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治建
【导师】 陶东风
【学位授予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文艺学
【学位年度】 2007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首都师范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7-07-12
【关键词】 邓丽君; 流行歌曲; 启蒙; 流行;
【英文关键词】 Deng Lijun; popular song; illumination; popular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邓丽君歌曲流行的社会文化语境
第一节 极权主义解冻后的一株茉莉花
第二节 文化传播媒介:盒式录音机与磁带音乐
第二章 天籁之音的倾情演绎,至真至纯的情爱表达——邓丽君歌曲的文本分析
第一节 天籁之音:天才加勤奋
第二节 艺术特质:娴雅、恬静、自然、真挚
第三章 从靡靡之音到天籁之音:邓丽君歌曲的一波三折的接受史
第一节 对靡靡之音的穷追猛打
第二节 《何日君再来》是汉奸歌曲?
第三节 伸出橄榄枝
结语：两个时代中邓丽君歌曲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受众接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中西部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原名邓丽筠，祖籍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在她五六岁时，就已经是邻居间有名的“小天才歌唱家了”，在1964年就读于芦州小学六年级时，她以一首“访英台”获得了广播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冠军。以此为契机，邓丽君开始了她的职业歌手生涯。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到香港发展，迅即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十大歌星之一，其后转到日本接受训练，并以一曲《空港》日语歌曲连续获得日本新人奖、银奖以及电视奖三项大奖。八十年代，邓丽君迎来了其歌唱生涯的黄金期，她甜美的歌声，不仅在港、台、日本及东南亚华人社会里赢得声誉，更以《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小城之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打入中国大陆市场，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最受欢迎的台湾大歌星，并成为东南亚流行乐坛的顶尖级人物。邓丽君的歌声传遍并风靡于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域，这无论对于大陆的流行音乐，还是对于开启大陆民众的心灵，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但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文艺学界还是音乐学界，这一文化现象并未得到与其地位和影响力相称的研究。接下来，我们对中国大陆邓丽君流行歌曲的研究状况作一番梳理。
在20世纪(尤其是上半个世纪)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学院派”专业人士长期青睐于两类音乐的研究:以萧友梅、黄自、贺绿汀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专业音乐和以聂耳、冼星海、吕骥等为代表的“救亡音乐”。这两类音乐构成了20世纪中国音乐史的主要脉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了解音乐历史提供了一个了望平台。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大陆学界对流行音乐则较少关注，流行音乐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具体到对邓丽君流行歌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除了音乐评论家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一书外，我们还没有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关于流行音乐的教科书。《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专著，它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史的空白。但正如该著作的书名一样，作者将大部分的笔墨泼洒在“亲历”过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流行音乐上。在这部专著中，对于邓丽君歌曲的研究，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另外他在《一个歌手一个启蒙者──纪念邓丽君》一文中抒发了对邓丽君及其歌曲的怀念。

