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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

游彪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郭景修是北宋中后期的一名中下级武官,在历史上只能算是个小人物,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可是今天能读到的他的墓志铭却有六千余字,其长度,可与正史中少数最著名的人物传记相提并论。可惜迄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仔细研读墓志铭,可知,郭景修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少时的理想是通过科举直接担任文官,可因缘际会,他的仕途却是从武举开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武官。他供职于北宋的边防机构,从最低级别的武官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主管民政的州级行政长官。与历史上某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大人物相比,他显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他的业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功地经营了阶州(甘肃武都),使当地羌人归顺了宋廷。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北宋中下层武官,特别是从事边防事业的中下层武官的缩影。从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这些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大历史了。
[关键词]罗振玉;《山左冢墓遗文》;郭景修;北宋将官;重文轻武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4-0081-10
[收稿日期]2008-04-20
[作者简介]游彪(1965-),四川省简阳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数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中国古代的碑刻,特别是宋辽金时期流传至今的碑文,从中发现了很多未见诸史籍的文字,这些无疑都是异常珍贵的文献及考古资料,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然而,这些石刻史料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去年,在翻阅罗振玉《山左冢墓遗文》时,发现了郭景修的墓志铭①,该碑文长达六千余字,与《宋史》所收录的武官传记相比,除了岳飞、韩世忠等极少数武将传记而外,恐怕没有比这篇碑文更长的列传了。然而,郭景修在两宋历史上大概只能算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宋朝的史籍中几乎没有他的踪影。在仔细解读该碑之后,方才发现他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武官,与其所处时代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尤其是北宋中后期的宋辽、宋夏关系等方面,郭景修更是亲身体验和实践者。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下层武官,其一生也没有叱咤风云的战功可言,但从他的经历中,可以发现两宋历史的某些特殊层面。应该说,无论是任武将,还是担任文职,郭景修都中规中矩,他并不具备特殊的过人才能,而墓志铭的作者却将他描绘成了难得的文武全才,这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只是难以找到相关史料加以辨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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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氏自刊本,收入《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刘靖宇于1936年编修的《东平县志》卷十四也著录了该碑文(有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02年曾经解读过此碑,报告人是吴雅婷。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这一碑文进行过研究。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史料均来源于该碑文。

一、家世与功名


郭景修,字伯永,享年六十四岁,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4),卒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八月二十七日,祖籍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五代十国时期,其祖上郭崇韬为后唐名将,家族因而辉煌一时。郭崇韬被杀之后,五个儿子郭廷信、郭廷晦、郭廷说、郭廷让、郭廷议也相继被诛杀。郭廷让、郭廷晦“各有幼子一人”,由“姻族保之”而幸免于难。后唐明宗继位后,下令郭氏“归葬”,同时“赐太原旧宅”,郭崇韬之妻周氏将两个孙子“携养于太原”[1](卷五十七《郭崇韬传》)。此后郭崇韬的后人定居于太原。因此,基本可以确定,郭景修应该是郭廷让或郭廷晦的直系后裔。

北宋建立后,郭氏举家迁往汶(山东郓城东北),这可能与郭景修的六世祖郭仲贤多数时间在山东地区为官有着密切关系。郭景修出生时,距离五代时间并不很长,大体上可以相信他们口传历史的真实性。

郭景修的曾祖郭义方“举三传,两贡礼部”,可知其家以经学传家,至少从其曾祖开始,郭崇韬的后裔已经变成读书人了,而不再是依靠长枪大戟的武将家庭。然而,他两次到礼部考诸科中的三传,均未被录取,因而未能入仕为官。但因其“行义休洁”而受到“乡里矜式”,成为当地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与郭氏系郭崇韬后裔及郭仲贤多次在这一地区任职不无关系。此后,郭景修的祖父、父亲均默默无闻。

郭景修少年时候就胸怀大志,用功苦学,可惜未考中进士。适逢英宗治平元年恢复了武举[2](卷十三《英宗本纪》),他得到当时担任权河北转运副使的吕大防的举荐①。令人不解的是,何以吕大防单单要举荐郭景修?墓志铭记载,郭景修“以所为文贽谒”,于是吕大防“爱其文,以公应诏。”这说明吕大防是看中了他的文采,因而推荐了郭景修。这应该是表面上的理由,似乎很难让人信服。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无从查证了。无论如何,郭家过去显赫一时的家族背景及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郭景修是熙宁六年(1073)九月才考中武举的②。早在熙宁三年(1070)九月,宋神宗曾经亲自策试武举人[2](卷十五《神宗本纪》)。郭景修应该是参加了这考试的,大概是没有被录取。而在同年五月以后,吕大防便已经入朝担任直舍人院职务③,这是否意味着吕大防的推荐没有起到太多的实际作用。据墓志铭记载:“熙宁中,公举武科,将试秘阁。故事,先较骑射于马军司,以定取黜。会故相国王公禹玉秉钧,其弟倩玉雅与公游善,适遇之京师,相见握手欢甚,谓公曰:-马军贾夔乃吾家门人,试有期,幸先示报,当密达公之名,万无相遗理。.”王倩玉是后来担任宰相的王珪(字禹玉)的弟弟④,他提出马军司内有王家的门人,私下知会其人,就可以帮助郭景修考中。应该说,这是真实的道白,以王珪家族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而言,马军司贾夔定然与王家关系非同一般,否则王珪之弟绝对不敢大包大揽,向郭景修作出“万无相遗理”这样的保证。

