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吧里，曾推荐过我喜欢的三十本明史书籍，当时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推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那时候，我只是浅浅淡淡地提及了一下原因，但没有详细的说明，后来打算系统的对这本书做一个剖析，但因为俗事缠身，所以一直未能下笔。

后来，《人民的名义》多次提及这本书，我预感是时候给这本书一个定论了，于是，便写下了一篇文章。

全文会很长，可能很多人看不下去，这点我有心理准备。

还有，我是一边发一边写，慢慢连载，如果结尾了我会注明，嗯，就这样。

什么叫中国停滞论？

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只是王朝的不断轮回，从来都没有发展，是停滞不前、原地踏步的，更别说什么发展出现代化了。

这一理论的背景是什么？

张显清先生在《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与发展》一文指出，这是十九世纪，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为了宣扬自己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于是，他们发明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

这一理论的是非对错我们先不讨论，就从它的动机来讲，完全就是给自己的侵略找了个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嘛！

在近些年来，无数学者都对中国停滞论提出了质疑。

不论是国内的万明、张显清、陈梧桐等人，西方的加州学派、哈佛学派都纷纷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曾是有希望步入现代化的，只是因为一连串偶然这才错失机遇，在这一点上，就连原本认同中国停滞论的日本京都学派，如今也产生了动摇。

然而，这似乎只是学术圈内的话题。

在平民大众的心里，在网络历史大V的眼中，有了十几年被停滞论教育洗脑的经历，他们很天然的接受了中国停滞论的观点。

这点，从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的畅销，就可以管中窥豹。

去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剧中多次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于是，这本书又火了一把。

其实这本书早就火了，现在依旧经久不衰。

但你真的明白这本书在讲什么吗？

好吧，我想你大概要问我：黄仁宇的这本书是在宣扬中国停滞论吗？

我说：不是。

他的理论比“中国停滞论”还TM要极端，叫“中国倒退论”！

那些剑桥学派的西方学者还只是说，中国的发展是原地踏步，而黄仁宇表示，说原地踏步都是给中国脸了，中国根本就是不停地在退步，一代不如一代！

比如，黄仁宇认为：明清比不上汉唐。

这个观点，估计让大多数历史爱好者看见，都会觉得，没毛病呀，明清就是比不上汉唐。

然后恍然大悟：哇，这么说，中国几千年来，真的没有进步，而是在退步耶！

你看看，这就是黄仁宇的“中国倒退论”！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对黄仁宇的“倒退论”感觉毫无违和感？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在教科书上，谈起汉唐就是从正面评价，说起明清就偏重于负面评价，长此以往，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惯性思维，再看倒退论，自然会很顺溜，很难发现里面的逻辑漏洞。

为了避免陷入无聊的朝代斗兽，这里不谈汉唐与明清的比较问题。

我仅从黄仁宇本人的“倒退论”谈起。

在中国，对黄仁宇有质疑的不乏其人。

前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曾在《是谁误读了晚明史》讲座中，谈到了这么一件事：

“他（黄仁宇）说这个明朝，就是让下边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说我当排长的时候我就知道，士兵是不可以让他什么都知道的。知道他就不打仗了。结果当时我们的一个学者，也是我的老师辈的一个学者，汤纲先生。就是写那个《明史》两本，和南炳文写明史的这个汤先生站起来了。他说黄先生，我觉得你这个看法不对。你做过国民党的排长，我告诉你，我做过共产党的连长。我们是把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打仗，都要告诉士兵的。所以我们士兵打败了你们士兵。”
再结合商传先生的讲座名称，究竟是谁误读了晚明史？

不言而喻。

一、黄仁宇篇

黄仁宇的一生，对史学界有两大贡献，第一是明代经济，第二是大历史观。

前者早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质疑，十几年前又被《明清经济史》的作者李龙潜先生质疑，近些年来又被《万历会计录》的研究整理者万明质疑……

