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BR】史浩与宋金和战——以德顺之败和隆兴北伐为中心
一、史浩与德顺之败
研究史浩与德顺之败关系之前，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宋金形势和德顺之战的情况。
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完颜亮陆路分三路南侵。东路由他亲自率领，并于十一月顺利抵达长江北岸，但在第一次渡江时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渡江失败，后他又强令军队于扬州渡江，最后其部下发动军变，将完颜亮杀死，随后金军北归。中路金军虽一路南下，有所斩获，但遇到宋军英勇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在西路，金军遭遇困难最大，宋军在经过短暂的防守后，在吴璘的指挥下奋起反击，收复包括德顺城在内的大片失地。这就是绍兴三十一年底前双方的军事形势，从整体上看，宋方处于优势。
随着战争的演进，川陕战场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而德顺的归属决定了双方西路战场形势，所以宋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德顺。宋虞允文说：“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①而金军也看到了这一点，“敌以璘精兵皆在德顺，力攻之”②。德顺已成为两军争夺的焦点。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金军对德顺外围的张义堡展开进攻，八月战斗正式打响，到九月底，双方不分胜负。是年十二月，刚即位半年的孝宗听从参知政事史浩的建议要吴璘撤出德顺城，吴璘无奈，被迫撤军，在撤退途中，遭到金军追击，损失惨重，最终德顺之战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
以上就是宋金的战场形势和德顺之战的简要经过。那么，怎样理解史浩要宋军撤退的问题呢？
从当时宋金形势看，双方已经开战，并且宋军并不处于劣势，这时撤退，不仅意味着放弃战略要地德顺，而且很可能被敌人追击。所以，史浩的撤军主张是错误的，他对此役失利负有重要责任。然而，据此说史浩是阴谋阻挠北伐大计云云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还未搞清史浩为何主张撤军，是真的害怕金军、一心苟安，还是另有隐情？只有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才能给史浩的错误定性，才能就此事给予他恰当的评价。
如上所述，许多人认为史浩是阴谋阻挠恢复大计、不思进取的求和分子，他们的理由是史浩撤军的主张，而所依据的史料一般是《宋史》等。如《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载：
朝臣有言西事者，谓官军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且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官军退守蜀口……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欲尽弃陕西，台谏袁季、任古附和其说。
然而，这里有许多问题。首先，我们有许多当时或稍后保存下来的史料，所以相对来说《宋史》是二手资料，我们应用前者而舍后者；第二，《宋史》对此事记述过于粗略，缺乏细节，难以让人做出足够合理的推断，而历史往往由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决定，加之《宋史》错谬之处甚多，历来为人所诟病。因此，仅依据简略的《宋史》下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下面，笔者依据更原始的史料来分析史浩与顺德之败的关系及其应负之责任。
当时，史浩主张撤军，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并让史浩代草了一份诏令，该诏令可代表史浩本意，我们可以据此分析出他主张撤军的原因，现照录于下：
赐四川宣抚使吴璘回师秦陇诏
朕比览卿奏，念卿忠劳，此心未尝一日不西向，而卿子挺又能坚守德顺，备殚忠力，世济其美，传之方册，可企古人。今若并力德顺，敌或遁去，进前所得不过熙、原，恐将卒疲毙于偏方，无益恢复。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卿更审处也。卿所带忠义兵却须守挈老小，于秦州以里措置屋宇屯之，必得其用。比王彦之去，闻极迟迟，此深可罪，亦有曲折，拱知其详。卿且包含用之，方时艰难，人材不易得，卿当使过以责其后效。传不云乎：“师克在和”，此之谓也。边地多寒，卿宜益加保护，副朕注想。③
史浩在诏令中认为吴璘军“若并力德顺，敌或遁去，进前所得不过熙、原，恐将士疲毙于偏方，无益恢复”。在史浩看来，宋军与金鏖战于德顺，失败了后果很严重，即使取胜也不过得到熙、原，“无益恢复”。所以他认为在这里与金作战是不对的，因此要吴璘撤军，并“留意凤翔、长安”，也就是说史浩打算在宋军撤退后，伺机攻取陕西重镇凤翔、长安，以期取得更大的战果。
当然，仅凭这一件诏令还不足以说明史浩这种以退为进的意图，但楼钥《攻愧集》卷九十三的《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印证了上述诏令的内容和我们的分析。碑文记载：
吴璘以兵取德顺，捷至，方议行赏，公奏，诸葛亮出师必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得之，则可窥长安。髙祖出汉中，正此道也。姜维舍此而多出陇西狄道，临洮得之无益。今乃蹈维覆辙，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谕其归。登命公即选德殿庐作诏，令撤戍班师，专保蜀口，以俟大举。④
这条史料的作者楼钥（1137—1213），南宋士人、文学家。楼钥作为当时人，对时事比较了解，其记载应该是可信的。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史浩认为宋军应像诸葛亮北伐一样，出师“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这样，“得之，则可窥长安”，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走此道而得天下的。而现在宋军与金军鏖战于德顺，是重蹈三国时姜维北伐中原而无功的覆辙。所以，他令吴璘“撤戍班师，专保蜀口，以俟大举”。楼钥的记载与诏令的内容完全一致，都明确地说明了史浩主张撤军的原因。
