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上航行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海上信仰的发展并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一是海神地位提高。宋代沿袭了隋唐三祀制度，北宋前期将海、渎神列入中祀，是水上信仰神灵体系最高层次，川泽诸神列入小祀。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海、渎及其他小祀神灵不再由太常寺祭祀，只照太常寺中祀和小祀标准由州县主持祭祀；元丰年间（1078—1085），重新恢复了海、渎的中祀地位。南宋依海建都，背海立国，海神地位上升。宋理宗朝“以海神为大祀”，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超过了四渎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二是原本与航行无关的神灵被新赋予护佑航行的职能。福建昭利庙所祀唐代陈岩之子本为连江县地方神灵，与航海无关，北宋末从连江县扩及福州，已为海商所信仰。徐兢等使高丽遇风，福建商人祷此神而获平安，“归以闻，诏赐庙额‘昭利’”，在明州建昭利庙。这个信仰由此传播到明州。三是新创护佑航行的神灵。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妈祖信仰，因南宋封圣妃，又称圣妃信仰。原本是北宋初年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祀本地林氏女，元佑年间（1087—1094）始兴；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等雇募福建商船出使高丽，遇风浪，“（妈祖）神降于樯，获安济”；次年，奏于朝，赐庙额“顺济”。南宋后，屡加封号。绍熙三年（1192）封灵惠妃，嘉熙间（1237—1240）加封最高的八字即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南宋时，“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圣妃信仰元明清不断发展，传播海内外，元封天妃，清封天后，成为影响最大的海上神灵信仰。除圣妃信仰外，宋代还新创了诸多航行护佑神。例如，嵊县显应庙所祀当朝人陈廓；澉浦显应侯庙所祀杨太尉；金山顺济庙所祀英烈钱侯；温州尊李德裕为海神等。
宋代海上丝路繁荣带来的另一文化成果就是多种外来宗教的传播。穆斯林商人是宋代来华外商的主力，他们将伊斯兰教带到广州、泉州等地，“不论海路还是陆路，最初穆斯林不是专程来传教的，主要是经商而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的伊斯兰教，就是伴随穆斯林商人而来。居住广州蕃坊的穆斯林，一直保持着宗教传统。广州的怀圣寺是穆斯林商人礼拜的场所，《桯史》记载了广州蕃坊的穆斯林行礼拜的情形。泉州出土的大量宗教石刻“以伊斯兰教的数量最多，说明中世纪中西方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是穆斯林”。泉州现存宋代伊斯兰教寺有圣友寺、清静寺、也门寺等。

宋代海上丝路传播来华的还有印度教。黄心川指出，海丝路是印度教传入中国的四条渠道之一。雍熙年间（985—987）航海至泉州的天竺僧人罗护哪“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应是印度教寺庙。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泉州出现了印度教湿婆的象征林加，当地人称石笋，而广州的印度教寺庙建造比泉州更早。余得恩对泉州大量印度教石刻的艺术风格与印度本土石刻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些石刻的风格源自南印度朱罗王朝（850—1350）。这可与 11世纪朱罗王朝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向东方扩张，两次远征并打败占据东南亚海上贸易垄断地位的三佛齐的史实相印证。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泉州出土了二百多件印度教文物，说明宋代以后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十分活跃。此外，宋代泉州还有景教传播，泉州发现五具十字石的时代都在11世纪以下。这些宗教，也成为宋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小鑫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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