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而他们的动作确实有限。“一只燕子的到来并不能代表春天已经来了，同样，11比2也不应该带来典型性恐慌”，足协内部这样安慰自己，于是，他们也仅仅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最后一轮的比赛，必须在10月6日下午3点同时开球。8年之后，对中超最后一轮比赛的时间规定，多了一项“下半场必须在16时35分同时开球”，其中的教训就来自2001年。


当然，除了限定比赛时间，中国足协还特邀韩国和中国香港裁判执法两场比赛：江苏舜天打成都五牛，浙江绿城打长春亚泰。外籍裁判业务精纯，但对解读“剧本”毫无经验。直到上半场结束，4支球队只有舜天打进一粒进球，韩国人和香港人难免掉以轻心。下半场，戏剧性的变化开始出现。如果说长春亚泰的第一个进球和江苏舜天的第二个进球还只是风吹草动，那么在下午4点33分06秒之后发生的疯狂足以震撼视听，五牛最终4比2战胜了舜天，而亚泰6比0横扫绿城，这其中多出的9个球，都是最后的二十几分钟打进的。


成就亚泰最终占优的是绿城的“配合”，他们认为亚泰第二个球涉嫌手球，并因此“愤怒”了，立即罢赛，这使杭州赛区比南京晚6分钟结束。《偷天陷阱》里的肖恩?康纳利只凭10秒时差就可抽到上亿美元的电子账户，这6分钟，使超越时空的信息起了决定性作用。


2001赛季甲B的最终积分榜上，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同积42分，但亚泰凭借只超出一个净胜球的微弱优势，占据了上海中远之外的另一个冲A名额。11比2和3年后中国国家队制造的7比0大胜中国香港一样，只能传为笑柄。


李红军因为停赛，只好把11比2作为自己的告别赛，而小他6岁的祁宏要幸运得多，在阿联酋一战得了红牌错过10月7日一战的他，因为替补者于根伟的进球，品尝了世界杯。7日的报纸充满对世界杯的憧憬，甲B五队的演出因没有“版面”而被忽略不计。直到10月16日，阎世铎才从觥筹交错的庆祝活动中脱身出来，宣布了对甲B五鼠的处罚。成都、长春、江苏、杭州全部丧失了升级资格，中国足协顺便打了一只死老虎，让本来就不准备再干下去的绵阳太极降级。


好多球员因注册资格问题“生不如死”。2001年春天被绵阳摘去的大连球员王锋，给足协写了多次信，有些内部的人打电话来劝他别说也别告了，因为很快就会有“转机”。王锋听了他们的话，选择了沉默，但是什么也没有变，他上当了。当初他坐大巴到了绵阳，球队解体后他又坐大巴离开了。后来，他在大连开了一个酒吧，名字叫“11比2”。再后来，人们听说，酒吧关门歇业，而他当空姐的妻子也已与他离婚。


当然，这些经历远远不如走上一条不归路的裁判龚建平严重。他是因这场风波掀起的“足球黑幕”调查中唯一一个承认有金钱交易的人，2004年7月11日，保外就医的龚建平因病在北京市304医院病逝。不要说谎话，因为那是不正直的，但是，也不要说出所有的实情，因为那是不必要的。因为太过单纯，龚建平至死也没想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因为太过草率，警方到最后也没能从龚建平身上获得有价值的证据。


善良和天真只在幼稚园有用，在当时的中国足协那里，这一切只能被利用。中国足球的一次升腾旁边，是一次坠落，但袁伟民和阎世铎们没有在他们的雷达上进行仔细搜寻，就把龚建平的悔过书折叠成一架纸飞机，写了坠机调查报告。用法律手段来打击假球、黑哨和赌球，无论司法部门还是体育总局，都在为这其中纠缠的法律依据、量刑标准、各部门角色定位、证据收集难度之大而头疼不已，因此，在中国足协反赌反假的雷达前，阎世铎们怕看见什么，所以故意没去看。这个事实，对中国足球来说，远比11比2残忍和血腥得多。


2001年“甲B五鼠案”之后，有人为中国职业联赛总结出一个规律，每次悬疑球后，总有人离开，只是原因各有不同：陈亦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是因为要想做得大就要藏得深；潘苏通去了香港开创大事业，是因为要想活得长就要躲得远；而余东风在11比2后短暂蛰伏，因为他笃信义气终究比职业联赛的很多标准更可贵。
他们轻轻地离开，带走的却是一个重人情讲义气的堂口时代。

二、余东风，袍哥义气比盘口更长命


11比2交与余东风，是上天注定，千禧年后四川盆地内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最终在那个时间走上前台。
2000年冲上甲Ｂ的绵阳队，因为资金紧张和大量租借武汉雅琪队球员，被迫赶走了武汉队员不喜欢的余东风，一个月后，余东风出现在成体中心主队休息室，摇身一变，成了五牛队的助教。


