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错漏，还请斧正。

明朝天启年间的政局，原本是被定了性的，按照传统的历史观点，当时的君主天启皇帝昏聩无道、一字不识、还沉溺于做木匠活，以至于被大宦官魏忠贤钻了空子，渐渐的掌握了大权。

在魏忠贤统治的年代，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宦官当道、厂卫横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正义的东林党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整个社会上下都为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后来，天启皇帝病逝，崇祯皇帝登基，渐渐的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再次启用东林党人，坏人得以消灭，正义得以伸张，但是此刻的大明王朝已经被魏忠贤折腾的积重难返，纵然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可也无力回天，最终走向亡国的厄运。

恰好，前些日子《绣春刀2》也刚好上映，如果有观看过这部电影，可能会对这一历史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然而，近几年来，网上又兴起了另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些网友，根据《明实录》、《国榷》等史料，论证出天启皇帝并非文盲，也绝不是忠奸不辨，最后，又论证出，自诩为正义的东林党人，并非光明伟岸，而是一群祸国殃民的伪君子。

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天启年间，努尔哈赤为患东北、奢崇明为祸西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执政的东林党人却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天启皇帝启用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人，开始征收商业税，这缓解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压力。

后来，天启皇帝去世，魏忠贤被新上台的崇祯皇帝铲除，东林党重新上台，于是商业税遭到废除，沉重的财政负担被转嫁到农业税上，以至于农民们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酿造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最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东林党人又投降于清朝，在编辑《明史》的时候，他们将政敌魏忠贤以及天启皇帝抹黑的一无是处，反而把自己对明朝灭亡的责任推卸的干干净净。

这一说法已经提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历史学者如程万军、刘云生等人也受到了影响，渐渐的成为了一派观点。

直到今日，关于天启年间，魏忠贤是否有过收取商税的事，一直都是各派争论的焦点，在这里，我们就重点分析分析，明朝天启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历代皆以为“臭名昭著”的大太监魏忠贤？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清朝所修的《明史》，其蓝本取材于万斯同的《明史稿》，而《明史》最初的编修大量来自于“浙东明史学派”，而“浙东明史学派”的创始人，历代说法很多，但是都绕不开一个人，即万斯同的老师，大名鼎鼎的黄宗羲。

所以说，《明史》的观点绝对会不可避免的受到黄宗羲的影响，而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乃是“东林七君子”之一，在天启年间被魏忠贤迫害致死，这使得黄宗羲对阉党集团有着天然的仇恨，所以，《明史》在对魏忠贤的评价上，确实持有不公之论。

譬如，黄宗羲曾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1]，在黄宗羲看来，明代的太监干政，其危害程度在汉、唐、宋三朝之上，这种看法，实际上只要稍稍对中国通史略有了解，就可以轻松推翻。

我们从横向的规模与纵向的时间上来看，论规模，汉唐太监自成一派，甚至可以肆意废立君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明代太监，只不过是君主集权下的产物，纵然权势滔天如魏忠贤，崇祯皇帝除去他也不过几个月的工夫而已。从时间上来看，明代王振、刘瑾、魏忠贤、充其量在加个汪直，也不过二十几年，这与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漫长国祚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而唐代太监，几乎贯穿了整个唐代中后期近百年的时间。

从以上分析看，汉、唐、宋、明四朝的太监干政中，明代算是较轻了，可黄宗羲却依然做此不实之语，为何？因为他的父亲死于阉党，汉唐宋的太监乱政对他而言不过是书本上的字句，而明代的太监乱政，却是他真真实实的人生感受，所以，这样对明代太监仇恨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人生，这也无可避免的影响了他对史学评价的公正性与客观性。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明白，用《明史》来研究魏忠贤，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让你去评价杀父仇人，你能说什么好话？所以，我希望读者再观看此文前，先抛却以往对魏忠贤的形象，我们权且先把魏忠贤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不要用“好人”或“坏人”的标签去定格他，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人物。

在诸多历史爱好者纠结于魏忠贤是否收取过商税的问题上，我发现所有人很容易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对明代的国库知识一窍不通。

在这里，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明代的国库，这点有助于接下来分析魏忠贤是否有过征收商税行为。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设立国库的时候，认为皇帝的就是天下的，天下的就是皇帝的，所以，明初一开始的国库是没有公私之分的，皇室的用度与国家的财政是混为一谈的。

明朝最初的国库叫“内承运库”，这个库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帑”，当然，这只是狭义上的，在明代广义上的内库除了内承运库外，还有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甲字库等十二库，这些都被称为“内库”[2]，朱元璋原本认为，国库不分公私，可以很好的提高财政效率，可是，理想与现实总是不一致的，明太祖时代，朱元璋的确很好的实践了国库的合理运用，可他实在高估了自己的子孙们。