问题在于,郭景修当时很年轻,且其父亲、祖父都已然是布衣平民,他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结交上了王家,这几乎不可能找出相关证据,仅仅“雅与公游善”是不足以诠释这些疑点的。虽然墓志铭中说“公虽愧谢,竟不往谒”,明确表白郭景修并未前去拜见王家之人。不难想见,这种说法似乎很难经得起推敲,这显然不是墓志铭的作者曲意隐讳。而是郭景修后来在同他的部下孙逸谈及此事时,没有如实地将当年那些并不光彩的武举考试经历和盘托出,而是刻意加以隐瞒,因而王家之人在决定其命运的武举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全然无法判断。事实上,郭景修已经有过落第的经历,想方设法考中,自然就成为他的最高目标。因此,郭景修极有可能得到了王家人暗中相助,毕竟他早年一直习文,骑射绝非其长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宋代武举考试过程中明显存在相当严重的暗箱操作。

尽管如此,郭景修考武举的成绩似乎不是特别突出,按当时武举的规定,“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为三班奉职,又次借职,末等三班差使、减磨勘年。”[2](卷一百五十七《选举志》)郭景修入仕之时只授了北宋前期入品武阶中的最低一阶的三班借职,应该只是考了倒数第二等。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证明郭景修之考中武举,并不完全是依靠他自身的能力,而是夹杂了其他种种因素。墓志铭文字所透露的信息表明,吕大防、王珪等朝廷要员的身影至少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郭景修29岁中了武举,拥有武官身份。其所经历的实际差遣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他历任霸州阿翁寨主,延州肤施县尉,登州刀鱼战棹巡检兼提举沙门寨诸五岛公事,密州管界都巡检使,京东第五、第六副将,开封府界第一、河北京西第五、泾原第六将,知宁化军、火山军,阶州管勾沿边安抚司公事,知赵州、德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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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此记载显然有误,吕大防时所任应为“权河北转运副使”,直至熙宁三年。
②《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记载,“(熙宁六年九月)辛亥,策武举。”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熙宁三年五月丙午条,“工部郎中、权发遣盐铁副使沈起,度支员外郎、权河北转运副使吕大防并直舍人院。”
④《宋史》卷二百一十《宰辅表》记载,王珪熙宁三年出任参知政事,熙宁九年“自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守前官加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二、武将生涯:边境战事的亲历者


郭景修的戎马生涯始于北部边疆霸州阿翁寨(今河北霸州)。该城寨地处宋辽两国界河的宋方一侧,与辽国仅一河之隔,边臣以其时南北通好,很长时间未修治城隍,防御工作也很不谨慎,因而常常出现小的盗窃事件。而当职者却习以为常,并不放在心上。郭景修却不忍看到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募兵修筑城墙,很多老百姓也自愿参与。但却遭到其顶头上司——阎姓安抚使的无理指责,甚至“诬以生事”,但郭景修根据以前的城池图籍据理力争,说明新城并未超过旧城的范围。恰恰在此时,朝廷了解到河北、京东路盗贼横行的现实,派遣安焘前去察访实情①,安焘亲眼见到郭景修主管的城池“壁垒完整”,于是“列其事以闻”,即将郭的所作所为上报朝廷,显而易见,这是对郭景修政绩的肯定。这一事实也表明,至少在熙宁十年(1077)之前,郭景修仍然在阿翁寨担任寨主之职,他是熙宁六年九月考中武举的,照此计算,郭景修在阿翁寨任职的时间应该是四年左右。从安焘对他的评价来看,郭景修在担任低级武官时就能为老百姓的实际利益着想,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宋神宗元丰初年,郭景修调任肤施县尉,该县隶属于宋朝西北军事重镇——延安。熙宁五年(1072),“省丰林县为镇,金明县为砦,并入焉。”[2](卷八十七《地理志》)从而大大扩张了该县管辖的地理范围,也表明该县地位得以大大提升。元丰元年(1078)六月,宋神宗诏令全国十八个县的县尉由三班院直接差遣使臣担任②,所有这些县份都处于边境或与少数民族接壤的地区,朝廷作出如此安排,将原来的监当官县尉改为由三班院派遣武官担任县尉,无疑有着相当特殊的意义。这一举措表明,这些县份的地位和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北宋境内的其他县,它们对维护赵宋王朝统治的稳定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否则就没有必要以皇帝诏令形式钦点县尉了,其目的无非是想遴选一些有才干的武官前往管理县内事务。郭景修位列其中,成为十八名重要县份的县尉之一,这有可能是朝中有人提携,但无论如何,他的才干受到了朝廷不同寻常的重视,其仕途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起色。

通常而言,宋代县尉以三年为一任期。至元丰三年,郭景修本已任满。当年六月,宋神宗任命沈括为延州知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而此时肤施县行政长官因病离职,由于沈括了解郭景修的才能,于是“俾摄邑事”,即让郭景修暂时全权代理肤施县政务,实际上成了该县民政军政合一的最高行政长官。因准备宋夏战事,郭景修主要管理肤施的征赋调度等事务,办得井井有条,不负沈括的期望,同时也展示了他在管理民政方面的才能。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一改以往的防御姿态,对西夏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元丰四年(1081),种谔率军围困米脂(今陕西米脂县)[3](卷三百一十六熙宁四年九月丁未)[2](卷十六《神宗本纪》),连续进攻三日未能攻克,宋军将士士气逐渐低落。而西夏派遣“牙头将总铁骑三万以援米脂”③,这样,前有西夏援兵,后有坚固的米脂城,宋军进退不得。

