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
论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
一赫舍里文化现象的形成
赫舍里氏文化现象就是以家庭为载体，传承多种民族文化。它是东北各个民族历史文化长期交融、沉积和传承的表现。赫舍里氏家族作为文化载体，既表明它有渊远流长的历史，同时也是滞后民族文化的先进代表。现就东北民族文化发展、传承与赫舍里氏族群特点等问题，略加分析。
一赫舍里文化现象的形成
赫舍里氏文化现象就是以家庭为载体，传承多种民族文化。它是东北各个民族历史文化长期交融、沉积和传承的表现。赫舍里氏家族作为文化载体，既表明它有渊远流长的历史，同时也是滞后民族文化的先进代表。现就东北民族文化发展、传承与赫舍里氏族群特点等问题，略加分析。
（一） 波浪式发展态势
多年以来，中外清史、满洲史和东北民族史专家、学者的共识是东北民族发展史的规律具有波浪式发展态势。这种态势的发生，多发生在东北地区局部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时期。我们不必从最远古时期去探索，只从契丹耶律氏为始，相继出现辽、金、蒙元和清朝四次较大的冲击波，便可知其大概。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在吸收中原及各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高速度地发展起来，在中原王朝腐败之际，先后逐鹿中原，建立局部，或全国性政权。他们的凝聚方向是趋向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从而造成民族关系激进式地大震动、大融合。然而，作为东北少数民族，在这逐次民族大交融中，形成三种趋势。（1）有的民族自身及其文化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之中，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族群本身，完全消失。（2）有的民族其先进部分融入华夏文化，同时尚有部分遗留和沉淀。（3）其民族的滞后部分继续南迁，而沉淀的先进文化与滞后群体文化相结合，再次勃兴，而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正是先进文化沉淀、积累和发展的集中表现。并且是后进民族文化立足于中原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多年以来，中外清史、满洲史和东北民族史专家、学者的共识是东北民族发展史的规律具有波浪式发展态势。这种态势的发生，多发生在东北地区局部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时期。我们不必从最远古时期去探索，只从契丹耶律氏为始，相继出现辽、金、蒙元和清朝四次较大的冲击波，便可知其大概。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在吸收中原及各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高速度地发展起来，在中原王朝腐败之际，先后逐鹿中原，建立局部，或全国性政权。他们的凝聚方向是趋向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从而造成民族关系激进式地大震动、大融合。然而，作为东北少数民族，在这逐次民族大交融中，形成三种趋势。（1）有的民族自身及其文化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传统文化之中，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族群本身，完全消失。（2）有的民族其先进部分融入华夏文化，同时尚有部分遗留和沉淀。（3）其民族的滞后部分继续南迁，而沉淀的先进文化与滞后群体文化相结合，再次勃兴，而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正是先进文化沉淀、积累和发展的集中表现。并且是后进民族文化立足于中原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二）传统文化的传承
从辽神册元年（916年）至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996年中，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文化，作为华夏民族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组成部分，曾经在东北大地大放异彩，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后进借鉴先进，后浪推动前浪地发展。我们以先后兴起的民族文字为例，看看精彩的东北民族文化演进史。
从辽神册元年（916年）至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996年中，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文化，作为华夏民族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组成部分，曾经在东北大地大放异彩，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后进借鉴先进，后浪推动前浪地发展。我们以先后兴起的民族文字为例，看看精彩的东北民族文化演进史。
（1）契丹字的传承
辽朝神册五年（920年）九月初二日，契丹大字颁行天下。不久，契丹小字也正式推行[1]，直至辽朝灭亡，运行196年，有力地促进了辽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事业的发展。金朝建国后，遗留的契丹文字起到两个作用，（1）它为金朝的社会发展继续发挥作用，时间长达96年，所谓“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81年），诏令停止使用契丹字。（2）契丹文化在金朝得到很好地传承，其文字不仅直接为女真社会生活服务，而且成为女真文诞生的母体。天辅三年（1119年），完颜希尹“仿契丹字制女直字”颁布[2]。于是，国内出现“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3]，国中多种民族文字通行。相当长的时期，在完颜氏家族中，已出现早期的赫舍里文化现象。例如翰、石古乃等都“通女直、契丹、汉字”[4]，成为多民族文化集于一身的世家代表人物。
（2）女直字的传承
女真文字在大金政权支持下运行百余年，从元朝开始便进入以家庭传承为主要载体阶段，又运行近百年。从明朝《肃慎馆来文》中的70余卫、所的女真首领，给明朝政府85件文档[5]看，明朝中叶以前，女真文在女真社会各个家庭传承，仍然比较普遍。从宣德九年（1434、年）至正统三年（1438年），出现“废绝”状况，玄城等40多个卫无人知晓女真字。但在咸吉道的“女直子弟中”，仍有“解女直文字者。”建州右卫凡察仍然运用女直字给明朝政府上书[6]。嘉靖朝女真文书逐渐失传，隆庆末年至万历初年，所谓建州右卫王杲“能解番汉语言字义”，恐怕他是目前所知道的会女真文的最后一个人。这是赫舎里文化现象中，何以不曾传承女真文的历史原因，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重新创制满文的理由。
辽朝神册五年（920年）九月初二日，契丹大字颁行天下。不久，契丹小字也正式推行[1]，直至辽朝灭亡，运行196年，有力地促进了辽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事业的发展。金朝建国后，遗留的契丹文字起到两个作用，（1）它为金朝的社会发展继续发挥作用，时间长达96年，所谓“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81年），诏令停止使用契丹字。（2）契丹文化在金朝得到很好地传承，其文字不仅直接为女真社会生活服务，而且成为女真文诞生的母体。天辅三年（1119年），完颜希尹“仿契丹字制女直字”颁布[2]。于是，国内出现“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3]，国中多种民族文字通行。相当长的时期，在完颜氏家族中，已出现早期的赫舍里文化现象。例如翰、石古乃等都“通女直、契丹、汉字”[4]，成为多民族文化集于一身的世家代表人物。
（2）女直字的传承
女真文字在大金政权支持下运行百余年，从元朝开始便进入以家庭传承为主要载体阶段，又运行近百年。从明朝《肃慎馆来文》中的70余卫、所的女真首领，给明朝政府85件文档[5]看，明朝中叶以前，女真文在女真社会各个家庭传承，仍然比较普遍。从宣德九年（1434、年）至正统三年（1438年），出现“废绝”状况，玄城等40多个卫无人知晓女真字。但在咸吉道的“女直子弟中”，仍有“解女直文字者。”建州右卫凡察仍然运用女直字给明朝政府上书[6]。嘉靖朝女真文书逐渐失传，隆庆末年至万历初年，所谓建州右卫王杲“能解番汉语言字义”，恐怕他是目前所知道的会女真文的最后一个人。这是赫舎里文化现象中，何以不曾传承女真文的历史原因，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重新创制满文的理由。
（3）蒙古字的传承
明昌二年（1181年），金朝宣布“停止使用契丹字”后，这种民族文字失去政权力量支持，加速消亡过程。然而，89年后的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满足于使用女真、汉字的现状，创制出蒙古字八思巴文，经过14世纪初年在回鹘文字基础上的改制，形成后来的蒙古文字。在元朝近百年对女真社会的统治中，蒙古文化通过政权力量大势东进，直接影响女真社会生活，特别是明朝宣德年间，脱脱不花等蒙古势力向女真社会腹地冲击及在辽阳、开原甚至抚顺等辽东各个马市，比较先进的蒙古族文化，与女真文化交融发展，此时，女真、汉字和蒙古字并存又近百年。而蒙古文化的影响形成压倒优势。那些时而用女真字，时而用蒙古字起草，而译成汉字向明朝政府上书者，正是继金代之后，再次出现的赫舍里文化现象。
（4）满文的诞生
女真字的失传，迫使努尔哈赤另起炉灶。他曾经派女真人喀喇进入中原考察借用汉字改制，未能成功。转而用蒙古文字型，配以女真传统语音，使两种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成为满文产生的基本文化元素。众所周知，当时的噶盖、额尔德尼都是汉、蒙古语言、文字的精通者，又具有本民族语言优势。所以，他们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 [7]。赫舍里氏硕色及其弟希福因以“通蒙古、汉文”[8]，而专任文馆事。这一批兼通蒙古、汉文的女真文化阶层，就是通过家庭形式传承各个民族文化者。所谓索尼“早承家学，兼通满、汉、蒙古文”[9]，即是清初赫舎里文化现象形成的渊源。由于希福和索尼在清初有突出贡献，在满洲族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顺治帝在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的同时，赐其子萨哈连“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赐姓赫舍里。”可见，赫舍里文化现象在清初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明昌二年（1181年），金朝宣布“停止使用契丹字”后，这种民族文字失去政权力量支持，加速消亡过程。然而，89年后的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满足于使用女真、汉字的现状，创制出蒙古字八思巴文，经过14世纪初年在回鹘文字基础上的改制，形成后来的蒙古文字。在元朝近百年对女真社会的统治中，蒙古文化通过政权力量大势东进，直接影响女真社会生活，特别是明朝宣德年间，脱脱不花等蒙古势力向女真社会腹地冲击及在辽阳、开原甚至抚顺等辽东各个马市，比较先进的蒙古族文化，与女真文化交融发展，此时，女真、汉字和蒙古字并存又近百年。而蒙古文化的影响形成压倒优势。那些时而用女真字，时而用蒙古字起草，而译成汉字向明朝政府上书者，正是继金代之后，再次出现的赫舍里文化现象。
（4）满文的诞生
女真字的失传，迫使努尔哈赤另起炉灶。他曾经派女真人喀喇进入中原考察借用汉字改制，未能成功。转而用蒙古文字型，配以女真传统语音，使两种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成为满文产生的基本文化元素。众所周知，当时的噶盖、额尔德尼都是汉、蒙古语言、文字的精通者，又具有本民族语言优势。所以，他们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 [7]。赫舍里氏硕色及其弟希福因以“通蒙古、汉文”[8]，而专任文馆事。这一批兼通蒙古、汉文的女真文化阶层，就是通过家庭形式传承各个民族文化者。所谓索尼“早承家学，兼通满、汉、蒙古文”[9]，即是清初赫舎里文化现象形成的渊源。由于希福和索尼在清初有突出贡献，在满洲族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顺治帝在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的同时，赐其子萨哈连“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赐姓赫舍里。”可见，赫舍里文化现象在清初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三）赫氏名称由来与分布