后来的明代君主，对内承运库的钱财很少用于国计民生，而是用于自身享乐，这样内承运库渐渐成为了皇帝本人的私产，这样一来，皇室与国家的财政，就渐渐的发生了分流，终于，在正统七年，明英宗在户部设立了太仓库，规定“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 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 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3]

后来，内承运库成为了专门供皇家使用的仓库，而相比内库，太仓银的使用所遵循的法定程序要严格的多[4]，皇帝要使用太仓库的银子，程序非常繁琐，而且容易被官员们骂，所以，太仓库渐渐成为了国家的正规仓库，专门用于国计民生。

而网上对魏忠贤收税的争论为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始终辩不清楚？就是因为他们对内承运库与太仓库的关系懵然不知，一个拿着内承运库的数据，另一个拿着太仓库的数据，这样争执，要是能有结论那才奇了怪了。

如今，我们根据史料，发现魏忠贤确实收取过商税，当然，在古代，商税不叫商税，叫榷税，关于魏忠贤收取榷税的时间，在天启五年十月九日，也就是刚刚清理完“东林六君子”以后，这一天，天启皇帝早早上朝，户部尚书李起元便以“国计匮诎，采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陆冲衢，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于商贾，事平即止。仍慎择榷官，严禁骚扰；……得旨：诸款凿凿可行，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入赀充附既非虐取贫民，又不壅塞仕路，各省直提学官即如议遵行，一体考试。屯田、籽粒实数着各抚按管屯设法清查，依限报部。其征倭、征播加派钱粮，已经蠲免，有司毋得溷徵。茶、马、盐法俱依议着实举行，有虚文抵塞视为故事者，你部会同该科参来重治。”[5]

从上面的“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可以看出，榷税是按照万历年间，明神宗矿榷二税的制度进行实行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笔钱是直接进入内库，而不是政府的太仓库[6]，所以，很多人用记录太仓库的《度支奏议》来论证魏忠贤收取商税的问题，这完全是走错门道了。

而榷税的收取也并非一路顺风，比如，天启五年十一月三日，因“殿工急需物料，商人因税阻滞，请免税以劝来者”，天启皇帝暂时废除了榷税[7]，但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皇帝再次传喻户部，“榷税暂复，用济急需，当在关津渡口商贾凑集之处。其芦沟桥及各处负贩柴米者，悉与停免，毋得概徵滋扰。”，此时榷税再复[8]。

过了六个月，也就是天启六年五月，王恭厂发生了大爆炸，按照中国传统天人感应的观念，天灾必应人事，但凡是发生了灾祸，官员们都会觉得是朝廷上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老天爷的怒火。

所以，比如礼科都给事中彭汝南、河南道掌御史王业浩、河南道御史贾毓祥等人轮番上书，要求天启皇帝好好反省自己，然后提出数条意见，其中包括“新复商税、拖欠物料、捐俸助工”，排名第一就是要求罢免榷税[9]。对所有的建议，天启帝基本都没有同意，就只同意了一条，那就是罢免榷税。

而这还是铁杆阉党崔呈秀以辞职相威胁，天启皇帝这才松口，说：“榷税一节，户部因军兴无措，农民困苦，地亩难以再加，疏请暂开，万不获已，原非朕意，著概行停免，以惠贫商。”[10]也就是说，天启皇帝表示，之所以征收榷税，是因为实在缺钱，而且农民困苦，不想再加农业税，所以才加商业税的，我也没办法，实在是万不得已，现在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么就罢免了吧。

至此，实行了七个月的榷税，宣告废除。

榷税一共受了多少？这个很难考证，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的估算一下，根据天启六年九月，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朱钦的奏疏，上面说道：“近奉明旨停止榷税，此浩荡皇仁，臣子敢不仰体。惟是闽中税分新、旧海澄洋税，与福州税课司从来额徵，以给兵饷。且彭湖向为红夷窃据，今筑城增兵，远海长戍，俨然一重镇，兵不可撤，则舍洋税，饷无所出。相应仍遵前旨，以济急需。若闽安竹崎等关，则万历年间新开之税也，新税已停无容再议，但未奉旨之先已收过闽安等税四千余金，傥蒙留抵新饷，固出特恩。若以大工浩烦，仍当解助，非臣所敢妄觊也。得旨：海澄洋税与福州税课司从来额徵，以给兵饷，准照旧行，不得与新税同免。其收过闽安等税银四千余两，仍著解进，以助大工。”[11]

