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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逍遥客




权谋被人们诟病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肮脏的手段，并且一直为之不耻，事实也是如此。帝王的心术学说更是如此，本篇的目的不是将道德和政治区分而开，而是将其再次的整合，去看透这些君王的本质的手段，即是最大的目的。

术的部分解析


术，法家三派之中被最为神秘的一个，也是最为诟病的一个，更是一种君王之学的帝王之道的基本运用。法家三派中术最易用，势其次，法最难。看似简单，实际则是运用到了很多帝王之术的运用，也是恰恰最难理解和运用的。
什么是术，术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术所运用的范围是什么，术最为可怕的地方的什么，术的千变万化的最为核心的概念是什么。
1. 术是什么，术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术是伴随人类社会形成阶级的一种必然的产物，是人类古代政治学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人类发明了术，而是用“术”这个代名词来命名这种方式和方法。术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术简单的来说是方式方法，是君王调和统治阶级的一种必然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更是驾驭民众的一种高明的手段。是人们常说的愚民之术，更是君王的御民之术。
2. 术所用的范围是什么，术所用的范围不仅仅是古典政治学的一部分 ，甚至古代中国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更是官僚主义所遗留下的最为肮脏、精巧的手段。肮脏与精巧——人类历史中爬的上位的一种手段方式和方法，更是颠覆政权的一种手段，甚至是驾驭民众的一种必然的方法。
3. 术最为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其实术最为可怕的不是手段，而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内心的活动。无关宗教，而是阶级必然形成的一种手段以及方式和方法，甚至是无法消除的一个潜在的阴影，只能淡化，无法消除。术真正最为可怕的是人的欲望，甚至是我们最为表扬的上进心。无论是阿谀奉承也好，努力工作也罢，都可以转化为术的一部分。他是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免的一种产物。反过来说，术是否真的可以减缓呢，答案是可以的。完善的法治，健全的法律，只能让术的坏方面进一步的减少，但是无法消除。
4. 术千变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实这一点第3条就解释出来了，是欲望，是永远不停歇的欲望，也是人生命中的进取之力，利益。人们被术所蒙蔽，被术所利用，被术所努力，甚至是被术所左右一生。写一篇的目的也算是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不要被千变万化的术所迷惑，只问本心，走完一生毫无愧疚遗憾即可。


此篇只探讨古代政治：
君主论：君王必须是狡狐和雄狮。
开篇明义，君主论已经倒出了君王的本质。历代圣贤明君的本质即是雄狮和狡狐的结合体，更甚者是玩弄人心的可怕的弄潮儿，其所倡导的帝王之学，就是本篇所讲的帝王术学。
狡狐：
韩非子的五蠹篇已经总结出去了人的各类本质，也是下臣巴结的君上的各种方式和方法，人可以揭露下臣的一种本质，也是君主论中的一种极端性的论调，人是一种极度虚伪的动物，为了利益可以说任何的话，任何的事。这也是政治最为肮脏的一段，更是揭秘古代政治的最为核心的话题——利益。
在古代社会中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个金字塔结构，其结构精密的复杂性，叹为观止。而东方社会，是君王凌驾于一切。西方社会，各种血统、宗教、贵族利益、团体相互交杂，混乱不堪，这更能体现出术的价值。