此外，有不少喜爱邓丽君歌曲的网友纷纷在网上写文章来抒发对邓丽君及其流行歌曲的缅怀之情。特别是在邓丽君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这方面的回忆文字和书籍越来越多。[3]但这些书籍和文章往往只是一些对往昔的追忆与怀念，或者追忆一个纯真逝去的年代，或者追忆一个理想主义逝去的时代，或者追忆对邓丽君本人所代表的歌手演唱的魅力的无限倾注和难以超越……这其中，当然也不乏有理性的思考和学理性的思辨，如金兆钧先生的文章《一个歌手一个启蒙者—纪念邓丽君》对邓丽君怀念及其歌曲流行原因的分析，以及对当下流行乐坛的批判反思:“由于她的作品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历史上的经典作品，三分之一来自日本同期流行音乐，三分之一来自台湾同期创作，所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融合了多种民族民间乐风和西方流行音乐的表现手段。对于内地流行音乐的早期开发，邓丽君的音乐无疑也起到了发凡启蒙的作用。当然，邓丽君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70年代中后期，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已经兴起，华语流行音乐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而，她的音乐集以往之大成，台湾校园民歌则开创一代新风，这两种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强烈的时代反差的音乐同时进入内地，给日后八十年代中期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和大众音乐文化的发展格局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十年前的英年早逝给大家带来的冲击是强大的，感觉也是非常复杂的。”
另一篇 ruoXiwang的文章《邓丽君与大陆新音乐运动》，对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原因进行了辨析，并对其对大陆新音乐运动影响及该运动走上歧路的时代原因等等进行了相当有见地的分析。作者首先从文革文化专制这一时代背景下找原因，他认为，文化专制下革命歌曲文化横扫一切，无论是道统文化还是坊间的流行文化都无一幸免，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之下，邓丽君流行歌曲的漂洋过海足以造成强烈的震撼效果，造成全民“缴械投降”的局面。进而作者又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邓丽君歌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如对中国传统民歌小调的继承。接着文章重评了“邓丽君现象”。这篇文章主要考察的是邓丽君与大陆新音乐运动的关系，侧重于对大陆新音乐运动的缘起、发展道路的关注。从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在宽容理解的同时，又不乏深深的忧虑、批判和反思。
遗憾的，这方面的文章太少了，邓丽君歌曲所具有的流行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其流行原因、价值意义等问题也尚待作进一步探究辨析。这一方面是该领域的研究学者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精英文化情结的制约，对流行歌曲的地位不予承认，认为流行歌曲俗不可耐，不值得研究;另一方面这也和他们占有的文化资本的比重息息相关。由于中国大陆教育的精英主义倾向，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的精英文化资本比重几乎占据了全部，流行歌曲等所谓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几乎上不了“雅文化”的殿堂，导致国人的知识结构以及背后的文化心态极度的“雅化”，对邓丽君歌曲现象流行的研究如此忽略就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忽略。流行歌曲作为社会大众心理、行为方式的反应，表征着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流行歌曲作为感性的人类精神活动形式，它最擅长表现的就是具有流动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大众性、感染性等特点的社会心理。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泛流行，与同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学、哲学革新运动，可以看作是当时思想解放潮流在精英文化层和大众文化层两个层面的分别展开。如果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运动以及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当时起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作用，那么邓丽君流行歌曲在底层民众的广泛传唱和流行，也同样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两者同是对文革时代的反人性、对人的极度的文化专制的反拨和批判，同是对人性回归与思想解放的呼喊。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流露出对于人性美、人情美的歌颂和赞美，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人”的主题上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不期然的相通和暗合，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对邓丽君歌曲及其流行现象的解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了解当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基于邓丽君研究所存在的这种缺失以及对于这种缺失加以弥补的愿望，我确立了以下的研究思路、角度。
邓丽君流行歌曲在当时火爆流行，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邓丽君流行歌曲在当时的流行牵动着社会敏感的神经，其流行歌曲本身集结、纠缠了丰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时代的信息，是一个各种权力、力量角逐的一个场域。也因此而折射出大众的情感结构、社会心理及其背后浅隐、深藏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和动力结构。因此本论文不仅仅研究邓丽君流行歌曲内在的审美价值，更多的是关注邓丽君流行歌曲(包括歌词和旋律)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我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分析，更多是进行实证的社会学研究，注重对当时受众接受的实践分析。

第一章 邓丽君歌曲流行的社会文化语境

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音乐流行现象的内因结构主要是由三个环节构成:流行现象的激发环节，激发对象的社会心理倾向，被流行的音乐作品本体，这三个主要的中心环节构成了音乐流行效应的内在机制。[6]邓丽君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大陆逐渐流行开来，其原因亦可从这三个环节上加以解释。邓丽君歌曲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特殊时代语境下传入和流行起来的，因此本章主要分析的是邓丽君歌曲得以流行的社会文化语境。文革时代是一个全面的文化专制与文化狂热的时代，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文化只允许歌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领袖崇拜的无产阶级话语、集体主义话语的存在，大众生活具有准宗教化的色彩，他们除了献身于“集体事业”、“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不允许有任何的私人领域。这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与非人道的阶级斗争、禁欲主义，共同禁锢了广大民众的心智，压制了他们世俗的情感以及在日常生活上的诉求。[7]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长久以来被禁锢的思想、压抑的情感和心理欲念以一种反叛的姿态释放出来，其间夹杂着改革初期的兴奋与憧憬。邓丽君歌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飘扬过海，应合了广大民众的某种情感、心理诉求。

