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先秦时的蜀国，最知名的要算“鱼凫”、“杜宇”两位王了。杜宇被迫把王位丢给治水有功的同族人杜灵（鳖灵）（就像舜被迫把位子传给治水英雄大禹），随后痛苦的要命，变成了杜鹃，夜夜啼叫，嘴巴吐血，哀怨自己失去王位——“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是杜宇的年号。
后来蜀人一度北向击秦，抵达雍城，后来国势衰落，就不足与变法之后的强秦抗衡了。但由于崇山峻岭阻隔，秦国想进攻蜀国也相当困难。（注：四川北部到秦国陕西的路，是世界上最难走的路，猿猴都怕的。这里横亘着几百公里的秦岭，阻断秦国与蜀国之间，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缘”。）
蜀王杜尚可以说是一位在古蜀国历史上蛮有作为的君王，他看到巴国忙于攻打南方小国，于是果断派兵在很短的时间内灭亡昔阝、平周二国，控制了四川北部地区，遏制了东部日益强大的巴国向西扩张。自古以来占据水源就算是占据天时，川甘陕交界一带是水源充沛之地，地缘上北接秦国、东可抵达庸国，南邻巴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商业及军事要地，因此他攻占此地对蜀国来说是英明的。
对蜀国来说，如何既守住得来的领地，又不枉费军力开支，且避免与愈加秦国碰面，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东方诸国就因连年的混战才日渐国力衰弱的。因此杜尚决定封其弟杜葭萌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这样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蜀王打下的土地并没有汉中，封其弟为汉中侯是想把弟的视线引到汉中方向不窥唾自己蜀国王位，也是想鼓舞王弟去拿下汉中褒地。
杜葭萌被封的领地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氐族和羌族，因为挨着强大的巴国和秦国，也有部分巴人、秦人。因此这么多样的民族结构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正是杜尚分封其弟代管苴国，而不自己直接兼并的真正原因。就在苴国建立次年，为方便与藩属国苴国的联系，蜀国从郫邑（即今天的郫县）迁都成都。
蜀王兄的账，苴侯弟是明白的，但还是很荣耀。在当时有自己的一块国土，苴侯还是很高兴赴任的。而且不负所望，领土有所扩张，到开后来时，苴国辖管范围大致今四川绵阳的梓潼县、广元的剑阁县、青川县、利州区、昭化区、朝天区、旺苍县、苍溪县、甘肃陇南的康县、陕西汉中的宁强县、略阳县。
苴国君主虽被蜀王封为汉中侯，但始终没能真正坐领汉中（今陕西汉中市），汉中褒地曾先后为巴、楚、秦三国占领。
虽然苴国、蜀国同枝，但后来关系却恶化了，问题出在蜀王身上，时任苴侯要求被纳的贡和税日益频繁，苴侯觉得做的这汉中侯窝囊，于是在巴国的拉拢下多次联合抗蜀，交到蜀国的贡和税也少了，这下子惹恼了蜀国，但碍于苴国存在的重要性，以及苴侯是同宗族人，蜀王只是派人回应了句“往后若有秦兵至，自退之”（就是说“以后要是有秦军来攻打苴国，你自己想法子退兵”）。自此，苴侯一度中断了与同宗蜀国的来往。
到蜀王杜芦时，蜀巴两国的交战很频繁，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苴国在这次战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杜芦早得到苴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

视线回到秦国，打败了公孙衍组织的合纵联盟，张仪又回到了秦国的相位上。
公元前316年，嬴驷再次将扩张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群臣纷纷献计献策。
司马错认为秦国应该向南发展，先抢略巴蜀。一提到巴蜀张仪差点乐了，这个想法也太土包子了。
当时巴蜀生产力水平低下，位置偏僻，中华文明的春风还没有搅动那里的空气，华夏传统的细雨还没有滋润过那里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仍然生活在半原始状态。巴蜀地区四面环山，交通困难，只有有限的几个出口与外界相连，即便如此也是山路十八弯。到了唐朝，李白走了一回，遂发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张仪满脸不屑，提出了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秦国的出路在东方，秦国的目标是韩国。秦国应该联合楚魏对韩国用兵，让楚国攻取南郑，魏国占据南阳，秦国攻取新城和宜阳，这样秦国东出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且还可以顺势吓唬一下周国。周天子一害怕，就会乖乖地将象征周朝统治权的周鼎乖乖交出，秦国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秦国的王业就成功了一半。那是多么广阔的前景，那是多么气派的鼎，那是多么风光的举动啊。与此相比巴蜀之地简直是荒芜之地，向巴蜀进军真是费力不讨好。”
