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
公元前1千纪后半的东亚地区，是古代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就中国大陆来说，先后经历了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秦王朝和西汉时期。就朝鲜半岛来说，青铜器时代发展到高峰，并逐步演进到初期铁器时代。半岛北部，先后经历了传说中的古朝鲜、卫满朝鲜和汉置乐浪四郡时期；半岛南部，则陆续出现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个古国，进入到三韩时代，踏上了从早期国家向古代国家演进的历程。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也逐步兴盛起来，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对此，古代文献有所记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正在从不同侧面予以揭示。
上林里“中国式”铜剑所见吴越青铜工匠的渡韩
上林里“中国式”铜剑，是指1975出土于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以北完州郡上林里的26件铜剑。据发现者称，铜剑埋藏于地下约60厘米处，大致以剑锋向东、剑柄向西的东西向水平放置，似乎是捆扎成束埋藏。后经考古学者调查，附近未发现其他任何古代遗迹和遗物。1976年，当地学者全荣来整理并公布了这批铜剑，将其称之为“中国式铜剑”，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1982年，该文被译成日文发表，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这批铜剑除个别略有残缺外，保存基本完好，形制基本相同，其形制特征是：圆盘形凹面剑首；实心圆柱形剑茎，断面呈椭圆形，茎上有两道环状箍；凹字形剑格，较短宽，圆肩，断面略呈菱形；剑身中脊凸起有棱线，断面略呈扁平菱形；两从略呈凹面，与锷之间略显分界的棱线；两锷大致平行，前部大约三分之一处开始略变窄，前部约六分之一处开始缓慢斜收而成尖圆锋；剑首、剑茎、剑格和剑身通体铸成（图1）。鉴于其基本特征是“笠形圆首、凹字形格、双箍柱茎”，这里简称为“圆首双箍柱茎剑”。其尺寸大小，最长者通长47.2厘米（2号剑），最短者通长44.4厘米（7号剑），通长平均45.9厘米；剑首直径3.6－4厘米，剑柄长8－9.3厘米；剑格长0.75－1.2厘米、宽4.4－5.1厘米、厚1.4－1.8厘米；剑身根部宽3.8－4.3厘米，平均宽4厘米；保存完整的16件重量为274－498克，平均重363克。
关于上林里中国式铜剑的性质及其来源，全荣来认为，上林里铜剑可能是礼仪用品而非实战用器，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中国学者王青则认为，上林里铜剑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前后，“很可能是从齐国传入的”。但是，笔者反复研究后认为，上林里铜剑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东渡朝鲜半岛的中国大陆的青铜工匠在当地铸造的，……东渡朝鲜半岛的青铜工匠是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如下分析。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也逐步兴盛起来，成为当时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对此，古代文献有所记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正在从不同侧面予以揭示。
上林里“中国式”铜剑所见吴越青铜工匠的渡韩
上林里“中国式”铜剑，是指1975出土于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以北完州郡上林里的26件铜剑。据发现者称，铜剑埋藏于地下约60厘米处，大致以剑锋向东、剑柄向西的东西向水平放置，似乎是捆扎成束埋藏。后经考古学者调查，附近未发现其他任何古代遗迹和遗物。1976年，当地学者全荣来整理并公布了这批铜剑，将其称之为“中国式铜剑”，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1982年，该文被译成日文发表，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这批铜剑除个别略有残缺外，保存基本完好，形制基本相同，其形制特征是：圆盘形凹面剑首；实心圆柱形剑茎，断面呈椭圆形，茎上有两道环状箍；凹字形剑格，较短宽，圆肩，断面略呈菱形；剑身中脊凸起有棱线，断面略呈扁平菱形；两从略呈凹面，与锷之间略显分界的棱线；两锷大致平行，前部大约三分之一处开始略变窄，前部约六分之一处开始缓慢斜收而成尖圆锋；剑首、剑茎、剑格和剑身通体铸成（图1）。鉴于其基本特征是“笠形圆首、凹字形格、双箍柱茎”，这里简称为“圆首双箍柱茎剑”。其尺寸大小，最长者通长47.2厘米（2号剑），最短者通长44.4厘米（7号剑），通长平均45.9厘米；剑首直径3.6－4厘米，剑柄长8－9.3厘米；剑格长0.75－1.2厘米、宽4.4－5.1厘米、厚1.4－1.8厘米；剑身根部宽3.8－4.3厘米，平均宽4厘米；保存完整的16件重量为274－498克，平均重363克。
关于上林里中国式铜剑的性质及其来源，全荣来认为，上林里铜剑可能是礼仪用品而非实战用器，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中国学者王青则认为，上林里铜剑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前后，“很可能是从齐国传入的”。但是，笔者反复研究后认为，上林里铜剑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东渡朝鲜半岛的中国大陆的青铜工匠在当地铸造的，……东渡朝鲜半岛的青铜工匠是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如下分析。
图1 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1．1号剑；2.3号剑；3.5号剑；4.6号剑；5.7号剑；6.11号剑；7.12号剑；8.14号剑；9.19号剑；10.21号剑