至于后者……

比如，他的《万历十五年》，更多阐释的就是他的大历史观。

什么叫大历史观？

黄仁宇没有明说，不过却饱受质疑，陈梧桐教授就曾在《‘万历十五年’质疑》中明确表示：黄仁宇的明史观有错。

“事实上，在《万历十五年》写作之前，作者已先有结论即《财政与税收》书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得的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断。此书就是用这些论断来剪裁历史，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加以印证而写成的。也就是说，《财政与税收》的论断，既是《万历十五年》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论带史的做法。”——陈梧桐《“万历十五年”质疑》

也就是说，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根本不是用“证据推倒结论”，而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从史书里找证据。

于是，就出现了能证明自己的史料，黄仁宇就用，而和他观点相反的记载，黄仁宇要不然视而不见，要不然就是歪曲本意。

所以，整本《万历十五年》，外行人一看，真的好有道理的样子。

然而，内行人看了，真的要骂娘。

黄仁宇的这本书，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论证“中国倒退论”，也就是说明代社会是一个失败的社会，是不可能繁衍出现代文明的，只能被动的让西方操上一顿，这才能觉醒。

他是怎么论证的？

首先，必须要承认，黄仁宇的笔触很新颖，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今天那么多的幽默说史、通俗说史的书籍，所有历史著作都跟今天的学术论文一样，外行根本看不进去，一看就头大。

而黄仁宇的写法，介乎于历史和文学之间，这是他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刘志琴就说过：“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

所以，黄仁宇用了一种文学手段，来论证他的中国倒退论。

首先，这本书列举了六个人物，分别是一个皇帝、一个激进的首辅、一个保守的首辅、一个文官、一个武将、一个思想家。

然后，黄仁宇论证出，这六个人的人生都是失败的。

这点，他在序言里说的很清楚：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完满。”

如果从文学手段来讲，《万》这本书的推论方式我是服气的，但从严谨的学术角度，那么必须要吐个槽。

首先，这六个人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怎么就成你黄仁宇一口判定的了？人家当事人知道吗？

要明白的是，成功与失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

我举个例子，小明考上了一所211大学，请问：小明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你说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清华北大的学生们看了，会说：失败了！

二本三本的学生们看了，会说：成功了！

你看吧，同样的一件事，标准不一样，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就从小明自身出发，如果他的目标是清华北大，那么他就是失败的，如果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普通一本院校，那么能超常发挥，当然是成功的。

同理，黄仁宇所举出的六个人物也可以这样看。

万历皇帝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你要把他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比，他肯定是失败的，但他在位四十八年，大致可算承平之世，又有三大征的武功增辉，这点基本上甩了一个操场皇帝了好不好？

张居正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他死后被抄家清算，乍一看很失败，可他好歹是善终，比起其他改革家如商斯，不仅死于非命还死状特惨，张居正简直太成功了。如果指的是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那么王安石人还活着的时候政就息了，相比之下，张居正照样是成功的。可我也没见黄仁宇非议过宋朝的政治制度出了什么毛病。

至于申时行、戚继光等人，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黄仁宇这本书，从一开始的论证方法就有问题，看起来新颖浪漫，实际上是华而不实，全书得出的结论会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同陈梧桐先生吐槽的那样：

“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

黄仁宇对自己的以偏概全浑然不觉，最后给出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以上三段，是黄仁宇给出中国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答案。

总结成一句话：中国人重道德，轻技术。

同时，黄仁宇给出了结论：如果明代中国想迈入现代化，就必须要有数目字的管理，可惜，没有。

什么叫数目字管理？

跟大历史观一样，黄仁宇自己也从来没有给过明确的解释，于是后来人不停地猜测，如葛兆光与田溯宁都将之等同为“数字化管理”，王小波视之为统计数字，并质疑“数字可以是假的”。

这里我无法给出一个解释。

因为能给出解释的，只有黄仁宇本人。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黄仁宇在《万》的附录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不管你黄仁宇口中的数目管理是指什么，但你自己也承认了，即使是率先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689年之前也是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也就是说，截至17世纪末以前的西方也没有产生他所谓的“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那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14世纪末至16世纪的明代中国就要出现像西方后来发展的那样“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明代中国没有出现，他就批评为保守、僵化与倒退，这是一种前提性的错误。