第一节、极权主义时代解冻后的一株茉莉花

流行歌曲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能产生巨大的流行效应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审美质素使然，还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接受者普遍的心理诉求有关，而且后者可能所起作用更大。接受美学和音乐社会学理论认为，某一类音乐作品在某一时代所产生的大的共鸣和流行不能单纯就作品而论作品，而需要考虑到接受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场域及其文化心理诉求:即某一特定时期接受者的情感、心理需求是怎样被强烈调动起来的，这种情绪又是怎样赋予一种音乐形式以巨大的生命力和存活价值，产生这一情绪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是什么。[8]我们在看待邓丽君歌曲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流行这一文化现象，除了着眼于其歌曲本身的审美质素之外，还要重点分析其流行的社会文化语境，从中挖掘其时民众所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这样就离不开对文革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以及当时民众所存在的文化心理的深入分析。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一个高度政治理想化的时代，一个全面追求一体化的时代。在此时代中，不容许有任何异质的存在，也不允许有所谓边缘的存在。生活在该时代的民众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有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只能效忠“国家”和领袖。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纲领就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独断的文化政策把文学和艺术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最终架空了文学艺术本身，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和艺术。就流行歌曲而言，该一时期可以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流行歌曲。[9]那个时期的一些歌曲也很“流行”，但是却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不是商业的原因，也不是群众自发的，属于“群众革命文化”，而是由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抒情”歌曲。其所谓的“抒情”也只能抒发党的情、国家的情、解放军的情，而不能抒发小我的私情。极权主义时代的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文革”，关于文革时代的研究和描述己很多，我不想再做过多的叙述，只是借此来说明生活在极权主义、政治化、一体化的时代，人们所受到的压抑和痛苦是多么的严重，最终他们也变得异化，他们的人性遭到扭曲。异化的、遭到扭曲的人性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找到了发自内心的真爱，他们难道不会疯狂吗?政治解冻后，他们从飘扬过海的邓丽君歌曲中找到了真爱，尽管已经姗姗来迟，但是只要是真爱，他们就会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欢与热衷，哪怕是不得己的偷偷摸摸。而这个合适的时机就是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以前，通俗歌曲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上绝迹，那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歌曲是政治化的革命歌曲，而满足大众消遣娱乐需要的通俗歌曲则不具有合法性，一律等同于“黄色歌曲”，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以爱情题材为代表的通俗歌曲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遭到彻底封杀。改革开放以后，批判了极“左”思潮，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放松了政治对文学艺术的禁锢，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宣布改变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其结果之一是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得到承认或默许，从而为流行歌曲的兴起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大陆市场经济的兴起也给流行歌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流行歌曲是最适应市场经济的大众商品文化，市场是流行歌曲传播的最合适的渠道。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此后，随着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文革”的伤痕与改革的兴奋相交织，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著名歌曲”。这些抒情歌曲代表了内地80年代初群众歌曲的成就，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中国大陆本土的抒情歌曲的勃兴，与台湾、香港等海外歌曲的传入，一起打破了政治化、一体化“革命歌曲”的独尊局面。这也为此后流行歌曲风行大陆提供了一条为官方所允许的路径。
音乐社会学理论认为:音乐流行的社会心理是一个社会心理定势环节。所谓社会心理定势，就是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倾向，一种即将实现某项社会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一种“需求”、一种“愿望”、“期待”和“所追求的目标”。有的心理学家认为，流行的实现，应当给予参加流行的人一种外来刺激，而这种刺激，必须迎合人们心理的潜在需要(定势)。[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频繁而冗长的政治革命运动，十年文革的全面的文化专制和疯狂的政治迫害，汹涌澎湃的革命战车碾碎了一切，既摧毁了传统文化，也摧毁了街头坊间的流行文化，民众的心灵空间被一种刚硬、沉重、完全没有生气的精神巨兽所盘踞。它君临一切，全面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思维、话语乃至呼吸!从政治信仰和理想道德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强求统一，都不断地使社会价值选择绝对化、极端化，人们不仅由于没有经济实力而无法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由于政治上“极左”的束缚而不敢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社会上只允许“歌颂型”和“声讨型”的音乐类型存在，音调都是异常强硬，歌曲的功能进一步简化，几乎成了毛语录、党报社论、大批判文章的同类项和扬声器，字字铿锵，有如一把在“阶级敌人”的血泊中淬过火的钢刀，更似红色义和拳的香坛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灵验”咒语。
但是人们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是不可能被永远压抑的，当中国的政治环境稍有变动，大气候稍有宽松的时候，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生活欲望便迸发出来。极权政治的解冻，海外邓丽君等歌曲的传入以及内地流行歌曲的崛起，让人们顷刻间便找到了情感的共鸣，仿佛开起了另一种投入全新生活的情感。邓丽君歌曲的流行，充分说明了在那个经历过极权主义年代、饱受政治压抑的人们，充分需要一种抒情、甜美的声音来抚慰疲惫和麻木的心灵，人们渴望在这样的音乐中，找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来重新编排自己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生。可以这样说，邓丽君歌曲的流行，使蕴藏在民众心理中的种种社会情绪得到了伸张和宣泄。

