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章：回族语言发展历史800年回顾
一、古代亚洲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运动----13世纪回回人的入华
回族，又称回回。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多数是中国及毗邻的东亚地区的世居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但回族不同。回族的主体是由中古时代入华的外来移民的后裔形成的。
回回人的先民最早的族源是唐宋时代入华留居不归的蕃客中的穆斯林，他们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港市，聚居于“蕃坊”之中，尚处于外来移民的阶段。泉州保存至今的伊斯兰宗教刻石证明，这些穆斯林不论他们的实际种族背景是什么，其文化呈现阿拉伯、海湾地区的文明面貌。
应当指出的是，唐宋时代从海路入华的蕃客，并非都是穆斯林。泉州发现的宗教石刻证明，其中有许多印度教徒，因此这些蕃客并不能全都与回族的祖先划等号。同时，应当提及的是，唐宋时代的穆斯林蕃客虽然入华时代较早，但人数很少。在回族的族源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次要的地位。如无历史剧变和新的历史因素出现，这样少量人口的后裔，根本不足以在中国的环境中长期保存自己的文化，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它们会与唐以前入居中原的北族与胡人一样，很快融入汉族之中。当代一些研究回族历史的论著，在论述回回人的早期历史时多将其重点过多地置于唐宋时代入华的番客，这其实是一种不正确偏向。
回族形成的最重要的历史契机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远征。回回人的主要族源是元代入华的西域人。回回人的故土----中亚与西亚的自然面貌与东亚有巨大的差别。那里远离海洋季风带，缺少自然降水的自然条件，使高山雪水融化形成的内陆河成为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在为数众多的大小内陆河的中下游，水流趋缓的地区自然形成了许多苇草、树木丛生的沼泽。经过人类的开垦成为宜于农耕的片片绿洲地区。这些绿洲为荒漠所包围与分割，面积大小取决于水资源的多寡，即便是最大的绿洲与我国东部的大江大河冲积形成的辽阔平原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面积有限的绿洲与小规模的社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不可能满足人类对生活的追求。因此绿洲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外出贾贩传统----通过长途贩运来积累财富与补充生活所需。
中古时代最为引人注意的活跃于东西陆路商道的民族是粟特人与回回人。自北朝时代起，粟特人（九姓胡）就活跃于中亚----大漠南北----中原汉地之间。宋元时代，代粟特人而起的是回回人。从粟特人与回回人祖居地与其共同的善贾传统来看，他们应当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简言之回回人不过是伊斯兰化了的粟特人后裔而已。
如前所述，回回人先民的主体是14世纪上半叶大批随蒙古军进入汉地的西域人。成吉思汗在征服华北金统治区的大片领土之后，开始了其西征花剌子模之役。为时6年的西征使原西辽、花剌子模、古儿王朝、伽色尼王朝与波斯北部、太和岭（按，今高加索地区）、宽定吉思海（按，今里海）等周围大片地区成为蒙古人属地，生活于上述地区的大批穆斯林人口成为蒙古国的臣民。西征结束后，蒙古军的兵锋转向东方，大批新近进入蒙古国版图地区的回回军、降将降官、被掠人口、宗教人士、工匠、商贾随东回的蒙古军来到东方，在灭西夏、灭金与灭宋之战中和在华北原金、夏统治区建立蒙古政权方面均起了极大的作用。
回回人的故土西域与内地相距极为遥远，除少数早期降蒙的贵族之外，随蒙古军万里东来的回回人大多数是蒙古贵族的奴仆与臣民。在西征之役中回回人死于兵祸者不可胜计，他们虽是这场惨祸的幸存者，但又被强行驱离故土，许多人想必经历了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故乡不堪回首的悲景。除此之外，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这样万里的远涉征途中的千辛万苦，更使这一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元代绝大多数入华的回回人都有一部血泪的家史。即便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登上宰相高位的阿合马，究其出身，也不过是西征之役中的被掳掠人口而已，后来成为元世祖察必皇后的娘家宏吉剌惕部贵族的奴仆。
现存史料中缺少对这一移民运动细节的具体描述。从蒙元时代文献中一些回回勋臣的家传、世勋碑、墓志铭等资料，和元太宗以后回回人在中原大量出现的史实判断，这一移民运动主要发生于成吉思汗晚年，即蒙古军结束西征之后，回师进攻西夏之时。成吉思汗以后元代各帝统治时代，也陆续有西来的回回人在汉地定居，但其主体进入中原的时间当在13世纪20年代后半叶至30年代。这一时代迁入汉地的回回人口是历史上空前的，可称为近代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远距离移民运动。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构成。
“回回”这个名称有古今两义。今天“回回”基本就是“回族”的同义词，但元代的“回回”范围要广泛得多。元代在“回回”这个名号之下，包含着种属众多的人群，有号称“术忽（有时又写为“主鹘”，“祝虎”，乃波斯语（Yahud/Johud）“犹太人”的音译，即波斯语的音译词。）回回”的犹太人；名为“绿晴回回”；信奉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基督教的阿速人，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的拂林（即卢眉、鲁迷，今叙利亚）人爱薛，受命执掌元政府中负责药物的“广惠司”，也里可温（基督教）教徒聂只儿也在此馆中任过职；被称为“罗里（当为波斯语对吉普赛的称呼（Lun）的音译。）回回”、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及号为“忻都回回”的西北印度各族居民。此外信奉伊斯兰教、操突厥语的阿儿浑（阿鲁温）人也被视为回回人的一部分。总体上讲，当时“回回”大致可以说是“西域”的近义词。
回族，又称回回。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多数是中国及毗邻的东亚地区的世居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但回族不同。回族的主体是由中古时代入华的外来移民的后裔形成的。
回回人的先民最早的族源是唐宋时代入华留居不归的蕃客中的穆斯林，他们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港市，聚居于“蕃坊”之中，尚处于外来移民的阶段。泉州保存至今的伊斯兰宗教刻石证明，这些穆斯林不论他们的实际种族背景是什么，其文化呈现阿拉伯、海湾地区的文明面貌。
应当指出的是，唐宋时代从海路入华的蕃客，并非都是穆斯林。泉州发现的宗教石刻证明，其中有许多印度教徒，因此这些蕃客并不能全都与回族的祖先划等号。同时，应当提及的是，唐宋时代的穆斯林蕃客虽然入华时代较早，但人数很少。在回族的族源中实际上占据着非常次要的地位。如无历史剧变和新的历史因素出现，这样少量人口的后裔，根本不足以在中国的环境中长期保存自己的文化，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它们会与唐以前入居中原的北族与胡人一样，很快融入汉族之中。当代一些研究回族历史的论著，在论述回回人的早期历史时多将其重点过多地置于唐宋时代入华的番客，这其实是一种不正确偏向。