张仪说完，满有把握地认为秦王将采纳他的建议。司马错说话了，虽然没有张仪的滔滔雄辩，和富有感染力的现场说服效果，但句句在理，字字服人。他说：“攻韩国，临二周，夺九鼎，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很有看头，但是不如占据蜀地来得实惠。国家的富裕是以宽广的耕地为基础，军队的强大靠的是大量财富。如果想成就王业，就不能树敌过众。现在蜀地政局混乱，秦国正好可以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如此则广地、富民、树徳。如果按张仪所说出三川，临二周，攻韩国，韩国周国必然会联合起来抵抗秦国，魏国楚国也会做它们的后盾。秦国将陷入无休止的苦斗。因此，伐韩不如图蜀。”
嬴驷听完两人的辩论，最后采用司马错的建议。张仪这才发现自己低估了秦国人的务实精神。秦国人不像他所熟悉的山东人那样喜欢追逐虚名。嬴驷的考虑则更为长远。前年，秦国与三晋联军交手之际，义渠人在后花园放的那把火至今仍让嬴驷心有余悸。司马错的提议正好符合了嬴驷心中的想法：攘外必先安内。秦国只有在函谷关以西树立起绝对的权威才能放心大胆地与山东六国周旋，而且占据巴蜀便可以实现对楚国的包夹之势，为以后进攻楚国提供便利。

话虽如此，但巴蜀自古险要，怎么进入都是问题，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于是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诈称“便金之牛”（就是能拉出黄金的牛），同时还有五个美女，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
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五丁力士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国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自毁家园的“石牛道”从此开通，方便大秦兵来打了。据说其中有一头牛在路上还发了神经，钻到山洞里不肯出来（大约是被脚下悬崖峭壁吓傻了）。力士们抓着牛尾巴使劲揪它，导致山石塌方，砸死很多人。这就是李白所说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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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苴国抵挡不住，只好采用引狼入室的下策，向比它们两国加起来还强大的秦国求救，此时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希望秦保持中立。但狡诈的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秦国乐不得地披着解放者的羊皮向巴蜀进发。领军的将领是司马错和张仪和都尉墨。这支秦军沿着汉中石牛道向蜀挺进，走完了一座山又一座山，绕完了一个弯又一个弯，走得秦军士兵都急了，纷纷嚷嚷：“说是让我们去打仗，猴年马月才能砍到人头啊？”正说着呢，前面豁然开朗，看来是到地方了。
杜芦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一看到敌人晃动着鲜活的人头，秦军士兵眼睛都绿了，司马错一声令下，秦军迅速组织起进攻。
原始粗糙的蜀军哪里是训练有素的秦军的对手，秦军士兵抡起大刀一顿横砍竖剁，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秦军士兵抱着砍下的人头很解气地说：“能砍这么多脑袋，还真对得起咱这双脚。”杜芦扔下他的军队，落荒而逃，结果跑也没跑利索，被秦军在武阳（今四川彭山），追上杀死，至此蜀国灭亡。
苴侯满心欢喜地盼来了解放者秦军。没想到秦军却突然脱掉解放者的羊皮，露出了恶狼的本来面目。苴侯好不后悔，但是已经迟了，只好乖乖地做了秦军的俘虏。苴国也宣告结束，苴侯或许不记得春秋时期“假道伐虢“的故事了。