港台歌曲开始在中国大陆逐步传播开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其中以邓丽君的歌曲影响最大，她的歌声也正是在十亿人民茫然而且“失声”之际，如甘霖般洒落这片“文化沙漠”，让人耳目一新。她的歌曲让听惯了“革命政治抒情歌曲”的人们豁然开朗间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她的歌声自然如水，仿佛是面对着每一个人，使人们感觉到了无限的亲切和自然。可以这样来形容：“邓丽君是一座桥，沟通和启发了大陆一代青年人的情感和耳朵，以至于其配器成为日后大陆不少歌曲作者创作的有声教材，她的声音则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歌星。[13]邓丽君歌曲在中国政治解冻并逐渐走向改革开放的变革时刻，犹如一支茉莉花，其香气飘向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邓丽君用柔美的嗓音、纯真的演绎，轻轻叩响了人们紧闭的心扉，让人们惊诧于人世间竟有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在百度网站上有一个叫武刚的网友，他于2003年11月25日在《世纪的怀念—献给邓丽君》一文中，[14]对邓丽君作过如此的评价：

我们幸运地与你相逢于
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
悲痛的别离在新世纪的前夕
当人类喜迎新千年的钟声敲响
又怎能不回顾过往的百年精英
而你更是为华夏灿烂的文化
涂上了自己独特而深情的色彩

你是中国走向开放变革的时刻
飘来的一缕清新甜美的茉莉花香
是文化沙漠和精神沙漠
一条清澈的小河，一片希望的绿色
你用柔美的嗓音、纯真的演绎
轻轻叩响了人们紧闭的心扉
惊诧于人间还有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

当你化作天边瑰丽的彩霞
当你成为我们月夜深沉的思念
还有什么比你的小城故事更加美丽
还有什么比我们独上西楼更加冷凄
桃花开了又谢我们只能沉湎于
青色的回忆轻唱一曲
再见，我的爱人!
我们活着
你就活着
即使我们不在人世了
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也会永远记着你爱的笑颜
将你水晶般的人品与歌声
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二节 文化传播媒介“盒式录音机”与“磁带音乐”

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20世纪70、80年代的广泛流行，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和民众心理诉求相契合以及其本身的审美质素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文化传播媒介对于其流行所起的巨大作用。香港学者毕小舟在他的《从毕塞到交流的中国大陆乐坛—1979年国内乐坛的一个剖面》一文中，对港台歌曲的流行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重获生机，进而席卷各地，实在是很短时日内的事情，它始自1978年底政府宣布收音机与录音机被允许放宽自港澳带返国内之时，港澳、台湾等的流行曲，便通过卡式录音带、收音机、经由回乡探亲的港澳侨胞带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随着收音机在国内日渐普遍，电视日渐增多，邻近港澳的广东各县，更能直接收听香港电视和电台的节目，无怪广州青年对香港的电视剧主题曲和电台流行歌均能琅琅上口”。[16]这反映了物质性因素是思想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些物质性因素的存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决定的。

1978年党中央发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总体纲领。由此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唱片业得到迅速地发展，录音机也逐渐普及。唱片事业的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1979年和1981年，国家先后建立了宁波唱片厂和南通中华唱片厂，1980年第一批立体声大密纹唱片投产，1982年立体声薄膜唱片又试制成功，同年11月，中国唱片公司成立，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组建了上海、广州、成都、北京四个分公司。录音制品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979年l月，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用现代化设备录制、出版盒式带的公司，从此开始了快速生产盒式带的历史。由于盒式带制作简便，使用方便，深受广一大民众的欢迎，随之兴起全国规模的生产盒式带热潮的到来。1983年以前，中国大陆的音像产业基本上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和太平洋影音公司所独占，但1983年以后，大批音像业相继成立，流行音乐的商业化机制逐渐形成。音像业的产生和发展促成了一个集组织创作、商业包装、出版发行等营销网络的形成。1989年6月4日《中国文化报))上一份关于流行音乐的调查报告有这样的数据:在音乐欣赏方式上，59.80%的人通过磁带来欣赏音乐;在磁带拥有情况上，有流行音乐磁带。邓丽君的磁带对大陆流行歌曲的创作就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繁荣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1982年广播电视部建立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处，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颁布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条例》。在《规定》中指出:“音像制品是有思想内容的视听出版物。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这项出版事业，对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艺繁荣……以及开展国际文化交流，都有重要作用”。在该《规定》指引下，大部分省市等地方机构、部门相继建立了音像出版机构，到1987年底，全国己经建立了176家录音出版单位。出版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出版数量的增长。1982年盒式录音带发行量为600万盒，1983年为1800多万盒，1984年超过了3000万盒，1985年约为5000万盒，1986年为7000万盒。]据音像管理部门统计，1987年全国公开发行的音乐盒带1亿2百万盒左右(不包括地下翻录发行渠道)，这说明在当时拥有流行音乐磁带的人数规模相当庞大。尽管政府出台政策等强有力的干预，所出版的盒式带在前几年题材比较单一，不少是戏曲题材等，但由于群众的喜爱以及出版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大规模地出版发行，像邓丽君此类“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也得到迅速发展。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由此可见，在政治、经济的带动下，科技进步以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普及，进一步加速了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为80年代海外流行歌曲的传播和大陆流行歌曲的发展与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章 天籁之音的倾情演绎，至真至纯的情爱表达──邓丽君歌曲的文本分析