将这两条史料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看到，这两条史料都不约而同地说明史浩的以退为进的撤军意图，那种认为史浩撤军是力主和议、蓄意阻挠北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上述史浩亲自起草的诏令和当时人楼钥撰写的碑文还不能完全证明史浩主张撤军的原因是以退为进、伺机进取的话，那么，淳熙十一年（1184），史浩在《跋御笔奖谕诏》中对他在德顺之战中主张撤军的原因再次进行了表白：
西师守德顺，臣则曰：“昔诸葛亮常攻今凤翔之地，以进则得长安，而天下可图也。姜维代之，乃西取陇右，每取一郡，则分兵以守。关隘无备，邓艾得以亡蜀。若取德顺，虽至熙、原，敌境固无甚损。倘分兵以守，一有窥测，则西蜀骚然，不可不虑。”⑤
史浩在此诏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攻下了德顺甚至是熙、原，于“敌境”“无甚损”，而我们若要守住攻下来的大片土地，就必须“分兵以守”，但这样的话，因为我军兵力分散，所以敌人“一有窥测”则可能“西蜀骚然”，有“亡蜀”的危险，因而在德顺与敌作战是错误的，而他的意图是像诸葛亮一样“攻今凤翔之地，以进则得长安”，只有这样才“天下可图也”。该诏与前揭诏令中的“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和楼钥所撰碑文中的“公奏诸葛亮出师必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得之，则可窥长安”完全一致，都毫无疑义地指出史浩主张撤军的原因是以退为进，伺机进取。
有了上述三条较原始的史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浩的撤军原因并不是像一般人说的那样苟且偷安、一味求和，而是企图走其他的路线以使北伐取得更大的成果。只不过他不懂军事，简单比附历史情况，机械模仿古人，从而帮助孝宗做出了错误决策。他的这个失误是不能回避的，所负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但他的错误是在北伐的立场上所犯的军事错误，而不是站在求和的立场上阻挠北伐而犯的政治错误。这才是他所犯错误的性质，这才是对他在此事上的公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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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95、11538页。
③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6《赐四川宣抚使吴璘回师秦陇诏》，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④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⑤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36《跋御笔奖谕诏》，《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研究史浩与德顺之败关系之前，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宋金形势和德顺之战的情况。
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完颜亮陆路分三路南侵。东路由他亲自率领，并于十一月顺利抵达长江北岸，但在第一次渡江时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渡江失败，后他又强令军队于扬州渡江，最后其部下发动军变，将完颜亮杀死，随后金军北归。中路金军虽一路南下，有所斩获，但遇到宋军英勇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在西路，金军遭遇困难最大，宋军在经过短暂的防守后，在吴璘的指挥下奋起反击，收复包括德顺城在内的大片失地。这就是绍兴三十一年底前双方的军事形势，从整体上看，宋方处于优势。
随着战争的演进，川陕战场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而德顺的归属决定了双方西路战场形势，所以宋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德顺。宋虞允文说：“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①而金军也看到了这一点，“敌以璘精兵皆在德顺，力攻之”②。德顺已成为两军争夺的焦点。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金军对德顺外围的张义堡展开进攻，八月战斗正式打响，到九月底，双方不分胜负。是年十二月，刚即位半年的孝宗听从参知政事史浩的建议要吴璘撤出德顺城，吴璘无奈，被迫撤军，在撤退途中，遭到金军追击，损失惨重，最终德顺之战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
以上就是宋金的战场形势和德顺之战的简要经过。那么，怎样理解史浩要宋军撤退的问题呢？
从当时宋金形势看，双方已经开战，并且宋军并不处于劣势，这时撤退，不仅意味着放弃战略要地德顺，而且很可能被敌人追击。所以，史浩的撤军主张是错误的，他对此役失利负有重要责任。然而，据此说史浩是阴谋阻挠北伐大计云云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还未搞清史浩为何主张撤军，是真的害怕金军、一心苟安，还是另有隐情？只有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才能给史浩的错误定性，才能就此事给予他恰当的评价。
如上所述，许多人认为史浩是阴谋阻挠恢复大计、不思进取的求和分子，他们的理由是史浩撤军的主张，而所依据的史料一般是《宋史》等。如《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载：
朝臣有言西事者，谓官军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且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官军退守蜀口……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欲尽弃陕西，台谏袁季、任古附和其说。