在西方社会中，术的手段是最基本的表现是，拉拢、分化、吞噬，竞争、消灭对手的一种手段以及方式。也是君王，拉拢各个小团体的利益，分化敌人内部的集团利益，再次扩大自身的利益，吞噬掉对自己有利的利益，消灭对对方敌对势力，最后完成统一。
但是到了东方又会进行变种，从变法的例子开始，变法的本质是什么，变更利益集团的一种替换方式，分化对手集团，逐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到达君王的法令场所无阻，达到变革的目的。
这仅仅是东方君王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还有一种手段方式更为高深和隐秘手段是利用小部分极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用他们的手段和方式依法、非常手段去减除敌对自身的势力。依法手段是依照现今法律对毒瘤进行铲除，非法通常在对于敌国运用谣言、渗透、嫁祸等方式进行。而君王则是高高处在不可动摇的位置，当局势也就是利益集团对君王发动进攻时，君王往往可以抛弃这些依法的手段，明哲保身，这是君王狡狐的一面。
唯才是用，不唯德是用，这也是术的另一种手法。唯才不维德其根本含义还是利益的驱使，不用去衡量德行是否符合人们中道义的形象，而是看起才能的如何，满足其欲望为我所用。当某一目的到达的时机，而这种德行败坏人并未触及法律，那么可以接着进行运用。当这种德行败坏的人触及了法律，在目的到达后，完全可以抛弃。
前面的例子往往是主导法家变革的酷吏和毫无德行敛财的官僚。
君王还有狡诈的另一面，我们将整体的社会框架再次的放大，套用君主论的说法来说民众所厌恶的是贪官污吏，当某一群体代替不能执行的律法已雷霆之势对这些触犯民众的人惩处时，民众会爱戴君王，而并非是厌恶君王。而民众的利益是需求并不是如官僚、贵族那样贪得无厌，适当的惩戒、给予甜头变相的拉拢民众的力量，拥有民众力量的君王往往会迫使官僚、贵族集权做出更大的利益让不。相反，我们也可以反推出，君王在受到爱戴的同时，也可以间接性的去让官僚贵族破坏民众的利益、武力镇压等等，这是君王的另一面狡狐的形象。
上面的例子同样也揭示出一个道理，术不仅仅是手段方法，还能赢得各种人民的爱戴，而这种爱戴可以称之为道德。反而言之，道德是可以被君王披上的，或者说，道德是可以成为妆点的君王这些卑鄙手段的各种方式和手法。
雄狮：
商君书定法篇，已经给出了君王的另一面，赏罚分明。而君主论则有一句君王不必遵守他的誓言。看似是相反的，实际上并不相驳。两句话真正的含义是，君王必须遵守其自身利益的原则，对于违反其自身利益的，他可以依法给予，但是被给予者要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因为君王的核心利益不容触犯。
过分的慷慨就是原罪，人民是不需要过分慷慨的，君主论。看似诛心的话语其实揭露了一个问题，慷慨是否是一件好事。对于民众而言，慷慨的赐福是对这些人最大的赏赐，而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当赏赐成为了经常现象，民众就会懒惰、怠歇，甚至是无节制的向君王索取。这对君王并不是好事，而不给其慷慨的话民众则会反叛，这揭露了一个本质。过分的慷慨是君王最大的原罪之一，而触犯了民众的利益不仅仅是得不到支持，反而会是王朝逐渐崩溃的迹象。
权势，说起来权势这个词语非常的微妙，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军队。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镇压反叛集团的各种有力手段，其本质是什么，是权威的象征。无论是中西方，军权成了次于君权的一个象征。是否掌握军权成了权威的最大的代表。东方的宋太祖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完全解释了军权的含义。军权即君权，掌控了军权就是掌控了君权。
