使金人“灼见辽国事宜”、53)。阿骨打以余祝为先锋,以摧枯拉朽之势,于天辅六年(1122)连下辽之中京、西京、南京。辽失五京后,举国汉地皆为金有”(54),辽政权已土崩瓦解,名存实亡。天柞帝只能带领少数兵马流窜于漠北一带。天会二年(1125),天柞帝在逃往西夏途中为金所获,至此辽亡。

金亡辽后,立即撕毁与宋联合攻辽的协议—宋金“海上之盟”,把抗辽的正义战争转变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在渤海人郭药师、高庆裔、杨朴等参助下,金亡辽后未及两年亡北宋,将赵宋政权赶到了大江以南,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方王朝。
从阿骨打兴兵抗辽到灭亡北宋,仅十二年多的时间,女真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完成了抗辽、得国、入主中原之大业。金兴之速,不但为在其先的辽所不及,就是后起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州族建立的清朝也没有这般神速。因此,《金史》的修撰者阿鲁图就此形象地写道:“维此金源,起于海裔。以满万之众,横行天下,不十年之久,专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纵燎而乘风,其得国也,若置邮而传令。”
（55）我们认为,金之勃兴,除了女真族社会发展,辽政衰败,各族人民反抗斗争这些根本原因之外,“金伐辽,渤海来归”,是一个直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至于渤海之所以归金,就是因渤海曾经是女真人祖先的国家,而不是他国之人祖先的国家。

“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巨”


众所周知,为辽所亡的渤海国,其政治制度,官府设置,文字礼乐,一如中朝之制。信史记载和出土文物,都一再证明它是全面吸取了中原文化而建立、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地方政权。如金熙宗天春元年(1138),曾明文规定:“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56)可见渤海人汉化之深。显仕于辽、金两代的渤海仕宦,不但会汉语、通汉文,也通女真、契丹的语言文字。所以金之外交使臣多为渤海人,他们既是外交官,也是“通事”。
渤海亡后,有些渤海人充当了辽朝的官吏,对辽政权的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女真兴兵之后,大多数充当辽官的渤海仕宦,纷纷叛辽归金,以其较高的汉化素养,高度的政治热情,投入了金朝的建国事业,许多人成为“金之功臣”。阿骨打对来归的渤海仕宦,深信不疑,委以大任,使其参与机要。故史称:“女真兴兵,渤海先锋,所以多用渤海为要职”(5了)。渤海人在有金一代的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金兴于渤海亡后的二百年,但渤海人显仕于金者却要高出仕辽者的数倍以上。据对辽、金二史列传人物统计,渤海人在《辽史》中立传者不满十人,而《金史》有传者却达三十五人以上,且尚不包括在金建国之初起过重要作用的渤海人杨朴、高庆裔等。虽然辽、金二史详略不同,但也可以反映出渤海、女真的不平常的关系。

关于杨朴在金初劝阿骨打称帝、建制创业情况,《辽史》、《北盟会编》、《契丹国志》、《大金国志》以及宋人笔记如《谋夏录》等均有记载。《辽史》天柞帝纪称:“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大金国志》称,“杨朴者,辽东铁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进士第,累官校书郎”。归金后,“说阿骨打曰:`匠者,与中规矩,不能使人必巧,师者,人之模范,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兴师创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万乘之国......愿大王册帝号,封诸蕃,传檄响应,千里而定。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远国之民,建万世徽基,兴帝王之社被。行之有疑,祸如发矢,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悦,吴乞买等皆推尊杨朴之言,上阿骨打尊号为皇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58）阿骨打不仅对杨朴之言,几乎是言听计从,且任其为枢密院内相。因此,金“建国之初,诸事草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59)。至于金与辽、宋往来国书,阿骨打亦必召杨朴、高庆裔、高随等“杂驳”。阿骨打还使其与契丹使“面折非是”,或直接出使与契丹、来朝交涉。从而,杨朴成为金初的重要谋臣。


再如高庆裔,“维黯知书”(“。),通契丹、汉字。官至太子少保、尚书左永、辅国大将军、西京留守、大同府尹,是金朝开国元勋宗翰之“腹心”,亦为女真亡辽灭宋的重要谋巨。他数次代表金朝使宋如辽,一手包办册立伪齐刘豫的傀儡政权。宗翰执政时,他主管过官吏任免大权,“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l),后因卷入金宗室诸王权力之争而被熙宗诛杀。关于高庆裔,《金史》中虽六次提及他的名、事,但亦与杨朴一样、不为立传。《续通鉴》认为系疏漏之故,未必甚妥。可能因《金史》修撰者为巩固蒙古元朝的民族统治而有意回避。

至于在《金史》中有传的渤海人,·有的是“国之元老”(62),有的是开国名将,有的则是“大定盛世”的“定策”人。如辽阳渤海人张浩及其子孙们,显仕于有金一代。张浩本人历事五朝,官至宰相,爵封郡王。还在金太祖阿骨打平定辽东时,他便“以策于太祖”(63),为女真抗辽斗争出谋划策,并“应承御前文字”（64），当了金太祖的秘书。太宗时赐进士及第,官拜秘书郎,负责“管勾御前文字,初立朝仪”。熙宗时,任礼部尚书,一度兼“行六部事”(“),主持全国政务。海陵、世宗时,任宰相,封潞王、南阳郡王。金殿上为其设座,“大政可就第裁决”(“7)。世宗称其为“国之元老”、功勋之臣,死后图像衍庆宫。
被史臣评价为“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68）的铁州渤海人郭荣师,初为怨军首领,在辽、宋交战时率众降宋,宋金相攻时,又率众归金。荣师归金,使金人“益知宋之虚实”(69)。金人所以能“悬军深入,驻兵汁城下,约质纳币,全胜以归者,荣师能测宋人之情,中其肯萦故也”(70)。故金太宗佳其功大,“赐姓完颜氏”（71）,给以金牌。可见《金史》修撰者对郭荣师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这个评价,同样适于上述那些叛辽归金,为金之勃兴作出重要贡献的渤海人。

最后,我认为,“大定盛世”的出现,与渤海遗民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渤海人起了重要作用。金四世主海陵王统治期间,由于他酷刑滥杀,大举南侵,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各地人民反抗斗争蜂拥而起。在金政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随海陵王南下的“渤海一军万人叛之”(72),“归东京,欲共立世宗”完颜雍为帝。而时为东京留守的葛王完颜雍也在其舅父、渤海人李右“定策”下,决意发动政变。大定元年(1161),完颜雍以南归之渤海军摄甲入卫宫城,杀死海陵王亲信、副留守高存福,得立为主。自此,完颇雍在渤海仕宦、东京军民拥立、辅佐下,开创了有金一代的“大定盛世”,巩固了金人统治北中国的“百年之基”(73)。


翻检《金史》,尚有一值得深思的问题,即金代九主,自四代主海陵王起,至末帝哀宗,有四主(海陵、世宗、卫绍王、宣宗)系渤海遗黎与女真帝王结合而生。由此可见,女真渤海,不但其先“本同一家”,在金代巳是一脉相承,融为一体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女真、渤海同祖一宗的关系,不但为女真人积极支持、踊跃参加渤海遗民的抗辽复国斗争的历史所证实,而且从渤海遗民在金之勃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上得到了有力说明。那种把“女真、渤海,本同一家”之人,强行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缺乏史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