赫舍里姓氏名称的由来有诸种说法。据笔者所知，有两种意见可供参考。清高宗敕撰的《清朝通志》认为，赫舍里氏“本金部名”见《金史》以部为氏。经有关专家研究指出：金姓“纥石烈（geshilie）”，汉译“高”，清字读音“赫佘哩（hesheli）”，清姓“赫舍里”[10]。就是说，赫舍里姓氏来源于纥石烈部之部名。另一种意见是乾隆九年（1744年）刊出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认为：“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清初的51支赫舍里氏，正好有一支 “世居赫舍里河”。查遍清朝各种舆图中的东北地区水系，皆不见相应的“赫舍里河”名称。只有在拉林河上游左支流，“和伦必拉，（金代加古部所在地）”的上游，有“哈萨里必拉”[11]。其名称是满语发音，“必拉（bila）”，汉译为“河”。 “哈萨里”，或许就是译成汉语的“赫舍里”，亦未可知。目前，纥石烈为赫舍里说，是主流意见。“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之说，需要进一步研究。
清初赫舍里氏广泛分布在东北各地，大体是“世居乌喇、沙尔虎、瓦尔喀、扎库木、塔山堡、哈尔敏、长白山、赫席黑、松花江、白河、赫舍里河、特分、雅兰、佛阿拉、马查、绥芬、讷殷、诺尔、瑚普查、呼兰、浑春、雅兰瑚，吉林乌拉、滹野”等51处[12]。随着战争的推进，其各个族支先后归服努尔哈赤。在清初关外的都英额、斋古、和多穆哈连、叶赫等地的赫舍里氏人才最多，贡献最大。
总体说来，清初赫舎里文化现象是东北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积淀、传承的产物；是女真社会上层富有的世家大族传承所致；同时也是发展滞后民族中先进的传统文化积累。正是这种文化积累，成为滞后民族屡次勃兴的文化桥梁和先导，并能立脚中原的文化支撑点之一。
赫舍里姓氏名称的由来有诸种说法。据笔者所知，有两种意见可供参考。清高宗敕撰的《清朝通志》认为，赫舍里氏“本金部名”见《金史》以部为氏。经有关专家研究指出：金姓“纥石烈（geshilie）”，汉译“高”，清字读音“赫佘哩（hesheli）”，清姓“赫舍里”[10]。就是说，赫舍里姓氏来源于纥石烈部之部名。另一种意见是乾隆九年（1744年）刊出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认为：“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清初的51支赫舍里氏，正好有一支 “世居赫舍里河”。查遍清朝各种舆图中的东北地区水系，皆不见相应的“赫舍里河”名称。只有在拉林河上游左支流，“和伦必拉，（金代加古部所在地）”的上游，有“哈萨里必拉”[11]。其名称是满语发音，“必拉（bila）”，汉译为“河”。 “哈萨里”，或许就是译成汉语的“赫舍里”，亦未可知。目前，纥石烈为赫舍里说，是主流意见。“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之说，需要进一步研究。
清初赫舍里氏广泛分布在东北各地，大体是“世居乌喇、沙尔虎、瓦尔喀、扎库木、塔山堡、哈尔敏、长白山、赫席黑、松花江、白河、赫舍里河、特分、雅兰、佛阿拉、马查、绥芬、讷殷、诺尔、瑚普查、呼兰、浑春、雅兰瑚，吉林乌拉、滹野”等51处[12]。随着战争的推进，其各个族支先后归服努尔哈赤。在清初关外的都英额、斋古、和多穆哈连、叶赫等地的赫舍里氏人才最多，贡献最大。
总体说来，清初赫舎里文化现象是东北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积淀、传承的产物；是女真社会上层富有的世家大族传承所致；同时也是发展滞后民族中先进的传统文化积累。正是这种文化积累，成为滞后民族屡次勃兴的文化桥梁和先导，并能立脚中原的文化支撑点之一。
二 赫舍里文化的进步性质
赫舍里文化现象是发展滞后民族中先进文化表现，是连接后进民族与先进民族文化接轨的桥梁。这种文化培育的人才对于本民族发展起着先导和积极地推动作用。现就努尔哈赤起义后，这类人才状况、作用和文化素养，作以粗略地剖析。
赫舍里文化现象是发展滞后民族中先进文化表现，是连接后进民族与先进民族文化接轨的桥梁。这种文化培育的人才对于本民族发展起着先导和积极地推动作用。现就努尔哈赤起义后，这类人才状况、作用和文化素养，作以粗略地剖析。
（一） 先进文化群体
努尔哈赤起义初期，除他自己通晓满、汉、蒙古文化等具有赫舍里文化现象综合素养外，建州三卫这样的本民族人才相当匮乏。所以他不惜工本，以极其高厚的待遇，即“家产致万金”，聘请一位“文理未尽通”的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陆），“号为师傅”，奉为神明，既令他教“儿子书”，又充当“文书”。朝鲜使者说努尔哈赤身边“识字者，只有此人”，本部“无解文字之人”[13]。可见，人才匮乏。万历十五年（1587年）“定国政”，特别是二十一年（1593年）击败九部联军之后，具有赫舎里文化素养的本族人才，如噶盖、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等相继来投，使新兴的国家社会文化生活，开始步入正轨。满文创制，是噶盖，主要是额尔德尼所完成。可见，这首批人才，尽管数量有限，但却起了文化振兴的先锋和奠基作用。那么，这首批人才的社会背景如何？这就需要研究赫舍里氏的家庭背景。
硕色、希福和索尼的祖先世居都英额地方。其始祖穆瑚禄都督是硕色和希福的太祖父，他应当是生活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从身份说，穆瑚禄作为明朝封赐的“都督”，其家庭不是一般状况。“都督”一称出自五军都督府，是明朝武职高官，京营和外卫最高军事长官。明朝政府在东北少数民族中，推行卫、所制。明朝初年，为更好地统治女真各部，在设立卫、所的同时，以五军都督府下武职官员封赐女真各部首领。初封比较慎重，像建州左卫大酋长猛哥帖木儿，建州卫大酋长阿哈出，也只封个指挥使，后来逐渐加封。到明朝中叶，封赐混乱，许多部落酋长成为都督，有时一个部落封授都督数名。所以，据不完全统计，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向明朝进贡的“都督”，竟达156员之多，还不包括穆瑚禄都督。当然这些都督都是虚衔。根据索额图后人金庆谱先生说，穆瑚禄都督是在开原马市为明朝服务的都督。这就可以断定穆瑚禄都督归王台汗领导，是都督猛古孛罗之下的一名都督，属于哈达部。其属下必有相当数量的部众。而穆瑚禄都督亲近家族亦算可观，他有八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瑚西布禄，次子丹楚，三子达柱，四子岱音布禄，五子阿音布禄，六子拖灵阿，七子特赫纳，八子噶尔柱费扬古。第七子特赫纳的第三子是瑚什穆巴彦[14]，即是硕色和希福的父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1）其家族人多势众，这与穆瑚禄称都督身份相符。（2）穆瑚禄都督的孙子名叫“瑚什穆巴彦”。众所周知，“巴颜”满语为“bayan”，汉译为“富”、“富人”[15]之意。按照明代女真人习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名字后边加“巴颜”的，只有真正富有的人方可称之。清太祖的元妃佟佳氏之父，称“塔木巴颜”[16]，确是名符其实。可见，穆瑚禄都督家族是世代富有的大家族。这种家庭有条件通过家学，教育子弟传承民族文化。所以，努尔哈赤起兵后，首批具有赫舍里式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是满族先进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同时表明，明代女真社会不仅存在南北社会发展不平衡性问题，而且存在部落与部落，甚至部落内部不同家庭之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继这第一批兼通蒙、汉语言文字的本族知识分子外，天命建元前后，在后金政权支持下，第二批具有同样素质，即兼通满、汉、蒙古语言文字的知识分子，已成长起来。如达海、库尔禅、觉罗龙什、萨哈廉、刚林、罗硕、额色黑、阿珠祜等。
努尔哈赤起义初期，除他自己通晓满、汉、蒙古文化等具有赫舍里文化现象综合素养外，建州三卫这样的本民族人才相当匮乏。所以他不惜工本，以极其高厚的待遇，即“家产致万金”，聘请一位“文理未尽通”的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陆），“号为师傅”，奉为神明，既令他教“儿子书”，又充当“文书”。朝鲜使者说努尔哈赤身边“识字者，只有此人”，本部“无解文字之人”[13]。可见，人才匮乏。万历十五年（1587年）“定国政”，特别是二十一年（1593年）击败九部联军之后，具有赫舎里文化素养的本族人才，如噶盖、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等相继来投，使新兴的国家社会文化生活，开始步入正轨。满文创制，是噶盖，主要是额尔德尼所完成。可见，这首批人才，尽管数量有限，但却起了文化振兴的先锋和奠基作用。那么，这首批人才的社会背景如何？这就需要研究赫舍里氏的家庭背景。
硕色、希福和索尼的祖先世居都英额地方。其始祖穆瑚禄都督是硕色和希福的太祖父，他应当是生活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从身份说，穆瑚禄作为明朝封赐的“都督”，其家庭不是一般状况。“都督”一称出自五军都督府，是明朝武职高官，京营和外卫最高军事长官。明朝政府在东北少数民族中，推行卫、所制。明朝初年，为更好地统治女真各部，在设立卫、所的同时，以五军都督府下武职官员封赐女真各部首领。初封比较慎重，像建州左卫大酋长猛哥帖木儿，建州卫大酋长阿哈出，也只封个指挥使，后来逐渐加封。到明朝中叶，封赐混乱，许多部落酋长成为都督，有时一个部落封授都督数名。所以，据不完全统计，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向明朝进贡的“都督”，竟达156员之多，还不包括穆瑚禄都督。当然这些都督都是虚衔。根据索额图后人金庆谱先生说，穆瑚禄都督是在开原马市为明朝服务的都督。这就可以断定穆瑚禄都督归王台汗领导，是都督猛古孛罗之下的一名都督，属于哈达部。其属下必有相当数量的部众。而穆瑚禄都督亲近家族亦算可观，他有八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瑚西布禄，次子丹楚，三子达柱，四子岱音布禄，五子阿音布禄，六子拖灵阿，七子特赫纳，八子噶尔柱费扬古。第七子特赫纳的第三子是瑚什穆巴彦[14]，即是硕色和希福的父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1）其家族人多势众，这与穆瑚禄称都督身份相符。（2）穆瑚禄都督的孙子名叫“瑚什穆巴彦”。众所周知，“巴颜”满语为“bayan”，汉译为“富”、“富人”[15]之意。按照明代女真人习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名字后边加“巴颜”的，只有真正富有的人方可称之。清太祖的元妃佟佳氏之父，称“塔木巴颜”[16]，确是名符其实。可见，穆瑚禄都督家族是世代富有的大家族。这种家庭有条件通过家学，教育子弟传承民族文化。所以，努尔哈赤起兵后，首批具有赫舍里式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是满族先进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同时表明，明代女真社会不仅存在南北社会发展不平衡性问题，而且存在部落与部落，甚至部落内部不同家庭之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继这第一批兼通蒙、汉语言文字的本族知识分子外，天命建元前后，在后金政权支持下，第二批具有同样素质，即兼通满、汉、蒙古语言文字的知识分子，已成长起来。如达海、库尔禅、觉罗龙什、萨哈廉、刚林、罗硕、额色黑、阿珠祜等。
（二）推动统一事业 硕色投归努尔哈赤之后，取代龚正陆，从事文馆工作，作出过非凡的贡献。清朝政府给于高度评价，即：“索尼之父，识天之命，尽臣之谊，志切来归，忠诚已著”[17]。然而，不幸的是硕色不久就无缘于人世。清初赫舍里的声名，主要是希福和索尼功绩所致。由于他们兼通满、汉、蒙古语言、文字，在后金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希福为例，他被“诏直文馆”后，承继硕色，号为巴克什。凡是“文字之任，一以委之”。但他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屡奉使诸蒙古部，”大力推行满洲贵族联盟蒙古诸部政策。他坚决执行皇太极旨令，在危险面前，毫不退缩，所谓“君命安得辞？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充分表明其忠于职守的坚定决心。并根据清朝政府规定，使蒙古各部旗制化。崇德三年（1638年），他在完成内院工作之外，“兼奉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主要任务是“编户口，设佐领，颁法律于蒙古，平其狱讼，或往来军营，宣示机宜，覆功赏，相度形势，谕上德意于诸降人”等等。他的功绩既受到努尔哈赤好评：“奉使诸蒙古国，宣谕德音，审理讼狱，调集兵马，俱承命弗辱。”也受到皇太极的青睐，表彰他所做的工作“办理悉协”、“未尝不称职也”[18]。索尼与叔叔一样，承担着对蒙古诸部的联系工作。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征喀尔喀，征兵外藩科尔沁而不至，皇太极除派遣希福“往驱之”进兵外，“复诏索尼与侍卫阿珠祜赉谕飭责土谢图额驸奥巴。”索尼通过与奥巴所部斗勇斗智，迫使“奥巴叩首，决计入朝”而“悔罪输诚。”索尼不但发挥擅长蒙古语的本事，而且在对明朝的战争中，亦发挥其汉语特长。如在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大军至镇子镇，“索尼同文臣达海颁汉字诏谕，降其民，复招抚沙河驿。越日，拔永平，与达海等奉命执黄旗于城上，以汉语遍喻军民，皆归顺”[19]。事实充分证明，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对于满洲贵族建立民族政治联盟，推动统一大业，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联姻帝室荣封 众所周知，清朝皇室爱新觉罗氏是个世袭望族，文化底蕴原本一般，努尔哈赤起义之后，加强子弟教育，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其教育采取两个途径。即私塾家教和八旗教育。在十余年中，宗室文化素养日渐提高。同时，从努尔哈赤自身起，他的元妃、继妃、中宫等后妃，都是满洲望族女子，都受到良好家庭家教。到皇太极时期，五宫皇后、妃都来自元朝皇室后裔博尔济吉特氏，其家庭文化底蕴自然雄厚。在皇太极推进满洲文化进程中，爱新觉罗家族文化水平蒸蒸日上，文化程度加深。这就要求聘娶的后、妃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素养，而赫舍里氏家族，有多名女子受聘，很能说明问题。
