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敬武帝

之前看到咱吧有不少关于论述武帝不该反击匈奴，武帝过度信奉武力的论述，这些可笑的论述我不知某些人从何得出的，现已转一篇分析文，特此分析一下武帝为何要坚决的反击匈奴。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意义。

原分析文作者：许汾


指导老师：王使臻

直接上分析文


一、汉武帝初期对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活跃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春秋之际悄然崛起，战国晚期与中原诸国矛盾不断加剧。秦末汉初，匈奴首领冒顿统一大漠南北，与两汉的矛盾就此不断激化。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此时的匈奴所掌控的地区较之秦朝有增无减，而汉高祖面临的是民生凋敝，饱经战火的江山以及利用楚汉之争占有势力范围的割据势力。紧迫的国情致使汉高祖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一心用于恢复经济，除去割据势力以及强化中央集权。借此时机，匈奴不断发展并且不断侵扰边境。刘邦在忙于处理国内形势的同时虽然没有特别关注匈奴问题，但是也借助于异姓诸侯王在边疆防御匈奴。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率领大军对匈奴开战，史称“平城之役”。战争之初十分顺利，因掉以轻心后来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七天，利用陈平之计得以脱险。自此之后时常有很多将领及重要人物头投降匈奴，这是由于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领土。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着：“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伐地。”①汉高祖五年燕王臧荼反叛，汉高祖亲自去攻击臧荼，俘虏了臧荼之后他的儿子就投奔匈奴。后来卢绾也在臧荼的串联下投降了匈奴，还有后来的韩王信等将领投靠匈奴。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九年（公元前198年）汉朝履行与匈奴的和亲之约，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对缓和。自此至汉武帝元年（公元前133年）一直以“和亲”政策作为对匈奴关系的主旋律，意在利用汉匈姻亲关系和相当数量的财物来换取匈奴停止对边境的掠夺，以休养生息和增强国力。

值得一提的是，和亲政策并没有完全使匈奴停止对西汉的侵扰。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致书侮辱吕后，完全不在乎汉朝的风俗习惯。此举激怒了樊哙等汉将，他们提出与匈奴开战，后来在中郎将秀布规劝下，吕后以卑词回书求和。如此看来，高祖和高后都在以屈辱求和的方式为汉朝赢得发展的时间。此外郁玲的《汉武帝刘彻权智》中写道：“文帝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入居河南地，侵上郡，杀掠人民。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人入今宁夏固原的萧关，杀北地都尉，掠夺人民畜产甚多，烧毁回今陕西西北的回中宫，其前锋部队甚至进至雍、甘泉附近，仅距长安二百余里左右。”②可见即使汉朝百般以屈辱的方式低头于匈奴仍然达不到双方保持和谐共处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来说，汉朝给予匈奴大量的财物供养了匈奴的上层阶级，并且使匈奴得到发展。

二、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政策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史记·平淮书》中记载着：“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 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 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为吏者长子孙, 居官者以为姓号。”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期因为有窦太后和朝廷主和派的极力阻挠，汉武帝在表面上延续了汉高祖的和亲政策，但是白登之围，吕后受辱，常年的侵略与威胁等一系列耻辱，在汉武帝的心头萦绕不能忘怀。所以汉武帝实际上谋划着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对匈奴战争。

翦伯赞先生说：“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的水泄不通了。以后历惠帝、吕后下迄文、景之世，这种由四面八方而来的蛮族包围，并且一天天地扩大。在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有一段没法发出来，还是附上截图吧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派人到汉朝请和，年轻气盛的汉武帝觉得不能再屈辱的和匈奴和亲就与大臣们在朝堂上公议此事。任大行的王恢，据其曾做过边吏，熟悉匈奴事务的经历提出拒绝和亲，“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千里而战，兵不获利”，反观匈奴作为游牧民族一直善于在草原上迁徙生活，难以寻找到其踪迹，因此主张与匈奴和亲。长期受和亲政策的影响以及黄老之术的潜移默化，习惯了和平氛围的大臣大多附议韩安国的建议，汉武帝只好同意继续和亲。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与韩安国所代表的主战和主和派展开了大讨论。以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认为高帝曾被围困于平城七日也没有继续发动战争来报复，并且他依旧认为匈奴来去无踪、居无定所难以攻克。以王恢为首的主战派则持不同意见，他们指出高帝不报平城之怨完全是为了休养生息、壮大王国，并不是为了安宁天下。其次，王恢认为可以采用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豪强聂翁壹所献的诱歼匈奴之计。青年汉武帝早有与匈奴一战的念头，便采纳了王恢的意见。然这年六月的马邑之战未能成功，王恢迫不得已自杀谢罪。

