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后妃预政者不乏其人，在唐代，更出现太后称帝之事。历代史家对此或褒或贬，甚为关注，从中可见唐代后妃政治甚为引人注目。唐末五代，后妃预政的现象仍然存在。五代后妃“以勇捍见称”，且大多参与政治，或为皇帝之内助，或甚凌越皇权，引发变乱。[①]宋朝乃于公元960年为赵匡胤所建，而所谓宋初者，按照张其凡先生的论断，应为宋太祖、太宗与真宗三朝。[②]此三朝者，尤其太祖、太宗两朝，实乃宋朝开边拓土，巩固政权之时。到了真宗时代，宋朝外部形势更趋于稳定，为宋代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相比于太祖、太宗的强势，他们的皇后均相对处于弱势。这两朝皇后在政治上几乎无所作为。在新旧君主交接期间，两朝皇后均欲有所策划，但最终皆归于失败。直到真宗时期，刘皇后强势崛起，干预朝政，才让宋代的后妃政治有所抬头，并且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刘皇后开始，宋代后妃政治蔚为大观，就绝对数量而言，这一朝代参与政治甚至垂帘听政的后妃比唐代还多。关于宋代后妃政治，学界有颇多论述。[③]然而，在宋初短短几十年间，后妃们如何从一蹶不振到重新崛起？除了自身积极主动外，还有什么因素促成这些变化？当时的历史环境，又对她们参政预政造成什么影响？新朝代的后妃政治与过往相比又有何不同？深入探讨宋初三朝的后妃政治，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能更清晰地了解整个宋代的后妃政治。

一、宋太祖、太宗时之后妃政治
真宗以前，“五代末至宋初的后宫政治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④]。《宋史·后妃传》刘皇后以前绝大部分后妃之传，均只寥寥数语，唯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之传篇幅稍长。实际上，在刘皇后之前，比较成功预政的宋代后妃，也只唯杜太后一人。《涑水记闻》记载云：“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⑤]由此可见，太祖即位之时，杜太后尚且预政。笔者认同赵雨乐先生的观点，杜太后预政，乃受五代遗风的影响。[⑥]但事实上，杜太后预政并不长久，建隆二年（961）六月，亦即宋朝建立次年，她即逝世，所遗留者，乃千古疑案“金匮之盟”。此事关系太祖、太宗的帝位传承，意义应该十分重大，但其疑点甚多，历代史家说法不一，难于论证。[⑦]然而，无论“金匮之盟”真伪如何，其发于太宗即位之后，当是事实，此时，杜太后之于太宗，认受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已然逝世的她不过是太宗用以证明其皇位合法性的工具罢了。

杜太后死后几十年间，后妃政治一蹶不振。单于太祖后妃而言，其前几位皇后均未发现有预政的记载，直至太祖驾崩，他当时的皇后宋氏始于帝位传承之际有所行动，但最后归于失败：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皇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至寝殿，宋皇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⑧]宋皇后之败，原因归结有三：其一，她年龄尚少，未有政治历练。她于开宝元年（968）二月被纳为后，时年十七岁，至开宝九年（976）太祖驾崩之时，她只有二十五岁。她虽已当了八年皇后，但太祖处事一向乾纲独断，并未有机会让她涉足军国大事，且史料中确实未见关于她参政预政的记载。其二，太祖之死，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时间让她做好充分准备，临时指使一宦者以为大事，且拥立完全没有继位合法性的赵德芳，其失败亦可预知。[⑨]其三，与宋皇后未作准备相比，晋王一方早已准备充分，宫廷内外俱已归心于他，王继恩有负宋皇后所托，即是其例。宋代于杜太后后首次后妃预政就此失败，宋皇后本人虽一直保持“开宝皇后”的名号，但她在至道元年（995）四月逝世时，太宗不肯为其发丧，一直延至至道三年（997）正月，始归葬于太祖永昌陵。[⑩]