清朝皇室有三位皇帝与赫舍里氏通婚。嫁给这三位皇帝的赫舍里氏家族女子有六人。清圣祖玄烨共娶四位赫舍里氏闺秀，第一位是聘娶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索尼孙女，立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年13岁，奉孝庄太皇太后“懿命”，立为皇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因为生子难产死亡，享年22岁。六月，恭上尊谥为“孝仁皇后”。她生两位皇子，康熙八年（1669年），生皇子承祜，夭折。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皇二子允仍，即废太子。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四日薨，享年51岁。追封和硕理亲王，谥曰蜜，俗称和硕理密亲王[20]。第二位是娶“孝诚仁皇后之妹”，噶布喇的小女儿。具体聘娶时间不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二十二日薨。她于康熙三十年（169年），生皇子允禨。奉命追封为平妃[21]。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有赫舍里氏赉山之女册封为僖嫔[22]。清宣宗旻宁，聘娶的第一位赫舍里氏，初封珍贵人，道光五年（1825年）四月，册封为珍嫔。八月，晋封为珍妃；聘娶的第二位赫舍里氏，初号常贵人，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尊封为常嫔。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薨。十一年（1861年），追封为常妃[23]。清穆宗载淳，聘娶的赫舍里氏是知府崇龄之女。初无封号，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一日，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封为瑜嫔。十三年晋封瑜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敕封为瑜贵妃。宣统即位后，封瑜皇贵妃。后封敬懿皇贵妃。她将清朝一直送入坟墓，且长期住在宫中[24]。
清朝皇室有三位皇帝与赫舍里氏通婚。嫁给这三位皇帝的赫舍里氏家族女子有六人。清圣祖玄烨共娶四位赫舍里氏闺秀，第一位是聘娶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索尼孙女，立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年13岁，奉孝庄太皇太后“懿命”，立为皇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因为生子难产死亡，享年22岁。六月，恭上尊谥为“孝仁皇后”。她生两位皇子，康熙八年（1669年），生皇子承祜，夭折。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皇二子允仍，即废太子。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四日薨，享年51岁。追封和硕理亲王，谥曰蜜，俗称和硕理密亲王[20]。第二位是娶“孝诚仁皇后之妹”，噶布喇的小女儿。具体聘娶时间不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二十二日薨。她于康熙三十年（169年），生皇子允禨。奉命追封为平妃[21]。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有赫舍里氏赉山之女册封为僖嫔[22]。清宣宗旻宁，聘娶的第一位赫舍里氏，初封珍贵人，道光五年（1825年）四月，册封为珍嫔。八月，晋封为珍妃；聘娶的第二位赫舍里氏，初号常贵人，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尊封为常嫔。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薨。十一年（1861年），追封为常妃[23]。清穆宗载淳，聘娶的赫舍里氏是知府崇龄之女。初无封号，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一日，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封为瑜嫔。十三年晋封瑜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敕封为瑜贵妃。宣统即位后，封瑜皇贵妃。后封敬懿皇贵妃。她将清朝一直送入坟墓，且长期住在宫中[24]。
（四）家庭礼教 赫舍里文化现象的先进性，还表现在满洲社会生活中，其家庭教育是典型的华夏礼教。这种礼教与爱新觉罗皇室严格而飞速发展的华夏礼教，达到同等水平，受到皇室青睐，敕封五位一品夫人。现拟就赫舍里氏相关的闺秀，略加叙述。
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对一等公索尼的忠诚，倍加感激。打破皇后聘娶蒙古科尔沁女的惯例，迎娶索尼的孙女，一等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为人贤惠，令康熙帝大为欣慰，曾赞扬说：“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经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极敬勤，节俭居身，宽仁待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这段话充分体现出赫舍里氏以忠孝传家，培养出如此贤惠的闺秀，故有“孝诚”封号。她死后令康熙帝痛苦万分。他说：皇后逝世，令我“惓怀懿范，痛悼弥深”。他对孝仁皇后，生有多爱，死有多痛，从他的行动便可知晓。孝仁皇后五月初三日下午3点多钟死于坤宁宫。康熙帝命令“辍朝五日”。初五日上午9点钟，“迁送大行皇后梓宫于紫禁城西。”众所周知，当时吴三桂、耿精忠等叛乱，兴兵江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福建等省先后为叛军占领。为部署和调动军队，康熙帝和大学士索额图等昼夜批阅文件，发布旨令。而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因为深深地怀念孝仁皇后，从五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七日，每天下午去梓宫前举哀，到5、6点钟才回宫。二十七日，他亲自将梓宫送到巩华城[25]。从此，他每天早晨到巩华城哀怜皇后，直到九月初方止。在四个多月中，他付出多少爱、多少痛，可想而知。换句话说，清初赫舍里氏家族道德文化教育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由于索尼舍命保卫皇室的杰出表现，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认为，这都是索尼父母亲的功劳。即赞扬硕色巴克什“忠诚已著。”又特别强调“索尼之母，黑舍里氏，兹能育子，教可传家。念兹靖共之猷，实本恩勤之训，母德既著。”给与极高评价。于是，顺治十年（1653年），赠封索尼之母为“一品夫人”。
康熙帝有一位孝懿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进封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立为皇后。当年七月初十日崩。九月，谥曰孝懿皇后。孝懿皇后在宫中同样受到好评，即“备德璇围，流徽椒掖。溯钟祥所自始。”这位皇后的极佳表现，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认为是由于有“贤母之笃生”所致。皇后的母亲当为索尼之女，孝懿皇后自然是索尼的外孙女。康熙帝对她的评价是：“尔赫摄礼氏，含英华胄，作配名门。淑慎性成，早树衍璜之范，柔嘉夙著，茂膺褕翟之荣。”同时，对赫舍里氏家风及其对皇室的影响，给与充分肯定，即“尔赫摄礼氏，秉礼无衍。闲家有则，被殊荣于褕翟；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因此，这位赫舍里氏即孝懿皇后之母，被封为一品夫人[26]。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二十一日，由于索尼在多尔衮欲称太上皇，紧逼内宫的情况下，作为领侍卫内大臣，誓死抵制，保卫皇室。多尔衮死后，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为表彰他的功劳，晋升他至一等公，并奖励他的两位夫人，给与高度评价。即“索尼妻李佳氏，相夫克谐，宜家著范。尔夫克勤尽职，藉尔黾勉同心。内则既闲，褒纶宜锡，兹以覃恩，赠尔为第一夫人。”同时，其“继妻纳喇氏，嗣相尔夫，克著令仪，踵彼前徽，彰兹合德，内则无忝，并锡褒纶，兹以覃恩，封尔为第一夫人” [27]。此外，另一位赫舍里氏闺秀嫁给汉军正白旗都统伯石廷柱（满洲人），受到朝廷嘉奖，亦封为“一品夫人”[28]。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清初赫舍里氏家族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培养出皇后、妃、嫔者多达六位，封一品夫人者五人。作为“宜家之范”直接影响皇室，即“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即“树家范于六宫。” [29]这更使我们加深了对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进步性的理解和认识。
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对一等公索尼的忠诚，倍加感激。打破皇后聘娶蒙古科尔沁女的惯例，迎娶索尼的孙女，一等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为人贤惠，令康熙帝大为欣慰，曾赞扬说：“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经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极敬勤，节俭居身，宽仁待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这段话充分体现出赫舍里氏以忠孝传家，培养出如此贤惠的闺秀，故有“孝诚”封号。她死后令康熙帝痛苦万分。他说：皇后逝世，令我“惓怀懿范，痛悼弥深”。他对孝仁皇后，生有多爱，死有多痛，从他的行动便可知晓。孝仁皇后五月初三日下午3点多钟死于坤宁宫。康熙帝命令“辍朝五日”。初五日上午9点钟，“迁送大行皇后梓宫于紫禁城西。”众所周知，当时吴三桂、耿精忠等叛乱，兴兵江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福建等省先后为叛军占领。为部署和调动军队，康熙帝和大学士索额图等昼夜批阅文件，发布旨令。而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因为深深地怀念孝仁皇后，从五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七日，每天下午去梓宫前举哀，到5、6点钟才回宫。二十七日，他亲自将梓宫送到巩华城[25]。从此，他每天早晨到巩华城哀怜皇后，直到九月初方止。在四个多月中，他付出多少爱、多少痛，可想而知。换句话说，清初赫舍里氏家族道德文化教育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由于索尼舍命保卫皇室的杰出表现，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认为，这都是索尼父母亲的功劳。即赞扬硕色巴克什“忠诚已著。”又特别强调“索尼之母，黑舍里氏，兹能育子，教可传家。念兹靖共之猷，实本恩勤之训，母德既著。”给与极高评价。于是，顺治十年（1653年），赠封索尼之母为“一品夫人”。
康熙帝有一位孝懿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进封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立为皇后。当年七月初十日崩。九月，谥曰孝懿皇后。孝懿皇后在宫中同样受到好评，即“备德璇围，流徽椒掖。溯钟祥所自始。”这位皇后的极佳表现，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认为是由于有“贤母之笃生”所致。皇后的母亲当为索尼之女，孝懿皇后自然是索尼的外孙女。康熙帝对她的评价是：“尔赫摄礼氏，含英华胄，作配名门。淑慎性成，早树衍璜之范，柔嘉夙著，茂膺褕翟之荣。”同时，对赫舍里氏家风及其对皇室的影响，给与充分肯定，即“尔赫摄礼氏，秉礼无衍。闲家有则，被殊荣于褕翟；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因此，这位赫舍里氏即孝懿皇后之母，被封为一品夫人[26]。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二十一日，由于索尼在多尔衮欲称太上皇，紧逼内宫的情况下，作为领侍卫内大臣，誓死抵制，保卫皇室。多尔衮死后，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为表彰他的功劳，晋升他至一等公，并奖励他的两位夫人，给与高度评价。即“索尼妻李佳氏，相夫克谐，宜家著范。尔夫克勤尽职，藉尔黾勉同心。内则既闲，褒纶宜锡，兹以覃恩，赠尔为第一夫人。”同时，其“继妻纳喇氏，嗣相尔夫，克著令仪，踵彼前徽，彰兹合德，内则无忝，并锡褒纶，兹以覃恩，封尔为第一夫人” [27]。此外，另一位赫舍里氏闺秀嫁给汉军正白旗都统伯石廷柱（满洲人），受到朝廷嘉奖，亦封为“一品夫人”[28]。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清初赫舍里氏家族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培养出皇后、妃、嫔者多达六位，封一品夫人者五人。作为“宜家之范”直接影响皇室，即“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即“树家范于六宫。” [29]这更使我们加深了对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进步性的理解和认识。