你怎么不用同样的言辞去批评英国呢？

以上是万明的吐槽，同时，她还指出，黄仁宇在研究明代经济时，忽略了一本重要的资料《万历会计录》，最后质疑黄仁宇，你自己书还没看全嘞凭什么就一锤定音说明代中国没有数字化管理？

可想而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管是论证方法还是论证结果，都是槽点满满。

就如同陈梧桐先生的结论：

“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取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万历十五年》对具体史事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失之偏颇、片面。”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真的半分价值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的论述都非常精彩，看问题也常常一针见血，对于明史学习很有启发性。

这本书的问题不在作者，在读者。

它适合给那些有一定明史基础，同时三观成熟的人看。

只有这样的人，看了《万历十五年》，才会真正受益。

但是，如果你有了明史基础，同时又有较为成熟的三观，那么你也完全没必要读《万历十五年》了，因为这个境界的你有更好的书籍可以选择。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尴尬之处。

所以，我抱着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心态，写下了这篇不像导读的导读文章。

我可能是闲的吧。

最后，如果有人问我：中国的历史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停滞的？亦或者是倒退的？

我说：我也想知道。

我也渴望，有人能用无法反驳的论据，给我提供一个权威的观点。

但至少，这点，《万历十五年》并没有做到，黄仁宇没有说服我。

我的这一系列文章，仅仅是讨论黄仁宇的观点，并无意给这段历史课题一个最终答案。

仅此而已。

哦，这个只是前言，正文还在写，但愿我这个懒人可以坚持下去

二、万历皇帝篇
万历皇帝算是明代较为出名的君主了，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这归功于他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履历——三十多年不上朝。
在黄仁宇的笔下，万历当然是一个失败的皇帝，这一点，仅仅从他的自序中就可以看出。
“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
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
好吧，黄仁宇一上来就用“昏庸”、“同情”、“牺牲品”等词汇，给万历定了性，结合黄仁宇所说的“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万历自然没有身败，可见，黄仁宇是把万历归纳入了“名裂”这一栏里了。
遗臭万年，难道不算失败吗？
当然算。
可谁告诉你：万历遗臭万年了？

明末清初的文人吴伟业说：
“余尝惟国家当神宗皇帝时，天下平治。 ”

大思想家顾炎武也认为：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 ”
……
“神庙之中年，天下方全盛。”

徐枋说：
“神宗朝正当国家全盛。 ”

汪琬亦谓：
“琬尝追溯神宗之世，国家方承平无事。 ”

陈维崧说：
“先朝神宗御宇五十余载，六服休畅，被润泽而大丰美。”
如果以上，还只是赞美万历时代的话，那么夏允彝就是对万历皇帝本人治国能力的推崇了：
“神庙冲龄践祚，睿质夙成。……既壮，益明习庶事，不复委柄於下。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之盛时也。”
谈迁在《国榷》里也指出，在明末乱世，百姓个个都在怀念万历：
“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 ”
小说家冯梦龙也对万历多有好评：
“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这位天子，聪明神武，德福兼全，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处寇乱。那三处？日本关白平秀吉，西夏哱承恩，播州杨应龙。平秀吉侵犯朝鲜，哱承恩、杨应龙是土官谋叛，先后削平。远夷莫不畏服，争来朝贡。真个是：一人有庆民安乐，四海无虞国太平。”
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更是把万历写成了尧舜：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絮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杜浚更是厉害，尧舜都看不起，直接把万历抬到轩辕黄帝和伏羲的高度了：
“太平久远知者稀，万历年间闻而知。九州富庶无旌麾，……谁致此者？帝轩、羲。”
……
以上种种对万历大加赞扬的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里不过是选取了沧海一粟，如果诸君有意深究，可以阅读港大博士何冠彪的《明清之际士人对万历朝的眷恋》一文，对万历的正面评价可以说是做了一个总结。
不论这些评价是否客观，但基本上可以否定黄仁宇所谓的“历来均以为昏庸”的臆想了，当然，对万历的负面评价不是没有，但就算是唐太宗也不能避免身后非议，黄仁宇又怎么能去苛责万历？如此，只要还有人为万历点上一个赞，那么再把万历划入“名裂”这一栏，那就不怎么合适了。
其实光是写到这里，就可以可以推翻黄仁宇在万历篇的所有主干论点了，毕竟连一开始的立论都错了，再这上面建立的结果再怎么严谨，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三、张居正篇

