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嘉琪：历史与空间：一件无头公案—从「朱熹与严蕊」故事说起
最近内地出版了一本名为《风尘误：朱熹与严蕊》的「历史小说」，据称在上海书展亮相后，备受关注和好评。内地读者称此书：「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描述」。「生动的描述」是小说创作及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素，而且刘湘如是一流的作家和编剧，在故事情节编排上的功力不容置疑。至於「翔实的史料」，一直以来以朱熹与严蕊案为主题的戏剧、小说，均以笔记小说及民间的道听途说作参考，所以依据的史料是否翔实，极需要进一步考析。作者在书中申说：「要揭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这一段『官员狎妓』案始末，揭示朱熹理学中『克人欲』的片面和虚假」，这个观点也值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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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严蕊故事之构成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发生了一件轰动当时朝野的事件。理学家朱熹一共上了六道奏摺弹劾唐仲友，史称「台州公案」。关於唐仲友的生平资料极少。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他於淳熙七年（1180）奉命到浙东台州出任太守之职。淳熙九年浙东诸郡发生旱灾，朱熹此时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在赴任途中，遇到台州灾民向其申诉官司催税紧急，以致被迫离乡别井。朱熹遂於在七月至九月间共上六道奏摺，指出唐仲友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官会等罪行。「台州公案」的结果，不但大大打击了唐仲友的政途，也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界的一阵哄动。
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瓜葛，以及引发此事的主因至今仍是一件疑案。有云是吕祖谦（1137-1181）与唐仲友有嫌隙，而朱熹主吕，故抑唐；又有言陈亮（1143-1194）本欲为妓脱籍（明人胡应麟认为此妓就是严蕊），但为唐仲友所阻挠，因此怀恨在心，在朱熹面前搬弄是非，遂成弹劾之事。原因众多，莫衷一是。惟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除了士大夫哗然外，社会人士对此亦议论纷纷。特别是朱熹指责唐仲友逾滥官妓，与营妓严蕊有染一项，经后人的渲染及穿凿附会后，往往被视为朱熹贬抑女性的凭藉。
当代学者周学武指出，唐仲友曾就朱熹弹劾上疏自辩，可惜这些奏疏并没有流传后世，唐仲友逾滥严蕊一事，朱熹弹劾唐氏的奏疏成为唯一的官方资料。至於最早的民间流传，应缘自洪迈（1123-1202）的《夷坚志．吴淑姬严蕊》一节：「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严蕊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其大致内容为严蕊因与唐仲友有关系，被牵连下狱。朱熹为了令唐仲友入罪，所以对严蕊严刑迫供，迫令她供出唐仲友种种罪行。然而在酷刑之下，严氏宁死不屈。及至岳霖上任，重审案件，岳霖要她作词自辩。严氏随即创作出〈卜算子〉一词，岳霖最后将她释放。
------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
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发生了一件轰动当时朝野的事件。理学家朱熹一共上了六道奏摺弹劾唐仲友，史称「台州公案」。关於唐仲友的生平资料极少。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他於淳熙七年（1180）奉命到浙东台州出任太守之职。淳熙九年浙东诸郡发生旱灾，朱熹此时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在赴任途中，遇到台州灾民向其申诉官司催税紧急，以致被迫离乡别井。朱熹遂於在七月至九月间共上六道奏摺，指出唐仲友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官会等罪行。「台州公案」的结果，不但大大打击了唐仲友的政途，也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界的一阵哄动。
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瓜葛，以及引发此事的主因至今仍是一件疑案。有云是吕祖谦（1137-1181）与唐仲友有嫌隙，而朱熹主吕，故抑唐；又有言陈亮（1143-1194）本欲为妓脱籍（明人胡应麟认为此妓就是严蕊），但为唐仲友所阻挠，因此怀恨在心，在朱熹面前搬弄是非，遂成弹劾之事。原因众多，莫衷一是。惟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除了士大夫哗然外，社会人士对此亦议论纷纷。特别是朱熹指责唐仲友逾滥官妓，与营妓严蕊有染一项，经后人的渲染及穿凿附会后，往往被视为朱熹贬抑女性的凭藉。