2001年，还是在这间休息室里，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在五牛队主场1比4惨败给江苏舜天队后，扛不住的北京人郭瑞龙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对余东风说：“现在，你就是这支队伍的主教练。”在旁边狠抽一口成烟的余东风拒绝了。但局面发展到当年的9月16日，一切已经不能只由义气二字来决定，就在那天夜里，五牛宣布了郭瑞龙下课，并同意他的举荐，让余东风接手。


逢单运气好，那时五牛内部流传的这个很邪的说法，让余东风在郭瑞龙去意已决后，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俱乐部。1997年冲甲Ｂ成功，1999年在陈亦明的率领下大闹甲Ｂ；而双数年五牛总是霉运连连，1996年首次冲Ｂ在最后关头被涮；1998年五牛的德国战车遭遇滑铁卢，跌跌撞撞勉强保级；2000年陈亦明神光不在，早早下课。五牛建队史上所有的辉煌都是在单数年取得的，这让余东风对2001年还留给他的最后三轮比赛充满了期待。


“只要还有1％的希望，我们就会付出100％的努力。”这是余东风接手球队后的激情，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想到会有11比2，更没想到2008年“5?12”地震的时候，温总理在救灾第一线也说了同样的话。


这是个巧合，也夹杂着某种暗示，2009年川中两队双双“地震”。但在一块真正的震区，余东风的四川队再度起飞。12月19日，成都都江堰方面提供50亩土地和主体育场，新的四川队将在这里训练、参加2010年中乙联赛。余东风微笑着和朋友打趣，你可以说这是川足，新川足，新新川足……


17年后当他仍然堪称行业翘楚，并保持一项纪录，既是执教甲A揭幕战比赛的主教练，亦是参加中超揭幕战的主教练，人们才知道义气比职业联赛的很多标准都长命。


外人对职业联赛是否容得下“义气”存在很大争议，“从此江湖无袍哥”，这句话媒体用了好多次。徐明购买全兴俱乐部，如是；四川冠城崩塌，又说；邹侑根远走厦门，再说……每一次提到江湖无袍哥，都会引起圈内的窃笑。但这对余东风是比较简单的。2004年6月2日，中超杯川渝德比力帆惨败冠城，尹明善一怒之下，指示主教练余东风必须要指出“内鬼”，最终，他宁愿自己离开，绝不指认。卸任时，他坦言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如果这样做，那今后谁能跟着我？”


当初，绵阳太极和他谈崩，总经理胥锦浩召开发布会。刚刚开场涌进数十名球迷，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走上主席台。在胥锦浩照本宣科，手拿一纸稿件朗读时，球迷们神奇地拿出了长度各异的标语，“东风不要走”“不信东风唤不回”……他们不闹也不叫，只是默默地站在胥锦浩背后，不停招展，就像歌迷在摇晃荧光棒。这个前无古人的发布会，让人对后来的11比2毫不惊奇。


作为老四川队最有名的快马，余东风年少成名。年少成名的“东风”不是年少成名的“周郎”，他最不缺的就是心胸。一位老球迷的评点听来很受用：“他可以整场飞快跑来跑去，弄得对方后卫很崩溃。”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他喜欢使用姚夏一点也不惊奇。这有点像踢球时头球极佳的弗格森，后来喜欢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教练余东风职业联赛亮相才34岁，川队以增补资格进入甲A第一个赛季拿下了第六名，余东风名动江湖。然而这只是对球迷的印象，圈内人都说，他豪爽洒脱。当年联赛有四大天王，但同辈中余东风的江湖地位，业界唯有殷铁生能与之一较高下。十几年前，如果余东风在成都街上开车偶尔违章，警察一看是他，肯定放行，还要喊一声：“老哥，周末去给你雄起哈！”


2006年中超联赛殷铁生在青岛中能苦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为了换来有利的变化，铁蛋约见记者当场洒泪。这不是同为“不倒翁”的余东风的性格，全兴、五牛、绵阳、力帆……他不怕“下课”，每次都走得很潇洒。下课，这个词本身也是因他发明的。1995年，戚务生一度给他打电话说：“东风，你的‘下课’已经影响到了我。”原来，国家队球迷也开始沿用这个风靡一时的词汇。
这不是说余东风没有责任感，而是他知道进退之道。1995年主场输申花队，铺天盖地的“下课”是余东风人生中的第一个坎，更大的打击来自发布会，徐根宝当着众多媒体的面说：“东风，你‘下课’了可以来我这边。”那天晚上，他和几个文艺界的朋友喝酒，痛彻心扉，一语不发。


余东风固守的规则只有自己懂得，并不是简单地“怕提11比2”，几年前，成都电视台的一位老友做他一个采访，坚持要问这个。余东风略一思量，说：“我也不想打成这样，但失控了。我曾经在两支球队都当过教练，球员还是很给面子的。现在想起来，也算是一个污点吧。”


2006年，余东风喝酒后驾驶自己的沃尔沃回家，结果和人撞车，对方无证驾驶并逆行主动撞了他。但看到余东风喝了酒，立刻报了警。余东风当时做了酒精测试，然后被罚款、扣分再加拘留。他甘愿受罚绝无二话。当时的处罚不比3年之后，而有了这个教训的他，至今开车非常仔细。

