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大革命将国王和王后送上断头台，没收教会的财产，剥夺神父对婚姻的祝福，改由政府登记来接管婚姻的合法性时，柏克浓墨重彩地写道，“欧洲的光荣已经永远消失了”。当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判例，由法官冒充上帝，修改了人类“一男一女的结合”的婚姻制度时，我们也应该浓墨重彩地写道，“米国的光荣已经永远消失了”。本文写于四年前，刊登于《文化纵横》，主要指出两点，第一，为性自由而辩护的激进自由主义，与左翼革命思想如出一辙。第二，没有道德和神圣性，就没有真正的性的自由和满足。所以，只有保守主义者才是快乐的。

上帝为什么创造性欲


有一种辩解，称婚前的性自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对家庭价值的保守分开。一旦结婚，人们便收拾野心，斩断过去，成为忠诚的丈夫或妻子。所以反要在进入婚姻之前，多多享受过期作废的爱情。

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自欺欺人，经不起人生经验和田野调查的检验。重要的是，保守主义的性爱观与性解放主义的分野，在于人类的性欲及其满足，到底有没有特定的形式？保守主义相信，婚姻是唯一合法的、满足性欲的方式。性解放主义认为，满足性欲望的方式是人类在文化中发明的，因此是多元和变动的。然而，一旦否定人类的性欲及其满足有特定的形式，性道德便不复存在。换言之，人类就只有一般性的契约道德（两个成年人的临时同意），而没有特定的性道德。道德对两个成年人做爱的要求，并不会超过对两个人一起吃饭、扫地或购物的要求。

这显然是对性关系的贬低，而不是重视。当人们认为性爱没有独特的道德性时，人们也就无法从性爱中获得独特的满足和快乐。无论人们怎样竭力将性爱的道德意义等于同吃饭、喝水；但性在人际关系中的独特、显赫和隐秘的地位，却无法被抹杀。

在禁欲的规条和纵欲的无德之间，新教伦理开出了一种“快乐的保守主义”，即一面是对性欲被造为人性重要部分的肯定和赞美；一面是对人的败坏罪性的警惕，而以婚姻中“忌邪”的结合为性的唯一合法的满足。换言之，在保守主义的性爱观中，不是肉身本身，而是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道德律，构成了性的快乐的源泉。

性关系的奥秘、美妙和独特，在于人们不能在性关系中容忍另一个异性，在所爱之人的生命和身体上占据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帝创造了禁忌，禁忌产生了嫉妒。禁忌的存在，即对一种“忌邪的”、排他的、及得到保证的生命地位的安全感的供应，正是一男一女能够在性关系中获得心灵满足的前提。

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道德，就没有真正的性满足。当代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约翰·派博甚至宣称，唯有基督徒才能真正享受性的愉悦。因为性欲是上帝赐给“感谢着领受”的儿女们的。他说，“尽管世人可能会因为我们宣称圣经能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享受性生活而笑掉大牙”，但事实上，没有感恩就没有性满足。对美善和恩典的信赖，才是真正的性欢愉的奥秘。

这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贬低性欲的道德主义，而是一种“快乐的保守主义”。在任何发生性关系的男女之间，都曾经和将要充满伤害、冲突甚至背叛。痛苦是两性关系的常态，一如欢愉。虚

虚空也是两性关系的常态，一如满足。只要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就不难发现鼓吹性自由的理论，其实是一种鸵鸟政策。一旦面对人类最亲密关系中的彼此伤害，那些性自由的观念便不能不要求每个“自由”的人自由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舔伤口。彼此纠缠的肉体一旦分开，你就还原为宇宙中孤绝的个体。这不是一种快乐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残忍的左翼伦理。

如果性欲是人性的重要组成，性欲便与整个人类的存在密不可分。性欲在本质上涉及到另一个性别，即渴望与一个异性的身体结合（柯志明，2006）。因此，性在价值上并不只是私人的，而且是社会性的。如果考虑到人类的“生养”和延续，性欲及其满足方式甚至是国度性的。保守主义与性解放主义的另一个分野便在于，保守主义认为，性在本质上涉及到一位异性，因此性意味着自我中心和性别中心的破碎。而性解放主义却认为，性自由乃是对自我中心的肯定。

后者的利己主义倾向，使人的性欲及其满足沦为“非道德事件”。对另一个身体的欲望，使另一个身体的主人沦为“我的身体”的奴仆。换言之，性产业的实质就是一种奴隶制度。当知识分子们以“个人主义”的名义认同性欲的满足没有特定的条件和方式，没有超出“两个成年人的同意”的道德要求时；他们恰恰否定和羞辱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即将性欲的对象客体化，使满足我们性欲的那个人（无论其是否同意），成为在生命价值上低于我们的那个人。一个希望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甚至希望拥有与一个以上异性的“性经验”的人，在本质上乃是人类的敌人。即使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那人，也会与一个以上异性发生性关系，他们之间也并不因此就“扯平”了；反倒表明他们都视一位异性的生命价值，低于自我中心的欲望。