这上面是说，一个叫朱钦的御史表示，他在闽安这几个月来，一共征收榷税4000两，明代中后期的县级单位大概在一千以上，榷税征收基本在南方，我们假设有300个县，每个县收取4000两，那么榷税征收大概也就是120万两左右，基本相当于明政府半年的财政收入，不算少，可也称不上多。

其实，令我惊讶的是，天启六年六月，也就是王恭厂大爆炸发生不久，吏部尚书王绍徽上书说：“海内多故，东有奴酋之警，南兴问罪之师，朝有营建之役，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当事之臣姑为一切不得已之计以佐经费，税粮外有杂徵，徵外复有加派，诛求已尽于锱铢，剥削直入于骨髓，舟车既敝，飞挽多艰，其劳瘁困苦之状不可闻且见也。夫财之所生，成于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假令饥寒之众、奸宄之徒乱煽于一朝，势成放群，合谁为我皇上任此者？皇上当此修省时，于万几中择其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何者为本？何者为末？明缓急之序，折利害之详，察天命之微审安危之系，忧其所当忧，已其所当已，为其所当为，节其所可省，是转祸为福，变灾为祥。皇上何惮而不为此？然非徒如此也。赏者，君之仁也。刑者，君之义也。今岁春夏以来诛罚颇多而法令无章，仁义大乖则阴阳谬戾，其困顿囹圄尚不可胜计，悲号愁怨无所控诉，天心有不为之轸念者乎？天有显道，厥类惟彰。然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斯亦安人心，答天谴之至意也。”

天启皇帝回复：“冡宰职任统均，果能振刷吏治，惠养元元，岂至饥寒鼓衅内府积贮，年来给发将二千万，迄无销算清数，谁执其咎？近来大盗公行，官民受害，正合决不待时之律，何谓诛杀颇多？大臣进言有体，屡旨甚明，以后还宜谨慎。”[12]

我来给解释一下这段对话，大意就是王恭厂大爆炸后，王绍徽上书劝谏皇帝，批评天启倒行逆施，滥行大狱，以至于老天爷都发怒了。而天启皇帝的回复是，刷新吏治是冢宰（吏部）的职能，如果你们都能廉洁奉公，老百姓自然安居乐业，并且质问内库所发的两千万两为什么不知下落了？还有，近年来盗贼横行，严刑重罚是必然，最后还警告大臣今后上书，还应该“谨慎”。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天启皇帝的那一句“年来给发将二千万，迄无销算清数，谁执其咎？”，两千万，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数？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启皇帝在吹牛，但是，我认为，天启皇帝就算脸皮再厚，也绝不会公然在回复大臣的奏疏中撒这个瞎子都能看破的谎言。


这里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就是，天启皇帝真的发了两千万两白银，但是这个数额实在太过庞大，如果不是的话，那只剩下第二种解释了。

大家仔细看，天启说的是：“年来给发将二千万。”后面根本就没有带单位，你凭什么说人家发的是两？内库的十二大库藏，内承运库存的是银子，这点没错，但是其他的十一的库藏，存的都是一些粮食、杂物、特产等[13]，按照明代史料习惯，如果没有带单位，一般都是“石”，也就是粮食，明朝永乐年间一年的巅峰财政收入是3000万石[14]，也就是说，天启一共发了相当于永乐年间，巅峰收入的三分之二，这已是不小的数字。

那么，天启皇帝哪里来的这些钱？

这点不得不归功于魏忠贤的敛财手段。

因为孙承宗在辽东大修关宁防线，导致辽饷激增，天启六年辽饷达到771万两，天启七年明朝太仓亏空164万两[15]，第二是天启皇帝，重新修建三大殿，谓之“大工”，从天启五年二月开始，至天启七年八月结束，前后共花费500万两左右[16]，这使得国家财政负担加重，节流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只能再次开源。

在敛财上，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榷税外，还有一项就是“提解羡余”，什么叫“羡余”呢？就是官员们收税粮的时候，押送京城，会有一些损耗，所以，官员们一般都会多收一点，而这一笔钱，就成了官员们的黑色收入，历代皇帝基本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是魏忠贤不这么看，他表示：“税差羡余亦照正额之数，每两解一钱。”这样相当于财政收入增加了10％左右，这样的加派高达150万两，到天启末年，额外税收已达600两以上，几乎为正额的50％[17]，坦白的说，这项收入可比榷税丰厚多了。