2000年8月，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国田径队“飞行检查”的结果让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触目惊心，尤其是“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的嫌疑。“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就是“马家军”。怎么办？这是袁伟民面前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背景之下，袁伟民很快做出决断，毅然决然地把包括“马家军”在内的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于悉尼奥运会之外。


“杀马”确保了申奥工作顺风顺水，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宣布2008奥运会属于北京。当晚兴奋异常的袁伟民本以为，自己事业中最艰难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之后将不再有大的考验。但他没想到的是，4个月后，中国足球给他这个挂名的足协主席出了个难题，11比2引发的打假风暴，最终让他陷入混乱，不知所措，毫无章法。


“反兴奋剂是真反还是假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项政治斗争。”在将“马家军”隔绝在奥运会外后，袁伟民说。这种豪情在中国足球假赌黑面前荡然无存，“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袁伟民想要更早从混沌中抽身，于是直接“砍了”龚建平，草草收场。


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时间有时候是可以跳过的，直接跳过会使我们得到更残忍的认识，跳过2002年和一届让中国人如同梦游的韩日世界杯，直逼2003年7月11日。这一天，在北京304医院，一张白色的床单盖住了龚建平削瘦的脸，作为那场声势浩大的打假扫黑风波的政绩，他是被清除出来，也是唯一被清除出来的黑哨，郁郁寡欢中，终因患骨癌不治去世。


在盖上床单的那一刻，人们发现他的眼睛怎么也合不上，亲人使劲抹了一下，他才闭上了眼睛，大家知道，他是有话要说。在他去世前，他一直愧疚所做的事情，他还想为中国足球做些有益的事情，可他没机会了，只能把所有的机密和不忿，对着太平间惨白的墙壁述说。


在龚建平住院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和他接触，但为他送行的时候，突然自发来了上千人，大家默默地持着小白花，为这个忠厚、内向、内心仍有纯净之地的裁判送上一程。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在队伍中嚎啕大哭，她呼喊着：“龚建平，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龚建平留下妻子和女儿，走了。他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学习十分刻苦，没有人知道她是名动一时的黑哨的女儿。


以下事实连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知情：龚建平在裁判队伍里是个小角色，在堂口足球正向盘口足球演变的过程中，潜规则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几万好处费，这些费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只是零花钱，其中有些还是俱乐部硬塞给他的，非他本意。这跟官僚机构里那些发放红包的故事如出一辙，小角色在大角色收取了巨额赃款后，如果不收取小红包，是会犯众怒的。


龚建平感到害怕，很想主动投案，而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和宋卫平共同承诺，以组织名义保证，只要他交出钱就会保护他，不会让他受到法律制裁。龚建平这时做出一个很勇敢也很傻气的举动，从银行里取出10万元交给了相关部门，而相关部门通过信息，一举拿下了唯一一个出来投案自首的龚建平。


龚建平让有关部门松了一口气，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终于找到一个替罪羊。他的出现，让更大的黑哨，让更大的俱乐部和官员都平安无事，可以结案。这个最简单的官场厚黑定理，龚建平却不明白，他天真地以为组织会兑现当初给他的承诺，甚至戴罪立功继续担当裁判员。


索玉华之所以狂呼“我要为你报仇”，是因为无论浙江体育局还是杭州绿城都没有兑现承诺，他们手中还有其他更大的裁判员名单，而这份名单在龚建平投案后，就蒸发了。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书写过三个女人，在索玉华这个女人的思路里，如果龚建平不投案，即使有关部门拿到名单也抓不到龚建平头上，即使抓了龚建平，其他更大名气的裁判更该被抓。


陈培德和宋卫平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更高级的组织必须用一个龚建平来顶罪，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不能放过好不容易才出现的龚建平，为了保护这个圈子不被更大范围地揭穿，必须封住龚建平的口。


有消息说，有关部门私下也给龚建平做了思想工作，让他闭嘴，如果问题止于他，那以后必有回报他的机会。
龚建平出于足球圈潜规则的控制，闭嘴了。直到去世前都未能开口道出这个圈子的终极秘密。


一直想询问宋卫平，但他避而不见，他也好赌，一掷千万金，呼来豪门醉。对于当初的龚建平，再也不说话了。

在2009年打假扫黑抓赌的浪潮中，倒是陈培德因袁伟民的新书突然发了飙，他直指袁伟民的官僚作风，对足球打假打黑抓赌避重就轻，行政不作为。


陈培德的语言极其锋利：


当年从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扫黑”这个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就是在袁伟民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时，不了了之的。袁伟民局长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没有正确对待中国足球对群众感情上的伤害。


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当时的情形还是很有希望的，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我们就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还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爆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5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也没有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伟民对于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