就上林里铜剑的形制来看，它们属于中国东周时期典型的吴越系铜剑。因为，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主要流行于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属于典型的吴越系铜剑。
至于上林里铜剑的年代，可以判定为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战国中期。因为，这种凹字形剑格的圆首双箍柱茎剑虽然定型于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但它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流行，并且其形制结构特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剑的长短总体上略有加长的趋势（图2），其“长度以45－65厘米最为常见”，个别的长度达70厘米以上。结合上林里铜剑的形制结构特征推断，其年代应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朝鲜载宁郡孤山里发现的2件这种“中国式铜剑”与古式细形铜剑共存，韩国全罗南道咸平郡草浦里出土的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与细形铜剑以及多钮细纹镜共存，而细形铜剑大约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可视为其年代的旁证。
至于上林里铜剑的年代，可以判定为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战国中期。因为，这种凹字形剑格的圆首双箍柱茎剑虽然定型于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但它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流行，并且其形制结构特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剑的长短总体上略有加长的趋势（图2），其“长度以45－65厘米最为常见”，个别的长度达70厘米以上。结合上林里铜剑的形制结构特征推断，其年代应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朝鲜载宁郡孤山里发现的2件这种“中国式铜剑”与古式细形铜剑共存，韩国全罗南道咸平郡草浦里出土的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与细形铜剑以及多钮细纹镜共存，而细形铜剑大约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可视为其年代的旁证。
2 中国出土东周时期铜圆首双箍柱茎剑1.洛阳中州路M2729:20；2.洛阳中州路M2728:40；3.江陵天星观M1:401；4.长沙楚墓M935:1；5.长沙楚墓M1195:11；6.长沙楚墓M1510:2；7.长沙楚墓M1315:1；8.长沙楚墓M1316:1；9.长沙楚墓M1427:2；10.长沙楚墓M85:1（1、2、10.战国早期；3.战国中期；4、5.战国晚期；6－9.战国时期）
关于上林里铜剑的产地，最初全荣来曾明确指出，“绝不是在当地制作的”，是从中国传入的。后来，日本学者根据其形制特征，尤其是上林里3号剑和14号剑的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所示铸剑所用矿料中的铅属于朝鲜系铅的结果等，推定其产地是在朝鲜半岛南部一带，并得到韩国学者认可。笔者也认为其产地是在当地，因为：上林里铜剑虽然具有鲜明的东周时期吴越铜剑风格，但两者之间又有所差异，尤其是剑茎的断面呈椭圆形与吴越铜剑的剑茎断面呈圆形明显不同；上林里铜剑的材质是近乎纯铜的红铜，与吴越铜剑乃至整个“东周式铜剑”的铜锡青铜和铜锡铅青铜判然有别；迄今中国尚未发现东周时期的红铜质的铜剑，在中国大陆专门制作“非实战用的礼仪用器”向朝鲜半岛输出的可能性更是不存在的；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表明，其铸造所用矿料中的铅是朝鲜半岛当地所产。
但是，上林里铜剑的制造者，可能并非当地工匠，而是来自中国大陆。据观察分析，上林里铜剑是采用易于损毁、只能使用一次的泥土范或陶范铸造的，并且是采用双合范整体一次性铸造成型，而双合范陶范铸剑，是东周时期列国铸剑的技术特征。朝鲜半岛青铜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流行的铜剑属于琵琶形铜剑（即“曲刃青铜短剑”、“辽宁式铜剑”）和细形铜剑系统，而全罗南道灵岩、京畿道龙仁郡草扶里、平安南道将泉里等地发现的细形铜剑的铸范均为石质铸范表明，当地的铜剑铸造技术属于石范铸造技术传统，与泥土范或陶范铸铜技术明显有别，况且当地流行的剑体与剑首分铸后组装成型的技术也与“中国式铜剑”剑首、剑柄和剑身合铸于一体的技术明显有别。
在上述技术和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式铜剑”的传入，当地工匠就随之放弃当地传统的石范、分体铸剑技术而采用陶范、整体合铸的铸剑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况且，上林里铜剑尽管尺寸较小，重量较轻，但没有明显的铸造缺陷，尤其是铜剑的金属成分近乎纯铜，而纯铜的熔点为1083℃，远远高于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的青铜的熔点，并且纯铜熔液的流动性能和充型能力也低于铜锡合金和铜锡铅合金，熔化铸造的难度高，更显示出其制范和浇铸技术是相当成熟的，并不是缺乏经验的仿制者所能做到的。据此可以认为，上林里铜剑虽然是在当地制作的，但它们不是当地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剑技术制作的“中国式铜剑”的仿制品，而是掌握陶范铸剑技术的中国大陆的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后在当地制作的。