当代学者周学武指出，唐仲友曾就朱熹弹劾上疏自辩，可惜这些奏疏并没有流传后世，唐仲友逾滥严蕊一事，朱熹弹劾唐氏的奏疏成为唯一的官方资料。至於最早的民间流传，应缘自洪迈（1123-1202）的《夷坚志．吴淑姬严蕊》一节：「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严蕊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其大致内容为严蕊因与唐仲友有关系，被牵连下狱。朱熹为了令唐仲友入罪，所以对严蕊严刑迫供，迫令她供出唐仲友种种罪行。然而在酷刑之下，严氏宁死不屈。及至岳霖上任，重审案件，岳霖要她作词自辩。严氏随即创作出〈卜算子〉一词，岳霖最后将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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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版本深入民心，故事中严蕊被塑造成节义女子，朱熹则是为报私仇的小人。朱熹对待严蕊的残酷手段，亦成为「反朱熹」者的话柄，因此每论严蕊之事，多有主唐抑朱的情况。南宋末邵桂子《雪舟脞语》及周密（1232-1308）《齐东野语》亦据此批评朱熹对待严蕊的手法，例如邵桂子谓唐仲友及朱熹：「数不相得，至於互申。寿皇问执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囹圄。」他认为朱唐之间只是意气之争，朱熹为报仇而将唐氏的宠妓下狱。《齐东野语》则云：「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周密认为朱熹利用严蕊与唐仲友之关系为借口，欲加罪於唐氏，因此严蕊只是朱唐之争的牺牲品。
南宋以后，论者每论及「严蕊案」多遵从《齐东野语》所述，认为朱熹欲报一己之私怨而牺牲严蕊。明人对此议论更广，凌蒙初（1580-1644）话本《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即以此作为蓝本。作者藉唐仲友抒发了对朱熹等「道学家」的不满：「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说正心诚意的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不知痛痒之人，君父大仇全然不理。方且扬眉，袖手高谈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麼东西。」又认为严蕊案中的朱熹利用严蕊报私仇，反而令她名垂千古：「为成心上边，硬断一事屈了一个下贱妇人，反致得他名闻天子，四海称扬，得了个好结果。有诗为证：『白面秀才落得争，红颜女子落得苦。宽仁圣主两分张，反使娼流名万古』。」及至清代仍有不少人对朱唐与严蕊故事有所讨论，如清人纪昀（1724-1805）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观周密《齐东野语》所载唐朱奏始末一条、台妓严蕊一条，其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近人余嘉锡（1884-1955）《四库提要辨证》更进一步言：「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值，徵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於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
余氏认为唐仲友与严蕊即使有逾滥之事，实不必如朱熹般「大惊小怪」，因为唐宋以来官员宴会常有官妓侑酒唱歌，即使是名臣、贤者也在所难免。当代学者张邦炜亦认为南宋政府规定非公筵是不可用妓乐的，但在实际环境中，士大夫几乎无不与娼妓为滥，因此成了官场中互相攻击的凭藉，朱唐台州公案亦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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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论者每论及「严蕊案」多遵从《齐东野语》所述，认为朱熹欲报一己之私怨而牺牲严蕊。明人对此议论更广，凌蒙初（1580-1644）话本《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即以此作为蓝本。作者藉唐仲友抒发了对朱熹等「道学家」的不满：「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说正心诚意的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不知痛痒之人，君父大仇全然不理。方且扬眉，袖手高谈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麼东西。」又认为严蕊案中的朱熹利用严蕊报私仇，反而令她名垂千古：「为成心上边，硬断一事屈了一个下贱妇人，反致得他名闻天子，四海称扬，得了个好结果。