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好一门语言，首先要爱上这门语言，就像爱上一个人。
——赵立新

语言学习和训练应该是终身的事情。
——一位天涯版友中的上海籍女性英语达人


无论是阅读小说还是观看影视剧，代入感越不强，欣赏效果反而越好。
——自勉


高清就是硬道理！
——自我提醒


@九星上将123=@我就是九星上将=@九星上将就是我=@蒙冤的九星上将

如题。

吐蕃只能读tufan

作者：郑张尚芳


藏族来自古代西羌的一支。据《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为羌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英国汉学家F.托马斯说赐支/析支即古藏文文献中Skji 国的译音）。和帝永元十三年居于赐支河曲的烧当羌之米唐打败后，“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则发羌所处，正远在河源之南，“发”古音*pad又与藏人自称 bod接近，很可能是其译音。这一支发展到唐时，其中的雅隆部吞并相邻各部建立了强有力的吐蕃王朝。“吐蕃”原语是藏文什么词呢？有人认为是“大蕃”转音。查看823年所建《唐蕃舅甥会盟碑》，碑上藏文“大唐”对译为 Rgja-thjen-po ，“大蕃”对为 Bod-thjen-po。明显rgja并不是当时“唐”[dang]字的译音，可能沿从古称“夏”来；而 bod 跟当时“蕃”字之音 [ bʉɐn] 虽然声母相同，但韵母一为塞尾促声字，一为鼻尾平声字，也大不一样，因而不能说就对“蕃”字，很可能也是对的古称“发”。且大字thjen-po都在后,不能前置于名词.

把“吐蕃”读做“吐播”，任乃强先生1933写《西康图经》时就提出来了，1943又在《吐蕃音义考》中予以强调，依据是“番原读若婆”，可对译bod，并提出吐蕃是“大蕃”转音（引张逸僧，说唐恶其称大蕃，故意据‘大可读如杜’而写做吐，示其贬意），其说番读婆，大读杜，也都是推想于古音方言，并无当时的韵书依据。文章载在《康导月刊》，见者也不多。最有影响的当是牙含章先生《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年4期）一文。他说根据《广韵声系》407-408页，番、蕃二字，有“补过切”、“孚袁切”两读，认为唐时“蕃”就是依补过切读做“播”的，说这可从甥舅联盟碑中“蕃”藏文作bod得到证实。此文引韵书为据，言之凿凿，影响到后来词典都采用 tubo作为吐蕃读音了。不过我们查对《广韵声系》407-408页，发现“蕃”实际只有“附袁切、甫烦切”两读，而“番”有“博禾切、补过切、普官切、孚袁切、附袁切”五读。牙先生所引两读都是“番”的读法，并非“蕃”的读法（虽然“番蕃”某些场合可通假，但“吐蕃”从来不写“吐番”）。因此，说“蕃”唐时可读如“播”，并无确切根据，这在《广韵》、《集韵》各韵书都是一样的。

但最近有谢仁友先生《“吐蕃”音辨》（《中国语文》2003年6期）又说鲁国蕃县的“蕃”应劭音皮，《史记•太史公自序》作鄱，鄱有婆音，音皮相当于音婆。所以认为任、牙先生等蕃读 bo 是有根据的，并说“番”声字只见于果山两摄，《集韵》列“蕃鄱”于支韵音“皮”是误列。文章还列出支持吐蕃读“吐播”的学者7人以上，而读“吐番”的只伯希和、祁振纲、张济川3位，显示吐蕃读tubo是目前大占优势的说法，好像已成为公认的定论了。此外，《民族词典》（陈永龄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吐蕃条释文：“原为唐人据吐蕃自称‘大蕃’而对这一政权的称呼（吐，汉语‘大’字之唐音；蕃，藏族自称）”。也是接受任先生的说法的。

纵使我们承认“蕃”因通“番”而可读“播”，因通“鄱”而可读“婆”，但此说还是绝对不能成立。虽然我们也觉得，藏人现在还自称“播巴”的说法的确很诱人，问题在于这些说法中的“播婆”读o韵都是立足于今音的，根本跟唐音不合，怎么能够用来解释唐代“吐蕃”的对音呢？