然而，这里有许多问题。首先，我们有许多当时或稍后保存下来的史料，所以相对来说《宋史》是二手资料，我们应用前者而舍后者；第二，《宋史》对此事记述过于粗略，缺乏细节，难以让人做出足够合理的推断，而历史往往由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决定，加之《宋史》错谬之处甚多，历来为人所诟病。因此，仅依据简略的《宋史》下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下面，笔者依据更原始的史料来分析史浩与顺德之败的关系及其应负之责任。
当时，史浩主张撤军，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并让史浩代草了一份诏令，该诏令可代表史浩本意，我们可以据此分析出他主张撤军的原因，现照录于下：
赐四川宣抚使吴璘回师秦陇诏
朕比览卿奏，念卿忠劳，此心未尝一日不西向，而卿子挺又能坚守德顺，备殚忠力，世济其美，传之方册，可企古人。今若并力德顺，敌或遁去，进前所得不过熙、原，恐将卒疲毙于偏方，无益恢复。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卿更审处也。卿所带忠义兵却须守挈老小，于秦州以里措置屋宇屯之，必得其用。比王彦之去，闻极迟迟，此深可罪，亦有曲折，拱知其详。卿且包含用之，方时艰难，人材不易得，卿当使过以责其后效。传不云乎：“师克在和”，此之谓也。边地多寒，卿宜益加保护，副朕注想。③
史浩在诏令中认为吴璘军“若并力德顺，敌或遁去，进前所得不过熙、原，恐将士疲毙于偏方，无益恢复”。在史浩看来，宋军与金鏖战于德顺，失败了后果很严重，即使取胜也不过得到熙、原，“无益恢复”。所以他认为在这里与金作战是不对的，因此要吴璘撤军，并“留意凤翔、长安”，也就是说史浩打算在宋军撤退后，伺机攻取陕西重镇凤翔、长安，以期取得更大的战果。
当然，仅凭这一件诏令还不足以说明史浩这种以退为进的意图，但楼钥《攻愧集》卷九十三的《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印证了上述诏令的内容和我们的分析。碑文记载：
吴璘以兵取德顺，捷至，方议行赏，公奏，诸葛亮出师必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得之，则可窥长安。髙祖出汉中，正此道也。姜维舍此而多出陇西狄道，临洮得之无益。今乃蹈维覆辙，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谕其归。登命公即选德殿庐作诏，令撤戍班师，专保蜀口，以俟大举。④
这条史料的作者楼钥（1137—1213），南宋士人、文学家。楼钥作为当时人，对时事比较了解，其记载应该是可信的。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史浩认为宋军应像诸葛亮北伐一样，出师“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这样，“得之，则可窥长安”，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走此道而得天下的。而现在宋军与金军鏖战于德顺，是重蹈三国时姜维北伐中原而无功的覆辙。所以，他令吴璘“撤戍班师，专保蜀口，以俟大举”。楼钥的记载与诏令的内容完全一致，都明确地说明了史浩主张撤军的原因。
将这两条史料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看到，这两条史料都不约而同地说明史浩的以退为进的撤军意图，那种认为史浩撤军是力主和议、蓄意阻挠北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上述史浩亲自起草的诏令和当时人楼钥撰写的碑文还不能完全证明史浩主张撤军的原因是以退为进、伺机进取的话，那么，淳熙十一年（1184），史浩在《跋御笔奖谕诏》中对他在德顺之战中主张撤军的原因再次进行了表白：
西师守德顺，臣则曰：“昔诸葛亮常攻今凤翔之地，以进则得长安，而天下可图也。姜维代之，乃西取陇右，每取一郡，则分兵以守。关隘无备，邓艾得以亡蜀。若取德顺，虽至熙、原，敌境固无甚损。倘分兵以守，一有窥测，则西蜀骚然，不可不虑。”⑤
史浩在此诏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攻下了德顺甚至是熙、原，于“敌境”“无甚损”，而我们若要守住攻下来的大片土地，就必须“分兵以守”，但这样的话，因为我军兵力分散，所以敌人“一有窥测”则可能“西蜀骚然”，有“亡蜀”的危险，因而在德顺与敌作战是错误的，而他的意图是像诸葛亮一样“攻今凤翔之地，以进则得长安”，只有这样才“天下可图也”。该诏与前揭诏令中的“以朕料之，若回师秦陇，留意凤翔、长安，乃为大计”和楼钥所撰碑文中的“公奏诸葛亮出师必攻陈仓及郿，即今之凤翔，得之，则可窥长安”完全一致，都毫无疑义地指出史浩主张撤军的原因是以退为进，伺机进取。
有了上述三条较原始的史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浩的撤军原因并不是像一般人说的那样苟且偷安、一味求和，而是企图走其他的路线以使北伐取得更大的成果。只不过他不懂军事，简单比附历史情况，机械模仿古人，从而帮助孝宗做出了错误决策。他的这个失误是不能回避的，所负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但他的错误是在北伐的立场上所犯的军事错误，而不是站在求和的立场上阻挠北伐而犯的政治错误。这才是他所犯错误的性质，这才是对他在此事上的公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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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95、11538页。
③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6《赐四川宣抚使吴璘回师秦陇诏》，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④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⑤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36《跋御笔奖谕诏》，《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二、史浩与隆兴北伐
史浩另一件与宋金和战有关的事是反对隆兴北伐。
孝宗素有恢复之志，即位后便积极准备北伐。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诸军马，具体负责出兵事宜。但史浩认为南宋没有能力进行北伐，反对出兵，而孝宗与张浚等人坚持北伐。为了阻止出兵，史浩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