回族形成的最重要的历史契机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远征。回回人的主要族源是元代入华的西域人。回回人的故土----中亚与西亚的自然面貌与东亚有巨大的差别。那里远离海洋季风带，缺少自然降水的自然条件，使高山雪水融化形成的内陆河成为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在为数众多的大小内陆河的中下游，水流趋缓的地区自然形成了许多苇草、树木丛生的沼泽。经过人类的开垦成为宜于农耕的片片绿洲地区。这些绿洲为荒漠所包围与分割，面积大小取决于水资源的多寡，即便是最大的绿洲与我国东部的大江大河冲积形成的辽阔平原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样面积有限的绿洲与小规模的社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不可能满足人类对生活的追求。因此绿洲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外出贾贩传统----通过长途贩运来积累财富与补充生活所需。
中古时代最为引人注意的活跃于东西陆路商道的民族是粟特人与回回人。自北朝时代起，粟特人（九姓胡）就活跃于中亚----大漠南北----中原汉地之间。宋元时代，代粟特人而起的是回回人。从粟特人与回回人祖居地与其共同的善贾传统来看，他们应当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简言之回回人不过是伊斯兰化了的粟特人后裔而已。
如前所述，回回人先民的主体是14世纪上半叶大批随蒙古军进入汉地的西域人。成吉思汗在征服华北金统治区的大片领土之后，开始了其西征花剌子模之役。为时6年的西征使原西辽、花剌子模、古儿王朝、伽色尼王朝与波斯北部、太和岭（按，今高加索地区）、宽定吉思海（按，今里海）等周围大片地区成为蒙古人属地，生活于上述地区的大批穆斯林人口成为蒙古国的臣民。西征结束后，蒙古军的兵锋转向东方，大批新近进入蒙古国版图地区的回回军、降将降官、被掠人口、宗教人士、工匠、商贾随东回的蒙古军来到东方，在灭西夏、灭金与灭宋之战中和在华北原金、夏统治区建立蒙古政权方面均起了极大的作用。
回回人的故土西域与内地相距极为遥远，除少数早期降蒙的贵族之外，随蒙古军万里东来的回回人大多数是蒙古贵族的奴仆与臣民。在西征之役中回回人死于兵祸者不可胜计，他们虽是这场惨祸的幸存者，但又被强行驱离故土，许多人想必经历了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故乡不堪回首的悲景。除此之外，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这样万里的远涉征途中的千辛万苦，更使这一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元代绝大多数入华的回回人都有一部血泪的家史。即便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登上宰相高位的阿合马，究其出身，也不过是西征之役中的被掳掠人口而已，后来成为元世祖察必皇后的娘家宏吉剌惕部贵族的奴仆。
现存史料中缺少对这一移民运动细节的具体描述。从蒙元时代文献中一些回回勋臣的家传、世勋碑、墓志铭等资料，和元太宗以后回回人在中原大量出现的史实判断，这一移民运动主要发生于成吉思汗晚年，即蒙古军结束西征之后，回师进攻西夏之时。成吉思汗以后元代各帝统治时代，也陆续有西来的回回人在汉地定居，但其主体进入中原的时间当在13世纪20年代后半叶至30年代。这一时代迁入汉地的回回人口是历史上空前的，可称为近代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远距离移民运动。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构成。
“回回”这个名称有古今两义。今天“回回”基本就是“回族”的同义词，但元代的“回回”范围要广泛得多。元代在“回回”这个名号之下，包含着种属众多的人群，有号称“术忽（有时又写为“主鹘”，“祝虎”，乃波斯语（Yahud/Johud）“犹太人”的音译，即波斯语的音译词。）回回”的犹太人；名为“绿晴回回”；信奉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基督教的阿速人，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的拂林（即卢眉、鲁迷，今叙利亚）人爱薛，受命执掌元政府中负责药物的“广惠司”，也里可温（基督教）教徒聂只儿也在此馆中任过职；被称为“罗里（当为波斯语对吉普赛的称呼（Lun）的音译。）回回”、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及号为“忻都回回”的西北印度各族居民。此外信奉伊斯兰教、操突厥语的阿儿浑（阿鲁温）人也被视为回回人的一部分。总体上讲，当时“回回”大致可以说是“西域”的近义词。
二、从移民集团到中国少数民族历程的关键----元和明初时代回回人内部的语言整合
研究回回人母语演变论著很多。依笔者管见，只有抓住回回人的主源，其研究才有普遍的意义。前以述及，回回先民的主源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晚年至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蒙古军从西域携归的掳掠人口。因此关注回回人母语的演变史，主要应考察元初入华的回回人的语言状况。从文化背景看，元初入华的回回人成份复杂，语言不一。来自伊斯兰的世界西部的操阿拉伯语，为数不会很多。而故土为东部伊斯兰世界的回回人，有的操有波斯语，有的操突厥语，还有的操各种印度语言。（有的学者将回回人先民的语言来源划得过宽，甚至将回鹘语、蒙古语均列入。“回鹘”这个词在元代的意义与唐、宋大不相同，并非指从漠北高原西迁至今新疆地区立国的高昌/西州回鹘，而主要指伊斯兰化的中亚人。高昌回鹘在元代称为“畏兀儿”、“伟兀”，或高昌人、北庭人等。畏兀儿人在元代主要信奉佛教与聂思脱里教，穆斯林为数很少，虽属“色目”等级，但与回回人从不相混；蒙古人在元代属“国族”，地位高于色目人，是回回人所远不能企及的。）尽管各种回回人的故土文化背景各异，但他们入华后，即成为陷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弱小移民集团。他们之间的种族与文化区别不论怎样大，也小于他们整体上与汉文化的差别。同时元代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将所有回回人均划入社会的第二等级----色目人，其社会地位低于蒙古人，但高于汉人和南人。元代的社会高居于社会上层的蒙古人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与南人为东亚世居民族，它们是近邻。虽然农耕与游牧文化差异巨大，但互相了解程度较高。而回回人则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换而言之，在蒙元的“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民族----汉人与南人眼中，各种回回人被视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被外界（“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汉人、南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回回人，尽管其内部千差万别，但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有沟通的需要，这就催生了回回人的民族共同交际语的问题，以及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际时的族际交际语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波斯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故自10世纪起在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语就取代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也不例外，其文化面貌呈现强烈的波斯文明色彩。波斯文在东部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地位，造成了三个后果。
