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打脸否定中华文明5000年的各路“砖家”
提及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国人往往会想起“上下五千年”这句话来。然而,一直有一些人声称,中国历史加上黄帝蚩尤的年代也只有四千多年,而夏朝是不存在的!国外公认的中国文明历史只能从商代算起,只有3500年等等。甚至有人据此声称,中国算不上文明古国!跟两河流域那些古文明没法比!文化界也有某些“砖家”声称,即使是所谓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人都是住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小村子里,根本没法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比!
那么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五千年历史?难道真如一些人所说,是中国人的自我欺骗和意淫吗?
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不会想到,良渚王国的文化和生活,会如此受全世界关注——2017年12月13日,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近30位世界知名考古专家(仅各国科学院院士就有7位)集聚良渚,参加“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
实地考察了古城以及外围水坝后,这些大咖都被震撼了。
“我2013年来过,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规模之巨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蒂莫西·帕吉塔特很惊讶。
“良渚文明的规模之大、水利系统建造速度之快,都要超过玛雅文明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莉萨·卢塞洛这样说。
由此可见,在世界考古学界,“良渚声音”得到进一步放大,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国际考古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来过良渚多次,在上博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他专门讲到了良渚文明的世界高度,称它是处在和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同的时间点上。
今年(2017年)夏天,再次来良渚时,伦福儒提到“酋邦”,以及良渚王国是否存在一个酋长。他说,良渚社会比处于酋邦阶段的希腊基克拉迪文化更为复杂,可以认为是早期国家社会。他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历史贡献是:确定中国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他又说,同时期中国可能还不止良渚一个国家社会,但良渚无疑是最耀眼和最突出的,同时也证明中国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也起源于长江。“良渚文化的玉琮及其上的神徽,直接可以视为良渚国家的标志符号。”通俗地说,相当于是国徽。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这些年,国内学术界已经确证,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昨天,考古界的国际权威在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以良渚来标志中华5000多年文明。
这说明,主流国际学术界已经因良渚的发现接受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观点。
“我认为,良渚的考古研究工作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在这里建筑、结构上大量的发现,会逐渐改变很多学术观点。”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给予了高度评价。
“良渚先有了大规模的集体工作和工程(比如水利系统),再有了国家控制(王权),而其他很多文明都是相反的。这其中有趣的是,人们如何被组织、分配来建造这些工程?这加固了一种观点:在王权出现以前,一定有某种世界观、某种仪式可能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斯卡伯勒说。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教授米丽娅姆·斯塔克提到了良渚玉器,以及它在古代艺术史上的地位:“良渚的艺术是世界级的,与任何新石器时代文明相当,甚至更好。玉器制造非常精美,功能性制品的制作也很成熟。”
如今,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还在被继续发掘,而问到之后良渚遗址的研究方向,莉萨教授建议继续研究水利系统,“它是如何作用的、为何被建造、为什么这个区域这么快地吸引了这么多人口。”
这次来良渚的近30位国际大咖中,有一位重量级的老太太,今年76岁的杰西卡·罗森女士,她是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也是良渚的老朋友了,曾多次来考察。
“单独对良渚文明水利系统的分析,就能说明,设计、规划和劳动管理的作用非常明显——某人(国王),一定是这一切的幕后组织者,他管理着这个大型社会。”她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重要性的遗址,不只对中国重要。”
为什么这么多国际专家会承认认良渚是文明呢,咱们看看一些具体数据。
在中国5000~4000年前的遗址中水平规模暂时没有其他遗址能超过良渚,
良渚古城由包括莫角山遗址 、良渚古城区和外郭区等部分构成,面积达8平方公里(而著名的苏美尔人乌尔古城面积仅0.6平方公里)。其中根据测年数据,良渚古城的塘山、水坝、反山、莫角山宫殿都已距今4900~5000年,城墙约距今4800年,外郭大致距今4700年。
公元前31世纪左右营建的莫角山(古尚顶)巨型夯土台基,即良渚宫城占地30公顷,作为古城的宫殿区,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最高处1.2米,土层厚达10.2米。上面有3个土墩,西北为小莫角山,东西100米,南北60米,相对高度约5米;东北大莫角山,东西180米,南北110米,相对高度约6米;西南的乌龟山形若龟背,东西80米,南北60米,相对高度约8米。
作为一个人工台地,莫角山宫殿区工程量,总土方量达到228万立方米,是北京故宫的接近二分之一大。在宫城中发现几十个大型房屋基址,最大的有900多平米,近故宫太和殿(金銮殿)的1/2。莫角山(古尚顶)在公元前26世纪胡夫金字塔(260万立方米)建造之前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物,且比胡夫金字塔早400多年。
