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增瑜

宋朝将编户齐民分为乡村户和坊郭户。前者是乡村居民，后者是城市居民。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的城市人口无疑较前代有颇大增长，然而乡村人口仍占大多数。乡村户和坊郭户又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乡村主、客户的区分，往往是依据有无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坊郭主、客户的区分，则往往是依据有无房屋等生活资料。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也有坊郭主、客户混通分成十等户的情况）。

宋朝将乡村主户分成五等户，完全是依据各户财产的多少。一般说来，一、二等户是地主，三等户既有地主，也有较富裕的农民，四、五等户大都是贫苦的农民。故一、二、三等户又称乡村上户，四、五等户又称乡村下户。

乡村主户用什么财产标准划分户等，这不仅是宋朝五等户制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对了解宋朝的整个赋役制度，也是相当重要，不容忽视的。

一、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

按照宋朝政府的规定：“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1]这种版簿的正式名称叫“五等丁产簿”[2]，既记录乡村主户的人丁，又登载各户的财产。每隔三年，逢着闰年，就须重新编造一次五等丁产簿。五等丁产簿由各县编造和保管，北宋仁宗时的《嘉祐敕》说：“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3]宋神宗时，杨绘也上奏说：“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实。”[4]“三大户”就是耆长。大致在宋神宗以前，耆长、里正、户长等是农村乡、里基层政权的头目，一般由一、二等户，即地主充当。他们经由县衙门委派，挨家挨户登记各户的人丁和财产，然后再编造五等丁产簿。这里介绍的只是编造五等丁产簿的法律规定，至于在实际执行时，肯定没有那么严格，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流弊。

版簿的名称虽然叫五等丁产簿，而乡村主户户等的高下，却与各户人丁的多少完全无关，而单单依据各户财产的多少。宋朝各地区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并不整齐划一，而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

北宋哲宗初，吕陶说：“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俗，各有不同。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盖有[以]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5]吕陶列举了划分乡村五等户户等的四种财产标准。并以第一等户为例，说明即使在同等户中，财产差别仍然相当大。这实际上只是乡村上户，特别是一等户的情况。至于乡村下户，“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6]，财产差别并不大。此外，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也不止吕陶所举的四种。

为了作进一步说明，就不能不涉及宋朝乡村的赋役制度。宋朝政府向乡村户摊派各种赋役，大体有四种方式：第一，按各户田地的数量和质量，例如两税；第二，按各户的人丁，例如丁税；第三，按各户的户等，例如差役；第四，按各户的家业钱或税钱等数额，即是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例如役钱与和买。这几种方式经常交错重叠，例如两税虽为土地税，而其支移和折变却往往依据各户的户等高下，而有输送远近之别，折价贵贱之别。

役钱是王安石实行免役法时新增的赋税。开始规定，役钱由上三等户分等缴纳，而四、五等下户不纳役钱。但很快“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7]。王觌也说：“既用家业钱以定免役钱之多少，则所谓等第者无所用之。”[8]关于“不用等第”，即不用户等，而“只据税钱”或“家业钱”分摊役钱，变法派邓绾在奏中说得更加具体：



“昨者朝廷免役率钱之法，初且用丁产户籍，故诸路患其未均，相继奏陈，各请重造，多已改造矣。其均钱之法：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已约家业贯伯者视家业贯伯，或随所下种石，或附所收租课，法虽不同，大约已定。”[9]



由此可见，摊派役钱，一般就是沿用各地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例如“广西凡为税钱一文者，出钱七、八或五、六”[10]。

邓绾列举了“均钱”的五种办法，与前引吕陶所举划分户等的四种标准对照，虽然用词有所不同，其实大致多了一项，这就是“或附所收租课”。“租课”当然不是指地租，而是指两税或其他赋税的某类固定实物税额。以下就宋朝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各种财产标准。分别作一些介绍。

一、家业钱：家业钱又名“家业贯陌”、[11]“家力”[12]、“家力钱”[13]、“家活”[14]、“物力”[15]、“产业”[16]、“产业钱”[17]、“家业”[18]、“家产”[19]、“家直”[20]、“家赀”[21]、“户产”[22]、“赀产”[23]、“物产”、“物业” [24]等，名异而实同。先把各户的田亩和浮财折算成钱，然后再依照规定的五等家业钱额，划分户等。“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有第一等十五户，每户物力及三千贯；乙乡有第一等五户，每户物力及五百贯”[25]。总的说来，即使同样使用家业钱划分户等的地区，各等户的家业钱额也各不相同。如同一县中，甲乡有家业钱三千贯以上算一等户，而乙乡有五百贯以上就算一等户。关于宋朝各地用家业钱划分五等户的情况，仅剩一些片断的记载。北宋神宗时，河北定州安喜县“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26]；南宋时，四川忠州“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27]；绍兴府家业钱达三十八贯五百文，即算四等户，而三十八贯四百九十九文以下，即算五等户[28]。

家业钱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田亩物力也叫实业物力，一般须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价值的等差。如在绍兴府会稽县雷门东管第一乡，“第一等田每亩计物力钱二贯七百文，第二等二贯五百[文]，第三等二贯文，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田亩有好怯，故物力有高下”[29]。临安府馀杭县“止戈一乡，第一等田每亩物力二贯三百有奇”[30]。在处州丽水县，“以壹亩而论，极高者为钱伍贯玖百文，极下者为钱伍百或肆百文”[31]。由此可见，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区的田亩物力分多少等，显然也各不相同。