“马邑之谋”之后，匈奴方面十分恼怒便与汉朝断绝了和亲关系。首先汉朝开始对匈奴采取军事打击政策，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匈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汉军开始了一系列反击匈奴的战争并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卫青袭破龙城（今内蒙锡林郭勒盟境）。这年汉武帝令四将军各率万骑出击匈奴，其中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境）；太中大夫公孙傲为骑将军，出代郡（今河北蔚县境）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今山西右玉南）。在这次战争中只有卫青直捣龙城，获得首虏七百余级。其他将军所带大军非一无所货就是损失极重。其中李广所率大军不仅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虏在中途只身逃归。卫青占领的龙城是匈奴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这场战役在影响意义上是极大的胜利，鼓舞了汉军的士气。元塑二年（前128年），卫青、李息进行反击战。在这次战争中卫青与李息分开行动，得首虏数千，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获得全胜，又一次鼓舞了士气。取得胜利之后的汉军一鼓作气，元塑二年（前127年）取河南地。夺取河南地对汉朝来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河南土地肥沃，又有黄河作为天险可以用以巩固长安北部的边防，又使转输戍漕的代价减小。此次战争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能将河南地作为北上出击匈奴的根据地，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元塑三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匈奴内部发生冲突。元塑五年（前124年）汉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统率六军，其中卫尉苏建、代相李蔡从朔方经高阙出击匈奴；大行李息、岸头公张次公出右北平，卫青等率兵出塞围右贤王。史称“高阙之战”，这次战争以极少的兵力获得了俘虏一万五千多人的重大胜利。元塑六年（前123年）两次出定襄越阴山之战，这年的战争中汉军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霍去病从这次战争中脱颖而出。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与公孙敖表现出色，这次战争不仅使得匈奴内部分裂和浑邪王带领其部众降汉，而且西汉完全掌控了河西走廊。自此西汉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成功打通了沟通了西汉与西域的道路，并且切断了匈奴与氐羌的联系。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在《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中记载了汉武帝与大臣商量的一些谈话，汉武帝说：“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可见数次战争后，汉武帝对于匈奴的想法有了很多的了解，知道匈奴以为汉军不能长途跋涉作战，因此出次奇招。事实上本次战争确实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史称“漠北之战”。这次战役之后匈奴元气大伤，远遁漠北。在匈奴受到巨大创伤的同时西汉也损失了重多的将领士兵，消耗了许多物质财富。元狩四年以后西汉因人力、物力尤其是战马的损失，基本上停止了对匈奴的出兵。

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积攒了几十年的国库储备完全不够支付军费、论功行赏、安置投降的匈奴部族以及拉拢与匈奴交好的周边小国。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同时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用以支撑他的“大一统”梦想。汉武帝及时进行集中社会财富的财政改革和屯垦戍边作为减轻财政负担的有效途径。首先汉武帝从国家控制的经济领域入手，任用桑弘羊等人，广开财源、制定有利于政府掌控国家财政命脉的税收制度，将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首先，实行盐、铁、酒专营，完全垄断其利益收入。西汉初年国家不干预经济活动，一些大盐商、大铁商等从中谋利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地方豪强。汉武帝发动与匈奴的战争后财政吃紧，但是富商却“不佐国家之急”。因此，汉武帝实行了盐铁官营的垄断政策，在天汉三年（前98年）下令由官府垄断酒的产销，实行酒类专卖，以达到“兴盐铁，设酒榷，„„以佐助边费”的目标。盐铁官营以及酒类专营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在对匈奴作战所需费用吃紧时，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在西汉政府的控制下，为解决财政危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次，推出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平准，是国家垄断商品的运输、买卖、商品价格用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均输平准又分为两个小的概念，均输是指由大司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售，买回朝廷所需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通过买卖货物盈利赚钱；平准是指在朝廷设平准官，根据市场行情买进或卖出，因国家垄断了价格导致商人无法获利，则保证了国家的稳定收入。均输平准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措施。第三，颁布算緡、告緡令。算緡、告緡是汉武帝专门针对富商大贾实施的政策。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推行对商人及手工业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赋税政策，针对商人隐藏财产逃避赋税的行为，汉武帝又颁布告緡令，即商人富甲隐瞒财产者被告发则国家没收全部财产，并将没收的财产的一半奖励给高发者。算緡、告緡的实施确实为西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缓解了战争及屯垦边疆带来的经济困难。除此以外汉武帝还根据军事需要及时的调整财政政策，扩大税基、增加算赋和口赋征收数量和范围等。汉武帝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使得国家财政实力得以壮大，但也使商人在严厉苛刻的政策下对发展商业的积极性降低，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长远的发展。

再次上截图吧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对匈奴的战争中不断获得胜利必然不能离开人才，任用人才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汉武帝接手汉朝之后，开国功臣大多已退出历史舞台。招贤纳士组建一个新的智囊团对于管理国家与对外作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强劲开拓的历史时期，汉武帝对于选官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革的亮点主要在两点：一是唯才是举；二是广开仕途。汉武帝选拔人才可谓不拘一格，既有像霍去病一样的年轻人也有像公孙弘那样六十岁对策入仕、八十岁而终的老者。同时汉武帝还通过察举制、征召、“北阙上书”或“公车上书”、大学养士与选士制等方式广开仕途。事实上，汉武帝的改革确实为他选取了一大批人才。

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和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武帝对军事将领的正确选择为他反击匈奴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卫青、霍去病、李广、苏建等将领驰骋沙场，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稳定，而且扩大了西汉版图开拓了新的疆域。董仲舒等人带给汉武帝的是更加坚定地“大一统”理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最后是原文总结


三、对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政策的评价


汉武帝刘彻反击匈奴的政策的实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之后，大一统的趋势就已经形成。

西汉建立至汉武帝即位这段时间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条件尚不成熟，只能以“黄老之术”恢复国力和以“和亲”政策来面对外患。在这样的政策下才为汉武帝创造了一个富足的国家，这就使汉武帝具备了征伐匈奴的物质条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功绩是值得被肯定的：其一，反击匈奴有利于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促进西北边疆的经济发展，推动西北边疆由游牧经济转向定居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其二，西汉自建立以来深受匈奴的侵扰，解决了匈奴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统一，完成“大一统”的梦想；其三，汉武帝反击匈奴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的，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环境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