除了提解羡余外，天启六年，天启皇帝还规定，要强行征收自天启元年以来所拖欠的赋税，后来，还要求宗室、文武官员们捐钱，据不完全统计，这笔钱一共达83万两[18]，比如天启六年五月，天启皇帝就明确规定：“捐俸助工，会典可据，在京尚书以下，在外州县正官以上，俱捐俸薪一年，余俱免捐。”[19]，这样强行索要官员们的财产，也难怪天启后来被黑成弱智了。

实际上，魏忠贤时代，田赋的加派一直都在继续，除了田赋外，还有关税、盐课的加派以及杂项的增加，也高达239万余两[20]。

根据上面的分析，魏忠贤时代，国家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除了各项的加派以外，还有增收榷税、提解羡余、强行要求捐献、强征拖欠赋税、当然还包括对东林党人的抄家，这笔钱大到如果“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21]，而当时“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22]，这主要是天启皇帝本人对文官的及其不信任，不过，这也确实使得天启年间的财政，虽然紧张，但在内承运库的调剂下，一直都还算过得去。

在最后，我们再次谈谈天启皇帝与魏忠贤的问题，实际上，虽然我一开始表明要写魏忠贤，可实际上，真正主持天启年间事务的，还是天启皇帝本人，正所谓“天下最可畏的，莫过于士子的舌头，士子的笔头”[23]，从上面王绍徽等大臣对天启皇帝的奏疏就可以看出来，天启皇帝虽然也有一番政治抱负[24]，但是他的专制与独裁几乎得罪了全天下的文官，包括他一手提拔的阉党，而后来他的弟弟和清廷又对他进行了双重的抹黑与否定，导致天启皇帝的历史形象成为了一个连小学生都不如的****，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之所以要谈天启皇帝而不是魏忠贤，那是因为魏忠贤不过是天启权力的延伸[25]，所以，我们就必须探究天启皇帝这个人物。

关于传统黑天启的“文盲、木匠、任用宦官”等野史谣言，我不屑一驳，因为但凡有点历史水准的，多看点书自己就会得出答案，如果连这种低智商的野史谣言都能蒙蔽你，那我再怎么给你辟谣也无济于事，因为你的历史智商也就只能止步于此。

所以，我主要来谈谈天启年间的弊政，那就是修三大殿、加税、刑法过重以及凌虐士大夫。

幸好，历史给了天启皇帝一次自辩的机会，根据《明熹宗实录》第七十二卷，也就是在天启六年的六月十一日，天启皇帝发布罪己诏，对这些年的弊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直接给大家简短翻译，诸位且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天启皇帝先说修三大殿，当时大臣王永光希望天启皇帝可以暂缓修三大殿，这点，天启皇帝也承认王永光“言若忠爱”，但是天启皇帝认为，当时皇极殿已经修了十之八九，马上就要成功了，现在用150万两就可以完成，这项工程“不派扰民、不侈壮丽，复查便储岁解不缺”，而且“皇考发帑百万尚存”，既然有条件修，那么不如“内外臣工心力并力，即事半功倍，且一劳而永逸”，不然骤然停工，将来花费的可能更多。

这是天启皇帝对修三大殿的辩解，平心而论，三大殿是办公的国家工程，皇帝在这里办公，又不是在这里住，所以，这项工程不同于历代暴君给自己修的“享乐之地”，算是比较正规的，本无可指摘，但问题是，当时明朝内外交困，财政匮乏，天启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不先解决掉燃眉之急，而搞起了土木工程，这点实在令人无语，不过，天启皇帝刚开始打算修三大殿，是在天启二年，当时明朝国家尚且算是稳定，国家财政还不至于太过差劲，而如今修了一半，如果停下，将来没准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天启皇帝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修下去了。

所以，在修三大殿的问题上，确实是天启皇帝的一项弊政，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天启皇帝修三大殿并不是为了自己玩乐，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体面，这虽然从我们现在的功利角度看太过可笑，但是在古人眼里，却可以理解，而修到了一半，国家局势越来越糟，这点就不是天启皇帝可以预料的了，要知道，从嘉靖年间明朝就开始财政赤字了，这都一百年了都没亡，天启皇帝又不是预言家，他怎么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明朝末年了呢？所以站在天启皇帝本人所处的环境里，他这次决策错误，还是情有可原的。

第二，就是加税问题，在明朝内外交困，财政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加税无可厚非，可天启皇帝最让人指责的是，他对大臣并不信任，他把钱基本上都收到了自己的内帑里，这点让他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当时明朝已经两百五十余年，各种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而吏治也已经十分的腐败，这就要求天启皇帝不能再做一个因循守旧的守成之君，而应该大有作为，所以，天启皇帝决定开始集权，但是他没有开国君主的威望，无法政治集权，那么只能经济集权，将财政掌握在他的手中，而相比之下，后来的崇祯皇帝便质问户部尚书毕自言为何“急了便要请帑？”[26]，原因很简单，太仓库收不上钱，用的时候又层层克扣，而内帑由君主独掌，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至少，内帑用钱，皇帝还知道用处，太仓库用钱，皇帝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钱跑哪儿了。

