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海拔，这里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水草丰美，是全世界的重要牧区。以畜牧为主的农牧经济，是青藏高原商业流通及贸易活动发展的自然经济基础。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很久以来一直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历史悠久，大约自公元13世纪开始，回族的中西亚先民就开始了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蒙古等民族的密切接触。这一时期正是回族形成“亦农亦商”经济特点的时期，回族已从唐、宋时期其先民那种以丝绸、瓷器、珠宝为主要商品与中原内地进行交易的方式中，转变到以聚居地经济地理条件为基础，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和生活在自己邻近地区的蒙藏等族进行经济交流的方式上来，这种转变是回族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到了清时期，回藏等族聚居的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等地，出现了旅社与商行相结合的经济实体，群众呼之曰：“歇家”，意为藏族牧民进城交易歇息之处，藏族牧民和回族商人互称“主人家”，含有朋友之意。河州的“歇家”多在城外沙楞一带。清康熙本《河州志》载道：“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楞歇家。”初期的“歇家”设备简陋，只搭置一些帐篷，用以招待进城交易的牧民，随着市场发展，贸易扩大，竞争激烈，于是兴修房舍、堆房和畜圈，以备牧民居住和堆积畜产品，饲养牛羊马，并在自己居住的院落内设置大厨房，以备熬茶、炸馍、煮牛羊肉之用。牧民所需用饮食，均由“歇家”妇女操持，一律免收食宿费和牲畜草料之费。但牧民的一切经营贸易活动，都需要经过“歇家”介绍或收购其畜产品，牧民托“歇家”出售一年生产的畜产品，并委托“歇家”采购一年所需的青稞、面粉、茶叶等。“歇家”经营者拥有雄厚的资金，熟悉商务，精通藏语，生意非常兴隆。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时期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业活动区域还分别由四川、云南、青海等省推到了西藏。据记载，“内地回民大量移居拉萨，大概在清初”，这些移民除去军人落户外，还有相当数目的商人。
自明时期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甘州、庄浪设立六茶马司后，西北蒙藏牧区的茶马贸易一直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商业活动。自19世纪中叶始，茶马、绢马互市规模逐渐扩大，回族商人乃在皮毛畜产、盐茶、药材、百货及过载贩运等蒙藏民族贸易中占据优势。西北不产茶，但回族商人由湖南、四川买进红茶，加工成砖茶，然后销往甘肃、青海、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的牧区。兰州因此成了当时西北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商云集。据《甘肃新通志》记载，同治年间“甘肃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回民充商，而陕籍尤重。”

清末民初，一些外国洋行先后进入甘肃拉卜楞等地区收购大量皮毛，从而打破了青藏高原广大牧区完全封闭的自然经济，使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成为其主要市场之一，相应刺激了青藏高原商业经济的发展。回族商人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更加活跃，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均超过前代。这就不仅使甘肃的河州、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松潘等民族商贸中心繁荣兴旺起来，而且在草地深处及边远地区形成了不少新的民族贸易市场，如四川的阿坝、黑水，甘肃的拉勒关(在今碌曲县境内)，川、甘两省交界处的郎木寺，以及青海的果洛等。