邓丽君作为华语乐坛第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歌手，华人社会里知名度最高的歌手，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相当不容易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成就了她的巨星地位?又是什么原因让大陆人对她一度痴迷?当时流传的一句话“白天听老邓，夜里听小邓”，是对当时流行做好概括。在第一章我们已从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对邓丽君歌曲的流行进行了分析，认为20世纪70、80年代政治上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国人心态出现了改革的兴奋与文革的精神创伤相互交织，这种复杂的心态借助邓丽君流行歌曲找到了疏通和表达的需要。本章拟在此基础上结合邓丽君自身的艺术享赋和艺术追求对邓丽君歌曲作文本层面上的解读。

第一节、天籁之音:天才加勤奋

邓丽君歌曲在华人世界的风靡，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给人一种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强烈印象，听着她的歌声，仿佛感觉到一个温婉、清秀的甜歌$..后出现在你的面前。过去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李小龙的功夫片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今天可以再加上一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邓丽君，这位在“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社会中最具知名度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歌手，也对中国内地的广大民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她逝世十几年后的今天仍然魅力不减。
在邓丽君逝世十几年后，海内外纷纷举办纪念邓丽君的各种活动：上海举办“思君十年—芳华十八邓丽君金曲上海演唱会”，并修建了邓丽君衣冠家纪念碑；香港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舞台剧《感受邓丽君》；台湾出版了她的传记;邓丽君的弟弟在凤凰卫视的怀旧尤其引起邓丽君歌迷的关注;在全亚洲范围内一张题为《天国的情人》的传记开始发行，其中包括邓丽君从未面世的一首歌曲《无奈》；在大陆民众可以到台湾旅游的今天，有不少大陆邓丽君歌迷纷纷表示，一定要去凭吊它位于台北县的安葬地“筠园”……朱小平先生对邓丽君作过这样的评价：没有一位华人歌手像邓丽君那样演唱了那么多的歌曲，“四十华年台瘦生”，五百首脍炙人口的纯美歌曲至今盛唱不衰，不敢说后无来者，但敢说前无古人。
邓丽君歌曲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能如此流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邓丽君那如天籁之音的歌曲特质。下面，我们结合邓丽君自身的艺术历程对邓丽君歌曲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作一个梳理和辨析。

1953年，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军人，而并非艺术之家，但邓丽君从小天生丽质，自幼就有神奇的音乐天赋。从孩提时代起，邓丽君就有表演的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唱唱跳跳的，逐渐对歌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也经常到干妈家里玩，特别喜欢跟着干妈家的收音机上播放着的音乐哼哼唱唱。小丽君还对听过的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从歌谣到戏曲，总是一学就会，稚气而美妙的歌声就如小河流水，娓娓动人，余音袅袅。邓丽君的家人也表示，邓丽君幼年唱歌，不但很快能背歌词，曲调更是听过就不会忘，而且调子准确，词调特别有韵味。以上这些充分反映了邓丽君自小就具有极好的唱歌天赋和对歌曲的诊释能力。她在13岁时以一曲《采红菱》摘取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大赛冠军，引起歌坛瞩目。次年休学，她开始加盟台湾宇宙唱片公司。当年就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唱片，并因此得以正式加入歌坛，开始了她风靡华人世界的歌唱生涯。1969年，邓丽君年仅16岁时通过演唱电视连续剧((晶晶主题歌》，让她的名字留在了广大台湾民众的记忆深处。1979年，在她26岁时就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使其在台湾歌坛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地位。[25]1984年，邓丽君开始横扫日本歌坛，这个当时亚洲流行音乐的集散地，成为不少华人歌手的滑铁卢。而邓丽君凭借他的喉咙使近乎苛刻的日本歌迷被彻底征服: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专辑唱片《偿还》，竟然在日本唱片流行榜上稳稳保留了一年!不仅刷新了日本歌坛的历史纪录，而且至今尚无人超越。1985年，她的一首单曲《爱人》连续三个月蝉联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冠军，可见日本听众对她的歌声是何等的如痴如醉!此后，邓丽君真正风靡了海内外，他频频亮亮港台、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美国等世界各地，也多次参加慈善演出。
邓丽君的成功，还与她对歌唱艺术的追求和后天的努力密不可分。邓丽君的勤奋和努力程度不是常人能够比拟的，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期间，她努力学习日文，揣摩日语歌曲的表达技巧，靠的勤学苦练，不到一年时间她就学会了日文和纯熟的表达技巧。[26]邓丽君用热情和勤奋，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在舞台上用心歌唱，在录音棚中抒写自己对歌唱的热爱。凭借自身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邓丽君终于一步步从台湾的小歌厅走向香港的大舞台、走向日本的养乐多、走向美国的凯撒宫，最终名满世界。有人认为她是第一位以中文歌曲连系全世界华人社会的歌星，她已是穿越时空界限的存在。