（四）家庭礼教 赫舍里文化现象的先进性，还表现在满洲社会生活中，其家庭教育是典型的华夏礼教。这种礼教与爱新觉罗皇室严格而飞速发展的华夏礼教，达到同等水平，受到皇室青睐，敕封五位一品夫人。现拟就赫舍里氏相关的闺秀，略加叙述。
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对一等公索尼的忠诚，倍加感激。打破皇后聘娶蒙古科尔沁女的惯例，迎娶索尼的孙女，一等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为人贤惠，令康熙帝大为欣慰，曾赞扬说：“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经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极敬勤，节俭居身，宽仁待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这段话充分体现出赫舍里氏以忠孝传家，培养出如此贤惠的闺秀，故有“孝诚”封号。她死后令康熙帝痛苦万分。他说：皇后逝世，令我“惓怀懿范，痛悼弥深”。他对孝仁皇后，生有多爱，死有多痛，从他的行动便可知晓。孝仁皇后五月初三日下午3点多钟死于坤宁宫。康熙帝命令“辍朝五日”。初五日上午9点钟，“迁送大行皇后梓宫于紫禁城西。”众所周知，当时吴三桂、耿精忠等叛乱，兴兵江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福建等省先后为叛军占领。为部署和调动军队，康熙帝和大学士索额图等昼夜批阅文件，发布旨令。而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因为深深地怀念孝仁皇后，从五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七日，每天下午去梓宫前举哀，到5、6点钟才回宫。二十七日，他亲自将梓宫送到巩华城[25]。从此，他每天早晨到巩华城哀怜皇后，直到九月初方止。在四个多月中，他付出多少爱、多少痛，可想而知。换句话说，清初赫舍里氏家族道德文化教育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由于索尼舍命保卫皇室的杰出表现，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认为，这都是索尼父母亲的功劳。即赞扬硕色巴克什“忠诚已著。”又特别强调“索尼之母，黑舍里氏，兹能育子，教可传家。念兹靖共之猷，实本恩勤之训，母德既著。”给与极高评价。于是，顺治十年（1653年），赠封索尼之母为“一品夫人”。
康熙帝有一位孝懿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进封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立为皇后。当年七月初十日崩。九月，谥曰孝懿皇后。孝懿皇后在宫中同样受到好评，即“备德璇围，流徽椒掖。溯钟祥所自始。”这位皇后的极佳表现，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认为是由于有“贤母之笃生”所致。皇后的母亲当为索尼之女，孝懿皇后自然是索尼的外孙女。康熙帝对她的评价是：“尔赫摄礼氏，含英华胄，作配名门。淑慎性成，早树衍璜之范，柔嘉夙著，茂膺褕翟之荣。”同时，对赫舍里氏家风及其对皇室的影响，给与充分肯定，即“尔赫摄礼氏，秉礼无衍。闲家有则，被殊荣于褕翟；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因此，这位赫舍里氏即孝懿皇后之母，被封为一品夫人[26]。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二十一日，由于索尼在多尔衮欲称太上皇，紧逼内宫的情况下，作为领侍卫内大臣，誓死抵制，保卫皇室。多尔衮死后，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为表彰他的功劳，晋升他至一等公，并奖励他的两位夫人，给与高度评价。即“索尼妻李佳氏，相夫克谐，宜家著范。尔夫克勤尽职，藉尔黾勉同心。内则既闲，褒纶宜锡，兹以覃恩，赠尔为第一夫人。”同时，其“继妻纳喇氏，嗣相尔夫，克著令仪，踵彼前徽，彰兹合德，内则无忝，并锡褒纶，兹以覃恩，封尔为第一夫人” [27]。此外，另一位赫舍里氏闺秀嫁给汉军正白旗都统伯石廷柱（满洲人），受到朝廷嘉奖，亦封为“一品夫人”[28]。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清初赫舍里氏家族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培养出皇后、妃、嫔者多达六位，封一品夫人者五人。作为“宜家之范”直接影响皇室，即“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即“树家范于六宫。” [29]这更使我们加深了对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进步性的理解和认识。
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对一等公索尼的忠诚，倍加感激。打破皇后聘娶蒙古科尔沁女的惯例，迎娶索尼的孙女，一等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为人贤惠，令康熙帝大为欣慰，曾赞扬说：“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经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极敬勤，节俭居身，宽仁待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这段话充分体现出赫舍里氏以忠孝传家，培养出如此贤惠的闺秀，故有“孝诚”封号。她死后令康熙帝痛苦万分。他说：皇后逝世，令我“惓怀懿范，痛悼弥深”。他对孝仁皇后，生有多爱，死有多痛，从他的行动便可知晓。孝仁皇后五月初三日下午3点多钟死于坤宁宫。康熙帝命令“辍朝五日”。初五日上午9点钟，“迁送大行皇后梓宫于紫禁城西。”众所周知，当时吴三桂、耿精忠等叛乱，兴兵江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福建等省先后为叛军占领。为部署和调动军队，康熙帝和大学士索额图等昼夜批阅文件，发布旨令。而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因为深深地怀念孝仁皇后，从五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七日，每天下午去梓宫前举哀，到5、6点钟才回宫。二十七日，他亲自将梓宫送到巩华城[25]。从此，他每天早晨到巩华城哀怜皇后，直到九月初方止。在四个多月中，他付出多少爱、多少痛，可想而知。换句话说，清初赫舍里氏家族道德文化教育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由于索尼舍命保卫皇室的杰出表现，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认为，这都是索尼父母亲的功劳。即赞扬硕色巴克什“忠诚已著。”又特别强调“索尼之母，黑舍里氏，兹能育子，教可传家。念兹靖共之猷，实本恩勤之训，母德既著。”给与极高评价。于是，顺治十年（1653年），赠封索尼之母为“一品夫人”。
康熙帝有一位孝懿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进封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立为皇后。当年七月初十日崩。九月，谥曰孝懿皇后。孝懿皇后在宫中同样受到好评，即“备德璇围，流徽椒掖。溯钟祥所自始。”这位皇后的极佳表现，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认为是由于有“贤母之笃生”所致。皇后的母亲当为索尼之女，孝懿皇后自然是索尼的外孙女。康熙帝对她的评价是：“尔赫摄礼氏，含英华胄，作配名门。淑慎性成，早树衍璜之范，柔嘉夙著，茂膺褕翟之荣。”同时，对赫舍里氏家风及其对皇室的影响，给与充分肯定，即“尔赫摄礼氏，秉礼无衍。闲家有则，被殊荣于褕翟；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因此，这位赫舍里氏即孝懿皇后之母，被封为一品夫人[26]。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二十一日，由于索尼在多尔衮欲称太上皇，紧逼内宫的情况下，作为领侍卫内大臣，誓死抵制，保卫皇室。多尔衮死后，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为表彰他的功劳，晋升他至一等公，并奖励他的两位夫人，给与高度评价。即“索尼妻李佳氏，相夫克谐，宜家著范。尔夫克勤尽职，藉尔黾勉同心。内则既闲，褒纶宜锡，兹以覃恩，赠尔为第一夫人。”同时，其“继妻纳喇氏，嗣相尔夫，克著令仪，踵彼前徽，彰兹合德，内则无忝，并锡褒纶，兹以覃恩，封尔为第一夫人” [27]。此外，另一位赫舍里氏闺秀嫁给汉军正白旗都统伯石廷柱（满洲人），受到朝廷嘉奖，亦封为“一品夫人”[28]。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清初赫舍里氏家族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培养出皇后、妃、嫔者多达六位，封一品夫人者五人。作为“宜家之范”直接影响皇室，即“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即“树家范于六宫。” [29]这更使我们加深了对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进步性的理解和认识。
三 赫舍里文化的积极作用
赫舍里文化的本质是农业与射猎生产相结合，是儒家文化与尚武精神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因此，在清初国家振兴中，这个家族人才济济，表现出忠君廉洁、文武双全，舍身为国的优良品质，为一代王朝奠基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赫舍里文化的本质是农业与射猎生产相结合，是儒家文化与尚武精神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因此，在清初国家振兴中，这个家族人才济济，表现出忠君廉洁、文武双全，舍身为国的优良品质，为一代王朝奠基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 人才辈出
在各支赫舍里氏中，都英额赫舍里氏人才首屈一指，贡献最大，在官职务最高，品质最优者人数最多。
希福巴克什在清太祖时期开始担任儒臣，内佐治理，外任招抚，“绥抚招徕，未尝一日安处。”官至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大学士。他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五个方面。（1）为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进步，编译史籍、修订实录。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五日，作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他带领部下“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太祖武皇帝实录》，受到皇太极嘉奖。同时，接受“纂修辽、金、元三史”，并充大总裁之职。顺治元年（1644年），“翻译辽、金、元三史奏进。”清世祖福临“展阅再四，赏赉有加。”九年正月，接受“充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官”[30]（2）为国家选拔人才。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初七日，他伙同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等，遵从皇太极“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听不可以不聪，视不可以不明，清则无欲，平则无曲，明能正俗，聪则审于事，明则辨于理”的指示下，要求“尔等当善体此言，从公考校。”他遵旨顺利地从“满、汉、蒙古内考取生员举人。”顺治九年（1652年），奉旨充会试主考官，为国家及时选拔人才。（3）制定和完善国家制度。崇德三年（1638年），与大学士范文程请更定部院官阶之制，最终更官制为五等，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封建化文明进程。（4）招抚各族。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对他的工作给与满意地评介：“希福虽居内院，管机务，犹兼奉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编户口，设佐领，颁法律于蒙古，平其狱讼，或往来军营，宣示机宜，覆功赏，相度形势，谕上德意于诸降人，还奏未尝不称职也”[31]。（5）抵制多尔衮篡改太祖、太宗实录稿本和称帝的图谋，为稳定皇权，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希福实际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学者兼外交家。