但是，袁伟民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应该说，当时的足球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一致声讨体坛腐败。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呼吁司法介入，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腐败”。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看来是袁伟民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袁伟民不是不作为，而似乎是在封杀证据。我们反复论证过，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手中握有一份相当详细的黑哨名单，其中就有现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员，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乐部。但是北京奥运会在2001年申办成功后，整个体育总局及下属中心都在为力保奥运前夕的竞技实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别是后者，中国特色让这个机构绝不想被全国范围的负面新闻所纠缠，平稳地在北京奥运前移交权力，力保雅典奥运成绩，成为袁伟民头等大事。所以他对媒体反复报道假球黑哨是相当恼火的，他曾对足协掌门人阎世铎下死命令，迅速灭火，杜绝后患，绝不能影响奥运备战。阎世铎是袁伟民的嫡系干部，他对这位有着知遇之恩的老上级言听计从，所以当初在深圳大剧院高喊“杀无赦，斩立决”的他，以其政工干部的敏锐和坚决，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在出发前往杭州时，就定下了如何让当时的陈培德和宋卫平闭嘴的方针。


而来自袁伟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门达成默契，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龚建平很冤，也一点都不冤，中国体育主管部门从未想过要打假，始于11比2的这场打假风暴，只不过偶然地因为余东风的鲁莽、甲B五鼠的嚣张，才被迫在媒体逼近下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从一开始，就决定以牺牲某一个人的方式结束。

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理清，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的来历：


一、从1978年亚运会被美联社记者的质疑可以看出，为了彰显“两国人民的情深谊长”，中国后卫不惜把对方的球碰进自家大门，以及让球却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这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相当关系，一笑之后，甚至某种程度地谅解了它——只是特殊时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分水岭年份时，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足球是可以跟金钱扯上瓜葛的，虽然无法证明两支球队是否受贿，但全国球迷慨然认定这是外国反动势力诬陷我们——中国和中国足球都在改革，但并不包括价值观。这个谬误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国第一次进入到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到处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桥、铺设漂亮草坪……而“职业”足球队也成为省市领导眼中另一条高速路或漂亮草坪——这是它的幸运和进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为在行政干预下，它越发像经济的二奶，而不是独立的产业。成都保卫战是典型假球战例，与钱无关，与面子和人情有关，打着高尚的城市名义。


四、1998年的夜审陈亦明是一个进步，从成都保卫战全民欢呼，从球迷到媒体第一次开始自发地质疑假赌黑，经过高尚的成都保卫战后的假球泛滥成灾，人们开始正视困扰自己的问题。只是中国足球圈内部并不为所动，所以夜审又是一次失败。


五、1999年渝沈悬案，是积累多年得不到治理的“堂口足球”的大爆发，300万人民币表明，一直无视市场规律的中国足球，开始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渗透进了金钱，甚至人情也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但中国足协第一次也是极其业余的“算盘调查”因无司法援助无疾而终，这注定它会走向可怕的“盘口时代”。


六、黑色幽默在以几何级数增长，几乎在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打进世界杯同时，11比2横空出世，余东风这个“堂会足球”的代表人物，用自杀性的方式创造了世界纪录，也宣告一个足球分封时代的结束。我们本来再次拥有机会，可袁伟民为首的体育官员，强行封杀了触手可得的打假机会，但这不怪他，因为他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一步步地从“政治球”“人情球”“名片足球”，走向“堂口足球”，走向“盘口足球”，万劫不复。

时间：2001年十强赛到2004年G7革命前


2001年10月是个分水岭，中国国家足球队史上第一次冲进世界杯，举国狂欢，但就像那场特洛伊战争，当雅典舰队退去，一个巨大的木马正待进城。


几乎在冲进世界杯同一天，一场比赛中竟然出现11比2这样在乒乓球赛中才会出现的比分。44年来首次出线加上“11∶2”事件，尴尬之余阎世铎发明了一个很雷人的现代汉语结构——“光荣的耻辱”。


这个时候人们对足球的认识还是很山寨的，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民族英雄，各路企业动辄斥金百万奖励队员，阎世铎仕途一片光明……可是，就像加入WTO，得到世界的优惠同时也意味着承担世界的责任，当中国足球成为世界32强之一，必须承担这个名份带来的压力。比如，国际著名的博彩公司肯定要给你开盘，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博彩已合法化，这是推动职业体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这符合足球全球化的规律。


我们只知道自己进入世界杯，不知道必然也进入盘口，整个日韩世界杯期间中国队连输3场共丢9球，被认为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丢了民族的脸面”。甚至还忽略了一个新闻：范志毅被曝在世界杯期间通过渠道向境外博彩公司下注。这个新闻曝出后，范志毅大怒之余打官司……大家只关心这是道德层面的事情，甚至被范志毅和老婆之间的纷争吸引，为他在欧洲踢球的前途担忧。最后，这条富有深意的新闻被做成很有八卦性质的东西。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那段时间无论阎世铎还是杨一民，都在想怎么把澳门博彩公司的钱要到手，为此还动用了律师，可律师也不懂，于是此事一直纠结着。


澳门博彩公司觉得中国足协的想法很不入流，他们的代表说：英超确实有版权费一说，但这是该国法律规定的。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等国，却无此法律，我们自开盘以来从未向上述国家支付过版权费，理由是——球赛比分、球员状态、预测属于公众基本信息，和天气预报是一个道理，电视台不应向气象台交纳预报费，博彩公司也不该支付版权费，足球运动是一项公众项目，更深的考虑是，如果博彩公司向该国足协支付一笔钱，很容易被认为博彩公司有操纵联赛的嫌疑。


