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西班牙人桑切斯（Alonso Sanchez），与意大利人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分别辗转来到了澳门。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上帝”带入庞大无匹的明帝国。
30年前，他们的前辈沙勿略也曾怀着同样的梦想，登上过广东沿海的一座小岛，试图由此进入明帝国内陆。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在日本遭受了严重挫折，日本人告诉他，如果你的“上帝”确实好，“那么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并且接受它”。但严格的海禁政策，让沙勿略只能望洋兴叹。1552年底，他病逝在荒凉的小岛上，临终之言是“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桑切斯看来，要想让岩石裂开，“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1586年他返回欧洲时，怀揣着一份呈递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备忘录——《论征服中国》。在备忘录里，桑切斯全力鼓吹对明帝国动武，希望国王“立即作出决定，使中国人猝不及防”。他认为，打败明帝国并不难，“只需要有一万至一万二千名西班牙、意大利或其他国家的士兵就足够了”。他给菲利普二世提供了一幅绚丽迷人的前景：
“王上可以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
桑切斯成了马德里宫廷的上宾，但马泰奥·里奇不能认同他的主张，二人划清了界限，分道扬镳。在给友人的信里，马泰奥·里奇说，“我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励德修身，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他相信，“以学术收揽人心”才是让岩石裂开的“最善之法”。

一、天竺国僧
古老帝国的岩石并非坚不可摧。马泰奥·里奇们来到澳门时，明帝国刚刚打开海禁；三棱镜之类廉价的玻璃器，在帝国官员眼里是稀奇的宝石；自鸣钟之类精巧的西洋奇器，也很受他们的欢迎。
1583年，通过变相贿赂，马泰奥·里奇等人在广东肇庆申请到了一个定居点。申请过程中，他没有提到传教，仅声称自己是宗教团体成员，因为仰慕中华帝国而离开本土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只祈求获得一小块地，用于建造住房和小教堂。他还承诺，不会有任何妨碍其他人生活的事情发生。
这种谨慎是必要的。马泰奥·里奇们在澳门做了许多功课，他们知道，明帝国官府对传教之事相当敏感，过去发生的内乱和骚动中，有不少是以“传布新宗教”为掩护的。而且，明帝国的建立本身，也与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七年颁布的《大明律》里规定：上至以弥勒佛、白莲社的名义聚会，下至扮演巫师请神上身、兜售符水，为首者要处以绞刑，从犯也要“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甚至连“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也不被允许，为首者要杖打一百，村长里长若知道百姓搞这类活动却不去举报，也要被鞭笞四十。

大明律目录（部分）

马泰奥·里奇们不想被抓进监狱。同时他们还知道，中国人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他们不能相信有那么一天，要向外国人学习本国书本上未曾记载的东西”。为了规避这种排外的文化心态，马泰奥·里奇们接受了一位衙门主簿的建议，“把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非常得体的袈裟”，从传教士摇身变做了洋僧人。1584年，他们在肇庆出版了一本宗教书籍，序言的落款却是“万历甲申岁秋八月望夜三日天竺国僧书”。1585年，他们在肇庆建起了教堂，但马泰奥·里奇的好朋友与政治靠山、肇庆知府王泮，给教堂起的名字是“仙花寺”；王泮还给教堂送来了一块匾额作为祝贺，上面的题字是“西来净土”。
寺庙与教堂、传教士与佛教徒，终究不是一回事。马泰奥·里奇们按自己的规矩，在平常日子里将大门关了起来，这让肇庆的百姓们疑惑不已，在他们的认知里，寺庙应该常年大敞山门、广受香火才对。与疑惑伴随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阴谋论——1580年代，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混合着倭寇与中国本土海盗，已在明帝国沿海骚扰抢掠多年；官方将他们统称为“佛郎机人”，民间则流传着“佛郎机人拐卖嗜吃小孩”的谣言。马泰奥·里奇们的番邦外貌、山门紧闭的“仙花寺”，与这类谣言很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
谣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某日，有顽皮的孩子往“仙花寺”里扔石子，仆人跑出来逮住其中一个，将之带入堂内教训。马泰奥·里奇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要仆人立即将小孩放出，但为时已晚，恐慌已在民众当中传播开来——仆人把小孩拉入寺内，明显是要给佛朗机人吃掉。他们聚集起来找到知府王泮，愤怒地控诉生番食人。
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且王泮对马泰奥·里奇们也素有好感，这场控诉不了了之。但谣言并未止息。
“仙花寺”的第一个信徒，是患了不治之症而被家人抛弃街头的一名可怜人。马泰奥·里奇们告诉这可怜人，他们无法医治他的肉体，但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垂死者愿意抓住任何可以抓到的稻草，可怜人被带回了“仙花寺”受洗，然后在那里去世。谣言随后开始在市井中传播。谣言里说，番鬼们有一种能力，可以看出那可怜人的脑子里藏着宝石，他们愿意在他生前照料他，是为了在他死后占据他的尸体，然后将宝石取走。