其一是，波斯语逐渐取代各种入华回回人的原有母语，成为其内部的共同交际语。
其二是,波斯文也成为回回与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重要交际语。元政府在许多政府机关中都设有回回椽史与回回译史等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回回官僚与其他各族官僚之间的交流。元代文人王恽的《中堂事记》（上）提到，回回译史麦术丁“其所译薄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该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上述史料中提到的“普速蛮”，即波斯文（musalman）的音译，意为穆斯林。明四夷馆中的回回馆所编《回回馆杂字》“地理门”第89词正是这个(musalman)，其汉字注音为“母苏里马恩”，旁译“回回”。
其三，12至14世纪，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四大文化圈：即东亚的汉文化圈、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圈、中亚至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圈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又可略分东西两部分，其西部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其东部则以波斯语为第一文学语言，故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拉丁文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自东而西分别扮演着国际交际语的角色，也就是说，波斯语是回回人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和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族际交际语。故波斯文成为蒙元政府对外交往的主要外交语言，这一点可从今存于梵蒂岗教廷中的元定宗贵由的国书的波斯文本得到证实。换而言之，波斯语在那一时代的中国即是一种外语，也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即回回人的共同语。这就是波斯语在元代被列为三种官方语言（国语蒙古语、汉文与波斯文）的基本背景。
波斯语言在亚洲的地位是客观形成的，故而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它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并未随着元朝的灭亡、回回人社会地位的失东而衰败。《永乐大典》中保留了这样二条记载，其一为“园水门关，密斯儿之地，有清水江一道，名卢的泥勒，江源之上，有园水关一座，上有亮光。四边有门悬于虚空，每立春时，其门自开，水从东门中来，往四十日方闭关门，既闭，水常从门坎下细流而出”。又曰：“密斯儿麦，国朝遣使至密斯儿之地，云：其国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间，古人种植，今但有杂果木，其所遗小麦种，大如黄豆，常自发生。”
文中“国朝遣使致密斯儿之地”一句中，“国朝”二字抬格写，故国朝指明朝。可见直至明初曾遣使赴埃及。这里提到的米斯儿为阿拉伯语（Misr）的汉字音译，乃指埃及，又写为米昔而等。这两段史料中提到“密斯儿”为有清水江，一望可知是尼罗河（Nile）。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文中给出了这条大河的名称，即“卢的泥勒”。这个“卢的泥勒”显然是尼罗河（Nile）的波斯文名称(Rud Nil)的汉字音译。这个地名足以证明，直至明初，明使臣访问埃及时，所依靠的乃是波斯语通事，而非阿拉伯语译员。
《海国广记》在记天方物产时提到当地的一种动物“草上飞，番名昔雅锅失，形如大犬，浑身玳瑁斑，两耳尖黑，如猫，性复驯善，若狮象等猛兽见之，即伏不动，乃兽之王也”。这里提到这种“草上飞”的番名“昔雅锅失”，当为波斯语（Siyah Gush）“大山猫”的汉字音译。
永乐七年（1409）郑和率船队远航西洋时，曾为向今斯里兰卡的寺院布施事在当地立碑志其事，碑文以汉文、泰米尔文与波斯文三种文字刻成，碑今藏于科伦坡斯里兰卡国家博特馆。其汉文碑文收于已故向达教授所校注之《西洋番国志》，其波斯文碑文部分亦有国外学者作过研究。永乐帝立四夷馆以译审中国周边政权统治者的来文和教习四夷语言，其中回回馆主波斯文，其译审文书的地理范围除中亚与西亚外，甚至包括东南亚某些地方，足见直至明初，波斯文仍然是明与外界交流的主要语言，掌握波斯语的回回人也因之得到重用。
回回波斯语回族 波斯语元明时代的回回语言波斯语怎么称呼星期三回族汉语第一本汉语波斯语翻译的书回族语言波斯词汇残留日本的汉语发展史回族语言与波斯语的关系探析回族语言
研究回回人母语演变论著很多。依笔者管见，只有抓住回回人的主源，其研究才有普遍的意义。前以述及，回回先民的主源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晚年至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蒙古军从西域携归的掳掠人口。因此关注回回人母语的演变史，主要应考察元初入华的回回人的语言状况。从文化背景看，元初入华的回回人成份复杂，语言不一。来自伊斯兰的世界西部的操阿拉伯语，为数不会很多。而故土为东部伊斯兰世界的回回人，有的操有波斯语，有的操突厥语，还有的操各种印度语言。（有的学者将回回人先民的语言来源划得过宽，甚至将回鹘语、蒙古语均列入。“回鹘”这个词在元代的意义与唐、宋大不相同，并非指从漠北高原西迁至今新疆地区立国的高昌/西州回鹘，而主要指伊斯兰化的中亚人。高昌回鹘在元代称为“畏兀儿”、“伟兀”，或高昌人、北庭人等。畏兀儿人在元代主要信奉佛教与聂思脱里教，穆斯林为数很少，虽属“色目”等级，但与回回人从不相混；蒙古人在元代属“国族”，地位高于色目人，是回回人所远不能企及的。）尽管各种回回人的故土文化背景各异，但他们入华后，即成为陷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弱小移民集团。他们之间的种族与文化区别不论怎样大，也小于他们整体上与汉文化的差别。同时元代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将所有回回人均划入社会的第二等级----色目人，其社会地位低于蒙古人，但高于汉人和南人。元代的社会高居于社会上层的蒙古人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与南人为东亚世居民族，它们是近邻。虽然农耕与游牧文化差异巨大，但互相了解程度较高。