除了巨大的宫城,良渚古城面积到公元前26世纪外郭城完工之时,达到了惊人的800万平方米,总土方量超过1100万立方米。面积比晚其几百年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之和还大,是千年之后二里头古城的2倍多,偃师商城的4倍。相当于解放初的上海市卢湾区面积。
2015年发现的公元前32世纪开始营建的古城外围水坝工程,高几米到几十米,宽几十米到上百米,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这里稍微说明一下,虽然大坝体积比莫角山还要大,年代也是差不多,但莫角山是胡夫金字塔之前的最大单体建筑,大坝是分段的不是单体建筑物)。大坝分为高坝和低坝,总共11段。最长的塘山长堤长5公里,为内外双层坝体。合围蓄水面积超过9平方公里。这些水坝功能包括灌溉,运输和防洪(最近泄洪道也已被找到)。无法想象的是高坝中的西坝区历经5000多年至今还蓄着水,现为当地农业灌溉和旅游之用。而低坝区的塘山长堤5000年来一直保护着南岸的百姓免受北面山洪的冲击。良渚水坝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使得中国水利史一下子提前了两千多年。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良渚古城的工程量之巨大设计之科学已经完全超越酋邦社会的能力范畴了。
此外精美绝伦的玉器,一直被误解是周玉,甚至是宋玉,直到1973年江苏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良渚陶器,玉琮玉璧,才得以证实这些美玉来自良渚古国,时间比西周早了近2000年。
良渚的文字其实也有发现,现在收录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已经多达656个,其中有连片和重复出现的疑似文字,不少和后来的汉字神似。
最近还在莫角山宫城南面发现了一处近100吨(20万斤)的碳化稻米遗存(按考古工作者笑谈:其他遗址论颗算,良渚是论筐算)。除了数量巨大之外,更重要的是经过检验这些稻米是来自不同种植地,被运到这里的。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良渚已经出现了纳贡或税收制度。
由此可见,从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的文明曙光,到“良渚时代”的文明实证,再到“龙山时代”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城池的林立,再到二里头、殷墟、周原,中国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有了清晰的、切实的线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良渚文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五千年前的中国,显然已经是一个繁荣文明、历史不逊于埃及两河的文明地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说是言之有据的!
那么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五千年历史?难道真如一些人所说,是中国人的自我欺骗和意淫吗?
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不会想到,良渚王国的文化和生活,会如此受全世界关注——2017年12月13日,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近30位世界知名考古专家(仅各国科学院院士就有7位)集聚良渚,参加“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
实地考察了古城以及外围水坝后,这些大咖都被震撼了。
“我2013年来过,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规模之巨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蒂莫西·帕吉塔特很惊讶。
“良渚文明的规模之大、水利系统建造速度之快,都要超过玛雅文明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莉萨·卢塞洛这样说。
由此可见,在世界考古学界,“良渚声音”得到进一步放大,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国际考古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来过良渚多次,在上博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他专门讲到了良渚文明的世界高度,称它是处在和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同的时间点上。
今年(2017年)夏天,再次来良渚时,伦福儒提到“酋邦”,以及良渚王国是否存在一个酋长。他说,良渚社会比处于酋邦阶段的希腊基克拉迪文化更为复杂,可以认为是早期国家社会。他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历史贡献是:确定中国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他又说,同时期中国可能还不止良渚一个国家社会,但良渚无疑是最耀眼和最突出的,同时也证明中国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也起源于长江。“良渚文化的玉琮及其上的神徽,直接可以视为良渚国家的标志符号。”通俗地说,相当于是国徽。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这些年,国内学术界已经确证,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昨天,考古界的国际权威在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以良渚来标志中华5000多年文明。
这说明,主流国际学术界已经因良渚的发现接受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观点。
“我认为,良渚的考古研究工作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在这里建筑、结构上大量的发现,会逐渐改变很多学术观点。”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给予了高度评价。
“良渚先有了大规模的集体工作和工程(比如水利系统),再有了国家控制(王权),而其他很多文明都是相反的。这其中有趣的是,人们如何被组织、分配来建造这些工程?这加固了一种观点:在王权出现以前,一定有某种世界观、某种仪式可能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斯卡伯勒说。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教授米丽娅姆·斯塔克提到了良渚玉器,以及它在古代艺术史上的地位:“良渚的艺术是世界级的,与任何新石器时代文明相当,甚至更好。玉器制造非常精美,功能性制品的制作也很成熟。”
如今,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还在被继续发掘,而问到之后良渚遗址的研究方向,莉萨教授建议继续研究水利系统,“它是如何作用的、为何被建造、为什么这个区域这么快地吸引了这么多人口。”