于是郭景修乘机向种谔献计,要求种谔分帐下士兵一千,“自山背转而上”,由郭景修假扮成种谔,“坐胡床指麾”督战,宋军以为真是种谔亲自坐镇指挥,“短兵驰击,无不以一当十”。这样,既让诸军不敢懈怠,又保证了种谔的安全。此后他又身先士卒,领兵奋勇杀敌,最后取得了胜利。应该说,郭景修的计谋相当高明,就连种谔也在献敌兵首级时公开对各路将领宣称,“微郭侯,几败大事”,足见其计谋得到了种谔采纳,并得以付诸实施。宋军占领米脂后,郭景修因功得到朝廷特诏授左侍禁。种谔本来打算在“入对”皇帝之际要“面陈公米脂奇功”,但没等到那一天,元丰六年(1083),种谔就病逝了。种谔是北宋时期颇具争议的将领,这与宋神宗时期朝廷决策者处理宋夏关系的态度(主战与主和)密切相关。大概是由于郭景修与种谔私人关系过于接近,随着朝廷内外攻击和责难种谔之声的高涨,郭景修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元丰六年之时,郭景修依然在陕西北部地区当职。

此后若干年,郭景修被调往北宋东北沿海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担任刀鱼战棹巡检兼提举沙门寨五诸岛公事,是一个类似监狱长的职务。这里囚禁着来自各地的犯人,基本上都是重刑犯。朝廷在每岛有一百名驻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郭景修实际上是被贬谪了,因而只统领了大约五百名士兵。在此之前,负责的军官经常杀害犯人,却谎称犯人因病死亡以逃避责任。郭景修上任以后,改变了过去随意处置犯人的现象,要求各岛上报囚犯在岛上的犯罪记录及其情况,经过寨主批复后才能处置。郭景修在此任职大概是三年左右,在他的任期内,很多犯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其后,郭景修又担任密州管界都巡检使、京东第五副将等职。大概在元佑四年(1089)前后④,郭景修任京东第六副将时,出戍熙河路,经略使范育“一见而奇之”。在此之前,范育曾经派遣郝贵率军修筑兰州城,但他却未能如期到达,于是范育下令让郭景修取代办事不力的钤辖郝贵都统驻军,实际上是以副将的身份承担起了正将的职责。这是范育临时作出的任命,可见宋代边境地区的经略使或安抚使作为朝廷的方面大员,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郭景修官位较低,其下属将佐又以为他是“东人”,应该是容易应付,但郭景修军纪严明,“将佐惶恐,相戒勿犯,”因而三日内完成筑城任务,范育向朝廷推荐其政绩,他因此而得到了赏赐。这一事实表明,郭景修具备相当强的治军能力。

此后不久,郭景修由副将升任正将级武官。先担任开封府界第一将将官,“府畿兵多市人,游惰不习武事”,于是他整顿该军,裁汰不能征役之人,将其变成了精锐之师。此后,郭景修又分别改任河北和京西第五将将官。这期间大致上是九年时间,郭景修的实际差遣经历了四次调整,基本上都是平级调动,任职地点包括京东、开封府、河北、京西。由此可见,宋代真正领兵的将官调动相当频繁,平均两年多时间就要更换一次,而且,将官任职之地似乎都是以路为基准,也就是说,同一将官几乎没有机会在一路担任正将之职,副将似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与宋朝开国以来严厉防范武将的策略一脉相承,无非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绍圣四年(1097),宋朝修筑平夏(旧石门城,今宁夏清水河谷)、灵平(旧好水砦,在平夏城南)二城时⑤,郭景修以泾原路第六将将官为行营中军将,主帅章楶让他也参与军事讨论。此时夏国左右厢监军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等十余万精兵来袭⑥,郭景修向护军种朴建言,“夏人剽悍,今空国而来,宜持重以待之。”这说明当时郭景修所率军队直接接受种朴的指挥。由于他与种朴之父种谔交情颇深,因而种朴听从了郭景修的建议,这为宋军获胜提供了有效的计谋,他也因战功得到升迁官职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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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一熙宁十年四月丙申条,“命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安焘体量京东、河北官吏不职事以闻,其官司行遣、盗贼违法事一面施行,如事体稍重,即奏取旨,以两路盗贼颇多,虑州县不能逐捕及施行违法故也。”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元丰元年六月辛酉条,“诏沧州清池、莫州任邱、霸州文安大城、秦州城纪陇城清水、延州肤施延长延川、庆州安化合水、全州清湘灌阳、邵州邵阳武冈、澧州石门慈利十八县,自今委三班院选差使臣为尉,其旧系使臣监当阙,送流内铨差注。”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六元丰四年九月庚戌条,“翌日,贼兵八万余人自无定川出,直抵我军,将合米脂之众以夹攻我。”此处所述西夏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墓志铭的记载,《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谔传》亦曰:“敌屯兵夏州,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万来援,谔御之无定川,伏兵发,断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将令介讹遇。捷书闻,帝大喜,群臣称贺,遣中使谕奖。”这些说法大概有夸大功劳之嫌,虚报的成分极大。墓志铭依据的是当时“谍报”和“觇者”亲眼所见的情况,应该不会有大的误差。《长编》记载,宋军“获首五千余级”,若西夏有八万余人,加上米脂城中原有的守卫部队,完全有能力继续与宋军一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六元丰四年九月丙午条,当时种谔率领的宋军大约九万余人,“以鄜延兵五万四千、畿内七将兵三万九千,分为七军,分阵而进。”若宋方以同样数量的士兵抵抗西夏数量几乎相等的军队,宋军几乎难以取胜。由此可知,种谔等人为了邀功,虚报了西夏援军的数量。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元佑四年七月丙子条,“右正言刘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尝有缺行。诏育权发遣熙州。”据此可判定郭景修与范育相识应该在此之后。
⑤《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三》,平夏、灵平二城均在绍圣四年赐名。
⑥《宋史》卷三百二十八《章楶传》记载,章楶与