澳门以及欧洲博彩公司还是开盘了。中国社会的观念在这8年中迅速变迁，再也不会出现1995年那样的为球队保级而跳楼的球迷，只会有为股票而跳楼的股民，球迷也不会保卫X?X了，大家只会保护自己的钱包。中国足球从来都离不开社会背景变幻，这时候参与到澳门博彩的球迷不计其数，球员也参与其中。


2003年，可以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参加赌球的人们，保卫城市已很土了，金钱的刺激才是王道，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主队球迷为客队输球垂头丧气，因为他押错盘了，渐渐地，也会看到某个年轻球员攻入客队一球后，老队员竟小声斥责他。最后，就是整支球队分裂成数个赌球阵营，一场比赛即使国际足联主席观战也看不懂究竟打的什么战术。


经过上两个阶段的不作为，赌球像一个拉了弦的手雷，积累已久的能量终于把中国联赛炸成碎片，从堂口时代，慨然进入了“盘口时代”，只不过这还是散户阶段，不过正因为其散户性质，才出现了绑架、枪击、追杀、沉湖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由于这时如上海申花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俱乐部还保留着浓重的堂口时代特征，二者交织起来，上演了一出史无前例的“球场现形记”。


所谓“盘口”，就是每一个选择都讲究数率，讲究分寸间的得失，当人情不古，金钱挺进，江湖最后一批大佬戚务生、余东风、金志扬、徐根宝纷纷败在小崽子手下。在理清“盘口时代”思路时，我们无数次用香港黑帮的变化来形容这个阶段，所谓盘口足球就是发哥没用了，上来一帮古惑仔，手拎着砍刀一通乱砍，在他们眼里没有老大，只有利益，所以连魏群这样的袍哥也叹口气：时代变了，玩不动了。


谁还为了情分，跟金钱过不去呢。

盘口时代发生了多少起凶杀案、绑架案，永远是个谜，但它肯定是最凶残的一个阶段，最大化印证了“血酬定律”。


在阎世铎的“快乐足球，健康联赛”冲击下，澳彩经常推迟开盘时间，不惜赛前犹如过山车一般调整盘口，以便迎合地下消息的变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越来越觉得有心无力，不得不减少中超联赛的开盘场次。


2001年10月7日，球迷奔走，狂欢。经过了首次进军世界杯的不眠之夜，前一天甲B联赛的丑剧似乎正在远去，足球事业第一次尝到了甜蜜。


像中国人只为入世而欢呼，丝毫没意识到这是危机和机遇双重逼近一样，韩日世界杯中国收获的不仅仅是连丢9球，还有随之而来的大大小小的庄家。


此时的中国足球，盘口成了毫无争议的决定力量。钱，盘口。利益就像冲上沙滩的浪头，将原有的痕迹全部抹平。


学徒，恩师，队友，前队友，上下级，闺蜜……这是原先的中国足球江湖。


2002年大连队主场对八一，赛前，大连外围的地下赌球庄家对开出的主流盘口是：大连实德队让一球。


以当时两队的实力比较和实德夺冠的战略目的来看，让一球略显“保守”。远在南方的一些地下庄家开出实德让一球半，追捧实德的买家仍然不可胜数。不过，在大连，比赛之前很多庄家都像得到了消息——这直接从大手笔下注者的趋势都能看出，盘口从一球直接降到了半一。也就是说，不太看好实德赢球。


90分钟激战中，八一队孙新波与黄勇为本队各进一球，而实德队直到全场补时阶段才凭借外援尼古拉斯的一粒进球，爆出了冷门。


该年联赛中，实德队屡屡在和一些弱队比赛时失手。据悉，每一次都有大量大连拥趸者中招。在比赛中球员并没有太过离谱的个人表现，但仍然引来了一些猜测：“为什么盘口总能预知最后的结果？”


当时被耍的是科萨，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外国教练而已。很快，本土“老革命”也连连摇头，看不懂。


2002年，戚务生率领的云南红塔队在主场对战青岛海牛队，赛前大戚信心十足，很少夸下海口的他赛前聊天时说“拿下了”。此时的云南红塔在休赛期前排名第一，有主场之利，赛前红塔让半一的盘口似乎也验证大戚的说法十有八九可以实现。


比赛开始后，云南红塔似乎比对手更有高原反应，迟钝成为红塔队后防线最显著的表现。比赛不到20分钟，青岛队曲波便利用一次机会射入区楚良把守的大门，但是这个场面对于当年实力并不差且在高原成绩相当好的主队来说，没有人怀疑红塔会输掉这场球。不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丢失了第一个球之后，门将区楚良脱掉了手套，然后愤然摔在地上，准备离场。这个镜头让观众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果然，红塔不仅没有获胜，连扳平都没做到，甚至还丢了第二个球，比赛结果是0比2，从盘口上解释，青岛倒可以让红塔半一。