二、炼金术士
当然，也有主动投奔“仙花寺”之人。但这种投奔，带给马泰奥·里奇的，只是更深的失望。他在札记里写道：
“中国有很多人热衷于炼金术，差不多使他们发了狂。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才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
一旦得出了某种结论，民众会有一万种办法去“证实”它的正确性。“马泰奥·里奇们懂得炼金术”也不例外。流言声称，“仙花寺”里的这些人，不从事生产与贸易，也不像和尚们那样大开山门广纳施舍，却能够衣食无忧，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掌握着将水银变为银子的奥秘。
其实，马泰奥·里奇们的生活，主要靠澳门葡萄牙商人们的捐赠。
利之所在，往往也是骗子们活跃的所在。一个号称来自澳门的中国信徒，对外谎称已经掌握了马泰奥·里奇们“把水银变成银子”的秘法，四处向人兜售。他将另外两名中国信徒的财产骗了个精光后消失无踪，同时还偷走了“仙花寺”里的一面三棱镜，留下马泰奥·里奇去面对难缠的官司。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
1589年，新来的两广总督刘继文将马泰奥·里奇们逐出了肇庆。刘继文来广东，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他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仙花寺”里的这些洋僧人——他们与澳门一直有书信往来，一直在搞新机械的发明，还做演讲，印刷书籍，向民众展示自鸣钟……这些构不成“勾结夷匪”的证据，但也不能让刘继文放心。他先是要求马泰奥·里奇们集体回到澳门，后来又改了主意，决定将他们迁往位于广东更北部的韶州南华寺，以隔断他们与澳门的联系。
在韶州，传教士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居所“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教堂旁的精舍里“所藏皆《六经》正学，《子史》诸书”；马泰奥·里奇也决定在形象上转型，不再做洋和尚，要做洋儒士——这是他从瞿太素身上得到的启发。这位儒士虽然落魄，却仍有能量将马泰奥·里奇引入有影响力的上流圈子，且能利用自己的身份让马泰奥·里奇在官司纠纷中占据优势。这使他意识到，在明帝国，儒士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僧人。
但“炼金术士”这个身份，仍在困扰着他们。韶州的市井间流传说，马泰奥·里奇们之所以被新总督赶出肇庆，就是因为他们不肯交出炼金术的秘密。小偷们也频繁光顾他们的居所，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炼金术士们居住的地方必定藏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拜马泰奥·里奇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教义的瞿太素，也是为了“曲线取经”获得炼金术。

三、泰西鸿儒
大约在1594年前后，马泰奥·里奇开始留头发、蓄胡子、穿起了明帝国常见的儒生服饰。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儒生构成了明帝国的主流知识圈，“非读书人出身的富豪，没有多少体面；士子虽然贫穷，却有光显的身份”。
变身儒士，大大拓宽了马泰奥·里奇的社交圈。他既能够以记忆法出入于江西巡抚的府邸，也可以与王爷们酬唱往来。1596年，他将自己熟知的西方关于交友的格言与故事翻译出来，以《交友论》为书名结集出版，即是应明朝宗室建安王朱多的请求。该书出版前，还得到了知识圈领袖白鹿书院山长章潢的修改润饰。这是马泰奥·里奇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他署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

民国出版的利玛窦《交友论》

四、进贡者
大约在1595年前后，利玛窦用一只计时沙漏，说服了一位返京述职的官员，请他将自己带去北京。走到半路，官员开始担忧战争期间将一名外国人带入京城会给自己引来麻烦——明军正在朝鲜与丰臣秀吉的军队作战。利玛窦又拿出一块玻璃棱镜，改变了官员的心意。他告诉利玛窦，北京是去不成了，如果他愿意，可以去留都南京。
南京城是明帝国南方的文化中心。城池的宏伟让利玛窦惊叹：“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城中元宵节的烟花规模，也让他感慨：“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数量上可以与北京媲美的贵族和官吏，他们是利玛窦交往的核心对象。

仇英描绘南京的《南都繁会图》（局部）

但朝鲜的战争影响了利玛窦的计划。明帝国获知消息，丰臣秀吉的军队中有“佛郎机人”。这个消息让南京官场对利玛窦的出现高度紧张。他们决定将这个番邦之人遣回广东；利玛窦则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在返程途中想办法留在了南昌——南昌期间，他写下了那本关键的《交友论》，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型。
1598年，朋友将利玛窦引荐给了两名太监，说他们可以带他进入北京。但这两名太监的目的是想要套取炼金术，失望之后就抛弃了他。利玛窦无可奈何，只好折回到江苏的一座破庙里，与自己潦倒不堪的学生瞿太素度过了一个严酷的冬天。

利玛窦等人所编《葡汉辞典》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