三、武官任文职:地方行政体制的多元化


郭景修因功得到升迁,由武官转变为主管民政的地方行政长官。通常而言,除宋朝初期之外,武官是很难有这种机会的,郭景修从一名将级武官被任命为亲民官,大概与他武举出身有着很大关系。虽然此后郭景修官职升迁依然按照武官的相应规则进行,但他历任之官的性质却完全变成了文职。其第一任应该是知宁化军,这是宋辽边境的一个军事要冲。墓志铭本身对他的这一经历并未作过多叙述,极有可能是他在此地任职的时间不长。

其后又任知火山军(陕西府谷县西北)。该军位于河东路黄河东岸的宋辽国界处,地处要冲,每年黄河封冻之时,“常屯重兵以备虏寇”。此前军无总帅,军令不一,郭景修深以为患,上书朝廷,建议设置主将,于是朝廷任命郭景修为河内统将,统一调度军队,使当地民政、军政合而为一。这种现象与宋代通行的地方文武分治制度明显存在差别,从而表明,宋朝地方统治系统是相当复杂的,不同的地区存在很大差异,似乎不能完全依照标准模式概而论之。

郭景修在任期间,宋辽之间发生了久良津榷场事件。该榷场位于宋辽边境界濠四十里处,很多辽朝商人到此从事贸易活动,“有历时不返国者”,即这些辽人将货物运到久良津榷场后,并不按时返回辽朝境内。于是辽朝方面提议在离边境很近的偏头村设置榷场,以达到“商贾交易,朝往夕返”的目的,这显然是辽方的无理要求。元符元年(1098),河东路沿边安抚司依据顺义军的文牒,下令改变进入久良津榷场的路线,“以北客旧自东偏头税场入久良津和市,今移于贾胡疃,已指挥本津不得与自新路来者交易。”[3](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戊寅)可见,宋与辽的榷场贸易似乎存在固定的路线,而河东经略司却因此事未与经略司商量而擅自更改是违法,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郭景修向经略使孙览写了封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宋朝应该依据宋真宗景德年间以来的惯例处理榷场问题,决不能按照辽方的意见随意变更,显而易见,郭景修是支持经略司的。最后,此事只得由朝廷出面解决,于是“诏沿边安抚司放罪,令今后遵依条约束施行。”[3](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戊寅)这一诏令应该是各打五十大板,沿边安抚司无罪,而榷场交易则要遵循过去的条例。而根据墓志铭的记载,“会有旨闭久良榷场”,这似乎是来自朝廷的旨意,要求关闭久良津榷场,郭景修“即日下令遏绝”。作为该榷场所在地的行政长官,郭景修认真执行了其上司的命令,他甚至还严厉处罚了纵容辽朝商人私下交易的宋朝士兵。由此大致可以确定,郭景修到火山军任职的时间大概是在元符元年之前①。

至元符二年(1099)正月,朝廷任命知杭州林希知太原知府[3](卷五百零五元符二年正月甲子),其用意是要他去取代孙览的职位,宋辽之间因为争黄河之水等冲突事件而剑拔弩张[3](卷五百一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寅),巡检何瓘率宋军射杀了一些辽军,于是被过去的仇家抓住了把柄,污蔑他贪功生事,要求依军法处置何瓘。在这种情况下,何瓘向郭景修诉说了事情的经过,于是郭景修写信给林希,认为应该对何瓘论功行赏,以鼓励报效朝廷之人,从而保全了何瓘。这也反映出,宋辽虽然签署了澶渊之盟,但双方之间依然时常产生摩擦。由此可知,至少在元符二年时,郭景修依然在火山军任职。

经历知火山军后,郭景修被任命为阶州知州,墓志铭用了三分之一多的笔墨详细描述他的这段经历,可见阶州在其一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他也正是在阶州达到了一生仕宦生涯的最高峰。按照墓志铭本身的说法,崇宁二年(1103)秋,郭景修任满一届,照此计算,他应该是元符三年(1100)到阶州任职的。

郭景修第一次在阶州担任知州期间,惩恶扬善,一心为民,任职期间常常都是丰年,因而深受阶州百姓爱戴,百姓视其为父母,为之立生祠;他在阶州最早的贡献在于倡导文化教育,建立起州学,“州人之子弟靡然向风,驯服教法,有洙泗之风”。为了使学校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郭景修千方百计为学校置办了学田,保障了办学的经济来源。这些举动受到当地人的衷心拥护,为他刻碑歌功颂德。任满后,郭景修本该卸任离职,适逢转运使杨珙行至阶州,阶州老幼数千人阻道请求郭景修留任,依依不舍,乃至潸然泪下。杨珙上报朝廷,郭景修得以第二次担任阶州知州。这在宋朝是很罕见的现象,除了百姓的爱戴而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阶州系沿边州,很多进士出身的文官并不一定愿意到此任职,于是朝廷破例允许郭景修连任该州行政长官。