这次来良渚的近30位国际大咖中,有一位重量级的老太太,今年76岁的杰西卡·罗森女士,她是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也是良渚的老朋友了,曾多次来考察。
“单独对良渚文明水利系统的分析,就能说明,设计、规划和劳动管理的作用非常明显——某人(国王),一定是这一切的幕后组织者,他管理着这个大型社会。”她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重要性的遗址,不只对中国重要。”
为什么这么多国际专家会承认认良渚是文明呢,咱们看看一些具体数据。
在中国5000~4000年前的遗址中水平规模暂时没有其他遗址能超过良渚,
良渚古城由包括莫角山遗址 、良渚古城区和外郭区等部分构成,面积达8平方公里(而著名的苏美尔人乌尔古城面积仅0.6平方公里)。其中根据测年数据,良渚古城的塘山、水坝、反山、莫角山宫殿都已距今4900~5000年,城墙约距今4800年,外郭大致距今4700年。
公元前31世纪左右营建的莫角山(古尚顶)巨型夯土台基,即良渚宫城占地30公顷,作为古城的宫殿区,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最高处1.2米,土层厚达10.2米。上面有3个土墩,西北为小莫角山,东西100米,南北60米,相对高度约5米;东北大莫角山,东西180米,南北110米,相对高度约6米;西南的乌龟山形若龟背,东西80米,南北60米,相对高度约8米。
作为一个人工台地,莫角山宫殿区工程量,总土方量达到228万立方米,是北京故宫的接近二分之一大。在宫城中发现几十个大型房屋基址,最大的有900多平米,近故宫太和殿(金銮殿)的1/2。莫角山(古尚顶)在公元前26世纪胡夫金字塔(260万立方米)建造之前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物,且比胡夫金字塔早400多年。
除了巨大的宫城,良渚古城面积到公元前26世纪外郭城完工之时,达到了惊人的800万平方米,总土方量超过1100万立方米。面积比晚其几百年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之和还大,是千年之后二里头古城的2倍多,偃师商城的4倍。相当于解放初的上海市卢湾区面积。
2015年发现的公元前32世纪开始营建的古城外围水坝工程,高几米到几十米,宽几十米到上百米,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这里稍微说明一下,虽然大坝体积比莫角山还要大,年代也是差不多,但莫角山是胡夫金字塔之前的最大单体建筑,大坝是分段的不是单体建筑物)。大坝分为高坝和低坝,总共11段。最长的塘山长堤长5公里,为内外双层坝体。合围蓄水面积超过9平方公里。这些水坝功能包括灌溉,运输和防洪(最近泄洪道也已被找到)。无法想象的是高坝中的西坝区历经5000多年至今还蓄着水,现为当地农业灌溉和旅游之用。而低坝区的塘山长堤5000年来一直保护着南岸的百姓免受北面山洪的冲击。良渚水坝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使得中国水利史一下子提前了两千多年。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良渚古城的工程量之巨大设计之科学已经完全超越酋邦社会的能力范畴了。
此外精美绝伦的玉器,一直被误解是周玉,甚至是宋玉,直到1973年江苏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了良渚陶器,玉琮玉璧,才得以证实这些美玉来自良渚古国,时间比西周早了近2000年。
良渚的文字其实也有发现,现在收录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已经多达656个,其中有连片和重复出现的疑似文字,不少和后来的汉字神似。
最近还在莫角山宫城南面发现了一处近100吨(20万斤)的碳化稻米遗存(按考古工作者笑谈:其他遗址论颗算,良渚是论筐算)。除了数量巨大之外,更重要的是经过检验这些稻米是来自不同种植地,被运到这里的。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良渚已经出现了纳贡或税收制度。
由此可见,从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的文明曙光,到“良渚时代”的文明实证,再到“龙山时代”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城池的林立,再到二里头、殷墟、周原,中国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有了清晰的、切实的线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良渚文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五千年前的中国,显然已经是一个繁荣文明、历史不逊于埃及两河的文明地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说是言之有据的!
良渚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因其具有精美绝伦的纹饰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巨大的艺术魅力,自古就被嗜玉者所追捧。宋代的一些影青瓷就开始模仿良渚玉琮的造型。良渚玉琮的用途学术界也众说纷纭,有“男性祖先说”、“地母女阴说”、“ 图腾柱说”、“礼地说”等,但一般认为玉琮与宗教祭祀、 财富权力有关。
“琮”之名,始见于《 周礼》等古籍。其形制依《周礼·考工记·玉人》所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 东汉时的《白虎通·文质篇》也指出:“圆中牙身玄外曰琮”。但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却说“琮,八方象地”; 南唐徐锴解释说“(琮)状若八角而中圆”。琮为何物,后世的确难以确指,以致南宋之后也有人称其为“镇圭”。至清初,高宗弘历( 乾隆)以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所称“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为据,并按其形而称琮为“辋头”、“杠头笔筒”或“头瓶”等。 直至 光绪十五年(1889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古玉图考》书中,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坫的说法,玉琮实物才被正式确定为琮。从而结束了玉琮名不副实的局面。
“琮”之名,始见于《 周礼》等古籍。其形制依《周礼·考工记·玉人》所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 东汉时的《白虎通·文质篇》也指出:“圆中牙身玄外曰琮”。但郑玄为《周礼》作注时却说“琮,八方象地”; 南唐徐锴解释说“(琮)状若八角而中圆”。琮为何物,后世的确难以确指,以致南宋之后也有人称其为“镇圭”。至清初,高宗弘历( 乾隆)以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所称“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为据,并按其形而称琮为“辋头”、“杠头笔筒”或“头瓶”等。 直至 光绪十五年(1889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古玉图考》书中,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坫的说法,玉琮实物才被正式确定为琮。从而结束了玉琮名不副实的局面。