希福身后，其长子奇他特、孙子费扬古、曾孙来仙，相继承袭三等子爵。次子帅颜保为内院学士（从四品），仕至漕运总督、礼部尚书。其孙赫奕，原任工部尚书，内务府总管。其从孙图南原任郎中。慧中任给事中。嵩寿任大理寺卿，官至礼部右侍郎。肇敏任翰林院侍讲。第三子威赫原任二等侍卫。其子佛保原任郎中。从上述官职中可见，希福子孙一品大员三人，即三等子爵、内务府总管、漕运总督；二品大员一人，即工部尚书；三品大员一人，即大理事卿。五品大员一人，即郎中[32]。
索尼巴克什在青年时期就是努尔哈赤的“一等侍卫，使出入扈从。”皇太极即位后，成为新汗贴身侍卫，连国库中有多少财物他都清清楚楚。从其一生看，尽管在文化方面具有较高造诣，但说到底他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不仅对内传达皇太极旨意，从前线向京城“报捷”；为满洲贵族联盟蒙古、招抚汉人，甚至朝鲜外交方面出了问题，也派他出面解决。他为清朝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他政治上的真正事业，开始于天聪五年（1631年）至康熙初年的三十余年间，达到顶峰。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初八日，后金国设立六部，皇太极为更好地控制和使用诸位小贝勒，向诸位大贝勒中的分裂势力作斗争，加强皇权统治，推进封建化进程，设立六部启心郎。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管理吏部事，以图尔格为承政，索尼为启心郎。启心郎主要任务是代表皇上监督诸位贝勒。即“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33]。图尔格和索尼是皇太极亲信，时刻监督多尔衮。终皇太极之世，索尼的启心郎职务一直未变。官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与叔叔希福受到残酷打击。因此，从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福临亲政开始，不断受到褒奖，恢复领侍卫内大臣职务，超授三等男爵，晋升二等子爵，三等伯爵、一等伯爵、一等公爵，并擢升议政大臣、遗诏为四辅政大臣之首[34]。他的官职步步飙升，与他的政治品格和忘我牺牲精神，保卫皇室，息息相关。
索尼身后，有多名子孙受到清廷重用。其第三子索额图，即“索三”曾经官居显要，先后任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担任《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他的主要贡献是遵从父亲 “忠君”保“幼主”之家训；在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中，“略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正确贯彻康熙皇帝意图，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进行边界谈判，他正确地运用谈判和军事，即文武两手，实现边境和平，签订《尼布楚条约》；陪同康熙帝出兵，征服噶尔丹叛乱等，为保卫皇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35]。长子噶布喇承袭一等公爵，任领侍卫内大臣。嗣后一等公爵由长子常泰，常泰之侄纶布、纶布之叔达尔马、达尔马之兄法尔萨等相继承袭。索尼的一等伯爵由其第五子心裕承袭，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其后索尼的一等伯爵由其第六子法宝及其长子法尔萨、法尔萨之弟灵德等相继承袭。法宝曾经承袭一等公爵，任内大臣[36]。一品大员以上者多达八人。
诸地赫舍里人才有和多穆哈连地方（地属叶赫部）赫舍里氏，即穆瑚禄都督第五子阿音布禄之后，其元孙拜音达里归服努尔哈赤后，官至扎尔固齐（一等大臣）。牛录章京吴巴海之子胡里布在太宗朝任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初年，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三品），累官至满洲正红旗护军统领、副都统（正二品），充副将军，加太子少师（从一品）[37]。世居叶赫的镶蓝旗赫舍里氏嵩祝，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礼部尚书，授文华殿大学士（正二品）。
世居斋古地方（地属叶赫部）的赫舍里氏，有正蓝旗宜拜，顺治初年由牛录额真，世袭三等甲喇章京，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三品）。仕至蒙古固山额真（正一品）兼议政大臣。卒后特赠为太子太保。其子图尔特任兵部右侍郎[38]。牛钮进士出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晋升侍读，授日讲起居注官，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参加《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任《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官。康熙帝赞扬他“学问乃翰林中第一。”其子永福，任盛京兵部侍郎。延福任副都统（正二品）。其他诸如镶黄旗的画家如山任直隶按察使等等，他们都是赫舍里家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各支赫舍里氏中，都英额赫舍里氏人才首屈一指，贡献最大，在官职务最高，品质最优者人数最多。
希福巴克什在清太祖时期开始担任儒臣，内佐治理，外任招抚，“绥抚招徕，未尝一日安处。”官至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大学士。他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五个方面。（1）为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进步，编译史籍、修订实录。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五日，作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他带领部下“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太祖武皇帝实录》，受到皇太极嘉奖。同时，接受“纂修辽、金、元三史”，并充大总裁之职。顺治元年（1644年），“翻译辽、金、元三史奏进。”清世祖福临“展阅再四，赏赉有加。”九年正月，接受“充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官”[30]（2）为国家选拔人才。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初七日，他伙同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等，遵从皇太极“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听不可以不聪，视不可以不明，清则无欲，平则无曲，明能正俗，聪则审于事，明则辨于理”的指示下，要求“尔等当善体此言，从公考校。”他遵旨顺利地从“满、汉、蒙古内考取生员举人。”顺治九年（1652年），奉旨充会试主考官，为国家及时选拔人才。（3）制定和完善国家制度。崇德三年（1638年），与大学士范文程请更定部院官阶之制，最终更官制为五等，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封建化文明进程。（4）招抚各族。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对他的工作给与满意地评介：“希福虽居内院，管机务，犹兼奉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编户口，设佐领，颁法律于蒙古，平其狱讼，或往来军营，宣示机宜，覆功赏，相度形势，谕上德意于诸降人，还奏未尝不称职也”[31]。（5）抵制多尔衮篡改太祖、太宗实录稿本和称帝的图谋，为稳定皇权，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希福实际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学者兼外交家。
希福身后，其长子奇他特、孙子费扬古、曾孙来仙，相继承袭三等子爵。次子帅颜保为内院学士（从四品），仕至漕运总督、礼部尚书。其孙赫奕，原任工部尚书，内务府总管。其从孙图南原任郎中。慧中任给事中。嵩寿任大理寺卿，官至礼部右侍郎。肇敏任翰林院侍讲。第三子威赫原任二等侍卫。其子佛保原任郎中。从上述官职中可见，希福子孙一品大员三人，即三等子爵、内务府总管、漕运总督；二品大员一人，即工部尚书；三品大员一人，即大理事卿。五品大员一人，即郎中[32]。
索尼巴克什在青年时期就是努尔哈赤的“一等侍卫，使出入扈从。”皇太极即位后，成为新汗贴身侍卫，连国库中有多少财物他都清清楚楚。从其一生看，尽管在文化方面具有较高造诣，但说到底他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不仅对内传达皇太极旨意，从前线向京城“报捷”；为满洲贵族联盟蒙古、招抚汉人，甚至朝鲜外交方面出了问题，也派他出面解决。他为清朝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他政治上的真正事业，开始于天聪五年（1631年）至康熙初年的三十余年间，达到顶峰。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初八日，后金国设立六部，皇太极为更好地控制和使用诸位小贝勒，向诸位大贝勒中的分裂势力作斗争，加强皇权统治，推进封建化进程，设立六部启心郎。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管理吏部事，以图尔格为承政，索尼为启心郎。启心郎主要任务是代表皇上监督诸位贝勒。即“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33]。图尔格和索尼是皇太极亲信，时刻监督多尔衮。终皇太极之世，索尼的启心郎职务一直未变。官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与叔叔希福受到残酷打击。因此，从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福临亲政开始，不断受到褒奖，恢复领侍卫内大臣职务，超授三等男爵，晋升二等子爵，三等伯爵、一等伯爵、一等公爵，并擢升议政大臣、遗诏为四辅政大臣之首[34]。他的官职步步飙升，与他的政治品格和忘我牺牲精神，保卫皇室，息息相关。
索尼身后，有多名子孙受到清廷重用。其第三子索额图，即“索三”曾经官居显要，先后任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担任《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他的主要贡献是遵从父亲 “忠君”保“幼主”之家训；在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中，“略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正确贯彻康熙皇帝意图，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进行边界谈判，他正确地运用谈判和军事，即文武两手，实现边境和平，签订《尼布楚条约》；陪同康熙帝出兵，征服噶尔丹叛乱等，为保卫皇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35]。长子噶布喇承袭一等公爵，任领侍卫内大臣。嗣后一等公爵由长子常泰，常泰之侄纶布、纶布之叔达尔马、达尔马之兄法尔萨等相继承袭。索尼的一等伯爵由其第五子心裕承袭，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其后索尼的一等伯爵由其第六子法宝及其长子法尔萨、法尔萨之弟灵德等相继承袭。法宝曾经承袭一等公爵，任内大臣[36]。一品大员以上者多达八人。
诸地赫舍里人才有和多穆哈连地方（地属叶赫部）赫舍里氏，即穆瑚禄都督第五子阿音布禄之后，其元孙拜音达里归服努尔哈赤后，官至扎尔固齐（一等大臣）。牛录章京吴巴海之子胡里布在太宗朝任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初年，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三品），累官至满洲正红旗护军统领、副都统（正二品），充副将军，加太子少师（从一品）[37]。世居叶赫的镶蓝旗赫舍里氏嵩祝，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礼部尚书，授文华殿大学士（正二品）。