有诗为证：『白面秀才落得争，红颜女子落得苦。宽仁圣主两分张，反使娼流名万古』。」及至清代仍有不少人对朱唐与严蕊故事有所讨论，如清人纪昀（1724-1805）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观周密《齐东野语》所载唐朱奏始末一条、台妓严蕊一条，其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近人余嘉锡（1884-1955）《四库提要辨证》更进一步言：「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值，徵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於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
余氏认为唐仲友与严蕊即使有逾滥之事，实不必如朱熹般「大惊小怪」，因为唐宋以来官员宴会常有官妓侑酒唱歌，即使是名臣、贤者也在所难免。当代学者张邦炜亦认为南宋政府规定非公筵是不可用妓乐的，但在实际环境中，士大夫几乎无不与娼妓为滥，因此成了官场中互相攻击的凭藉，朱唐台州公案亦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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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
由原本一桩「无头公案」到一出具讽刺性的爱情故事；从「秀才争闲气」之事件转到朱熹与严蕊的瓜葛，朱熹与严蕊故事经由后人渲染，确实充满娱乐性。然而没有详加考察，或者不知底蕴，一般读者就很容易被这些坊间编造的情节所误导。
首先，有关严蕊的生平记载极少，最主要是民间或笔记小说之描述，如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记：「严蕊，字幼芳，天台营妓也，善琴奕书画。」此外，梅鼎祚（1553-1619）《青泥莲花记》所述最详：「严蕊生平，其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间作诗词，色艺冠绝一时。」有关严蕊生平之记述可谓千篇一律，只是重复《夷坚志》及《齐东野语》所记述而加以润饰而已。
综观朱熹弹劾唐仲友六道奏摺所提及的女性，其实不只严蕊一人，据〈按唐仲友第三状〉云：「仲友又悦营妓严蕊，欲携以归，遂令伪称年老，与之落籍，多以钱物偿其母及兄弟。据司理王之纯供，今年五月满散圣节，方知弟子严蕊、王蕙、张韵、王懿四名，知州判状放令前去，即不曾承准本州公文行下妓乐司照会。……其严蕊、沈芳之徒，招权纳赂，不可尽纪」、「仲友自到任以来，宠爱弟妓，遂与诸子更相逾滥。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虽在公筵，全无顾忌。公然与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库轿乘钱物津发归婺州别宅。严蕊临行时，系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却在宅堂令公库安排筵会，饯送严蕊。近来又与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断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约商议既定，沈芳亲抱仲友幼女出厅事劝解，仲友伪作依从形状，即时宽放。」除严蕊外，尚有王蕙、张韵、王懿、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女性和唐仲友扯上关系，这些女性与唐仲友的密切程度，与严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以沈芳为例，奏状中显示她在公事上，常常左右唐仲友之决定；在生活上亦俨如女主人一样，不但服侍仲友洗浴，更照料仲友幼女。然为何芸芸涉案女性之中，只有严蕊能成为故事女主角？原因有二：一是严蕊在众人之中，属「行首」级别，是众女之首，而且稍以色称，所以特别得到唐仲友眷顾及宠爱，故事中所谓的「唐严爱情」即由此而来。两人亲密的关系，使严蕊「有幸」成为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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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关严蕊的生平记载极少，最主要是民间或笔记小说之描述，如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记：「严蕊，字幼芳，天台营妓也，善琴奕书画。」此外，梅鼎祚（1553-1619）《青泥莲花记》所述最详：「严蕊生平，其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间作诗词，色艺冠绝一时。」有关严蕊生平之记述可谓千篇一律，只是重复《夷坚志》及《齐东野语》所记述而加以润饰而已。