基于上述推论，进而可以认为，上林里铜剑的铸造者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这主要是因为，上林里铜剑属于吴越系铜剑；吴越地区的铸剑技术在春秋晚期已经高度发达并且一直延续，代表了当时各诸侯国铸剑的最高水平；吴越地处江南水乡，吴越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动。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于是，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开始逃散，其中一部分铸剑工匠离开会稽（今绍兴市）、姑苏等吴越故地奔向大海，寻找新的生活，最终到达了遥远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带，并在当地铸造了铜剑。
至于吴越铸剑工匠东渡韩国的线路，无疑经由的是“环黄海之路”水路（详后），即：首先，从长江入海口沿东海西岸和黄海西岸的近海一路向北，到达山东半岛；然后，从山东半岛北端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向东转而向南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再由此沿近海南下，经由江华湾、群山湾，最终落脚在今韩国全罗北道完州郡的上林里一带。
但是，上林里铜剑的制造者，可能并非当地工匠，而是来自中国大陆。据观察分析，上林里铜剑是采用易于损毁、只能使用一次的泥土范或陶范铸造的，并且是采用双合范整体一次性铸造成型，而双合范陶范铸剑，是东周时期列国铸剑的技术特征。朝鲜半岛青铜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流行的铜剑属于琵琶形铜剑（即“曲刃青铜短剑”、“辽宁式铜剑”）和细形铜剑系统，而全罗南道灵岩、京畿道龙仁郡草扶里、平安南道将泉里等地发现的细形铜剑的铸范均为石质铸范表明，当地的铜剑铸造技术属于石范铸造技术传统，与泥土范或陶范铸铜技术明显有别，况且当地流行的剑体与剑首分铸后组装成型的技术也与“中国式铜剑”剑首、剑柄和剑身合铸于一体的技术明显有别。
在上述技术和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式铜剑”的传入，当地工匠就随之放弃当地传统的石范、分体铸剑技术而采用陶范、整体合铸的铸剑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况且，上林里铜剑尽管尺寸较小，重量较轻，但没有明显的铸造缺陷，尤其是铜剑的金属成分近乎纯铜，而纯铜的熔点为1083℃，远远高于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的青铜的熔点，并且纯铜熔液的流动性能和充型能力也低于铜锡合金和铜锡铅合金，熔化铸造的难度高，更显示出其制范和浇铸技术是相当成熟的，并不是缺乏经验的仿制者所能做到的。据此可以认为，上林里铜剑虽然是在当地制作的，但它们不是当地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剑技术制作的“中国式铜剑”的仿制品，而是掌握陶范铸剑技术的中国大陆的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后在当地制作的。
基于上述推论，进而可以认为，上林里铜剑的铸造者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这主要是因为，上林里铜剑属于吴越系铜剑；吴越地区的铸剑技术在春秋晚期已经高度发达并且一直延续，代表了当时各诸侯国铸剑的最高水平；吴越地处江南水乡，吴越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动。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于是，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开始逃散，其中一部分铸剑工匠离开会稽（今绍兴市）、姑苏等吴越故地奔向大海，寻找新的生活，最终到达了遥远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带，并在当地铸造了铜剑。
至于吴越铸剑工匠东渡韩国的线路，无疑经由的是“环黄海之路”水路（详后），即：首先，从长江入海口沿东海西岸和黄海西岸的近海一路向北，到达山东半岛；然后，从山东半岛北端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向东转而向南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再由此沿近海南下，经由江华湾、群山湾，最终落脚在今韩国全罗北道完州郡的上林里一带。
图3 中国抚顺莲花堡出土战国铁器1－4.空首斧（LHB:B3、T1:132、T3:91、T4:117）；5.横銎镢（LHBC:01）；6.刀（T4:110）；7.镰刀（T4:111）；8、9.铚刀（T4:109、T4:108） ； 10.锄板（T4:112）；11.凿（T4:42）
在上述中国古代铁器文化形成、发展和扩散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大陆铁器和制铁技术的传入，朝鲜半岛先后开始了铁器的使用和制作，进入了“初期铁器时代”。
就整个朝鲜半岛来说，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铁器，都是舶载品，其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
在半岛北部，这一时期的舶载铁器多有发现。如慈江道渭原郡龙渊洞遗址、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居住址、咸镜北道茂山郡虎谷洞遗址的第V期居住址，以及咸镜北道会宁郡五洞遗址第6号居住址等地都有发现。上述各地出土的铁器，大都是战国晚期燕地铁器的常见类型和器形，并且形态结构都基本一致，结合与之共出的大量明刀币、布币等判断，它们的年代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大都是从燕地传入的燕国的铁器产品”。