世居斋古地方（地属叶赫部）的赫舍里氏，有正蓝旗宜拜，顺治初年由牛录额真，世袭三等甲喇章京，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三品）。仕至蒙古固山额真（正一品）兼议政大臣。卒后特赠为太子太保。其子图尔特任兵部右侍郎[38]。牛钮进士出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晋升侍读，授日讲起居注官，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参加《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任《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官。康熙帝赞扬他“学问乃翰林中第一。”其子永福，任盛京兵部侍郎。延福任副都统（正二品）。其他诸如镶黄旗的画家如山任直隶按察使等等，他们都是赫舍里家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二）忠君廉洁
赫舍里现象的先进性规定，其人具有较高的儒家意识，“忠君亲上”思想高于一般社会水平。所以，清初忠君的典型人物出自这个家族十分自然。众所周知，努尔哈赤宾天前后，围绕皇权在皇太极和乌拉大妃之间展开激烈地争夺。最终以乌拉大妃殉葬而告终，这件残酷的历史，在15岁的多尔衮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皇太极执政期间，在改革国体、振兴文教，推进社会华夏化和统一大潮中，聪明的多尔衮抱着“韬光养晦”心理，积极跟随皇太极，攀龙附凤，掌管吏部大权，从和硕贝勒，晋升为和硕睿亲王。在诸位亲王中排在和硕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名列第三，而实权已首屈一指。他之所以能使皇太极承认其“所行皆合朕意”，是诸位贝勒中犯错误最少的一个，而启心郎索尼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聪明的多尔衮从索尼那里能够及时而准确地理解皇太极的方针、政策、意图，取得皇兄的信任。同时，他也佩服索尼智谋高远，具有较高的决策能力。他供认在满洲贵族中：“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换句话说，皇太极为控制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兄弟，指挥两白旗，以笼络多尔衮为策。执行他的意图者是索尼。索尼以高超的智慧、巧妙地抹平这兄弟之间血的鸿沟。然而，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间，皇太极不幸逝世，多尔衮原形毕露。他想要自己称帝，实现“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的梦想。但除两白旗外，他尚不具备对其他六旗发号施令的权利和威信。在犹豫未定之下，八月十四日清晨，他请教索尼。索尼干脆而严肃地回答：“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当天的贝勒会议，索尼与两黄旗部分大臣，公开到场表态，加上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等主要贝勒的意向，都不在多尔衮一边。“诡疑”多智的多尔衮，见势不妙，顺风转舵，自称“摄政王。”当时，除两黄旗、两红旗和两蓝旗的主要贝勒反对多尔衮称帝外，有满洲瓜儿佳氏、钮钴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和宗室等五大家族中的六位大员，即索尼、鳌拜、图赖、谭泰、图尔格、塔瞻及宗室内大臣巩阿岱、锡翰兄弟共八员出面公开对抗[39]，而索尼居首。以下就赫舍里氏三位主要人物在这方面的表现，一一加以介绍。
（1）纯良的希福 多尔衮痛失称帝机会，自我解嘲，自称“予法周公辅成王，”而称帝之心不死。他知道除和硕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政敌和阻力外，满洲世家大族中赫舍里氏希福、索尼是实现他再次称帝之梦的关键人物。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率领八旗兵进驻北京。经过四个多月招抚，北方四省基本稳定。他根据皇太极遗志，决定迁都北京。这时在公开场合他积极维护福临皇位，以稳定统治。同时，暗中开始操作其太上皇美梦。他先后采取两个步骤。首先为母亲翻案，其次梦想作太上皇。他认为皇太极的“皇帝之位，原系夺立，”母亲死的冤枉。要改变这段历史，必须将太祖、太宗实录重新改写。而这些文书档案都掌握在弘文院大学士希福手中。当他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知道南明政权不足为虑，决心出兵之时，对希福下手，“恶希福不附己”，八月免其官。其后仍觉得不解心头之恨，“恶之不已，并革其世职，籍没家产，夺其原管牛录”[40]。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尔衮将自己的亲信祁充格提升为弘文院大学士，将全部文书档案接管。
多尔衮在军机繁忙之余，违纪“私阅实录”、“亲自看改”，明令大学士祁充格等“削去伊母（殉葬）事。”并将“罪状钞录”两本[41]。多尔衮涂抹、私改实录目的是为母亲进入太庙，自己当太上皇做准备。
希福忠君不二的精神，受到朝廷高度评价。认为他“历事三朝，忘身奉国，天下大计实多匡裨。所谓翼翼匪懈者，其足当之矣。性行纯良，才猷敏练，擢参密勿，赞机务以维勤，懋著寅清，亮天工而匪懈”[42]。
（2）忠鲠的索尼 多尔衮对索尼采取一打一拉政策。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他借口将和硕肃亲王豪格贬为庶人。当时，因为福临称帝，索尼的责任已经完成。多尔衮既摄政，调兵遣将，不能不从。而多尔衮认为索尼的听令是“忠贞戮力，不附肃王”的表现。其实索尼执行的是后宫政策，只要福临登基，肃王作为臣子，不存在附与不附的问题。为笼络索尼等两黄旗大臣，多尔衮以朝廷名义赐索尼等鞍马。然而，索尼心中只有皇上，在国家重大决策问题上，坚持原则。凡是多尔衮拉帮结派，推行错误政策，他毫不留情面，所谓“与政事多以理争。”引起多尔衮极大反感，“由是恶之。”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借谭泰等劾索尼：令人在“库内鼓琴”、“禁城内扑鱼”和“观偶戏赏钱”等三大罪状，处以“革职，并牛录任，著当差，永不叙用”等严厉处分。同时受打击的有两黄旗大臣和皇帝侍卫，即冷僧机、鞏阿岱、锡翰、鳌拜、塔瞻、巴泰、巴哈等人。三年（1646年）二月 ，由于谭泰犯罪，多尔衮欲再次利用索尼，将其罪状昭雪，并受索尼二等子爵。因为索尼“终不附睿亲王”。五年（1648年），多尔衮令亲信贝子屯齐等出面，“讦告索尼于崇德八年（1643年）秋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为由，将索尼“褫职，论赎锾，遣守昭陵，追夺赏赐”[43]。
众所周知，索尼与多尔衮的矛盾焦点是多尔衮否定皇太极皇位的合法性，“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而“挟制皇上”，并“自称皇父摄政王。”从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剥夺希福弘文院大学士、篡改档案，至顺治五年（1648年）革郑亲王爵、逼死肃亲王、发索尼守昭陵等一系列事件，都是为“皇父”，即太上皇登坛铺路。因此，索尼为维护皇权与多尔衮的斗争是舍命为君。所以，清帝对索尼极词评价：“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克勤皇家”、“殚厥忠诚”、“秉质忠直，制行端恭”、“克持大义，纠正罪人”。多尔衮“饵之以美爵”，索尼“终持不回之志，永坚勿贰之心”，在诸臣中“最老诚忠鲠”[44]等等。
（3）清廉的达瑞 清初满族官员中最清廉者要数达瑞。他是叶赫赫舍里氏，隶属于满洲正黄旗。其高祖喀尔秦投归努尔哈赤，祖父麻色护卫世祖福临入京，父亲勒贝为侍读学士，事圣祖康熙帝。达瑞的一生主要成就是一心为公，有学识，尚清廉，为国为民。现从三个方面介绍他的不朽事迹。其一，澄心如止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噶尔丹反叛，西北形势紧张。达瑞作为笔帖式调往甘肃。甘肃相继更易七任巡抚，无一不“重其才品”而“甚见委任。”当时，兰州土豪徐五夺他人之妇，巡抚布喀达采用达瑞之策，将徐五逮捕下狱。徐五向达瑞行贿“万金求解”。达瑞毅然“却之”，终于将事情摆平，民妇回家，徐五“毙狱。”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东大饥，选人前往分赈。尚书陈廷敬特举达瑞。在山东平原县，达瑞阻止总理赈务官户部侍郎穆和伦不顾具体情况，每县赈济三千户的错误做法；他砸碎了地方官不用官斗而使用的小斗，受到当地百姓赞扬，即“平原民感泣，立生祠祀焉。”当他回到北京后，康熙帝褒奖他，有御书堂联“澄心如止水”之句。其二，达瑞的父亲勒贝是康熙帝的侍读，“潜心周易、宋五子书。”达瑞“少承家学，博通经史。”后来为官不顺，回归田里，“以经史自娱，尤嗜周易、尚书。”康熙帝对他的学问十分欣赏，在给他的御书堂联中有“力学比登峰”之句。其三，为国为民。达瑞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突出贡献。康熙十一年（1672年）冬，吴三桂在云南叛变。康熙帝派遣其父勒贝探听消息，及时完成任务，并署安亲王的参谋，从征江西、湖南，而达瑞以监生随军，从四川战至云南，以军功晋升为督扑衙门笔帖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从征噶尔丹，巡抚郭弘以运送军粮，“沙道难行”，倍感畏难。达瑞设谋：“募土民并运，兼昼夜前进，军赖以给”。战后，以军功晋升吏部考工司主事。他“清勤自励，每阅稿案，至漏下数刻。恪遵钦定则例，案无留牍，人无怨言。”当他任职期满离开兰州时，“市民走送数百里外，攀辕号泣”[45]。
赫舍里现象的先进性规定，其人具有较高的儒家意识，“忠君亲上”思想高于一般社会水平。所以，清初忠君的典型人物出自这个家族十分自然。众所周知，努尔哈赤宾天前后，围绕皇权在皇太极和乌拉大妃之间展开激烈地争夺。最终以乌拉大妃殉葬而告终，这件残酷的历史，在15岁的多尔衮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皇太极执政期间，在改革国体、振兴文教，推进社会华夏化和统一大潮中，聪明的多尔衮抱着“韬光养晦”心理，积极跟随皇太极，攀龙附凤，掌管吏部大权，从和硕贝勒，晋升为和硕睿亲王。在诸位亲王中排在和硕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名列第三，而实权已首屈一指。他之所以能使皇太极承认其“所行皆合朕意”，是诸位贝勒中犯错误最少的一个，而启心郎索尼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聪明的多尔衮从索尼那里能够及时而准确地理解皇太极的方针、政策、意图，取得皇兄的信任。同时，他也佩服索尼智谋高远，具有较高的决策能力。他供认在满洲贵族中：“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换句话说，皇太极为控制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兄弟，指挥两白旗，以笼络多尔衮为策。执行他的意图者是索尼。索尼以高超的智慧、巧妙地抹平这兄弟之间血的鸿沟。然而，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间，皇太极不幸逝世，多尔衮原形毕露。他想要自己称帝，实现“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的梦想。但除两白旗外，他尚不具备对其他六旗发号施令的权利和威信。在犹豫未定之下，八月十四日清晨，他请教索尼。索尼干脆而严肃地回答：“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当天的贝勒会议，索尼与两黄旗部分大臣，公开到场表态，加上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等主要贝勒的意向，都不在多尔衮一边。“诡疑”多智的多尔衮，见势不妙，顺风转舵，自称“摄政王。”当时，除两黄旗、两红旗和两蓝旗的主要贝勒反对多尔衮称帝外，有满洲瓜儿佳氏、钮钴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和宗室等五大家族中的六位大员，即索尼、鳌拜、图赖、谭泰、图尔格、塔瞻及宗室内大臣巩阿岱、锡翰兄弟共八员出面公开对抗[39]，而索尼居首。以下就赫舍里氏三位主要人物在这方面的表现，一一加以介绍。
（1）纯良的希福 多尔衮痛失称帝机会，自我解嘲，自称“予法周公辅成王，”而称帝之心不死。他知道除和硕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政敌和阻力外，满洲世家大族中赫舍里氏希福、索尼是实现他再次称帝之梦的关键人物。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率领八旗兵进驻北京。经过四个多月招抚，北方四省基本稳定。他根据皇太极遗志，决定迁都北京。这时在公开场合他积极维护福临皇位，以稳定统治。同时，暗中开始操作其太上皇美梦。他先后采取两个步骤。首先为母亲翻案，其次梦想作太上皇。他认为皇太极的“皇帝之位，原系夺立，”母亲死的冤枉。要改变这段历史，必须将太祖、太宗实录重新改写。而这些文书档案都掌握在弘文院大学士希福手中。当他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知道南明政权不足为虑，决心出兵之时，对希福下手，“恶希福不附己”，八月免其官。其后仍觉得不解心头之恨，“恶之不已，并革其世职，籍没家产，夺其原管牛录”[40]。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尔衮将自己的亲信祁充格提升为弘文院大学士，将全部文书档案接管。
多尔衮在军机繁忙之余，违纪“私阅实录”、“亲自看改”，明令大学士祁充格等“削去伊母（殉葬）事。”并将“罪状钞录”两本[41]。多尔衮涂抹、私改实录目的是为母亲进入太庙，自己当太上皇做准备。
希福忠君不二的精神，受到朝廷高度评价。认为他“历事三朝，忘身奉国，天下大计实多匡裨。所谓翼翼匪懈者，其足当之矣。性行纯良，才猷敏练，擢参密勿，赞机务以维勤，懋著寅清，亮天工而匪懈”[42]。