而回回人则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换而言之，在蒙元的“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民族----汉人与南人眼中，各种回回人被视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被外界（“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汉人、南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回回人，尽管其内部千差万别，但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有沟通的需要，这就催生了回回人的民族共同交际语的问题，以及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际时的族际交际语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波斯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故自10世纪起在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语就取代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也不例外，其文化面貌呈现强烈的波斯文明色彩。波斯文在东部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地位，造成了三个后果。
其一是，波斯语逐渐取代各种入华回回人的原有母语，成为其内部的共同交际语。
其二是,波斯文也成为回回与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重要交际语。元政府在许多政府机关中都设有回回椽史与回回译史等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回回官僚与其他各族官僚之间的交流。元代文人王恽的《中堂事记》（上）提到，回回译史麦术丁“其所译薄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该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上述史料中提到的“普速蛮”，即波斯文（musalman）的音译，意为穆斯林。明四夷馆中的回回馆所编《回回馆杂字》“地理门”第89词正是这个(musalman)，其汉字注音为“母苏里马恩”，旁译“回回”。
其三，12至14世纪，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四大文化圈：即东亚的汉文化圈、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圈、中亚至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圈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又可略分东西两部分，其西部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其东部则以波斯语为第一文学语言，故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拉丁文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自东而西分别扮演着国际交际语的角色，也就是说，波斯语是回回人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和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族际交际语。故波斯文成为蒙元政府对外交往的主要外交语言，这一点可从今存于梵蒂岗教廷中的元定宗贵由的国书的波斯文本得到证实。换而言之，波斯语在那一时代的中国即是一种外语，也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即回回人的共同语。这就是波斯语在元代被列为三种官方语言（国语蒙古语、汉文与波斯文）的基本背景。
波斯语言在亚洲的地位是客观形成的，故而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它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并未随着元朝的灭亡、回回人社会地位的失东而衰败。《永乐大典》中保留了这样二条记载，其一为“园水门关，密斯儿之地，有清水江一道，名卢的泥勒，江源之上，有园水关一座，上有亮光。四边有门悬于虚空，每立春时，其门自开，水从东门中来，往四十日方闭关门，既闭，水常从门坎下细流而出”。又曰：“密斯儿麦，国朝遣使至密斯儿之地，云：其国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间，古人种植，今但有杂果木，其所遗小麦种，大如黄豆，常自发生。”
文中“国朝遣使致密斯儿之地”一句中，“国朝”二字抬格写，故国朝指明朝。可见直至明初曾遣使赴埃及。这里提到的米斯儿为阿拉伯语（Misr）的汉字音译，乃指埃及，又写为米昔而等。这两段史料中提到“密斯儿”为有清水江，一望可知是尼罗河（Nile）。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文中给出了这条大河的名称，即“卢的泥勒”。这个“卢的泥勒”显然是尼罗河（Nile）的波斯文名称(Rud Nil)的汉字音译。这个地名足以证明，直至明初，明使臣访问埃及时，所依靠的乃是波斯语通事，而非阿拉伯语译员。
《海国广记》在记天方物产时提到当地的一种动物“草上飞，番名昔雅锅失，形如大犬，浑身玳瑁斑，两耳尖黑，如猫，性复驯善，若狮象等猛兽见之，即伏不动，乃兽之王也”。这里提到这种“草上飞”的番名“昔雅锅失”，当为波斯语（Siyah Gush）“大山猫”的汉字音译。
永乐七年（1409）郑和率船队远航西洋时，曾为向今斯里兰卡的寺院布施事在当地立碑志其事，碑文以汉文、泰米尔文与波斯文三种文字刻成，碑今藏于科伦坡斯里兰卡国家博特馆。其汉文碑文收于已故向达教授所校注之《西洋番国志》，其波斯文碑文部分亦有国外学者作过研究。永乐帝立四夷馆以译审中国周边政权统治者的来文和教习四夷语言，其中回回馆主波斯文，其译审文书的地理范围除中亚与西亚外，甚至包括东南亚某些地方，足见直至明初，波斯文仍然是明与外界交流的主要语言，掌握波斯语的回回人也因之得到重用。
回回波斯语回族 波斯语元明时代的回回语言波斯语怎么称呼星期三回族汉语第一本汉语波斯语翻译的书回族语言波斯词汇残留日本的汉语发展史回族语言与波斯语的关系探析回族语言
三、回族形成过程中的双语时期
元代是回回人从外来移民融合成为一个新民族的关键时期。前已述及，元代回回人内部成份虽然非常复杂，来源不同，种属各异，但由于他们都因为均来自西域，在人种相貌体质上差距不大，但与汉人有较大区别。元末文人陶宗仪提出，“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贵回回所居”。一次回回人娶亲，因婚俗不同，许多汉人因好奇而攀援屋顶观看，造成房屋倒塌，宾客死伤的惨剧。当地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其中有句称“压倒象鼻塌，不见猫晴亮”。陶宗仪解释道：“象鼻、猫晴，其貌也”。这说明当时回回人仍保持明显的体貌体征，即鼻子普遍高于汉人和蒙古人，而其眼晴的颜色也与汉人和蒙古人不同。
陶宗仪的上述记载在其他元明杂剧的唱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元人吴昌龄在其《西游记·回回迎僧》中，将回回人按伊斯兰教规在斋月中把斋的习俗与其生理长像联系起来，称：“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晴、眼晴凹进去，鼻子、鼻子长出来”。这一段戏谑文字在其他杂剧中曾反复使用，但字句有时略有变化。如在另一则剧本中，其唱词是：“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晴、眼晴洼进去，鼻子、鼻子堆出来”。明汤显祖在其《紫钗记》第30出中描述扮相回回的演员出场道：“大河西回回粉面大鼻胡须上”，其唱词中有句“骨碌碌眼凹儿滴不出胡桐半泪”。上述记载足以证明，元代以至明初回回人从相貌上是明显区别于汉人的。