第一，时机问题。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朝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世宗通过政变即位不久，统治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而到隆兴元年（1163）(，)，金世宗已经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确立了自己统治地位，局势渐趋稳定。宋朝已经失去了北伐的有利时机。史浩认为，起义的平息说明金朝“犹有法制维持”①国内形势，此时北伐不合时宜。
第二，兵将问题。史浩不仅指出了北伐时机上的失误，也指出现在兵力不够，不足以完成北伐的任务。当张浚叫嚷北伐时，史浩给张浚算了一笔账，告之南宋可用作战军队只有六万，想用六万之兵击败金朝，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敌必不以为恐”②。精兵不足，良将亦缺。史浩接着指出，高宗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十五六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乃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③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北伐，结果只能是失败。
第三，财力问题。战争是最消耗财力的，尤其是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北伐战争无疑是这样的战争。史浩认为南宋“今日兵力未壮，民力未苏，财力未足”④，没有财力发动战争。
第四，战术问题。当张浚叫嚷着要一路从川陕进兵、一路从山东进军以夹击金朝，使其左右不能相顾时，史浩又指出了张浚战术上的问题，从而进一步说明张浚的北伐主张是轻率的，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虑与分析。史浩指出，我们两路出兵的计划自以为得意，而“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口以解山东之急耶……盖山东去敌人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⑤。他指出，我一路出川陕，一路进山东，中间江淮、荆口地区成为空当，敌人肯定会出兵这里，从而迫使我军回防，这样北伐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即使我军占领了山东，依然“去敌人万里”，而一旦我军失手两淮，“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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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②罗浚：《宝庆四明志》卷9《史浩传》，《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2006年。
③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未可北伐札子》，《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④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8《论用兵札子》，《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⑤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未可用兵山东札子》，《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史浩另一件与宋金和战有关的事是反对隆兴北伐。
孝宗素有恢复之志，即位后便积极准备北伐。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诸军马，具体负责出兵事宜。但史浩认为南宋没有能力进行北伐，反对出兵，而孝宗与张浚等人坚持北伐。为了阻止出兵，史浩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
第一，时机问题。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朝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世宗通过政变即位不久，统治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而到隆兴元年（1163）(，)，金世宗已经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确立了自己统治地位，局势渐趋稳定。宋朝已经失去了北伐的有利时机。史浩认为，起义的平息说明金朝“犹有法制维持”①国内形势，此时北伐不合时宜。
第二，兵将问题。史浩不仅指出了北伐时机上的失误，也指出现在兵力不够，不足以完成北伐的任务。当张浚叫嚷北伐时，史浩给张浚算了一笔账，告之南宋可用作战军队只有六万，想用六万之兵击败金朝，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敌必不以为恐”②。精兵不足，良将亦缺。史浩接着指出，高宗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十五六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乃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③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北伐，结果只能是失败。
第三，财力问题。战争是最消耗财力的，尤其是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北伐战争无疑是这样的战争。史浩认为南宋“今日兵力未壮，民力未苏，财力未足”④，没有财力发动战争。
