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行并】浅析中国文明思想变化
恩。。琪大妈给的作业。。
套用一句。。天上飘惯了，接地气的憋不出来，所以我就生拉硬扯憋了个长文。。错的地方都来说说，欢迎指点。。
还有。。太长没写完，先把写了的扔上来。。
啥？文在哪儿？大半夜的谁来看？先睡觉明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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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历史的载体，也是思想和文明的载体。不同的文字及其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思想和文明状况。相比于欧洲语言（尽管欧洲各语言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汉字的表意象形特质决定其并非准确表述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而是通过理解文字背后的暗示达道会意的目的，这也是古诗词和诸多古时著作可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原因之一。
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思维方式，使得其思想类作品在篇幅和表述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相比与西方长篇辩证形式的作品，篇幅短小的中国作品却在其内容含义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相比与西方人思想著作的严密逻辑链条和层层推进，中国的著作显得互不连贯，甚至同一人的思想体系之中会有矛盾出现，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专门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因为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是把伦理、政治、反思和知识都糅合在一起的。如此，在这里便没有了专职的思想家，自然也少有专门的思想类著作。而名目众多的思想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是蕴含在作者言行举止和诸多作品之中，由后人将其提取辑录整理而成，而后人的辑录不免带有个人的理解，久之会一定程度上使其本身含义发生变化，而不同人的辑录会有不同的偏向性，久而久之两者之间便可能出现矛盾。而这种现象，在西方则表现为同一人开创的学派会逐渐分裂成更多的学派。
提到西方文明，避不开的就是宗教文明。真正的宗教（如基督教）的核心部分必是一个超越世俗局限的思想，宗教的整个组织体系便建立在这个核心的思想之上，并且围绕这个核心运转发展。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之中的儒教就不能称之为宗教，因为它只有思想体系而没有组织体系。也正因为儒教不是宗教且中国人没有宗教归属的强烈意识，所以在中国的丧葬典礼上同时出现道士和僧人也就可以理解。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道家和道教是有区别，虽然道教的核心是道家演变而来，但也早已和道家本身不再相同（例：道家崇尚顺应自然而无谓生死，道教则崇尚长生不老之术。尽管此例有断章取义之嫌，但大意无二）。同道家与道教的分离一样，佛教传入中国后，渐渐本土化，且经过南北朝玄学对佛教思想的阐述和发展，佛学也逐渐成为独立于佛教而为士大夫阶层所欣赏的东西。即儒教、佛学和道家是有思想体系的学术，而佛教和道教则是有组织体系的宗教。
而中国思想的去宗教化，决定了中国思想对于世俗伦理的重视和反思，由此诞生了两条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即入世与出世。
出世，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佛教的出世，同时也有部分道教如此解释，即人若要求得最高的境界，则要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换取精神或灵魂的绝对纯净，以达到认识宇宙本质和秩序的目的。另一种则是道家或另一部分道教所主张的，远离世俗纷扰，以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用心感悟天地，求得物我浑一的境界。
入世，则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对应的以天下为己任，这即使一种抱负，也是一种责任感。
出世，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佛教的出世，同时也有部分道教如此解释，即人若要求得最高的境界，则要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换取精神或灵魂的绝对纯净，以达到认识宇宙本质和秩序的目的。另一种则是道家或另一部分道教所主张的，远离世俗纷扰，以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用心感悟天地，求得物我浑一的境界。
入世，则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对应的以天下为己任，这即使一种抱负，也是一种责任感。
理论上，站在出世者的角度上讲，入世思想虽然积极进取，却显得过于实际而无深度；站在入世者的角度上讲，出世思想虽然对自然和人的关系做出了深层次的诠释，却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过于消极。而事实上，这两种价值取向，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那里都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即“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由于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所以不能用简单的西方哲学的分类法来划分中国的思想家们。正如不能用简单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类的标签定义中国的思想家派别。
小结：中国的思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有着强烈的差异性，正如汉字在语言中的差异性。因此不能简单的套入西方（欧洲）为自己文明中的哲学设立的体系框架，况且这一框架套在西方本身的哲学和哲学家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世界上唯一的非宗教文明，这不是中国文明的另类之处，正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之处，正是无宗教的思想造就了包罗万象而始终秉持先祖传统的中国华夏文明以及辉煌数千年的历史。