随着苴国、蜀国的灭亡，秦军开始了下一个目标，刚吃了蜀国败仗而元气未复的巴国被秦军势力包围，同年时隔两月后灭亡巴国，俘虏巴王。
秦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蜀国毕竟立国年头长，根子深、势力大，直接管理起来非常不易，不好一下子变成郡，所以就先采用了蜀人治蜀的政策。于是秦国封杜芦的子弟为“蜀侯”，派陈庄到成都做相国，把蜀侯盯紧了，推行羁縻政策。蜀侯当了秦国的小尾巴国，志向还是有的，跟陈庄打架，被杀了。这个陈庄志向也不小，在公元前311年宣布成都独立。次年，嬴驷派大将甘茂、张仪、司马错联合讨伐，杀死陈庄。之后秦国又先后扶立了两个蜀国亲族当蜀侯。但这俩蜀侯也不乖，不断发生若有若无地反秦事件。干脆，秦人把他俩都杀了。
合计死掉三个蜀侯之后，秦国在蜀地的统治已基本稳定，于是在公元前277年宣布抹去蜀国，变为秦国一个行政郡——“蜀郡”。
秦国占领巴蜀以后，不断从本土移民过去。这个过程的驱动力是优惠政策。人是文化的载体，秦人带去的先进文化很快就成为蜀地的主流文化，当地人也学习秦人的样子炼铁、耕种、收割等等。郡守“张若”先生上任，治蜀三十年，持变处常，处乱不惊，第一次把成都修建了城墙，但这个功劳被后人挪到张仪头上，称之为张仪城。
张若又移民秦人一万家过来（蜀人应该记住“张若”的名字，张姓是从三晋到秦国再到四川的）。后来秦始皇还不断把内地富豪、罪犯和一般平民迁入巴蜀。秦人几乎成为蜀地的主要人口，秦国风俗在这里流行，娶嫁送葬都学习到了中华礼仪，不过秦国的这些也不正宗。
陕西关中平原（渭河流域）号称天府之国（司马迁语），秦人从天府之国的陕西关中南下，吞并富饶的巴蜀，巴蜀土地极其肥沃，亩产粮食是中原水平的好几倍，也号称“天府之国”（天府就是天子粮仓的意思）。秦人据有西部中国，南北两个天府，建立了未来一统华夏的战略大基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人通过巴蜀，闯出一条经由四川南部，彩云之南，直到缅甸、印度、越南的商旅交通要道，史称“南丝绸之路”。这条路在战国时期就开通了，证据是成都以西“三星堆”出土的来自印度洋的海贝（算是货币），以及重庆、巴县出土地“玻璃球儿”，球上带有特殊的花儿，这是中国人所做不了的，乃古印度绝技，叫“蚀花艺术”。中国人虽然很多地方领先，唯独玻璃领域几乎空白。（不过，在战国时期，一度出现了早期玻璃——也许算是琉璃，某些工艺超过西方，不过，后来就不如了，中国后来历朝朝代都不再发展玻璃，也许是木制房子比西方石头房子的窗扇大，足以采光，不需要特别透明但是大了就易碎的玻璃吧）。
一开始秦国的税收非常优惠，不但凭空就赐给当地人民相当于不更的爵位（在秦国本土，要获得这个职位需要在战场上砍个脑袋呢），而且允许他们用土产的布和鸡羽上缴国税。后来随着开发工作的进展，秦国得到的回馈也逐渐增多。巴蜀对后妈也够孝敬的，直到后来秦国依靠巴蜀上缴的粮食可以解决60万武装部队的口粮问题。
在对巴蜀的军事进攻刚结束的时候，秦军就开始对北方的义渠下手。秦军带着一肚子复仇之火对义渠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一口气攻破了义渠25座城，义渠势力被逼退很远，但义渠毕竟是游牧民族，要想清剿也确实不易。受过这次打击，义渠老实了很久。
打扫完后院之后，秦国像吃了定心丸，把眼光转向东方，开始琢磨着下一个收拾谁。我们把镜头切向中原。公孙衍沉寂了一段之后，又积蓄了能量开始蠢蠢欲动。

公孙衍在魏国混不下去，只好到韩国去求发展，不久竟然也混成了相国。公孙衍虽然受政敌的排挤而离开魏国，但他的政敌们却无法高兴起来。公孙衍走了，接公孙衍班的是他的政敌惹不起的齐国公子田文，田文此时还没有什么知名度，他以后将大放异彩，江湖诨号“孟尝君”。田文是公孙衍的同行，对合纵事业相当崇敬。
就这样，两个合纵爱好者又开始策划新一轮的合纵运动。这个消息传到了秦国领导的耳中。嬴驷急了，虽然与第一次合纵组织作战的时候，秦国对五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赢得非常侥幸，五国只是由于步调不齐才吃了败仗，如果五国不出现配合上的失误，秦国也没有好果子吃。秦国非常不愿意见到东方六国形成合纵，秦国更喜欢各个击破。
公孙衍还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际，秦国选择了断然出击。按照“擒贼先擒王”的作战原则，公孙衍所在的韩国首当其冲成为秦国修理的对象。公元前315年，秦国发兵攻打韩国。两军在浊泽（今河南长葛西北）展开激战，韩军在秦军面前一点优势都没有。其余五国根本没有想到秦国能主动出击，也不敢发兵相救。韩国的前线吃紧，韩王韩康只好另寻他路。
相国公仲朋（公仲侈）对韩康说：“咱们的盟国都靠不住啊！其实秦国攻韩只是攻楚的前奏，楚国才是秦国最大的敌人。既然如此，咱们不如送秦国一个大城，然后陪着秦国一起去攻打楚国。这样，韩国虽然失去了一个大城，却能从楚国取得补偿，同时还结好了秦国，这可是一失换二利的好主意啊!”
