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韩非和李斯，论起千秋功罪，这三人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恐怕一百个秦桧都甘拜下风。三人中尤以精研过老子的韩非为最，我们知道，中国专制统治的独门心术是“百代皆袭秦制”，而秦制的终极设计者正是那位旷代奇才韩非，商鞅不过是韩非的一个先驱，而出于同行相嫉害死韩非的李斯，恰是路线图的忠实执行者。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表面上张扬孔孟之道，骨子里则浸透了韩非的阴冷思想和谋略。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反智论从来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它是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韩非则运用他的冷酷的理智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
大致上我们可以说：一切与愚民术相关的内容，包括禁绝真理、迫害知识分子、打击异端并强行统一思想，在韩非笔下都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统阐述，在韩非身后都得到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贯彻：贯彻的程度或有深浅，贯彻的意志则一以贯之，不绝如缕。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本来有能力以自己的天才大幅提高汉语思辨水准的理智强人，偏偏明珠投暗，把自己的绝顶智力不是像古希腊哲人那样用在热爱智慧、探求真理上，而是将自己生生铸造成一个思想酷吏，仅仅为了满足帝王的统治欲，不惜荼毒百代苍生。对中国文化来说，这纯属无妄之灾。我觉得，韩非制造的大量恶果，并未得到后人的系统清算，参照“无名英雄”的构词法，韩非在更多时候仿佛一个“无名恶棍”，一边播撒了无量罪孽，一边却免去了千夫所指。今人惯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归于汉儒董仲舒，其实，董仲舒不过在追随韩非的意见，在韩非笔下，类似意思层出而不穷，喋喋而再三。“罢百家，独尊儒术”可以有很多变种或伪形，自打韩非出，中国人即被迫置身于各式变种和伪性里。此法的本质只是一条：为了最大程度地强化统治力，不惜把真理赶进死牢。论危害性，此法之恶无以复加，等于从源头上杜绝了民族智力发展的向上空间，从精神上矮化了吾族吾民的灵魂。现代人已能普遍认识到，真理必须置诸美国大法官小奥利弗渐温德尔琐霍姆斯所谓“思想市场”上，通过自由的探讨和辩驳，才能得到保障和捍卫。伟大的思想从来不是易碎的瓷器，需要小心轻放；也不是成捆成捆的金钱，需要有人荷枪实弹地加以保护。
古希腊的民主制，以今日眼光来看虽还远未成熟，只能视如民主制的胚胎，但饶是如此，也能与古代中国的专制文化形成酷烈对照。民主与专制之别，在于前者以个体为本位，后者以统治者为本位；前者专注个体的权利，后者强化统治者的权力；前者没有明确的统治与被统治之别，统治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的授权，后者却把统治者与人民置于无可调和的对立面上。反映在智慧态度上，以个体为本位，则会尊重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因而必然会把培养、激发公民的智力放在首位，依民主制的理解，公民的智力发展与国家的安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反之，以统治者为本位，则难免得出韩非式结论，仅仅把百姓视为一种工具，亦即帝国的耕战者。事实上，将民智的开启视为危及统治的祸因，一直是专制统治的特色，愚民术恰是其逻辑结果。换言之，依封建专制的眼光，民众的愚蠢才是国家稳定的可靠保障。用韩非的话就是：“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的思想是如此有力，以致于他有资格把梁启超两千年后的那一声痛哭，视为对自己的遥遥致敬。在致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写道：“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中国的王朝史极为漫长，正如做惯奴隶的人可能培养出奴性品格，长期匍匐在愚民政策的高压下，人们也会逐渐形成对智慧和真理的漠然。另外，文化传统中的反智气氛固然会妨害民众追求真正的智慧和真理，但也会在另一面助长智力的旁逸斜出。智力是个中性词，智力可能体现在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但尔虞我诈从来不等于智慧。浸淫在反智气氛中的人较易养成对黠慧的审美，而这份审美又会加剧社会的反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