依据汉语语音史，歌（戈）韵的历史语音演变过程是：al>ai>æ>a>ɑ>ɔ>o，也可简化为四段：先秦al—汉ai—魏至宋 a—元以后 o 。（汉以前元音分长短，歌部的长aai变中古歌韵，短ai变中古支韵，所以“婆皮”汉以前读音相近，同部而只有长短差别。说歌韵字误列支韵那是不了解语音史，要知“婆皮”俩字就是既同谐声又同歌部的，能说皮字是误列吗？可参看拙著《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从汉末至宋的千余年中，歌韵一直都在上述的低元音段的变化范围内，到元代以后才向 o走。所以唐代音里歌戈韵字只能读 ɑ 韵母。当时“补过切”的“番播”都是要念pɑ音的（比较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波”藏文注pa，唐蕃会盟碑立盟官员里头，蕃官有三人名字中有“波”字都对译pa，唐官中书侍郎王播的“播”注 pha），这音跟 bod可相差远了，并不如牙先生所说是bod 的“很准确的译音”。bod是促尾字，唐人想译bod，也只会用“勃”而决不会用“播”的，如果只译bo，也只会用“部”字而不可能用“播”（唐蕃会盟碑户部礼部的“部”皆对译为 bo）。元以后歌戈变 o，所以才出现元代王磐以“土波人、土波国”指西藏，明《西番译语》用“播”对译 bod，和今藏人自称听起来像“播巴”的现象，这些都是符合语音史分段的现象，不能越段推前，用来做唐代吐蕃读法的佐证。用后世音bo来比附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名称，而不理会其间历史音韵分段变化，那是很不科学的。

元代胡三省《通鉴音注》注吐蕃：“吐，从暾入声；蕃，甫袁切。唐音读‘大’为‘土’，吐蕃意为大蕃。”任乃强1982《〈吐蕃传〉地名考释》又进一步说了蕃音皮读如婆对译bod的bo，吐蕃从其自称“大蕃”读别的主张，说唐代关中“大”音代（他盖切）、音堕（吐卧切），后者与杜字音近，今吴语尚呼“大少”作“杜少”音。这两者应是《民族词典》说‘吐’为汉语‘大’字之唐音的根据。然而，这和真正的唐音毫无关系（任先生文章所列反切大抵是从《康熙字典》所列几读中选抄的，所以连所注直音也不配合）。依前述唐代歌戈韵读音，我们查对了《广韵声系》，“大”字有“徒盖切”dɑi“、唐佐切”dɑ，《集韵》加“他佐切”thɑ（按并非音吐卧切唾thuɑ或徒卧切惰duɑ）。这些音同样跟当时的“土”thuo、“杜”duo音差得很远。再看“大”在《唐蕃会盟碑》“大夫、大将军” 中音da’i，“大食”中音ta，而“杜”音do，“土”译lho；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杜do、土tho/thuo”而“堕 dwa”，这些音都明显不支持胡、任两位的主张。要为“吐蕃”说音，如果通不过《唐蕃会盟碑》、《唐五代西北方音》藏文注音的检验，那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在讨论“吐蕃”原语为何时，当然先要确定两字唐代的读法。当时“吐”是姥韵他鲁切，唐音[thuo]上声，“蕃”妥当点要先承认其正读是元韵“附袁切”，唐音 [bʉɐn]平声。按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以“喧、蕃、冤、言”相叶，皆元韵字，这已证实唐人“吐蕃”就是读元韵平声的。宋史炤《通鉴释文》注“方烦切”与胡三省《通鉴音注》注“甫袁切”，虽皆注读清母阴平，但他们不过依傍汉语通称边裔各族为蕃，按《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的惯例来注的。那通称来源于屏藩，乃是“藩”的通读字，其实跟这里专作一族的译名本就不该混同，如若把《周礼》的“蕃国”看成跟“吐蕃”同源，那岂不成了笑话了。所以还是用“蕃”的常读“附袁切”浊母阳平为是。

“吐蕃”原语的探讨，可由“名从主人”或“从邻称”两个方向来进行。首先自然看藏文方面有无合适的。依 [bʉɐn] 看来，其原语应近于 bon。此音在藏文中音义与吐蕃有关的有 dbon“甥”，bon“本教”两字。