在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邓丽君的成功，除了天赋和技艺，其嗓音和外型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她的嗓音，堪称独树一帜，朱小平先生曾经这样来形容邓丽君的嗓音:“她的嗓音如晴空一鹤排云而上，连专家也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之处。她的演唱表情纯真自然，浓妆淡抹皆相宜，唱时尤其中文咬字异常清晰，音色柔和纯美，兼之她所演唱的歌词自然古典，似诗词，又似歌谣，明白易懂、雅俗共赏，低吟浅酌，朗朗上口。歌曲曲调也并不话屈赘牙，极为大众化，易于学唱，极易流行，认为这恰恰成为邓丽君成功的最大秘诀。”邓丽君本身的气质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婉约之美，她清丽活泼的形象和中国传统女性婉约温柔的气质结合在一起。另外，邓丽君主要演绎的是具有中国传统意境的诗词歌曲。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直白的，其歌词浅显易懂，极易大众化，符合华人的欣赏习惯，在演唱时都浅斟低吟、七分甜带着三分泪，“抒女性之情，解男性之闷”，俘虏了无数人的心。古典的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直白的如“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这些都使得邓丽君歌曲极易在华人世界中产生共鸣并受到欣赏，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华语世界一个无与伦比的巅峰。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邓丽君流行歌曲20世纪在中国大陆的流行，其流行原因与其在香港、台湾及海外其它地区的流行是不同的。尽管一种流行音乐在全球规模的流行，肯定存在着共通的原因。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语境的差异，每个地域的流行主导原因往往差异很大。此处主要对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特定年代的流行原因及症候进行分析。
由于上个世纪中国大陆那一段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专制，无论是在路径还是在土壤上，通俗流行音乐都失去了生长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所以，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己经基本上听不到流行歌曲，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仅仅是颂神歌曲、革命程式化歌曲，这种特殊的文革体制压抑了人们普通的情感诉求。而通俗流行歌曲恰恰最能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等世俗生活诉求。

文革结束后的党的政策的调整，使普通民众有了一定的空间自由度，这种由文革伤痕和改革兴奋交织而形成的复杂心态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心理需求，驱使人们追求邓丽君式的通俗流行歌曲。邓丽君歌曲往往表现的是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酸甜悲苦，是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情感。这几乎没有任何的宗教与政治色彩，而侧重普通人对日常生活幸福的向往、诉求，属于平常人的平常心，一般不表达高昂的斗志以及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激情。此种类型的歌曲让听惯了“革命抒情歌曲”的人们豁然间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温暖。由于邓丽君的歌曲自然如水，仿佛是面对着每一个人，使人感觉到无限的亲切和自然。可以这样，它的歌曲是一座桥，沟通和启发了大陆一代青年人的情感和耳朵，是“文化沙漠”和“精神沙漠”里的一条清澈的小河，一片希望的绿色。邓丽君歌曲的歌词本身就如一首诗、一幅画，朦胧的月亮、村边的树林、家乡的面影、故人的信笺、情爱的徘徊、鸿雁的来去这些朴素而亲切，历久而常新的意象，对长久生活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人们已经逐渐陌生，一旦听到这如诗如画般的意境的歌曲，就如同久旱逢甘雨，找回到了久违的记忆，一旦拾回，就如同重新读解和编排自己的人生。
以改革开放为契机，邓丽君的歌声如涓涓流水注入了早已干涸以久的文化生活。她的歌声去唤醒了那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敢于打破常规，追求斑斓多彩新生活的梦想；人们禁锢多年的情感得以舒展，并在邓丽君的歌声里找到了寄托。