郭景修治理阶州,其最大贡献在于招降吐蕃。宋朝时期,吐蕃势力日趋衰落,“其国亦衰落,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2](卷四百九十二《外国传八》)可知吐蕃诸部散居于宋代西北广大地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更重要的是,吐蕃各部族大小不一。据郭景修墓志铭记载,宋代阶州附近势力最大的有七个吐蕃部落,“其七族者有曰浪梨,曰微家,曰乔家,曰当儿精②,曰雕吴,曰立逋,曰木林。七大族族各有帅,帅曰-大首领.。族各有附,强盛者有至五十族,少者半之。族有长,曰-小首领.。”这是关于中唐以来吐蕃民族非常重要的史料,笔者检索宋代其他史籍,几乎没有发现相关的记录,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这些部落散居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松潘地区,“其地西接青唐,北连威、茂,据潘、邦、叠三州之地,缔交青唐,辅车相依”③。他们与青唐地区的吐蕃族遥相呼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七大族“剑甲犀利,为诸羌之冠”,可知其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

宋徽宗崇宁年间,北宋政府收复青唐地区[4](卷一百三十九《收复湟州》、卷一百四十《收复鄯廓州》),“惟七族负固不宾”,即不肯归附宋朝,于是朝廷命郭景修去招降他们。郭景修在阶州任职时间已久,该州地接潘州(甘肃玛曲北)、叠州(甘肃迭部),处于北宋和吐蕃关系的敏感地带。郭景修已深谙阶州的地势和周边吐蕃各族的情况,他先向两个敏辩的熟羌(归附北宋的羌族)巡检转达了朝廷招降七族的诚意,并强调七族若仍然负隅顽抗,将不得善终。此举小有成效,数月之间有少数吐蕃部族内附。雕吴族首领梦精狡猾而剽悍,“诸蕃严惮之”,即很多当地部落的族人都非常畏惧他。郭景修请他一起饮酒时,发现梦精穿着甲衣,靴子里藏有佩刀,于是把梦精引入自己的卧室,屏退左右之人,与他交心良久,还亲自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诚心诚意地对他说:“今结逋(汉语“至尊”的意思)方开示大信以来远人。尔既归命,何甲也?我忍害尔乎?我不忍害尔,尔忍刺我乎?”梦精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示愿意以死相报,并且拜郭景修为义父。郭景修以真诚打动了这位部族首领,因而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由于梦精在当地的巨大威信和影响力,在他的鼓动下,几个月内,数个吐蕃部落归附朝廷,朝廷不费一兵一卒而得到了潘、邦、叠三州之地,幅员数千里,“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在招降羌人之后,郭景修还向朝廷建议,按照当地部落大小授予其首领官职,其中梦精(雕吴族首领)、军都斜四(微家部大首领)、燕罗厮度等各补遥郡团练使,充任本族都巡检使,其余各小族首领依次补官,出任本族巡检,使之“大小相制,控厄西蕃一带”。这些措施使北宋王朝更为有效地控制了大片羌人聚居的地区,基本上切断了他们与青唐吐蕃的联系,为崇宁时期正在进行的收复河、湟的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对西部边陲的开发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羌人归附的消息传到京城,“诸道上章称贺”,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格外兴奋,于是下诏书褒奖了有关人员。据陈均记载,崇宁三年九月,“阶州羌纳土。秦凤招纳司言:阶州生蕃纳土,得邦、潘、叠三州,计二千五百里,大小酋领一百二十人。诏本路经略胡宗回加枢密直学士,渭州郭景修为西阁门使,所奏皆妄诞也。”[5](卷二十七)这是现存史书中唯一一处提到郭景修的资料,这一记载前半部分与墓志铭所述事实基本吻合。而后半部分的说法显然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在陈均看来,所有这些事实都是虚假的,且将郭景修的名字写错,并冠之以“渭州”,如前所述,郭景修从来没有在渭州任过职,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早在元符年间,宋朝对青唐地区用兵是卓有成效的,随着战事的进展,青唐吐蕃纷纷归顺宋朝④。在这种情况下,势力不及青唐吐蕃的阶州“生蕃”归附宋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更何况,如果没有“阶州羌纳土”,朝廷也不会为时任熙河兰会路经略使的胡宗回和阶州知州郭景修加官进爵了。更重要的是,阶州设置管勾沿边安抚司公事,郭景修成为首任安抚使,墓志铭说“阶置帅”,始于郭景修,应该是准确的。这不仅突出了阶州在宋代西北战区之重要性,标志着该州地位的大大提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阶州已经成为控制青唐外围吐蕃部落不可或缺的战略据点。