玉钺:长17.9厘米、肩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厚0.9厘米、孔径0.55厘米;玉龠:高4.7厘米、宽8.4厘米、厚1.35厘米;玉镦:高2.8厘米、宽8.3、厚2.3厘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
钺杖一套,位于墓主身体左侧,玉钺刃部朝西。钺杖出土时龠、镦之间距离约80厘米,钺柲上还镶嵌有小玉粒。
玉钺:青色,透光,一侧夹少许褐斑,另面沁蚀甚。整器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弧,左右不对称。肩部较为粗糙,隐约可见捆扎痕迹或刻划痕迹。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神人脸面作倒梯形,重圈圆眼,两侧线刻眼角,宽鼻翼,阔嘴露出上下两排牙齿。头戴刻卷云纹帽,外饰高耸宽大的羽翎,羽翎成宝盖头轮廓。脸面与羽冠帽均为微凸的浅浮雕。神人上肢以阴纹线刻而成,上肢作弯曲状,抬臂弯肘,五指平伸。上肢与前胸密布由卷云纹、弧线、横竖直线组成的繁缛纹饰。在神人胸腹部位以浅浮雕琢出兽面,重圈眼,用两个椭圆形凸面象征眼睑,以连接眼睑的桥形凸面象征眼梁,宽鼻勾出鼻梁和鼻翼,宽嘴刻出双唇、尖齿和两对獠牙,上下獠牙伸出唇口。兽面的眼睑、眼梁、鼻上刻以卷云纹、弧线等纹饰。兽首下方阴刻一对蟠曲的前肢,其上刻满了卷曲的纹线,兽爪尖利,据地俯卧。神兽上下相合,如驾驭之形。钺的下角浅浮雕一抽象的鸟纹,鸟的头、翼、身均变形夸张。此钺以其神、兽、鸟纹刻划精致,寓意神秘,而有“钺王”之称。
另一个是殷墟出土的妇好青铜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
钺杖一套,位于墓主身体左侧,玉钺刃部朝西。钺杖出土时龠、镦之间距离约80厘米,钺柲上还镶嵌有小玉粒。
玉钺:青色,透光,一侧夹少许褐斑,另面沁蚀甚。整器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弧,左右不对称。肩部较为粗糙,隐约可见捆扎痕迹或刻划痕迹。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神人脸面作倒梯形,重圈圆眼,两侧线刻眼角,宽鼻翼,阔嘴露出上下两排牙齿。头戴刻卷云纹帽,外饰高耸宽大的羽翎,羽翎成宝盖头轮廓。脸面与羽冠帽均为微凸的浅浮雕。神人上肢以阴纹线刻而成,上肢作弯曲状,抬臂弯肘,五指平伸。上肢与前胸密布由卷云纹、弧线、横竖直线组成的繁缛纹饰。在神人胸腹部位以浅浮雕琢出兽面,重圈眼,用两个椭圆形凸面象征眼睑,以连接眼睑的桥形凸面象征眼梁,宽鼻勾出鼻梁和鼻翼,宽嘴刻出双唇、尖齿和两对獠牙,上下獠牙伸出唇口。兽面的眼睑、眼梁、鼻上刻以卷云纹、弧线等纹饰。兽首下方阴刻一对蟠曲的前肢,其上刻满了卷曲的纹线,兽爪尖利,据地俯卧。神兽上下相合,如驾驭之形。钺的下角浅浮雕一抽象的鸟纹,鸟的头、翼、身均变形夸张。此钺以其神、兽、鸟纹刻划精致,寓意神秘,而有“钺王”之称。
另一个是殷墟出土的妇好青铜钺
其实随着陕西石卯(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陶寺(距今4500-3900)以及河南二里头(距今3800~3500年)等遗址的发掘逐步深入,夏朝及以前的历史将会越来越清晰。
目前没有发现夏朝人留下的文字资料, 但这并不一定就判了夏朝“死刑”, 夏朝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为, 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 文字发展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甲骨文之前应该有很长的一段文字演变的时期, 只是这段时期并没有留下文字证据。
文字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比如在河南偃师附近的二里头遗址, 人们在发掘出的陶器上面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 有的学者分析, 里面有表示数字、植物、器具和自然现象的符号, 其中的一些可以在商朝的甲骨文里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如果对这些符号的分析是对的, 那么商朝之前洛阳地区就有相当发达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存在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 刚好处于传说中夏朝存在的时间内。
而且, 虽然商朝人在甲骨文里根本没写夏朝如何如何, 但是却对商朝建立前的那段岁月有记述, 特别是赞颂他们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 这其中就有一个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领, 甲骨文里尊称他为“高祖”。在司马迁的《史记》里, 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有王亥这个人。
更有趣的是, 有一本叫做《竹书纪年》的古书中, 也记录了王亥, 而且讲述了一个故事:王亥赶着牲口去做生意, 结果被人杀死, 他的儿子甲微, 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 向河伯借兵, 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
《竹书纪年》发现于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的墓地, 所以躲过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本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等著作有出入, 但是甲骨文发现后, 学者们发现《竹书纪年》对商朝国君的次序、名字的记录比《史记》更符合甲骨文记录, 因此这本古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如此看来, 在汤建立商朝之前, 商族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 而且后人还把一些事迹记录了下来。商朝之前, 应该还有许多部族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当时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 出现一些强大的“方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 当时是否有一个非常强大, 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夏朝存在呢?