权势的另一面是利益团体的集合点，而君王恰恰是权利集合点的最高峰。为维护权势之一的就是赏罚分明。有人就会问，不是围绕君王的利益吗，赏罚分明可以在次卫。其实恰恰相反，赏罚分明的本质在固有集团中提拔人才到帝王集团，本质就是利益的公分。当这种利益公分超过帝王所默认的底线，会造来反噬。历来权臣弄国的下场都是如此，其实本质就是捍卫君权。
我们再次回到韩非子的五蠹，韩非子所倡导的狡诈的君王的本质是什么，是应付、平衡、分割利益的一种方式和应对手法。狡诈是猜透下属的心思，给予适当的利益进行刺激，加快自身集团的运行效率，雄狮呢，雄狮即是树立自身的权威，赏罚有道，不仅仅是将利益最大化，而且将本身的利益集团更加的团结到一起。

金字塔结构中的社会体系，位于顶端总是那样的美妙，正因如此，无数人的拼了命的攀爬到金字塔的顶端，用尽了任何卑鄙无耻的手段。成功者，一览众山小，俯视苍穹，失败者则成了云云众生中的一堆枯骨，遗憾终身。
我们总是赞扬君王的伟大，用尽世间华丽的词语去装饰他们，用世间无尽的道德去粉黛他们。然而我们忘记了，君王的手段，君王的心机，当那些虚华的词语和道德修饰被抛去后，你会发觉，君王原来是如此的赤裸裸，丑陋、邪恶。
道德：
道德是何物，是什么。东方有孔子的人性善论，有荀子的人性恶论，前者人性善论建立了孟子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后者人性恶论建立了法家的壹法独尊的法家治世理论。双方不断的争斗，随后融合，再次争斗。其本质都不是去追根到底的判断道德是何物，而是高明的将道德变成了统治者的华美的外衣，让人迷惑。
道德只是一把衡量世人的心中善恶的尺度，政治不具备道德色彩，政治可以被道德染上染色。前者是真正的道德，后者是政治中的伪道德，而伪道德的伪装总是比真正的道德具有迷惑性——君主论，真道德和伪道德。
如果说东方的学说人性善恶论是将政治披上一层富有迷惑的外衣，那么西方的君主论则是赤裸裸的将这层面具掀开，让政治与道德完全的脱离，形成真道德和伪道德的辩证关系，恰恰是伪道德，是政治中经常运用到的方式。
君王是可以被赞誉的，当李世民踏着自己亲人的血迹登上权力的顶峰，开创了贞观之治；郑武公暗自提防自己的弟弟，嘴上却毫不在意，随后迅速剿灭洪武的叛军，在道德的大义下掘黄泉见母，赢得了无数人的赞誉；君王也可以不被赞誉，当沙俄大帝伊凡用极度恐怖的手段，阴谋、暗杀，挫败了奥斯曼帝国的阴谋，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沙俄帝国；罗马克罗老狄王朝卡里古拉用金钱收买了军队，迅速向外界扩张。
也难怪，我们被历史上的所谓的道德所迷惑，揭开面具后会发觉所谓皇帝的丰功伟业尽是极其“卑劣”的手段和手法。
即便是这样，上述的帝王中也拥有了人民的爱戴，但这仅仅是不够，君王应该让人感到畏惧，一个让人畏惧的君王胜过让人爱戴的君王。
畏惧是什么，并非是依靠恐怖的手法统治整个国家，而是依靠道德的假面具善于自身的伪装，做出种种“不道德”的恐怖行径，难怪有人常常会说：看，那是我们又敬又爱的可怕君王。

君王的权威



君王的权威并非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进行捍卫的。前面已经提过了，军权即是君权的道理，这是一个君王的生存之道。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军权成了衡量君王力量的一个标准。一个仁慈的君王没有军队的依靠，是可以被颠覆的，相反，一个残暴的君王有了军队的依靠，他是可以横行肆虐的。
这里看似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的以德治理和以德服人背道而驰，实际则是一个真理，暴力往往能快速征服每个人。
同样大家都会有疑问，因为暴力是最不可取的手段，是最不能长久的手段，中国古代很多例子都间接的证明了残暴者的下场。我要提醒的军队的暴力往往能解决政治场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能快速瓦解对手的一切力量，而一个善于权谋的君王是不会将其暴力轻视的，这也是本段的本意，何为君王的权威。
