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丁授田”及辽沈旗地的形成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克明之辽东重镇沈阳、辽阳后，很快占据整个辽东地区，“辽阳既下，其河东之三河、东胜，……岫岩、青台峪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努尔哈赤随即迁都辽阳，后金的统治重心便由原苏子河流域转至辽沈地区，绝大多数八旗官兵也放弃原来的屯驻地，连同其家属迁至辽沈地区。八旗兵丁离开原来的驻屯地，改驻辽东各地后，便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便是八旗兵丁离开了原有的庄园和耕地以及渔猎、采集的山川，失去了采集、渔猎经济的来源，如何安置八旗官兵，解决其生计，保持八旗的战斗力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故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稍持稳定后，于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传谕辽东各村汉人，颁布“计丁授田”令，为八旗兵丁征地授田。谕告如下：

“海州地方拨田十万响，辽东地方拨田二十万，共征田三十万响，分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至于我众百姓之田，仍在我地方耕种。尔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家之田，荒芜者甚多也！该荒芜之田，亦在我所征之三十万垧田数内。如不敷用，可去自松山堡以内至铁岭、懿路、蒲河、珲托河、沈阳、抚顺、东州、玛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种。若仍不足，可至边外耕种。往者，尔明国富人，占地甚广大，其田雇人耕作，所获粮米，食之不尽而柴之。贫民无田无粮，买粮而食，一旦财尽，沦为乞丐。富人与其囤积粮财，以致朽烂，徒行贮藏，不如赡养乞丐贫民。如此，则鸿名相传之，造福于后世也！本年所种之粮，准其各自收获。我今计田每丁给种粮田五，种棉地一矣。尔等不得隐匿男丁。隐匿不得其田矣！嗣后以不使花子求乞，乞丐僧人，皆给以田，勤加耕作。每三丁，合种官田一。每二十丁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

围绕此段史料，有许多不同意见，对其争论的焦点，是关于授田对象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计丁授田是努尔哈赤在后金国推行“均田制”，故授田的对象即包括八旗兵丁，也包括新征服的辽东汉人。郭成康、刘建新认为：“努尔哈赤颁发‘计丁授田’谕中规定的授田对象既不是八旗人丁，也不是后金辖区内一切满汉人民，而仅仅是新占领区（包括辽东五卫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的汉族人民。”李景兰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认为“‘计丁授田’的命令是下给当地的汉族人民的，受田者只是汉民，既不包括满族八旗兵丁，也更不是单单授给满族八旗兵丁的。”周藤吉之通过对土地面积的分析，认为授田的对象是八旗兵丁，三十万响土地是供旗人作粮田和草料田用的，并欲驱使汉民百姓在这些土地上从事耕作。王钟翰师认为授田的对象是八旗贵族和八旗官兵。授田的对象问题，涉及到土地经营以及后金的社会性质等问题，故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

此谕告开头说得很清楚，在海州征田十万（许多史料将响译为“日”，一日实为一晌，晌同响），辽东征田二十万响，“分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此句满语为“meni ubade tehe coohai niyalma morin de buki”，满语“bumbi”语意为“给”，变成“buki”则表示授受关系的动词，授受的对象以格助词“de”来表示，对象为“meni ubade tehe coohai niyalma morin”，可知此三十万响田是专为八旗官兵征用的。同年十月一日，又对汉人文告，强调征田之事，“ishun aniya coohai niyalmai jetere jeku,morin ulebere orho liyoo,talire usin' gaimbi,liyoodungni sunja wei niyalma,ejen aku usin be tebume,orin tumen ineng-gi,hai jeo,fu jeo,g'ai jeo,gin jeo duin wei niyalma de,ineku ejen aku usin be tebume,juwan tumen inenggi usin be tucibufi bu.”。中华书局汉译本《满文老档》中将此译为：“明年征收军人食粮，饲马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民，可耕种无主田二十万，又从该无主田内拨出十万响，给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民耕种。”此段文字翻译有误，最后一句中的“tucibufi bu”是由动词“tucibumbi”(意为“出”）加上动词“bumbi”的命令式“bu”复合而成的，语意为“使……拿出”或“令……交出”，这是全句的谓语，命令的对象是“liy-oodung ni sunja wei niyalma”(辽东五卫之人）和“hai jeo,g'aijeo,fu jeo,gin jeo duin wei niyalma”(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宾语分别是二十万响和十万无主熟田。所以此段满文应该译为“明年征收军人食粮，饲马草料及耕种之田地，着尔辽东五卫之人，交出无主熟田（或“可耕地”）二十万，海州、盖州、复州、金州之人交出同样无主熟田十万。”这道谕令实际是对七月十四日授田令的再次重申和补充，新的内容是改原来海州交田十万响为海、盖、金、复四州共交出无主熟田十万，再次强调辽东汉人必须交出三十万垧熟田，以供八旗官兵之用。