第四，战术问题。当张浚叫嚷着要一路从川陕进兵、一路从山东进军以夹击金朝，使其左右不能相顾时，史浩又指出了张浚战术上的问题，从而进一步说明张浚的北伐主张是轻率的，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虑与分析。史浩指出，我们两路出兵的计划自以为得意，而“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口以解山东之急耶……盖山东去敌人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⑤。他指出，我一路出川陕，一路进山东，中间江淮、荆口地区成为空当，敌人肯定会出兵这里，从而迫使我军回防，这样北伐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即使我军占领了山东，依然“去敌人万里”，而一旦我军失手两淮，“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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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②罗浚：《宝庆四明志》卷9《史浩传》，《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2006年。
③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未可北伐札子》，《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④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8《论用兵札子》，《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⑤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7《论未可用兵山东札子》，《宋集珍本丛刊》本，线装书局，2004年。
以上就是史浩列举的理由。下面，我们将这些理由深入分析一下。
第一，战机问题。绍兴三十二年，由于前一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通过政变刚刚即位，所以金朝统治集团内部还充满矛盾，另外由于完颜亮为准备北伐而滥用民力、大肆剥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兴起了契丹族、汉族一系列大规模的农牧民起义，“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室大臣悉被诛，国人莫有固志，及将用兵，又借民间税五年，民益怨愤。是时中原豪杰立起，大名王友直、济南耿京、太行陈俊，倡集义众，而契丹之后耶律窝斡亦兴于沙漠”①，“时金主褒新立，山东、河北豪杰蜂起，耶律诸种兵数十万据数郡之地，太行山忠义耿京、王世隆辈，皆欲挚地还于朝。金惧，亟请和”②。不难看出当时金朝局势极为混乱，既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又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所以这时应该是南宋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到了第二年，金世宗早已镇压了国内的农牧民起义，稳固了国内局势，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金朝政局已经稳定，即史浩说的金世宗“犹有法制维持”局势，南宋选择在这时北伐，已错过了最佳时机，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史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兵将问题。史浩认为，南宋缺少精兵强将，不能进行北伐。事实是，当时的南宋已没有像高宗朝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善于指挥的将领了，当时最重要的将领要属后来在隆兴北伐中担任前军主帅的邵宏渊和李显忠以及西北战场的主帅吴璘了，但是他们不要说是与岳飞，即使是与韩世忠、吴玠也不能相提并论。从后来隆兴北伐的事实来看，邵宏渊因李显忠比自己战功高而嫉妒，在李显忠与金军激战时，竟不予援助，实是只顾自己私利、不顾大局的庸将；而李显忠虽能征善战，但不足以担当方面大将，且资历较浅，难以服众；吴璘虽与其兄吴玠齐名，但他的战功以及军事指挥才能与其兄还相差甚远，王曾瑜先生曾对吴氏兄弟的战功与军事才能有过精彩的论述：“人们谈论川陕保卫战，往往以吴玠与吴璘并称，这也并不确切。吴璘只是吴玠生前重要助手之一，确非唯一副手。故吴玠死后，吴璘并未继任川陕大军统帅，而是与杨政、郭浩分领川陕大军。吴玠之有吴璘、杨政，与岳飞之有王贵、③张宪相似。吴璘亲自统军之后，前有剡湾之大捷、后有德顺之大败，显然不足与其兄齐名。”可见，这时的南宋确实没有出众的将领，而且由于高宗长期实行苟且偷安的妥协政策，使得南宋军政腐败、士卒不精，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所以南宋在这样军事人才凋零、军备不修的情况下是不适合北伐的，王夫之就说：“孝宗初立，锐志以图兴复……顾当其时，宋所凭借为折冲者奚恃哉？摧折之余，凋零已尽。”④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又云：“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锜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⑤，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北伐的失败是由于兵将原因造成的。由此看出，史浩的观点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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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宇文懋昭：《大金国志》，齐鲁书社，2002年，第122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31页。
③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④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第203页。
⑤《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554页。
第三，财力问题。史浩认为，南宋由于财力匮乏，禁不起大规模的北伐战争。那么，当时南宋财力如何呢？