在半岛南部的今韩国境内，这一时期舶载铁器也有所发现。忠清南道扶余郡合松里、唐津郡素素里、全罗北道长水郡南阳里等地出土的长条形竖銎镢和凿，均为铸造品，并且明显属于燕系铁器，与之伴出的遗物有铜短剑、铜戈、铜矛以及多钮几何纹镜等，表明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前半。完州郡新丰遗址出土的铁环首削刀，其形制和结构特征与燕下都出土同类器相同，其年代或为公元前3世纪前半。上述发现表明，公元前3世纪前半中国大陆的铁器已经传入半岛南部地区，并且主要是燕地铁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地点均地处韩国的西部地区，并且有“11个遗址的26座墓葬有燕系铁器出土”，属于三韩时代马韩的范围，显示出半岛南部在公元前3世纪前半率先从中国大陆传入铁器的是马韩古国，并且铁器的产地主要是燕国，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少量铁器是产自齐国。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铁器传入朝鲜半岛，一方面是公元前3世纪初燕将秦开破东胡设置辽东郡等郡县之后，燕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鸭绿江流域一带，燕国生产的铁器随之传播到其势力范围所及的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国晚期列国间兼并战争异常频发和激烈的社会背景下，为躲避战乱而流徙到朝鲜半岛的燕、齐等地居民将铁器带到了他们的落脚之地。当然，这一时期来自中国大陆铁器文化的影响还主要限于铁器的传入，当地由此开始了铁器的使用，并且成为当地制铁技术发生和铁器生产的前奏。
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末叶的舶载铁器，在韩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日渐增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完州郡葛洞、长水郡南阳里、密阳市校洞以及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等地的发现。
全罗北道完州郡葛洞4号墓出土2件铁竖銎镢，刃部与銎部大致等宽，其中M4:20，銎口略呈梯形，长12.1厘米、宽5厘米；M4:21，銎口呈长方形，长16.8厘米、宽5.4厘米（图4-4、5），其年代或为公元前2世纪前半。这种铁竖銎镢，还发现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素素里等地，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这种竖銎镢，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山东临淄齐故城等地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的遗存中常有发现，并且形制基本相同。
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的2件铁镰刀，铸造品，弯体，背部边缘向正面凸起，柄端有凸起的栏，其中M2:6，长24.6厘米、宽4.4厘米；M3:13，长24.2厘米、宽4厘米（图4-1、2），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前半抑或更早。这种背部边缘凸起、柄端有栏的铸制铁镰，是燕、齐等地铁镰的典型形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
长水郡南阳里3号墓出土的竖銎镢以及2号墓的刮刀等，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世纪前半。至于完州郡葛洞3号墓出土的1件封闭型长方形銎的空首斧（图4-3），属于锻銎铁斧，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舶载品，也可能是采用锻銎技法在当地制作的，但无论如何，都反映出与中国大陆铁器及钢铁技术的内在联系。
就整个朝鲜半岛来说，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铁器，都是舶载品，其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
在半岛北部，这一时期的舶载铁器多有发现。如慈江道渭原郡龙渊洞遗址、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居住址、咸镜北道茂山郡虎谷洞遗址的第V期居住址，以及咸镜北道会宁郡五洞遗址第6号居住址等地都有发现。上述各地出土的铁器，大都是战国晚期燕地铁器的常见类型和器形，并且形态结构都基本一致，结合与之共出的大量明刀币、布币等判断，它们的年代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大都是从燕地传入的燕国的铁器产品”。
在半岛南部的今韩国境内，这一时期舶载铁器也有所发现。忠清南道扶余郡合松里、唐津郡素素里、全罗北道长水郡南阳里等地出土的长条形竖銎镢和凿，均为铸造品，并且明显属于燕系铁器，与之伴出的遗物有铜短剑、铜戈、铜矛以及多钮几何纹镜等，表明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前半。完州郡新丰遗址出土的铁环首削刀，其形制和结构特征与燕下都出土同类器相同，其年代或为公元前3世纪前半。上述发现表明，公元前3世纪前半中国大陆的铁器已经传入半岛南部地区，并且主要是燕地铁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地点均地处韩国的西部地区，并且有“11个遗址的26座墓葬有燕系铁器出土”，属于三韩时代马韩的范围，显示出半岛南部在公元前3世纪前半率先从中国大陆传入铁器的是马韩古国，并且铁器的产地主要是燕国，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少量铁器是产自齐国。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铁器传入朝鲜半岛，一方面是公元前3世纪初燕将秦开破东胡设置辽东郡等郡县之后，燕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鸭绿江流域一带，燕国生产的铁器随之传播到其势力范围所及的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国晚期列国间兼并战争异常频发和激烈的社会背景下，为躲避战乱而流徙到朝鲜半岛的燕、齐等地居民将铁器带到了他们的落脚之地。当然，这一时期来自中国大陆铁器文化的影响还主要限于铁器的传入，当地由此开始了铁器的使用，并且成为当地制铁技术发生和铁器生产的前奏。
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末叶的舶载铁器，在韩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日渐增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完州郡葛洞、长水郡南阳里、密阳市校洞以及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等地的发现。