现存的资料证明，除相貌体质之外，元代的回回人在文化上、生活习俗诸方面亦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元中期以后部分回回人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汉文就是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
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大约为入华第三代移民后裔。清《四库全书总目》，称萨都剌为蒙古人，原因是上述千文传的《序》提到，萨都剌姓萨名都拉，并说“萨都拉云都，即华人所谓济善也”。而蒙古语“结亲”正与此同音。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17却提到，“萨都拉，本色目人”。而元末人孔齐在其《至正直记》中写有一条“萨都剌”，其中云：“萨都剌京口人，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称萨都剌是“回纥人”，而与萨都剌同时在镇江生活过的俞希鲁在《至顺镇江志》卷16提到，萨都剌天历元年（1328）起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并称其为回回人。与萨都剌同登泰定丁卯（1327）进士的杨维桢在一首诗中称萨都剌为“答失蛮”，可见他是回回人。陈桓先生对此有过研究。萨都剌早年曾经商，后闭门学习，于泰定四年（1327）登右榜进士，足见其汉化程度很深。
像萨都剌这样习儒汉化的回回人在元代为数很多，与萨都剌齐名的有阿鲁浑人丁鹤年。陈桓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收罗了许多资料，其中习儒的回回人有合禄鲁（哈剌鲁）人也速答儿赤，斡端（今新疆于阗）人丁文苑，《元史·儒学传》收有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沙姆斯（shams-按，阿拉伯语，意为“太阳”），此外还有合鲁（哈剌鲁Qarluq）人廻贤等。
在元代恢复科举以后，因习儒学而先后登录右榜进士的有原籍西域的回回人伯笃鲁丁（Badr al-Din-按，阿拉伯语，此言“宗教之圆月”）；原籍别十八里（Beshbaliq）的回回人默黑契沙（Malik Shah-按，此为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合成词，意为“君王”），其父为苫思丁（Shams al-Din-按，阿拉伯语，译言“宗教之太阳”）；获独步丁（Qutb al-Din-按，阿拉伯语，意为“宗教之首领”）及其兄海鲁丁（Qayil al-Din-按，阿拉伯语，此言“宗教之首领”）和穆鲁丁；荣僧；吉雅谟丁，其祖父名苫思丁（Shams al-Din）；迈黑磨德（Mahmmud-按，阿拉伯语，意为“受称赞的”）；札剌里丁(Jalal al-Din-按,阿拉伯语,译言“宗教之光荣”)；丁鹤年之兄爱理沙；马合末（Mahmmud）；马合谋（Mahmmud）；安鲁丁等。
尽管在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汉化西域人的记载，但不能就此误以为元代所有回回人都已放弃母语，改操汉语。实际上许多回回人虽然通汉文，参加科考，甚至荣登进士榜，但仍然保持回回名字，足见他们仍然有浓重的异域文化背景。
回回人在母语转换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双语阶段，即兼通波斯语和汉语的过程在史料中有所反映。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破大都，得元廷所藏图籍文档数万卷，悉运发建康（南京）。明太祖召儒臣从中选书讲讲，发现其中有西域军数百册，不识其文，不晓其义。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召见儒臣李翀、吴伯宗称西域的阴阳家推算天象历来十分精密，且预测皆有应验，其专长之纬度法则中国过去未见。因为星象学与天人关系十分重要，应将这些书译出。后来明太祖召见钦天监回回官员海答儿、阿答兀丁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将这些西域书出示给他们看，要他们翻译。明太祖说：“你们西域人既会本民族语言，又通汉语。你们先口译书中内容，而由儒生将口述的内容整理成文。但一定要按原意直译，不要文饰。”
《明译天文书·序》中的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在钦天监中任职的回回人海答儿、阿答兀丁与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是兼通汉语与波斯语的人。他们可被视为“双语时期”回回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汉、波两种语言的掌握度并不相同，他们只会说汉语，但不会书写，可能也不识汉字，但其波斯语的水平明显高于汉语，能够阅读原典。
在一则有关唐僧取经的元明杂剧中记录到，老回回出场前，丑角道：“老回回，大唐师父到了，快来迎接。”这时扮老回回的演员应道：“来耶”，而丑角又插道：“必耶”。这里的“必耶”当为波斯语（biya）,乃动词（amadan）“来”的第二人称单数命令式，意为“你来！”明回回馆教员所编《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之“人事门”中所收“来，比呀”，即此字。可见当时回回人仍习用波斯语。
元代是回回人从外来移民融合成为一个新民族的关键时期。前已述及，元代回回人内部成份虽然非常复杂，来源不同，种属各异，但由于他们都因为均来自西域，在人种相貌体质上差距不大，但与汉人有较大区别。元末文人陶宗仪提出，“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贵回回所居”。一次回回人娶亲，因婚俗不同，许多汉人因好奇而攀援屋顶观看，造成房屋倒塌，宾客死伤的惨剧。当地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其中有句称“压倒象鼻塌，不见猫晴亮”。陶宗仪解释道：“象鼻、猫晴，其貌也”。这说明当时回回人仍保持明显的体貌体征，即鼻子普遍高于汉人和蒙古人，而其眼晴的颜色也与汉人和蒙古人不同。
陶宗仪的上述记载在其他元明杂剧的唱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元人吴昌龄在其《西游记·回回迎僧》中，将回回人按伊斯兰教规在斋月中把斋的习俗与其生理长像联系起来，称：“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晴、眼晴凹进去，鼻子、鼻子长出来”。这一段戏谑文字在其他杂剧中曾反复使用，但字句有时略有变化。如在另一则剧本中，其唱词是：“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晴、眼晴洼进去，鼻子、鼻子堆出来”。明汤显祖在其《紫钗记》第30出中描述扮相回回的演员出场道：“大河西回回粉面大鼻胡须上”，其唱词中有句“骨碌碌眼凹儿滴不出胡桐半泪”。上述记载足以证明，元代以至明初回回人从相貌上是明显区别于汉人的。
现存的资料证明，除相貌体质之外，元代的回回人在文化上、生活习俗诸方面亦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元中期以后部分回回人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汉文就是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
