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梧桐，彭勇

作者简介:陈梧桐，明史专家，民族史专家，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朱元璋研究会顾问等职。
彭勇，明清史博士，南明史专家顾诚先生高徒。

明朝长达277年的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孕育了新旧交替，迈出由中世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具有鲜明的特点。
然而在一些人眼里，明朝却是个灰暗的朝代，其评价不仅远逊于秦汉唐宋，甚至还不及元朝和清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在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下令将有“抵触本朝之语”的图书“尽行销毁”，毁灭了与《四库》所收书籍种类几乎相等的三千余种图书，造成明史史料的大量缺失，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难以复原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中外诸多贬抑、否定明朝观点的影响，造成对明史的各种误解和偏见。

最早对明朝作出评价的是清初的明遗民。
他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明朝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总结，提出不少至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观点。
不过，当时的总结，多着眼于明亡的教训，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使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
而清初迭兴文字狱，更进一步压制了对明朝的正面评价。
而清朝统治者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则贯穿着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彰显清优于明的原则，特别是清圣祖为论证“自古得天下莫如我朝”而发布的“面谕”，更是极力抬高其先祖的“业绩”，贬低晚明的成就，清高宗则借修纂《明通鉴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四库全书》、《历代职官表》和“续三通”，极力“推崇清朝的‘功德’，把明朝有显著成绩的地方一笔抹杀”。
《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纂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更认定“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
乾隆朝修史，曾极力宣扬所谓“清承明制”。
其实，清对明制的继承是“仅取其‘形’而去其‘神’”，糟粕多于精华。
这种“清承明制”论，不仅把清朝的种种弊端归咎于明朝，将明朝抹黑，而且导致“明清板块论”的出现，将明与清视为一个整体，而忽视其间的区别，抹杀明朝的特色与亮点。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一些学者强调优胜劣汰，将包括明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史全盘加以否定。
后来，许多学者虽然抛弃了达尔文主义，而信仰别的历史观，却毫无例外地对明清两朝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必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负责。
20世纪上半期，在错综复杂而又苦难深重的政治环境里，一些进步的史学家曾利用历史来影射现实，借朱元璋和明史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这种影射史学，在当时确也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作用，但由于强调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对明代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又给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
西方的学者最早是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和随后兴起的中学西渐思潮了解中国的。
当时中国的繁荣、强盛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曾引起他们的极大惊奇和高度赞扬。
但是，到19世纪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加紧对外扩张之时，在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便出现西方中心论，继而产生了中国历史“停滞论”，认为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是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只有西方势力的进入，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为中国历史“停滞论披上理论外衣。

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强调只有西方精神才能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不具备独自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气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学者曾极力鼓吹这种中国历史“停滞论”，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服务。二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学者将这种“停滞论”加以发展，提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传统——近代论”和“东方专制主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中国明清时期“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有增长无发展论”“过密型商品化论”“明代倒退论”等，将中国历史“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
对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停滞论”，我国曾有少数人加以呼应。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托派和新生命派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外铄论”，实际上是西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翻版。
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展开，中国历史“停滞论”遭到反驳，逐渐趋于沉寂。
但到80年代，随着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批判和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论争的展开，又有学者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为欧洲文明独有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论、中国单纯农业经济论。在中外各种历史“停滞论”的视野下，明代的中国是停滞不前的，只有依靠外力冲击，才能打破平衡。

插播一段新闻。
日月社28日电，北京时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下午，一青年身着国军军服，耀武扬威的游览日本靖国神社，令周围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记者与这位身穿国军军服的青年联系，才知道他是民国粉，故意来这气日本人的。
进一步交流后，记者更了解到这位青年是一位动漫迷，还会日语，能与当地日本人交流无障碍。
此事让记者十分惊讶，一位懂日语爱看日本动漫的青年，居然还深爱着祖国，实在有趣，

上述中外学者的诸种观点，都程度不等地贬低甚至全盘否定明朝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影响着人们对明史的客观评价。
而对普通大众而言，吴晗的《僧钵到皇权》、叶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三本著作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显著。
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和叶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都写于20世纪40年代，属于影射史学的作品。吴著开笔于1942年，第二年正式出版。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后期，蒋介石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作者“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借斥责朱元璋的“恐怖政治”，来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作者又从1947年暑假到1948年暑假对该书进行改写，并改书名为《朱元璋传》，以呼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叶著开笔于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的1945年，完成于蒋介石集团崩溃前夕的1948年，“这时候在蒋管区一方面是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和勾结敌人的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一方面则是人民民主运动蓬蓬勃勃日益高涨起来，而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也越来越厉害。

真是醉了，用明朝映射民国。我大明朝可是一个长期强大繁荣的大一统的政权，哪是中华民国这种短命而从未没真正统一过中国的政权能比的。（哪怕在蒋公的巅峰时期，国民党也没能真正控制东北陕北山西甘肃四川广西青海等地，西藏新疆等地更是半独立状态）