综观朱熹弹劾唐仲友六道奏摺所提及的女性，其实不只严蕊一人，据〈按唐仲友第三状〉云：「仲友又悦营妓严蕊，欲携以归，遂令伪称年老，与之落籍，多以钱物偿其母及兄弟。据司理王之纯供，今年五月满散圣节，方知弟子严蕊、王蕙、张韵、王懿四名，知州判状放令前去，即不曾承准本州公文行下妓乐司照会。……其严蕊、沈芳之徒，招权纳赂，不可尽纪」、「仲友自到任以来，宠爱弟妓，遂与诸子更相逾滥。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虽在公筵，全无顾忌。公然与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库轿乘钱物津发归婺州别宅。严蕊临行时，系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却在宅堂令公库安排筵会，饯送严蕊。近来又与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断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约商议既定，沈芳亲抱仲友幼女出厅事劝解，仲友伪作依从形状，即时宽放。」除严蕊外，尚有王蕙、张韵、王懿、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女性和唐仲友扯上关系，这些女性与唐仲友的密切程度，与严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以沈芳为例，奏状中显示她在公事上，常常左右唐仲友之决定；在生活上亦俨如女主人一样，不但服侍仲友洗浴，更照料仲友幼女。然为何芸芸涉案女性之中，只有严蕊能成为故事女主角？原因有二：一是严蕊在众人之中，属「行首」级别，是众女之首，而且稍以色称，所以特别得到唐仲友眷顾及宠爱，故事中所谓的「唐严爱情」即由此而来。两人亲密的关系，使严蕊「有幸」成为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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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原因缘自《卜算子》一词。史称严蕊间作诗词，是当时的才女。据众多笔记小说之记载，《卜算子》的产生是因为新任提点刑狱岳霖命其作词自辩，严蕊即兴回应：「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的出现实在充满戏剧性，而且内容也正好预告故事的结局。但是《卜算子》是否严蕊所作呢？是否判刑前的即兴之作？实有商榷的余地。商榷的原因出於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所记：「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一语。
当代学者尝撰文引证〈卜算子〉非严蕊作品。最早者是束景南，他以束景蕙为笔名，1988年於《文学遗产》中发表〈《卜算子》非严蕊作考〉，他指出〈卜算子〉一词的出现，是由於唐仲友答应严蕊落籍，但却只是让她住到婺州永康县的亲戚家，使严蕊大为失望。高宣教有感唐仲友对严蕊的虚情假意，於是效法柳永（978年-1053年）为娼家子弟诉艳情的笔法写成〈卜算子〉，表达严蕊进退两难之处境。此外，束景南又指出，史实中接替朱熹任提刑的应是张诏，而非故事中最后加插的人物岳霖。岳霖是岳飞之子，与朱熹关系密切，并且也是理学一派人物。因此当时与唐仲友有姻亲关系，又处处包庇仲友的宰相王准，断不会委任岳霖接手审理台州案件。
究竟〈卜算子〉一词是严蕊所作，还是如朱熹所言是高宣教之作？过去学者一直根据《夷坚志》所述，认为是严蕊所作。唐圭璋编《全宋词》亦将此归为严蕊之词，因此许多学者也认定严蕊是〈卜算子〉的作者。另外，《全宋词》所收严蕊词共三首，一是辑自《夷坚志》的〈卜算子〉；二是没有资料来源的〈如梦令〉；三是辑自《齐东野语》的〈鹊桥仙〉。三首词中两首是来自笔记小说，一首来历不明。除此之外，《全宋词》也根据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辑入高宣教之〈卜算子〉，对由谁而作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双保险的安排。但过去学者为了加强朱熹贬抑严蕊的说服力，只提严蕊的〈卜算子〉，却蓄意不提高宣教那句也收入其中，令一个以讹传讹的故事得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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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尝撰文引证〈卜算子〉非严蕊作品。最早者是束景南，他以束景蕙为笔名，1988年於《文学遗产》中发表〈《卜算子》非严蕊作考〉，他指出〈卜算子〉一词的出现，是由於唐仲友答应严蕊落籍，但却只是让她住到婺州永康县的亲戚家，使严蕊大为失望。高宣教有感唐仲友对严蕊的虚情假意，於是效法柳永（978年-1053年）为娼家子弟诉艳情的笔法写成〈卜算子〉，表达严蕊进退两难之处境。此外，束景南又指出，史实中接替朱熹任提刑的应是张诏，而非故事中最后加插的人物岳霖。岳霖是岳飞之子，与朱熹关系密切，并且也是理学一派人物。因此当时与唐仲友有姻亲关系，又处处包庇仲友的宰相王准，断不会委任岳霖接手审理台州案件。