君王的权威来自很多种，就从陈胜吴广说起，其权威是来自底层民众给予的，也算是草莽英雄。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是推翻当局，其本质是民众不满当政者的统治，进行的一种反抗作用。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揭示出一个道理，推翻一个政权的手段即是引发民众对政权行政的不满，由此进行针对性的攻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从而获得力量。煽动的过程中，君王不必比当政者做的好，只要将利益与民众相互捆绑即可，民众的利益即是君王的利益。两者耦合的过程就是就是窃取权力的过程。
当政者和造反者只有对立，遭受压迫的民众往往会随众加入造反派，因为是对抗当政者唯一的选择，造反者可以是贵族，可以是意图窃取权力的诸侯，其本质都是相同的。
依靠武力和民意窃取权力的君王在窃取真正的实权后往往维护是非常难的，是因为本身的利益遭受了变化，有时的个人利益是民众相互背离的，这就是君王所要做出的决断之一，如何维系自身的权威。手段方式也同样有很多，封赏，联姻等等。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即是用各种手法对利益集团进行拉拢，逐渐消化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很多君王忘记了，依靠武力窃取权力的过程中，是民众赐予，而并非是利益集团。
一个聪明的君王是不会站在民众的对立面的，而巧妙的将自己的政敌推到人民的的对面，铲除自己的政敌，这样的君王是受到民众的爱戴的。同样暴力也并非是无用的，智者往往依靠这些权贵进行残酷的镇压，平息民众的怒火，将权贵推到对立面。
君王的手段即是调和权贵和民众之间的平衡，有时君王的利益是高于民众的利益的，其次是智者会让民众的利益和君王的利益进行耦合重叠。
同时君王也是让人畏惧的，因为人的好利性，往往见利忘义，忘记君王的给予的赏赐，贪得无厌，毫无顾忌的进行勒索。这是君王被畏惧的根本缘由。同样过分的仁慈也使得君王的权威变得进一步的下降，当臣下和民众毫无顾忌时，君王失去了他本身的权威性。
维系君王的权威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被颠倒迷惑的，即是上天和人为的耦合，这种耦合是可以形成其迷信约束的，更有甚者可以发展成为利用强大的执念达到一个目的而形成的暂时维系，即是纳粹德国的执念。
对于古人来说，世袭制往往比造反者更能接受，因为他们眼里世袭是天经地义的，而仁智礼义信也成为了君王麻痹下属的一种手段的方式。

我们常说人无信不立，信誉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的软实力的一部分，没有信誉的国家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但是就实际而言，信任与利益相互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君王的做法就开始隐晦起来。
信义看似对君王立世的一个软实力的标准，实际则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中，过于君王来说，信誉背后的利益与信誉毫无相关，一个聪明的君王是不会完全遵守他的信誉的，而睿智的君王从不缺乏正当的借口来攻击其他人。
衡量君王的信誉不是按照个人的信誉标准形式，而是国家的利益的方式进行衡量。晋惠公受到春秋时期的秦国扶持，成为晋国国主，而秦国要求割地，晋惠公则完全不受理会。此时的晋惠公衡量自身利益的关键是国家的整体利益，面对秦穆公的频繁索地，其晋惠公是怎么样回答呢：“哎呀，您看，满朝的臣子都不同意割地，如果强行割地的话恐怕我的君位就不能保全了。虽然我想履行我的承诺，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对秦穆公失言了。”
君王是从来不缺乏正当的借口的，任何的事件到了翘舌如花的政治家的嘴中，都可以变成不得已而为之。
晋惠公为什么用这个借口搪塞，如果割地的话会造成其内部的人心不稳，他刚刚即为，正是需要辅佐人心的时候，加上秦国的威逼，很容易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矛头。晋惠公也巧妙的利用这种对外的矛头，将内部的矛盾转移到了外部，变相汇集人心。
