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兵部武选司条例·比试》记载，监比各官坐次为：“大教场监比，演武厅序坐旧规：内臣中坐，锦衣卫、兵科俱左，五府官俱右。”可见内官以钦差的身份监督武官比试，俨然成为主监考。这也正是内官从永乐年间起开始广泛参与军政、民政等各项事务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永乐初年以前，比试只由五军都督府官员单独负责。可是至迟从永乐八年起，比试的监考官中已经加入了内官、锦衣卫、兵科给事中等官，反映出五军都督府的权利逐渐被分割的事实。

武官世袭导致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败
官、军世袭是卫所制度的基础，也是这种军制的鲜明特征。然而，卫所制度败坏的根源，恰恰就在官、军世袭制之中，其中又以武官世袭制为其根本原因。

1 武官素质日益下降，严重制约了卫所军事力量的发展。
武官是统帅和管理军队的领导力量，其在军队中的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如前所述，世袭制度本身缺乏职业竞争，尤其是缺乏淘汰机制，而仅有的制约措施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袭替比试不严，犯罪不依律严格处罚，少有减革等等，致使世袭武官安于豢养，不求上进，武官素质因此很难有所保障。武官素质日益下降，当然严重影响到卫所军事力量的发展。
世袭制与生俱来的惰性，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在世袭武官身上充分暴露出来。身在皇宫的明太祖也晓得，当时的世袭武官们往往“日日歌唱吃酒，军也绝不操练。”他也知道，“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为安享父兄俸禄，纵酒嗜音乐歌舞游戏。一旦袭职，使之挟弓矢上马且不能，安能为国效力哉！”而甘州中卫左所军张真这个边疆卫所小军也告诉我们，在建文、永乐之际，卫所“袭职幼官膏粱子弟不遵约束，数犯刑宪。今凉州卫幼官尤多，素昧武略，而骄奢日纵，嗜酒贪淫，游猎为务，其于边事略不究心。”

2 世袭武官肆意科害旗军，激化了卫所中的官军矛盾。
在世袭制度之下，卫所中的世袭武官与旗军之间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世代隶属关系，武官毫无疑问是卫所中的世袭权力阶层，而旗军则自然成为武官世代欺压剥削的对象，很难不沦为武官的“世奴”。正是在这种可怕的世官与世奴的隶属关系之下，武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侵剥、科害旗军，而旗军则敢怒不敢言。对于处于世奴地位的旗军而言，摆在他们面前的就两条路可走：要么任官宰割作“鱼肉”，要么就冒死逃亡成“流民”。

明初重武。“内则公侯列文臣之上，外则都司列布、按两司之上”，地位至为隆重。武臣不仅被委以军职重任，还多以武臣出任重要文职。或以文臣改武，则视为荣耀。如英国公张辅的从兄张信，洪熙时已官至兵部左侍郎。“其弟辅为信求改武阶，乃调锦衣卫指挥同知，寻升指挥使”，以后官至四川都司都指挥使。在地方上，卫所武官的地位也在州县文官之上。如万历《广东通志》记载：“天下初定，军卫强横，需求百出，（州县）佐吏动遭箠楚。”可见武官横行于地方，对地方文官敢随便动武。例如正统十三年，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竟杖之。此事虽为巡按御史所劾，然其时都司之横如此。这让晚明的沈德符莫名喟叹：“夫以五品刺史，反见挞于健儿！其时缙绅道丧，可为短气。”明初武官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承平以后，武官地位开始逐渐由高转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朝逐渐实行以文统武的政策。在中央，军政实际由兵部掌握，五军府并没有太多的实权。在地方，仁、宣以后巡抚、总督逐渐成为各地军事、民政、监察等最高权力的代表，都司只能屈居其次。对于武官而言，所谓“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于是武臣“不得不文”、“人思务文”而“莫知其自为武”也。这种政策性的转变使得文官的地位逐渐高于武官，武官的地位也就相对趋于低落。至于万历时的李维桢慨叹道：“今天下名存而实亡者，武臣是也。势极重而不可反者，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甚至文官以“拘系鞭挞之（武官）视如奴隶”为惯例，与明初文武形势截然相反。明熹宗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天启元年谕兵部云：“祖宗旧制，文武各有职掌，互相弹压”，文武并用。可是“承平日久，视武弁不啻奴隶，致令豪杰解体，志士灰心。”

真定府直属京师，当地卫所属神武右卫，最高武官为指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