究竟〈卜算子〉一词是严蕊所作，还是如朱熹所言是高宣教之作？过去学者一直根据《夷坚志》所述，认为是严蕊所作。唐圭璋编《全宋词》亦将此归为严蕊之词，因此许多学者也认定严蕊是〈卜算子〉的作者。另外，《全宋词》所收严蕊词共三首，一是辑自《夷坚志》的〈卜算子〉；二是没有资料来源的〈如梦令〉；三是辑自《齐东野语》的〈鹊桥仙〉。三首词中两首是来自笔记小说，一首来历不明。除此之外，《全宋词》也根据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辑入高宣教之〈卜算子〉，对由谁而作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双保险的安排。但过去学者为了加强朱熹贬抑严蕊的说服力，只提严蕊的〈卜算子〉，却蓄意不提高宣教那句也收入其中，令一个以讹传讹的故事得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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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台州公案」至今仍是疑案，有关资料十分不足。严蕊本来又是小角色一个，并非朱熹要针对的对象。而且《齐东野语》只是一部笔记小说，其记载的情况并非一定准确。正如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说：「宋人小说，多不足信」，《雪舟脞语》及《齐东野语》所记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故此，单凭宋人小说、或朱熹奏章所言，而对此事、甚至朱熹女性观有所定夺，是否公平？然而，《齐东野语》等书说法已得到学者普遍信服，成为后世普遍应用的「史料」。《风尘误》等以朱熹和严蕊为主题的书籍，所参考的所谓「翔实的史料」，就是出自或缘於这些擅於虚构故事，或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渲染成千古大事的笔记小说。是否值得可信，有待读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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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公案」至今仍是疑案，有关资料十分不足。严蕊本来又是小角色一个，并非朱熹要针对的对象。而且《齐东野语》只是一部笔记小说，其记载的情况并非一定准确。正如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说：「宋人小说，多不足信」，《雪舟脞语》及《齐东野语》所记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故此，单凭宋人小说、或朱熹奏章所言，而对此事、甚至朱熹女性观有所定夺，是否公平？然而，《齐东野语》等书说法已得到学者普遍信服，成为后世普遍应用的「史料」。《风尘误》等以朱熹和严蕊为主题的书籍，所参考的所谓「翔实的史料」，就是出自或缘於这些擅於虚构故事，或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渲染成千古大事的笔记小说。是否值得可信，有待读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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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的作者洪迈也很可疑，此人跟唐仲友一样同属王淮一党，跟朱子是政敌。 洪迈这个人文才比较好，但没有文德。据《宋史》言，洪迈所修《钦宗纪》，采纳奸臣孙觌的观点，美化割地求和的耿南仲，诋毁抗金名臣李纲，“所纪多失实”。这种篡改历史的行为遭到朱子的抨击，“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 洪迈的历史学术道德，不仅朱子不认可。同时代的杨万里也曾经指责洪迈“欺、私、专”、“指鹿为马”。事因是高宗配享功臣之争，洪迈推荐陷害岳飞的主和派张俊而不肯推荐战功卓著的主战派张浚。 虽然不提倡以人废言，但有必要知人论世。洪迈在《夷坚志》中对唐仲友案的记载，到底是出于“欺、私、专”的“指鹿为马”，还是记载的历史事实，还是不难判断的。
再者《夷坚志》只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此书的命名就是依据《列子》“夷坚闻而志之”，大致是指道听途说来的奇闻异事。而《夷坚志》里面不仅有名人的绯闻逸事，还包含了大量的仙鬼神话故事，是出于满足读者的猎奇心而“志怪”，作为了解正史的辅助则可，单独作为历史凭据则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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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夷坚志》只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此书的命名就是依据《列子》“夷坚闻而志之”，大致是指道听途说来的奇闻异事。而《夷坚志》里面不仅有名人的绯闻逸事，还包含了大量的仙鬼神话故事，是出于满足读者的猎奇心而“志怪”，作为了解正史的辅助则可，单独作为历史凭据则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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