吐蕃之称起于唐太宗时，贞观八年（634）其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请婚，史书始有记载。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往吐蕃，二十年（646）玄奘《大唐西域记》已记有婆罗吸摩补罗国“东接土蕃国”。吐蕃与唐交际时，称唐为舅zjang，自称甥国dbon，《唐蕃会盟碑》也称舅甥二主会盟，其甥字藏文皆作dbon。在古代西裔各国族，常以能联姻上国，继承其高贵血统为荣，最早的是周季历联姻殷王族任氏，故而被越其二兄立为储君，使子姬昌获得殷外孙身份（参看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中解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晚些的如《宋史•高昌传》记西州回鹘王自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汉”。《回鹘传》也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未知这些“外甥”是都借汉语音呢或改为回鹘语。《新唐书•吐蕃传》则记了贞观十五年护送文成公主赴吐蕃时曾“筑馆河源王之国”，河源郡王是唐对吐谷浑的封号，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劫去的一件吐蕃古文书正记载了此事：“吐蕃松赞干布于狗年娶中国皇帝之女文成公主为妻，吐谷浑王率文武百官和贵妇们迎接文成公主，举行盛大宴会后，文成公主然后再进入到 Dbon 国中。”（见黄盛璋《有关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882），据托马斯（F.Thoms）屠次（G.Tucci）等人研究，Dbon古藏语意为甥，除吐蕃对唐自称为Dbon外，他称只见用于吐谷浑。甥国作Dbon 之音正跟“吐蕃”颇相近，或者即由此翻译是有可能的。敦煌藏汉对照文书中P.T.1263卷 bod对汉文为“特蕃”，以此音来对Dbon则更为切合。但既然它又可用称吐谷浑，就还不是最妥当的解释。

“本教”或译“苯教”（苯，《广韵》布忖切：“草丛生也。” 与本同音。因“本”有本来义，组词易误会，故下面除引书外，一般就写作“苯”），是藏区固有的本土宗教，吐蕃人在松赞干布信仰佛教之前是笃信苯教的，藏文bon-po指苯教、bon-pa则指藏人，可见藏人除自称bod-pa“发（博）巴”外也自称“苯巴”（所以在嘉戎语里也叫藏兵作 pon-mɐk“苯兵”（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词汇附录第1090条）。藏族《本教史•四州之源》就认为远古时西藏并不称‘博’bod，而是称‘本康’bon-khams（苯区域）。因为《格言宝库》说“在西藏未有王前先有本教，在未有王法前已有本教之法，故此乃称本康”。（《西藏本教源流》，民族出版社，1985）这跟顿群佩《白史》的观点一样，都认为bod 是从 bon 转换来的，这也就犹如因为印度人笃信婆罗门教，以至“古称印度曰婆罗门地”（《旧唐书•天竺传》）。既然 bon是藏人的古称，那么“蕃”就很可能是bon“苯”的对译。

纵使“蕃”能对bon，但前面为何要加“吐”字呢？牙含章先生已否定沙畹等人以“吐”对藏文 stod（上部），说吐蕃相当“上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测。看stod其音为促声字，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128页指出西山八国的“咄霸”的“咄”当是stod 的古译，所以的确不宜对“吐”。但除去stod外，在藏文中可与“吐 thuo”相对，而音义较适合的也还有tho界石、mtho 高，是否可以之加bon，而表“苯界”（意如“本康”），或“高苯”（高地苯族，一些欧洲学者也用过mtho-Bod）呢，这要请精于古藏语的先生来酌定了。

再看从邻称方面，也有不少论述。清代早期称西藏为“图伯特”是学蒙古人，而蒙古人则学于突厥人。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吐蕃被写作Tübüt,古突厥碑文作tübüt或tüböt（ü/ö是同一元音的转写问题），723年的《阙特勤碑》作tüpüt或tüpöt，依安瓦尔•巴依图尔等《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第3期）说它很可能是由突厥语tüp（宗族）加bod组成的，意为“蕃部落”“蕃部族”。

法国L. 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则提出另一主张，说是由突厥语tüpü/ tüpä（顶峰、高地）加 -t 作复数形式，用来指称处于世界屋脊高原的藏区。tüpüi/ tüpät 传入波斯文，又被马可•波罗写成 Tebet，传入其西方而成为通行的 Tibet。其所以在汉语里译为吐蕃，是突厥-蒙语言复数有-n-t 两式，-n 更早些并在蒙语族更常用，因为汉人接触吐蕃是先经其北边的吐谷浑为中介的，吐谷浑属鲜卑族蒙古语族，所以就因他们说 tüpän 而译为“吐蕃”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9辑，西藏人民出版社长1992。）查《突厥语大词典》töpü 条解为“丘冈；头顶”，确有高冈之意。但是它不也有可能作为前加词素，和bon组合成“吐蕃”吗？