第三，关于严刑峻法，天启皇帝认为，乱世用重典，如今盗贼横行，连龙袍、内库都有人敢盗取，我能怎么办？所以“朕惩积奸，已从重典”。关于这点，我们也知道，当时明朝的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社会问题也不断凸显，这个时候，天启皇帝下雷霆辣手，学习朱元璋重典治国，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的会有冤假错案，这点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朱元璋等人都无法避免，我们又拿什么去指责朱由校呢？

第四，天启皇帝对士大夫的凌辱，这点天启皇帝也生气地说：太祖说刑不上大夫，我本来是非常赞成的，但奈何“士不自爱，争为奸究”，然后一一数落这些年文官所犯的罪行，说，“夫朝廷重士，士实自轻朝廷建官，官反侮上。最后还说：“卿等可平心衡量，朕之所言果轻听乎？果偏狥乎？朕为天下主，八柄自持，目击群凶大憝，欺天罔人，淆乱政纪，朕何忍骫祖宗之法而任其肆逆滔天也耶？你每大臣任重股肱，道崇忠直，若皆事不课实，过忍归君，一体何居？靖共安在？试各清夜自思，二千万饷今日何在？天灾民困何以致然？应否彻底澄清？应否惩前戒后？其诸囚状是否深文？各自吐情实，勿挟纵横之术，荧惑万世人心，敬天悯人，朕勿敢替，祖宗法严，朕何敢私特谕。”

这说是罪己诏，实际上是天启皇帝的诉苦吐槽，主要就是说，爱卿们，你们拍拍胸口，平心而论，我说的话都没有道理吗？我是天下之主，这些年亲眼看到你们这些大臣们混淆是非、乱政纲纪，宝宝心里苦啊！你们都说自己是忠臣，结果做的事个个都不靠谱，平时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一遇见事儿了啥解决办法都没有，出了问题都把过错归于我的身上，请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两千万的饷银跑哪里去了？天灾民困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是不是应该好好澄清、是不是应该好好惩戒？所以，我用严刑峻法收拾你们这帮士大夫，怪我咯？

事实证明，天启皇帝蛮有远见的，他最后那一句“勿挟纵横之术，荧惑万世人心”说的果然没错，后来在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明史学派的不懈努力下，他的历史形象果然成为了一个弱智儿童，而且还真的“荧惑万世人心”，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讽刺。

当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继位，善于敛财的魏忠贤被铲除，财政顿然紧缩，以至于崇祯皇帝无不纳闷地问：“朕记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钱粮，无日不进益，有发有余，今大工完了，生祠毁了，如何不足？前年又撤了各处内镇，便该有许多钱粮下来，哪里去了？”[27]

到哪里去了呢？

你猜。

在这里，我做一个总结。

第一：魏忠贤确实收过商税，但兴于天启、废于天启，所以并不存在东林党废商税的事情。

第二：魏忠贤商税只是以解燃眉之急，并不具备所谓的改变明朝命运的功能。

第三：魏忠贤确实会敛财，但他的主要加派与后来崇祯朝的大臣并无不同。

所以，这里劝一些公公粉，与其吹魏忠贤收商税，倒不如吹魏忠贤提解羡余、加派盐课、杂项更加靠谱一些。

以下为参考材料。

[1][2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36页
[2]龙文彬《明会要》卷五六，中华书局，1956，第1081页
[3][14]《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
[4][6][13]刘颖《明代内承运库试探》，山东大学，2009
[5]《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四，天启五年十月九日甲申
[7]《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五，天启五年十一月三日戊申
[8]《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天启六年正月四日戊申
[9][24]刘志刚《天变与党争：天启六年王恭厂大灾下的明末政治》，《史林》，2009
[10][19]《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天启六年五月十七日己未
[11]《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天启六年九月七日丙子
[12]《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天启六年六月壬申朔
[15]覃仕勇《奏折上的晚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113页
[16]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23页
[17][18]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1页
[20]王世华《论魏忠贤专权》，安徽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版》，1980，第76—82页
[21]《明史》卷二三三
[26][27]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23]《皇明中兴圣烈传》卷二
[25]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五、刘若愚《酌中志》卷三、《明宫词·天启宫词》

这个数字我主要是引自苗棣的魏忠贤专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