戚务生因此勃然大怒，关机，离场，并提出辞职。2001年他逮到了几名主力球员“卖球”的铁证，想废掉其中的一名红塔老臣，但集团负责人并不相信，大戚随即拨通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最终，这位球员2002年初被挂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比赛让红塔集团也失去了信心，第二年联赛结束后，红塔退出了足坛。


老江湖显然不甘心就此离开。2004年后戚务生执教天津，目标是夺冠，但居然七轮未尝一胜，就此离开。前五轮比赛他忧心如焚，眼看着比赛中创造出那么多得分机会，但就是拿不下来比赛。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寻思：到底在什么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后来终于明白，“再总结技战术等方面的不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也许有些问题是我无法解决和控制的。”2006年他出任广药主教练之前，一位弟子还曾想托人给他带话，“现在的江湖早已不是原来了，光是业务和人脉不行了。”


一度被认为是“人脉之王”的戚务生，2006年在广药也未能实现冲超目的，挂印而去。而更惊悚的是，不少人传说，在这些戚务生与假球的斗争中，他并没有那么高尚。他只不过是一个与其他势力的斗法者，甚至在他的挚友、武汉经纪人杨巍被抓后，有圈内说法直指戚务生也参与到其中。但没有证据，没有证人。


2003年联赛10月30日，申花主场打青岛，当时青岛是上一年足协杯冠军，申花主场让球从半球飙升到临场的两球半，比赛直到60分钟仍为0比0。不过走地盘口依然坚挺在申花让两球半，也就是说在剩下的30分钟，押注申花的只有净胜三球才可以胜出，如果这个是一场五大联赛的比赛，一般押注上盘的没有可能胜出了，但随后，拥有国奥门将杨君的青岛队突然松劲，连丢三球，申花赢球赢盘。


贵为“十冠王”的辽宁队，在职业联赛之后从未染指顶级联赛冠军，而他们在盘口时代的表现却是影帝级的，其剧本也可以直接入围最佳惊悚片提名。


阎世铎经常提到的中超联赛的特色是“快乐足球”，而中超在2004年到来时，确实让我们感到很快乐——经常有惊奇，肯定是快乐的。

中超元年，第二轮联赛，深圳健力宝主场对辽宁中誉，盘口变化之大令人心惊，比赛开始受注时的盘口是深圳让半一，但到了比赛开始前的半个小时左右，盘口开始猛升，一球、一球/球半、球半，在赛前半小时左右，最高点竟然冲高到球半/两球。而比赛的结果当然不会出乎意料，比赛中辽宁队一直“唾面自干”，让深圳队肆意狂攻，比赛成了一边倒的攻防演练，最终0比3告负，刚好让对方赢盘。期间澳彩数度停盘、封盘，但是最终还是为这个疯狂的赛果买单。


也是在这一年，辽宁在主场迎来了山东队。以双方当时的实力和主客场对比，比赛前一天中午辽宁中誉硬当当地让了半球。从当天晚上开始，不知发生了什么，辽宁队让半球降成平半、平手，越过平手这个阴阳界后，他们又勇敢地受让平半、受让半球、受让半一、受让一球到受让一球/球半，一共跨跃了8个区。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最后辽宁队虽然2比3输了球，但以最后下注的受让一球/球半盘口而论，买辽宁的人还可以赢钱。这就是传说中经常在联赛中很多记者赛后频频响动的腹语：恭喜你，某指导，输球赢盘！


这一年辽宁队主教练是马林。不是老革命，是少帅。历史书上，上一个辽宁的少帅，活了一百多岁，人们都还记得他“不抵抗”。


2004年的确是个神奇的年头，有通灵能力的球队还很多，而辽宁队也不会永远做输球的霉鬼。


第13轮，尚在争冠行列的申花，赛前让辽宁半球，不过庄家好似神仙一般预感不妙，盘口剧烈震荡，倒变成辽宁让申花，这还不算，只见辽宁越让越多，温良恭俭让，最后一直让到了球半(赢两球才赢)。比赛的过程说明，庄家果然“通灵”，他们开赛5分钟就丢球，随之被打成了筛子，输成了2比5。


2004中超第19轮申花对天津，赛前大小球盘口分界线在两球半(双方总进球达3个算大)，最终盘口四个半(5球为大)，开赛后双方进球如拾草芥，以4比4收场。


光看比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年连京沪9比1也正常。不过这个被“预告”了的2比5，2008年再次又被提上了台面。当时两队再次在辽宁主场聚首，辽宁队先丢4球，好歹扳回一个时，东方卫视解说员还在一厢情愿地YY，“申花再还辽宁一个5比2。”5比2没有等来，最后是4比4。顺便告诉大家，当时的申花队赛前喜欢集体看电影，这场比赛看的是《过界》。


《过界》反映的是都市人心理重压之下寻求释放和解脱的电影，先进4球后丢4球，酣畅淋漓，够解脱。此时的盘口已经流行到大家都不喜欢说的地步，觉得一提盘口就特庸俗。所以申花老板朱骏也只好什么也不说。
朱骏不言不语，没准是想起了这一年年初，青岛主场对上海的比赛。