看来本源说和邻源说也可以交汇，以“蕃”对“苯”为基础，则“吐蕃”来自mtho-bon或tüpü-bon也好，都可以指“高地苯”，或者来自 tho-bon或 tüp-bon则指的“苯族区界”，哪个是最早的起源，有待对“吐”字的语源再综合研究来解决。

但“吐蕃”不读tu bo，要读tu fan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在声调上我还倾向定之为 tŭ fán。

“吐蕃”一名的读音与来源

作者：姚大力


提 要：西藏在汉文史料中的名称“吐蕃”，并非起源于粟特文碑铭中的tuput。它很可能源自粟特文用于称呼西藏的另一词汇*tupun，即藏语“大蕃”/ *bon chen-po的对译语词。其中tu-系粟特语词汇，译言“伟大的”，用以意译藏文chen-po ;而pun即藏语bon的音译。后者与bod同样，是藏人的自我称谓。古代文献学家对“吐蕃”之“蕃”的音注，以及汉文古诗中与“吐蕃”之“蕃”相押韵的用字，也都表明它的读音为fán。

关键词：吐蕃 西藏 粟特碑铭

关于“吐蕃”一名的读音，向来存在不同的主张。最流行的见解，是将“蕃”字当作“播”的同音字来读。但韩师儒林一直反对这样的读法。他认为，“蕃”的音应当读为fan。这与在他之前的伯希和所见相类[①]。

读“蕃”为“播”的主要理由，是将“蕃”字看作对藏人的自我称谓bod的汉字音译。此一见解中包含着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藏语bod有一个尾辅音-d。按隋唐时人用汉语音写非汉语词汇的一般体例，他们应该选择一个带-t收声的入声汉字来记录bod的发音。而“播”是元音收声的阴声字，用它来记录藏语bod的读音，与当日音写体例殊不相符。第二个缺陷更严重：即使将“蕃”字理解为是bod的音写，那么它前面的“吐”字又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在藏语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在发音上与tu-bod相近的合适语辞。韩师因此坚持以“读如字”的方式来处理“吐蕃”一名里的“蕃”字。兹请更申其说。

现在看来，把“蕃”与bod相比勘，刘昫、欧阳修应可厕身始作俑者之列。《旧唐书》解释“吐蕃”之名的来源说：“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②]。欧阳修在《新唐书·吐蕃传》里写道：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③]。

所谓“发羌”之“发”，当日汉语读作pǐwɐt，说它是处于诸羌之中的部分藏族先人名称bod的音写，或许有一定可能。但对于为什么要把“发”改写为“蕃”，以及它前面的“吐”字又从何而来等问题，依旧无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所以即使“发羌”果然是自称为bod的藏人一支，仍然难以将“吐蕃”之“蕃”的起源追溯到bod。至于“秃发”一名，中古汉语读音作t’uək-pǐwɐt，如果“发”是bod的音写，那么我们又碰到了那个避不开的老问题：“秃”字应当如何解释？毋宁认为，“秃发”是“拓跋”的异写；它表明“拓跋”这个曾拥有巨大政治权威的鲜卑部落名号，尚在陇右长期维持其残余影响力。

汉文历史编撰学的传统呈现出一种很强烈的认知倾向。它总是力图在靠近汉地社会周边的部落—人群里去追寻活动在更遥远地域内各种邻人集团的历史来源。从司马迁、王国维直到有些当代学者致力于在“华夏边缘”的农牧混合带探求匈奴这样的北亚游牧人群起源的不懈尝试，就是一个显著例证。以吐蕃为发羌之后的见解背后，或许也有这一取向的深层精神影响。对此，我们不能不细予察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欧阳修或胡三省，尽管倾向于认为“蕃”字源于“发羌”之“发”，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说过，“吐蕃”两字的读音应作“吐播”。胡三省对“吐”字注音谓：“‘吐’从‘暾’，入声”[④]。他对“蕃”字未加注音[⑤]，说明他也认为应当“读如字”。宋人史炤则明白地宣称，“蕃”字当作“方烦切”[⑥]。“蕃”在中古汉语里本有两读，一作附袁切，属“帮（非）”声母（p-），一作甫烦切，属“并（敷）”声母（b-），可分别拟构为pǐwɐn和bǐwɐn。惟在史炤注音之日，声母“非”、“敷”的音值都已演变为f-。“方”字亦属“非”声母，是“方烦切”的音值可以大略读为fán；与《中原音韵》著录的“蕃”字本音读若阴平声（fān）相比，音同而声调稍异[⑦]。