两处之地亩，仅有七十五万亩左右，不足所欲征拨之半，故周藤吉之认为在谕告中提到：“如不敷用，可取自松山堡以内至铁岭、懿路、蒲河、范河、珲托河、沈阳、抚顺、东州、玛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种，若仍不足，可至边外耕种。”为的是补辽东地亩之不足，以使八旗官兵都能分到田地。其实，辽东的可耕地面积并非仅七十五万余亩，《全辽志》和《辽东志》所记载的地亩数，仅是辽东屯田的地亩数。明代在全国各卫、所实行屯田，明初在辽东不设州县，仅设卫、所，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其粮饷岁输海上”。后因运输粮饷糜费，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亦在辽东实行屯田制。据《全辽志）载：“始制屯田，法率以十，三分屯田，七分戍逻。既而损戍逻益屯田，至永乐间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稿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由是罢海粮运”。明初“辽东诸卫士卒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人”，永乐年间基本保持此额数。据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记载，“每军种田五十亩”或根据土地肥瘠情况和其他耕种条件的不同，“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或二十亩不等”。以平均50亩计，永乐年间十分之八者从事耕作，据此估计当时辽东屯田的土地当在400万亩以上。但到明中后期，土地情况发生变化，据万历十年（1582年）辽东巡抚周咏题报：“丈出屯地八千九百三顷五十余亩……科地米地二万四千一百八十八顷七十余亩”。据此可知当时辽东的地亩达330万亩以上，民地远远超出屯地数，诸多屯田地亩转为民地，到明后期，仅剩下八十余万亩屯地。这些地亩远不够八旗授田需要，故仍需征拨辽东百姓的土地。因此，谕告中的“如不敷用”，并不是指辽东地亩不够征拨之数，而是指在分田中，三十万响田“不敷用”。

所谓三十万响，实为八旗官兵分配土地所需的大概亩数，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满洲八旗牛录研究》中认为，根据三十万响的土地分配额可以推定当时八旗男丁约五万人，这种推算不无道理。根据《满文老档》天命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条所记牛录分布状况的资料统计，达尔汉侍卫旗（镶黄）有19个半牛录，阿敦阿哥旗（正黄）有45牛录另370甲，穆哈连旗（正蓝）有21牛录，济尔哈朗阿哥旗（镶蓝）有61牛录另125甲，汤古岱旗（正红）25牛录另250甲，博尔晋旗（镶红）有26个半牛录，栋鄂额旗（正白）18牛录另250甲，阿巴泰阿哥旗（镶白）有15牛录，当时计有230个牛录2浑托和（半个牛录）995甲驻守后金各地，每牛录按300丁计算，约计七万余丁。虽然努尔哈赤定三百人为一牛录，但许多牛录中丁数不足三百，因此，此数字不准确。当时耳闻目睹后金情况的朝鲜人李民窦在《建州闻见录》中所记：“一柳累所属三百人，或云多寡不均”，从许多牛录的编设记载来看，可知牛录壮丁数很少有满三百者。