在那时想写文章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发表出来的”，于是“就想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借明代的“特务政治”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血腥统治。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两部著作采用指桑骂槐的写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激起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和仇恨，在当时产生了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积极效果。

但是作为影射史学，这两部著作都存在两个共同的弊病。
第一，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
吴著以朱元璋类比蒋介石，丁著以明王朝类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为了强化影射的效果，吴、丁两部著作还对明初及明代的史事进行扭曲的演绎或错误的论定，以突出其残暴和黑暗。
《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共分五章，以记述朱元璋一生的事迹。
其中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恐怖政治》一章，占到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对朱元璋在洪武建国之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则一笔带过，特别对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大决策和成就更是略而不谈。
不仅如此，书中还把朱元璋所强化的皇权说成是历史的“极峰”“最高峰”，并未加审核地引用一些明后期野史稗乘关于朱元璋迭兴文字狱的失实记载，把他描绘成一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暴君，使洪武一朝的历史变成一部血淋淋的历史。
改写后的《朱元璋传》，不仅基本框架未变，而且在《恐怖政治》一章中补充大量材料，使影射的色彩更加强烈。
《明代特务政治》不仅写了明代特务机关厂卫的种种暴行，而且把明代的内侍机构——宦官二十四衙门也定为特务机构，将宦官干政、监军、采办、管理皇庄田地、充当矿监税使等都说成是特务活动，将明代政治说成是黑暗、暴虐和血腥的“特务政治”，没有丝毫的亮色。

第二，历史评价的失准。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有道德价值标准，又有历史价值标准。
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人物和事件毕竟少见，更多的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人和事。
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要用道德或伦理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需用历史价值标准，来判断此人和此事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
吴晗和叶丁易的两部著作，对朱元璋和明代政治的评价，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价值标准，着重谴责、批判、抨击其阴暗面，很少甚至不顾其对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贡献，不免失之于偏颇。
后来，吴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先后两次对其著作进行修改。
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第四个版本是最后的定稿本，这个定稿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朱元璋重新作出评价，认为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卓越的人物。
不过，该书毕竟改定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带有那个时代史学论著的通病，即过分突出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从而削弱、冲淡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并不那么到位。
而且这部定稿本，除新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外，基本上仍沿袭第一、二版的框架而稍作调整，加以扩充，许多章节的内容和史事的论定，与第一、二版大体相似，没有大的改变。因此，这个定稿本也就未能改变前两个版本所描绘的那个多疑猜忌、残暴嗜杀的朱元璋形象。
叶丁易则不幸于20世纪50年代英年谢世，未及就《明代特务政治》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订。

普通大众一般是通过当代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了解往昔的历史的。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的《朱元璋传》文笔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叶丁易是文学史专家，他的《明代特务政治》文笔也很漂亮，没有一般史学著作的沉闷枯燥之感，这两部著作自然也就成为普通读者了解明史的首选之作。
《朱元璋传》定稿本问世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一再重印，《明代特务政治》也于1983年由群众出版社重印。
它们对明史的错误论定，也就随之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给人们留下明代是个灰暗年代的深刻印象。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后来，三联书店又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之一种一再重印，流传很广。
黄仁宇的明史观，比“停滞论”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明清社会“倒退论”“衰落论”。
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以商业组织作为国家基干”，能在组织技术上进行“数字管理的国家”，明代中国是“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的国家”。一个国家，能否“在数字上进行管理”，是能否成为现代化的关键。
精密计算是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哪怕是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行“现代化”。
黄仁宇就是从他的这种明史观出发，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剪裁历史，拼凑材料，写成《万历十五年》一书的。
该书作者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资本主义为西方所特有，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哪怕是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才能被动地实行“现代化”。黄仁宇就是从他的这种明史观出发，采取“大历史”的总体设计，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剪裁历史，拼凑材料，写成《万历十五年》一书的。
该书作者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歇会，消化一下。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完满。”
意在说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黄仁宇以论带史的做法，不可避免地给《万历十五年》带来两个显著的弊端。
一是以偏概全。
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
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综合国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看不到这一面，我们就无法解释明朝的统治何以能维持277年之久，也无法解释晚明时期的中国何以能在东方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屡次击败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明末的郑成功能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
万历是晚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此时政治上固然保守、僵化、腐朽，经济上却是十分活跃的，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市镇的崛起，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新的经济因素正在滋长，社会结构正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着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型。
如果看不到万历时期经济活跃的一面，我们就无法理解当时社会风尚的剧变，思想文化界“工商皆本”及异端思想的出现。

奇怪，最后一段有敏感词，发不出。
晕，这只是普通的历史论文啊，有要和谐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