若论宋皇后“预政”失败，乃事起仓促，则太宗李皇后的经历足以证明，后妃预政，即便准备充分，在宋初也不能成功。此又关乎太宗、真宗两朝传承，《长编》见记如下：“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11]此段寥寥二百余言所描述者，乃太宗明德李皇后与内侍王继恩等人蓄谋已久的政变。[12]从事件最后结果看，由于宰相吕端“大事不糊涂”[13]，成功阻止王继恩，使李皇后等人之谋划最终失败。但试换一角度，若吕端未能成功阻止政变，则李皇后事可成否？论准备，李皇后等人经过多年策划，可谓充分；而论实力，皇后之兄乃宋初名将李继隆，自端拱（988～989）后一直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掌握兵权，而李皇后的合作者王继恩，则勾当皇城司，控制皇城保安。换言之，皇后一方当时其实已掌握内外兵权；朝廷文官与之勾结者，有当时的参知政事李昌龄及知制诰胡旦，实力不能小觑。然而，宋自太宗始，即大兴文人政治，武人地位相对下降，武将虽然典兵，却受到文臣主持的枢密院制约。[14]回观此次政变，手握兵权的李继隆虽为李皇后之兄，但笔者未见史料有只字涉及他参与谋划此事，估计李皇后等人亦知其兄虽掌兵权，但调兵之事须经枢密，故未把他纳入计划之中。另一方面，太宗生前或亦感觉身为宦官的王继恩权力过重，有意贬抑，特未使其坐大。[15]

无论以文人主政，抑或抑制宦官，所体现的，乃太宗本人之专制，正是在这种专制独裁思想的主导下，太宗统治的宋朝不断改变，发展至至道三年（997）他驾崩之时，宋朝已与五代北方政权大为不同。李皇后与王继恩的谋划，所体现的乃五代分裂政权之遗风，特别是王继恩，曾助太宗谋得皇位，可谓轻车熟驾。然而政治发展至当时，各种政治制度与政治形势已大异于五代。如五代乱世，各国均未尝立有太子，至至道元年（995）太宗立储之时，中原王朝已近百年未有太子了。太子之立所体现者，除皇帝本人专制独裁的意志外，亦有盛世升平的象征，故太宗立太子，“中外胥悦”[16]。由此可知，李皇后与王继恩等人的谋划，乃逆当时形势而行，且无法理依据，故已处于劣势；吕端扶持真宗继位，一则代表已故太宗的意愿，合法合理，再者顺应潮流，符合民意，且吕端本人乃朝廷文官之长，更具说服力。故此，按照史料上的叙述，吕端似乎于瞬间化大变于无形，但实际上，太宗在世之时，君臣已然为后事早作准备。太宗选中吕端作为托孤之臣，可见其用人的眼光。而吕端能“前知其谋，即绐继恩”，显然对李皇后等人的图谋也关注甚久，并非仓猝行事。

太祖宋皇后与太宗李皇后，均是宋初后妃预政失败的典例，其失败之故，乃未寻得相应的历史契机。赵凤喈教授指出：“太后摄政虽为一代之制度，然非谓凡属太后，皆可摄政，盖必具备相当之条件而后可。”赵教授总结出三种条件，即“皇帝年幼、帝疾不能视事，以及先帝卒崩，或有遗诏”。[17]若把太后的范围扩展到后妃，则应补上两条：其一，皇帝懦弱，如武后之于唐高宗；其二，后妃于乱世中辅助皇帝，本身有较高的政治能力及较大的权力欲，如吕后之于汉高祖与惠帝，以及五代一些后妃。这些条件，其实正是后妃干预政治的历史契机。太祖宋皇后虽处于乱世初定之时，但她并无政治能力及声望，其他条件更不符合；明德李皇后的政变准备虽然充分，但后妃预政的条件，她未能中一，故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其实，宋朝政权从太祖至太宗，虽北有辽国虎视眈眈，西有党项随时滋扰，但亦已逐步摆脱乱世，趋于稳定。此二帝均勤于政事，且事事喜欢亲力亲为，并非性格懦弱之辈，后妃预政之契机不可能出现于此时。故这两位皇后的所谓预政，只不过是宋初政治的小插曲，于政局影响不大，而士大夫们也未就此多作讨论。故此，真宗以前后妃政治一蹶不振，也是当时形势使然。直至真宗末年，后妃预政之契机方才出现，而真宗刘皇后，亦缘此种种契机，得以干预朝政，此可谓宋代女主权力的复兴。