由于史料的缺乏，隆兴北伐前的南宋具体的财政状况不易得知，但淳熙二年（1175），大臣龚茂良概述了自绍兴至乾道时期的财政状况，这有利于我们推测隆兴北伐前的财政状况，龚茂良说：
朝廷所急者财用，数十年来，讲究措置，靡有遗余，而有司乃以窘匮不给而言。臣因取其籍，披寻本末源流，具见积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费日广，所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至绍兴十七年所积尽绝，每岁告阙不过二百万缗，至二十四年以后，阙至三百万缗；而乾道二年阙六百余万缗尔。后确有征收鹾钱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职，无以为计，专指南库兑贷给遣。臣复讲求南库起置之因，期间经常赋入盖亦无几，而属者支费浩瀚，约计仅可二三年之用。若继今撙节调度，可无仓卒不给之患。①
龚茂良所讲，主要是户部财赋收支情况，他讲此话之时正是封桩财赋数达到南宋最高额的时期，可知当时财政上一方面是户部财计困窘不堪，另一方面朝廷又积存了相当数量的财赋。综合二者，可知财政上紧张状况并未完全解除。淳熙年间是南宋政局最稳定、经济最繁荣、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这时财政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刚刚经过完颜亮南侵的北伐前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而隆兴初准备北伐时，也确实显示出南宋窘迫的财政状况。当时，张浚要北伐，而督府乏用，为解决军费问题，竟要向百姓摊派。后史浩与陈康伯以辞职相胁，才使得孝宗打消了这一念头。但孝宗又“给虚告五百道”②，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暂时解决了军费问题。
最后，战术问题。史浩认为张浚的北伐战术有误。那么，他说的是否合理呢？
张浚欲将全国军队分为川陕、山东两路进攻金朝，可以说犯了兵家之大忌。第一，两路出师，一在川陕，一在山东，两军相隔千里，彼此不能互相应援，且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二，不从中路荆襄出师，使中原金军能够分出兵力支援其他战场；第三，更为危险的是，将兵力集中川陕、山东，中间腹心地带荆襄地区空虚，且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这种“两边重、中间轻”的“哑铃状”兵力部署方式，犹如一人将双臂张开，把胸膛露在对手面前，实为自取败亡。若金军从中原南下，直击荆襄，则南宋必然回军增援。因为荆襄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有失，危及南宋存亡。对此，南宋有识之士多有论及，如刘子翚说：“今日国家暂保江左形势之地，若缓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东连吴会，北踞汉沔，昔人以为用武之地。故三国战争皆出于此，得之则强，失之则弱。”③洪咨夔也说：“天下大势，首蜀尾吴，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④不仅宋人，连蒙元方面也在攻宋战争中认识到荆襄的重要性，郭侃就曾向忽必烈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驱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⑤所以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总结荆襄重镇襄阳的重要性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得之，可以并东南。”⑥因而，如果金军一旦出兵攻击荆襄地区，即史浩所说的“警动两淮、荆口”，南宋势必会回军支援，而北伐也注定失败。所以，史浩指出的北伐战术的失误，既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更不是阻挠北伐，苟且偷安，而确实是在仔细分析张浚的进兵计划后提出的真知灼见。
综合以上分析，史浩所提出的反对北伐的理由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当时南宋确实没有能力进行北伐。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反对北伐大臣的言论来证明史浩的理由并不是耸人听闻。如督府准遣李椿认为，当时南宋“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与史浩一样，指出了南宋财力不足和缺少精兵良将的问题。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说：“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与史浩不约而同地指出兵将问题。另外，“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⑦，都认为南宋现在实力未备，不同意北伐。可见，史浩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反对北伐的，其理由也是充分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史浩务实的政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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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著撰人：《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030－2031页。
②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③刘子翚：《屏山集》卷7《论时事札子八首代宝学泉州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④洪咨夔：《平斋集》卷9《召试馆职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5页。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3484页。
⑦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8页。