因为, 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 文字发展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甲骨文之前应该有很长的一段文字演变的时期, 只是这段时期并没有留下文字证据。
文字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比如在河南偃师附近的二里头遗址, 人们在发掘出的陶器上面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 有的学者分析, 里面有表示数字、植物、器具和自然现象的符号, 其中的一些可以在商朝的甲骨文里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如果对这些符号的分析是对的, 那么商朝之前洛阳地区就有相当发达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存在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 刚好处于传说中夏朝存在的时间内。
而且, 虽然商朝人在甲骨文里根本没写夏朝如何如何, 但是却对商朝建立前的那段岁月有记述, 特别是赞颂他们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 这其中就有一个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领, 甲骨文里尊称他为“高祖”。在司马迁的《史记》里, 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有王亥这个人。
更有趣的是, 有一本叫做《竹书纪年》的古书中, 也记录了王亥, 而且讲述了一个故事:王亥赶着牲口去做生意, 结果被人杀死, 他的儿子甲微, 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 向河伯借兵, 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
《竹书纪年》发现于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的墓地, 所以躲过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本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等著作有出入, 但是甲骨文发现后, 学者们发现《竹书纪年》对商朝国君的次序、名字的记录比《史记》更符合甲骨文记录, 因此这本古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如此看来, 在汤建立商朝之前, 商族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 而且后人还把一些事迹记录了下来。商朝之前, 应该还有许多部族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当时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 出现一些强大的“方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 当时是否有一个非常强大, 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夏朝存在呢?
既然直接的文字证据比较缺乏, 那么如果考古学家能够找到夏朝的城市遗址, 也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最近一些年, 考古学家逐渐把目光投射到了山西南部的一个考古遗址——陶寺遗址上面。
陶寺位于山西省南部, 恰好是传说中的夏朝的活动区域。在这里,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座巨大的史前城址, 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 最小距离为1725米, 东西最大距离也达到1650米。这座大城的总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以上, 城墙是史前北方黄河流域典型的夯土版筑结构, 具有强烈的军事防御功能。
陶寺大城的东部是建筑精致、衣食丰足的贵族居住区和奢华恢宏的宫殿区, 宫殿区以南, 还有史前规模最大的粮窖群。而在城池的最南边是一片手工作坊, 它们又与大城西北角的普通居民区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
令人兴奋的是, 在大城的里面,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小组城墙, 即早期城址的北、东、南墙, 西墙已经被侵蚀破坏了。这片城址的面积要比大城要小很多, 约56万平方米, 只有大城的四分之一。测年结果显示, 小城城墙的建造时间要比大城早200年左右, 也就是说小城的建设在先, 大城的建设在后。早期小城存在的年代大约在距今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22世纪左右, 要远早于夏朝建立的年代。
在大城的城外, 分布着多达1300多座那个时期的墓葬。在大城的东南方, 有一个面积达1万平方米左右的墓地区, 它的外围也有独立的城墙围绕。其中一个大墓长5.2米, 宽3.7米, 深8.4米, 非常壮观。
这些墓葬揭示了当年大城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约90% 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 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 的大墓里, 不但有棺材, 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 其中还有像龙纹盘、石磬、鼍鼓这样珍贵而有象征王权意义的物品。
阶级分化是形成国家的开端, 陶寺遗址金字塔般等级森严的墓群告诉世人, 这里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