二、刘皇后预政与后妃政治的崛起
真宗在其统治前期可谓守成之君，促成澶渊之盟，开创宋辽两国百年和平基业；但他在中期大搞“天书封祀”，劳民伤财，又把国内政治形势压至低潮。“天书封祀”的后遗症，给其统治后期的朝廷政争提供了天然土壤，但同时也给刘皇后预政创造了历史机遇。天禧（1017～1021）以后，真宗已步入晚年，病困缠身，尤其是天禧四年（1020）以来，由于经常“不豫”，他已没有当初安国守成之气魄，也没有导演闹剧时候之精力，虽然他逝世之时只有五十五岁，但在政治上，无论好坏，他都已经没有多少作为。“帝疾不能视事”，这实际上就是皇后预政的历史契机之一。

真宗皇后刘氏，乃真宗第三位妻子、第二位皇后，[18]据张邦炜先生考证：“宋真宗刘皇后确实出身孤苦。”[19]此外，有史料记载说“刘氏始嫁蜀人龚美”，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龚美只是刘皇后的监护人。[20]既然如此，真宗何以看中刘氏呢？其实他自己把原因说得很清楚，在他还是皇子之时，就曾发议论曰：“蜀妇人多才慧，吾欲求之。”[21]由此可见，正因来自益州的刘氏心思聪慧，故而讨得真宗喜欢。

李焘在叙述立刘氏为后的条目中，曾对她有所评价，其语云：“后性警悟，晓史书，闻朝廷事，能记本末。帝每巡幸，必以从。……凡处置宫闱事，多引援故实，无不适当者。帝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周谨恭密，益为帝所倚信焉。”[22]分析以上史料可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刘皇后诚如真宗所言，是一位“多才慧”的女子，她出身贫寒，按理应该不曾认真读书，但到了立后之时，她已经“晓史书”。她曾因真宗乳母的反对而被逐出王府很长时间，估计在那段时间里，她一直接受教育。而很明显，她生性聪敏，闻朝廷大事，皆能详细记下，这为她能够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自身条件。

其次，真宗朝“东封西祀”，刘氏皆有跟从；真宗深夜披阅奏章，刘氏也在身边，这证明了真宗与刘氏的感情相当深厚，因而为她参与政治提供了现实条件。真宗在没当上太子时，对刘氏可谓“宠幸专房”，[23]但他们的感情却是一波三折，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氏被立为后时，她已经四十四岁，容貌应不复当年，真宗此时以她为后，不能说是贪图美色，而是由于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多年的深厚感情。另外，刘氏在宫中的住处，既是他俩感情的反映，也是刘氏获取权力的条件之一。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皇帝的寝宫曰福宁殿，其沿革为国初称万岁殿，大中祥符七年（1014）改延庆殿，至明道元年（1032）始改名曰福宁殿。其后有一小殿，最初只名“万岁后殿”，只因“章献明肃皇太后居之，乃名崇徽”。[24]《宋会要》只揭示出刘氏当太后之后住在崇徽殿，然而，《长编》有一则史料一直未受到重视：天禧二年正月庚子，“芝草生真游殿及皇后所居崇徽殿，上作歌诗示宰相”[25]。这是一则关于祥瑞的普通史料，但却揭示出真宗皇后当时的住处，正是其寝宫之后的崇徽殿。再结合《长编》的记载，可以推断，刘氏入宫之后，极有可能一直住在这个当初只称“万岁后殿”的小殿里，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真宗披阅奏章至深夜，刘氏“皆预闻之”；此虽为小殿，但与皇帝住处极为接近，这正体现出二人深厚的感情，实非其他后妃可比。[26]同时，刘氏十分接近当时大宋王朝的权力源泉，这点正是她日后能够参政、预政的重要条件。

第三，刘氏接触政事，乃是从内而外，正是她能适当处理好宫廷内部事务，才让真宗看到她的政治才能，才有可能给她参与政治的机会。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刘皇后确是一位胜任的管家。对于皇后而言，要做到这点，就要表率六宫，整肃宫闱。李焘在此点上对刘皇后的评价是：“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皆有节。”[27]显然，真宗对刘皇后处理事情比较认同，故也对她十分信赖。

刘皇后何时开始预政，史未明载，但从上述史料的语气来看，估计在其成为皇后之前。事实上，自景德四年（1007）郭皇后去世后，至祥符五年（1012）刘氏被立之时，真宗后宫一直未有皇后。而正史所载的真宗后妃中，当时应以刘氏地位最高，[28]刘氏以此身份帮助真宗处理宫闱中事，也是顺理成章。而真宗在郭皇后去世后，虽未立即立后，但却把刘氏视为妻子，在此情况下，宫闱家事与朝廷政事，有时未必能完全分开，故在立后之前，刘氏应已参与政治，至少在给真宗分担烦恼之时，为他出谋划策。