万历十五年七月，此时，距离张居正去世已经五周年了。

这一年，万历皇帝忽然下旨询问工部：

“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
此时，张居正已经遭到万历皇帝抄家灭族的几年后了，可对于这个曾经亦师亦父亦臣亦敌的人，他的感情复杂而微妙。

这对从相爱到相杀的君臣，终究没能全始全终，在故事的结尾，画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

张居正是明代的大改革家，历来备受推崇，在他担任首辅期间，制定考成法、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田亩，使得万历前十年的国力蒸蒸日上。

可惜天不假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忽然病逝，保守派趁机反扑，万历皇帝为了独掌朝纲，开始对张居正反攻倒算。

其中，张家破人亡，清查田亩的成果一概作废，考成法在申时行的建议下被废除，改革派基本全面下野，只有一条鞭法被保留了下来。

黄仁宇给出的答案是，张居正的失败是必然的。

他给出的解释，是张居正得罪了文官集团，所以势必不得长久。

文官集团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近些年来网友发明的，实际上他的渊薮就是黄仁宇，不过当然，黄仁宇对文官集团的定义没有今天网上那么夸张化，他口中的文官集团是这样的：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在黄仁宇眼中，明朝的真正统治者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因为在明朝，宗室被当猪养、外戚从良家选、武将没地位、太监就是皇帝的狗……于是就只剩下文官一家独大了。

当然，你可能要问了，不是还有皇帝么？

问题在于，皇帝只是一个人，而文官集团是无数人，皇帝可以处罚甚至杀掉任何一个文官，但他不可能把整个朝廷的文官都给换掉，而且，皇帝之所以为皇帝，就是因为他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他的无上权力，恰恰是地主阶级的文官们赋予他的：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 “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
同时，黄仁宇借申时行的视角，得出张居正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改革触及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他（申时行）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分析，张居正是不是被文官集团害的失败的。

首先，我们可以把张居正和明代其他改革家对比一下。

明朝有嘉隆万大改革的说法。

那么，明代改革的渊薮，我们可以追随到嘉靖初年的张璁变法，具体措施详见田澍的《嘉靖改革研究》，其中一项改革甚至伸到了文官集团的命脉——科举制度上了，然而，最后人家张璁虽然失宠离职，但依旧是善终，张家也没遭到飞来横祸。

隆庆年间的改革者是高拱，改革以“八弊”为纲，也是对官场上的习气大加整顿，而且因为高拱兼任吏部，任人一言而决，连七品县令的升降都要亲自过问，裁掉了一大批官员，连孔子后裔的官都给罢了，这么横，得罪文官集团应该很深了吧？然而最后即使被冯保张居正打了黑枪，也依旧是寿终正寝，高家不但没事儿还能拿《病榻遗言》来了一波完美反杀。

那么问题就来了。

怎么张璁、高拱的改革，也得罪了文官集团，为什么他们的成果大多都能保存下来，同时身后也没那么悲剧，怎么就光张居正这么背？

可见，把张居正死后惨遭清算的下场，归咎于文官集团，再进而推论出明朝政治制度已毫无出路，这个逻辑推理有很大的问题。

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过程长达两年之久来，期间断断续续，万历好几次也有好几次表示要以全始终：

“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但是架不住张居正的黑材料不停地上报，更关键的在于，这里的黑料大部分都不是污蔑，而是真的。

不论是言行不一、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收授贿赂、辽王妃的告状、高拱的《病榻遗言》……以上种种，都一次次的刺激着万历的神经。

历朝历代，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且失败率大的活儿，商鞅被五马分尸、吴起被射成刺猬、李斯被腰斩于市、桑弘羊死于非命、杨炎惨遭赐死……

你看看，黄仁宇口中津津乐道的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的改革者们，又有什么好的下场？张居正不论如何，也是善终，比起他们，那也是大大的成功。

