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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治下的知识传承
能书写出《史记》《汉书》这样的鸿篇巨著，执笔的史官自然是知识渊博、受过良好教育的士人。司马迁和班固都出身于颇有名望的家族，家风尚儒好学。在政治局势较为稳定的汉帝国治下，这类书香门第能进行有效的家族式知识与传承。
司马氏有着“世典周史”的光荣家族史，可见司马家族在先秦时期就拥有深厚的文化传承。再放近些看，从司马错、司马卬之后司马氏基本生存于秦汉的官僚体系中，家族处于社会的中上层，有能力为子弟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相对优渥的家庭环境让司马迁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十岁则诵古文”。
班家在西汉时期崛起于北方的雁门郡，随后又出现一批学者和官僚，更是在成帝朝迈入皇亲国戚的行列，班伯等人因此得到过汉成帝的宠信，直接参与过汉帝国的高层决策。班固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学者，家学熏陶之下，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前往太学深造，颇有所成。
此外，在汉帝国建立以后，社会趋于安定，文教事业得以复苏。尤其是挟书律废除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多思想流派积极活动，学术教育蓬勃发展，司马谈即“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则受业于名儒董仲舒等人。自武帝起，大兴儒学，尤其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太学汇聚了最优质的教育文化资源；光武中兴之后，东汉政府也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太学和各郡国学上投入不少。班固在太学时，就充分利用其资源广泛学习各种学说，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同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这对日后《汉书》的创作无疑有很重要的影响。

二、帝国上层的史官
《史记》和《汉书》都是囊括长历史时段、覆盖多个领域的史书，所需要的材料浩如烟海，除了作者本人的实地探访、家中藏书以外，国家所藏的各类典籍与机密档案也必不可少。此外，这两本史书都以纪传体为体例，主要记录国家上层政治人物的活动，这并非普通人可以日常接触之事。因而，“史官”这一政治身份对于司马迁和班固来说意义重大。只有加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才能拥有利用国家资源为史书写作服务的权力，同时对帝国的政治决策、权力运行、典章制度和重要人物有直观深入的了解。
司马迁主要活动于汉武帝统治时期，而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在汉武帝初期出仕的。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郎中为皇帝的侍从官，专为备皇帝咨询或差遣用。汉武帝在平定西南夷后派司马迁前往新攻占的巴、蜀之南筹建武都、牂牁等新郡，安抚西南地区。这次任务使司马迁直接参与了汉帝国的行政工作，并且获取了关于西南夷地的一手情报。此后司马迁接任太史令，系统地编著《史记》一书。
不同于司马父子，班彪、班固父子并非始终依靠官方资源修史。班彪的前半生主要处于两汉交替的混乱期，因而并未出仕；而后来因举荐、征辟断断地在东汉朝廷任官，这时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府的核心资料。班固在父亲去世后并未得到官职，只好返回扶风老家，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里丰富的藏书编写《汉书》，但尔后被举报私自编修国史，差致死罪。后来汉明帝核实情况，认可了班固的才华和努力，“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可见班固在皇帝诏令下明确地拥有了调阅国家藏机密书籍的权力，并与其它官员一起将修史作为一项国家工程进行。
而在国家力量支持下编纂的“国史”，必然会受到统治阶层思想影响。置身于汉帝国的权力、政策、意识形态等错综复杂的影响网之下，司马迁和班固的作品将无可避免的印上一些并非由他们个人本意衍生的东西。

三、大一统帝国影响下的历史记录
《史记》《汉书》作为在帝国时期编写的史书，采用了纪传体体例，着重地将制度、法律、经济、外交等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单独成卷，表现出中国封建国家行为的一些特点。
如在帝国的经济领域，取《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叙传》对“货殖”的记叙进行对照：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幷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上为《史记》条。下为《汉书》条。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和班固在创作《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货殖传》时的出发角度，即商业活动要服从于帝国体制下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即道德）。司马迁在表述上未表露反对和压制商业的观点，只是强调了“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的前提条件；而班固直接在后面指出商业逾越界限“泛滥发展”的危害，这无疑受到中国封建王朝“重本抑末”的国家理念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帝国统治者对商业的理想化界定就是农业的辅助产业，商业的“过度”发展则会直接影响国家在农业生产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对经济整体的强控制，因而要对商业活动设下制度、道德等方面的界限。从更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对内追求稳定特性的表现。自然而然地，这个特性在记录帝国历史的史书上留下了痕迹。
汉帝国与周边的多个民族政权有过直接冲突。在帝国的强盛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常事。随着帝国力量的对外投射，记录这段历史的史家也自然会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待敌人或者藩属们。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爲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闽越、东瓯。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述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六十五。
司马迁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西南诸国臣服西汉的过程，但是“略通”一词尽显汉帝国军事实力对西南夷的碾压性优势；而班固强调了汉帝国的“师出有名”。
中原王朝对外扩张的冲突对象多为国家实力与文明程度不及自己的民族政权，这使得帝国的扩张行为具备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对称性，即中原王朝是兴“王师”讨“蛮夷”，顺应天道。对于以儒家学说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汉帝国来说，这是将谋求实际利益与遵从道德准则完美结合的路径。作为汉帝国强盛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司马迁和班固自然会按照这个路径来记录这一段历史。

四、结语
《史记》和《汉书》作为诞生于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早期的两部重要史书，我们十分有必要将它们以及它们的作者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看。通过《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在书写历史时自身所有的丰富情感与杰出思想，看到他们为著述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而倾注的毕生精力与才华。然而，在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了清晰的了解之后，再去品味他们的语言文字，往往能找到他们主观意愿上没有强烈表现、但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东西，如强盛的国家怎样为创作者个人提供条件、大一统帝国统治思想在每个具体历史事件上的隐晦表现等等。如此看来，司马迁和班固毫无疑问是属于帝国时代的史家，汉帝国这一政治实体在社会上的举措以及这些举措中所蕴含的思想构成了他们书写的历史，从而在他们的史书上留下了无法掩盖的时代痕迹。

参阅文献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清]孙星衍 等 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78.

另，有关太史令具体职能之略考：
关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具体职务，历代学者有争论“太史公”与“太史令”之说。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一条，应主要掌管天文律历，《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第974页至第976页也记载司马迁以太史令这一职位参与汉历修订。又按裴骃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条后之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查清代孙星衍辑之《汉官六种》中东汉任宏撰《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亦同，则“太史公”为主管行政文书一高级官职；然而又查“太史令”，有“太史令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条，则似“太史公”与“太史令”为不同官职也。单纯从官员身份与修史事业的联系考虑，又据《史记》诸篇目之记载宏大、翔实，司马氏父子有参阅政府档案之权利应为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