浮财物力的折算，显然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北宋张方平抨击免役法说：“臣闻诸路，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銍]、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32]他反映宋神宗时折算家业钱，“以定户等”和分摊役钱的情况，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一贯纳十文役钱，十贯纳一百文役钱。南宋宁宗时，也有记载说：“推排物力之际，弊出百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富室输财，必欲销减；乡民执役，互相隐藏。乃若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直以为物力，至于农氓耕县、水车皆所不免。”[33]估算浮财物力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宋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地主和“执役”的乡胥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而使贫民下户吃亏。北宋仁宗时曾规定，河北和河东不得用桑树折算家业钱，以定户等[34]。南宋高宗时，陈汤求也曾建议：“乞今后州县不得将牛、船、水车、应干农具增为家力。”并得到宋廷批准[35]。然而从前引张方平奏和宋宁宗时的记述看，此类规定乃是一纸空文。

估算浮财物力，照理对上户往往是不利的，因为“上户浮财物力营运有至数千贯者”，而“下户只些小家活”[36]。北宋徽宗时，陕西实行均籴。童贯上奏说：“均籴之法，乡村若以田土顷亩均敷，则上等所均斛斗数少，实为优幸；下等均定斛斗数多，不易供办。如以家业钱均，则上等所均斛斗数多，下等人各均定斛斗数少。委是两事利害不同。”[37]乡村上户和下户之间，田亩物力固然相差很大，而浮财物力往往相差更大，所以用田亩或家业钱均籴，“利害不同”。然而在实际上，由于乡村上户，即地主们与官吏狼狈为奸，千方百计，瞒田隐产，而对乡村下户的家业估算，又是穷搜细剔，毫发无遗；故即使按家业钱划分户等，或者摊派役钱、和买、均籴等，也不会给乡村下户带来什么便宜。

二、税钱：税钱即是两税的夏税钱。在宋代，南方水田夏税一般有税钱，而秋税一般纳稻米。苏辙说：“自熙宁（宋神宗年号）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榖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38]此说虽过于绝对化，但人户纳夏税钱时，较多地折纳实物，而税钱仅作折纳的本位，当是事实。如《新安志》卷2记载，徽州有五个县上田园每宋亩税钱二百文，中田园每宋亩税钱一百五十文，下田园每宋亩税钱一百文，除折变 、绢、绵、麻布外，实纳钱分别为五十五文、四十三文七分五厘和二十七文七分五厘，又与脚钱、盐钱一起折纳实物。在北方，从某些记载看，至少有相当部分地区没有夏税钱。包拯和张方平交待河北冀州和京东应天府的两税正额时，都只有实物，而无税钱[39]。宋仁宗时，京西转运司曾规定，陈州“将今年夏税大、小麦与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纳见钱”。陈州夏税只有“苗子”，没有税钱，而以大、小麦作折变的本位[40]。在开封府，夏税的“本色多丝、绵、 、绢”[41]。我们应当注意南方和北方的差别，这种差别，实际上涉及了南方和北方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的差别，在下一节还要详述。

宋朝（主要是南方）的夏税钱额，既有地区差别，而在每个地区，又依土壤的肥瘠为等差。杨绘说：“天下之田有一亩而税钱数十者 ，有一亩而税数钱者。”[42]他说的是一般情况，而个别地区，例如前引《新安志》所述徽州的五个县，因沿袭五代时的重赋，每亩税钱竟达一、二百文。只有婺源县较低，每宋亩为上田四十二文，中田四十文，下田三十八文。邻境饶州乐平县建节乡每宋亩“税钱自十三至九文”，鄱阳县每宋亩“税钱自十文至七文”，浮梁县“之接祁门者，税钱自二十四至十四”，宁国府太平县“之接于歙县者，其田亦三等，税钱自十二至九文”，旌德县“之接绩溪者，税钱自六十至四十”，衢州开化县“之接休宁者，税钱自七文至四文八分”，池州石埭县“之接黟者，税钱自十二至八文”[43]。北宋初，两浙路一带税钱分两等，中田每宋亩四文四分，下田每宋亩三文三分[44]。福州田也分中、下两等，每宋亩中田四文四分，下田三文七分[45]。由这些地区性例子可知，税钱的数额和等级虽有地区差别，但一般亩税额就是在几文到几十文之间，杨绘之说是可信的。

用乡村主户拥有田地的税钱额划分户等，是以各户田地的多少肥瘠为基础，这与田亩物力相类似；但不估算浮财，这又与以家业钱划分户等不同。北宋吕南公说：“所谓主户者，又有差等之辨。税额所占至百十千、数千者，主户也；而百钱、十钱之所占者，亦为主户。”[46]他谈的应是江西的情况，但未说明具体的户等。如以每亩税钱十文计，有的下户仅占田一宋亩，有的上户却占田万宋亩。宋哲宗初，吕陶说，成都府路“诸县大半以税钱多少立为户等，有自一贯至于十贯以上，或自五贯至五十贯以上，并为第一等”[47]。可见各地划分乡村五等主户的税钱额，也各不相同。

三、税物：这就是前引邓绾所说的“或附所收租课”。今引《永乐大典》卷11907《湟川志》所载广南东路连州的情况为例：“今江、浙、福建内郡多以产钱纽税，此郡独以田亩等第纽夏布为准……且以负郭言之，家有田一亩，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则减布六寸……分五等，应人户管布十疋以上至三疋五[尺]为一等、二等、三等人户……自三疋四尺五[寸]至一疋四尺，为四等人户……一疋三尺至一尺，为五等人户。”据笔者所见，这是目前一份较完整的划分户等记载。连州将好田坏田一律分等折成夏布，再按乡村主户拥有田亩的夏布丈尺，划分户等。这与税钱相类似，也是以各户田地的多少肥瘠为基础。

四、顷亩：不计土地的肥瘠，而单纯依据乡村主户的田地数量分户等，这与税钱、税物又有所不同。杨绘说：“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顷者，少至三顷者，皆为第一等，百顷之与三顷已三十倍矣。”[48]即是指这类情况。单纯以田地数量分户等，计算程序自然比税钱、税物和家业钱方便，但由于排除了土地肥瘠的因素，就不如税钱之类公平合理，故实际上只有少数地区行用。这种方式更适合于一些耕作粗放，好田坏田亩产量差别不大的地区。