可以说，改革者失败且得不到好下场，是政治的常态，它证明不了什么，和什么政治制度上的失败也没有因果关系。

当然，改革者的下场，这点也并非没有例外。

比如王安石，他就光荣退休。

为什么？主要是王安石在私德上没有任何把柄，政治上也没有太多的作死行为。

而上面列举的商鞅吴起李斯等人，最后下场如此，自己作死的成分其实更大，张居正也一样。

然而不论如何，张居正十年改革，为大明王朝创下了一个黄金时期，死后虽然被清算，但也很快被天启皇帝平反，从身后名来讲，王安石被骂了那么多年奸臣，张居正也是可以在他面前嘚瑟一下的。

黄仁宇：张居正失败了。

我：不存在的。

四、申时行篇

万历十五年，岁在丁亥，是为京察之年。

京察，是大明王朝对中央官员的一次大考核，每六年举行一次，对于在朝的文官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

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在科举考试这场独木桥上、从千军万马里一路杀出，这才头戴乌纱、扬眉吐气，可一旦在京察中被打了差评，那么面临的就是停职降级，这该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在这一年，文官们再一次回忆起了，被京察所支配的恐惧，以及被无情斥退的屈辱。

京察的结果下来了，所有官员都战战兢兢的观望结果，比等待高考成绩出来还要紧张。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三十三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三十三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
中枪的竟然只有33人？而且还都是一些没有门路、没有关系的家伙？

要知道，大明最严格的那一年京察，可是有2000人落马啊。

所有文官喜出望外，他们得知，这样温馨的决定出自于一个人——申时行。

申时行是当今的内阁首辅，在这一年京察，他放过了大家，选择了以和为贵。

同时，他也是皇帝的老师，深得万历信任。皇帝生前，在大峪山修建陵寝，申时行便是这一工程的包工头，也是在这一年，他向皇帝报告修建进度一切顺利，皇帝龙颜大悦，特赏锦缎一匹，让他制成新衣，以供阅陵时服用。

这一年，不论是皇帝还是文官集团，在提起申时行，无不交口称赞，认为这人是一个妥妥的君子，没跑了。

万历十五年，是申时行的人生巅峰。

质疑他的人不是没有，比如一位刚从基层上来的官员，便向皇帝上奏，认为申时行在京察上搞表面和谐，实际上是在掩盖问题，这种人应该拉出来批判一番。

万历皇帝对他的老师申时行无比信任，自然不会理会这个官员的奏疏。这个官员的下场是被外调他省。

这个官员叫顾宪成，后来，他创办了东林书院。

申时行是一个和稀泥的官僚。

张居正死后不久，内阁走马观花，申时行担任了首辅。

根据黄仁宇的说法，因为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频频示好，为此废除了考成法，同时以和为贵，搞和谐，你好我好大家好。

同时，他为人圆滑，从《召对录》里可以看出，申时行对万历的态度一直都是谦卑而关心，这让万历十分信任他。

申时行一生的工作，就是夹在万历与文官集团中间和稀泥、打太极。

然而，争国本一事，申时行还是失败了。

按照黄仁宇的逻辑，申时行属于“身败”，因为他的和稀泥战术失败了，最终也没能在万历与文官集团中间找到一条出路，所以说，明代政治制度是失败的。

但是，我必须要指出两点。

第一：申时行去职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没必要强行加戏到政治制度头上。（面对文官集团的失败）

“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来，申时行被迫离职完全就是被许国给阴了一把。

第二：申时行无法让万历上朝。（面对皇帝的失败）

“15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七十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
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定陵的挖掘中，《风雪定陵》一书已经给出了解释，万历并非是刻意不上朝，他没撒谎，他是真有病：

“不论是从棺内万历右腿蜷缩的痛苦之状来看，还是将尸骨复原之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可以证明万历皇帝生前患有严重的足疾，不能走路的那种。”
这就真的跟申时行没关系了，这个锅他背的冤枉呢。

申时行最后活到了八十岁，皇帝还念着他，而且他的身后名也很好，明末清初的文人都称之为“贤相”，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认为他“身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