事已至此，韩康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授予公仲朋全权以达成这项事宜，反正愿意不愿意送城也会被秦国抢去。
楚王熊槐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赶紧找来国际知名外交人才陈轸来商量应对之计。陈轸果然不是盖的，马上就明白了公仲朋玩的什么把戏。他对熊槐道：“事情看起来很不妙啊。秦国蓄谋已久，准备对楚国采取军事行动，一旦有了韩国的帮忙，楚国免不了要吃亏。但事情也还有转机。韩国人的心理我是知道的，其实他们才不会死心塌地给秦国当马前卒，只不过是想将秦国的祸水引向楚国。如果是楚国进攻韩国，韩国人同样会把楚国的祸水引向秦国。我们楚国应该有两手准备，一是国内要加强战备工作，深打洞，广积粮，向秦国表明我们楚国不是容易打败的。二是要向国际宣布，楚国准备出兵援助韩国。韩国听说楚国来救，就会拒绝与秦国的联合，毕竟楚国的帮助是免费的，不像秦国那样还要一座城。当然了，咱们楚国只是说说而已，当韩国信以为真，背叛秦国之后，咱们就安心地待在国内看好吧，秦国必定会将韩国修理得满地找牙。”
熊槐按照陈轸的吩咐如实执行，果然韩康相信楚国会发兵救韩，于是让公仲朋停止与秦国的来往。公仲朋无端下课，很不理解，找韩康理论道：“秦国是吃人的老虎，楚国是骗人的狐狸。如果韩国相信楚国的谎言而断绝了与秦国的关系，韩国将会成为天下的笑话。我猜想这一定是陈轸的把戏。大王千万不能听。”
可是韩康偏不听公仲朋的建议，断绝了与秦国的来往。秦国见韩国出尔反尔，很生气，决定狠狠教训一下韩国。嬴疾统率大量秦军向韩国发起进攻。两军相持了一年多，楚国的军队迟迟不到，不是路途太长，而是压根儿就是个骗局，秦国也看透了楚国的把戏，于是对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发起了疯狂的进攻。韩军被打得大败，一万多颗脑袋被收入秦军的功劳簿。韩军的前线统帅公孙衍也无力回天，只好脚底抹油走人了。秦军还觉不解气，又攻占了魏国的焦和曲沃。
韩国弄巧成拙，还连累着魏国吃挂落。两国元首只好向秦国服软，韩国向秦国送去了人质，魏国被迫按照秦国的意志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接班人。就这样韩国和魏国又一次被迫成为秦国的马前卒。张仪主持的联韩魏伐齐楚局面再次形成。
公孙衍所策划的第二次抗秦同盟就这样被秦国当头一棒敲死在腹中。他本人也因吃了败仗，荣誉扫地，无脸再回韩国，只好返回魏国。在魏国的朝廷，他的政敌们用各种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公孙衍硬着头皮迎战，在心力交瘁的时候最终被政敌派出的一名刺客夺去了性命。一代风云人物，国际最著名的外交家，合纵事业的创始人，就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间是公元前307年。
纵观战国局势，实力雄厚的，向来靠拳头说话；实力较弱的，只能靠外交手腕。公孙衍首创的合纵策略，是当时弱小国家对抗强秦以求得生存的最好策略，甚至是唯一办法。如果各国能够按照他提出的策略团结起来，共同抗秦，那么天下局势就会发生改变，历史也会改写。合纵的失败并非公孙衍的失败，而是各国君主的失败。当时，已经无人能把那些形形色色的君主们凝聚到一起，他们患得患失、左右徘徊，即使公孙衍倾尽心血，也是无力回天。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公孙衍的历史功绩是永不磨灭的。在战国中后期，正是因为他，东方各国对强秦才有了几次有较大影响的进攻，历史才变得更加波澜壮观。
当时就有人曾说他和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声势都足以倾动天下。在他去世后，他所开创的合纵大业日益深入人心，精妙绝伦的外交大战仍在继续上演，新一代的接班人将高举合纵的大纛勇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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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圣孟子本命叫孟轲，小时候有着“优秀”的童年教育。
孟子的妈妈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性，她说：“我怀着孟子这孩子的时候哇，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妈妈原来住在邹国马鞍山下的鬼村，到处是坟地，村中野孩子追逐嬉戏，孟子也拿个小火铲东挖西挖，模拟表演筑墓埋棺，很有才艺，天性可爱。他妈妈不高兴了，觉得有失斯文，带着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搬家到农贸市场围墙外边，租房子住。
于是孟子学习商人的样，讨价还价，喧嚣热闹。孟母怕孩子染上锱铢必较的市侩习性，赶紧搬家，到政府公立学校旁边去住。
这儿天天有一帮傻乎乎的人学习揖让进退，摆弄俎豆祭器。孟母忐忑不安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儿子终于可以浸染“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和“循规蹈矩的本领”了。（俎，念祖，案板子。豆是盛放篮子）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还有一次，有一天，孟子看见邻居磨刀霍霍，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妈妈，隔壁干什么呢？”“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妈妈笑了：“给你吃啊。”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撒谎吗。
于是，孟妈妈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不过，父母太以自己意愿为中心，就剥夺了孩子的创新和发明天才。孟妈妈教育出来的儿子难免缺乏反抗精神、阳刚之气。这位恪守本分、端庄温静的孩子长大以后，总也跳不出常规的生活思想模式，并且也要求未来的人也像他这样绵羊得如绵羊。
当然，孟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一度反抗过，但被妈妈镇压了。有一次孟子从学校回来，被孟妈妈问及：“你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烦恨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孟妈妈气坏了，立刻乱摔乱砸，把“缝纫机”都打坏了，吓得孟子缩脖抱颈。孟妈妈斥责了他半天，也不知道孟子听明白了没有。孟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答应了，从此再无自我主见，终于成为优秀的两脚书橱。
等孟子到了20出头，翅膀硬了，跑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门下念了五年书，学问道德，突飞猛进，终于有了用场：有一次，孟子进卧室，突然眼前一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媳妇的思想比较新潮，以为穿上短、透、露的时装，定能平添几分美丽，博得丈夫的赞美。哪知孟子无比陈旧、保守。他说：“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调头离去，到户外去吸他的“浩然之气”去了。
他的妻子着急了，要打离婚，说：“今天我在家里没事儿，穿了一件休闲装在房里，想不到丈夫见了很不高兴，今后可怎么相处呀！我还是回娘家去吧！”
孟母也觉得孟子走火入魔了，骂孟子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问一问谁在里面，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这你都不懂，还赖别人？”