然而，笔者认为，刘皇后干政预政的野心并非与生俱来，也非从小培养。与唐代之武后相比，二人出身均相对低下，但刘皇后之低下却与武后大不相同。武后家族只是未能跻身甲族，但毕竟是官宦之家。武后十四岁入宫，她与母亲道别时曾有“见天子庸知非福”[29]之语，可见其入宫乃欲改变命运，其野心亦可窥见。[30]但刘氏本一贫家女子，若非真宗见爱，招入王府，则其可能以开封街头一卖艺妇人而终老一生，根本不能涉足政治。故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她被真宗招入王府，但当时真宗尚未成为太子，而她本人后来又被逐出王府，两人前途祸福尚未可知，故能被尚为皇子的真宗宠爱，她除了有幸福与幸运的感觉外，应未有政治远见。

实际上，培养出刘皇后干政预政之野心与能力者，实乃真宗本人。宋代从太祖开始，即向集权独裁政权发展，正如刘静贞教授所言：“太祖、太宗为集权于中央、总揽于天子所施行的种种措施，并未及身而止。他们的心血被奉为圭臬，引为成范，而且沿为制度，君主独裁体制于焉成立。继体之君即使没有什么能力，也能凭着制度进行独裁统治。”“就制度论，宋以后的君主纵使没有什么能力，独裁统治仍然能够施行；不过，若就现实来看，独裁统治虽然还在继续施行，但实际发动者却已不是皇帝。”[31]由此可见，太祖、太宗已然创立的各种制度，迫使真宗本人必须实行独裁统治，但真宗之能力与魄力，远不能与乃父相比，更遑论太祖；他在中年又致力于“天书降神”之事，独裁政治于他而言，实在力不从心，故此，他需要有人在身边与他分担、商量，甚至出谋划策。换言之，他需要让渡出一部分皇权，以减轻其自身的压力。朝中大臣不能日夜相伴，且他们说教式的期许只会给他增加压力；他也没选择宦官、佞臣，而是选择了他身边对他最贴心的女人——刘氏。这种选择于历史而言是偶然的，但于真宗而言却是必然的，因为爱情使他认为，只有刘氏才能解开他心中的郁结，分享他心中的苦闷。

无疑，刘氏乃一“多才慧”的女子，早年被逐出王府虽减少了她与皇子见面的时间，但作为消遣的阅读时间却相应增加，故这段时间她所学得的知识，当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她日后参与政治。然而，就知识面而言，贵族出身的郭皇后，和后来与之竞争的沈才人未必会比刘氏窄，刘氏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实应多得真宗给予的预政机会。在真宗眼中，刘氏既是爱人，又是知己，故事事与之分享，才有“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说，而只有在与真宗分担政事的过程中，刘皇后才有机会把所学知识与实际政治相结合，其政治能力才得以锻炼。或者说，初始之时，刘皇后参政乃无意为之，目的是为真宗解忧，此时她仅仅是开始接触政事而已；但到后来，随着她参与政治的机会越来越多，她的政治能力也越来越强，逐渐从一位妻子向政治家转变。一些史料记载了真宗晚年对刘皇后处理政事的评价，这些评价一般都是正面的，[32]在真宗去世以前，他意识到儿子年幼，需要有人辅助，于是颁下遗诏，“宜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33]这份遗诏，无疑是对刘皇后政治能力的充分肯定。但是，这种政治能力的最初来源，乃刘皇后作为皇帝妻子与知己的身份，若无这重身份，以后一切事情俱无从谈起。

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刘皇后预政，与前代大不相同。汉之吕、王，唐之武氏，她们的背后均是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而皇后预政，则是世家大族与皇帝家族分享权力的表现。刘皇后则不然，她本身并无宗族可言，其出身更可谓孤苦无依，能够攀上权力的顶峰，完全是出于真宗的宠爱。换言之，她能干预政治，正是真宗独裁权力的体现，她的权力实际依附着皇帝的独裁权力。在宋代制度的创设期，独裁的皇帝创造了独裁的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和自己本身的魄力，完全掌控权力，使得后妃政治一度衰落。但从第三代皇帝开始，最高统治者纵有独裁之心，却无完全独裁之能力，后妃政治也因此得以重生。然而，缺乏家族的支持，后妃们只能在独裁体制内运行权力，并且只能代表赵氏皇族的独裁利益。刘皇后后来成为太后，实际统治宋朝长达十一年，但却囿于制度的束缚，不能重由武氏称帝之路。而后来的宋代后妃，虽然预政者颇多，但也无能超越刘皇后，故也只是代皇帝行使权力而已。《宋史》认为“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34]原因应在于此。