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大约为入华第三代移民后裔。清《四库全书总目》，称萨都剌为蒙古人，原因是上述千文传的《序》提到，萨都剌姓萨名都拉，并说“萨都拉云都，即华人所谓济善也”。而蒙古语“结亲”正与此同音。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17却提到，“萨都拉，本色目人”。而元末人孔齐在其《至正直记》中写有一条“萨都剌”，其中云：“萨都剌京口人，字天锡，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称萨都剌是“回纥人”，而与萨都剌同时在镇江生活过的俞希鲁在《至顺镇江志》卷16提到，萨都剌天历元年（1328）起为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并称其为回回人。与萨都剌同登泰定丁卯（1327）进士的杨维桢在一首诗中称萨都剌为“答失蛮”，可见他是回回人。陈桓先生对此有过研究。萨都剌早年曾经商，后闭门学习，于泰定四年（1327）登右榜进士，足见其汉化程度很深。
像萨都剌这样习儒汉化的回回人在元代为数很多，与萨都剌齐名的有阿鲁浑人丁鹤年。陈桓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收罗了许多资料，其中习儒的回回人有合禄鲁（哈剌鲁）人也速答儿赤，斡端（今新疆于阗）人丁文苑，《元史·儒学传》收有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沙姆斯（shams-按，阿拉伯语，意为“太阳”），此外还有合鲁（哈剌鲁Qarluq）人廻贤等。
在元代恢复科举以后，因习儒学而先后登录右榜进士的有原籍西域的回回人伯笃鲁丁（Badr al-Din-按，阿拉伯语，此言“宗教之圆月”）；原籍别十八里（Beshbaliq）的回回人默黑契沙（Malik Shah-按，此为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合成词，意为“君王”），其父为苫思丁（Shams al-Din-按，阿拉伯语，译言“宗教之太阳”）；获独步丁（Qutb al-Din-按，阿拉伯语，意为“宗教之首领”）及其兄海鲁丁（Qayil al-Din-按，阿拉伯语，此言“宗教之首领”）和穆鲁丁；荣僧；吉雅谟丁，其祖父名苫思丁（Shams al-Din）；迈黑磨德（Mahmmud-按，阿拉伯语，意为“受称赞的”）；札剌里丁(Jalal al-Din-按,阿拉伯语,译言“宗教之光荣”)；丁鹤年之兄爱理沙；马合末（Mahmmud）；马合谋（Mahmmud）；安鲁丁等。
尽管在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汉化西域人的记载，但不能就此误以为元代所有回回人都已放弃母语，改操汉语。实际上许多回回人虽然通汉文，参加科考，甚至荣登进士榜，但仍然保持回回名字，足见他们仍然有浓重的异域文化背景。
回回人在母语转换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双语阶段，即兼通波斯语和汉语的过程在史料中有所反映。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破大都，得元廷所藏图籍文档数万卷，悉运发建康（南京）。明太祖召儒臣从中选书讲讲，发现其中有西域军数百册，不识其文，不晓其义。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召见儒臣李翀、吴伯宗称西域的阴阳家推算天象历来十分精密，且预测皆有应验，其专长之纬度法则中国过去未见。因为星象学与天人关系十分重要，应将这些书译出。后来明太祖召见钦天监回回官员海答儿、阿答兀丁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将这些西域书出示给他们看，要他们翻译。明太祖说：“你们西域人既会本民族语言，又通汉语。你们先口译书中内容，而由儒生将口述的内容整理成文。但一定要按原意直译，不要文饰。”
《明译天文书·序》中的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在钦天监中任职的回回人海答儿、阿答兀丁与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是兼通汉语与波斯语的人。他们可被视为“双语时期”回回人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汉、波两种语言的掌握度并不相同，他们只会说汉语，但不会书写，可能也不识汉字，但其波斯语的水平明显高于汉语，能够阅读原典。
在一则有关唐僧取经的元明杂剧中记录到，老回回出场前，丑角道：“老回回，大唐师父到了，快来迎接。”这时扮老回回的演员应道：“来耶”，而丑角又插道：“必耶”。这里的“必耶”当为波斯语（biya）,乃动词（amadan）“来”的第二人称单数命令式，意为“你来！”明回回馆教员所编《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之“人事门”中所收“来，比呀”，即此字。可见当时回回人仍习用波斯语。
四、回回人的新母语----“回族汉语”
虽然国内学术界的多数意见认为回族的民族语言是汉语,并且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回回人接受汉语为其新母语视为回族形成的标志。但多数学者依然注意到即便是当代，回回人在它们内部所使用汉语与他们所在地区的汉语方言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回族人民多数中所操的汉语中包括了许多源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汇和其他一些专门的词汇。
据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教授说，他1949年在银川读中学时，见到解放宁夏的19兵团先头部队战士手中持有“装订极为简单的小册子，里面用汉字记的全是回民群众口语中常用的一些他人不懂的词语，实际上是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间或夹有突厥语族中某些语词，或者是使用汉语的穆斯林约定俗成的特殊汉语（即所谓‘经堂语’）”。50年代初郝先生又曾见过“一本小册子，是由西北民委（也许是国家民委）编写的供民族干部参考的内部读物，书名大约为《伊斯兰教常用语词汇编》”。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在其著作中就注意到回族人所使用的这些特别词汇。我国近年来专心收集这种词汇的学者日见增多。笔者仅粗略收检一下，发现手边即有杨占武所著《回族语言文化》中，页42收有西北回族口语中所习用的波斯语词汇34个，书后还附有“回族话外来词词汇表”，皆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很便于使用。此外《文明的关键词----伊斯兰文化常用术语疏证》，和何克俭、杨万宝著《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均是近期新见作品。
当代讨论回族语言的学者多将回族所操汉语中使用的这些专门词汇定义为“经堂语”，即它们是随着明末胡登洲开展经堂教育而流传下来的。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笔者将回族所操的汉语称为“回族汉语”，并拟在此讨论“回族汉语”的起源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回族形成史中的“双语时期”。这一时期回回人已经掌握汉语，但他们的汉语口语是什么状况，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笔者认为今保留下来最有意义的资料是《回回药方》。《回回药方》从残存下来的目录卷下可知，原书为36卷，目录卷有两卷，分为上下，是否包含在36卷之内尚不清楚。今仅存4卷，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1996年香港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作为非卖品影印出版，2000年7月中华书局在出版宋岘教授的《回回药方考释》时，亦将残卷全文影印。