根据《满文老档》记载，第一批女真人迁至辽沈的时间是天命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故谕告的发布对象是辽东汉人，不会是女真人。为了安定民心，所以在谕告的后面，便历数辽东地主如何不道，后金政权将收富人之地，平均分给辽东汉人，即欲将八旗征拨的三十万响以外的土地，以“每丁给种粮田五响，种棉地一的”的分配原则，平均分给辽东汉人，并规定了汉人所应承担的兵役和徭役。但是所说为汉人分田仅是一纸具文，旨在安民。在《满文老档》中根本没有出现为辽东汉民授田的记录，而汉人服役的记载却屡屡出现。持为汉人授田之观点者，也是仅注意了谕告的后一部分，难免以偏盖全。由于八旗制度的性质和土地面积及时间的局限，当时不可能为辽东汉人授田，我们也不能仅凭一纸文告来分析土地的变更情况及社会性质问题，而应以其执行情况来具体分析。更应该明确，此谕告发布的对象虽然是汉人，但其宗旨是告诉辽东汉人将从“海州地方拨田十万，辽东地方拨田二十万响”，而不是要为辽东汉人分田，即此“计丁授田”的谕告是对辽东汉人下达的征田令，而不是授田令。

另外还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辽东地区除八旗征拨的土地之外，还有大量的土地归汉人占有。努尔哈赤对汉人实行“各安旧业”的政策，即没有打破辽东多数汉人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如努尔哈赤所言：“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所以并不是没给汉人实行“计丁授田”，所有的汉人便无地可耕。相反，当时多数辽东汉人仍继续耕种自己原有的地亩。直到天命十年实行大规模编庄，将所有的辽东汉人编入八旗后，才彻底地改变了辽东汉人的土地占有关系。

待更……

八旗兵丁迁移到辽沈，目的是驻防各地，以镇压辽沈地区汉人的反抗和防御明朝、coohiyan、qahar蒙古等对峙势力的颠覆。所以进入辽沈后，很快将八旗兵丁按旗分驻后金的各城堡和交通要冲。《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八日条记：

正黄旗收管之地：费（佛）阿拉、尚间崖、包窝赫、札克丹、洪阔、抚顺、西章嘉、德立石、奉集堡八城。
镶黄旗收管之地：柴河、抚安、范河、懿路、三岔堡、铁岭、（原档残缺）宋家泊、丁字泊、避荫、甲虎缠十一城。
正红旗收管之地：温德痕、札库穆、清河及一堵墙、碱厂、孤山、山羊峪、威宁营、东州、玛哈丹（mahadan，东洋文库日译本将其译为“马根丹”）十城。
镶红旗收管之地：沈阳、蒲河、平虏堡、十方寺、上榆林、靖远堡、武靖营、长宁堡、会安堡、虎皮驿、长永堡、长胜堡十二城。
镶蓝旗收管之地：旅顺口、木城驿、金州及石河驿、黄骨岛、归服堡、望海锅、红嘴八城。
正蓝旗收管之地：岫岩、青苔峪、马宽赛及水长驿、伊兰博里库、镇东、镇夷、凤凰、汤站、险山、甜水站十一城。
正白旗收管之地：复州、栾古堡、杨官堡及永宁监、五十寨、盖州、盐厂堡、天城堡、青云堡（东洋文库日译本为“庆云堡”）九城。
镶白旗收管之地：海州、东京堡、耀州、穆家堡、析木城、古城堡、长安堡、青城堡、鞍山九城。

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正黄、镶黄、正红三旗收管之地，多是后金在进入辽沈之前的故地，即苏子河流域和浑河上游地区。其它五旗收管辽沈及海、盖、金、复等辽东地区，具体为:

正黄旗管辖赫图阿拉、抚顺地区；
镶黄旗管辖铁岭地区；
正红旗管辖清河、碱厂地区；
镶红旗管辖沈阳地区；
镶蓝旗管辖旅顺、金州地区；
正蓝旗管辖岫岩、凤城地区；
正白旗管辖复州、盖州地区；
镶白旗管辖辽阳、海州地区。