由于史料的缺乏，隆兴北伐前的南宋具体的财政状况不易得知，但淳熙二年（1175），大臣龚茂良概述了自绍兴至乾道时期的财政状况，这有利于我们推测隆兴北伐前的财政状况，龚茂良说：
朝廷所急者财用，数十年来，讲究措置，靡有遗余，而有司乃以窘匮不给而言。臣因取其籍，披寻本末源流，具见积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费日广，所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至绍兴十七年所积尽绝，每岁告阙不过二百万缗，至二十四年以后，阙至三百万缗；而乾道二年阙六百余万缗尔。后确有征收鹾钱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职，无以为计，专指南库兑贷给遣。臣复讲求南库起置之因，期间经常赋入盖亦无几，而属者支费浩瀚，约计仅可二三年之用。若继今撙节调度，可无仓卒不给之患。①
龚茂良所讲，主要是户部财赋收支情况，他讲此话之时正是封桩财赋数达到南宋最高额的时期，可知当时财政上一方面是户部财计困窘不堪，另一方面朝廷又积存了相当数量的财赋。综合二者，可知财政上紧张状况并未完全解除。淳熙年间是南宋政局最稳定、经济最繁荣、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这时财政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刚刚经过完颜亮南侵的北伐前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而隆兴初准备北伐时，也确实显示出南宋窘迫的财政状况。当时，张浚要北伐，而督府乏用，为解决军费问题，竟要向百姓摊派。后史浩与陈康伯以辞职相胁，才使得孝宗打消了这一念头。但孝宗又“给虚告五百道”②，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暂时解决了军费问题。
最后，战术问题。史浩认为张浚的北伐战术有误。那么，他说的是否合理呢？
张浚欲将全国军队分为川陕、山东两路进攻金朝，可以说犯了兵家之大忌。第一，两路出师，一在川陕，一在山东，两军相隔千里，彼此不能互相应援，且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二，不从中路荆襄出师，使中原金军能够分出兵力支援其他战场；第三，更为危险的是，将兵力集中川陕、山东，中间腹心地带荆襄地区空虚，且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这种“两边重、中间轻”的“哑铃状”兵力部署方式，犹如一人将双臂张开，把胸膛露在对手面前，实为自取败亡。若金军从中原南下，直击荆襄，则南宋必然回军增援。因为荆襄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有失，危及南宋存亡。对此，南宋有识之士多有论及，如刘子翚说：“今日国家暂保江左形势之地，若缓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东连吴会，北踞汉沔，昔人以为用武之地。故三国战争皆出于此，得之则强，失之则弱。”③洪咨夔也说：“天下大势，首蜀尾吴，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④不仅宋人，连蒙元方面也在攻宋战争中认识到荆襄的重要性，郭侃就曾向忽必烈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驱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⑤所以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总结荆襄重镇襄阳的重要性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得之，可以并东南。”⑥因而，如果金军一旦出兵攻击荆襄地区，即史浩所说的“警动两淮、荆口”，南宋势必会回军支援，而北伐也注定失败。所以，史浩指出的北伐战术的失误，既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更不是阻挠北伐，苟且偷安，而确实是在仔细分析张浚的进兵计划后提出的真知灼见。
综合以上分析，史浩所提出的反对北伐的理由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当时南宋确实没有能力进行北伐。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反对北伐大臣的言论来证明史浩的理由并不是耸人听闻。如督府准遣李椿认为，当时南宋“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与史浩一样，指出了南宋财力不足和缺少精兵良将的问题。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说：“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与史浩不约而同地指出兵将问题。另外，“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⑦，都认为南宋现在实力未备，不同意北伐。可见，史浩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反对北伐的，其理由也是充分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史浩务实的政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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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著撰人：《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030－2031页。
②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③刘子翚：《屏山集》卷7《论时事札子八首代宝学泉州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④洪咨夔：《平斋集》卷9《召试馆职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5页。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3484页。
⑦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