真宗虽因能力有限，不得不让渡出部分皇权，但独裁制度使他必须保有行使皇权的终极名义。换言之，真宗在生之时，无论刘皇后预政程度如何，她始终未能突破宫廷内闱的界限；而唐高宗时代武后与高宗以天皇、天后身份同朝听政的景象，也未能在真宗朝再现。随着真宗之病越来越重，刘皇后预政愈加明显，这一现象引起朝廷大臣的不安。一部分大臣一则惩于前代变乱之历史，二则出于维护宋代独裁成制的需要，联合起来反对刘皇后干政；而另一部分大臣则为满足个人欲望而攀附刘皇后，双方就皇权问题展开激烈的争斗。[35]刘皇后虽深处内廷，但由于接近真宗，故能操控朝廷最高权力，使这次政争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此次争斗中，她显示出继续干政预政的野心与权力欲，而这次争斗的试练，也使她获得丰富的政治经验，为她日后在仁宗朝当政打下良好的基础。

结 语
宋初后妃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是由盛而衰，复而转衰为盛。独裁制度的设计并未能真正保证后世皇帝的独裁权力，而正因为他们无能独裁，故往往需要主动让渡出这种权力，这也正是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对于宋代而言，这种吊诡给予了后妃们参政预政的机会，使她们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展现，并成为宋代政治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太祖、太宗两朝皇帝的统治能力非常人可比，他们乾纲独断的统治手段并未给后妃们任何参与政治的历史契机，故而能够一刹五代以来的后宫干政之风。而至真宗朝末期，这种契机又再出现。真宗在其统治中期，全心致力于“天书封祀”的闹剧，使得国力虚耗、士风颓废、佞宦当权，祥符九年（1016）的蝗灾，更令他心力交瘁，身染沉疴。在此之时，与真宗感情深厚的皇后刘氏，也在真宗的培养之下，政治能力逐步提高，政治野心也不断膨胀，她也因为种种历史契机，逐步参与政治，甚至代替真宗决断朝政。真宗去世后，刘氏从皇后成为太后，继续预政十一年，开创了宋代太后垂帘听政之风。