孟子哼哼着，假装认了错。
孟妈妈一定很后悔，孩子怎么被教育成了这么个脑子僵化、六亲不认的书呆子了，而且性意识全部丧失！（其实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孟子一进屋，看见老婆因为累了，在休息，直伸着腿坐在地上——而不是按照礼法要求，跪坐着。孟子于是气急了，出屋就闹哄着要休妻。当圣人老婆，真是动辄得咎啊。其实圣人真不应该有老婆。我们中国人，后来就是被这样的圣人教育着的。
由于孟子很有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如今到了五十来岁，还没有一官半职。于是他拿着自己从儒家那里学到的仁政药方，跑到中原大梁的魏国来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讨一份工作。
孟子的年龄，比希腊同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BC427—BC347）小上37岁,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纪相仿（大五岁）。这位逍遥学派的老师在雅典的林荫道上散步，提出了“中庸调和”的理论，认为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有钱的人掌权可以，但要照顾一下穷人。

孟子也是这种相对温和的“仁政”思想家，他跑到魏惠王（魏罃）那里，宣传仁政。
当时魏罃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成语出处），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
不料孟子大怒：“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个人有力，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亚里士多德说的“社会动荡”，但是后半句话的解决办法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从加强王权和取缔分封的角度，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的取缔分封，变成职业官僚，并受法令监控制约，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但是显然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孟子的办法不但无效，甚至它会误导人而有害，后代的人不了解他说话时的用意，只信奉他所说出的字眼，受了他的重义轻利的观点的影响（而这种观点不过是他用于巩固君主地位的不有效的办法，但大家把这个却当作修身的个人价值观来信奉），就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一个增加了，一个就要减少。于是后代中国人都不务利，而只求讲德义。所谓谋道不谋食。导致了人们进取务实精神的滑落。其实，吃饱了肚子，穿上愉快的丝帛，才是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大义。义和利本来是没有冲突的。但后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
魏罃见孟子不许讲利，就发牢骚说：“好！那就讲义吧。我治国，也算讲仁义的啊！我河内饥荒，就把灾民移于河东，把小米调配给河内。河东饥荒，我也是如此。我看邻国政治，还不如我会做。可是我的人口也不加增，邻国的也不见减少。” （注：河内，是指L形黄河横部分以南，河南省。河东，是L形的竖部分以东，山西省）
孟子又拿大话压人了：“您这就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您们两国，都不怎么样？”
孟子的意思是，您刚才说的固然是仁义之举，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魏罃来精神了：“请先生教诲，那你说我还该怎么办啊。”
“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就这么些小儿科的知识来给魏罃对付啊！说来说去就知道个“不失其时”，这是个最基本的小东西，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要远远得更多！殴打！严重殴打！看来，当需要拿出具体办法的时候，仅次于大圣人孔子的“亚圣人”孟子就显得捉襟见肘、问东答西了！回答得幼稚可笑。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孟子要打的广告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这就是行“仁政”），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所谓王道也是这个意思。孟子包装打造的周文王、商汤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路子！但可惜是包装的。）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如果你少打仗修城垒而行仁政，让农民有机会充分发展农业，但你的军事力量因此就削弱了，后果一样不堪设想。所以当时打仗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不是君主能主观完全控制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所以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宽暖饱一点，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这已经是我的脑力所理解不了的了，但说一下子就能“王天下”，却实在是不可能就这样能行！
所以，打仗求霸和修民养息，是一个矛盾，孟子靠后者而实现前者，是非常不通逻辑的。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众国之王呢？如果孟子这个办法不行，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就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又要积极地对我打仗。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而是积极地用行政、土地、经济政策来促进农业，使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能积极对外扩张打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是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消极地看待和思考国家发展国力之术，注定在当时也包括在未来任何国际竞争激励的时代，他的思路都是不对的，不有效的。
司马迁都嘲笑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没有说自己得到这个结论的理由，但是这个结论我看是对的。