第二节 艺术特质：娴雅、恬静、自然、真挚

前文我们己提到，邓丽君主要演绎的是具有中国传统意境的诗词歌曲，这是邓丽君歌曲能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本节将从邓丽君歌曲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其与中国传统民歌小调的关系这一角度对邓丽君歌曲及其演绎的艺术特质再作一个比较细致的探究，并分析邓丽君歌曲背后的作词者、谱曲者在邓丽君歌曲流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下面，我们先选取邓丽君几首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来具体分析其歌词、歌曲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风格和意境的特殊韵味。邓丽君有一首歌颂爱情的经典名曲《甜蜜蜜》，这首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歌曲成功流行的奥秘在哪里呢?让我们先从它的歌词看起。这首歌的歌词是：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在梦里
梦里梦里见过你
甜蜜笑得多么甜蜜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在梦里……[31]
前四句，二十三个字，两个叠句占去了十六个字，是否感到很美、很容易记?让人过目不忘，唱起来醇香扑鼻，这首歌颂爱情甜蜜的歌曲，表现出了中国人的温柔、和谐的氛围，格调清新、甜美，歌曲以舒缓的节奏，抚慰了多少期待生活和爱情美好的心灵，融化了所有的刻板与教条。这首歌曲格调明快，韵律和谐、甜美，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笑容的甜、梦里的甜，再加上春天的春风、春天的花儿开放的烘托，让人感觉不仅爱情是那么的甜，一切都是甜美的，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充满希望的。这首歌曲充满甜蜜的忧伤，执着的惆怅的美妙意境，不知道刻在了多少听歌人的心头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让长期生活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民众，看到了希望的绿色，以前从来不敢公开谈“情”说“爱”，谈“爱”色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偷听这首情歌，让他们惊诧于世间竟还有这样的唱腔，原来歌曲还能这般缠绵。爱情是多么的甜蜜和美好，从而发出让我们听着优美的爱情歌曲，尽情地享受爱情甜蜜的乐趣的慨叹！

而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台湾知名艺术家庄奴先生，几十年来，他创作了3000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别人都称他为词坛泰斗。他为邓丽君创作了不少名曲，除了《甜蜜蜜))外，还有《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原乡人》、《踏浪》等等。特别需要提及的还有《原乡情浓》，庄奴作词，汤尼谱曲。一看歌词，就明显地可以看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南方民歌情调：

山上哪有路，路难行咧，弯弯哪曲曲，一层又一层咧。
小哥要去看小妹咧，不怕山高路不平咧。
山上哪石头大又硬咧，歪歪哪倒倒一层又一层咧。
小哥不怕硬石头咧，只怕小妹心肠硬咧。
路边哪椰树高又高咧，风吹哪椰树一摇又一摇咧。
小妹爱哥身体壮咧，哥爱小妹身苗条咧。
香蕉哪树上结香蕉咧，树上哪香蕉一条又一条咧。
哥和小妹一条心咧，小妹和哥心一条咧。

这首歌曲典型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民歌、民谣的俏皮、活泼、生动的特点，具有生动朴素的地域风味及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和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有源源不断的血缘联系。诸如此类的以民歌类型的歌曲在邓丽君早年的演唱中占有绝大部分。这些歌曲不讲求宏大的高深的思想，但很重视意境、情味。歌词比较甜美浪漫，曲调幻梦迷人，兼之怀旧、凄美、伤感、落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乡、怀旧、落寞等伤感的文化主题。邓丽君对这些以传统民歌为体裁类型的作品的倾情演绎，使听众仿佛重新找回失去已久的文化之“根”。此时的大陆人民不论地处南北，都己经被文革的大功率、强分贝的高音喇叭折磨得身心俱疲。挥手告别了“高亢”的革命歌曲，在剔除了一切政治符号的旋律对众人的耳膜的狂风乱炸之后，在归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邓丽君演绎的民歌、小调中，找到了自己失落已久的传统一记忆。从邓丽君流行歌曲的内部结构来看，其作品无论是在平面层上还是在立体层上，都具备了歌曲流行所需要的质素。从平面层面上看，邓丽君歌曲大多是篇幅短小的作品，运用音乐要素较为简单，内容也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关注点也较多属于爱情、理想、思乡、友谊等。歌词通俗易懂，具有很强口语化的特点，让是感觉到亲切、自然，旋律也易唱、易记，娱乐性较强。在演唱中也加入了伴奏，如电声乐器、或其他特殊音色，能够很好地烘托出旋律的优美。音乐作品又有一个纵向垂直的结构，即立体层次。它包含着作品的“声”、“情”、“意境”等。从立体层面上来说，邓丽君歌曲非常注重声、情、意方面的相互取舍、相互作用。邓丽君演唱倾情投入，声情并茂，具有中国古典优美的意境。