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


《新约圣经》中，有一段使徒保罗论述性关系的道德规范：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权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权在妻子。（哥林多前书7章4节）

考虑到这是两千年前的经文，这一“身体的配偶主权”（柯志明，2006），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惊世骇俗的。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男人中心的性观念，也不同于现代社会的自我中心的婚姻观，更不同于宣称女人对自己身体有绝对主权的女权主义的反动。

这是一种建立在自我中心的破碎上的性关系。只有这种“让配偶拥有自己身体的主权”的性关系，才不会导致在生命的价值上藐视和羞辱与之结合的另一个人类。

这种性关系，就是只能在婚

这种性关系，就是只能在婚姻誓言下成立的性关系。一个人在付出身体的同时，必须付出一个永久的承诺，惟独如此才不会贬低对方的生命价值。因为性的独特性要求“同意”的的独特性。誓言是一种特别的“同意”，这个特别的同意称为“承诺”。这就是婚姻与“苟合”的区分。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盟约中的结合。而无盟约的性关系（包括同居），在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念中就是苟合。当代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仿照基督教的样式，在婚礼上宣读或宣告结婚誓言。但“盟约”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盟者，“日月为盟，天地为证”也。“誓言”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信仰，誓者，“此言若虚，有如此箭”也。盟誓意味着有动物流血，或有东西被折断。但如果单方面离婚是自由的，“誓言”就如同儿戏。誓言其实是谎言。其实，明日如何，有种种可能。如果在上帝（日月或天地）和众人面前，起誓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另一个人，并承诺在未来义无反顾地与其结合为命运的共同体。这样的婚礼，在本质上就是宗教性仪式。这样的誓言，不是规范一般民事关系的“契约”（contract），而是在一种信仰中彼此委身的“盟约”（covenant）。如果去除了任何宗教性或神圣性的价值立场，无法想象一个结婚“誓言”会有任何真实的意义。

因此，在保守主义看来，性的国度惟独在盟约之内。显而易见，你不会和任何你向其点头的人握手，不会和任何你与之握手的人拥抱，不会与任何你与之拥抱的人亲吻。最后，你也不会和任何你与之亲吻的人做爱。回到此文的前提，是人们的婚姻观决定了人们的性爱观，而不是相反。那么，让我们问，“是什么让婚姻与其他一切异性间的关系区别开来”？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像婚姻关系一样要求永远的委身。因此，婚姻关系的独一无二，要求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达，同时也要求一种独一无二的快乐。

换言之，性关系一旦存在于婚姻之外，人类就失去了可以表达婚姻关系的标识。人类无法发明另外一种独特和亲密的、只能送给丈夫或妻子的礼物。好比你送给妻子的礼物，总是和送给上司的礼物一样，你和妻子的关系迟早就会变成你和上司的关系。于是，虽然人们还在结婚，但婚姻已逐渐消失了。虽然人们还在结婚，但人们对于为什么结婚，已失去了普遍的答案。

用古人张敞回答皇帝的话说，什么是快乐的保守主义呢，就是“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

性与生养的反思


最后一个议题，关于性所带来的女性的怀孕和人类的生养。有人说，避孕术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人类的性观念。然而，避孕术并没有改变一个关于创造的事实，即任何一次性关系都可能使女性怀孕。因为没有一种通常的避孕术能够绝对可靠。事实上，性自由的泛滥，并不仅仅依赖于事先的避孕，而仍然依赖于事后的堕胎和杀婴。这是另一个沉重的话题，笔者不想延伸开去，只提出一个事实，即在性与生育的关系并不能完全涂抹的情形下，对婚姻盟约之外的性的肯定和鼓吹，就仍然是残忍和不负责任的。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认为，女性的爱必然采取婚姻的形式（法哲学原理，1818），也只有盟约中的爱才是道德的。古罗马的监察官在主持市民婚礼时，会这样问新郎，“你愿意娶一个会生很多孩子的女人为妻吗”。所以希腊文的“结婚”一词，是指“母亲的责任”。如汉语的“婚姻”二字，都以女为旁，意思是婚姻使一个女人成为母亲。换言之，如果一个男人做一件事，可能使一个女人成为母亲，这件事就必须被置于盟约和誓言之下。这就是人类婚姻观的基本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说，婚姻是为女人和人类而设的。婚姻是因一个女人付出性爱给一个男人后、而可能要承担的延续人类生命的使命和重担，而配得的保护和福利。婚姻要求男人必须对那个与他性结合的女人的将来负责——无论她是否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论避孕术在多大的概率上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这一对成年男子的骑士般的要求，都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