当下之计，对于魏罃，就是行法家的富国强兵的综合政策，包括从抑制分封等土地经济基础的革命上来动手，而不是仅仅“不夺农时”这么一个极表面化的肤浅的手段去求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所以，综合来讲，“行仁政”固然不是坏事，但是财富不是在国就是在民，行仁政只是把财富从国多转向去民，但并不能增加财富总量，当你未来要扩张打仗的时候，还得把财富从民集中抽向国，总量并不怎么增加。“行仁政”行来行去，并不能怎么增加财富总量、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增加财富总量，所谓富国强兵之术，这个问题全在法家的学说中来实现了，儒家孟子者流给出的办法根本不行！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罃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但魏罃不如他能说，不能辩倒和诘难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最后一次魏罃跟孟子见面的时候，魏罃气恼地说：“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虏后，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有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含吴起的西河之地，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1/6）；我又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罃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就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又把自己的理论重复了一遍，“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这就是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必然无敌！您就不要怀疑我的话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也不摆事实（举他编的周文王、商汤的“成功”例子了）、讲道理了，干喊自己的理论了！而且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憋出来了。人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前面说的仁政也没什么系统关系啊。
尽管孟子发了毒誓地大喊自己的理论行，魏罃仍然觉得很无奈。听了半天孟子的话，还是发现不能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给孟子当官的意思。
接下来，魏罃只好面对着自己桂陵马陵之战输给东方、又被秦人商鞅夺去西部领土的烂摊子，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继续过日子。
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罃死了，新君魏嗣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气得直骂道：“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说魏嗣好像土豹子。骂完，孟子卷好行李和简历，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

孟子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国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2200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人盖的，叫“稷下学宫”，给齐威王田因齐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田辟疆（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入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人，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干活，每天王霸义利，天人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士，达数百千人之多。百家杂辩，门派争鸣，当时的显学除了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以及农家、杂家、兵家、纵横家，还有小说家（哈哈，但不是王朔），一家之中又细分多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蔚然如雨后蛙噪，成为先秦诸子的欢乐谷，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了。
除了老孟子在这里混住以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也跑来这里来听课记笔记。他就是我们后来有名的“荀子”，这时还小，正在聆稷下先生们的博学洪文。
后来荀子翅膀硬了以后，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成为孟子的论敌，整天大骂孟子窜改孔老师的真学，说孟子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点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了无知的俗儒。又对孟子“性善论”批评，倡导“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教育才能使人为善，这是人类对自我本性有了首次深刻认识。
如何进行后天教育那，荀子提出“礼治”。
荀子是这样谈礼的：“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批判了同时期希腊先哲柏拉图“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的谬论。荀子反复强调，两只脚，没有羽毛，还不够当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些“礼仪”才是人之根本。去除人性的恶根，一是法治，二是通过后天教育，主要教育工具是学礼，通过礼仪的客观约束，使人迈上外王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通过主动自觉、思想教育，使本来就性善的人们，更跨上内圣之路。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喽）。
荀子强调礼治之外，也要用法治。惟其性恶，所以才要用法管制，所以荀子带有法家观点，法家李斯、韩非子都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性恶论的提出，给了法家一个思想附着点。
荀子礼法相辅，王霸并用，包罗广泛，集先秦诸子之大成。
其实，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两个基本点——仁和礼，俩人各自继承了一个。而孔子的两个基本点“仁和礼”，又是服务于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
为什么“行仁政”是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重要手段呢？孟子为此清晰地注解过：“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宣讲仁义，国君就可以让下面的臣子不反他，得到了崇君的效果。行仁义，也就是行仁政。
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发展国力，因为人们都仁义了，就是自觉努力工作了，国家就发展了。这样就“仁者无敌”了。
至于荀子所强调的礼，也是为了实现孔子的崇君的中心的，我们就不解释了，想想就知道。
在稷下学宫里呆着的人，名气呆得大了，往往就有了接触君主的机会，比如孟子就终于见到齐王田辟疆，向田辟疆大谈特谈。