河州连陇右，接河湟，通洮岷，达金城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的回族商人很早就参与到对甘、川、青藏区和西藏的茶马贸易中。气候严寒、客商极少涉足的甘南及青海藏区，是回民进行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学说藏语，了解熟悉藏族的生活习俗和需要，从而得到藏族的信赖，并在藏区商业活动中建立了诚信。他们逐渐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坐商。近代拉卜楞地区著名的回回商号就有“同心盛”、“同心马”、“义兴马”、“世兴锡”、“德兴元”、“公兴元”、“天顺祥”等。这些商号的回族商人均能讲流利的藏语，他们与当地寺院喇嘛、活佛交往密切，同藏族群众关系融洽，因而基本垄断了这里的贸易。
深入川北马尔康及青海海南、果洛、玉树等藏区的河州回族商人，以当地千、百户为主人家，从而使他们能够穿行于牧民帐房之间，以物易物，换取羊毛、皮张、牛羊、马匹、麝香和鹿茸等，这样，回族商人凭着机智灵活、吃苦耐劳的精神，寻找到了新的经商领域，发展了自己的商业实力。据《甘宁青史略》云，河州“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到清末年，河州回民居住的南关“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聚”。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甘肃南部牧区与农区交界地带，回、藏杂居，有新旧二城，商贸历来繁盛，《洮州厅志》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这说明临潭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临潭旧城位于洮河上游，西通拉卜楞，与藏区黑错(今合作)、陌务相连，南至双岔、郎木寺、拱巴寺，北接申藏、甘藏、北山旗，东距卓尼仅40里，可谓环旧城皆藏区也。虽然旧城与内地交通不便，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因接近藏区，故回藏贸易甚为繁盛，清后期已出现了数十家较大的回族商号，如义兴公、天兴隆等。民国时期，临潭回藏贸易更趋繁荣，旧城于民国6年(1917)就成立了商会。据民国30年(1941)统计，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金在2千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旧城回族商人大都娴熟藏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旧城紧接藏区，回藏两族接触交往频繁，故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藏语；二是因为他们要深入藏区做生意，须和藏族长年累月地打交道，若不懂藏语，势必非常地不方便。他们的经商形式有两种，一是坐商，开铺面旅店或摆摊，二是行商，主要往来于广大藏区，以藏区所需之物往，而易其所产之物归。临潭回族商人走藏区者，除以集体经济见长的穆斯林宗教派西道堂有相当规模之组织外，均为单家，资本大多在千元至五千元之间，搭帮而不合股，合股者仅偶而有之。每帮在十人至二十人之间，以牛驮货，携帐蓬、炒面、米粮，使用器具及自卫枪枝等，路上同行，至交易地点后，则各投藏族主人家，由主人家介绍或直接进行交易，交易用货币或物品交换均可。远赴藏区，千里经商；因当时交通条件限制，一年只能往返一两次，并备尝风餐露宿之苦，但所获之利颇为丰厚。
旧城回族商业中，西道堂尤为成功，其商业资金雄厚，不仅执临潭一地商业牛耳，而且是整个回藏贸易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商业是西道堂的主要事业和经济来源。西道堂以其严密的宗教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立足旧城，面对广大藏区，远及主要商业城市，从事坐商和行商活动。他们既开设商号，又组织商队，先后创办了天兴隆等15个商号，组成了20个商队。

甘肃南部的另一个民族商贸中心是夏河的拉卜楞。拉卜楞寺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寺僧3000余，管辖13个庄、18个旗。平日寺前设立市场，贸易繁荣。如遇宗教法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商贾辐辏。拉卜楞的羊毛收购业务在清末由外国洋行占主导地位，民国初年因甘肃政局不稳，洋行相继撤回天津，河州回族商人乘机占领市场，成立羊毛商号，垄断羊毛业务。先后成立的羊毛商号有天庆魁、同心店、福顺祥、步云祥、复兴隆、隆顺和、德申亨、集生西等。民国17年（1928）前后，在拉卜楞经营的河州回族商户约二百余家，每年的商业旺季（9月至翌年元月），各地的皮毛商蜂拥而至，此时各族商人超过四百家。藏区牧民也大量进入拉卜楞，一为拜佛，二为置办年货，因而形成了商业旺季。羊毛商号在经营方法上，一方面派人到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庄，收购当地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中小回族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较远的牧区收购回采后，作价整交。