全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刘广丰先生赐予大作！

【编辑】仝相卿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项目编号：14JDNS03YB）阶段性成果
[①]此结论根据赵雨乐先生的研究，关于五代后妃政治，可参考赵雨乐：《五代的后妃与政治》，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325～352页。
[②]参见张其凡：《论宋初政治史的分期》，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③]如张邦炜：《两宋无内朝论》，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406页；肖建新：《宋代临朝听政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诸葛忆兵：《论后妃与朝政》，《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祝建平：《仁宗朝刘太后专权与宋代后妃干政》，《史林》1997年第2期；杨光华：《宋代后妃、外戚预政的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张明华：《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杨果：《宋代后妃参政述评》，《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朱瑞熙：《宋朝宫廷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
[④]赵雨乐：《五代的后妃与政治》。
[⑤]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
[⑥]赵雨乐：《五代的后妃与政治》。
[⑦]关于金匮之盟，学界有一些论述，可参见何冠环：《“金匮之盟”真伪新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王育济：《“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孔学：《“金匮之盟”真伪辨》，《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⑧]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18页。王继隆当为王继恩，可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月癸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0页。
[⑨]邢勇先生认为，宋皇后乃想夺拥立之功，弃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赵德昭于不顾，而欲立德芳，这才让晋王一方有可乘之机。此论甚当，其实以当时形势，宋皇后保扶德昭登位，以抗晋王，也是大功一件。临时支持没有继位合法性的德芳，足见她一来准备不足，二来缺乏政治远见。见邢勇：《从<湘山野录>看皇位之争对宋代书禁的影响》，《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⑩]见蒋复璁：《宋太祖孝章宋皇后崩不成丧考》，载蒋复璁：《珍帚斋文集》卷三，《宋史新探》，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1～297页。
[11]李焘：《长编》卷四十一，至道三年三月壬辰，第862页。
[12]明德李皇后素喜太宗长子元佐，后来元佐佯狂，嗣立无望，李皇后与王继恩等人一直对之保护营救，并一度倾陷太宗次子元僖及其党人，后来甚至数次离间太宗与当时太子元侃（即后来之真宗）的关系。史料关于李皇后之描述语焉不详，然亦可寻形迹，何冠环先生据此作出详细考证，认为李皇后实为这场政变的主谋。可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第五章，《暗通宫闱：党争与继位之争》，中华书局1994年版。
[13]《宋史·吕端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14页。
[14]邓小南先生认为：“以文人任枢密的趋势，是自太宗后期开始明显的。”见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15]《长编》云：“先是，继恩有平贼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上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赏。上怒，深责宰相等，因命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见李焘：《长编》卷三十六，淳化五年八月甲午，第792页。
[16]李焘：《长编》卷三十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第818页。
[17]见杨联陞：《国史上的女主》，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3～75页。
[18]真宗第一位妻子潘氏死于端拱二年（989）五月，她实际上并未真正做过皇后，其皇后封号，乃真宗继位后于至道三年（997）六月追册，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2页。
[19]见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264页。
[20]关于刘皇后始嫁龚美之说，最早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第109页，后李焘采其说于《长编》，见李焘：《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正月乙未，第1225页。关于龚美为刘皇后监护人一说，可参见贾志扬：《刘皇后及其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141页。笔者比较认同后一种说法，并曾对刘皇后改嫁一说加以考证，见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序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285页。
[21]李焘：《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正月乙未，第1225页。
[22]李焘：《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第1810页。
[23]语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第100页。有学者认为，“专房”一语，程度已高于“专宠”，可参见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四，第7320页。
[25]李焘：《长编》卷九十一，天禧二年正月庚子条，第2096页。
[26]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皇后应居住在坤宁殿，此殿虽在皇帝寝宫之后，但却比作为寝宫后殿的崇徽殿远。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四，第7320页。
[27]李焘：《长编》卷一百十二，明道二年五月癸酉，第2616页。
[28]宋初自皇后而下，自上而下分为贵、淑、德、贤四妃，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此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三品，美人四品，才人五品；真宗于景德二年增置太仪，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特置贵人，六年增置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位在昭仪之上；乾兴元年（1022）置贵仪在淑仪之上。以上增置者，除贵人无视品外，其余俱以嫔作正二品，故宋有十七嫔之称。以上可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二，第265～266页，或朱瑞熙：《宋朝的宫廷制度》。《宋史·后妃传》所载真宗之后妃，除早逝之潘氏、郭氏二后，唯刘皇后、李宸妃、杨淑妃与沈贵妃四人。刘氏于景德元年（1004）为四品美人之时，杨氏仅为五品才人；祥符二年刘氏为二品修仪，杨氏始为三品婕妤；直至刘氏被立为后后，杨氏始于祥符六年（1013）进为二品婉仪。宸妃李氏“初入宫，侍刘修仪”，可见刘氏为修仪时，李氏只是一名宫女。至于沈氏，赵安仁语曰：“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可见刘氏为一品德妃之时，沈氏始为五品才人。综上所述，在郭皇后去世以后，刘氏虽还不是皇后，但应当是宫中嫔妃中地位最高者。见李焘：《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第1666页；卷七十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第1786页。
[29]《新唐书·武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4页。
[30]关于武后早期人格之发展，可参见雷家骥：《武则天传》第二章《武氏的人格与初入宫》。
[31]见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205页。
[32]如《长编》记载真宗语云：“皇后素贤明，临事平允，深可付托。”其后，真宗又云：“内廷有皇后辅化宣行，庶无忧也。”“皇后所行，造次不违规矩，朕无忧也。”见李焘：《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十一月乙丑，第2222页；闰十二月乙亥，第2233页；卷九十八，乾兴元年二月甲寅，第2270页。
[33]《宋大诏令集》卷七，《乾兴遗诏》，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页。
[34]《宋史·后妃传·序》，第8606页。
[35]关于这次争斗以及刘皇后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参见张其凡、刘广丰：《宋真宗朝寇准与丁谓争斗事实考述》，张玉春主编：《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