“蕃”之音读如字，可从诗歌押韵方面寻得坚强证据。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云：

沧溟深绝阔，西岸郭东门[魂韵文部]。弋者罗夷鸟，桴人思峤猨[元韵元部]。
威稜高腊冽，煦育极春温[魂韵文部]。陂淀封疆内，蒹葭壁垒根[痕韵文部]。
摇鞞边地脉，愁箭虎狼魂[魂韵文部]。水县卖纱市，盐田煮海村[魂韵文部]。
枝条分御叶，家世食唐恩[痕韵真部]。武可纵横讲，功从战伐论[慁韵文部]。
天涯生月片，屿顶涌泉源[元韵元部]。非是泥池物，方因雷雨尊[魂韵文部]。
沈谋藏未露，邻境帖无喧[元韵元部]。青冢骄迴鹘，萧关陷吐蕃[元韵元部]。
何时霖岁旱，早晚雪邦冤[元韵元部]。迢递瞻旌纛，浮阳寄咏言[元韵元部][⑧]。

此诗中凡与“吐蕃”之“蕃”押韵的字，都属于后来所谓“真”、“文”、“元”三部。尽管“元”韵字的实际读音可能早已并入“山”摄，但若依据《广韵》音系，它仍应与“真”、“文”、“魂”、“痕”等韵一同划归在“臻”摄内。元明清人做诗所依据的“平水韵”，也还是将“魂”、“痕”韵的字包括在“元”韵里。所以它们都算是互相押韵的。“蕃”如不读若本字，那就与其它所有韵脚都不相谐了！

再举元人耶律楚材诗一首：

当年职都水，曾不入其门[魂韵文部]。德重文章杰，年高道义尊[魂韵文部]。
虽闻传国士，恨不识王孙[魂韵文部]。韵语如苏武，离骚类屈原[元韵元部]。
烟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痕韵文部]。意气轻三杰，才名冠八元[元韵元部]。
著书归至颐，议论探深源[元韵元部]。藉藉名虽重，区区席不温[魂韵文部]。
家贫谒鲁肃，国难避王敦[魂韵文部]。北鄙来云内，西边退吐蕃[元韵元部]。
勉将严韵继，不得细文论[慁韵文部]。远害虽君智，全身亦圣恩[痕韵真部]。
大才宜应诏，豪气傲司阍[魂韵文部]。学识光先哲，风流遗后昆[魂韵文部]。
莫寻三岛客，好谒万松轩[元韵元部]。六度真光发，三魔妄影奔[魂韵文部]。
素丝忘染习，古镜去尘昏[魂韵文部]。炉上飞寒雪，胸中洗热烦[元韵元部]。
到家浑不识，得象固忘言[元韵元部]。心月孤圆处，澄澄泯六根[痕韵文部][⑨]。


清代的诗作证明，“蕃”字在那时仍被人们认为读如本字。单隆周七律《秋怀十四》云：

沐国当年阃外尊[魂韵文部]，煌煌带砺誓书存[魂韵文部]。
波摧万骑传榆水，桴卧千城压吐蕃[元韵元部]。
蒟酱红藤通贡献，金沙玉筍炤乾坤[魂韵文部]。
攀髯涕泣祥云散，何处堪招楚客魂[魂韵文部][⑩]。

从目前的检索来看，吐蕃之“蕃”在古诗中被用来与“歌”部阴声韵诸字互押的例证，一个也没有找到。

“吐蕃”的读音也反映在成书于元代的藏文《红史》里。该书提到它有关“唐—蕃史事”的叙述源于《唐书· 吐蕃传》。藏文依汉字读音译写为thangzhu thu hyen[﹤hwen]‘chang。以hyen[﹤hwen]来音写“蕃”字，是其音不作“播”甚明[⑪]。藏语之无轻唇辅音f-与蒙古语同。故《红史》此处以hy-译写汉语“蕃”字的声母f-。这与《蒙古字韵》用八思巴字母hu-来译写很多首辅音为f-的汉字，可谓异曲同工[⑫]。