但是晋惠公对于扶持他上台的人里克等臣是不同的做法的，起初是晋惠公许诺给予里克等人封赏，但是由于一致对外，不给这些有功之臣的封赏，并且逼死了这些人。那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对外矛头转向了晋惠公，也为晋国战败铺垫了基础。
拉拢分化敌对的势力是一种手段，而奖赏下属的则是天公地道，一者是变相的分化对手的力量，而二者是变相的强化了下属的忠心。
有人又要说了，晋惠公毕竟战败了，那么又举一个例子，张仪的拜访楚国，消除合纵的威胁，秦国割除商於的六百余里地消除合纵的策略，楚怀王应诺。张仪回到秦国出尔反尔，说六是六里地，随后合纵破除，楚怀王指明要张仪，杀死他，不料到了张仪到了楚国，成功游说了楚怀王到了秦国，秦国反而囚禁了起来。秦国成了出尔反尔的代表了。
那么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当仁义道德套用在国家身上，那么会造成这三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是道义限制了国家的发展还是国家限制了道义的实行呢。

再补充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被商君书吏纠正了，也暴露我的历史底子，不怎么好。加进去的缘由是因为晋惠公多诈而少谋，缺少君主的特质权衡之道。
话题重归，说说君王利用道义所遵守的承诺。晋文公重耳登上晋国的王位并非是那么容易，而是充满曲折的，而晋文公在楚成王的扶持下做出了两国交战退避三舍的经典故事。
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要刻意的忽略掉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仁义之举，因为本篇是权谋学的，所以仁义略少的牵扯到。其次是本人历史不怎么好，也就说说，说错了尽量纠正，笑笑即可。
话说重耳回国，发展国力，晋国逐渐强大，和强楚必然有一战，这是霸权本身的冲突，无法调和。而楚国军力是非常强大的，晋军不能明面上的胜利，所以晋文公采取外交的政策予以对待。楚国当时打赢了曹、陈、蔡等等诸侯国，转而攻打宋国。晋国只能援送抗拒楚，但是兵锋转向了卫、曹等联国，企图引诱楚国北上，解除宋国之围。
因为当时的宋国处于战略要地，楚国攻宋必然牵扯到晋国，而晋国军队借道与卫国，攻取曹国。卫国见晋军势力庞大，又与齐国联盟，便向晋国投靠。不料晋国不许，卫侯无奈下又想和楚国亲近，没想到国人不允许，驱逐了卫侯，而晋国得卫国。
楚国的联军鲁国也见到卫国被吞并，楚国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达到，晋国又势大，只能做墙头草，两边倒。晋国趁此时机则继续南下攻取曹国。
楚国依旧不上当，猛攻宋国，晋国没有办法，只能让宋国游说齐国和秦国，放弃打宋国，而晋国则抓住曹卫两国国军已分田给宋国激怒楚国。结果是楚国不听，使齐国和秦国向晋国阵营倒去。
此时大势已成，楚成王下令撤军，但是手下大将尹子玉狂傲不听，楚成王便愤怒回师。而尹子玉也并非无能之辈，派使者告诉晋国，若要解宋国之危，便让卫和曹复国。如果晋国答应，那么曹卫重新回到楚国麾下，宋国也会感激楚国的解救，变相投向楚国。
不料晋国识破了此，私自答应曹、卫复国，扣住了子玉的使者，激怒了子玉。子玉被牵着鼻子走，引军北上，与晋军主力接战。而晋军主力则用所谓的仁义之举退避三舍，全军后退，使楚国军队进一步的骄傲自大。其次是退避三舍的还有一个使宋、齐、秦兵力聚集于城濮城下，以逸待劳。子玉冒然轻进，而晋国则是用中军后退，两翼包抄打败了楚国的军队。
这也是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所谓的仁义之举是变相的为聚集兵力作为掩护的幌子，不要被所谓的仁义所迷惑心神。

上文强调了很多君王的特性，导致大家的印象是君王是多狡，而少诚。但是君王的品行不仅仅是狡诈和诚实就能形容。我反而觉得愚钝的君王更有君王的特性。
性格决定命运，而一个值得依靠的君王往往有面对大事波澜不惊的非常强的心里素质，可以有效的调节自身的情绪，情商高于智商。如果不能调节自身心里素质，往往会造成暴虐的形象大于睿智的形象，这使君王的大忌，也是忠正臣属离心离德，权威失衡的一种表象。