全罗北道完州郡葛洞4号墓出土2件铁竖銎镢，刃部与銎部大致等宽，其中M4:20，銎口略呈梯形，长12.1厘米、宽5厘米；M4:21，銎口呈长方形，长16.8厘米、宽5.4厘米（图4-4、5），其年代或为公元前2世纪前半。这种铁竖銎镢，还发现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素素里等地，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这种竖銎镢，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山东临淄齐故城等地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的遗存中常有发现，并且形制基本相同。
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的2件铁镰刀，铸造品，弯体，背部边缘向正面凸起，柄端有凸起的栏，其中M2:6，长24.6厘米、宽4.4厘米；M3:13，长24.2厘米、宽4厘米（图4-1、2），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前半抑或更早。这种背部边缘凸起、柄端有栏的铸制铁镰，是燕、齐等地铁镰的典型形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
长水郡南阳里3号墓出土的竖銎镢以及2号墓的刮刀等，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世纪前半。至于完州郡葛洞3号墓出土的1件封闭型长方形銎的空首斧（图4-3），属于锻銎铁斧，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舶载品，也可能是采用锻銎技法在当地制作的，但无论如何，都反映出与中国大陆铁器及钢铁技术的内在联系。
图4 韩国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铁器1、2.镰刀（葛洞M2:6、葛洞M3:13）；3.空首斧（葛洞M3:12）；4、5.竖銎镢（郡葛洞M4:21、葛洞M4:20）
国发现的初期铁器中，还有两种铸造的梯形锄板。
一种是平面呈梯形，上部有一小的穿孔。如庆尚南道密阳市校洞3号木棺墓出土1件（M3:10），两侧及顶部边缘有凸沿，上部居中有一小穿孔，残长15.4厘米、宽4.6－10.6厘米、厚0.4厘米（图5-2），据与之共出的有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铜镜可知，墓葬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世纪末。这种铁锄板，昌原市茶户里61号墓等地也有出土，而在中国曾发现于易县燕下都、朝阳袁台子、抚顺莲花堡等地，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燕地典型的铁器之一。
另一种铁锄板是圆穿梯形锄板，即整体呈梯形，上部有一圆穿。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1号木棺墓出土1件（M1:78），长 18.5厘米，刃部宽 11厘米，圆穿直径2.5厘米（图5-1）。在中国，这种带圆穿的梯形锄板流行于西汉时期，但不见于燕国故地，而是常见于齐国故地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临淄齐故城、章丘东平陵城多有发现，而且在章丘东平陵城还出土了这种圆穿梯形锄板的铸范（图6），其年代为两汉时期。由此说来，龟基村德谷遗址发现的圆穿梯形锄板，很可能是从齐国故地传入的。
一种是平面呈梯形，上部有一小的穿孔。如庆尚南道密阳市校洞3号木棺墓出土1件（M3:10），两侧及顶部边缘有凸沿，上部居中有一小穿孔，残长15.4厘米、宽4.6－10.6厘米、厚0.4厘米（图5-2），据与之共出的有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铜镜可知，墓葬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世纪末。这种铁锄板，昌原市茶户里61号墓等地也有出土，而在中国曾发现于易县燕下都、朝阳袁台子、抚顺莲花堡等地，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燕地典型的铁器之一。
另一种铁锄板是圆穿梯形锄板，即整体呈梯形，上部有一圆穿。罗州龟基村德谷遗址1号木棺墓出土1件（M1:78），长 18.5厘米，刃部宽 11厘米，圆穿直径2.5厘米（图5-1）。在中国，这种带圆穿的梯形锄板流行于西汉时期，但不见于燕国故地，而是常见于齐国故地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临淄齐故城、章丘东平陵城多有发现，而且在章丘东平陵城还出土了这种圆穿梯形锄板的铸范（图6），其年代为两汉时期。由此说来，龟基村德谷遗址发现的圆穿梯形锄板，很可能是从齐国故地传入的。
图5 韩国出土铁梯形锄板1.罗州龟基村德谷M1:78；2.密阳校洞M3:10
很显然，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末叶的100余年间，曾有不少战国末年至西汉前期的铁器传入半岛南部地区，其中大多是从燕国故地传入的燕系铁器，但有些是来自齐地；与此同时，钢铁技术也随之传入，半岛南部地区终于模仿舶载品开始了铁器的制作，如梯形銎口的铸造铁斧、锻銎铁斧以及板状铁斧等。这一时期燕、齐等地铁器传入半岛南部地区，一方面与秦末汉初“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直接有关，另一方面，与秦朝之时可能有秦人为躲避战乱流亡到半岛南部并定居在马韩以东的辰韩地区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韩国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2世纪末的初期舶载铁器，其出土地点大都地处西部地区，属于三韩时代马韩的范围，显示出半岛南部公元前4世纪末以降率先引进大陆铁器的是马韩地区，其传播路线既有“辽东—朝鲜半岛”陆路，同时也有“环黄海之路”水路。