由是可见，读“蕃”为“播”，实乃起于晚近之说。

起于晚近，当然不等于就能成为此说不可据的理由。所以还需要将“吐蕃”的读音与该词的起源问题放在一起加以探讨。实际上，早在很久以前，当H·W·贝利把突厥、蒙古、阿拉伯、波斯、格鲁吉亚诸语对藏族的称呼追溯到它们的共同起源，即出现在用粟特文书写的9世纪前叶回鹘汗国喀拉巴剌哈孙碑铭里的twp’wt时，他其实已经连带把“吐蕃”一名的来源问题妥善地解决了。贝利是在试图解决“吐火罗”一名中“吐”字的来源时提到“吐蕃”的“吐”字的。他写道：

尽管十分困难，通过识读出粟特文之“西藏”名称中所包含的伊兰语的tu-，译言“大-”、“伟大-”（great），我们或许可以为这个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觅得一个答案。粟特文“西藏”一词写作twp’wt，就像九世纪早期的喀拉巴拉哈孙碑铭里所写的那样。该词可以音读为tuput或topot。它是西藏与西方之间的中介。该名词的形式包括：鄂尔浑突厥文里的twpwt（其中的w可作ü或ö），喀什噶里字典里的tubut,钵罗婆文祆教文献里的twpyt，阿拉伯文的tubbat、tubbit、tabbut,格鲁吉亚语的t’obit’、t’umbut，从突厥语再往东，则有蒙古语的twypwt、＊töböd，由此又产生马可波罗的Tebet。

藏语并不使用任何可以发音为＊to-bod的词汇，它有一个更古***on以及稍晚近的bod,如敦煌文书1638号里即有bon-gi btsan-po以及bod-gibtsan-po（见拉露,“古藏文里的Bod与Bon”,载JA,1953,pp.275-276）。这个Bod字，也出现在用和田塞语字母拼写的藏语书信中，作pātta kī skatta，即bod-kyiskad，译言“藏人的语言”（KT 3.62.75,见BSOAS36:225）[⑬]。

据森安孝夫和Ochir Ayudai带领下的考察队所写勘探报告，在至今仍存留于回鹘汗国旧都城址之内的喀拉巴拉哈孙碑身断片上，如今已看不清那个粟特文的西藏名称了。吉田丰将该碑粟特文部分的第十六至十九行英译为：

He himself acceptedthe kingdom. Again, the people of the Three Qarluqs … from the evil [ Tibetanpeople]………[⑭]

此处文字所言，显然与回鹘与吐蕃双方争夺对三姓葛逻禄控制权的形势有关。吉田在方括弧里保留着“藏人”一词，似表明他肯定汉森（Hensen）等学者过去对碑文和碑文拓片上twpwt一词的读法。这个词亦以twp’yyt的形式出现在拉达克的Kurzen粟特文碑铭里，该碑树立时代为825/826年[⑮]。

那个长期使学者们烦恼不已的to-/“吐”的问题，于是就在粟特文的西藏名称中获得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吐蕃自称Bod,并像与它结盟的唐朝自称“大唐”一样，自称“大蕃”；此即《唐蕃会盟碑》藏文中的Bod Chen-po。把它译为粟特文时，它变成由意译“大”/great字的粟特语词tu-与对bod的音译部分即put这两者并联而成的一个复合名词tuput。该词向东传入突厥语，又经过突厥语进入蒙古语；它向西则传入东部穆斯林世界及格鲁吉亚等地。印欧语中的Tibet,它的最终来源也是这个粟特语词。书面文献的书写和保存都带有很大的或然性。把记录着该专名的现存粟特语文献与现存卢尼字突厥语文献相比，前者要晚出将近一百年。不过这一点无妨于上述词源学解释的成立。

但是汉文史料里的“吐蕃”还不是对粟特文tuput的音写。正如贝利引用过的拉露早已揭示的，藏文里的bod常常也被写成bon。因此吐蕃赞普才可以有Bod-gi bTsan-po（Bod的赞普）和Bon-gi bTsan-po（Bon的赞普）这样两种写法。他认为，Bod与Bon很可能来源于同一个带双辅音尾音的字，是即bond。他另外列举出1136号文书为证。在该文书所讲述的一个传说中英雄的复合人名里，bond、bod和bon这样三种拼写形式都出现了。他强调，以上证据并不表明，Bod（译言西藏）和Bon（译言西藏的非佛教之宗教，即本教）二者的意义已获得澄清。但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可能说明其中的一个形式何以会相当于另一个形式[⑯]。

