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有官吏个人行为，也有地方政府行为，更有朝廷行为。朝廷行为表现在制度方面。例如南宋朝廷新增的版帐钱即是：“版帐钱者，自渡江军兴后诸邑皆有，惟浙中尤甚，率皆无名，凿空取办。”[54]朝廷只管收税，如何增收听任地方，只要结果，不问手段。如此，“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於民，不可得已”；绍兴二年（1132）为了供给韩世忠的部队，新增月桩钱，“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55]明知非法，也无可奈何。朱熹也说：“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56]朱熹认为当时最恶劣的事就是上级官府明知非法剥削民户不对，不但不制止反而要分一杯羹，等于鼓励州县实行苛捐杂税了。

罄竹难书的事实表明，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多有发生，破坏了私人财产的稳定性，在有的时间和地点相当严重，近乎公开的抢夺，将私有财产当做可以任意攫取的官方外财。“今或指民业为官物……今乃视民财如外府，而百计渔取矣”。[57]此时，私有财产权在政权的暴虐下显得毫无意义，私有财产权的核心价值丧失殆尽。

同时还有两点应指出：一是这种行径尽管是政府行为，但朝野上下都知道是非法的，受到舆论的指责，一些典型事件在皇帝的干预下得到纠正，也即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二是宋政权非法施暴的非常时期毕竟少于正常时期，也即两宋时期，多数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否则宋代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和繁荣发达。这两个基本判断，保证我们的研究不至于走向偏激。

结语
像开篇的疑虑一样，本文的结语也颇踌躇。宋政府一方面竭力维护私有财产权，一方面又粗暴地掠夺私有财产，如此矛盾，其实正是专制统治者的两面性。前者的呵护培植是为了发展巩固，后者的杀鸡取卵是为了应急救命。他们深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财惟民本，财固民安，私有财产又是社会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朝廷之根本在州县，州县之根本在田里……田里贫则国家贫，田里富则国家富，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在州县得数十润屋之民，乡井有所丐贷，官府有所倚办。……使田里之间等是穷户，则自救不赡，焉能佐公上之急哉!” [58]但在体制决定下，专制的蛮横，统治者的贪婪，势必加重剥削。何况宋代外患频繁，养兵立国，军费巨大且具有爆发性、紧迫性，许多政府行为的横征暴敛都与应付军费有关。正如朱熹所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59]因此说宋政权对私有财产的非法施暴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原因。维持国家暴力机器，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

宋代私有财产权比较完全地体现在民间，体现在个体之间。 民间私有财产权是政权赋予的，古代民间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来自政权，这一确认是统治的基础，极大稳定并促进了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是一棵随时可以被政权砍伐的大树，是社会文明发展阶段性的产物。民间私有财产权充分利用官方的制度政策，在强权施虐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隙顽强发展，显示出斑斑亮点在阴霾中的宝贵。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式私有财产权的特点。与其说是私有财产权，不如说是财产使用权更接近真相。私有财产权最大敌人是无限膨胀的公权力，在蛮横的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宋代的私有财产权如同一件瓷器，就其形状而言可谓精致优雅，就其质地而言有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坚固；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十分脆弱，一遇政权的铁锤便粉身碎骨，严重者因此导致统治基础解体。法令与制度的冲突，政策与实施的冲突，本意与本性的冲突，平常与非常的冲突，大多都属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社会基础不稳的根本原因。专制集权的强暴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在作祟、发酵。这是大一统政治结构中固有的病根，公是有歧义的公，私是有歧义的私。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与民间的私有财产权是对立的统一，相对一致时则民间私有财产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实际上也维护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一旦社会物质财富出现短缺，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便与民间私有权对立，必然以公的名义维护前者，剥夺后者，民间私有财产权的全面崩溃，最终导致皇帝私有财产权消亡。

1]《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5，第8228页。
[2]《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0，第6119页。
[3]《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4至5，第6033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4，元祐七年六月末，第11315～11316页。
[5]《宋会要辑稿·礼》29之32，第1337页。
[6]《宋会要辑稿·礼》37之35，第1576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壬午，第1866页。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未，第2975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九年十月戊寅，第3059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丙子，第1405页。
[11]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第28-29页。
[12]《宋会要辑稿·礼》22之4，第1113页。
[13]《宋史》卷7《真宗纪二》，第144页。
[14]《宋史》卷8《真宗纪三》，第155页。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辛卯，第3459页。
[16]《宋会要辑稿·礼》9之11，第665页。
[17]窦仪《宋刑统》卷13《占盗侵夺公私田》，第203页。
[18]窦仪《宋刑统》卷27《失火》，第436-437页。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烧舍宅财物》：“诸故烧有人居止之室者，绞；无人居止舍宅若积聚财物（蚕簇同积聚），依《烧私家舍宅财物律》，死罪从及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里，从者配邻州”。（第915页）
[19]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烧舍宅财物》，第916页。
[20]窦仪《宋刑统》卷19《强盗窃盗（监主自盗）》，第300页。
[21]《宋史》卷4《太宗纪一》，第57页。
[22]窦仪《宋刑统》卷18《夜入人家》，第290页。
[23]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79《杀畜产》，第889-890页。
[24]窦仪《宋刑统》卷27《食官私瓜果》， 第441页。
[25]窦仪《宋刑统》卷27《弃毁官私器物树木》，第442页。同卷《弃毁亡失备偿》（第444页）载：“诸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者，各备偿。”
[26]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采伐山林》，第911-912页。
[27]窦仪《宋刑统》卷27《官船私载物行船茹船不如法》，第433页。
[28]窦仪《宋刑统》卷26《受寄财物辄费用》，第411页。
[29]窦仪《宋刑统》卷26《公私债负》，第412页。
[30]窦仪《宋刑统》卷12《卑幼私用财（分异财产、别宅异居男女）》，第197页。

[31]魏盛礼、赖丽华：《私有财产权法学论》，《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6年6期。
[32]真德秀《西山文集》巻12《按奏宁国府司户钱象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189页。
[3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18页。
[34]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29《铜钱金银出界》，第410页。
[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己卯，第1116页。
[3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9，元丰元年五月丁亥，第7076～7077页。
[37]《宋史》卷298《陈希亮传》，第9920页。
[38]《宋史》卷39《宁宗纪三》，第752页。
[39]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 崔敦诗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0页。
[40]真德秀《西山文集》巻3《轮对札子》，第1174册第41页。
[41]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第655页。
[42]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13下之上《吴柔胜传》，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62页。
[43]《宋会要辑稿·职官》79之29，第5240页。
[4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子，第2833页。
[4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172，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丁巳，第2841页。
[46]《宋史》卷385《钱端礼传》，第11831页。
[47]《宋史》卷38《宁宗纪二》，第737页。
[48]《宋史全文》卷31，绍定二年五月甲辰，第2162页。
[49]《宋史全文》卷32，绍定五年五月戊戌，第2178-2179页。
[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至道三年正月辛卯，第860页。
[51]《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第4362页。
[5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125，绍兴九年正月乙未，第2040页。
[53]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崔敦诗奏，第1405页。
[54]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492页。
[55]《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第4369页。
[5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1《论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16页。
[57]孙梦观 《雪窗集》卷2《孔子对季康子问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92页。
[58]《宋会要辑稿·职官》79之28至29，第5239页。
[5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0《论兵》，第2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