五、种子：以播种种子的升、斗、石划分户等，这实际上仍以各户土地的多少和肥瘠为基础。南宋初，岳州曾一度“以种石纽税，以种一石作七亩科敷”[49]。有的地区“每亩种一斗”[50]。依前引吕陶之说，一等户田亩的种子十石，应折合七十或一百宋亩，种子百石，应折合七百或一千宋亩。当时有些地区不用顷亩作为田地的面积单位，而用下种的升斗作为田地的面积单位。《朱文公文集》卷21《经界申诸司状》说：“闽郡多山田，素无亩角可计，乡例率计种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种大率系产钱十馀文。”又据《永乐大典》卷5343引《三阳图志》，在潮州的学田中，有的以亩计，有的却以“容种”计。如有一块田，“容种五斗，每岁租钱三贯二百文足”，另一块田“容种五石八斗，每岁租钱二十贯三伯文足”。福建和潮州虽有某些田地，以下种的升斗计算面积，尚无以下种多少分户等的记载。如下节所述，四川梓州路的合州、昌州和富顺监，却是用下种多少划分户等的地区。

综上所述，宋朝划分乡村五等主户的各种财产标准，其实都是以土地为基准的，唯有家业钱还须兼估浮财。如何区分乡村主户与客户，这是中外不少宋史研究者热心探讨的一个问题。从划分五等主户的各项财产标准看，乡村主、客户的差别，还并不完全依据土地的有无。由于用家业钱分户等，要估算浮财，就会把一些没有土地，而又稍有浮财的佃农，也列入乡村主户的户籍。南宋薛季宣说：“湖右之民，况又非浙、江比，一钱粒粟即名税户。”[51]当时主户又称“税户”，薛季宣此说颇有夸张，事实上，只要以家业钱划分户等的地区，往往有程度不同的类似情况。

按宋人的说法，税户一般应是指“有常产之人”[52]，可是在事实上，却又存在着“无产税户”。南宋吕祖谦在一个奏中报告宋廷，严州六个县的上四等户共10，718丁，五等户有111，675丁，其中有产税户71，479丁，无产税户40，196丁[53]。尤袤在宋孝宗时知台州，免除“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54]。宋宁宗时，绍兴府会稽县第五等户为52，558户，其中3，353丁是“有丁无产者”[55]。这些都是两浙路的实例，估计另外一些路也有相同情形。

当时有许多“产去税存”的记载。乡村下户丧失土地后，由于地主与官吏通同作弊，在五等丁产簿中还登记着他们的田产，不予销除，结果还是依旧缴纳赋税。这类实际上的无产税户，但在户籍中却成了有产税户。户籍中登记的无产税户，显然不是指这种“产去税存”的情况。吕祖谦的奏中说，第五等有产税户“虽名为有产，大率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抄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而无产税户“并无尺土寸椽，饥寒转徙，朝不谋夕”。可见既是明确记载没有田产，却仍作为“税户”。宋宁宗时会稽县的记载也说，“有丁无产者”“既是无产，与今来亩头均敷和买即无干涉”，他们无须依田亩物力摊派和买。全无田产的佃农，却又成为税户，这是因为县衙门估算了他们的浮财物力。宋孝宗时，李大正上奏：“绍兴府诸县自旧以来，将小民百工技艺、师巫、渔猎，短趂杂作，琐细[估]纽家业，以凭科敷官物，差募充役。官户全无，上户绝[少]，下户小民被此科敛。官司不恤，监系拘留，至鬻妻卖子不足以偿纳者。乞截自四等以下至五等民户，除存留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六色外，其馀琐细名目一切除去。”宋廷也因此下诏，规定各地将“似此琐细害民”，“悉与蠲除”[56]。事实上，当然是不可能“蠲除”的。官府将一些全无田产的佃农，宁愿算作税户，而不肯算作客户，正是为了便于对他们进行横徵暴敛。

还有一些佃农，他们虽然没有耕地，但尚有一些墓地之类的非耕地，也同样列入主户的户籍。宋孝宗初，常州宜兴知县姜诏上奏说：“本县无税产人户每丁纳丁身盐钱二百文足。第四、[第]五等人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外]，又令带纳丁盐绢，作折帛钱输纳。契勘本州晋陵、武进、无锡三县[皆于众户]田产上均纳，独本县昨来经界，将盐绢纽在下户带丁收纳，[致人户不得已，将父祖坟墓遗弃逃亡，或典卖与人在上耕种，使枯骨暴露，情实可悯，欲]乞依晋陵等三县一例随产均纳。”[57]这是将有墓地的佃农算作主户，除徵收丁税外，又在墓地上摊派两税的例子。可见即使在不按家业钱划分户等的地区，也同样可以出现无产税户。北宋神宗时，“以南雄州民有无田产而有税钱者，例出役钱，诏蠲之，从广东转运司请也”[58]。在以税钱划分户等的南雄州，一些佃农虽然无耕地，大约有基地、房基地之类非耕地，也须摊派两税的税钱，而成为无产税户。

通过对划分乡村主户户等各类财产标准的介绍，以及对无产税户的分析，可见乡村四、五等户和以佃农为主体的乡村客户之间，并不存在很分明的界限，更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大众，而在四、五等户之中，同样有大量没有耕地的佃农。