田辟疆先请他谈谈“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是以力服人。我们孔子之徒是不谈的这个的（谈这个掉价儿）。在我孟子看来，当国君的正点是仁义的表率，引导全国人民提高仁义水准，全国人都仁义了，都乖了，国君就稳当了，国家也就大治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我说的行仁政！！！”
田辟疆忐忑不安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能推行仁义，保民而王吗？”
孟子赶紧给自己的仁政理论作广告：“我的行仁义学说（简称仁政）实行起来，就像捡起一根羽毛，折断一根树枝那么容易，您当然可以啦。上次，我看见您祭祀的时候热爱大动物，不忍看见老牛哆嗦，就把老牛饶了，而去改宰山羊，这是仁心发现啊！（山羊就不需要仁了？）
“从这件事情看，您就是君子啊！君子远庖厨嘛！作为君子，您却使用武力杀伐，想制服秦楚，开疆辟土，莅临中国而抚有四夷，这真是缘木求鱼啊（成语出处）。”
“为什么呢？”
“您想啊。如果我老家邹国人跟楚人战斗，有戏吗？”
“没戏啊，肯定输。”
“所以，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您以一国之众，想压服海内八国之大，不等于以邹敌楚吗，必有大难啊！”（可是人家秦国怎么就能实现一国压服八国了！人家走的法家的路子啊，就胜利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田辟疆虔诚地问。
“行仁义啊！仁者无敌！行仁政的话，仁人无敌于天下啊。”孟子拿出了自己的药方。
这回，孟子比在魏国的时候有进步，不再说小动物发情了，拿除了一个多少像是一个学说的东西。
“仁政就是以仁的感召力和德行来征服人，您搞仁政，就可以使万民心悦诚服，诸侯相举来朝。您岂不就王天下了。”（也不知真的假的）。
孟子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来，“行仁义”，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施利于民，轻徭薄税什么的——这么理解行仁义只是说出了行仁义的一种表现方法，而没有说出它的目的。
行仁义，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才是仁政的核心意思。“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也就是中国人后来常说的“假仁假义”。真的仁义推广，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没有利害之柄，赏罚之劝，他是不会好好干建设的。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有几个雷锋第二和焦裕禄第二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点。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或其它一些相对合理的社会体制——潇水）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点和《吕氏春秋》的观点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
不知怎么搞得，“大贤”孟子一顿胡咧咧，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礼遇。田辟疆授与孟子“客卿”的高位（客座教授），重用孟子了好几年，事事请教。这对齐国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很难说。
由于田辟疆也学着讲起了道德仁义，而不关心治国和驾驭群臣所必须的“法”，他长期任用庶弟、大贵族“田婴”为相。田婴把持朝政，嚣张一时。
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此人仰仗乃父遗留下来的封地、党羽和数不尽的资财，接连把持朝政达30年之久，以致“闻齐之有田文，不闻齐有王也”。稷下学士议论纷纷，荀子斥田文为“篡臣”。在军事上，田文采取远攻近交之策，徒耗国力而一无所得。
田婴、田文父子长期把持朝政，使齐国齐威王时代的朝气和加速度变成夕阳西下，后来齐国被五国联军合击而一败涂地，不复能与秦国抗衡。
孟子建议田辟疆行仁政，对大臣们宣讲仁义，这样大臣们就不会向上欺负国君了（“未见有义的人会把国君的利益放在后面”，孟子说，这也是孟子认为行仁政的第一个好处，巩固国君地位，大臣讲仁义就不上犯君权）。可是田婴、田文却不讲什么仁义，向上忽悠国君、抢权，毫不客气。宣讲了半天仁义，只是落得臣子口上装着一个假仁假义罢了，骨子里则作奸犯科。
如果是用法家的学说的话，首先，田婴作为宗族亲戚没有足够大的功，就不能上岗。上岗以后，又有一套法令、考核和赏罚约束着他，上述田婴专权的事情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

五国攻秦的时候，齐国之所以无动于衷，是由于注意力一直被周边的利益所吸引，同样是利益，齐国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让齐国哈喇子直淌的那口肉是燕国。
燕国地方数百里，持戟数十万，战国中期开始参与诸侯政事。“五国合纵攻秦”，燕国也参加了，但是出工不出力，姬哙及早收身，人马车轮完好，光荣地撤回老窝燕国，等待风雨如晦的前途。
现任燕国国君姬哙，虽然贵为大王，却喜欢干鄙陋工作，拿着锄头把，修理田亩，是他的最爱，对子女玉帛都不感兴趣。
公元前318年，燕国发生一件近2000年未睹之怪现象。姬哙在前代圣人禅让精神的指引下，义无反顾地将王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姬哙这个人有些不正常，给人感觉有点五迷三道，也许是古书读得太多了，对尧、舜、禹等先贤十分推崇，经常表现出厚古薄今的情绪，恨不得将他们的禅让故事再次搬上战国的大舞台。
姬哙的思想动向被相国子之敏锐地觉察到了。子之原本是个能干的家伙。在他的掌控下，燕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改革，向着新时代稳步地迈进。但当子之发现姬哙身上有浓厚的怀旧情结时，野心家的兔子开始在心中逐渐成长。终于有一天他无法抑制内心的狂热，向炙手可热的王位发起了冲击，但操作是含蓄的，手法是巧妙的。
子之首先通过裙带和苏代拉上关系，使苏代为自己说话。苏代是苏秦的兄弟，同样是靠嘴皮子吃饭。苏代出使齐国归来，姬哙很关心地问道：“齐王能成气候吗？”苏代道：“不行啊，齐王不信任大臣。”于是姬哙坚决信任子之。
子之又通过鹿毛寿向姬哙传话：“后人之所以称颂尧的贤能是由于他能够禅让天下。大王如果能够把天下禅让给子之，那么您就会成为与尧齐名的大贤，后人称起来必定是尧、舜、禹、哙。”姬哙听后，有那么一点动心，就把国家大权交给子之，子之的权势又增加一截。
子之又组织了一个游说团隔三差五地对姬哙道：“我们知道大王您一心想向尧学习，可就怕好心办不成好事。大王不要忘了古时候禹本来是想把社稷禅让给益的，可是又同时让他的儿子启当权。禹老之后，按理本应该是益接班，但是启不干，遂起兵攻打益，最后夺得了继承权，尧、舜、禹的禅让风范到此画上了句号。大王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禹相同，您本想禅位于子之，却又让太子继续掌权，名义上禅位于子之，实际上掌权的还是太子。长此以往，旧事必然重演。大王不得不察！”
姬哙为了崇高的理想在所不惜，一狠心将太子的权力转交给子之。姬哙一家从权力的宝座上退了下来。子之十分排场地坐在燕国的王位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好不惬意。姬哙也十分配合子之的工作，以臣自居。
姬哙很满意，他践行了心慕已久的先贤精神。子之很满意，他登上了朝思暮想的王位。但，有人不满意。
这个人是———太子姬平。
姬平可没有其父的高尚情操，他很清醒，很现实。乱世之中，权力就是一切。声名纯属扯淡。
为了夺回本属于他的王位，公元前314年，太子开始发难。他联合将军市被攻打子之。子之也不示弱，调动国家正规军迎战。市被不敌，竟阵前反水，投靠子之反攻太子。太子奋起抵抗，两军鏖战数月，士兵死伤数万，兵锋所及，十室九空，老百姓纷纷逃散，水深火热，苦不堪言，人们发出同一种声音：救世主何时才能降临？
“救世主”就要来了!