很显然，公元前3世纪后半至公元前2世纪末叶的100余年间，曾有不少战国末年至西汉前期的铁器传入半岛南部地区，其中大多是从燕国故地传入的燕系铁器，但有些是来自齐地；与此同时，钢铁技术也随之传入，半岛南部地区终于模仿舶载品开始了铁器的制作，如梯形銎口的铸造铁斧、锻銎铁斧以及板状铁斧等。这一时期燕、齐等地铁器传入半岛南部地区，一方面与秦末汉初“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直接有关，另一方面，与秦朝之时可能有秦人为躲避战乱流亡到半岛南部并定居在马韩以东的辰韩地区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韩国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2世纪末的初期舶载铁器，其出土地点大都地处西部地区，属于三韩时代马韩的范围，显示出半岛南部公元前4世纪末以降率先引进大陆铁器的是马韩地区，其传播路线既有“辽东—朝鲜半岛”陆路，同时也有“环黄海之路”水路。
瓮棺葬所见中国大陆丧葬文化的影响
从考古学上考察公元前1千纪后半的中韩交流，瓮棺葬是值得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所谓“瓮棺葬”又称之为“瓮棺墓”，是指用陶质容器作葬具、将死者埋葬于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分布。就整个东亚地区来看，瓮棺葬在中国大陆出现年代早，流行时间长，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千纪后半的战国秦汉时期（这里主要指战国和秦、西汉时期，下同），再度在一些地区流行开来，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一种埋葬形式。环黄海（及环渤海）地区，是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的主要流行地区之一，并且其瓮棺形态和结构、埋葬特点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了战国秦汉瓮棺葬的“燕齐文化区”，成为公元前1千纪后半环黄海瓮棺葬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广泛分布于黄海西岸、渤海沿岸和黄海北岸等地，各地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地域特色。
渤海西北沿岸和黄海北岸的燕地的瓮棺葬，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早期，此后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瓮棺所用的陶器，类型多样，主要有釜、瓮、罐、盆、钵以及筒形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釜、瓮和各种形制的盆，包括专门用于瓮棺的筒形瓮。瓮棺的结构多种多样，有两器瓮棺、三器瓮棺、四器瓮棺以及其他特殊的组合，其中，大口釜+大口釜、大口釜+小口瓮（图7）等两器瓮棺最为流行，筒形瓮+筒形瓮等两器瓮棺次之，都是从战国早期一直流行到秦汉时期。
从考古学上考察公元前1千纪后半的中韩交流，瓮棺葬是值得关注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所谓“瓮棺葬”又称之为“瓮棺墓”，是指用陶质容器作葬具、将死者埋葬于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分布。就整个东亚地区来看，瓮棺葬在中国大陆出现年代早，流行时间长，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千纪后半的战国秦汉时期（这里主要指战国和秦、西汉时期，下同），再度在一些地区流行开来，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一种埋葬形式。环黄海（及环渤海）地区，是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的主要流行地区之一，并且其瓮棺形态和结构、埋葬特点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了战国秦汉瓮棺葬的“燕齐文化区”，成为公元前1千纪后半环黄海瓮棺葬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广泛分布于黄海西岸、渤海沿岸和黄海北岸等地，各地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地域特色。
渤海西北沿岸和黄海北岸的燕地的瓮棺葬，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早期，此后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瓮棺所用的陶器，类型多样，主要有釜、瓮、罐、盆、钵以及筒形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釜、瓮和各种形制的盆，包括专门用于瓮棺的筒形瓮。瓮棺的结构多种多样，有两器瓮棺、三器瓮棺、四器瓮棺以及其他特殊的组合，其中，大口釜+大口釜、大口釜+小口瓮（图7）等两器瓮棺最为流行，筒形瓮+筒形瓮等两器瓮棺次之，都是从战国早期一直流行到秦汉时期。
图6 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燕地瓮棺葬1.北京八里庄M2；2.天津牛道口M24；3.辽阳三道壕M361
渤海南岸和黄海西岸齐地的瓮棺葬，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晚期，此后迅速流行。瓮棺所用的陶器，同样是类型多样，主要有釜、瓮、罐、盆、舟形器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釜、瓮和各种形制的盆，包括专门用于瓮棺的深腹瓮和筒形瓮。瓮棺的结构同样是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是两器瓮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筒形瓮+筒形瓮组合，以及小口釜+小口釜、深腹瓮+盆组合等（图7）。
图7 中国战国秦汉时期齐地瓮棺葬1.临淄友联M5；2.临沂陈白庄M1；3.临淄东古M1；4.临沂陈白庄M2；5.章丘宁家埠M79