二、各路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

如前所述，家业钱、税钱之类，既用于划分主户户等，又用于摊派役钱、和买等赋税。一般说来，在同一地区，摊派役钱的方式，与划分五等户的财产标准是一致的。王觌说：“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宽剩岁用钱若干，一州之民家业钱若干，即家业钱每贯岁出免役钱若干，而岁计足矣……既用家业钱以定免役钱之多少，则所谓等第者无所用之，而等第之民又不可废，故郡县之吏皆于家业帐内率意妄说曰：自家业若干贯以上为第一等户，若干贯以下为第二等户，至五等、十等皆然也。”[59]他所说的“十等”，是指坊郭户。使用家业钱的地区是如此，其他使用税钱、税物等地区也是同样情形。如前引《永乐大典》卷11907《湟川志》，说连州用夏布分户等，也用夏布纳役钱，“每管布一匹”，“纳役钱一百四十[文]足，通头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 。

关于宋朝各路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并无全面的系统的史料传世，幸好《永乐大典》卷7507载宋神宗元丰年间的《中书备对》，保存了除开封府界和京西北路外，各路分摊役钱的情况，因而可藉以推断各路划分乡村主户户等，使用什么财产标准，弥足珍贵。《中书备对》由毕仲衍主持编修，《永乐大典》卷7507所载者，乃是其一部分。以下就按照《中书备对》，再参据其他记述，分路予以介绍。

一、开封府界：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司农寺言：‘乞差府界提点司委官分诣诸县，同造五等簿，升降人户。如敢将四等已下户不及得自来中等已上物力，升在三等，致人户[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不[以]赦降[原免]。’”[60]此外，元丰年间实行户马法，“令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物力户自买马牧养。坊郭户家产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61]。开封府界以“物力”，即家业钱划分户等，应是肯定无疑的。

二、京东东、西路：《中书备对》载，京东东路和西路的役钱都是“乡村、坊郭以[62]人户家业贯百、田土折亩敷出”。这两路有的地区用家业钱，有的地区用顷亩划分乡村主户户等，但从前引户马法的记述看，家业钱应占主要的地位。北宋徽宗末年，因向金朝买得几座燕云地区空城，发布所谓“德音”：“京东、河北路州县人户家业钱缘后来本户典卖，并前来见住屋宇不理作家业之数，理合减损。州县多行阻难，或虽减免，却于别项家业内增起，并令随数减落。其已施行若误者并改正。”[63]这同样是京东一带行用家业钱的例证。

三、京西南、北路：《中书备对》的京西南路记载如下：“乡村主户品量家业分等。坊郭户依科配体例敷出。乡村客户物力及主户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户例。”京西北路的记载已经缺佚。宋仁宗时，吕公绰“出知郑州，尝问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产，第赋役重轻，至不敢多畜牛，田畴久芜秽。’公绰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64]。宋神宗时，陈州轮差富户充衙前，“胡真虽是物力高强，检估到家业计钱一千八百六十五贯有零，缘曾于治平四年内充乡户衙前”，“其丁怀检估到家业计钱一千二百四十五贯有零”[65]。郑州和陈州属京西北路，联系前引宋神宗时户马法的记载，可知京西北路的划分户等标准，应与京西南路相同。南宋初，京西南路的金、均、房三州安抚使柴斌“始集三州保甲，结成阵队，每人免家业钱自五千至三十千止，号保胜军”[66]。保胜军属乡兵一类，免除他们五贯到三十贯家业钱，是为免除一部份按家业钱分摊的税役。可知这种划分户等的办法，延续到南宋而不变。

四、河北东、西路：《中书备对》关于河北东路和西路的记载说：“乡村以人户产业、物力参合一处，分等第。坊郭亦依等第均出。客户有物力者，比附主户所在等第出钱。”[67]此处之物力似光指浮财物力，这与前引户马法的记载，宋徽宗时关于京东与河北的“德音”，以及上一节定州安喜县四等户家业为二十四贯的记载，都可互相印证。程颢撰彭思永的行状，说“河北旧以桑麻为产籍之高下，民惧，不敢艺植，故益贫”，彭思永向宋英宗上奏，规定不用桑麻估算浮财物力[68]。这同样也是一个例证。

五、河东路：《中书备对》载河东路摊派役钱的方式是“乡村逐色地上（土）估价，兼物力高下，每贯差除出钱。其坊郭以物力出钱”。所谓“乡村逐色地土估价”，应是指田亩物力，而“兼物力高下”，大约仅限于浮财物力的估算，两者相加，“每贯差除出钱”。这与前引户马法的记载互相契合，说明河东路也同样以家业钱划分户等。此外，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的诏令说：“如闻河东户役惟课桑以定物力之差，故农人不敢种植，而丝蚕益薄。[宜]令转运使劝植之，仍自今毋得以桑数定户等。”[69]这也与河北路的情形相类似。

六、陕西：《中书备对》记载永兴军等路的情况：“乡村人户已经方田处田色顷亩均出，第三[等]以上别敷物力钱。未经方田处随逐处事体均定，候将来方田了日，[依]已方田县分。其坊郭人户纽计家业贯百均定。”又记载秦凤等路的情况：“以乡村人户已经方田处田色顷亩均[出]，[第]三等以上别敷物力钱。未经方田处候将来方田了日，依已方田县分。其坊郭以家业均出。”当时北方各路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检验土质，均定赋税。陕西规定已经实行方田的地区，按“田色”（质量）和“顷亩”（数量）摊派役钱。上三等户另按家业多少，“别敷物力钱”。看来陕西分摊役钱和划分户等的方式不完全一致，而划分户等一般仍是用家业钱。除了前引户马法的记载外。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宋祁“请弛河东、陕西马禁，听蕃落、民间自相卖买，养马者勿升户等”[70]。这是在宋神宗之前，关于是否用马匹估算浮财物力，而升降户等的记载。在宋神宗以后，据宋徽宗时的童贯奏：“陕西均籴斛斗，若只坊郭、乡村等[第]均定石数收籴，缘元定等第内家业钱往往不等，谓如家业钱六千贯文至一万贯为第一等之类，[若]作一等均籴，切虑法行之后，不得均济。”[71]可见也还是依家业钱划分户等。