陶寺位于山西省南部, 恰好是传说中的夏朝的活动区域。在这里,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座巨大的史前城址, 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 最小距离为1725米, 东西最大距离也达到1650米。这座大城的总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以上, 城墙是史前北方黄河流域典型的夯土版筑结构, 具有强烈的军事防御功能。
陶寺大城的东部是建筑精致、衣食丰足的贵族居住区和奢华恢宏的宫殿区, 宫殿区以南, 还有史前规模最大的粮窖群。而在城池的最南边是一片手工作坊, 它们又与大城西北角的普通居民区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
令人兴奋的是, 在大城的里面,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小组城墙, 即早期城址的北、东、南墙, 西墙已经被侵蚀破坏了。这片城址的面积要比大城要小很多, 约56万平方米, 只有大城的四分之一。测年结果显示, 小城城墙的建造时间要比大城早200年左右, 也就是说小城的建设在先, 大城的建设在后。早期小城存在的年代大约在距今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22世纪左右, 要远早于夏朝建立的年代。
在大城的城外, 分布着多达1300多座那个时期的墓葬。在大城的东南方, 有一个面积达1万平方米左右的墓地区, 它的外围也有独立的城墙围绕。其中一个大墓长5.2米, 宽3.7米, 深8.4米, 非常壮观。
这些墓葬揭示了当年大城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约90% 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 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 的大墓里, 不但有棺材, 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 其中还有像龙纹盘、石磬、鼍鼓这样珍贵而有象征王权意义的物品。
阶级分化是形成国家的开端, 陶寺遗址金字塔般等级森严的墓群告诉世人, 这里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
在陶寺遗址大墓的旁边, 考古学家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那里出现了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
观象台遗址现在只剩下基座的夯土结构, 考古学家根据夯土情况, 对观象台进行了复原。观象台的轮廓非常特殊, 平面呈半圆形, 好像一把打开的折扇, 平台从里到外有三圈夯土构件, 这些构件之间又特意留下了20厘米左右的缝隙, 很显然, 这是经过精细规划的建筑。
根据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反复考证, 陶寺观象台有13根观测柱构成的弧形建筑, 它们形成了12道观察缝。每当重要的农时节令到来时, 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 便可以从每个节令对应的缝隙中, 恰好看到清晨太阳落在对面塔儿山的山巅。根据这个观象台认定的节气序列, 冬至是第一个, 冬至那条缝, 也就是2号缝, 恰好排在观测缝序列的最南面。清晨的太阳从塔尔山后隐隐升起的时候, 站在观测点, 也就是平台中心的夯土小圆台, 近似于弧形墙的几何中心, 可以看到2号缝中线的山顶上太阳露出一半。7号缝在最中间, 是春分、秋分的观测缝, 12号缝是夏至的观测缝。这样, 除了2号缝和12号缝对应一个节气外, 其他9道缝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对应一个节气, 总计20个节气。1号缝似乎和日出没有关系, 至今还不清楚用途。
在后人记录的所谓的夏朝历法中, 的确是把冬至作为一年开始的日子。而且在陶寺人的节气序列里, 只有20个节气, 而不是现在的24节气。20节气正是相传公元前21世纪夏朝人的节气系统!我们现在虽然是24节气, 但仍称农历为夏历, 即与此有关。
根据一般的历史规律, 农业的出现让人们建立了守时的概念, 人们对于农时更加注意, 仔细记录观测结果, 最终系统性的历法出现了。历法是古代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历法越发达和精确, 文明程度就越高。4000年前陶寺大城的文明程度令人惊叹, 考古学家基本上可以断言, 陶寺大城应该是一个早期国家疆域内的城市, 甚至可能就是那个国家的都城。
观象台遗址现在只剩下基座的夯土结构, 考古学家根据夯土情况, 对观象台进行了复原。观象台的轮廓非常特殊, 平面呈半圆形, 好像一把打开的折扇, 平台从里到外有三圈夯土构件, 这些构件之间又特意留下了20厘米左右的缝隙, 很显然, 这是经过精细规划的建筑。
根据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反复考证, 陶寺观象台有13根观测柱构成的弧形建筑, 它们形成了12道观察缝。每当重要的农时节令到来时, 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 便可以从每个节令对应的缝隙中, 恰好看到清晨太阳落在对面塔儿山的山巅。根据这个观象台认定的节气序列, 冬至是第一个, 冬至那条缝, 也就是2号缝, 恰好排在观测缝序列的最南面。清晨的太阳从塔尔山后隐隐升起的时候, 站在观测点, 也就是平台中心的夯土小圆台, 近似于弧形墙的几何中心, 可以看到2号缝中线的山顶上太阳露出一半。7号缝在最中间, 是春分、秋分的观测缝, 12号缝是夏至的观测缝。这样, 除了2号缝和12号缝对应一个节气外, 其他9道缝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对应一个节气, 总计20个节气。1号缝似乎和日出没有关系, 至今还不清楚用途。
在后人记录的所谓的夏朝历法中, 的确是把冬至作为一年开始的日子。而且在陶寺人的节气序列里, 只有20个节气, 而不是现在的24节气。20节气正是相传公元前21世纪夏朝人的节气系统!我们现在虽然是24节气, 但仍称农历为夏历, 即与此有关。
根据一般的历史规律, 农业的出现让人们建立了守时的概念, 人们对于农时更加注意, 仔细记录观测结果, 最终系统性的历法出现了。历法是古代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历法越发达和精确, 文明程度就越高。4000年前陶寺大城的文明程度令人惊叹, 考古学家基本上可以断言, 陶寺大城应该是一个早期国家疆域内的城市, 甚至可能就是那个国家的都城。
陶寺大城是不是传说中的夏朝的城市甚至王朝都城呢?