由于羊毛业务获利颇丰，这些商号都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回族商人成为拥资数十万至上百万银元的巨富。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天津等地港口沦陷后，始趋于停滞。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除投资于皮毛业外，还经营着杂货业。民国17年(1928)前后，在有字号的杂货铺中，比较盈实有名的有祥顺和、福兴昌、振兴福、荣成泰、春盛魁、亨丰涌、天顺祥、公兴元、德兴元、世兴锡、义兴马、同心马、同兴盛、兴盛元、协隆祥，义兴元、天顺成、福盛荣、义兴号等，他们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以及民族特需用品等，深受藏胞欢迎，经济效益也很好。河州回族商人在皮毛，牛羊肉及民族日用品等为主的商品贩运贸易方面的大量活动，使得甘肃回族地区与安多藏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源源不断，开拓了民族市场。
西宁是青海地区最重要的民族商贸中心。清末，回族将官马麒、马麟即在循化及河州等处，先后与他们的亲属合资开设了德义恒、德顺昌、德源永、德盛厚和步云祥等商号，从事大规模商务活动。民国时期，马麒、马麟、马步芳父子兄弟先后任青海省主席，牢牢控制着青海。民国16年(1927)，其亲属马禄在青海化隆开设了义源祥号，后被马步芳收为己有，民国18年(1929)移往西宁，以西宁为总号，在青海各地先后设立了分号、分店或支店。到民国27年(1938)，改义源祥总号为德兴海，分支机构遍于青海各县、市镇，民国35年(1946)，改德兴海总号为湟中实业公司，它的业务主要是统制和收购青海藏区羊毛、鹿茸、麝香、虫草、红花、大黄、甘草、牛皮、羊皮及各种野牲皮、肠衣等；统制和购销青海林木、砂金、石料、煤炭、粮食、油脂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营批发和零售百货、布匹、棉花等各项商品，等等，利用特权，垄断了青海藏区贸易。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回、藏坐商及各种贩运商云集之城。坐商都按各自不同的地区经营某一商品，组成了商业帮口，有专门经营茶叶的陕西帮，经营皮革的成都帮，经营羊毛的重庆帮，经营麝香的河南帮，经营药材的灌县帮。据民国时期统计，松潘城内有大、小坐商100余户，流动行商及商贩1200余家。此外，活动于藏区经营商贸的回族小商贩也迅速增多。这类小商凭经营的本领，又多数是久住藏区交通沿线的，熟知藏族习俗，懂藏语，因此他们购销的都是受藏民欢迎的适销对路的商品；经营方式也是灵活多样。他们只要与当地的藏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送给很少一点礼物，他们的货品就可以受到保护。
阿坝是川西北草地腹地的一个市场。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前，就有洮州(今甘肃临潭)、松潘等地回民商人用茶、粮食换取皮毛、牲畜、鹿茸、麝香等土特产品，利润一般在2倍以上，后有部分中小商户集资到阿坝，出现皮毛庄和鹿茸庄。初来行商，须先向阿坝藏族土官送礼，取得居住权，修房、札庄，请求土官保护。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左右，出现墨颡、堪布、格尔登三个甲康(回人住房)，有回民商人30余户，形成崇拉(市场)。民国24年(1935)后，驮运、屠宰、饮食、皮工、枪工、铁工等工商行业出现，到民国34年(1945)崇拉已具相当规模。至解放前夕，工商户达140余户。经商大户每户有驮用犏牛20-300头，每到收购季节，分散到各部落收购，就地运走。回商多受到土官保护，经营和运输皆有保障。据解放初调查，阿坝有商户334户，1213人从业，其中回商117户，381人；万元以上的大商户舱户中，回商48户，全市场资本总额403万元中，回商资本328万元。