愚钝并非是坏事，反而有时候会成为好事，而一个君王要始终站在中立的态度看待问题，就其韩非子的术的五蠹篇已经提出了君王的所处立场的复杂性。并非是单靠所谓的壹法独存所要面对的局面。任何简单的事件在君王的面前都是极其复杂的，它牵着到现实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自身政权的稳固性，而要是单靠壹法进行处置的话，那么会成为极大的政治灾难，而一个优秀的君王则是用法律和手段处理这些政治事件。
与那些自作聪明的君王不同，往往鲁钝的君王总是将那些忠于自己的人安排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是这些忠于自己的人在这些位置上给自己的预定的计划提出缺点，衡量改正。其二是将有才无德的贪官置于与之对立的位置，给予重利和权力来进行驾驭。
廉政的人往往能在特殊的时刻给予君王予以提醒，而有才无德的人，往往在实事上快速的解决时间。君王所要衡量的不仅仅是整体国家的利益发展情况，更是国家未来的利益。清廉所提出的疑问可能是现阶段不好的，但是造福于后世，而贪婪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则是利于现阶段，对后世往往不好的。
任何的事物都有片面性，而君王只能是利用其平衡的杠杆来调节事件，两者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激烈矛盾非常的常见，诬告嫁祸一成了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什么君王要将忠于自身的人安排到特殊位置的缘由。
清廉和腐败，无法调和，另外强调，本篇只适用于君主制国家，不要胡乱套用在现代社会。
清廉和腐败是必然的，那么同样，优秀的君王也会恰如其分的分辨出一个道理，即是忠于君王的人和忠于国家的人的区别。以此类推也可以分析出，忠于自身利益和忠于君王利益的人。这两者正是下属的大体区分。
对于忠于君王和忠于君王利益的人，君王要给予强烈的支持，并且要拿出自身的计划与之分享。一个不懂得分享的君王是无法给予这些忠诚的人以强烈的支持，过分的神秘反而会降低这些人的忠诚。
对于国家利益忠诚的人要十分的尊重，因为在权力斗争中这些忠于国家的人会依借国家利益给君王提出严苛的难题，甚至是动用武力将其彻底的掀翻。面对这些忠诚的国家卫士君王要积极的拉拢，不仅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集团，更是为了巩固国家的良性发展。对着忠于国家的人，君王要给予讲真话的权力，越是大胆进言越是要要赞赏，使世人明白这些君王是肯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和弱点的，并且要积极的保护这些人，他们往往是备受攻击的。
对于那些只是顾及自身利益的人往往要加以提防，这些人是毫无忠诚可言的，为了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
对于君主来说，忠诚往往是考量下属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判断利益归属的也是衡量下属品性的人一个手法。
但是人往往是极其复杂的，也是非常善于伪装的，这无疑给君王分辨下属带来更大的困惑。君王时刻要提醒的一点是，自己的利益务必要和国家的利益相互的捆绑在一起，这样不仅仅争取到了忠于自身的人，还争取到了忠于国家的人。
谗言和忠言之间往往是不能区分的，而一个可贵提出忠言的人君王要毫不犹豫的进行执行，不能被谗言所动摇，否则无疑相应了君王的权威性。
睿智的君王总是依借法律的手段进行形式，因为法律是符合国家和君王的利益的人，运用法律的力量可以使君王在政治的博弈中获取更大的威望。而君王要时刻铭记的一点是，有的时候对于某些特殊的事件，是无法用法律来进行惩戒的，但是君王从来不缺乏正当的借口，利用这些正当的借口再用法律的名义处罚无疑是更为高明的做法。
政治场上本身就是一种博弈的过程，博弈中君主要时刻的牢记一点，不要试图激怒民众，而是要善于利用民众，只有这样才能使自身的地位更加的巩固。
仁慈的君主总是能够给其他人其他人利益的，而人们为了利益往往背叛自己的君主，令人畏惧的君王则不同，有的时候人们会考虑到背叛君王的代价是怎样，反而不能轻易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