三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活动决定了之后中国思想及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特征。因为夏未有直接记载，以及后世记载的模糊，所以搁置不谈。殷商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便是以“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帝”不仅是主宰着自然和人世的神祗（“帝其令雨”、“帝其令风”《殷墟文字乙编》以及《尚书》中的“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天既讫我殷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而且也是殷人的祖先（“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此时“帝”的概念使自然神和祖宗神难以区分，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祖宗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这种重要性为其统治的正统性提供了保障。殷人依靠着“帝”的权威来进行统治，而这种状态可以类似的概括为后世的“敬天法祖”。而且在发展中祖先的成分逐渐覆盖其作为神祗的成分，即周取代商后对“天”的阐述。
相比于夏的若隐若现和商的龟卜记载，对于周的记载更多的是有完整系统的文献，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了雏形。
周本是商的附属国，所以在商灭亡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正统性。而殷人曾声称的“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使得周人无法通过重新诠释“帝”来得到所需的正统性，所以周人则开始声称“天命靡常”（《诗经》），认为周代商是因为商失天命而周得天命（“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而商代夏的正统性建立也为其提供了依据（见上文所引《尚书》）。
周本是商的附属国，所以在商灭亡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正统性。而殷人曾声称的“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使得周人无法通过重新诠释“帝”来得到所需的正统性，所以周人则开始声称“天命靡常”（《诗经》），认为周代商是因为商失天命而周得天命（“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而商代夏的正统性建立也为其提供了依据（见上文所引《尚书》）。
西周时期，“天”的概念逐步确立并被周人完善，其影响为周人逐渐重视自然、社会、人事和德治。其中对于自然、社会、人事和德治的阐述和相互关系的构建也为中国文明及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所谓“传统思想”的源头。
周，或者说西周，对于中国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确定下了“德”与“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联的基础思维。周公对于“礼”做出详细的规定和阐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德”作为内在充实“礼”。与此同时，由于周人对于天命的重新诠释，形成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即有德者才能承接天命。这种思想也督促着统治者崇敬祖先并爱护臣民，同时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为“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也有极大的可能正是这种观念为后世以武力和僭越推翻并重建新王朝的循环埋下伏笔。
周，或者说西周，对于中国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确定下了“德”与“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联的基础思维。周公对于“礼”做出详细的规定和阐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德”作为内在充实“礼”。与此同时，由于周人对于天命的重新诠释，形成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即有德者才能承接天命。这种思想也督促着统治者崇敬祖先并爱护臣民，同时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为“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也有极大的可能正是这种观念为后世以武力和僭越推翻并重建新王朝的循环埋下伏笔。
平王迁都后，周室威望一落千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臣弑君、子弑父、僭越等周礼所不容的“礼崩乐坏”不断上演，而诸子学派为了应对崩塌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也应运而生。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原先简单而统一的思想开始被从不同的方向不断发展。将近两百年的变革，促使社会思想和行为从重神向重人转变并相应的发展出比较清晰的天人关系。这种转变多体现在《左传》对春秋征伐的描写及对君臣对话的记载之中，如“民和而神降之福”、“民各有心”“鬼神乏主”、“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而此时的“天”的概念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本的接近神祗存在的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自然和宇宙的最高规律秩序的代名词。
而此时的“天”的概念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本的接近神祗存在的概念，开始逐渐转变为自然和宇宙的最高规律秩序的代名词。
小结：春秋和战国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这一时期的政治剧变和社会动乱使得诸子百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而诸子百家的发展和学术的借鉴融合，也为封建向大一统的过渡创造了条件。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及思想变革，为传统中国独树一帜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和以皇帝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格局创造了基础。与此同时，西方的希腊和南亚的印度也迎来了各自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文明。而中国则是其中唯一的非宗教国家。（希腊的众多学派虽未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宗教，却展现出了众多宗教之中才有的狂热和盲目排他性，而且也有少数学派通过个人崇拜或抽象崇拜的方式形成了类似宗教的松散组织。）
小结附：曾有西方学者将西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尤其是其中的前六百年至前三百年这一时期，称作“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的人类文明在远隔千里的三个地方（希腊、印度、中国）出现了重大的突破，从基础上奠定了三个文明之后数千年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