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字在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书写的出现频率之高远胜于以往。柯律格称明朝是“一个可能比地球上之前任何地方的任何朝代都更加充盈文字的历史语境”。
这些街头的文字书写主要来自于政府。在城市主要建筑物门前以及寺庙和官府的庭院内，刻满文字的石碑巍然耸立。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大街上都标注着桥梁和街道的名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会发现，当他们行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无法避开张贴在各处的告示、公示以及榜文。明代人这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本身却是生命短暂之物。现存的只有一件明代人所习见的“榜”留存至今，它因为被偶然糊在一座佛塔的内壁中而得以幸存。这面榜横长276厘米，纵高94.5厘米，至今字迹一目了然，是一面颁布有关钞法的榜文。
文献记载说明，明朝时期曾大量流行各种榜文。柯律格认为，政府这种大量颁发榜文的手段主要考虑文字的视觉力量。无论写什么内容，榜文一经张贴就彰显出一种国家权力，至于文字的辨识和阅读层面反而退居其次。这在托名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画的《观榜图卷》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描绘了一个张贴科举考试中中榜者名单的场面，即便有些人不识字，无法阅读榜文上的名字，他们也能明白观榜意味着什么。
柯律格认为，明代涉及政治层面的公共性文字有大量记载，与此相比，涉及商业层面的文字则少而有趣。在一幅画于1608年的明朝画作《李氏夫人遗像》中，画中女性的头巾被精细地描绘出来。头巾刻意系得很美观，以便能看到制造这条头巾的作坊名字——头巾上印着“张云泉记”。巧合的是，这个名字还出现在1603年入葬的一位男子的墓中出土的丝绸上。大约绘制于1600年的《南都繁会图卷》中，南京大街上正举行民间社团的游行活动。从视觉上来看，这幕场景飘满了细长的店铺招幌。有珠宝店、皮货店、酒店、当铺，甚至还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大店面。
荷兰一处图书馆保存着一张明代传单，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张遗存至今的明代宣传品。这张传单是一处书坊的宣传页，在宣传自己的同时还警告大家不要去购买与之竞争的另一处书坊的质量拙劣的盗版货。“它们曾经在明代街头撒落得到处都是”。柯律格写道，这是多么有趣的明朝街头文化。
在“士农工商”的“四民”分级中，在明朝，商人依然是最低的等级。事实上明朝的富商大贾非常富有，从流传至今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很多商人拥有不计其数的物品和书画。比如15世纪的富商王镇，生前选定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和自己合葬。
人们对古代货郎的印象，可以从一幅《乾坤一担图》中看出。这幅图中清晰可见一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商人被一群孩童包围着。柯律格认为，这个主题并非明代首创，但在明代却颇为盛行。和童蒙识字课本中的“商”一样，画中的商人也是独自一人，随身挑着所有的货物。《金瓶梅》中也有对商人的描写，作者把“经商客旅”列于“三等人怕热”中的第二等：“经年在外，贩的是那红花紫草，蜜蜡香茶。肩负重担，手碾沉车。旅途之中，走的饥又饥，渴又渴，汗涎满面，衣服精湿。得不的寸阴之下，实是难行。”书中写到的商人也是背着货担四处游走。这就是人们眼中从商者的样子。
柯律格对明朝商人的研究却非如此。他从史料中得出，现实中多数明朝商人并不用肩挑货物、游走四方，而只需待在家里安排复杂的货物进行流通，“文人”生活方式中所有的一切，他们应有尽有。仔细看明朝书画中的货郎，他们看起来过着比“经年在外”的人要舒适很多的生活。他们的货郎担装饰得异常华丽，数不尽的物品把他包围在其中，客户们对着这些物品垂涎欲滴。在史书中，16世纪初在位的明武宗是一名昏庸之君，他最为钟情的消遣之一就是装扮成商贩，与太监们在宫中玩“市戏”。在柯律格看来，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比起他遵循正统的先皇明孝宗，从商业游戏和货物的世界中所获得的欢乐或许使武宗皇帝与他的子民更为心气相通。而这种欢乐正不断地威胁到把商人置于底层的等级社会秩序。”书中写道，这种欢乐甚至可以从表面看来极富儒家风范的精英文人文徵明那里看到。文徵明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从不以画为生的名望，但实际上他就曾作文赞美其家乡苏州繁荣的商业景观，尤其是苏州的纺织巨擘，而这些人其实就是他的一部分赞助者。
所以，柯律格认为，即便是精英文人也难免做过交易，也有精通文墨的商人表达过对“四民”等级的排斥。在明朝，精英文化和商人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