《回回药方》是回回医生翻译的穆斯林医书，其语言有明显的特点。《回回药方》卷12在描述治序偏瘫症时，写道：
“治左瘫右痪右将肫的别答西塔而，又名哈即米羊，即腽肭脐也；以此物用之得济。凡腽肭脐者，双连带皮者是真的，单者多半是假的。其假的用札兀石而（Jawushir）、三额·阿剌必（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腽纳脐少许，皆研细与血相和，盛在尿胞内晒干，则盛假矣。”
《回回药方》的这一段先说治瘫痪症的药有腽肭脐，然后说明识别真假腽肭脐的方法，最后介绍假腽肭脐的制作方法。上引史料不过百余字，就有音译外来语词4个：“别答西塔而”、“哈即米羊”、“札兀石而”、“三额·阿剌必”。
其中之别答西塔而为波斯语（bid sitar）的音译，在《回回药方》其他地方又音译为“别的西答儿”，意为河狸。
哈即米羊，《回回药方》的校注者宋岘已经指出，“为波斯语词海狸香、海狗肾（Khazamiyan）的音译”。
札兀石而，宋岘提出，“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词苦树脂、格蓬脂(Jawshir)的音译”，按，札兀石而(Jawshir)乃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借词，其阿拉伯语原式为(Gawshir)。
三额·阿剌必，《回回药方》在词后解释道：“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宋岘在其书页对“三额·阿剌必”解释道：“为阿拉伯语词阿拉伯树胶(Samgh'Arabi)的音译。三额，是‘树胶’(Samgh)的音译。阿剌必，即“阿拉伯的”(‘Arabi)的音译。”
很明显这些词不经专家解释，一般人很难明白其真正含义。
明代回回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还有“回回司天监”。这个机构从洪武十五年(1382)开始，长期从事西域历法的汉译和编译工作，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机构。翻检明钦天监官员贝琳所编修的《七政推步》，可以发现其中有如下段落：
释月分大小及本音名号：
第一月大 名法而斡丁（按，公历3月21日至4月20日）
第二月小 名阿而的必喜世（按，公历4月21日至5月21日）
第三月大 名虎而达（按，公历5月22日至6月21日）
第四月小 名提而（按，公历6月22日至7月22日）
第五月大 名木而达（按，公历7月23日至8月22日）
第六月小 名沙合列斡而（按，公历8月23日至9月22日）
第七月大 名列黑而（按，公历9月23日至10月22日）
第八月小 名阿斑（按，公历10月23日至11月21日）
第九月大 名阿咱而（按，公历11月22日至12月21日）
第十月小 名答亦（按，公历12月22日至1月20日）
第十一月大 名八哈曼（按，公历1月21日至2月19日）
第十二月小 名亦思番达而麻的（按，公历2月20日至3月20日）
......
释七曜数及本音名号：
日一数 名也闪别（按，公历星期日）
月二数 名都闪别（按，公历星期一）
火三数 名写闪别（按，公历星期二）
水四数 名睿儿闪别（按，公历星期三）
木五数 名盘闪别（按，公历星期四）
金六数 名阿的那（按，公历星期五）
土七数 名阙闪别（按，公历星期六）
上述《回回药方》与《七政推步》的两段文字有共同的特点，即其语法与基本词汇均为汉语，但语句中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术语特别多，且均为音译词。故它们虽然以汉文写成，但没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几乎无法读懂。但与前面提到的现代回族所操汉语相比，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之外，即出自回族人之口或笔，且包含有大量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词汇。上述两段文字可视为早期回族汉语的标本。这两段文字均早于“经堂教育”兴起之时，可见在元代和明初的“双语”时期，回族汉语即已使用大量非汉语词汇。
一些学术著作把这些词汇多划入“经堂语”的范围。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把“经堂语”解释为“回回等族伊斯兰教经堂解语解经的一种汉语形式宗教语文”。上述论断的提出者虽然正确地指出“从起源上说，经堂语不过是通过宗教用语的形式将回回人在语言演变过程中的遗存了下来，因而其语言现象主要是双语制和混合语遗存，”这就是说，“经堂语”中存在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是回回先民母语底层的反映，但却忽视了回回人从掌握汉语的初始时期起，就在他们的汉语中夹杂有其原先母语词汇的现象。而这些母语词汇的使用并不一定与经掌教育联系在一起。
笔者翻捡史料时发现，回回人在母语转变为“回族汉语”后，在本族内部始终使用这种语言。试读清初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补白克使奚商之鲁密阐圣人之教，始至奥拓，鲁密之属邑也。邑侯海叶勒遣使问话，不对，曰：‘不至王前不与言。’海叶墨衣召见，奚商曰：‘鲁密，天下之宗国，君侯，大臣也，不以礼接远人，将何以朝四方？’海叶询其来意，曰：‘奉使上国，阐扬圣教。’”这段文字虽然以文言文写成，但其中包括大量与西域和伊斯兰文化有关的术语，不了解其背景知识的人，一般很难理解。
笔者还在当代回族作家的作品中试着寻找类似的例子，发现张承志的作品仍保留这些特点，即其中有些段落的语言对于普通无伊斯兰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也是相当难懂的。
在关内爷所著记述马明心逸事的宗教著作《热什哈尔》的汉译本中，试读第15页的一段：“一次，我们的毛拉----维尕叶·屯拉召集四方远近的阿訇和多斯达尼。大家闻讯而来，进了毛拉尔麦里的打依尔。”
可见自明初至今约600年间，“回族汉语”中偏好使用其原母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以及与伊斯兰文化有关的术语的特点，一直保持着，历数百年而不败
虽然国内学术界的多数意见认为回族的民族语言是汉语,并且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回回人接受汉语为其新母语视为回族形成的标志。但多数学者依然注意到即便是当代，回回人在它们内部所使用汉语与他们所在地区的汉语方言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回族人民多数中所操的汉语中包括了许多源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汇和其他一些专门的词汇。
据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教授说，他1949年在银川读中学时，见到解放宁夏的19兵团先头部队战士手中持有“装订极为简单的小册子，里面用汉字记的全是回民群众口语中常用的一些他人不懂的词语，实际上是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间或夹有突厥语族中某些语词，或者是使用汉语的穆斯林约定俗成的特殊汉语（即所谓‘经堂语’）”。50年代初郝先生又曾见过“一本小册子，是由西北民委（也许是国家民委）编写的供民族干部参考的内部读物，书名大约为《伊斯兰教常用语词汇编》”。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在其著作中就注意到回族人所使用的这些特别词汇。我国近年来专心收集这种词汇的学者日见增多。笔者仅粗略收检一下，发现手边即有杨占武所著《回族语言文化》中，页42收有西北回族口语中所习用的波斯语词汇34个，书后还附有“回族话外来词词汇表”，皆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很便于使用。此外《文明的关键词----伊斯兰文化常用术语疏证》，和何克俭、杨万宝著《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均是近期新见作品。