七、两浙路：《中书备对》说，此路“以家产贯石（百）百分七十五则出钱。近准朝旨，于乡村以田土物力贯百、税钱、苗米、顷亩均定”，分摊役钱的方式比较多样化。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两浙路提举司言：‘浙西民户富有物力，自浙以东，多以田产营生。往年造簿，山县常以税钱，馀处即以物力推排，不必齐[之]以一法。今欲通以田土、物力、税钱、苗米之类，各令挨排，随便敷纳役钱，所贵民力所出，轻重均平’。从之”[72]。《中书备对》所载的“朝旨”，就是因两浙路提举常平司上奏而发的。按照提举常平司的上奏，浙东山区“造簿”，即编造五等丁产簿，往往依据税钱，而浙西平原地区却较多地使用“物力”，即家业钱。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又是使用顷亩或“苗米”（税粮）。

从一些州府的记述看，与两浙路提举常平司的上奏也不完全一致。如浙西的大州苏州，有一户曹姓大地生，在实行免役法时，因有四百贯税钱的田地，而摊派六百贯役钱[73]，可见并没有按家业钱分户等。但在南宋，平江府（苏州升府）已改用家业钱分户等和摊派某些杂税。[74]此外，南宋初，“浙东以积榖收物力钱”[75]，显然也改变了浙东山区“常以税钱”分户等的办法。无论浙西的临安府[76]、严州[77]、嘉兴府[78]，还是浙东的绍兴府[79]、婺州[80]、处州[81]，南宋都有以家业钱分户等或摊派某些赋役的记载。《嘉靖江阴县志》卷5载，宋时当地“物力钱二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三贯四百八十三文”。由此可见，自北宋到南宋，两浙路各州府分户等的办法有所变更，而趋向于统一使用家业钱。

八、江南东、西路：《中书备对》载，江南东路“乡村以人户税钱，坊郭以家业钱数均出”，江南西路“以乡村税钱均出，其坊郭以活业钱出定”。江南东、西路采用税钱，还是承龚南唐的办法。《资治通鉴》卷282说，南唐“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至今用之”。宋朝开国前二十年，南唐已开始用税钱分派各种赋役，如民户的土地在税钱二贯以上者，出一名兵士，号称“义师”[82]。司马光说“至今用之”，正好是至宋神宗时，仍然行用税钱分户等与摊派役钱，如江南西路“兴国军永兴县民每税钱一，出役钱一”[83]。南宋高宗在位末年，江南东路宣州“上户税钱有与下户相去百十倍者”[84]，可知当时仍流行用税钱分户等的办法。

然而至宋孝宗时，这两路分户等的办法有了变化，据臣僚上奏说：“又如江东、西风俗不同，从祖宗时立法，元不用乡村物力推排，专以田地亩头计税。凡差科只用亩头为额，其事甚简，其数易知……所以乡村无推排，亦有累年不必推排者……今却闻一概施行，而所在长吏多不究法意，唯凭胥吏差保正、副根括。凡田间小民粗有米粟、耕耨之器，纤微细鏁，务在无遗，指为等第。”[85]宋时估算人户家业钱，往往称之为“推排物力”。自宋孝宗以后，江南东、西路显然较普遍地改用家业钱划分户等，并分派某些赋税。例如宋光宗时，广德军奏：“江东路州军以物力科敷预买，有百馀千敷及一匹，有七、八十千敷及一匹者。独本军两县多者下不十千，少者六千有馀，亦敷及一匹，委实偏重。”[86]宋宁宗时，江西“称提会子，第其物力高下，输钱以敛之”，李诚之表示反对，认为“富人至少，自中家而下安所取办，而应此令”[87]。但也有一些赋税，却仍依先前的惯例，据人户的税钱数额摊派。在江南东路饶州鄱阳县，“人户规避和籴，飞走产钱”，分配和籴用的是“产钱”，即税钱[88]；而和买也同样按税钱分摊，该县和买“岁岁增益”。至宋宁宗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每税钱一百文，“遂及七尺五寸六分”[89]。因为改变划分户等的方式，使鄱阳县摊派某些赋税时家业钱与税钱并用，看来也并非是这个县特有的情形。南宋末方回说，“徽州但云税钱”，“一百贯、五十贯已是好税户。旧法，不满一贯文为四、五等户”[90]。看来当地到南宋末仍以税钱划分户等。按上一节介绍徽州每亩税钱额，方回所说，大约是指婺源一带的情形。一贯税钱折合上田近二十四宋亩，中田二十五宋亩，下田二十六宋亩多。

九、淮南东、西路：《中书备对》的记载说，淮南东路“以乡村人户物业纽成贯百均出”，淮南西路“以乡村人户田土、家业纽成贯百，等第均出。坊郭亦以家业纽贯百等第，均定等第”。淮南原先由南唐控制，到五代末期，被后周夺据。按司马光《通鉴》的叙事，最早也应是依据税钱划分户等的，后来才改用家业钱。宋仁宗时，孙长卿“知和州，民诉人杀弟，长卿察所言无理，问其赀，曰：‘上等也。’家几人？曰：‘唯此弟尔。’曰：‘然则汝杀弟也。’鞫之服”[91]。当时淮南尚未分成东、西两路，而引文中的“赀”字，似可理解为和州已用家业钱划分乡村主户户等。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淮南东路提举司乞本路并用乡村民户物产实直钱数敷出役钱，从之”[92]。这与《中书备对》的记载是一致的。大概最晚至宋神宗时，两淮已通用家业钱划分户等了。

到宋徽宗时，向子 “除淮南转运判官”，“籍州县户口家业”，用以摊派杂税[93]。南宋初年，淮西提刑司实行科配，“于寿春府、庐、光、濠州，每人户家业钱一千贯，逐人月纳钱一贯，米一石”，而“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此外，还有记载说，淮南西路舒州太湖县“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户家业止有四十九万五千馀贯”[94]。宋孝宗时，李椿上奏，主张“两淮之田不得典卖，其有物力退减，须典卖者，并中入官”[95]。这些记载证明，自北宋后期至南宋，两淮一直沿用以家业钱作为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