郭景修知阶州最后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本归顺宋朝的青唐吐蕃部族首领溪巴温、陇拶父子据守溪哥城⑤,他们原本打算依靠潘州、迭州等地区的羌族七大家族恢复故土。与此同时,七族中的浪梨族人结毡原来为董毡“役属”,后来,他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拥有万余部族,往来于潘州、邦州,贩卖马匹。这两股势力对北宋王朝怀有异心,自从七族归附之后,就与溪巴温、陇拶以及结毡断绝了关系。崇宁三年(1104),朝廷下诏,邀请归顺宋朝的羌族酋长到京城开封。在这种情况下,溪巴温父子和结毡非常担心郭景修对他们不利,于是联合起来,率领数个吐蕃部落乘机起兵抗宋,攻打位于阶州的峰贴峡寨⑥。郭景修得知结毡率兵入寇后,他迅速向距离较近的秦州帅胡宗回求救⑦,但胡宗回率领的宋军主力已经出发戍守熙河路去了,根本无法施以援手。在这种情况下,郭景修只好组织驻守阶州的一千余士兵阻击羌人的进攻。他先设伏兵暂时打退了敌军,敌军去而复返,引数万大军围困峰贴峡城,郭景修临危不乱,以空城计再退敌军。敌军围城之后,切断峰贴峡寨水源,郭景修命人用一匹丝绸换一斗水,鼓励城内老百姓和官兵掘井,成功解决了缺水问题,还给敌军送去二十缸水,敌军惊叹不已。峰贴峡寨是通往阶州的要道,一旦被攻破,情况将变得非常危险,于是郭景修率领数百城中将士死守峰贴峡,在没有任何外援的艰苦条件下坚守时间长达七昼夜之久,迫使羌人退兵。危机化解后,郭景修谢绝朝廷给自己儿子升官,而强调众将士的功劳,让诸将士都以功得赏。

经过此番变故以后,郭景修修缮了差点被敌人攻破的峰贴峡寨,使其成为“雄冠诸边”的坚固堡垒。他根据其在使峰贴峡寨的经验向朝廷提出详细陈述控制潘、邦、叠三州的具体方略,其一是要在叠州(甘肃迭部)及另外四处修筑城池,控制归附的羌族部落,然后再兴筑潘州、邦州城;其二是以七族大首领分别隶属于三州,每州设置番兵,将羌人编入番兵系统,使其按照“汉法”行事;其三,羌人居住区地广人稀,可以招募汉人来此地耕作,此举还可招来与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其四,由于“夷狄之俗,非茶不生”,因而他建议从蜀地运茶数万斤与少数民族交易,这样就可以解决驻军的军粮问题。朝廷采纳了郭景修的这些意见,诏令他先修建叠州城。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周密的计划,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郭景修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吐蕃聚居区建立以城池为中心的据点,并逐渐增加城池的数量,这些作为宋朝更为有效地控制羌人部落而楔入的钉子,无疑是武力震慑的最关键环节。另一方面,为了宋朝边境的长久安宁,郭景修的策略中还包括了安抚与怀柔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笼络羌族部落上层,将他们的族人组织起来,“革其狼心”,使他们成为保卫宋朝边境的力量。不言而喻,这些措施是在郭景修多年与吐蕃族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路,也是针对当地实际情况而提出的非常有效的治理方略。

恰恰在此时,崇宁四年二月,宋军在河湟地区战事吃紧,朝廷命令阶州分兵赴援,郭景修虽然多次上书,要求按原定方案修筑叠州,但没有得到批准。郭景修只好执行“班师”之诏令,于是他控制羌人的行动功亏一篑,他为之奋斗六年的心血也随之付之东流。后来,虽然北宋最后短暂征服了吐蕃的青唐政权,但是得到土地,却失去了人心,而之前郭景修能不费一兵一卒,基本上就招降潘州等三州的吐蕃部落,这无疑是相当的难能可贵。

更重要的是,郭景修招纳了吐蕃七族之后,朝廷任他为管勾沿边安抚司公事,阶州也由一个普通的边境州上升成为一个安抚司州。这是对阶州重要性的肯定。阶州地位的上升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与宋夏战争的发展休戚相关,与吐蕃在宋夏战争中的作用也密切相联。郭景修对阶州地位的最终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

崇宁五年(1105)左右,郭景修离开阶州,这可能与他坚持己见有关。其实,宋徽宗崇宁年间重兵围攻青唐吐蕃,其主要目的是要切断吐蕃各部落与西夏之间的联系,为了集中兵力,抽调阶州的驻军赶赴主战场,应该是出于全局的考量。朝廷暂缓修筑叠州城,提出“河湟解严”之后再讨论此事,而郭景修却固执己见,显然是地方行政长官更多地注重局部利益的表现,更反映出郭景修希望建功立业的真实心态,无疑也包含了他希望加官进爵的个人目的。正因为如此,朝廷将郭景修调离了阶州。回到京城以后,大观元年,郭景修得到了宋徽宗的召见,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天子脸色和悦,一再安慰,充分肯定了他招抚羌人的突出政绩,而他却将功劳归于皇帝的英明和将士的不懈努力。这是郭景修惟一一次面见皇帝的记录。

此后两年左右时间,郭景修被派往赵州担任知州,他向朝廷条陈了处理北部边境事务的十多个事项,得到宋徽宗的赏识,朝廷特别任命他为东上门使,并且把当地的治安治理得有条不紊,又升为四方馆使。后来“贼徒”李免率领百余农民起义军流窜入赵州,由于李免势力逐渐壮大,因而朝廷下令严惩,凡是这次农民起义军经过的地方,所在州县行政长官都要加以重责,郭景修被罢免了官职。这些官员本来还要受到进一步弹劾,但皇帝有旨,惟独不再追究郭景修的责任,于是郭景修调职知德顺军、镇戎军(未赴任),后病逝于任上。