渤海南岸和黄海西岸齐地的瓮棺葬，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晚期，此后迅速流行。瓮棺所用的陶器，同样是类型多样，主要有釜、瓮、罐、盆、舟形器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釜、瓮和各种形制的盆，包括专门用于瓮棺的深腹瓮和筒形瓮。瓮棺的结构同样是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是两器瓮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筒形瓮+筒形瓮组合，以及小口釜+小口釜、深腹瓮+盆组合等（图7）。
图7 中国战国秦汉时期齐地瓮棺葬1.临淄友联M5；2.临沂陈白庄M1；3.临淄东古M1；4.临沂陈白庄M2；5.章丘宁家埠M79
燕、齐两地的瓮棺葬，墓圹均为竖穴土圹，但大多不够规整；个别的有用石板构成的石椁，曾发现于辽阳唐户屯和桑园子等地。葬地或是在居住地附近、聚落的边缘或城墙内外，或是与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或是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墓地。被葬者绝大多数为儿童，但也有少量的成人，一般没有随葬品。
就朝鲜半岛来说，用陶容器埋葬死者的埋葬方式，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其葬具往往是单件陶器并将陶器竖向放置，即所谓的“竖置式”瓮棺葬。但这种墓葬仅仅是个别现象，并且跟后来出现的“横置式”瓮棺葬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这里所说的瓮棺葬，指的是葬具一般为两件或两件以上并横向放置的瓮棺葬，即“横置式”瓮棺葬。
在半岛北部，瓮棺葬的出现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此后逐渐流行开来。墓圹为竖穴土圹，瓮棺横向放置于墓圹之中。被葬者为儿童，一般没有随葬品。就其葬地来说，或分布在土圹墓和木椁墓的近旁，或与之混杂在一起。
在半岛南部，瓮棺葬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北起京畿道、南至全罗南道和庆尚南道乃至济州岛的韩国各地都有所发现，尤以濒临黄海的半岛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最为流行，即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和南道，以及庆尚南道和北道等地。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韩国境内的瓮棺葬大致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初的青铜器时代末期和初期铁器时代之初，此后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前后。在这个过程中，瓮棺葬的形态和性质尤其是被葬者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成人大型瓮棺葬，据此可以将韩国的瓮棺葬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瓮棺葬”，其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纪年前后，瓮棺所用陶器大多为日常实用器，被葬者主要为儿童；“后期瓮棺葬”，即“成人大型瓮棺阶段”，其年代为公元1－6世纪，以葬具是专门烧制的、专门用于瓮棺的大型陶瓮为特征，并大量用于成年人的埋葬。
韩国的前期瓮棺葬，瓮棺用陶器尽管种类多样，并且各地有所差异，但最为常见的是大口瓮、角形双鋬瓮、深腹瓮、壶和盆等。其中，大口瓮，多为夹砂陶，以叠唇、大口、深腹和小平底为特征，高一般20－40厘米；角形双鋬瓮，大口或侈口，深腹，小平底或圜底，以肩部有对称的牛角形双鋬为突出特征，高一般30－50厘米；深腹瓮，体瘦长，略束颈，圜底或小平底，一般高50－60厘米左右。瓮棺的结构，最为流行的是大口瓮+大口瓮组合、角形双鋬瓮+角形双鋬瓮组合，以及深腹瓮与其他陶器的组合等（图9）。墓圹一般是竖穴土圹，并且平面形制不甚规整，但也有个别的用石块砌筑出石椁。一般没有随葬品，仅有少量的墓随葬数件陶器。被葬者以儿童为主，成人少见。关于其葬地，有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墓地，如光州市新昌洞瓮棺葬群，但也有的是与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如全罗南道的泗川勒岛墓地，瓮棺葬与竖穴土圹墓相间分布。
就朝鲜半岛来说，用陶容器埋葬死者的埋葬方式，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其葬具往往是单件陶器并将陶器竖向放置，即所谓的“竖置式”瓮棺葬。但这种墓葬仅仅是个别现象，并且跟后来出现的“横置式”瓮棺葬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这里所说的瓮棺葬，指的是葬具一般为两件或两件以上并横向放置的瓮棺葬，即“横置式”瓮棺葬。
在半岛北部，瓮棺葬的出现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此后逐渐流行开来。墓圹为竖穴土圹，瓮棺横向放置于墓圹之中。被葬者为儿童，一般没有随葬品。就其葬地来说，或分布在土圹墓和木椁墓的近旁，或与之混杂在一起。
在半岛南部，瓮棺葬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北起京畿道、南至全罗南道和庆尚南道乃至济州岛的韩国各地都有所发现，尤以濒临黄海的半岛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最为流行，即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和南道，以及庆尚南道和北道等地。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韩国境内的瓮棺葬大致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初的青铜器时代末期和初期铁器时代之初，此后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前后。在这个过程中，瓮棺葬的形态和性质尤其是被葬者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成人大型瓮棺葬，据此可以将韩国的瓮棺葬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瓮棺葬”，其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纪年前后，瓮棺所用陶器大多为日常实用器，被葬者主要为儿童；“后期瓮棺葬”，即“成人大型瓮棺阶段”，其年代为公元1－6世纪，以葬具是专门烧制的、专门用于瓮棺的大型陶瓮为特征，并大量用于成年人的埋葬。