当时申花队前三轮场场都是硬仗，并且都赢得漂亮。从实力上看，主场作战的青岛队几乎无法阻止申花队连胜。庄家因此开出申花客场让半一的看口，比赛开始后，这个盘口还在，但只坚挺了10分钟就降为半球盘，如此短时间内大幅度的降盘确属罕见，而半球盘开始就是上海让高水，到下半场比赛后盘口已经降为平半，盘口降得过快，可见庄家已经不看好上海赢球。这时的庄家对中超比赛结果把握之准，令人咂舌。


在申花队强大的攻击力面前，青岛队疲于招架，但每当出现险情的时候，总是有裁判出来“帮忙”，吹掉申花队的很多好球。最终双方0比0战平。申花队不可能赢得比赛，不仅有青岛队的阻击，还有裁判等诸多场外因素“力保”一场平局。

2004年末，徐明、罗宁等人准备G7起事，此时荒谬的一幕出现，有线人给他们电话报告——在辽宁对冠城的比赛现场，有一个人在体育场现场报比分。在手机里他不停地说：“现在还要一个！还要一个！”场上随之进球频频，四川冠城6比3大胜。赛前庄家开出的盘口是主队让半球，即看好主队小胜，水位却始终很低，只有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押了100元赌辽宁队负于四川队，回报只有30多块。秘密在于大球赔率，一直在走低，水位不低于，在前面15场比赛只打进14球的四川队六破辽宁队大门，让很多追捧大球的神秘人物赢得盆满钵满。
中超爱自由，这一年的足协杯也未能免俗。


当年的足协杯有川渝德比，重庆队实力明显处于下风，加上准备放弃足协杯，因此输球不是新闻，关键是这样的比赛大球开到了球，3比0后，对于无力攻破对手大门的重庆队球员来说，似乎在等待什么，果然，终场前川队打进了第4个球，电视直播看到的是重庆队后卫欢快地跑进自家球门捡球！


这场比赛让重庆队大为光火，因为赛前传出了有人接触俱乐部买球，被拒绝。但这些人又转而对球员进行“利诱”，所以这场比赛让球开到了天下无敌的四川让3球！同级别球队比赛开出如此悬殊的盘口，最后居然不多不少，0比4。这让力帆老板尹明善气冲牛斗。一年之后，他才开除了张宇等3名大连球员，不知道这算不算迟来的处罚。


一位中超球员对此毫不避讳，“有时候上场队员都搞不清楚，教练又能怎么样？”他说，在一些球队里，首发11人上去后，“先踢十分钟看，看谁和谁是一伙的。”相对于澳门博彩，很多小庄家非常胆大，他们早早开出盘口。


2004年深圳和冠城因为场地问题，提前数月就宣布对调主客场。这一信息很多小庄家居然不知道，仍然照样开出盘口，遭受损失后宣布“无效”，结果招来了下注者的声讨。


在阎世铎的“快乐足球，健康联赛”冲击下，澳彩经常推迟开盘时间，不惜赛前犹如过山车一般调整盘口，以便迎合地下消息的变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越来越觉得有心无力，不得不减少中超联赛的开盘场次。一度，澳彩甚至暂停对中超开盘。“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澳彩对中超的品质不认可。”乱象频出，足球行业等于在自杀。


2005年川渝对抗赛，重庆队连主教练也没有来，两队尽遣替补，观众寥寥。据悉，这场比赛的胜方奖金仅有3万元。


4年前，商家不惜用2001克黄金铸成“雄起杯”。此时有人电话问原四川队总经理许勇，雄起杯安在？许勇不语。他只是不想说出这个沮丧的事实，本来被炒作为两座城市足球最高荣誉的雄起杯早就被重新回炉，变成了戒指、项链，在解放碑或春熙路上和新主人来来往往。


用黑泽明的一部作品名来形容此时的中国足球，乱。


一名现场记者，由于平时也好赌上一把，这天在西安看到网上盘口显示进球了……他迷惑不解地抬头看，因为此时两队根本没进球，他以为盘口摆了大乌龙，正想骂几句不专业的盘口时，发现真实的比赛中——进球了。
我们几乎是连珠炮般介绍了中国足球的乱象。恕本书冒昧，其实还有很多赌球的术语要给大家介绍，这不但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在叙述什么，也是为了今后当你的熟人突然蹦出一个术语时，你可以劝他回头。


赌球实际上是在赌人性，毫无技术可言。赌球输得倾家荡产的王大明（隐去真名）说：“如果你赢了，会觉得钱来得很容易。即便不继续下球了，当钱用掉的时候，你会想起自己还有这样一门‘技能’。东下西下，肯定就会输，如果输了……你见过输了能够不继续玩的吗？”

盘口


当下说到盘口，人们肯定把这个名词归于赌球之名下，但事实上，盘口之初绝对和赌球无关。创立于19年前，之间盛衰数次的中国股市毫不客气地抢了这把交椅，至今你仍可以在和赌球毫不相关的股票网、财富网、咨询网间随意觅得盘口、买盘、卖盘、虚盘、实盘等词语，甚至庄家也是这个证券市场的常见术语。