从郭景修的履职经历来看,他实际担任了五个州军的行政长官,几乎都是处于北宋边境附近的行政区,其中知阶州时间最长,这是较为例外的情形。通常而言,宋代士大夫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知州是级别较高的亲民官,要用文臣担任,正如北宋中期蔡襄所言,“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6](卷二十二5国论要目6)而郭景修的武官身份显然已经突破了这一说法和界限,虽然其官职升迁依然按照武官路径进行,但他的实际差遣已完全变成了文职。这种从武到文或亦武亦文的现象应该不只是个案,颇为值得玩味和探究。这种事实至少说明,宋代州县行政系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最高行政长官的任用是多元化的。同时,宋朝所谓区分文武,应该是常规情况,不包括特定区域的大量特殊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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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墓志铭记载,郭景修曾经就久良津榷场问题上书经略使孙览,据《长编》卷五百零九元符二年四月丁酉条,“诏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太原府孙览差提举崇禧观”,即孙览离任于此时,而其担任此职应该在此前若干年。另据《长编》卷四百八十一乙卯条,“新知庆州孙览知渭州”,李焘引《实录》作注云:“览知庆州在正月二十三日,绍圣二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孙览大概是绍圣二年以后到河东路任职的。
②碑文拓录缺二字,据墓志铭下文记载,“即呼敏辩熟羌巡检厖逋潘、当儿精谓之曰:今天子神武英断,自古未有,偏师西征,青唐破灭。”
③笔者查阅相关记载,并未发现北宋末期在潘州、叠州附近有邦州之名。5元丰九域志6卷十,隶属于黔州的羁縻州中有“邦州”之名,显然相去甚远。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六元符二年九月乙亥条,“枢密院言:今来熙河路已收复青唐、邈川等处城寨,其洮、叠一带虑有招纳未尽部族,令胡宗回应洮、叠招纳部族及修筑城寨,专委李澄,仍委包顺同招诱。早令出汉,其合建置州县城寨去处,应干措置事件,从经略司相度。”李焘在此文后引用5青唐录6的记载,“时叠、宕一带部族大首领彭布锡卜萨等亦乞归附,诏李澄、包顺专行招诱。”由此可知,元符年间,随着宋朝收复青唐等地,洮、叠地区的很多吐蕃部族愿意归顺,于是朝廷专门派人招纳叠州等地的吐蕃部族。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作“溪巴乌、隆赞”。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青唐录》曰:“自收复浪黎、厮江诸族之后,有结毡、旁篯者,帅羌兵万余逼峰贴峡寨而屯,官军即攘却之。继而围大通城、宣威城、顺宁寨、连雕山一带,叛羌出没新边者,数年不已。”见《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收德洮州积石军》。然而,此处并未明确说明究竟是谁率领官军,而峰贴峡寨在阶州境内无疑,因而基本可以确定是指郭景修死守之事。另外,结毡所率羌兵与宋朝持续交战达数年之久,即结毡等人在郭景修离职后依然没有完全归顺。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崇宁二年八月,“诏胡宗回顷帅熙州日,在元符末、建中靖国间,屡陈坚守鄯湟之议,见落职罢任,可赦其小过,录其前功,特与复宝文阁待制、知秦州。”可知郭景修求援之事应该是在胡宗回担任秦州知州之后。

四、墓志铭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郭景修墓志铭的作者王允中,据他自己的说法,“余为齐学教授日,公为京东第六将,驻军于齐,从公之游且久”。如前所述,郭景修元丰末年以后在京东路先后担任过四种不同的职务,任职时间在其一生中应该是较长的,因而在齐地结识王允中并相交甚笃。问题在于,自从调离京东路后,郭景修再也没有在这一地区任过职,他与王允中之间可能再未见过面,顶多只是保持书信联系而已。那么,王允中又如何能写出这篇如同亲身经历的墓志铭呢?笔者以为,此文的初稿是由孙逸起草的,王允中坦陈,“以故吏孙逸所状行,求铭于余”,可知王允中是依据孙逸所作的郭景修行状润色加工而成了这篇墓志铭。

而孙逸是郭景修初到阶州时认识的,“公下车,首兴庠序之教,以州掾孙逸领学事。诱民之秀者,俾就学,唱之于时,州人之子弟靡然向风,驯服教法,有洙泗之风”。看来孙逸当时仅仅是阶州吏人,是郭景修的下属。在郭景修担任阶州知州初期,就委托他负责当地的学校及教育事务。由此可见,郭景修与孙逸的相识相知是从阶州开始的,经过多年交往,孙逸大概成了郭景修的心腹,他见证并伴随了郭景修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可以肯定,此墓志铭应当就是孙逸依据他与郭景修交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写了份底稿,然后交给了郭景修早年的老朋友王允中,请他为郭景修撰写了一篇墓志铭。

显而易见,墓志铭的两位作者对郭景修都深怀感情,尤其是执笔者王允中,“辱公之知为深”,不难想见他与郭景修的交情之深。正因为如此,这篇墓志铭表现出来的几乎都是郭景修惩恶扬善、平易近人、刚直不阿的正面形象,通篇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郭景修在王允中的生花妙笔下几乎成了一个完人,这无疑是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写作墓志铭的通病。之所以如此,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郭景修在与孙逸的交往过程中隐讳了他一生中的许多事情,尤其是那些并不光彩甚至是阴暗的部分,而这些事实是后人永远无法知晓的,惟有郭景修本人最清楚。毕竟,人无完人,郭景修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墓志铭中几乎都是褒赞之词,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也是令人怀疑的。