这段史料给人以疑问，在辽东（定辽五卫和金、复、海、盖地区）是否只对镶红、镶蓝、正蓝、正白、镶白五旗授田，而正黄、镶黄、正红
三旗要在其管辖区，即在苏子河流域和浑河上游地区授田呢?事实并非如此，后金政权的统治重心由萨尔浒迁到辽阳后，女真人也基本都随之迁到辽沈地区。《满文老档）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条记载：“自萨尔浒迁户至辽东，十一月初一日第一族始至，十二月初十日队尾终断”，可见女真人是有组织，有秩序地迁到辽沈地区的，陆续到达用了四十天，可知迁移规模之大。

在女真人迁移后，努尔哈赤又将大批汉人迁往女真人的故地。“建州尽徙诸堡屯民出塞，以其部落分屯开、铁、辽、沈，驱屯民男女二十万北行，男子不得挟赞，妇女不得缠足，道死相属。”“塞”指明代的边墙，即驱赶耀州等地二十万汉民到女真人原居住地（明代边墙之外）去生活。女真人故地的耕地也基本由被迫迁移至此的汉人耕种，所以当时不可能在苏子河流域和浑河上游地区为八旗官兵分田，女真人的故地能容纳二十余万汉人，可窥知女真人基本已迁移殆尽。就授田而言，《满文老档》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载：“蒙噶图、孟古、萨尔古里等道员前来丈量田亩，办理房舍”。据姚念慈先生考证，蒙噶图当时属镶黄旗，镶黄旗之人任授田之大臣，按八旗各旗只主本旗事，不许干预他旗事物之惯例，知镶黄旗等亦在辽东授田。

另上述各旗收管之地，也并非本旗驻守。天命八年三月四日，派“穆哈连（正蓝旗人）率镶白旗甲兵五十，驻温德痕河（按上属正红旗收管）；索海牛录下阿尔巴率八旗拣选之甲兵四百名，驻十方寺（按上属镶红旗收管)；郭忻、羌钱率正红旗三牛录，驻铁岭（按上属镶黄旗收管）；镶白旗阿尔布哈率正蓝旗三牛录，驻奉集堡（按上属正黄旗收管）。”天命九年正月初十日，“增派戍守之兵，栋鄂额骑往驻海州，达柱虎往驻耀州，…”，栋鄂额骑何和里与达柱虎同属正白旗。按上记海州、耀州同属镶白旗收管之地，所以，后金之八旗驻防不受各旗收管地界的限制，八旗官兵的家也不在驻防处，驻防之分布与旗地分配无关。因此，在辽东的“计丁授田”，并不是仅对前面提到的收管辽东的镶红、镶蓝、正蓝、正白、镶白五旗，而是面向整个八旗官兵的。

在辽东授田，专设“管田大臣”（满文称做“usin icihiyara ambasa”)主管。先将地亩划于各旗，“诸申每旗各派游击二人，每牛录各派千总一人，一同往勘田”，各旗再分于各牛录，令“每牛录派一章京率领前往，丈量地亩”，各牛录再以每丁六分于八旗兵丁，兵丁在外戍守者，“可先使父兄速来，以记取尔等所分配之田舍，然后率子弟家人妥为耕作及收
获”。牛录额真要监管耕种，不许借口驻防延误农耕。规定“各牛录驻辽东之男丁，核计为三份，一份驻扎，二份在辽东耕田。……独身壮丁，勿得差遣，令其驻扎，其田令牛录之人兼耕”。并鼓励各牛录之人，“若不敷耕种，可往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柴河、法纳哈各地，各自沿边择地，合力耕种”。据此亦可知最初的授田范围仅限于辽东，后因三十万响地不够分配和所分的部分土地贫瘠，难以耕种，造成部分牛录粮不足用，才又“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今铁岭），两白旗于安平（即安平屯，在今辽阳市东南），两红旗于石城（即石城堡，在今风城县东北），其阿敏所管两蓝旗，分住张义
站（即章义站，今沈阳市西南）、靖远堡（即静远堡，今沈阳市西北），因地土瘠薄，与以大城之地”。分配旗地的范围扩大，将各旗部分迁至铁岭、安平堡、石城堡等地区，但各旗所移也只是部分牛录，就土地面积而言，各旗旗地的重心仍在辽沈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