当代讨论回族语言的学者多将回族所操汉语中使用的这些专门词汇定义为“经堂语”，即它们是随着明末胡登洲开展经堂教育而流传下来的。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笔者将回族所操的汉语称为“回族汉语”，并拟在此讨论“回族汉语”的起源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回族形成史中的“双语时期”。这一时期回回人已经掌握汉语，但他们的汉语口语是什么状况，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笔者认为今保留下来最有意义的资料是《回回药方》。《回回药方》从残存下来的目录卷下可知，原书为36卷，目录卷有两卷，分为上下，是否包含在36卷之内尚不清楚。今仅存4卷，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1996年香港中国编译印务有限公司作为非卖品影印出版，2000年7月中华书局在出版宋岘教授的《回回药方考释》时，亦将残卷全文影印。
《回回药方》是回回医生翻译的穆斯林医书，其语言有明显的特点。《回回药方》卷12在描述治序偏瘫症时，写道：
“治左瘫右痪右将肫的别答西塔而，又名哈即米羊，即腽肭脐也；以此物用之得济。凡腽肭脐者，双连带皮者是真的，单者多半是假的。其假的用札兀石而（Jawushir）、三额·阿剌必（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腽纳脐少许，皆研细与血相和，盛在尿胞内晒干，则盛假矣。”
《回回药方》的这一段先说治瘫痪症的药有腽肭脐，然后说明识别真假腽肭脐的方法，最后介绍假腽肭脐的制作方法。上引史料不过百余字，就有音译外来语词4个：“别答西塔而”、“哈即米羊”、“札兀石而”、“三额·阿剌必”。
其中之别答西塔而为波斯语（bid sitar）的音译，在《回回药方》其他地方又音译为“别的西答儿”，意为河狸。
哈即米羊，《回回药方》的校注者宋岘已经指出，“为波斯语词海狸香、海狗肾（Khazamiyan）的音译”。
札兀石而，宋岘提出，“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词苦树脂、格蓬脂(Jawshir)的音译”，按，札兀石而(Jawshir)乃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借词，其阿拉伯语原式为(Gawshir)。
三额·阿剌必，《回回药方》在词后解释道：“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宋岘在其书页对“三额·阿剌必”解释道：“为阿拉伯语词阿拉伯树胶(Samgh'Arabi)的音译。三额，是‘树胶’(Samgh)的音译。阿剌必，即“阿拉伯的”(‘Arabi)的音译。”
很明显这些词不经专家解释，一般人很难明白其真正含义。
明代回回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还有“回回司天监”。这个机构从洪武十五年(1382)开始，长期从事西域历法的汉译和编译工作，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机构。翻检明钦天监官员贝琳所编修的《七政推步》，可以发现其中有如下段落：
释月分大小及本音名号：
第一月大 名法而斡丁（按，公历3月21日至4月20日）
第二月小 名阿而的必喜世（按，公历4月21日至5月21日）
第三月大 名虎而达（按，公历5月22日至6月21日）
第四月小 名提而（按，公历6月22日至7月22日）
第五月大 名木而达（按，公历7月23日至8月22日）
第六月小 名沙合列斡而（按，公历8月23日至9月22日）
第七月大 名列黑而（按，公历9月23日至10月22日）
第八月小 名阿斑（按，公历10月23日至11月21日）
第九月大 名阿咱而（按，公历11月22日至12月21日）
第十月小 名答亦（按，公历12月22日至1月20日）
第十一月大 名八哈曼（按，公历1月21日至2月19日）
第十二月小 名亦思番达而麻的（按，公历2月20日至3月20日）
......
释七曜数及本音名号：
日一数 名也闪别（按，公历星期日）
月二数 名都闪别（按，公历星期一）
火三数 名写闪别（按，公历星期二）
水四数 名睿儿闪别（按，公历星期三）
木五数 名盘闪别（按，公历星期四）
金六数 名阿的那（按，公历星期五）
土七数 名阙闪别（按，公历星期六）
上述《回回药方》与《七政推步》的两段文字有共同的特点，即其语法与基本词汇均为汉语，但语句中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术语特别多，且均为音译词。故它们虽然以汉文写成，但没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几乎无法读懂。但与前面提到的现代回族所操汉语相比，它们也有明显的共同之外，即出自回族人之口或笔，且包含有大量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词汇。上述两段文字可视为早期回族汉语的标本。这两段文字均早于“经堂教育”兴起之时，可见在元代和明初的“双语”时期，回族汉语即已使用大量非汉语词汇。
一些学术著作把这些词汇多划入“经堂语”的范围。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把“经堂语”解释为“回回等族伊斯兰教经堂解语解经的一种汉语形式宗教语文”。上述论断的提出者虽然正确地指出“从起源上说，经堂语不过是通过宗教用语的形式将回回人在语言演变过程中的遗存了下来，因而其语言现象主要是双语制和混合语遗存，”这就是说，“经堂语”中存在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是回回先民母语底层的反映，但却忽视了回回人从掌握汉语的初始时期起，就在他们的汉语中夹杂有其原先母语词汇的现象。而这些母语词汇的使用并不一定与经掌教育联系在一起。
笔者翻捡史料时发现，回回人在母语转变为“回族汉语”后，在本族内部始终使用这种语言。试读清初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补白克使奚商之鲁密阐圣人之教，始至奥拓，鲁密之属邑也。邑侯海叶勒遣使问话，不对，曰：‘不至王前不与言。’海叶墨衣召见，奚商曰：‘鲁密，天下之宗国，君侯，大臣也，不以礼接远人，将何以朝四方？’海叶询其来意，曰：‘奉使上国，阐扬圣教。’”这段文字虽然以文言文写成，但其中包括大量与西域和伊斯兰文化有关的术语，不了解其背景知识的人，一般很难理解。
笔者还在当代回族作家的作品中试着寻找类似的例子，发现张承志的作品仍保留这些特点，即其中有些段落的语言对于普通无伊斯兰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也是相当难懂的。
在关内爷所著记述马明心逸事的宗教著作《热什哈尔》的汉译本中，试读第15页的一段：“一次，我们的毛拉----维尕叶·屯拉召集四方远近的阿訇和多斯达尼。大家闻讯而来，进了毛拉尔麦里的打依尔。”
可见自明初至今约600年间，“回族汉语”中偏好使用其原母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以及与伊斯兰文化有关的术语的特点，一直保持着，历数百年而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