不言而喻,这样的叙述并不符合郭景修一生的真实状况。郭景修从29岁中武举到64岁病逝,在其当职的35年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徘徊在北宋官僚体系的中下层。然而,墓志铭对他的军事才能作了超乎寻常的评价,“其用兵行师、料敌制胜,皆中机会,故未尝不捷”。郭景修简直就成了料敌如神、百战百胜的将官,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很难让人相信。

墓志铭将郭景修刻画成了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武将。他报考武举之所以能得到吕大防举荐,不是因为他武艺出众,而是因为他的文章受到欣赏,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民风尚武的阶州,孔夫子的塑像仅存于一座不能遮风避雨的破庙,郭景修到任之后,就兴办学校,吸引当地才俊之士读圣贤书,给阶州带来文质彬彬的中原之风。他还打算用自己的俸禄钱给当地的学生们买田,但因为没谈好价钱而只好作罢,后请朝廷赐田得到同意,让当地人大为感动,为他刻碑歌功颂德。叠州五角山的铜矿开凿了数月没有成果,郭景修作文祭天,当日傍晚就挖出了铜矿。看来在当时人心目中,郭景修文章的分量不轻。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描述,彰显了郭景修文人的一面。

与此同时,墓志铭还盛赞郭景修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他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大观初年,郭景修即将面见徽宗之前,有人劝说他将元佑大臣如刘挚、苏轼从其举荐人名单中删去,以免受到不必要的连累,当时元佑党人已经被打入另类,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郭景修坚持认为,刘挚、苏轼二人确实曾经举荐过自己,因而坚决拒绝了此人的好意。羌人归附之后,郭景修受到了朝廷的器重,常常有权贵之人前往考察,郭景修的下属都劝他多多地馈赠物品,借机提高声誉,而他却认为,府库之物出自百姓,绝对不能用民脂民膏去巴结权贵,于是得罪了不少权贵,至于这些人都是谁,墓志铭并未交待。但可以肯定,这些人争相诋毁郭景修,“故赏不及功,材不尽用,知者叹息。”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多少给他的仕途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却不是决定性的。郭景修还是诚实不欺的人。元丰年间,他同种谔一起出兵,“或劝公市级以图赏,曰:-人皆为之,何独异也?.公辞以君父不可欺。”可知宋军为了得到赏赐,很多人花钱买敌人的首级,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应该是相当普遍的。而郭景修却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是非常难得而可贵的品质,凸现出了他诚实人格的魅力。

就宋朝的现实而言,像郭景修这样的武官,在“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要获得与他们自身努力相应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从郭景修的经历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其担任武将期间,指挥他展开军事行动的,除了种谔以外,历次都是文官,而郭景修异常重视与这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其前程的文职上司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是他不得已的无奈选择。由此可见,两宋时期,“重文轻武”完全不只是口头上的政策,而确实是现实的政治环境,更是难以改变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武将只能是被动的配角,几乎没有担任主角的机会。即便是在前线战场上,他们似乎都只能在文职上司面前提出某些建议,至于是否被采纳,恐怕就不是武将能够决定的了,郭景修在宋与西夏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宋代武官的才能、创造力、能动性等在战场上难有施展和发挥的舞台,郭景修自然也不例外。

郭景修的初衷本不是要进入武官行列,他是在考不中进士的情况下,无奈地选择了武举这条路。然而,武举并不像发达的文官选拔考试那样受到社会的重视,其影响力与科举相比,可谓天上地下。按宋朝武将的培养选拔制度,武官的来源主要包括荫补、军员转补、军功补官、吏人出职、武举及潜邸等等。其中又以荫补和军员转补最重要,这两种形式在宋代武将培养选拔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武将的绝大多数来源于荫补和军员转补,其他出身者亦仅为极少数。因此,郭景修在宋朝武官系统中处境非常尴尬,毕竟武举出身者在两宋武官队伍中的比例和影响都很小。无怪乎宋人方大琮在讨论武举时指出,南宋中兴的名臣宿将“或出于将家者有之,或拔于行伍者有之,其自武举中出者几人?”[7](卷二十六《策问》)这充分说明,武举出身的武官建功立业者微乎其微,而郭景修的一生恰恰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度过的。

从墓志铭中可以看到,虽然郭景修一直勤政爱民,任劳任怨地为北宋的边防事业添砖加瓦,但他却未能立下显赫的战功,这是其身为武将的硬伤。墓志铭中提到他对种谔攻下米脂、章楶取得平夏城之役的胜利都有出谋划策的功劳,不过,在相关史料中都没有提到他,因而很难确定,是这些主帅光芒太耀眼淹没了他,还是墓志铭作者对墓主的经历有赞美甚至是夸大的嫌疑。总体而言,郭景修并没有特别出色的资质,他仅仅是宋代众多默默无闻的中下级武将的缩影而已,若非此墓志铭得以保留下来,他早已被历史遗忘。然而,郭景修虽非出类拔萃,却也兢兢业业;即使不为人知,也不争名夺利;虽然没有显赫的功绩,却也为北宋的边防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了解郭景修的人生,对于后人了解两宋时期中下级武官的生活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

附记:2007年12月下旬,应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授业恩师近藤一成先生邀请,笔者于20日在该校文学学术院发表了本文的演讲,近藤一成、柳泽明、高井康典行、饭山知保先生等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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