考古学家判断, 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古代城市存在的时段大概在距今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之间, 如果对应到传说中的人物和朝代, 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尧舜禹和夏朝早期的年代。
所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 陶寺文化不仅是独霸一方的方国, 甚至还确立了当时很大范围内各个方国的中心地位, 相当于尧舜时代, 这里应该是华夏的根基。
陶寺遗址中的一块陶壶残片, 似乎要验证考古学家的判断。残片上有红色的两个字, 一个是“文”, 另一个字专家们有几个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认为是“尧”。“文”字在远古表示尊敬的意思, 而如果另外一个字确实是“尧”, 那残片的文字就表达了对尧的尊敬。那么陶寺可能就是尧或者他的后人的城市, 传说中的尧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陶寺遗址的发现还和《竹书纪年》的一些描述相吻合。陶寺遗址早期的小城曾经被毁坏, 到了末期大城也被人为毁坏, 都明显是被敌对的政治、军事势力所破坏。
后人的一些史书, 比如《尚书》和《史记》, 都认为尧舜禹是“禅让”的关系, 前面的君主把王位让贤给后面的君主, 一团和气。但是许多学者认为, 这个说法明显是儒家用自己的“德政说”篡改的历史, 不是真实的历史。与此相反, 《竹书纪年》里明确记载, 舜把尧抓起来关在平阳, 自己取得了帝位。至于大禹, 《竹书纪年》中根本没写他光芒万丈的治水壮举, 只是说禹的都城是阳城, 在位45年, 也没有提到禹和舜有什么关系。
如果陶寺曾经是尧和舜的城市, 那么从遗址看, 他们之间的更替就充满了暴力, 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说法。在陶寺的城市, 可能还发生过禹的势力击败舜的势力的历史事件。由于传说中大禹的儿子启是夏朝的建立者, 如果大禹的后人确实击败了陶寺原来的主人, 把陶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那么陶寺真的可以算是夏朝的城市, 只是根据《竹书纪年》, 陶寺是尧和舜的都城, 禹和启的都城也许不在这里。
所以, 商朝之前, 的确存在过强大的方国, 或者按照考古学家的说法, 出现过控制了很大范围内各个方国的霸主——“中央方国”, , 把它称为一个朝代也未尝不可。不过, 它是否称呼自己为夏朝呢?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 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任何一个方国, 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里, 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 只是有的强大一点儿, 有的弱一点儿。只有到了周朝之后, 世人逐渐有了国家大一统的观念, 于是把这种后来出现的观念反过来强加到了商朝前面的那段历史上, 于是一个叫做“夏朝”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朝代名称出现在了史书中, 被后人尊为华夏第一个朝代。
其实, 禹和启的方国是否叫自己为“夏”, 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曾经存在过, 曾经建造了巨大的城市, 建立起观象台并制订历法, 有发达的农业及手工业, 影响力波及周边很大范围的各个方国, 这就足够后人对他们充满敬意了。
考古学家判断, 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古代城市存在的时段大概在距今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之间, 如果对应到传说中的人物和朝代, 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尧舜禹和夏朝早期的年代。
所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 陶寺文化不仅是独霸一方的方国, 甚至还确立了当时很大范围内各个方国的中心地位, 相当于尧舜时代, 这里应该是华夏的根基。
陶寺遗址中的一块陶壶残片, 似乎要验证考古学家的判断。残片上有红色的两个字, 一个是“文”, 另一个字专家们有几个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认为是“尧”。“文”字在远古表示尊敬的意思, 而如果另外一个字确实是“尧”, 那残片的文字就表达了对尧的尊敬。那么陶寺可能就是尧或者他的后人的城市, 传说中的尧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陶寺遗址的发现还和《竹书纪年》的一些描述相吻合。陶寺遗址早期的小城曾经被毁坏, 到了末期大城也被人为毁坏, 都明显是被敌对的政治、军事势力所破坏。
后人的一些史书, 比如《尚书》和《史记》, 都认为尧舜禹是“禅让”的关系, 前面的君主把王位让贤给后面的君主, 一团和气。但是许多学者认为, 这个说法明显是儒家用自己的“德政说”篡改的历史, 不是真实的历史。与此相反, 《竹书纪年》里明确记载, 舜把尧抓起来关在平阳, 自己取得了帝位。至于大禹, 《竹书纪年》中根本没写他光芒万丈的治水壮举, 只是说禹的都城是阳城, 在位45年, 也没有提到禹和舜有什么关系。
如果陶寺曾经是尧和舜的城市, 那么从遗址看, 他们之间的更替就充满了暴力, 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说法。在陶寺的城市, 可能还发生过禹的势力击败舜的势力的历史事件。由于传说中大禹的儿子启是夏朝的建立者, 如果大禹的后人确实击败了陶寺原来的主人, 把陶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那么陶寺真的可以算是夏朝的城市, 只是根据《竹书纪年》, 陶寺是尧和舜的都城, 禹和启的都城也许不在这里。
所以, 商朝之前, 的确存在过强大的方国, 或者按照考古学家的说法, 出现过控制了很大范围内各个方国的霸主——“中央方国”, , 把它称为一个朝代也未尝不可。不过, 它是否称呼自己为夏朝呢?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 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任何一个方国, 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里, 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 只是有的强大一点儿, 有的弱一点儿。只有到了周朝之后, 世人逐渐有了国家大一统的观念, 于是把这种后来出现的观念反过来强加到了商朝前面的那段历史上, 于是一个叫做“夏朝”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朝代名称出现在了史书中, 被后人尊为华夏第一个朝代。
其实, 禹和启的方国是否叫自己为“夏”, 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曾经存在过, 曾经建造了巨大的城市, 建立起观象台并制订历法, 有发达的农业及手工业, 影响力波及周边很大范围的各个方国, 这就足够后人对他们充满敬意了。
他叫科林·伦福儒,80岁,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他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他和英国学者保罗·巴恩合写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自1991年面世以来再版7次,至今依然是考古学界最为全面和系统的畅销考古教材之一。