就像有“Bod的赞普”和“Bon的赞普”这样两个写法一样，“大蕃”的尊号也完全可能存在两种书写形式，即Bod Chen-po与＊Bon Chen-po，尽管在留存下来的文献材料里我们找不到后一种写法。如果粟特文把Bod Chen-po翻译为Tuput，那么它又会如何翻译＊Bon Chen-po这个语词呢？当然就是＊Tupun。而后者正应当是汉文里“吐蕃”一语的来源！

在粟特字＊Tupun之前加上星号，是为了表明它并未真正出现在已知的粟特文献里。但在少林寺“蒙哥汗回鹘式蒙文圣旨碑”里，被用于对译汉文“西番”的蒙古语词汇即作töbön。道布和照纳斯图认为其中的-n为-d之误，是d之下少刻一短牙所致[⑰]。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对粟特文的另一个吐蕃名称，亦即＊Tupun的音译？

所以，“吐蕃”一名与以Tuput的各种变体流行于突厥、蒙古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西藏的名称，虽然都源于粟特语，但它们实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粟特语同义名词。汉地社会要直到蒙元时代，才从蒙古人的嘴里听说吐蕃又名töböd。于是方有王恽“[古]吐蕃、[今]土波”之说[⑱]。但是“吐蕃”一词，看来仍读原音，未曾因此被改读为“土波”。

最后，还要交待一下胡三省对“吐”字的音注。所谓“从‘暾’，入声”，意即语音同“暾”，而声调须读作入声。“暾”音他昆切，魂韵文部，可拟为t’uən。若其读音发生阴入对转，则变为t’uət。中古音韵体系演化到宋元之际，入声的收声辅音大概已经脱落了，但在江浙方言里仍保留了入声的声调。胡三省之所以要强调用入声读“吐”字，大概是因为它所音写的那个音节在源词中是一个弱读音节。入声短促，因此用它来记录弱读音节而将其收声辅音忽略，这是用汉字音写非汉语词汇时早已有之的体例。如用“逻些”音写拉萨（Lhasa）、用“独乐”音写土剌河名（Toghla），此两例中后一汉字的收声辅音-t、-k都被忽略了。职此之故，无论那时“从‘暾’，入声”的音值是否还保留有收声-t，就“吐”字在此例中的音写功能而言，它都是不起作用的。

设若以上讨论可以成立，那么伯希和发现的以“特蕃”对译bod的那则资料也可作如是解。即“特”字的收尾辅音-t在此亦可予以忽略：是“特蕃”与“秃发”、乃至bod的读音俱无直接关系，它不过是除“吐蕃”之外用以音译粟特语词*tupun的一种异写耳。

补记

本文写完后，又获读巴赞和哈密尔顿发表于1991年的《论西藏名称的起源》一文。该文反对用相当晚近的stodBod或mtho Bod（二者均可译言“高地西藏”）来解释töpüt一名的起源。按这种解释，töpüt一词里的前一个音节tö-即从stod-或mtho-演变而来。这一说法自然不太可信。可是巴赞和哈密尔顿要否定的不止是这一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将töpüt一词的后一个音节-püt与藏人的自我称谓Bod相比拟，也是不可靠的。他们提出，突厥语的töpüt与汉语“吐蕃”（“蕃”音“烦”）都来自某个突厥或突厥-蒙古语词töpe，译言“顶部”、“高处”。töpe的多数形式为töpet；而它作为一个单数形式的集合名词，则变成töpen。Töpe来自吐谷浑人对西藏的称呼，意思即“世界屋顶”。从大约四世纪直到七世纪末，吐谷浑长期占据着西藏本部以北和东北，即围绕青海湖、穿越柴达木盆地诸多沼泽而直到罗布泊的大片土地。他们在北方与东北—东方分别与突厥和汉地社会相对峙。正是经由这些吐谷浑人，töpen的名称传入汉地，这就是“吐蕃”之名的来源。突厥语里很少使用集合名词形式，所以突厥人接受的是töpet一名，是即突厥语中töpüt的来源（Louis Bazin etJames 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in Ernst Steinkellner, Tibetan Historyand Language: 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Vienna:Universität Wien,1991，pp.9-28）。