十、福建路：《中书备对》说，福建“乡村以产钱，坊郭以物力房店钱数均出”。据《淳熙三山志》卷10，卷17，产钱又称“夏税产钱”，即是指税钱。宋哲宗初，黄降上奏：“伏见福建路下四州军产钱，福州十二县共八千馀贯，泉、漳州、兴化军一十四县共六万馀贯。而福州缘王氏之旧，每产钱一当馀州之十。其科纳以此为率，馀随均定。盐额及捆出役钱亦皆至五倍，而其实减半焉。”[96]福州是该路的首府，因继五代王氏闽政权的遗制，产钱一文相当于漳州、泉州和兴化军的十文，故福州产钱名为八千馀贯，其实八万馀贯，超过其他三个州军总和。福建路划分户等，当然也同样是依据产钱。宋仁宗时，蔡襄上奏：“臣前知泉州、福州，备见乡户衙前……以其产高下为重难分数。只如合用十人，存留百户，是十年一次充役。十贯产钱合差重难十分，七贯只差七分。”[97]在王安石实行免役法之前，福建路以产钱划分户等，而以乡村上户差充吏役，蔡襄这段话是指充当衙前的乡村上户，也“以其产高下”而分派轻重不等的差使。南宋初，杨时一封信里说：“上四州军残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钱产科借三文；福州为不经残破，每一钱产科借百文，民力凋敝，与残破处无以异。”[98]所谓“上四州军”是指建州、南剑州、汀州和邵武军，与福州等“下四州军”相对称，福建路共有八个州军。汪应辰说，福州“倚郭侯官、闽两县，其极等户所谓产钱者不及五贯”[99]。总而言之，自北宋到南宋，福建路一直使用税钱，即产钱划分户等与分派税役，并无更变。类似的记载还不少，这里不再赘引。

十一、荆湖北路：《中书备对》载，荆湖北路“以人户逐等物力均出”，可见一般也是通用家业钱的。北宋郑獬叙述安州差衙前的情况。说：“州县差人依条估计家活直二百贯已上定差，应是在家之物，以至鸡犬、箕帚、匕[筋]已来，一钱之直，苟可以充二百贯，即定差作衙前。”[100]可见在宋神宗以前，已行用估算“家活”，划分户等，而以家产二百贯以上的乡村上户差充衙前。宋徽宗时的《岳阳风土记》说，岳州华容县“中民之产，不过五十缗”。南宋时，岳州仍用家业钱“差保正”，“谓如一都上户稍多，则差至物力若干贯而止；若一都内罕得上户，则以中为率，差至物力若干贯而止”[101]。常德知府刘邦翰也上奏，“乞将湖右买扑酒坊课额，令民间随产业钱均纳”[102]。由于湖北路估算乡村户的家业钱非常苛细，正如在上一节引用薛季宣所形容的那样，“湖右之民”，“一钱粒粟即名税户”。

十二、荆湖南路：据《中书备对》所述，此路的“谭（潭）、衡、永、邵、全州、桂阳监以田亩，道、柳（郴）州以税钱，于五等上均敷。第一等户更出物力钱。坊郭以家业均出”。湖南路有两个州用税钱分户等，而大部分州用顷亩分户等，这大概与当时此路耕作技术的粗放有关。但是，既然“第一等户更出物力钱”，可知仍有浮财物力的估算。宋哲宗初年，孔武仲上奏，主张潭州的役钱“自第一等至第五等，随田亩多少，均与栽减，则法度平允，弊事不生，久远可行，实为利济”[103]。这与《中书备对》的记载可互相印证。此外，北宋时，湖南路科配“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户率计亩以取盈”[104]。南宋时也有“均科田亩钱”[105]和“计亩科敷”和籴米[106]的记载。由北宋至南宋，估计湖南路大部分州县划分户等的方式似无变更。

十三、广南东、西路：《中书备对》说，广南东路的役钱，“乡村以税钱，坊郭以物力均出”；广南西路的役钱，“乡村以税钱纽出，坊郭以等第物力均出”。总之，这两路一般都是以税钱划分乡村五等户，摊派役钱赋税。

南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前梧州知州郑鬲上奏说：“广西之民，尤为凉瘠，号称上户者家直才数百千。”[107]据此，则广南西路已改用家业钱划分乡村五等户了。

广南东路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三阳图志》说，潮州“州之赋税，产户曰苗米，曰产钱，曰二科（料）役钱，曰七等盐钱”。“产钱”又称“夏税产钱”，宋理宗时，“尽刷三县产数，自一文至五十文，小产计二万六千八百五十馀户”，“小户（淳佑）七年、八年夏税产钱遍榜给钞”，予以豁免。此外，七等盐钱“系以下县土色高下，产钱轻重分为等第”，“如潮阳以三贯文为第一等，而揭阳则以四贯，海阳则以五贯”。“园地、屋基产仅一丈，敷盐与田产五十文者等”[108]。如前所述，福建产钱即是指税钱，而从上引记载看，潮州的“夏税产钱”也应是指税钱。宋宁宗时，张泽上奏说，广州八县“每遇大礼年分，于产钱上科敷赏钱，唯清远一县，官既收税，故得免科。近年复创行科率，每产钱一文科二十七文，满贯科二十贯，号田根钱”[109]。广州以“产钱”科派“赏钱”和“田根钱”，也与潮州相类，产钱即是指夏税钱。由此可见，到了南宋，广东路以税钱分户等的办法其实并未改变。如上一节的交待，连州以夏布划分户等，则应是个别州的情况。