（2）忠鲠的索尼 多尔衮对索尼采取一打一拉政策。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他借口将和硕肃亲王豪格贬为庶人。当时，因为福临称帝，索尼的责任已经完成。多尔衮既摄政，调兵遣将，不能不从。而多尔衮认为索尼的听令是“忠贞戮力，不附肃王”的表现。其实索尼执行的是后宫政策，只要福临登基，肃王作为臣子，不存在附与不附的问题。为笼络索尼等两黄旗大臣，多尔衮以朝廷名义赐索尼等鞍马。然而，索尼心中只有皇上，在国家重大决策问题上，坚持原则。凡是多尔衮拉帮结派，推行错误政策，他毫不留情面，所谓“与政事多以理争。”引起多尔衮极大反感，“由是恶之。”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借谭泰等劾索尼：令人在“库内鼓琴”、“禁城内扑鱼”和“观偶戏赏钱”等三大罪状，处以“革职，并牛录任，著当差，永不叙用”等严厉处分。同时受打击的有两黄旗大臣和皇帝侍卫，即冷僧机、鞏阿岱、锡翰、鳌拜、塔瞻、巴泰、巴哈等人。三年（1646年）二月 ，由于谭泰犯罪，多尔衮欲再次利用索尼，将其罪状昭雪，并受索尼二等子爵。因为索尼“终不附睿亲王”。五年（1648年），多尔衮令亲信贝子屯齐等出面，“讦告索尼于崇德八年（1643年）秋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为由，将索尼“褫职，论赎锾，遣守昭陵，追夺赏赐”[43]。
众所周知，索尼与多尔衮的矛盾焦点是多尔衮否定皇太极皇位的合法性，“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而“挟制皇上”，并“自称皇父摄政王。”从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剥夺希福弘文院大学士、篡改档案，至顺治五年（1648年）革郑亲王爵、逼死肃亲王、发索尼守昭陵等一系列事件，都是为“皇父”，即太上皇登坛铺路。因此，索尼为维护皇权与多尔衮的斗争是舍命为君。所以，清帝对索尼极词评价：“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克勤皇家”、“殚厥忠诚”、“秉质忠直，制行端恭”、“克持大义，纠正罪人”。多尔衮“饵之以美爵”，索尼“终持不回之志，永坚勿贰之心”，在诸臣中“最老诚忠鲠”[44]等等。
（3）清廉的达瑞 清初满族官员中最清廉者要数达瑞。他是叶赫赫舍里氏，隶属于满洲正黄旗。其高祖喀尔秦投归努尔哈赤，祖父麻色护卫世祖福临入京，父亲勒贝为侍读学士，事圣祖康熙帝。达瑞的一生主要成就是一心为公，有学识，尚清廉，为国为民。现从三个方面介绍他的不朽事迹。其一，澄心如止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噶尔丹反叛，西北形势紧张。达瑞作为笔帖式调往甘肃。甘肃相继更易七任巡抚，无一不“重其才品”而“甚见委任。”当时，兰州土豪徐五夺他人之妇，巡抚布喀达采用达瑞之策，将徐五逮捕下狱。徐五向达瑞行贿“万金求解”。达瑞毅然“却之”，终于将事情摆平，民妇回家，徐五“毙狱。”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东大饥，选人前往分赈。尚书陈廷敬特举达瑞。在山东平原县，达瑞阻止总理赈务官户部侍郎穆和伦不顾具体情况，每县赈济三千户的错误做法；他砸碎了地方官不用官斗而使用的小斗，受到当地百姓赞扬，即“平原民感泣，立生祠祀焉。”当他回到北京后，康熙帝褒奖他，有御书堂联“澄心如止水”之句。其二，达瑞的父亲勒贝是康熙帝的侍读，“潜心周易、宋五子书。”达瑞“少承家学，博通经史。”后来为官不顺，回归田里，“以经史自娱，尤嗜周易、尚书。”康熙帝对他的学问十分欣赏，在给他的御书堂联中有“力学比登峰”之句。其三，为国为民。达瑞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突出贡献。康熙十一年（1672年）冬，吴三桂在云南叛变。康熙帝派遣其父勒贝探听消息，及时完成任务，并署安亲王的参谋，从征江西、湖南，而达瑞以监生随军，从四川战至云南，以军功晋升为督扑衙门笔帖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从征噶尔丹，巡抚郭弘以运送军粮，“沙道难行”，倍感畏难。达瑞设谋：“募土民并运，兼昼夜前进，军赖以给”。战后，以军功晋升吏部考工司主事。他“清勤自励，每阅稿案，至漏下数刻。恪遵钦定则例，案无留牍，人无怨言。”当他任职期满离开兰州时，“市民走送数百里外，攀辕号泣”[45]。
（三） 舍身为国
赫舍里文化既具有先进华夏文化特点，亦兼具射猎文化特征。所以，清初赫舍里家族的人才具有两种文化特长，既擅长文墨，也善于勇战，文武双全。如希福巴克什在太祖时期，征伐董夔。太宗时期从征北京、大凌河、锦州等处，都能“奋勇先战，屡败敌众”。索尼在太祖时期作为一等侍卫，“随军征讨”，战界藩，征董夔，“身先士卒”。太宗时，攻锦州，袭大凌河，侦宁远，战北京等，都能“奋勇力战，追击敌兵”[46]。他们叔侄在文武两条战线上，都是勇者，舍身为国。
清初，赫舍里家族在武功方面，为大清江山作出过重大奉献和牺牲。武将的最高官职是舒兴阿，隶属于满洲正黄旗。进士出身，累官至西安将军，署陕西总督。凤城驻防将军洼尔达。 在清朝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平定吴、耿和噶尔丹叛乱中，有许多高级官员卓立战功，并奉献出宝贵生命。
在顺治年间的统一战争中，有正蓝旗议政大臣宜拜长子图尔锡，以二等护卫战殁于山东。四子穆实，以贝勒府长史出征福建阵亡。其弟库尔阐，以一等甲喇章京出征江西卒于军。满洲正红旗的海色，以三等侍卫随安南将军达素战殁于福建厦门。同时，随征立功的有满洲镶蓝旗穆成额，以军功授为拖沙喇哈番世职。有满洲正黄旗的罗多浑，从征山西，攻取太原，以军功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满洲镶蓝旗阿燕达，随征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战湖广一支虎，遇恩诏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47]。上述武功突出的官员都是正三品以上大员。
在吴三桂、耿精忠叛乱期间，赫舍里氏高官参战和牺牲的亦不少。有满洲正红旗副将军、太子少师胡里布率领大军进剿四川时“没于军。”同旗的海都，以骁骑校随定南将军希尔根征逆藩耿精忠阵亡于江西建昌。满洲正红旗拜哈喇，以二等护卫从征逆藩吴三桂战没，授拖沙喇哈番。护军校尼雅寒，从征湖广，力战阵亡，恤赠拖沙喇哈。满洲镶蓝旗希富以护军校随喇哈达追击刘国轩将军于弯腰树，力战阵亡，以功晋赠拖沙喇哈番世职。同旗的艾素，从征察哈尔布尔尼、从征南大将军赖塔由广西进攻云南，征战吴世璠，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塞伦，以分得拨什库出征山东、布尔尼军功显著，授拖沙喇哈番世职。满洲镶白旗雅思哈，随宁海将军喇哈达战于福建，著有劳绩，授拖沙喇哈番[48]。
在征伐准格尔分裂的战争中，赫舍里氏同样作出了重大牺牲。如满洲镶正蓝旗人萨兰泰，随大将军伯费扬古往征厄鲁特噶尔丹，在昭莫多地方战亡，恤赠七品官。常保，以前锋侍卫从靖远大将军公傅尔丹由北路进剿准噶尔，在和通瑚尔哈诺尔地方没于阵，恤赠拖喇哈番世职。在同一战场，有上述达瑞之子，已经“少习举子业，有文名”，并与兄何浩中同榜进士，授刑部主事的何溥，“奋不顾身，力战没于阵，” 授世职拖沙喇哈番。满洲正蓝旗蒙古尔代“奋勇击战没于阵。议恤授拖沙喇哈番世职”[49]。在三次大战役中，赫舍里氏高官，一品大员至六品大员共19人参战，阵亡者多达13名，占68%以上。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三个问题。其一，赫舍里文化是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女真社会中，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积淀和传承的产物，是宝贵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其二，这种文化是滞后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其民族再次兴起，并与华夏文化接轨的重要桥梁。其三，由这种文化氛围长期滋润的家庭所培养的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群体。总之，结论是：关外的女真社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但存在赫舍里式的先进文化成分，不可忽视。研究赫舍里文化对于理解女真、满洲入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赫舍里文化既具有先进华夏文化特点，亦兼具射猎文化特征。所以，清初赫舍里家族的人才具有两种文化特长，既擅长文墨，也善于勇战，文武双全。如希福巴克什在太祖时期，征伐董夔。太宗时期从征北京、大凌河、锦州等处，都能“奋勇先战，屡败敌众”。索尼在太祖时期作为一等侍卫，“随军征讨”，战界藩，征董夔，“身先士卒”。太宗时，攻锦州，袭大凌河，侦宁远，战北京等，都能“奋勇力战，追击敌兵”[46]。他们叔侄在文武两条战线上，都是勇者，舍身为国。
清初，赫舍里家族在武功方面，为大清江山作出过重大奉献和牺牲。武将的最高官职是舒兴阿，隶属于满洲正黄旗。进士出身，累官至西安将军，署陕西总督。凤城驻防将军洼尔达。 在清朝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平定吴、耿和噶尔丹叛乱中，有许多高级官员卓立战功，并奉献出宝贵生命。
在顺治年间的统一战争中，有正蓝旗议政大臣宜拜长子图尔锡，以二等护卫战殁于山东。四子穆实，以贝勒府长史出征福建阵亡。其弟库尔阐，以一等甲喇章京出征江西卒于军。满洲正红旗的海色，以三等侍卫随安南将军达素战殁于福建厦门。同时，随征立功的有满洲镶蓝旗穆成额，以军功授为拖沙喇哈番世职。有满洲正黄旗的罗多浑，从征山西，攻取太原，以军功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满洲镶蓝旗阿燕达，随征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战湖广一支虎，遇恩诏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47]。上述武功突出的官员都是正三品以上大员。
在吴三桂、耿精忠叛乱期间，赫舍里氏高官参战和牺牲的亦不少。有满洲正红旗副将军、太子少师胡里布率领大军进剿四川时“没于军。”同旗的海都，以骁骑校随定南将军希尔根征逆藩耿精忠阵亡于江西建昌。满洲正红旗拜哈喇，以二等护卫从征逆藩吴三桂战没，授拖沙喇哈番。护军校尼雅寒，从征湖广，力战阵亡，恤赠拖沙喇哈。满洲镶蓝旗希富以护军校随喇哈达追击刘国轩将军于弯腰树，力战阵亡，以功晋赠拖沙喇哈番世职。同旗的艾素，从征察哈尔布尔尼、从征南大将军赖塔由广西进攻云南，征战吴世璠，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塞伦，以分得拨什库出征山东、布尔尼军功显著，授拖沙喇哈番世职。满洲镶白旗雅思哈，随宁海将军喇哈达战于福建，著有劳绩，授拖沙喇哈番[48]。
在征伐准格尔分裂的战争中，赫舍里氏同样作出了重大牺牲。如满洲镶正蓝旗人萨兰泰，随大将军伯费扬古往征厄鲁特噶尔丹，在昭莫多地方战亡，恤赠七品官。常保，以前锋侍卫从靖远大将军公傅尔丹由北路进剿准噶尔，在和通瑚尔哈诺尔地方没于阵，恤赠拖喇哈番世职。在同一战场，有上述达瑞之子，已经“少习举子业，有文名”，并与兄何浩中同榜进士，授刑部主事的何溥，“奋不顾身，力战没于阵，” 授世职拖沙喇哈番。满洲正蓝旗蒙古尔代“奋勇击战没于阵。议恤授拖沙喇哈番世职”[49]。在三次大战役中，赫舍里氏高官，一品大员至六品大员共19人参战，阵亡者多达13名，占68%以上。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三个问题。其一，赫舍里文化是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女真社会中，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积淀和传承的产物，是宝贵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其二，这种文化是滞后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其民族再次兴起，并与华夏文化接轨的重要桥梁。其三，由这种文化氛围长期滋润的家庭所培养的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群体。总之，结论是：关外的女真社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但存在赫舍里式的先进文化成分，不可忽视。研究赫舍里文化对于理解女真、满洲入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第260页。1998年，黄山书社。
[2]元脱脱等撰《金史》卷66，第1558页。1975年，中华书局。
[3]元脱脱等撰《金史》卷4，第76页。
[4]元脱脱等撰《金史》卷65，第1656页；卷72，第53页。
[5]罗福成《女直译语二编》，第1页上－40页下。
[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4，第366页；卷65，第378页。
[7]《满洲实录》卷3，第2－6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8]《大清一统志》第2函，卷23，第32页下。乾隆九年本。
[9]《八旗通志初集》卷147，第378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0]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志》2集，卷2，第6764页；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见《探微集》第45页。1980年，中华书局。