在川西北黑水藏区历史上，很早就有小规模商贸活动。民国时期西道堂的商队在黑水打开局面，进行贸易。民国29年(1940)后，甘肃武都、文县的部分商人和四川南坪、松潘的部分商人及附近的回商，在西道堂的引荐下，也相继来到黑水进行买卖交易，利用马帮运来铁制品、铜制品、布匹、珊瑚、首饰、碗、瓷器、玻璃器皿、眼镜、手电筒、盐巴、日用杂品、针头和麻线等在黑水出售，并换走农副土特产品。回商到黑水贸易均在芦花、麻窝两头人家落脚，两衙门内有住房、粮食、烧柴等供回商使用。回商的货物经头人议价后，方能出售，通知百姓，或付白银，或以物易物，或由头人出面担保赊欠。若有纠纷发生，也由头人出面调解。往往回商在衙门一住就是半年，如有余货，留在衙门，由头人家代销。回商的交易、居住、饭食、安全一切依靠头人，在他们每次来时，必备厚礼，赠送头人太大。著名民族学家于式玉教授在黑水藏区考察时，就曾多次碰到西北回商(大多是临潭回商)，她称芦花衙门是“西北回商驻扎的大本营”。
拉勒关(在今甘肃碌曲县境内)纯属藏区，民国初年，还没有固定居民，只有佛教寺院的喇嘛住在这里。民国8年(1919)，西道堂在这里设立一处商业点，资金不多，营业范围不大，经营一般性的日用商品，收购当地牧民的皮张和羊毛。民国18年(1929)临潭地方变乱，西道堂一部分教民在马明仁率领下，避乱藏区，进入拉勒关，经当地藏族头人和喇嘛许可而落脚于此。拉勒关遂成为西道堂的商业大本营，原有的商业点改为“天兴隆”总号，所有外出的行商队，均集会于此。临潭地方子稳后，大部分教民返回，仅留一小部分教民住在这里，但其商业上的重要性未减。凡是从内地购来的商品用驮骡、驮牛载运到这里储存，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又由商队运往藏区；从藏区运回货物的商队也在这里驻足，牛、马就地放牧，货物从这里又向内地转运销售。因而拉勒关被誉为是西道堂商业经济的旱码头。
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的郎木寺，是甘肃回族商人前往川西北藏区的必经之处。民国时期，一些临潭回族商人在郎木格尔底寺周围开设店铺，进行商贸活动，至解放前已形成有20多户回族商人的小市场。
果洛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是纯牧区。果洛藏族部落每年必以剩余皮毛、稣油、马匹、牛只、食盐、砂金、药材等项输出，以换取茶、布、青稞、洋芋、铜器、火柴、针线等日用品。其主要贸易市场，在甘肃为临潭旧城及夏河拉卜楞，在四川为松潘及阿坝，在青海为同德、玉树，在西康为甘孜、德格。各地回藏商贾，每多组队深入各部落以争取利益，其中以临潭天盛隆、阿坝辰丰云商号势力最为雄厚。

回族商人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长期以来体现出藏区与内地两大物资系统交流的特色。青藏高原占有发展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畜产品数量大，质量高，成为青藏高原向内地输出的主要物资，是当时回、藏等族商人经营的最主要商品。据民国29年(1940)统计，青海有绵羊317万头，山羊157万头，甘肃有绵羊280．3万头，山羊138．7万头。抗战前甘青地区畜产品的销量，甘肃每年产皮毛(羊皮、羊毛)233．1万斤，羊皮167．5万多张。其中拉卜楞年集羊毛之最大量为300万斤(包括青海的果洛在内)，羊皮总产量20多万张。青海主要是牧业经济，亦是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产销量，据民国30年(1941)统计，羊毛年产约为1139万斤，羊皮50．6万张(包括熟牛皮在内)，驼毛4．8万斤。松潘据民国28年(1939)统计，年产羊毛2万担，羊皮20方张，行销内地以至国外。在这些地区不仅畜产品丰富，而且质量优良，特别是青海产的羔皮分黑白二色，质量最佳。其中又以黑色羔皮最受人们青睐，运入内地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紧俏货。为促进这类物资的交流，松潘县城每年6月还要为回藏皮毛商的成交举办一次皮庄会，会期一个月。皮庄会的主要参加者是藏商及回民皮毛商。在皮庄会交易期，每年各类皮张的成交额“总数达七八百捆(每捆110张)”。皮庄交易会的货币以白银为主。临潭旧城则于每年10月举办一次骡马会，会期6天。骡马会的牲畜大都由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等地赶来，马以乔科中产的驰名，犏牛以卓尼拉力沟和扎知卡的为最好。每年会上交易的牲畜约5000头(匹只)，陕西和西、礼县客购马的较多。牛除本县农民购买外，大多出岷县、陇南各县客—人购走。虽以骡马会命名，实际百货行业的销售很大，当时湖北云梦县有名的土布，江西景德镇的龙碗，天津的珠宝，杭州、成都的绸缎，上海的贡呢、斜布(统称板子货)，岷县的白面、清油，武山甘谷的大米、辣椒，临夏的红枣，舟曲的花椒、柿饼、核桃，当地的肠衣、皮毛，药材等等，都是购销两旺的商品，满足了当地及附近回、藏等各族人民的需求。夏河拉卜楞也有牲畜市场两处，其中马牛市场在拉卜楞寺旁之“祟拉”，集市距夏河不到2里，羊市场在离拉卜楞约3里的唐纳海，该市场每天都在交易，但数量不多，主要交易在拉卜楞定期庙会之期。全年共有10次(1～10月)庙会，最大是正月的庙会。拉卜楞市场牲畜货源较广，除附近及西南各部落外，还有川、康、青边界的牧民利用宗教活动的会期来寺院敬佛和转“古拉”时，常常带有牲畜来此参加交易。