十四、成都府路：《中书备对》载：“乡村成都府、彭、汉、[邛]、蜀、凌（陵）、简、嘉、眉、雅州、永康军以私（税）钱均出，绵州召（巴）西、魏城、罗红（江）、彰明、西昌、龙安、神泉等县据逐等家业钱数，盐泉县据税色。其坊郭以物力出钱。”上一节已引用宋哲宗初吕陶之说，此路“诸县大半以税钱多少立为户等”，与《中书备对》完全一致。文同在一个奏中说，陵州民户输纳煎盐木柴，“以五等人户每税钱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纳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虽下户亦三、二十束”[110]。这也与《中书备对》的记述契合。另有黎、茂、威三州，都与西南少数民族接壤，人口稀少，《中书备对》不载这三州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这三州没有推行免役法，征收役钱。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卷241熙宁五年十二月和《元丰九域志》卷7，陵州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已改为陵井监，绵州西昌县也降为镇。《中书备对》仍用陵州和西昌县，可知其所载乃是成都府路刚推行免役法时的情况，迄元丰年间未变。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杨师锡上奏说，“四川诸县推排等第，除坊郭营运依旧例外，其乡村人户家业数内若有营运，合依见行条法推排升降。如典卖田产价值，欲乞改正，只用本色所管税色物斛，依见今州县衮折则例并细（纽）税钱。”他主张出卖田产，不按田价减除家业钱，而只扣除税钱，因为“田价比昔倍贵，或卖田及半，则所推价贯已尽，户下遂无等第差役、科配”[111]。此奏证明，当时四川的四路，包括成都府路，都已改用家业钱“推排升降”户等。此外，宋理宗时四川徵收所谓“秋籴”，也“大抵以人户家业钱敷派”[112]。

十五、梓州路（后改名潼川府路）：《中书备对》说：“梓、遂州乡村、坊郭并用丁产簿等第均出。乡村果、普州以税钱，荣州以岁收租课，戎州以税色轻重，管（？）渠州以税钱沿沽钱，广安军岳池、祈（新）明两县以税钱沿纽钱，渠江县分五等均出，富顺监、合、昌军（州）以种子，怀安军以税钱水夫，资、泸州以田地家产钱。坊郭并以家业。”这段记事看不出梓州、遂州和广安军渠江县划分乡村五等户的方式。其他有五个州军用税钱或税钱沿沽钱、沿纽钱、水夫等，三个州监用种子，两个州用家业钱，一个州用“租课”，一个州用“税色”，真是五花八门。吕陶说：“成都府、梓州路自来只于人户田产税钱上依等第差役。”[113]估计梓州、遂州和渠江县也应是依税钱分户等的。

在南宋，如前所述，潼川府路一般已通用以家业钱划分乡村主户户等。宋孝宗时，遂宁府（遂州升为府）知府杜莘老上奏，主张“将每年合表和预买物帛，先以见今上三等人户家业纽算，如有少数，于第四等头户处趱补，均表足元额而止。盖第四等头户与第三等人户家业高下，不甚相远”[114]。也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证。

十六、利州路：《中书备对》说：“乡村兴元府、兴、文州以田亩，利、剑、龙、注（洋）、巴州、三泉县以家业贯百料（科）出。坊郭以家业出钱。”这里缺少蓬、阆两州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诏蓬、阆二州免役钱以家业多少定数。以利州路提举司言，所部役钱未均，蓬、阆二州上户家业多而税钱少，下户家业少而税钱多，至第一、第二等户输钱少于第四、第五等故也”[115]。蓬州和阆州原先用税钱分户等，至此改用家业钱。

南宋初，王庶“籍兴元府、兴、洋州诸邑及三泉县强壮，每两丁取一，三丁取二，与免户下物力钱二百千，号曰义士”[116]。免物力钱二百千，是免除一部分以物力钱摊派的税役。到宋孝宗时，还有在兴元府、文州、龙州、剑州，以及原属秦凤路，后来划归利州路的阶州、成州、西和州与凤州，用人户的家业钱分摊和籴的记载[117]。随着兴元府和兴州、文州由顷亩改为家业钱，使利州路全部行用家业钱划分户等。宋宁宗时，安丙在“兴元府、洋、沔、阶、成、西和、凤州、大安、天水军二十县”经量田地，重定赋税，“旧九郡家业钱凡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九千馀缗”，经量后，“凡增家业钱二百二十九万七千馀缗”。”[118]

十七、夔州路：《中书备对》载，夔州路“乡村、坊郭以人户物力、田段、房店价直，每贯上定出”，可知也以家业钱划分乡村五等主户。南宋时，该路的忠州“家业物力有及一万贯者”，也有“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人户”[119]，情况与北宋时相同。

总结以上分路的介绍，可知宋时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虽然项目不少，但主要还是税钱和家业钱两项，而如种子、税物、顷亩等项，仅在少数地区行用。在北宋，北方各路一般使用家业钱，而南方各路多数使用税钱。但是，随着一些路先后改用家业钱，到了南宋时，除荆湖南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外，其他各路一般用家业钱划分户等了。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后收入《涓埃编》）

--------------------------------------------------------------------------------

[1] 《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庚子。

[2] 《宋会要》食货11之13。

[3] 《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癸亥。

[4] 《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癸卯。

[5] 《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以《宋会要》食货13之24参校。

[6] 《长编》卷362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

[7] 《历代名臣奏议》卷256冯山奏。

[8] 《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9] 《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辛亥。

[10]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11] 《文献通考》卷12。

[12] 《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卷3，《宋会要》职官72之13。

[13] 《水心别集》卷11《和买》。

[14] 《朱文公文集》卷18《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

[15] 《忠肃集》卷3《诠助役十害疏》。

[16]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9《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