齐国终于等来了燕国内乱这一天。燕国的分裂降低了齐国介入的成本，同时为齐军披上了一层漂亮的道义外衣。齐国派招牌将领匡章起五都之兵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向燕国席卷而去。燕国的士兵百姓热烈欢迎齐军的到来，送吃送喝的有之，主动做内应的亦有之。齐军不出50天就攻破了燕国首都，子之被剁成肉酱，姬哙也脑袋搬家，一场禅让的闹剧就这样草草画上了句号。
齐国的解放者角色到此为止已经完成。然后呢？然后齐军像秦军攻蜀一样脱下羊皮露出了殖民者的狰狞面目。田辟疆的目的是要全盘占领燕国，不但如此，还要使燕国成为齐国的殖民地。于是象征着燕国政权的宗庙、重器全部被齐军摧毁或者运走，老百姓也遭到搜刮。
田辟疆强奸了燕国人的感情，后果是严重的。齐国占领军陷入了燕国人民战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最后，齐军只好狼狈地逃回齐国。一次卑劣的行动以可耻的结局收场。
在齐国攻燕的整个过程中，亚圣孟子一直以国际观察家的身份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和田辟疆有过几次讨论。
齐国打败子之的部队之后，田辟疆就是否应该长久地占有燕国询问孟子的意见：“有人建议我占领燕国，有人建议我不要占领燕国。两个万乘大国之间对磕，不到50天齐国就打败了燕国，这绝对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如果不占领燕国，必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您看占领燕国如何？”
孟子道：“如果你占领燕国，燕国的百姓还表示欢迎的话，那就占领燕国。有那么一种战争，一个国家受到外敌的入侵，而它的人民却端着矿泉水和五香牛肉欢迎敌军的到来，那只是由于老百姓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为了能有好生活，便欢迎新的统治者到来。如果在新的统治下，老百姓发现火更热，水更深，就会要么反抗，要么逃避。”
齐兵伐燕的客观后果是，燕国人从此仇视齐人，掣齐人之肘几十年，大大消耗了齐人国力，并且三十年后为了报仇，以乐毅为将，下齐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国。
孟子判断打与不打燕国的主要依据是燕国君臣禅让的行为“义与不义”，由于它不义，所以派出军队去打。
战国纷争，强者是从，拳头就是硬道理，禅让“义与不义”这些鸡毛蒜皮不是关键了。关键是攻燕对齐国的长远利益如何，可行性又怎么样，国际社会和燕国又会有什么反应，如何应对才保证齐国利益最大化，等等。但孟子是不谈利的，怕脏了他的义嘴。
齐国对燕国的军事胜利打破了列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如果给齐国吞了燕国，其他五雄，包括秦在内，谁也打不过它，逮谁灭谁。其他国家准备用武力光复燕国。这种情况下，田辟疆再次向孟子问计。

孟子答道：“子之颠覆燕国原有政权，虐待百姓。大王以解放者的姿态进攻燕国，燕国老百姓以为您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如果您辜负燕民的期盼，残杀人家的父兄，凌辱人家的妻女，破坏人家的宗庙，结果将不堪设想。况且齐国占领燕国对其他诸侯就会形成威胁，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对付齐国。为今之计，齐国应该马上停止在燕国的强盗行径，按照燕国人民的愿望恢复秩序，还能全身而退，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田辟疆心说：小样儿，吓唬谁啊？我才不买你的账。但事态的发展正如孟子所言，齐军在燕国百姓的四面攻击下，狼狈地逃走。孟子还在齐国待着，田辟疆一脸挂不住，自言自语道：“我真没脸再见孟子。”田辟疆身边的近臣陈贾听到后道：“大王不必担忧，小事一桩，看我搞掂。”
陈贾来到孟子前，道：“周公是什么样的人？”
孟子道：“一个圣人。”
陈贾道：“圣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周公派管叔监视商朝旧地，管叔却在商地反叛。难道周公预先知道管叔会造反才派他上任的？”
孟子道：“周公不知道。”
陈贾道：“如此看来，即便是圣人也会犯错误。”潜台词是：不是圣人的田辟疆犯错误更属正常。
孟子道：“唉，人心不古啊！古代的人犯了错误，马上悔改，现在的人犯了错误，却听之任之。古代人的错误像日食、月食一样暴露在人民的视线之下。如果能够改正，将受到人民的加倍敬仰。现在的人犯了错误，不但不改，还用一层层的遮羞布盖上。”
孟子说完这些话，就失望地离开了齐国。天下之大，哪里才是“民”的乐土？祝愿孟子一路走好。
后来，赵雍护送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公子姬职回国，燕国人共同拥立姬职为王（燕昭王）。燕国经历的浩劫给姬职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启蒙课。社稷被毁、生民涂炭、父亲被杀的一幕幕淬硬了姬职的心。仇恨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总有一天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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