创立于1998年的澳门彩票有限公司算是树立了亚洲足球博彩的一个标尺性玩法，因为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发迹于欧洲中心伦敦的体育博彩，最谙熟于足球与赛马，因此一本《赛马与足球展望》杂志在21世纪成为研究中国足球彩票的热门刊物。和欧洲体育博彩市场大为不同的是，流行于欧洲的赔率式博彩游戏经过澳门彩票公司的改造，俨然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


赔率和盘口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它们相同的地方就是赔付的比例，不同的是对赔付比例的算法不一样。举例来说，一场意甲罗马VS帕尔玛的比赛，在英国博彩公司那里会被开出主队胜平负的赔率组合，也就是说你拿出100元分别投注在胜平负三个结果上，获得的未来收益是不同的，主胜你100元只可以赢70元，双方打平你可以赢得230元，而主队输球你则可以赢取400元。


在澳门彩票公司这里，假如它们会为这场比赛开出主队让半球的局，那么这个半球就是盘口，当你下注到罗马这边的时候，如果罗马取胜，你只能赢得你投注金额的彩金（不考虑水位，后面详述），而当罗马平或负于帕尔玛的时候，押注罗马的金额将全部输掉，反之押注帕尔玛的将获得全部彩金。以此类推，如果遇到让球的盘口，也就是说让球一方只有胜出至少两球，才为赢盘，反之均为输盘。


水位


水位，其实就是赌博公司的佣金。作为博彩公司，开出盘口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投注客参与的平台，因此依靠这个平台获取佣金也是无可厚非之事。


这个和澳门娱乐场中百家乐游戏规定押注庄家的一方赢得彩金的时候必须向赌场缴纳5％的金额一样。当然你可以看到在其他赌场游戏中似乎赌场并不抽取彩金，那是因为在类似骰宝游戏中出现围骰（即三个骰子一样的点数）押注大小会被通杀，Black Jack中庄家可以先让闲家要牌导致爆牌的结果，这一系列就是赌场的天然优势。


澳彩从1998年开始设立足球博彩的水位是控制在的水准，综合来说澳彩就每一场比赛平均抽取15%的佣金，后来由于各地博彩公司的竞争，特别是外围博彩公司的无序竞争，澳彩一度也将英超赛事的总博彩水位调整到以上，也就是只抽取10%的佣金，这对于一年超过100亿元的投注额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让利。


量化到罗马对帕尔玛的比赛上，澳彩盘口是罗马让半球帕尔玛，即便这个情况下，还是看好罗马的多，那么押注罗马的盘口仍然是半球，但是对应的水位只是水，而押注帕尔玛的水位则是，也就是说，罗马胜出，那么押注罗马100元只能获得100×=85元的彩金，也就是说有100-85=15元作为佣金被澳彩提取；反之如果罗马战平帕尔玛，那么押注帕尔玛的将获得100×=100元的彩金。


A、B、C，在赌球圈代表的单位是万，千，百。用字母来代表金额，最早还不是庄家的发明。张静江是南浔富翁张颂贤的孙子，少年时冲进火海救人摔断了髋骨，成了残疾。第一次和驻法公使孙宝琦回国，就在船上结识了孙中山，为了支持革命，张当场就给了后者3万银元。后又约定，只要需要就发电报给他，A、B、C、D、E……代表1、2……5万。后来孙中山试验数次，果然毫厘不差。


盘口和水位的调整


如果你看懂了盘口和水位的基本解释，那么也许会问盘口和水位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告诉你盘口、水位和股票上的买卖是相类似的，虽然不能做到像股票那样每笔交易都可能是不同的价位，但是盘口和水位其实就是博彩公司和下注者，甚至是某些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晴雨表。


还是拿上面一场比赛作范例，如果从上周六开始，罗马对帕尔玛的初盘（术语，指博彩公司为某一场比赛起初开的盘口）是罗马让半一，如果看好罗马的投注者蜂拥而至，使得押注在罗马上的资金达到或者超过博彩公司的一个限额，这就类似于保险公司收到太重的一笔保单，一旦理赔会导致公司破产危险的时候，保险公司会采取分保的模式操作。


这个手法也适用于博彩公司，博彩公司可以将一部分注码投到其他的博彩公司去，这样的话固然可以降低风险，但是也可能导致利润丧失，因此博彩公司在投注金额并非绝对大的情况下，初期会尝试降低押注罗马的赔付水位，比如将初盘的水降低到甚至更低，此后可能将盘口从半一调整为一球，这往往会使得意欲投注罗马的投注者降低继续投注罗马的念头。


一般而言，国际上这种盘口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由于博彩公司对各大赛事的把握，初盘到终盘的变化幅度不会超过3档，即从平半到半一这样的幅度。然而在一度假球肆虐的中国足球联赛中，这个纪录被屡屡打破。（典型案例，上文中2004年中超辽宁2比3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