[17]《宋会要》食货21之10。

[18] 《包拯集》卷7《请罢里正只差衙前》。

[19] 《宋会要》食货65之6。

[20] 《宋会要》食货26之26。

[21] 《东坡七集·东坡集》卷28《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22] 《字溪集》卷1《上宣谕余樵隐书》。

[23] 《宋会要》食货65之2。

[24] 《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宋史》卷177《食货志》作“物产”，《文献通考》卷12作“物业”。

[25] 《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

[26] 《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27] 《宋会要》食货14之38。

[28] 《梅溪先生后集》卷25《定夺馀姚县和买》，《宋会要》食货70之76。

[29] 《宋会要》食货70之86， 92~94。

[30] 《宋会要》食货70之83。

[31] 《两浙金石志》第11《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

[32] 《乐全集》卷25《论免役钱札子》，以《皇朝文鉴》卷47《论免役钱》参校。此奏说“募法之行且三年”，当写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

[33] 《宋会要》食货70之88~89。

[34] 《河南程氏文集》卷4《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宋会要》职官42之3，食货61之60。

[35] 《宋会要》食货69之25。

[36] 《宋会要》食货70之95。

[37] 《宋会要》食货41之22。

[38] 《栾城集》卷37《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

[39] 《包拯集》卷8《请移冀州就粮兵士归本州》：“本州夏秋税斛斗共纳四万三千馀石，夏税紬绢五千四百馀匹，绵二万七千馀两。”《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且举应天府为例……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

[40] 《包拯集》卷7《请免陈州添折见钱》。又《乐全集》卷25《陈州奏赋率数》：“本州四县合行催纳夏税苗子七万七千五百石有零。”

[41] 《宋会要》食货70之14。

[42] 《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

[43] 《新安志》卷2。

[44] 《琴川志》卷6。

[45] 《淳熙三山志》卷10，《宋会要》食货63之175作中田四文，稍有不同。

[46] 《灌园集》卷14《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

[47] 《净德集》卷5《上殿札子》，《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 丑。

[48] 《宋会要》食货65之6。

[49] 《宋会要》食货70之37。

[50] 《宋会要》食货63之154。

[51] 《浪语集》卷20《论民力》。

[52] 《宋会要》食货12之19。

[53] 《续金华丛书》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此奏原作无产税户40，190丁。据文集后的年谱载，此奏上于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又《宋会要》食货12之17载，当年宋廷据此奏，将“第五等无产税人户四万一百九十六丁”的丁盐绢放免一年。以五等户总丁数核计，可知原奏的数字刊漏六丁，应以《宋会要》的数字为准。此外，此奏还分别记载了六个县的上四等户、五等有产税户和无产税户的丁数。以六个县的数字相加，上四等户的数字与该奏总数相同，五等有产税户共计71，979丁，与该奏总数有出入，无产税户共计40，196丁，与《宋会要》相同。《金华丛书》本的《东莱吕太史文集》没有分载六个县的数字，又与《续金华丛书》本不同。

[83] 《宋会要》职官26之10。

[84] 《宋会要》食货14之37~38。

[85] 《宋会要》食货66之23。

[86] 《宋会要》食货70之80。

[87] 《絜斋集》卷18《蕲州太守李公墓志铭》，《宋史》卷449《李诚之传》。

[88]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2《饶州申备鄱阳县申催科事》。又《鄱阳县申差甲首事》：“或六文产，或三文产，不免于差。”可知“产钱”是指每亩数文的税钱。

[89] 《宋会要》食货70之112。

[90] 《古今考》卷20方回附论。

[91] 《宋史》卷331《孙长卿传》。

[92] 《宋会要》食货65之21，《长编》卷287元丰元年正月癸酉。

[93] 《五峰集》卷3《向侍郎行状》。

[94] 武英殿聚珍本《毘陵集》卷2《论淮西科率札子》，《又论淮西科率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5。

[95] 《永乐大典》卷3587《李椿集·论淮甸屯田》。

[96] 《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此外，《宋史》卷483《漳泉陈氏世家》载，陈洪进“每岁以修贡朝廷，多厚敛于民。第民赀百万以上者令差入钱，以为试协律、奉礼郎，蠲其丁役”。可见漳、泉两州归入宋朝版图之前，也行用家业钱计算资产的办法，与宋代不同。

[97] 《蔡忠惠公集》卷22《启请里正衙前札子》。此外，《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所载蔡襄另一奏，也是谈福建路以产钱差里正衙前的问题。

[98] 《杨龟山先生集》卷22《与廖用中》。

[99]《文定集》卷13《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

[100] 《历代名臣奏议》卷256，《郧溪集》卷12《论安州差役状》。

[101] 《宋会要》食货14之40。此外，据《王双溪先生集》卷1《上薛大监书》载，岳州临湘县还“纽计家业，皆当纳绢”。

[102] 《宋会要》食货21之10。此外，《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还记载当地“以物力多寡”，“附种营田”。

[103] 《宗伯集》卷9《十县例状》（一作《潭州十县议役法例状》）。

[104] 《长兴集》卷30《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

[105] 《斐然集》卷15《缴户部乞拘收湖南应副岳飞钱粮》。

[106] 《真文忠公文集》卷17《回申尚书省乞栽减和籴数状》。

[107] 《宋会要》食货26之26。

[108] 《永乐大典》卷5343，《宋会要》食货28之53。

[109] 《宋会要》食货18之23。

[110] 《丹渊集》卷34《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

[111] 《宋会要》食货69之24，《宋会要》原作“臣僚言”，据《要录》卷161九月辛巳，“臣僚”即是杨师锡。

[112] 《可斋续稿》后卷3《乞贴科四川制总司秋籴本钱奏》。

[113] 《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

[114] 《宋会要》食货38之21。

[115] 《宋会要》食货65之22，《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戊申。

[116] 《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甲申。

[117] 《文定集》卷4《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2范成大神道碑。

[11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关外经量》。

[119] 《宋会要》食货14之38。

求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