除畜牧业产品外，青藏高原还出产大量名贵和重要的药材。药材是仅次于皮毛贸易的重要商品。属植物性的药材有20余种，其中以贝母、虫草，当归、大黄、天麻、甘松等为主，次则是羌活，秦艽、赤芍、木香等等，亦有大量的输出产地。仅贝母一项，在川西北藏区年产即达“一百八十石左右。”特别是甘肃的甘草“年产达400万斤，青海年产亦达100万斤，主要都运入松潘再转销内地。”此外，属于畜产药材最珍贵的是鹿茸、麝香。麝香产于松潘、茂县者质量优良，称大路货，产于大小金川者，质量较差，称小路货。在松潘仅麝香一项年输出价值在百万银元以。鹿茸也盛产于松潘地区，由回族坐商收购，于每年十月初一前运至灌县，参加由灌县十大药店、药栈举办的“茸庄会”。 “茸庄会”是回藏贸易交流的又一形式。其余的各种大宗药材，一般在冬春两季，由大中小商号的回民行商，贩运商，在黄胜关外若尔盖的打更沟送行交易。
回族商人在青藏高原的活跃，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长期、广泛、紧密的经济联系，回族同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发展与巩固，仅从在青藏高原商贸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道堂同藏族的友好关系中，我们便可略窥一斑。
西道堂在其商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各族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这一友谊是在长期和睦相处，互相信任，为藏区经济繁荣昌盛做出历史贡献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西道堂的牛马商队于清光绪二十年时已活跃在广袤草原上，足迹遍布甘青川，他们克服气候多变，人烟稀少，草莽迢迢，交通不便的重重困难，为藏区输送了民族特需品和工业产品，深受藏胞欢迎。西道堂商队在贸易中一贯恪守信用，不欺不骗，公平买卖，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赖，从中受益不浅。
商队如被风雪沼泽所阻或路遇不测被劫，藏族人民均予以热情帮助，排忧解难，或明查暗访，力争把被劫的东西找回来。经营中的薄利、赊欠、代销等方式和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也是建立民族亲密关系、联络感情的重要因素。如藏南十二头(包括甘青川边界辽阔的地区)，是西道堂商队经常来往的地带，这些地区各有头人的辖区，也有喇嘛的势力范围，情况错综复杂。如果在贸易上采取高抬货价，厚此薄彼，弄虚作假的欺骗手段，那就使你无立足之地，经营活动就要受到不可设想的制约或排挤。西道堂与格尔底喇嘛、赛赤喇嘛建立友好往来关系时，就非常注意这些问题，因而交情是根深蒂固的。远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西道堂就通过商队和四川阿坝土官建立了主人家关系。民国21年（1932）马明仁还亲自前往阿坝会晤了土官华尔功臣烈，商定了贸易合同和经营范围，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青海同德的兴萨班知达活佛，声誉很高，藏语称措恩布(管辖青海全境之意)，西道堂商队也通过互惠、平等的经营方式和他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西道堂的经商人员，不仅和藏区的牧民、部落头领发生友好关系，也与藏区各地的喇嘛、活佛建立了友好往来。民国34年(1945)第十世班掸额尔德尼活佛转世，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册封坐床仪式时，西道堂马明仁也被邀请前往参加庆祝典礼。夏河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六大丛林之一，西道堂和历代嘉木样活佛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在其第五、第六世转世继位时，西道堂都派代表前往拉卜楞寺参加庆典。

由于紧密的经济联系等原因，有不少回族在青藏高原各地——主要是城镇——定居下来，如上文所提及的甘肃的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松潘、阿坝等地，都成为典型的回藏等族交错杂居之地，就是远在四川甘孜的康定、云南的迪庆、西藏拉萨等地，也都有回族定居。回族与各地藏族人民共同生产生活，互相影响，互为依赖，共同开拓了广大高原农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