邓丽君有不少歌曲重新承接了中国传统民歌小调的风格。她绝大部分的词曲小令，都直接来自民间的俗语埋曲，多为脱口而出的即兴之作，歌颂的是对生命的欲望和渴求，感悟的是奔来眼底的意象，那是人生中最堪回味留恋的瞬间印象。特别要提及的是，邓丽君的专辑《淡淡幽情》直接以唐宋词入流行音乐，直接将其转化为“当代流行歌词”。这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精神的歌曲，浓艳而不失自然；婉约而不堕晦涩；轻柔而不失气格。又如，经香港歌迷投票评选出来的她那最受欢迎的八大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再见我的爱人》、《小城故事》、《在水一方》、《漫步人生路》、《海韵》、《忘记他》。这几首歌曲简单地说来是表现爱情生活主题的，演唱的多表达凄婉的爱情。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君子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精神内涵在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表达成功的爱情，其歌曲格调优美、催人奋进，甜蜜跳跃的音符表达了人们对甜蜜、美好、健康向上的爱情生活向往和身陷其中的美妙享受;表达失败的爱情，歌曲歌词依然平静而哀伤，涓涓细流般的让人从爱情痛苦中得到感情的抚慰。从这些演唱的歌曲来看，歌曲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中纷纷扬扬的瞬间意象纷至沓来，也是中国式的：竹喧贵洗女，莲动下渔舟；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少小离家老大回；还君明珠双泪垂那大抵是万古长青的情感，这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
从邓丽君甜美而温馨的歌声里，可以感性而深切地体会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那种含蓄和典雅。她的歌声始终把握着中华民族的某种美学原则，不论是甜美的歌，凄婉的歌，还是热情奔放的歌，都能在流行话语的世界范围内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和共鸣。作为流行音乐歌手，邓丽君的歌唱风格，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及人文情怀。听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总会有余音绕梁之感，她的歌声留给听众的很多是回味和联想。环球唱片评价说:“在华语歌坛，邓丽君是最有代表性的，她以甜美柔情的声线，唱出首首委婉动人的乐曲，以小调式中国旋律，令每一个人心灵悸动。邓丽君是最能代表中国人社会的女歌手，她的多首经典乐曲如《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等都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作品，邓丽君把中国的音乐带至世界各个地方，令音乐更加打破国界的限制，自由平等地送入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邓丽君那些以柔、软、甜为特点的歌曲配上舒缓、轻柔的演唱在当时起到消解主流政治化、极权化政治革命歌曲的作用，迎合了大众长久被压抑的对于柔弱、香艳的审美渴求。大众因爱情受现实政治的压制而产生的匾乏心理和欲求心理，在邓丽君歌曲的倾情表达中也得到了一些满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邓丽君在演唱中能把歌曲中真挚、朴素的情感自然地表达出来。

对于这当中的奥妙，朱一弓先生深有感触，他说:“原来的歌曲只要求正面就行了，到了邓丽君，作品指向内心，指向自己的性别，她更要突出女性的柔美，她恰恰是继承了民歌魅的一面。邓丽君之所以从那边一路杀向全国，我认为是她的民歌基础，民歌作为一个民族里面最通俗的、最普遍的音乐语一言，是永远不会衰落的。其实后来我们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这个有关。为什么我们号称文化资源最悠久最丰富，却在国际上没有一个成熟的作品?”
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邓丽君歌曲的流行也暗合了当时由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20世纪70、80年代的广泛流行和同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分别是在社会两个层面(大众文化层和精英文化层)上展开。如果说在知识界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运动以及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当时起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作用，那么邓丽君流行歌曲在底层民众的广泛传唱和流行，足以证明其同样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两者同时对文革时代的反人性、对人的极度的文化专制的反拨和批判，呼喊人性的回归与思想文化的解放。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流露出对于人性美、人情美的歌颂和赞美，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人”的主题上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不期然的相通和暗合，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涨的年代，尽管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远没有现在富裕，但那时人的精神、追求和参与政治生活是令人神往的。刚刚告别了一个没有人性的黑暗的充满暴力革命话语的文革岁月，人们迎接了一个复苏和充满真情和信心的岁月，那时一切都是常新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都在为了美好的未来憧憬而奋斗。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充满自信和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不像现在的人们沉浸在消费主义神话斑斓的肥皂泡中既犬儒又政治冷漠，没有真情的土壤，没有信心的绝望。在当下流行歌坛，有相当规模的流行歌曲除了担当所谓的后现代的狂躁、滥情以及矫揉造作外，当代流行歌坛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没有什么所谓的经典，一切都被大话化了，一切都被娱乐化了。在当下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歌坛，流行歌手的短命也就不足为怪。我想说的是，没有真情诞生的坏境，没有真情刻骨铭心的倾情演唱，没有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经典的、不可能长久流传和供后人记忆的。邓丽君深情而温馨的艺术歌曲，任流行风雨如何变幻，依然能更流行的更长久，因为人人都渴望温柔与真情。这是人性使然。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对她有很高的评价，来自南京的Jrnjr指出:“邓丽君给我们的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