韩国的前期瓮棺葬，瓮棺用陶器尽管种类多样，并且各地有所差异，但最为常见的是大口瓮、角形双鋬瓮、深腹瓮、壶和盆等。其中，大口瓮，多为夹砂陶，以叠唇、大口、深腹和小平底为特征，高一般20－40厘米；角形双鋬瓮，大口或侈口，深腹，小平底或圜底，以肩部有对称的牛角形双鋬为突出特征，高一般30－50厘米；深腹瓮，体瘦长，略束颈，圜底或小平底，一般高50－60厘米左右。瓮棺的结构，最为流行的是大口瓮+大口瓮组合、角形双鋬瓮+角形双鋬瓮组合，以及深腹瓮与其他陶器的组合等（图9）。墓圹一般是竖穴土圹，并且平面形制不甚规整，但也有个别的用石块砌筑出石椁。一般没有随葬品，仅有少量的墓随葬数件陶器。被葬者以儿童为主，成人少见。关于其葬地，有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墓地，如光州市新昌洞瓮棺葬群，但也有的是与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如全罗南道的泗川勒岛墓地，瓮棺葬与竖穴土圹墓相间分布。
图8 韩国青铜时代晚期至初期铁器时代瓮棺葬A．昌原茶户里46号瓮棺葬；B．益山於阳洞瓮棺葬；C．光州长者1号瓮棺葬；D．咸平长年里堂下山1号瓮棺葬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青铜时代晚期和初期铁器时代的瓮棺葬，主要分布于锦江流域（青铜时代中期松菊里文化的中心分布区）以外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和东南沿海的全罗地区、庆尚地区以及济州岛，暗示出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将整个环黄海地区的瓮棺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前期瓮棺葬的瓮棺陶器多为日常实用器、以瓮为主的两器瓮棺结构、以埋葬儿童为主的被葬者、一般无随葬品、大多为不规则的竖穴土圹以及葬地的选择等，都与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相同或相似；最常用的瓮棺陶器深腹瓮，与山东半岛齐地的同类器也多有相似之处；即使少数瓮棺葬使用石椁的现象，也曾发现于辽阳三道壕和桑园子等地的瓮棺葬。很显然，韩国的前期瓮棺葬与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或可认为，韩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的瓮棺葬，是在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影响下发生的，是当时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的直接体现。
当然，瓮棺葬在朝鲜半岛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突出的地域性特色，尤其是公元1世纪之后衍生出了成人大型瓮棺葬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至于韩国前期瓮棺葬的瓮棺陶器在形态、装饰及制作技术上自有特点，是因为陶器是在当地烧制的，而陶器的种类、形态、装饰、大小以及烧制工艺技术等，都与当地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诸方面直接相关。
至于瓮棺葬这种丧葬方式东传朝鲜半岛的线路，应该跟中国大陆铁器的东传一样，既有“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青铜时代晚期和初期铁器时代的瓮棺葬，主要分布于锦江流域（青铜时代中期松菊里文化的中心分布区）以外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和东南沿海的全罗地区、庆尚地区以及济州岛，暗示出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将整个环黄海地区的瓮棺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前期瓮棺葬的瓮棺陶器多为日常实用器、以瓮为主的两器瓮棺结构、以埋葬儿童为主的被葬者、一般无随葬品、大多为不规则的竖穴土圹以及葬地的选择等，都与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相同或相似；最常用的瓮棺陶器深腹瓮，与山东半岛齐地的同类器也多有相似之处；即使少数瓮棺葬使用石椁的现象，也曾发现于辽阳三道壕和桑园子等地的瓮棺葬。很显然，韩国的前期瓮棺葬与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或可认为，韩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的瓮棺葬，是在中国大陆环黄海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影响下发生的，是当时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的直接体现。
当然，瓮棺葬在朝鲜半岛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突出的地域性特色，尤其是公元1世纪之后衍生出了成人大型瓮棺葬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至于韩国前期瓮棺葬的瓮棺陶器在形态、装饰及制作技术上自有特点，是因为陶器是在当地烧制的，而陶器的种类、形态、装饰、大小以及烧制工艺技术等，都与当地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诸方面直接相关。
至于瓮棺葬这种丧葬方式东传朝鲜半岛的线路，应该跟中国大陆铁器的东传一样，既有“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