但这两位学者的见解似乎仍难成立。吐谷浑语或相关诸语言的文献里存在把西藏称为töpe的假定，缺乏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文献学证据。至于采用“屋顶”的复数形式来称呼某个地方，也未免过于离奇。如果说töpe是先由一个普通名词变成特指专名，并从藏地转指藏人，然后在介入其它语言的过程里才变成复数或集合名词的形式，那么汉人又怎么会在töpe的词干之后再加上一个纯属“突厥—蒙古语”式的集合名词后缀？吐谷浑紧邻吐蕃。如果他们实际上未曾替藏人另创一个名称，那么最可能的做法就是移用藏人自己的称呼来指称他们，就像吐蕃的另一个近邻和阗人所做的那样。

所以，到粟特语里去追溯“吐蕃”名称的来源，看来还是目前最能被接受的一种解释。


[①]伯希和：《汉译吐蕃名称》（1915），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4—56页。

[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③]这段话基本上被胡三省照抄到《资治通鉴》首次提及吐蕃之处。见《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贞观八年（634）十一月甲申条胡注。胡注并引刘昫云：“刘昫曰，吐蕃秃发氏之后，语讹曰吐蕃”。传说里的吐蕃王室创建者之名，《旧唐书》作“窣勃野”，《新唐书》作“鹘提勃悉野”，是乃“鹘提悉勃野”的倒错，即藏文文献里的’O-lde Spu-rgyal赞普。明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卷上释“鹘提勃悉野”之语，大体依据该节引文，惟将“蕃、发声近”之语妄改为“羌语‘鹘提’转为‘吐蕃’，声相近”。故不可从。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贞观十二年（638）七月乙亥条胡注。关于这个读音的讨论，见下文。

[⑤]郑张尚芳谓：“元代胡三省《通鉴音注》注吐蕃：‘……蕃，甫袁切。唐音读大为土，吐蕃意为大蕃’”。其实在“通鉴”胡注中是找不到这段话的。他也赞同“蕃”字当读fán。见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又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将“吐蕃”的读音标注为túfān。见杨军：《“吐蕃”的读音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7页。

[⑥]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二一《唐纪十一·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又见卷二二《唐纪二十一·通鉴卷二百五》；《唐纪二十七·通鉴卷二百一十一》。

[⑦]见杨耐思：《中原音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

[⑧]贾岛：《长江集》卷五。方括弧内的句末用字所属韵部为引者加入。按：王亮在2003年2月23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网上的《吐蕃唐音》（3）一文内，已举此诗用韵，作为“蕃”字不应读“播”的证据之一。

[⑨]《德新先生惠然见寄佳制二十韵，和而谢之》，《湛然居士集》卷14.

[⑩]《雪园诗赋》初集卷12。类似的证据，尚见于明欧大任：《送胡宪使伯贤赴滇中六首》之四，《旅燕集》卷4；清沈德符：《令公来》，《归愚诗钞余集》卷9；彭而述：《爨碑曲》，《读史亭诗文集》诗集卷2；金甡：《祭素山一百四十韵》，《静廉斋诗集》卷23。兹不赘引。

[⑪]任小波：《西藏史学中的唐蕃边界叙事传统的起源：关于<红史>中一则出自<新唐书·吐蕃传>的片断》，未刊稿。

[⑫]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95、220等处。

[⑬]贝利：《和田语文书》卷7（H. 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25篇（GARA），第120页。按：贝利引用的敦煌文书编号有误。查对M.Lalou的原文，这件文书编号为（?P.）1038。

[⑭]森安孝夫、Ochir Ayudai：《蒙古国现存遗址、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亚学研究会，1993年3月，打印本第216页。

[⑮]罗纳塔斯：《关于西藏语言与文化史的维也纳讲演》（AndràsRòna-Tas, Wiener Vorlesungen zur Sprach- und Kulturgeschichte Tibets, Vienna:Universität Wien,1985）,第45—46页。

[⑯]拉鲁：《古藏文里的Bod与Bon》（M. Lalou,Tibètain AncienBod/Bon, Journal Asiatique, 1953），第275—276页。

[⑰]道布、照纳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续）》，《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第62页。

[⑱]王恽：《玉堂嘉话》卷三，《秋涧集》卷九五。按这段材料以枚举今古或古今同义词为书写格式。为使读者易于了解此意，特在引文中加入方括弧内的“古”、“今”两字。

本主帖作为资料帖申精。