[11]《清乾隆内府舆图》八排东1，清乾隆二十五年镌制铜版，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重印。
[12] 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10，第1上—12页下。乾隆九年刊本。
[13]《朝鲜李朝实录·宣宗》卷70，第378页；卷127，第668页。
[14] 冯其利等《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系表补录》第18页。
[15]羽田亨编《满和辞典》第36－37页。国书刊行会本。
[16]（清）佚名纂《星源集庆》第15页，道光间内府朱丝兰墨写本。
[17] 冯其利等《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袭表补录》第82页（顺治十六年索尼诰封碑）。
[1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4，第189页，1981年，中华书局；鄂尔泰等《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
[19]《清史列传》卷6，第395—363页。
[20]《星源集庆》第45、49页；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10页下。癸亥冬十月上海聚珍仿宋印书
排印；《清圣祖实录》卷16，第19页下。
[21]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卷241，第7004页，商务印书馆印行；《星源集庆》第47页。
[22]《清皇室四谱》卷2，第14页下；张彩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上，第97页上。绿樱花馆平氏墨版。
[23]《星源集庆》第85页；《清列朝后妃传稿》下，第63页上。
[24]《清穆宗实录》卷328，第3页下；《清列朝后妃传稿》下，第110页下－111上。
[25]《清史资料》丁编，第8本，第752页下；《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61－174页；《清圣祖实录》卷47，第18页上。
[26]《八旗通志初集》卷239，第5374页，吉林师范大学出版社；《星源集庆》第45页。
[27]《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袭表补录》第84－85页；《沈阳县志》卷3，第42页上。1917年，奉天作新印刷局
[28]盛昱《雪屐寻碑录》卷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初九日条。
[29]《八旗通志初集》卷237，第5342－5343页；卷201，第4679页；《清代馆选分韻汇编》卷7，第17页
下；卷1，第21页上；《清代画史·增编》卷36第5页上。
[30]《清太宗实录》卷25，第21页；卷30，第16页；卷32，第10页；《清史列传》卷4，第189页。
[31]《清太宗实录》卷56，第6页；《清史列传》卷4，第190页
[3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乾隆九年刊本；《清代馆轩分韻汇编》卷1，第2页上
见严懋功《清代徵献类编》1931年无锡民生公司承印。晓霞书屋丛著
[33]《清史列传》卷6，第361页；《清太宗实录》卷46，第20页；卷10，第3页；卷12，第14页。
[34]《清史列传》卷6，第395—363页。
[35]《清史列传》卷8，第527－529页；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义侠类》第6册，第2640页。1986年，
华书局；《沈阳县志》卷3，第42页上。1917年，奉天作新印刷局印。《啸亭杂录》卷1，第5页。1980年，中华书局。
[36]《八旗通志初集》卷113，第2850页—2871页；《清史列传》卷6，第363页。
[37] 鄂尔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5页上；《清史稿》卷258，第9830页。1976年，中华书局；《八
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八旗通志初集》卷165，第4090页。
[38]《清代宰辅年表》卷1，第6页下，见严懋功《清代徵献类编》；《清史稿》卷241，第9560页。
[39]《清世祖实录》卷63，第15页下、19页下；卷96，第19页下；《清史稿》卷249，第9675页。
[40] 蒋良骐《东华录》卷6，第103页。中华书局；《清史列传》卷2，第27页；《八旗通志初
集》第6册，卷147，第3782—3784页。
[41]罗福颐《国朝史料拾零》卷1，第12页下；《雪屐寻碑录》卷3，第2页下，见《辽海丛书》本。
[42]《清世祖实录》卷20，第15页上—16页下；卷37，第14页上下。
[43]《东华录》卷6，第103页；卷37，第14页上下；《清圣祖实录》卷21，第24页下、25页上；卷6，第8页下；卷96，第1页下－2页上。
[44] 《八旗通志初集》卷237，第5344页—5345页；《凤城县志》卷4，第34页上。民国十年版。
[45]《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清史列传》卷6，第360页。
[46] 《清代馆轩分韻汇编》卷1，第14页上。《八旗通志初集》卷165，第4089页卷、第4090页；卷223，第5113页；卷213，第4893页；卷206，第4775页；卷213，第4887－4888页。
[47]《八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卷223，第5114页；卷226，第5173页；卷222，第5099页；卷 214，第4901页；卷213，第4893页；卷209，第4817页。
[47] 《八旗通志初集》卷227，第5191页；卷227，第5191页；卷221，第7072页；卷226，第5174页。
[48]《八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卷223，第5114页；卷226，第5173页；卷222，第5099页；卷 214，第4901页；卷213，第4893页；卷209，第4817页。
[49] 《八旗通志初集》卷227，第5191页；卷227，第5191页；卷221，第7072页；卷226，第5174页。
[2]元脱脱等撰《金史》卷66，第1558页。1975年，中华书局。
[3]元脱脱等撰《金史》卷4，第76页。
[4]元脱脱等撰《金史》卷65，第1656页；卷72，第53页。
[5]罗福成《女直译语二编》，第1页上－40页下。
[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4，第366页；卷65，第378页。
[7]《满洲实录》卷3，第2－6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8]《大清一统志》第2函，卷23，第32页下。乾隆九年本。
[9]《八旗通志初集》卷147，第378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0]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志》2集，卷2，第6764页；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见《探微集》第45页。1980年，中华书局。
[11]《清乾隆内府舆图》八排东1，清乾隆二十五年镌制铜版，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重印。
[12] 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10，第1上—12页下。乾隆九年刊本。
[13]《朝鲜李朝实录·宣宗》卷70，第378页；卷127，第668页。
[14] 冯其利等《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系表补录》第18页。
[15]羽田亨编《满和辞典》第36－37页。国书刊行会本。
[16]（清）佚名纂《星源集庆》第15页，道光间内府朱丝兰墨写本。
[17] 冯其利等《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袭表补录》第82页（顺治十六年索尼诰封碑）。
[1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4，第189页，1981年，中华书局；鄂尔泰等《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
[19]《清史列传》卷6，第395—363页。
[20]《星源集庆》第45、49页；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10页下。癸亥冬十月上海聚珍仿宋印书
排印；《清圣祖实录》卷16，第19页下。
[21]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卷241，第7004页，商务印书馆印行；《星源集庆》第47页。
[22]《清皇室四谱》卷2，第14页下；张彩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上，第97页上。绿樱花馆平氏墨版。
[23]《星源集庆》第85页；《清列朝后妃传稿》下，第63页上。
[24]《清穆宗实录》卷328，第3页下；《清列朝后妃传稿》下，第110页下－111上。
[25]《清史资料》丁编，第8本，第752页下；《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61－174页；《清圣祖实录》卷47，第18页上。
[26]《八旗通志初集》卷239，第5374页，吉林师范大学出版社；《星源集庆》第45页。
[27]《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袭表补录》第84－85页；《沈阳县志》卷3，第42页上。1917年，奉天作新印刷局
[28]盛昱《雪屐寻碑录》卷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初九日条。
[29]《八旗通志初集》卷237，第5342－5343页；卷201，第4679页；《清代馆选分韻汇编》卷7，第17页
下；卷1，第21页上；《清代画史·增编》卷36第5页上。
[30]《清太宗实录》卷25，第21页；卷30，第16页；卷32，第10页；《清史列传》卷4，第189页。
[31]《清太宗实录》卷56，第6页；《清史列传》卷4，第190页
[3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乾隆九年刊本；《清代馆轩分韻汇编》卷1，第2页上
见严懋功《清代徵献类编》1931年无锡民生公司承印。晓霞书屋丛著
[33]《清史列传》卷6，第361页；《清太宗实录》卷46，第20页；卷10，第3页；卷12，第14页。
[34]《清史列传》卷6，第395—363页。
[35]《清史列传》卷8，第527－529页；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义侠类》第6册，第2640页。1986年，
华书局；《沈阳县志》卷3，第42页上。1917年，奉天作新印刷局印。《啸亭杂录》卷1，第5页。1980年，中华书局。
[36]《八旗通志初集》卷113，第2850页—2871页；《清史列传》卷6，第363页。
[37] 鄂尔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5页上；《清史稿》卷258，第9830页。1976年，中华书局；《八
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八旗通志初集》卷165，第4090页。
[38]《清代宰辅年表》卷1，第6页下，见严懋功《清代徵献类编》；《清史稿》卷241，第9560页。
[39]《清世祖实录》卷63，第15页下、19页下；卷96，第19页下；《清史稿》卷249，第9675页。
[40] 蒋良骐《东华录》卷6，第103页。中华书局；《清史列传》卷2，第27页；《八旗通志初
集》第6册，卷147，第3782—3784页。
[41]罗福颐《国朝史料拾零》卷1，第12页下；《雪屐寻碑录》卷3，第2页下，见《辽海丛书》本。
[42]《清世祖实录》卷20，第15页上—16页下；卷37，第14页上下。
[43]《东华录》卷6，第103页；卷37，第14页上下；《清圣祖实录》卷21，第24页下、25页上；卷6，第8页下；卷96，第1页下－2页上。
[44] 《八旗通志初集》卷237，第5344页—5345页；《凤城县志》卷4，第34页上。民国十年版。
[45]《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清史列传》卷6，第360页。
[46] 《清代馆轩分韻汇编》卷1，第14页上。《八旗通志初集》卷165，第4089页卷、第4090页；卷223，第5113页；卷213，第4893页；卷206，第4775页；卷213，第4887－4888页。
[47]《八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卷223，第5114页；卷226，第5173页；卷222，第5099页；卷 214，第4901页；卷213，第4893页；卷209，第4817页。
[47] 《八旗通志初集》卷227，第5191页；卷227，第5191页；卷221，第7072页；卷226，第5174页。
[48]《八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卷223，第5114页；卷226，第5173页；卷222，第5099页；卷 214，第4901页；卷213，第4893页；卷209，第4817页。
[49] 《八旗通志初集》卷227，第5191页；卷227，第5191页；卷221，第7072页；卷226，第5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