老爷子很爱良渚,这是他第2次专程来古城了。当天上午,他又考察了新发现的老虎岭水坝,以及出土了人骨的钟家港发掘现场,做了一场题为《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讲座,这位严谨的学者传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良渚遗址可以申遗成功。
此前,3月10日,余杭区政府召开了良渚遗址申遗和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建设动员誓师大会,明确了制定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建设项目的行动计划。
良渚申遗正式进入了冲刺阶段。
和古埃及、玛雅相比
良渚太特别了
还记得去年4月,伦敦大学召开了水管理和世界文明的会议,对于良渚新发现的水利系统,世界都很关注。伦福儒接受专访时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由于良渚这些年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世界考古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
下午,科林·伦福儒先生结合自己的考古实践和研究成果,作了题为《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的学术报告。
良渚遗址发现80年了,良渚古城发现距今也10年了,考古学家在良渚一带逐渐勾画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体系——城内外有宫殿区、城墙、外郭的区分,发现了王陵、贵族墓地、平民墓地、观象台和玉器作坊,古城系统的各个功能分区,已经越来越清晰,正是这些考古成果一步步实证了中国五千年文明。
那么,良渚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序列里,是怎么样的地位?伦福儒在标题里用了一个词:复杂。
他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把良渚古城同古埃及、苏美尔文明乌鲁克、哈拉帕文明摩亨佐达罗、墨西哥特奥蒂华坎、玛雅、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英国巨石阵、秘鲁卡拉尔、希腊克罗斯等早期国家遗址和早期仪式中心遗址做了比较。
“很多文明都有早期仪式中心,后来都发展出了早期国家这样的形式。但谈论良渚的时候,我们发现,良渚并不符合这个模式。我觉得良渚会引发考古学家对于文明,对于复杂社会究竟是什么的一个新看法。”
良渚太特别了。
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良渚古城内外的运输和交通,是通过水运来实现的。“这样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域,也不多见。如果我们想用人类学的术语来描述良渚,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术语,对良渚社会进行分类。如果我们要理解良渚在世界文明史的地位,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新的术语来讨论良渚社会的系统、阶层。”
老爷子很爱良渚,这是他第2次专程来古城了。当天上午,他又考察了新发现的老虎岭水坝,以及出土了人骨的钟家港发掘现场,做了一场题为《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讲座,这位严谨的学者传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良渚遗址可以申遗成功。
此前,3月10日,余杭区政府召开了良渚遗址申遗和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建设动员誓师大会,明确了制定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建设项目的行动计划。
良渚申遗正式进入了冲刺阶段。
和古埃及、玛雅相比
良渚太特别了
还记得去年4月,伦敦大学召开了水管理和世界文明的会议,对于良渚新发现的水利系统,世界都很关注。伦福儒接受专访时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由于良渚这些年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世界考古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
下午,科林·伦福儒先生结合自己的考古实践和研究成果,作了题为《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的学术报告。
良渚遗址发现80年了,良渚古城发现距今也10年了,考古学家在良渚一带逐渐勾画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体系——城内外有宫殿区、城墙、外郭的区分,发现了王陵、贵族墓地、平民墓地、观象台和玉器作坊,古城系统的各个功能分区,已经越来越清晰,正是这些考古成果一步步实证了中国五千年文明。
那么,良渚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序列里,是怎么样的地位?伦福儒在标题里用了一个词:复杂。
他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把良渚古城同古埃及、苏美尔文明乌鲁克、哈拉帕文明摩亨佐达罗、墨西哥特奥蒂华坎、玛雅、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英国巨石阵、秘鲁卡拉尔、希腊克罗斯等早期国家遗址和早期仪式中心遗址做了比较。
“很多文明都有早期仪式中心,后来都发展出了早期国家这样的形式。但谈论良渚的时候,我们发现,良渚并不符合这个模式。我觉得良渚会引发考古学家对于文明,对于复杂社会究竟是什么的一个新看法。”
良渚太特别了。
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良渚古城内外的运输和交通,是通过水运来实现的。“这样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域,也不多见。如果我们想用人类学的术语来描述良渚,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术语,对良渚社会进行分类。如果我们要理解良渚在世界文明史的地位,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新的术语来讨论良渚社会的系统、阶层。”
楼上那位自称高学历的垃圾什么全州金氏,自己看看良渚玉器与凌家滩的关系,以及良渚图腾纹路演变的过程。良渚文明跟华夏的关系一目了然。
《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史记》云:“夏之兴也以涂山”。
涂山大会与会者都是玉文化圈内的部落方国,史料叙述跟考古发现还是完美吻合的,四千年前华夏大地玉文化已然遍地开花,东北红山、西南三星堆、西北马家窑、东南良渚。看来史料不是胡编乱造的。
《史记》云:“夏之兴也以涂山”。
涂山大会与会者都是玉文化圈内的部落方国,史料叙述跟考古发现还是完美吻合的,四千年前华夏大地玉文化已然遍地开花,东北红山、西南三星堆、西北马家窑、东南良渚。看来史料不是胡编乱造的。
有个不知道良渚文明没有青铜器的小号来质疑良渚文明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关系,我就随便提了玉琮、玉璧、玉钺几个重器他也不懂真是无知啊,6月份发言,到现在未登陆过,百分百是棒子花钱买的账号。
看看南越国王的墓葬与良渚墓葬好像一脉相承啊。
看看南越国王的墓葬与良渚墓葬好像一脉相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